追 随
我的外公李德厚从麻纺厂水塔的梯子上下来之后，终于决定告诉自己的姐姐，我的外婆纪文秀已经去世了。他花了很长时间做出这一决定，天还没亮的时候，他顺着梯子爬上去，坐在差不多水塔中间的高度，直到黄昏浸染一切。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瑟缩在棉大衣里，在地面上和水塔一起投下影子，万物静止，好像他的时间也结束了。是小姨最先在水塔上发现李德厚的身影，她流着一头汗，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我和妈妈跟在她身后。水塔外是一整片倒闭的工厂，脚下还有一条堆放着垃圾、散发着臭气的蜿蜒小河。小河本来是大河，在工厂倒闭后的几年里，大河带走了一些人，流动的去处被封上，留下一个细小的口子，河水一下子少了一半，变成了小河。
李德厚父母在他幼年时死于饥荒，李德厚的姐姐，我的姑婆，是抚养他长大的人。之前给外婆上坟时，我看到李德厚在墓碑上刻下的红名字，因为不知道自己生日，旁边写的鬼节三月三。李德厚从水塔上下来后，宣布自己要回老家，妈妈和小姨都沉默了，但由于害怕李德厚再次爬上水塔，不知道是她们中的谁先点了头。小姨说要陪他一起回去，李德厚摆着手拒绝，毫无商量的余地，从衣柜抽了一个包，低头收拾行李。妈妈在门口堵着，不让他走，他甚至出不了卧室。妥协之后，她们选定我陪他，实际上是看守，李德厚勉强同意了。路上我帮李德厚提着包，问了他几句话，他只是应答，坐到车上时，我们就像两个陌生人。
终于，车到中途时，李德厚打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默，和我说起话，我甚至有些紧张，怕他要随时自己下车。然而他告诉我的是，他年轻时去过很多地方。比如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他跟着学校队伍，到北京一两个月，住在东四十条，还参观过我们大学，搞大串联。他记得那时广场上的人们排着又长又宽的队，能看到城楼上的毛主席向他们挥手，他在其中欣喜地昂着头，大踏着步子，感到周围是一阵人群形成的暖流。之后他又去过广东，站在深圳画的圈旁，清澈又潮湿的空气中，看着那里许多刚刚兴建的低层楼宇，比起镇上的也高不了多少，感到自己的命运即将发生改变，心情也是相同。
李德厚家乡位于丰乐河、杭埠河、小南河交汇处，连接三个县城，其中一个就是他后来栖居多年的县城，那里更为发达，新修建了很多工厂，从北京回来后，他没有回家，选择成为当地麻纺织厂光荣的一员。进了写着镇名的大门楼，就能看到一条宽阔泛绿的河，如主干道贯穿着所见之处，各种各样的船只像车辆一样在上面行驶。陆上建筑，白墙青瓦，檐角飞起。我们踏着的狭窄道路，铺长条青砖，缝隙里长满了苔藓，道路交会的巷口，最细处只能走过一人。
这条街上每户人家门口挂白色纸糊灯笼，一面写姓氏，一面写家族门属。有的写郡，有的写堂，李德厚停下步子仰着头，一家家看去，我以为他在街上寻找姐姐，但发现他的眼神几乎在每一家门头漫游。李德厚说，这里堂小郡大，他所在的陇西郡是大家族，还有仁爱堂，是小家族。他们家以前在街上卖爆竹，店面在“土改”时被收，走到原址时，看到里面短头发女人戴眼镜，四十多岁样子，穿着印红粉牡丹的围裙，向人吆喝叫卖茶干。李德厚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去和女人搭话，甚至还加快了些脚步，目不斜视，在路上笔直地经过，我只看到一个写着“陇西郡”的白灯笼，灰扑扑地荡在门头。
李德厚的姐姐家原来在一条巷后，没有河流的大片宽阔地带，已经是现代小区的模样，铁栏杆围着几排高楼。保安在小屋子里低头打瞌睡，我和李德厚等在小铁门的入口，直到里面有人出来。在敲姐姐的家门前，李德厚就对我说，不要多话，她有神经病。等门打开时我屏住呼吸，看到一个矮小的老人，整张脸缩成一颗枣，短发全部竖起来，如同一团灰白色的火焰。她的嘴抿着瘪下去，蠕动着，见到李德厚和我，开口却没有打招呼，只是热情地问着吃没吃、多久来的，护工从厨房匆匆赶来了，扶着她颤颤巍巍躺回床上。
李德厚解释了很久，他是她的弟弟，而她一直说她知道，她早就知道了。她又问李德厚，那你哪里来的？李德厚说，麻纺厂要拆迁了，他从口袋里取出钱包，关节粗硬的手指捏出一张粉红色的票，颜色恰似我小时候喜欢的糕饼的油纸。他姐姐就说，新房子不要给小孩，自己换大房子住，以后她会搬过去和他一起住，就像小时候那样。她一躺下，不再与李德厚对话，又开始絮絮叨叨说她的孩子，那些故事我已经听过。女儿去了北京，出人头地了，现在她住的楼房是女儿买的，但儿子很早就去世了，剩一个孙子，她想把街上的祖宅给他，女儿不肯，说护工的钱也是她出的。其实她的孙子很早就去外地了，她还以为他在街上住着，随时会回来。
李德厚静静地看着她，点头，帮她整理下靠在背后的枕头，我不确定他是在听她说话，还是只是盯着她的脸，我想起他本来就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外面的院子落下来什么，楼上晾的米黄色的棉毛衫，沉甸甸地发出响声，像一只落地的动物。李德厚的姐姐要出去看，端来茶的护工拦住她，茶水洒了一地，溅到我的脚上，又慢慢流淌进床底。护工捏着她的胳膊，想要骂她，但最终只是皱着眉头去捡杯子。姑婆不说话了，安静地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还能看见眼球在眼皮下滚动，嘴里念念有词，像是一段经文。
护工告诉李德厚，他姐姐以前疯狂地拜神，给当地寺庙捐了许多香火钱，可是儿子死后，她就再也不信这些，最近又开始信，是因为她的腿坏了。她去年被诊断为抑郁症，从二楼走廊往院子里跳，装了一个人造关节。她不愿意坐轮椅，在家里摆了神仙，听广播里念经。那神仙像是一位穿着红粉褙子墨绿褶裙，飘着缎带的女性，慈眉善目，白色陶瓷皮肤，笑盈盈的，不同于其他许多神仙，她的手垂下，手里空无一物。
李德厚的姐姐闭上眼睛，呼吸越来越平缓。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眼神涣散，不知道在想什么。最终李德厚准备带我走，就像年轻时一样，再一次逃开他自己的决定。而当我们就要走出房门，李德厚的姐姐突然醒来，从床上坐起，声音洪亮地喊我们留下吃饭，李德厚摆手，推着我出去。他姐姐又问，明天还来吗？李德厚说，下午就走。她突然叫了一声，德厚，问他，你和文秀怎么样了？李德厚不打算坐回去，垂着手站在门口，低声告诉她，文秀已经去世了。
我看见李德厚姐姐的嘴唇在微微发抖。她说，我真作孽。她瞬间换了个人，清晰地吐出每句话。她弯腰，几乎是折叠着身子，把自己往靠垫上移了移，想要下床，说，我得拜拜。护工按住她，不让她乱动，说你再折腾就要死了。她们纠缠了一会儿，护工死死捆住她的手，等她不再挣扎，又轻轻抚摸她的手背，盖好她的被子。李德厚始终没有走过去，我用余光瞥去，他的双眼发红。等他姐姐终于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沉默了，直到她说，英子搬回古南街了。李德厚怔了一下，她又重复了一遍，脸上所有的线条都呈现着向下的趋势，她说，英子搬到古南街了。李德厚点点头，说，好。他姐姐又说，要拜拜。李德厚最后点了一下头，终于带着我离开，他的步子很慢，出门时擤着鼻子，本来被他聚拢在头顶的头发被风吹散，我看见他几乎没有头发的一块头皮。
当我跟着李德厚进了仙姑庙，看到这里的黄泥子墙时，仿佛回到了那面相同高矮、几乎熏成全黑的墙壁前。火焰燃烧，黄裱纸的碎屑飘走，黑色的焰芯指向另一个世界。纪文秀下葬的那一天，李德厚整理着剩下的纸，让我对她再说说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希望她不再有任何感觉，也就不会再有任何疼痛。我讨厌燃烧的气味，也从来不相信彼岸真的存在。而当我现在走进庙里时，看到墙壁前的红花酢浆草和小青菜种在一起，狸花猫在墙头蜷卧，墨色的香炉前，人们拥挤在院子里，吵闹着祈福新年。香火味中的空气也是如此浑浊，我恍惚感到这或许就是黑墙对面的另一个世界。这里的石牌写，光绪二十五年，江西一位女道长到老字号中和祥糕饼店显灵，后院金光闪烁，设仙姑牌位。牌位前小铜炉里插满了香，烧完的灰掉在桌上，摔成几截。我四处寻找着仙姑的塑像或画像，只看到一个木架子床前的踏板上，一双玫红三寸绣鞋。
英子的全名叫洪兰英，是一个全家人遮遮掩掩的名字，李德厚告诉女儿们的说法是，她是他的中学同学，她家于他有恩。而妈妈和小姨都知道，在英子父亲古南街的宅子里，李德厚在和她订婚的仪式上，没有进门，半路神秘地逃走了。有人说看到他跳进了丰乐河里，能憋很长时间的气，一直看到水面有气泡冒出。有人说他躲在粉蒸肉菜馆的厨房里，那里肥胖的厨师围着油腻的皮围裙，将他轻易地隐没其中。更多的人默认，李德厚在洪兰英父亲的帮助下外出求学，其实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说他逃走只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逼他回头。而唯一知道真相的洪兰英父亲，在流言蜚语和女儿一直未嫁的遗憾中，患病过世了。
李德厚的姐姐在这里独自承受了一切，而她受到的所有指责，未来都以尖酸刻薄的攻击，还在我的外婆纪文秀身上。纪文秀是家里派出参加上山下乡的青年，和李德厚在隔壁县的麻纺织厂自由恋爱，她剪着短短的头发，强健的身体可以搬重物、挑粪桶。李德厚的姐姐说她是男人婆，不流月经的人，“比英子差到哪里去”，纪文秀看都没看李德厚一眼，只是冲过去，和她扭打起来，拽她的头发。最终是李德厚的姐姐逃了出去，纪文秀警告她，“一辈子别想再见二次”。
也许就是从那之后，李德厚彻底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过去的生活在这个新世界里也追上了他，让他再也无法和两个最亲密的人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在自己的家里也是近乎隐形的人。那时工厂还没有倒闭，李德厚还没有退休，即使他下班回来，和家人也很少说话，否则就是与纪文秀争吵，然后让旷日持久的冷战占据生活里的大部分日子。白天太阳好的时候，老房子暖黄色的空气里，对我来说，只有外婆和小姨的声音。
我的妈妈很早就去外省的大城市当小学老师，只会在每个假期，给我带回她没收的一大桶班上学生的玩具。外婆因为年轻时在路上狠狠摔过一跤，腿脚不好，总是让小姨带着我出去玩，小姨就骑着一辆外婆以前的女式自行车，驮着我到处跑。我有时候坐在车篮里，有时候在后座抱着她的腰，人们都以为我是她的女儿。
在小姨出嫁前，我不记得她谈过多少次恋爱。每几个月，就会有不同的男人跟在她身后，他们有的头发长长的，穿喇叭裤，个子比小姨还矮，有的戴墨镜，梳着刺猬头，叼着烟见了外婆，被赶了出去。他们都喜欢在县城最高的百货大楼给小姨买衣服，多半是红色和淡粉色，有时是鲜艳的明黄，袋子里还有一些皮筋、花铅笔、有香味的橡皮，都是给我的。早些年外婆劝她赶紧安定下来时，她嗤之以鼻，几年后她居然单身了大半年。最后她和一个高中同学结婚，上学时他就对她表白过。
大概只过了两三年的样子，他们的婚姻就失败了。不过不同于妈妈，小姨之后一直都不是一个人，经常会从住处回来看我和外婆。外婆经常问她住在哪里，小姨支支吾吾，为了转移话题，她就问我，过得还开心吗。我就说在楼下玩的时候，工厂里的男孩总是欺负我，说我是没有爸爸的孩子，把沙子往我身上抹，这时外婆拍拍我，让我别再说了。后来，外婆不再让我去楼下工地，自己一瘸一拐地拉我去别的地方玩。我们冬天去工厂活动室外、石头做的乒乓球台上堆雪人，夏天去还清澈的河边摘荷叶，我把荷叶举过头顶，假装自己是躲在下面的一只青蛙。
在人矮小的时候，能清楚地看见地面上、水里的许多种生物。在浮萍边缘，有许多种浮在水面、四肢纤长的虫子，而岸边的虫子则形态各异，总是带着盔甲，我经常因为好奇去踩，或是踏入河边的淤泥里，用脚拨开水面。外婆蹲下来阻止我，为了提示我河边的危险，她指着这条河，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曾去河里捞设备，腿上沾了许多蚂蟥。她一开始不懂，用手去拔，剩余半截蚂蟥，在腿里出不来。她给我比画过蚂蟥的形状，形容它黏答答的质感，教我如果进了皮肤，一定去拍，不要拔，我听了也觉得害怕，用力拍打大腿，问她做得对不对。只是后来我再也没见过蚂蟥，直到现在也没用上。
我曾问过外婆，为什么外公总是不回家。她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能在一个地方久待，总有别的心思，年轻时差点就离开了她们。在小姨还没出生，妈妈上托儿所的时候，改革开放政策变动，李德厚深知工厂即将倒闭，准备去广东捞金，被骗进了传销，一年都没有音讯。开始零星有几个电话，说用别人电话卡，不敢多说，一个月之后，彻底没了踪影。外婆一下班，或者不上班的周日，就从工厂的托儿所接回妈妈，在县城最大的广场上，拉着妈妈，绕着中间的圆形大花圃，一圈圈地转。一路上，她们和熟人打招呼，问外地的消息，看到形貌粗陋、满脸胡子的乞丐，都要跑过去看两眼。
李德厚走时，纪文秀有身孕的肚子已经显形，后来肚子越来越大，依然挺着腰，拉着妈妈东奔西走。借寻找李德厚的理由，她们去了好多好多地方，还去广东旅游了一圈。那时的妈妈甚至觉得有些开心，曾在纪文秀的病床边反复提起，她感到纪文秀肚子里的弟弟或妹妹，都因为那些微小的旅程而愉悦、静谧，不再踢妈妈的肚子。
但妈妈还记得，那时她的手里老抓着一枚夹子，是李德厚走的那天，从家里窗帘杆子上取下给她玩的，她没有还回去。李德厚走后的半年之内，她很开心，每天可以围着纪文秀肆无忌惮地大声说话，听她肚子里的声音。但时间久了，她就经常将这枚夹子攥在手里，生怕丢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纪文秀取下了妈妈夹在手上的夹子，看到她食指上的红印，将她送到了隔壁邻居家里。之后纪文秀上桥越过工厂边的那条河流，从车棚里取出单车，沿着下完雨后泥泞的小路，只身往李德厚老家的方向骑去。或许是仙姑在阻止她，在她刚刚经过镇子的界碑时，天上降下瓢泼大雨，顿时湿了她一身。然而纪文秀毅然蹬着自行车的踏板，脚下几次打滑，就下来推车步行。当她侧身下车那一刻，车轮卡在石砖缝里，纪文秀的身子侧倾，护住自己的腹部，用侧背着地跌落。猛烈击打青石砖的雨，又毫不留情地砸在她的身上，她捂着肚子蜷缩着，雨水一遍遍地冲淡着流在地面的血迹。
李德厚带着我离开仙姑庙时，天上也下起了雨。本来是一丝丝的细线，后来骤然变成硕大的雨点。我们赶紧上了附近的一座桥，桥的正中并排有四个亭子，积蓄的雨水流向它们的四边亭角上，在空中洒下窄小的帘幕，落入河流时消失不见。在桥上他告诉我，女道长其实是黄鼠狼精，中和祥为了防止别家偷米偷面，把黄鼠狼编成了仙姑。亭子里还坐着几个游人，吃东西留下的垃圾扔得桥面上到处都是，他们听见了他说的话，半信半疑地看着他。还有一个扮成孙悟空的人四处揽客，眼皮描金，披着红斗篷，装成电视剧里的声音，要拉着孩子们照相，孩子们往他的身上弹水，都躲开他。
李德厚停在水边，看着水里经过的游船。船夫已经不用划桨，用一只手操纵着电动引擎，大声吆喝，支起船篷，让船上的人穿好橙色的充气救生衣。我也往李德厚看的地方望去，藏在旅游纪念品店和特产店之间，渐渐显露出一些院落，白墙青瓦，棕褐色木门上都悬挂着铜狮拉手，木门被雨点一层层染成深色。在雨落不进去的阴影里，一切都静悄悄的，好像青灰色石砖的尽头是一片潮湿的、彻底的虚无。
也是从这里开始，进入巷子的几个老迈妇人加快了脚步，她们或扎着发髻，或一头灰色短发，提着篮子，用手盖住了篮子上的染布，身侧拥着她们的青灰色砖墙，在雨水的阴影中发着逼近崭新的幽光。花布匹、晒干的水产、塑料盆、装着茶叶的铝桶，安静地藏在店面里，在雨水中镀上了一层雾蒙蒙的颜色，似乎并不存在于现在的时间。来自远方的吆喝叫卖声里，小毛竹巷上，我好像依稀见到年轻时的外婆，扎着两条粗短的黑麻花辫子，垂在耳朵两侧，穿着灰蓝色布棉袄，一个人从仙姑庙的烟雾中走来。
纪文秀失了胎儿的半年之后，李德厚还没有回来，那时的纪文秀日益衰老，长出了脸上的皱纹和头顶的白发。纪文秀从此再也不骑自行车，就如同妈妈害怕夹子，如同死去的孩子害怕雨水。当她乘车再次来到三河镇时，李德厚已经从南方的警察局出来，踏上了回家的路，汽车在他们面前都扬起了巨大的灰尘。他们的影子越靠越近，就要填满他们所失掉的孩子留下的巨大缝隙。当李德厚站上了拥挤的火车，纪文秀背着一个布袋，在仙姑庙的牌位前跪拜。纪文秀从庙里走后，顺着如今李德厚和我相反的行迹，来到了李德厚姐姐街上的旧宅。
那是李德厚的姐姐将要丧子的前两年，她的儿子因为病重时时住院。纪文秀和后来的李德厚一样，站在他姐姐的门前犹疑不定。重病的儿子与失踪的弟弟，这个女人所面临的接连不幸让纪文秀心生苦涩，轻轻敲响了门，而李德厚的姐姐看到她时则不知所措。开门时纪文秀看到的除了面前发誓不再见的人，还有一个她原本以为自己会记恨一生的人，坐在沙发上，抱着孩子喂奶的洪兰英。
洪兰英的头发蓬乱，看到纪文秀进门，将衣服扯上，盖着胸脯。李德厚的姐姐领着纪文秀坐下，面前几个铁皮桶和茶叶罐，里面放着饼干和米棒。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看起来心事重重，谁也没有先说话，直到有微小的哭泣声传播开来。一开始是一只蚊子叫了，嗡嗡地飞着，萦绕在她们耳边，然后是呼啸吹过的热风，从半掩盖的窗户里钻进来，惊扰了笼子里扑腾着翅膀的鸟。最后哭出声的是谁，她们谁也不知道。
父亲死后，洪兰英在三河镇再嫁不出去，只好一个人嫁到很远的村庄，她的丈夫是一个此前完全不认识的男人，有一屋水泥砌的猪圈，住的房子上盖着茅草。那时的洪兰英已经生了两个孩子，都是女儿，大的五岁，小的三岁，她如今怀里的孩子，出生已经半个月。洪兰英独自生下了这第三个女儿后，几乎一直躲在屋里，不敢叫村里太多的人知道。她的丈夫在外打工，已经快一年没有回来。她知道他不会再养第三个女孩，路过打水的井、浮萍太满的池塘，从不敢往里望。洪兰英走投无路，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只能千里迢迢回乡，找到李德厚的姐姐，想让她收养自己的小女儿。
离开李德厚姐姐家后，纪文秀在丰乐河边站了很久。然后她蹲在地上，看河里自己的影子，水面又出现了被血一丝丝染红的幻影。她把那个想象中的孩子放入了丰乐河，曾经李德厚在订婚时藏身的地方，让她感觉到他仍然活着。孩子哭完就笑，似乎是闻到了父亲的气息和母亲的血，安然入眠，他终于从她内心深处逃脱，随着水流和微风而逝，自由地去往仙姑那里，或是其他去处。水面波光粼粼，刺痛眼睛。纪文秀回头找到了洪兰英，抱养了她手里的孩子。
那就是我的小姨。
因为久吹不散的风，更多的树叶，还是绿色的时候，就从树上掉下来，有一片砸中了我，那脆弱的绿色让人不忍心再向前。在我小时候的这个季节，工厂墙面上的爬山虎也匍匐着这样一层淡淡的灰绿色。那时，外婆那寒冷的职工宿舍对我来说还很大。白天，飞絮在透过玻璃的阳光里轻盈地飞舞，晚上，木框窗户外，深空里有无数邈远的星星。外婆经常抱着我，坐在窗边给我讲故事。
故事里美丽的仙女，下凡洗澡的时候被偷了衣服，后来与牛郎成婚，重被抓回天上、被惩罚，最后变成了天上的星星。记忆里织女的脸，在我的心里，一直是小姨的形象，后面再听到嫦娥、七仙女、田螺姑娘，那些长得漂亮但身世悲惨的女人，都是如此。小姨总是在夏天穿着长长的裙子，给我梳好繁复的麻花辫，不同于一直短发的妈妈和外婆，她总是有办法把自己变得更像电视里的人，电视台里儿童节目的主持人，或是电视剧里刚谈恋爱的少女。我知道自己长得不算好看，但是每当和小姨站在一起，我就感觉我也变成了一种鲜活靓丽的颜色，那些投向她的目光，也同样会善意地投向我，我享受这种感觉，好像我永远不会长大，她就永远都不会老去。
小姨之后也一直没有结婚生孩子。早在我出生后，她就从外婆手里接过我，给我换尿布，大一点她接送我去幼儿园，我更大的时候，她辅导我趴在外婆家小小的木桌上写数学作业。而远方的妈妈，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遥远的名词。妈妈总是穿深色的职业装，用低沉严肃的声音和我说话，在她回家的短暂时间里，告诉我不可以做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每当妈妈回来的时候，外婆就会对我格外好，几乎像求着我，让我多和妈妈说话。可我总是想躲着妈妈，甚至在入学的表格上写不出她那复杂的名字。
在那个夏天，妈妈在假期前提前回家，她决定把我接到她的身边。那是一个盛大的下午。外婆和小姨一大早就起来，铺展新洗的床单，蓬松枕头，去买新的牙刷、毛巾，还有一只淡粉色的浴帽。然后她们再把我最大、最结实的书包找了出来，给我提上了一只小小的箱子，为我要带哪一些衣服而争论不休。外婆说带点暖和的衣服，天冷了来不及买，而小姨说要带好看的，她不相信我妈妈的眼光，她买的才好看。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她们将衣服叠进箱子，还没意识到明天我就要出发，去往另一个我不熟悉的世界，不知道它会更好还是更坏。
到了晚上，她们带我一同进行了最后一项，几乎类似一种仪式，收起家里所有的夹子。先是给我扎辫子的发夹，五颜六色的，全都从洗漱台上拢到盒子里，放进箱子。然后是外婆晾晒衣服的铁夹子与木夹子，还有小姨封存干果袋子的长嘴夹，它们都被放在一个小口袋里，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藏到柜子的顶端，没有人会注意的地方。当她们把口袋封起，我偷偷留下了一只用来晒被子的长尾夹。它通体淡蓝，长得像一条鱼，嘴巴尖尖的。我举着它，在灯光下面晃动，墙上就会投射出鱼的影子，游在被我画下涂鸦的白墙上。直到小姨发现了我手里的夹子，伸手要拿，我匆忙地把它藏在身后，那时，夹子中间控制开合的铁丝弹了出来，像是这条鱼长了尖锐的牙齿，咬到人就不放，铁丝在我的背后戳进了手里。
当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小姨背起了我跑出家门，外婆抓起钱包，紧紧跟在后面。我举着那只手，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任凭血淌到小姨的领子里，染红她浅色的衣服。小姨边跑边哭，她的泪水又顺着脸颊滴在了我受伤的手上，和血融在一起。外婆急着步子，先走到马路边，伸手要拦过路的三轮车。小姨的哭声太大了，路过的三轮车停下了，车夫看着这样的情状，不敢载我们，弯腰道了歉就走。于是小姨只能继续往诊所的方向奔跑，外婆急切地跟着她，用她的手帕按住我的伤口，我们三个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影子，在跑动中等待着另一辆三轮车到来。
雨水终于静止在高高的空中，透明地凝视我，那就是我离开外婆和小姨前的最后一晚。我手上留下的伤疤，表面还蕴藏着一些感觉，是一种由内在传出的温热。李德厚带我走向那扇门，在整条古南街的尽头，和前面的所有门相比，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可是当我们真正站到它面前的时候，一切又发生了隐秘的变化。虽然我们看到的，只有门口几竿稀疏的竹子，因为站在屋檐下，淋不到水，叶片半白半绿，轻轻摇曳，几乎遮蔽了窄门。大门的木漆剥落，露出里面浅色发黄的芯。只有门上挂的灯笼是较新的陈设，黑字边缘清楚，颜色明亮，上面一面写着“洪”，另一面写着“仁爱堂”。
李德厚静静地站在对面香樟树的影子下面，直到太阳重新从云层里挣脱，普照大地，直到院子里伸出的树枝被檐角滴落的雨水砸响，像人的手臂一样晃动。
从三河镇回来后，我把李德厚送回了家。他脱了鞋袜和外套，穿着棉毛衫安稳地躺在了床上，让我看会儿电视。我还没走的时候，就听见他轻微的呼噜声。去找妈妈和小姨之前，我停留在了工厂的水塔旁。在麻纺厂还没倒闭的时候，每当纪文秀和李德厚生气时，她就会夺门而出，女儿们会在水塔上找到她，听她哭诉，直到她们抱在一起。
当我踏上第一步台阶的时候，生锈的铁楼梯还很滑，踩到的雨水湿了鞋子。楼梯旁的螺丝钉已经松动，暗红色生锈的楼梯之间透出的空隙，切出了一个个细长的深渊。在过去，这座水塔和河流扮演着相似的角色，有人顺流而下，还有人在高处降落。在他们去世后的第二天，他们的一生，就会在工厂里认识他们的人口中一一浮现，就好像重新又活了一遍。在外婆去世后，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是，我也曾学着她，一次次地登上这座水塔，直到最后一次，小姨和妈妈在这里找到了我，告诉了我有关家族的一切。
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天。窗外飘着灰色的雨，李德厚把我从睡梦中喊醒，我的被窝像沼泽。来不及穿完全部的衣服，我的一只手没有穿过毛衣的袖子，那只空荡的袖子就在风中飞起来。他拉住我的另一只手，他的手心既硬又冷，颠簸之中，我摸到那只手外侧的皲裂，感觉就像一层壳。周围的所有事物迅速掠过，我们上了一辆黑色的车。在车内轰鸣的暖气里我穿好衣服。司机神色严峻，全身漆黑，只有车窗前方的挂饰，一路清脆地响着，一尊金色的菩萨。
医院环绕的消毒水气味中，突如其来的冷白色的灯光里，干净的浅色走廊像镜子一样反射着我。护士们一手握着圆珠笔一手拿着记录板，最外面披着线衣，在暖气片旁走来走去，帽子像高高低低飞舞的鸽子。在走廊尽头青色的门前，李德厚把我拉住，我看见妈妈跪在地上泣不成声。青色的门打开，小姨跑出来，蓬乱着头发，蹲下抱住妈妈，她们的鞋子碰撞在一起，鞋跟都没有提上去。小姨比妈妈先站起来，抹着眼泪向我和外公走来。
外婆在去世前，除了喊我妈妈、小姨的名字，最后喊的，是自己的母亲。那一刻我忘记了难过或害怕，只想起小时候，外婆就告诉过我，母亲曾因为她是最小的女儿，在她五岁的时候，将她埋进粪桶，可最终又痛哭着把她救了出来。
我终于坐上我们全家人都再熟悉不过的那级台阶，舒缓的风吹拂在脸上，就像来自远方的一个轻柔的吻。那些长相相似、排列整齐的楼房都连在一起，全是一片水泥的灰色，快被重新出现的阳光晒到干裂。被雨打湿的衣服和床单，又被晾在窗外，在灿烂的阳光下，五颜六色的，随着风自由地飘动，像许多只翅膀长度各异的蝴蝶。在一大片低矮的楼房之中，落寞地矗立着许多不再出气的烟囱，就要触碰到天空中垂下的巨大的云。
那云里好像存在着另一个世界。
逃跑的人
如果时间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父亲十六岁，他会出现在新疆乌什塔拉，一个核试验基地旁。父亲正在戈壁滩上和大部队一起拉练，每天跑步五公里。他穿着白色的老布背心，因为多天没有换洗而发黄变硬。行程过半，大部队已经消失，战士们零零散散，气喘吁吁，有的则在班排长看不见的地方勾肩搭背，互相搀扶。我父亲身姿矫健，背阔肌宽厚，上半部分前倾，健步如飞。他的面前和身后已经都不见一个人，于是停在了戈壁滩的一处断崖前，看见了令他铭记一生的画面：远处低垂的落日，厚重的橙红色，有着不刺眼的、边缘清晰的轮廓，在那片矮到近人的天空上燃烧。远处吹来了一阵风，那太阳的边焰被吹动，朝我父亲扑面而来，他寸头里紧抓着头皮的沙砾被吹得松动，突然感觉胸前有一种裸露的寒冷，下一秒又因为太阳的直射而炽热起来。他的背心明明浸透了汗水，却因为瞬间被太阳晒热、被风吹干而像纸片一样破碎，碎片有的被吹到他的身后，有的落下崖去。我父亲摸了摸他的深绿色涤纶短裤，同样因为潮湿而过于厚重，于是他把短裤脱了下来，攥在手里，把里面的水拧干，继续向基地跑去。
一天的训练结束，父亲回到宿舍楼时已是黑夜。父亲的同乡战友、至亲好友陈贞德睡在他的上铺。那个铺位本来属于我父亲。为了方便夜里叫人换岗，又或许是为防止有人偷偷摸摸逃跑，每个铺位都贴上了无法被撕下的名牌，晚上睡觉不许拉窗帘，巡逻的手电筒在半夜来回往里照。而不远处核试验基地的灯光，也在同样的时刻悄悄潜进房间。后来我父亲描述，那是一种没有温度的光，和会发热的白炽灯光完全不同，白得有些发蓝。在上铺时，当他侧身朝里，那片光就投在白墙上，再反射向他的脸，他觉得胡须都因此放缓了生长。胡须或许还是小事，他在被子里摸了摸他身下的那个物件，又搓了搓，反复数次，都没有硬挺起来，顿时冷汗出了一身。
为了换铺，我父亲、陈贞德曾和班长大打出手。班长敲着父亲铺位上的名牌发了火，把他的被子扔出窗外，喊着不睡就滚。是我父亲先动的手，班长穿着迷彩短袖，被打后捂着眼睛，指着我父亲的鼻子撂下狠话，他妈的这个狗蛋处分老子让你背定了，看看他妈的你狗命长还是老子命长。话音一落，血成一条细流，顺着他手指的缝隙流下，再铺展染红整条胳膊，让我父亲顿时不知所措，招架不住，也只能他妈的他妈的回骂，手里却还不敢停下，只是不知道拳头该往哪个部位挥。
宿舍四人剩下一个，因为老被班长敲头但面无表情，外号方铁头，此时也站在一边，身子尽量往墙角的阴影里缩。陈贞德一把将他领子提住，人拉到跟前，对准脑门一顿乱拳，方铁头还是没反应过来，好像他感觉不到一丝疼痛，竟在那不动，任由陈贞德挥拳。陈贞德见状，对他道一声对不住兄弟，也朝方铁头的眼睛挥了过去。方铁头的眼珠好歹柔软，痛了就立马号叫出声。此时，巡逻兵手里的大手电筒一下子射进窗户，炮一样粗细，光也强烈，把几张脸都照得惨白。陈贞德集中精神，忍痛咬破食指，把血抹脸上再回头，盯着那道强光后面看不清的黑影，脸上表情夸张地惊惧，心里却明白，这事成了。
被放出狭小漆黑的禁闭室时，父亲和陈贞德的身上都有一股尿骚味。一见面，陈贞德就问我父亲，检讨怎么写的，父亲笑着，神神秘秘地说，我举报陈贞德同志为了不让战友背处分，故意打人。陈贞德也笑，说，写得好，这叫法不责众。一同出来的方铁头在后面听到，踢了他们一人一屁股，两人都没还手，捂着屁股跑。一直到了人多的地方，几个人自动列成一小队，整齐划一，隐入大部队的人群中。自此之后，陈贞德变成了我父亲的上铺，那冷硬的白光终于反射在他的脸上。我父亲和陈贞德在食堂吃饭，还偷偷问过他那个东西的情况。陈贞德不顾周围人的存在，故意放大声音说，硬得很，梆梆硬！举起自己的手臂，好像他的那个东西比肱二头肌还硬。
但后来，不论是白天那片炽热的日光，还是晚上核试验基地发出的白光，在我父亲的脸上都只滞留了一年。在一个无法察觉其重要性的普通训练日后，一辆黄色迷彩越野车，挂着红字头的车牌，拖着又浓又黑的尾气停在了他们面前。从后排走下的人穿靴子、戴墨镜，肩章两杠两星，连长列队，带着战士们喊完“首长好”之后一片寂然无声，太阳照射地表干裂。首长站定，眼睛扫视一圈，抖动着手里干干薄薄的一张文件，向这群年轻的战士用带有乡音的嗓门大声宣读，断句凌乱而不知所云。最后他合上那张纸，应该没有读完，清了清嗓子，说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如同领取巨额彩票的签字书，缓缓在他们面前展开：发射基地需要基地输送人才，报名留下、身体素质达标的战士们将改变自己的未来，成为航天员、工程技术员，历史伟大的一部分。以后发光的，将不只是那座核试验基地，而是连同着数千里整片被照亮的戈壁滩。
父亲自小恐惧火焰，在中年之后他甚至难以直视傍晚已不刺眼的太阳。他解释他坚决离开的最大理由不只是他偶然得来的小道消息，还有那即将可能燃烧的火箭尾焰，一定会比核试验基地的白光更加刺痛他的眼睛，和之后的整个一生。他也决不会没有告诫劝阻那唯一的同乡、至亲好友陈贞德也彻底远离那片土地。第二天是最后一轮体检，医生手上的小手电照过我父亲的鼻孔、喉咙、他后槽牙上圆形的龋坏，和身上其他有孔洞的所有部位。当灯光照射我父亲的眼睛，他突然不住流泪，那次照射后，我父亲的眼睛再也不能直视过于强烈的光源。在朦胧的泪光中他看向三米外的c 型视力表，医生指向1.5 的那一排，然后是1.0，我父亲不住摇头，一直指到0.4，他突然把食指往天上指去，c的开口朝上。
当天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陈贞德与我父亲一班巡逻，陈贞德手里拿着粗大的手电筒，突然照在我父亲脸上，我父亲又一次因为突如其来的刺眼白光被晃得摔倒在地。陈贞德嘲笑他，怎么连他妈手电光都怕。父亲坐在地上，用手挡着眼睛，问陈贞德，体检过了没？陈贞德说，过了。我父亲说，我没过。陈贞德把他从地上拉起，甚至帮他拍了拍迷彩服屁股上的沙子。在那条返回基地的石子路上，白头鹀在干枯稀疏的树枝上发出鸣叫，遮盖了我父亲与陈贞德的低语。
我十四岁时第一次见到陈贞德，是在他父亲陈小泉的追悼会上。那一天，黑色的白日里下着暴雨，来往的亲友匆匆，卸下雨衣和伞，灵堂的地面潮湿一片。陈贞德黝黑粗糙的脸上满是沟壑，停滞着一种候鸟的神色，像是羽毛潮湿。他在追悼会凝结的空气里一言不发，所有的帛金记账都由我父亲代劳。在陈小泉的棺木快要合上的时候，陈贞德突然对着封棺人大喊，不许动。封棺人穿着黑衣，雨水从衣角滴落，闻声静止。陈贞德没有上前，只是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封棺人，眼里满是怒火，嘴里发出犬一般发怒时低沉的“呜”声。我父亲上去要拉陈贞德，却被他一拳打蒙，陈贞德自己也因为地面过于潮湿而重重地滑坐在地，从那以后他将不能正常行走。他本就因为训练而落下病根的盆骨又一次严重地骨折，那具沉重的棺木在这时才被合上。
打幡抱罐的陈贞德终于在那场大雨里流下泪水。他凭借着过人的毅力，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雨水混着眼泪挂在脸上，他以为我们没人发现，但是他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的表情尤为明显，比一般人放大百倍。也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陈真真，她穿着对她来说过于宽大的孝衣走在陈贞德的背后，像是陈贞德反射在雨水间的一个矮小又伤心的影子。在墓碑前磕完头后，她被挤在了前来吊唁的人群之外，朝我挤眉弄眼。我偷偷离开父亲，朝她靠过去。她低下头悄悄问我，你今年多大，我说我属兔，今年十四岁。她说，那你还是个初中生。我问她叫什么，她远远地指着陈小泉的墓碑，上面刻着她红色的名字，告诉我她叫陈真真，不是陈贞德的贞，是真实的真。
在陈小泉去世三天前，陈贞德本应出现在新疆赶往省城的火车上。但是阿克苏发生地震，火车停运，陈贞德没有狠下心坐飞机，没赶上见陈小泉最后一面。葬礼结束后，陈贞德一家去我家拿陈小泉落在医院的遗物。陈小泉曾是县城一个邮政支局的局长，一生勤俭，临死前仍然挂念着带去医院的家当，电吹风、榨汁机、煮面锅、勺子，叮嘱着不能因为染了晦气就扔。那时陈贞德的腿已经无法上楼，他手扶栏杆，高大的身躯几乎像一个猴子那样在爬，是我父亲勉强把他背上了二楼。当他见到了陈小泉留下的箱子，先是紧皱着眉头，把东西一样样列出来，比画了一会儿它们各自的形状，再一样样重新摆放进箱子，竟像俄罗斯方块那样紧凑整齐。正要盖上盖子，他似乎又觉得不妥，问我父亲借了抹布，把东西一一取出擦拭。
在陈贞德擦东西的空当，我看见陈真真进了我的房间，我有些紧张，不敢再进门。母亲将我推搡进去，说大人说话，你们玩，把房门在我身后掩上。陈真真手里正拿着一只蓝色的陶瓷小鸟，我书架上本来有一对，蓝的是其中一只。陶瓷鸟里薄薄灌上一层水，能吹出嘹亮的口哨。她摸着陶瓷鸟润滑光洁的身体，看着书架上的书与画。见我进来她问我，这些书都是你的吗？我点点头，她又问，这都是你画的吗？我说是。她用手去摸，上面凸起的颜料被蹭下来，她还来不及用手指碾碎，书架前后镂空，剩下的那只陶瓷小鸟被碰倒，跌落在地，身体四分五裂，只有黑色头冠还保持完好。陈贞德应声赶来，一下把门拉开，拖着他那条已经没救的腿，一步步将陈真真逼往书架的角落。当陈真真退无可退时，陈贞德的影子将她完全覆盖，而后几根清晰的红色手印清脆地印上了她深棕色的脸颊，她毫无反抗，饱满的嘴唇被咬得红肿，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落。我父亲和母亲一人一边，拉住即将倒下的陈贞德。父亲叫我赶紧出去，我回头看到蜷缩在角落的陈真真，还攥着蓝色的陶瓷鸟。
葬礼过了没几天，父亲执意请陈贞德和县城的朋友们吃顿饭。陈贞德坐在主位，父亲请客，坐陈贞德旁边，第一句问，什么时候走，陈贞德回，过了头七。其实父亲早就知道，是问给在座的人听。有人绕过来给陈贞德敬酒，喊他，陈大队长，陈贞德摆手，说，只是副大，没实权。那个人把酒喝完，亮出空杯，说，这么多兄弟，属你牛。陈贞德不太能喝，几杯下去脸就通红，只是皮肤颜色深，看不明显。酒局过半，陈贞德接到一个电话，他的身体因为酒精而过于沉重，没有离席，里面男人的声音快要震坏手机，他先是一言不发，而后低沉又短促地说，是，是。挂断后，立即有一层更深重的黑色将他整个人笼罩。桌上顿时寂静无声，停下筷子，十余双眼睛盯着陈贞德。他只管倒酒，先和我父亲碰杯，再敬周围一圈，对大家说，回了。最后一杯酒下肚，他站立不稳，坐下休息，而后趴在桌面昏睡，手和脸压住刚换的骨碟。后来我父亲知道，陈贞德所在的大队跑了一个战士，那时已失踪三天。
于是陈小泉头七那天，陈贞德已经离开。我父亲又一次代表他，陈小泉唯一的儿子，站在陈小泉的墓前。当陈小泉的亲友们围着墓碑哭泣时，父亲下坡，去墓园的水塘里洗抹布，再换一条路上坡，给陈小泉擦墓碑。他擦得过于仔细，陈小泉照片与墓碑之间的每一条缝隙都不放过，还没擦完，人们已经离开，在指定位置给陈小泉放炮烧纸。当晚，父亲一身烧纸灰味，回到家后一言不发，躺在摇椅上，给烟灰缸倒上水。母亲没再训斥他在家里抽烟，安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择芹菜。等母亲择完那盆芹菜，父亲在飘着的青气与烟雾里终于睁眼，说要带我上山。母亲面露不满，但最后仍然只是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等吃完晚饭。
父亲带我攀登春秋山时已经是傍晚，我原以为是他也想念起曾住这里的爷爷。春秋山并不高，在夏天，山里的空气十分香甜。乱石台阶上的长条马陆盘绕在一起，吓得我连连后退，躲在父亲身后，父亲也不护住我，只是径直朝山上走去。等我们上山，天已大黑，山上的小屋坐落在高大的电视塔边，像一具黑色的动物尸体。破损的门帘掀开后，飞走了许多和木门同一颜色的枯叶蝶。我父亲捞出一个满是灰尘的木板凳，打开面前的一个大屁股电视。里面的画面带着印痕，不断闪动，根本看不清播送的是什么，于是他用力拍打电视的屁股，用遥控器捣鼓不停。我来到屋外，发现了一个狗舍，褪色铁链尽头是一只沉重的钢项圈，狗已经不知所踪，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鸽房，里面仍然充满了鸽子屎的味道，但除了鸽子屎黄白色的痕迹和生锈的铁架外空空如也。
山上没有空调，我父亲调试电视失败后，在闷热的屋里坐不住。他把门帘拆下来，在院子里的电视塔下用架子搭了一个小蚊帐，地上铺凉席，喊我坐在里面。天上满是星星，比我以前见过所有夜晚的星星都要多。但我父亲说，他在新疆每一个晚上的星星都比这里还要多。我不太相信，可我坐在地上，仰视他宽阔的背，又觉得他不会说假话，他可是我父亲。他起身走到电视塔旁，又踱回来，要把席子拖过去。我先他一步，起身进入塔下，钢制结构在我头顶形成了一种四边完美的对称，在里面轻声说话，就有一种不属于我也不属于任何人的声音从头顶反射回耳朵，像从天边传来。我小声喊，星星，星星，就有无数星星砸落在我耳边，好像我已升空，在星星之间。席子拖过来坐下，我父亲做好了准备，告诉我他与陈贞德的相识，好像那时他就预感到陈贞德即将回来。
在发现这座电视塔前，陈贞德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报童，依照他父亲陈小泉的指示，把报纸从城关的这头，送到那头，走完当年他认识的所有地方，送完三百份就回家。当时他有一辆令人羡慕的墨绿色自行车，后座侧边绑着两个巨大的口袋。他摇起铃铛时非常神气，哼着小曲，在街上刻意挑着人多的地方穿行而过，在校门口放学的人流里，还蹭过我父亲的肩膀。而我父亲没有自行车，他得走五公里路后爬山回家。父亲当时就住在春秋山上，和我爷爷一起看守电视塔。
陈贞德发现电视塔的那一天，他的报纸还没有送完。他只是突发奇想，想看看我们的县城的边界究竟有多远。他沿着县城的主干道骑行，尽头是一条前往省城的岔路，就在春秋山脚下。这时他抬头，发现了一个结构漂亮的金属塔，甚至有些像画报上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在他眼里几乎高耸入云。他当即丢下了自行车与报纸，直着脖颈爬山，那座塔似乎向他发射着一种低沉到静默的巨大回音，隐秘地指引他往山顶去。
我父亲当时正在控制室里看电视，他脱了拖鞋，盘着双脚坐在凳子上，拿着一大袋米泡筒，不断往嘴里塞，吃得津津有味。当陈贞德爬到山顶，还来不及仔细观看巨塔，就被米泡筒的香味吸引，潜入电视塔所在的院子，趴到窗前偷窥。于是他惊讶地发现，我父亲看的电视不止一个，而是许多小屏幕，分别播放着不同的电视台，许多黑白的，甚至有几个彩色的世界，方正排列，平铺在我父亲的面前，而我父亲的眼睛从没集中在任何一个画面上，这让他在陈贞德眼里如同一个国王。后来在新疆，晚上七点，陈贞德和我父亲一起在活动室看《新闻联播》，轮到陈贞德打开电视，他按下遥控器后告诉我父亲，很多年了，自己一直有个幻觉，当看到电视画面由黑暗变成彩色，他就闻到了米泡筒的香味。
狗舍里的大狼狗睡醒了，它是我父亲的朋友大牛，它威风凛凛地抖动着身体上的毛发，闻到了陈贞德的气味，朝他吼叫着奔过去。陈贞德情急之下躲进了附近的鸽房，铁架子倒在了他的身上，在他的深绿色制服上留下了黄白色的粪便划痕。在铁架的轰然倒塌声中我父亲丢下了米泡筒，在那一天他认识了陈贞德。往后为了看电视，陈贞德总是跑来山上给我父亲家送报纸，有时还骑车送我父亲回家，一直到他十八岁离开县城前都是如此。无数个夜晚，当父亲和大他三岁的陈贞德坐在电视塔下，看着那辽远的星空，以及地上的县城黑暗一片，陈贞德像对待一个亲兄弟那样，劝诫我父亲，要离开这里，去外面，而且去了就不要再回来。
我第二次见到陈贞德是两年后，当时他四五十岁，携一家三口从新疆回到家乡。陈贞德回来第一天，我父亲就带上我，开车载他们一家去看陈小泉。陈贞德走在最前面，在墓前磕头时几乎面无表情，三声闷响，下坡后也不放炮烧纸。但一出陵园的门，他的腿立马完全卸力，一半肩膀塌下去，变成了一个几近残疾的人，而且再也没有恢复健全的状态。大人们走在前面，我一步步挨到陈真真身边，她仍然像之前一样走在队伍的最后。与上次不同的是，她戴上了厚厚的眼镜，身上还穿着新疆兵团二中的校服，红灰相间，袖子很长，她的手缩在里面，眼睛不看我，好像一株被突然移植的树苗那样不知所措。我先问她，陈真真，你还记得我吗？她小声地说，记得，又加快脚步，走到一瘸一拐的陈贞德身边搀扶他。她的身高没有变化，但已经比陈贞德高了一些。
在给陈贞德一家接风洗尘的宴席上，我父亲与陈贞德再次推杯换盏，这次父亲没再叫县城的朋友，陈贞德的话也多了起来。陈贞德说起那个逃跑的战士，三天后自己回到了基地。当他翻墙离开，渺无人烟的戈壁滩几乎让他发了疯，他找不到路也找不到车，走到了脱水。当陈贞德再次见到他时，他的嘴唇已经全部干裂，黑得发紫，整个人哆嗦不止，需要马上就医。陈贞德的怒火在那个时候平息下去，给我父亲打了电话。现在那个战士还留在新疆，自己却背了处分回来。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这岁数了，在哪不是一样。陈贞德说，可不是么，在新疆的时候想回来，腿也动不了，回来又失落落的。父亲接着说，失落落的不是从新疆走，是在部队几十年，回来就跟下凡一样了。这次陈贞德是真喝多了，他被太阳晒成深色的脸与我父亲浅色的脸，都变成一样的红彤彤。快喝趴下之前，他还和我父亲一起打着拍子唱歌，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陈真真在听到这首歌时抬起头来，眼里满是不安，可能是因为在基地，这首歌经常在早起、吃饭和睡觉前放。她的母亲短头发，鼻子很高，眼窝深深的，却自称并非维族人，神情也有些局促。我母亲坐她旁边，时不时找她攀谈着陈真真的上学情况，她说，都给老陈安排。
陈真真最终来了我的高中，插班上高三。她的班级在我楼上，当她的座位轮换到靠窗户的一侧，下课时，我想去和她打声招呼。因为别的学校有高中生跳楼的新闻，学校把高三一层走廊外侧用防盗网封住，窗户下半部分贴满玻璃纸，在特定的角度反射着彩虹的颜色，我在其中看到的自己的脸，变成了一个绚丽的球形旋涡。我从窗户的中线开始用步子计数，迈出去四五大步，应该就是最后一排。我迅速敲了窗户三下，又跑到教室后面踮起脚，在门上的小窗口里把脸露出来，让陈真真看到我。我看见她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左手缩在新校服的袖子里，在很认真地做题。班上没有老师，但仍然一片寂静，只能听见窸窸窣窣移动椅子的声音。我压低声音喊她，陈真真，后排的所有同学都转身看向我。陈真真站起来，把手伸出袖子，想和我招手，她的新校裤盖过脚面拖在地上。这时，戴着倒三角眼镜的班主任正好进了前门，看到我和站着的陈真真，踩着高跟鞋气势汹汹地朝后门走，想要抓我，于是我像一只屁股被点燃的兔子那样跑下楼去。
有天放学后我刚出校门，看到陈真真背着沉重的书包，逆着人流费力地挤过来，她告诉我她已经很久不上晚自习了，要去医院看陈贞德，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想这可能是陈贞德的意思。陈贞德刚住院时，我父亲曾带着鲜花果篮去看望他，但被他拒之门外。在病房门被护士强行打开后，陈贞德亲自拄着拐杖走到病房门口，大声对我父亲说，只要不死就不要过来。我父亲离开没走几步，就听到身后摔门的一声巨响。
陈贞德的医院和陈小泉当年是同一所，住院部是县城数一数二高的建筑，从上到下的窗户都亮着惨白的灯，楼侧的屏幕在黑暗中闪烁着飘动的红字。陈真真进病房的时候我偷偷站在门口，看到并背下了门上贴着的陈贞德的病房和床位，但一想到陈贞德随时发怒的脸，不敢和陈真真一起进去。过了一会儿，我看见有护士进病房，手里拿的针管有我小臂粗细，针头往外冒水，不久后，我在门口听见了陈贞德痛苦的哼声。
护士出来的时候没有关门，陈贞德看见了我，那时他已经把头发全部剃短，也不再染发。他那头银色的头发，还有满脸深深的皱纹，将他彻底变成了印象里我爷爷一样的老人。陈贞德立即收起了滞留在脸上的痛苦，但表情仍然严肃。我站在门口不知所措，把手绞在一起，怕他问我，你来做什么？他的妻子从门口把我拉过去，把本来削给陈贞德的苹果递给我。陈贞德招招手，让我坐在了床边靠椅上，椅子很小，我只好把屁股紧紧贴着另一个椅子上的陈真真，他的妻子则一直在床前站着。陈贞德问我，是你爸叫你来的吧？我不敢看他，同时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于是他说，我好得很，孩子，你多和我们真真玩，我就放心了。那时他已经很虚弱，说几个完整的句子就要闭眼休息一会儿。
屋里开了很大的暖气，把空气压得很低沉，这时我看见窗外正在下雪。在此之前我们这里已经很多年没有下过一场雪，于是我不禁把这场雪和陈贞德联系了起来。他睡着后我看着他在睡梦里仍然向下撇着的嘴角，能感到他皮肤表面的一层寒冷，把他整个人完全包裹，让他变得十分坚硬。
那年冬天结束后，新一年的夏天，陈真真要回新疆参加高考。她的户籍仍然在新疆，而那里的分数线比我们低将近一半。高考前三天，她要坐上将近两天的火车，才能从省城到达乌鲁木齐。陈贞德那时已难以走动，拜托我父亲去火车站送她。我陪她在安检口排队的时候，问她为什么不坐飞机。她告诉我，陈贞德因为没坐飞机，没见上陈小泉最后一面，知道她坐飞机他会伤心。
在陈真真进站前十五分钟，陈贞德还是出现在候车室，被妻子搀扶着，强打着精神把背挺得很直，但还是比陈真真矮了不少。他被搀扶着坐在候车区的椅子上，仰头看着陈真真，说，真真，你跟我握握手。陈真真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和袋子，把手放在他手里，他们重重一握，我看见他手臂上还挂着滞留针的管子。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贞德。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省城工作。在一个普通的秋夜，我刚刚换上长袖的睡衣，接到了父亲的电话，问我工作忙不忙。我看了一眼时间，已经过了十一点，平时父亲早已睡觉。于是我直接问，是什么事。父亲说，陈伯伯去世了。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一时间我竟然无法确信陈伯伯就是陈贞德，即使我心底深处已经明白。父亲顿了一会儿，又开口说，不用你做什么，主要是担心真真，你忙就算了。
回家的当晚我无法入睡。上半夜门没关好，我在隔壁一直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每当他咳一声，我就感觉到睡意被突兀地刺破，好像黑夜被分割成了块状，在我面前随着声音液体般晃动。下半夜，父亲终于睡着，发出了巨大的呼噜声，我下床把门关好，拉开窗帘，看到天空中是一轮皎洁的明月。当我再回到床上，铺满月光的床单无比冰凉，我背过身子面向墙壁，闭上眼睛的那片黑暗里仍然有一面被光照射的白墙，好像曾在陈贞德的病房出现，又好像我拥有了父亲年轻时的视野，也在墙头看到了核试验基地那泛着惨白的光。于是我细密地感受着体内的每一处器官、皮肤、关节，是否在那片照射的反光中完好无损。从头到脚缓慢地过了一遍，我感到它们健康、活泼，紧密地凑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健康的我。后来，我渐渐感到被光芒轻柔地抚摸、包裹，轻盈地睡着了。
本来，我以为陈贞德的葬礼会和陈小泉的差不多，只不过日子是在一个不下雨的秋天。我将看到陈贞德县城的朋友，家里的姐妹，还有陈真真，悲伤地聚集在同样阴冷的殡仪馆中。而当秋风吹落了树上的梧桐叶，我在那些如日光般暖橙色的叶子下看到了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在我到达殡仪馆时，面包车里的人也陆续下车。他们个子高矮不同，但是都年龄相似，皮肤黝黑，身姿挺拔，额间眉头紧锁，一看就是风尘仆仆地远道而来。他们开口，是和陈贞德相似的西北口音，问陈真真，丫头子那么大了。陈真真红着眼睛一一辨认，但仍有很多已经叫不出姓名。
在去世之前，陈贞德的重病没有告诉任何他新疆的战友。在追悼会上陈真真上台，抹掉了头上的一层汗，不好意思地笑，说陈贞德去世之前，给战友们写了一封信，一定要亲自寄，后来他下不了床，没法去邮局，问他怎么办，他就让她把信烧掉。后来她收拾他的遗物时，听母亲说，得知父亲死讯的战友们正连夜赶来，就把手里的信攥紧留下，是她作为女儿最后一次任性。
我想陈贞德可能像我父亲一样，一辈子都没有几次机会，完完全全说出掏心掏肺的话。如果他还在世，听到这么多人要听自己的信，一定又会破口大骂。信的开头如常，无非是交代病情并不许探视，还让兄弟们多注意身体，多为子女着想，而到了第二段，能明显感到他的气息减弱，分句不再连贯，或许是已经预计信无法寄出，后面的部分更像是他的日记。
陈贞德觉得，他的一生不失为圆满，而唯一无法实现的愿望，就是很想再坐一次去新疆的火车。回来后陈贞德一直记得新疆的星星。他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去新疆的火车上，星空一直从中国的东部延续到了西北，越来越密，越来越亮，他观察着星星的不同颜色，不同亮度，辨认着星空下银灰色的铁路，沿线不同的地形与地貌，河滩与山峦，并拿着地图册一一比照，拿笔画线，并在心里记取、识别。在陈真真的声音里，在陈贞德所描述的那个晚上，我似乎清晰地看到了十八岁的陈贞德脸上挂着的笑容，直到他抱着行李在火车上幸福地睡着。而我的眼睛也逐渐潮湿，感到自己的视野甚至大过了他所看见的整个车窗，大过他的整个身体，来到火车之外，看到了那个目力所不能及的、一片混沌的远方，看到了那个所有离开故乡的人都想拥有的一个夜晚，车窗的玻璃上反射着我自己的脸。
信的结尾，陈贞德希望自己的骨灰一半留在故乡，埋进陈小泉所在的陵园，另一半由战友带回新疆，撒在戈壁滩里，最好能看见发射基地的火箭。会场里响起了抽泣的声音，来自他的妻子和姐妹，我身边的父亲则低下了头，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手指深深地嵌进额头的皱纹里。那些坐在下面，和陈贞德一般年纪、有着黝黑面庞的伯伯们，也都纷纷掩面。我看到其中一个男人坐在后排的中间，他的头简直要方成一个正方体，他使了很大的劲，用右手掐住了左手，表情扭曲，后来我知道他就是方铁头。
人群逐渐散去。留下的中年人们围绕在流泪不语的陈贞德妻子身边，说要带她回新疆散心。陈真真仍然一个人在人群之外，把垃圾装进塑料袋，一次性纸杯摞起来，将带来的茶叶与苹果放进背包。我走过去帮她把摞起的纸杯扔进垃圾桶，想起了小时候我们一起跟在大人身后的样子。她看到我的时候眼睛还肿着，眼神涣散，勉强撑起一个笑脸说，你也回家了。她背起包的时候，我问她要不要出去走走。
本来，我们走向她回家的方向。曾经无数次，她推陈贞德的轮椅走过这条街。风里有一种温柔的声音，阳光在被它吹动的树叶间若隐若现，让陈真真粗硬的头发反射出金色的光泽。陈真真用纸擦着鼻子，告诉我说，第一次看陈贞德坐轮椅就是她高考回来。她拉着箱子，刚要上楼，远远看见一个人趴在倾倒的轮椅旁，用两只手撑着地面，正艰难地起身。她走过去准备帮他一把，突然听到那人远远朝她大喊，真真，真真。她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想逃。
她当年高考没考好，也因为陈贞德腿脚不便，她在毕业后就回到了县城。那时陈贞德轮椅已经用得挺熟练，就不让任何人推他。但石头路还是过不去，轮椅的铝合金架子总是溅上泥点，把手上挂了一块抹布。后来他越来越没力气，终于答应妻子和陈真真推他出门，而仍有许多次，他在家里待不住，背着家人偷偷自己出来逛。有一次，他竟打算自己摇轮椅上春秋山，一直找到山下的机动车道，实在摇不上去，只好悻悻地打电话让陈真真去接。
于是我们决定去爬一次春秋山。来到山下，上山的石板台阶都已经被灌木掩盖，枝条划过脚踝，留下几道浅浅的红痕。山脚住着的人家早已搬走，在山腰看，留下一片连在一起的灰红色房顶。山上生长的所有树木都更加高大茂密，摇摇晃晃地被骤起的风穿过，发出了没有音节的低语。直到在山顶俯瞰，才发现山的另一侧，野栗子树已经全被砍掉，山半腰被挖成一个小型的采石场，许多黄色的工程机械车匍匐在山体裸露出来的灰石地上，好像随时会拥有生命。
长大后的我终于能看到电视塔的尖端，它小小的头颅。而它满身的锈迹和剥落好像是伤痕，昭示着它的疲惫不堪，仍然站在这里只是人类强硬的安排。我穿过电视塔，走到我父亲的旧居前，木门已经破裂，门板露出细缝，风从其中穿过。一把大锁浑身锈迹，挂在门头。
陈真真把包背在身前，仰着头说，爸爸提到过这个电视塔。我告诉她，这里就是我父亲以前的家。门上的大锁打开无望，我从包里抽出两个塑料袋，铺在院子的平地上，陈真真也拿出两个苹果，递一个给我。我和她一起坐在电视塔下，靠着旧屋的墙，面向西边，在电视塔的缝隙间，正好能看到完整的橙红色落日。一切静谧，能听见昆虫的鸣叫，处处流溢着低垂的太阳铺下的光，我啃了一口苹果，终于向陈真真问出了那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陈贞德为什么没和父亲一起回来？陈真真没有回答，沉默了一会儿，放下苹果，握了握我的手。落日的余晖洒在了她浓密的眉毛上，深色皮肤的皱纹里。那时我好像在她脸上又一次看到了陈贞德。
三十多年前，一个寒冷冬天的早晨，县城邮政支局局长陈小泉刚刚上班，抖落暗绿色大衣上的雪粒，看到桌面玻璃板上横着一封给自己的加急信，信封上的寄信人正是儿子陈贞德，信封上还印着部队的编码，但没有留下任何详细地址、电话。信纸表面存着两粒微小的沙砾，陈小泉用拇指抹去，将信折叠放进口袋，穿好刚脱下的大衣，出门骑车赶往二十公里外的火车站，去乌鲁木齐当天的票已售罄，于是他决定先去往吐鲁番。
六天六夜的颠簸后，陈小泉下火车，被冻得快要晕厥，先在火车站门口高价买了一件棉衣，又马不停蹄，乘大巴将近十五个小时后，在深夜到达乌什塔拉。他专找小摊与菜农打听，一路按图索骥，双手冻得青红，在路上买了一副手套。卖手套的小贩是他找到的第十多个人，其后又找了十多个，一直跋涉到陈贞德所在的基地，门口哨兵穿着军大衣，戴雷锋帽，一手持枪。陈小泉说明来意，哨兵面无表情，甚至目不斜视，说，规定不给进。陈小泉一边发抖，一边央求哨兵通融，要请示领导，甚至快要下跪。最终，陈小泉被冻得扶着榆树呕吐，哨兵在换岗时找到了我父亲。
陈贞德当时执行地下核试验任务，要在红山场区待三个月，哨兵知道我父亲和陈贞德是同乡，将他领到陈小泉面前。陈小泉先是有些哑口无言，从口袋里掏出信给我父亲看，父亲说自己也报了名，过几天就要体检。陈小泉拿出钢笔，把信的背面贴着墙面，天寒地冻，碳素墨水出不了笔，他脱掉手套，捡起地上的小木枝，撕成小细条，再掰出钢笔的墨囊，用木条蘸。
这封用木条写下的信，改变了我父亲的命运。陈小泉在信里给陈贞德写了什么，又对我父亲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父亲劝陈贞德回来不止一次。最后一次就是逃跑的战士回到基地，陈贞德在医院，看到他被冻掉脚趾盖的黑紫的腿，给我父亲打了电话，当时陈小泉已经不在。我父亲又一次劝他回来，那一次，陈贞德答应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和陈真真心照不宣，山顶静默无言。我突然受不了苹果的甜腻，舌尖甚至因为它的甜味而有恶心的感觉，我宁愿我尝到的是苦。几十年里，没有人最终去了航空发射基地，没有一个，一个也不会有。那只不过是一片暂时承诺隔离烈日的巨大阴影，甚至比不上一片切实的云。接踵而来的是愈发繁重的训练，测试他们能承受多大程度的耐力，如果面对失重，他们会不会晕厥、呕吐，他们的心理素质又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持稳定。记下了他们留下的数据后，一切就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大鸟一样飞了过去，那轮太阳，仍然又在那片巨大阴影之后出现。
大多数时候它很炽热，但有时它很迷人，它洒下的金色让世界流着蜜。傍晚它在远处低垂，春秋山上的我父亲和留下的陈贞德，此时的我和陈真真，都同时看到它。我父亲的眼睛躲避着它，就像他在山上躲避着城里的陈小泉，但是他仍然感到了阳光留在身上的温度，和在新疆时不同，是那样的温暖而轻盈。而陈贞德仍然在那轮落日下进行每天的长跑，即使那时他盆骨的状况已经不容乐观。那是戈壁滩一天中最适宜的天气，温度不冷不热，光线不强不弱，他深吸一口气，甚至感到了空气里一丝久违的潮湿。
下山之前，电视塔旁飞来一只灰喜鹊。它或许是将电视塔当成了一棵钢铁搭建的树，在其间自由地穿行，它或许也沉醉于在塔的内部听到自己鸣叫的回声，停在了横着的钢架上。陈真真问我，记不记得之前在我家打碎的一只陶瓷鸟，我点点头。她说，当时很羡慕我，偷偷把剩下那只蓝色的拿走了。而现在，那只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我说，我记得。那只陶瓷小鸟，有着蓝色的尾翼，合拢着翅膀，在手里凉凉的，能吹出口哨。灰喜鹊仍然在钢架上动作微小地跳动，它的翅膀和尾巴反射着静谧的天蓝色，当夕阳的最后一缕光芒在它身上收束完毕，它突然张开了巨大的灰蓝色翅膀，在极高的空中扑棱了两下，又重新展开，在天黑前自由地乘风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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