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乔大桥没来之前，我们的课余生活比较简单，通常都在家里做作业。有时候也会三三两两溜到街上，玩玩捉迷藏、浑水摸鱼、狼牵羊之类的小把戏。男孩多的时候，就玩打仗的游戏，冲啊杀啊乱扔土坷垃。
乔大桥一来，情况就不一样了，他跟我们玩了几次，越玩越没劲。有一天晚饭后，他把我们集合起来，一只手比画成手枪状，在我们眼前猛地一伸，嘴里念念有词：叭，叭叭。
乔大桥嘴里“叭”了几声，把手卡在腰间说：“这样不行，太低级了。”
我们很喜欢乔大桥神气活现的样子，但是不知道他说的“低级”是什么意思，六双小眼睛一起崇敬地看着他。
乔大桥说：“我们老街，有三支队伍，南头小孩兵团、北头小孩兵团，还有我们，公社小孩兵团。我们虽然人少，但是，我们可以今天联合北头小孩兵团打南头小孩兵团，明天联合南头小孩兵团打北头小孩兵团。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
吴小根说：“杜二三家里有《三国演义》连环画。”
吴小根没有谎报军情，我家里确实有《三国演义》连环画，不过只有半本了，那里面讲的是“三顾茅庐”的故事，没有讲联合这个打那个。但是，我不会跟乔大桥抬杠，我们几个公社小孩都佩服乔大桥，他懂得的那么多！
乔二桥说：“我们明白了，就是拉张三打李四，再拉李四打张三。可是，打这样的仗有什么意思呢？”
乔大桥瞪了他弟弟一眼，挠挠头皮说：“意思嘛……你说什么意思？我们搞训练啊，我们学习军事啊，我们长大了，要当接班人，连打仗都不会，那怎么行？”
我们马上觉得问题很严重，是啊，当革命事业接班人，不会打仗确实不行。
乔大桥又说：“陈肖江给张麦带个信，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向北头小孩兵团挑战，让他们晚上在百货大楼后面集合。让南头小孩兵团诱敌深入，我们公社小孩兵团明晚要奇袭白虎团。”
乔大桥这样一讲，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的崇敬，因为我们只看过老街宣传队演出的《智取威虎山》，压根儿不知道还有《奇袭白虎团》。反正听乔大桥的没错，跟乔大桥玩，确实比先前打乱仗高级多了。
老街是公社的所在地。听乔二桥讲，我们公社有十几个大队，两万多人口。“时光退回二十年，老街它不是一条街，它是一个城。”
这话是陶大伯讲的，陶大伯的另一个话是，“两万多人啊，时光退回到战争年代，两万多人就是十几个团，至少是三个师。”
陶大伯是复员军人，认得不少字，可以读报纸。在公社当炊事员，他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也算公社的人，而且是很重要的人。公社大门也是他管着，要进这个门，得先过他这一关。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公社小楼西边的空地上，演练起来，首先是卧倒，然后是冲锋，再然后是肉搏，其实就是摔跤。
乔大桥就像指挥官那样，一会儿踢踢吴小根的屁股，呵斥道：“卧倒要像卧倒的样子，不要撅屁股。”一会儿又把正扭成一团的我和陈肖江扯开，说：“肉搏要讲技术，不能冲上去就抱住敌人的脑袋，看我！”
乔大桥说着，往地下一蹲，一只脚撑在地上，突然伸出另一条腿，唰的一下，一个扫堂腿飞过来，把站在边上的我和陈肖江全都撂倒了。
就这一招，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没有谁记得，乔大桥是怎么当上司令的，反正，那天晚上吴小根就开始喊他“乔司令”，陈肖江和我也跟着喊。乔二桥有时候喊他“哥哥”，有时候喊他“乔大桥”，偶尔也喊一声“乔司令”。
乔大桥是公社乔主任的大儿子，他爸爸调到我们这里快一年了，来的时候，只带了乔二桥，乔大桥留在县城上学。这个夏天，两个“桥”的妈妈也调过来了，在公社信用社当会计，乔大桥才跟着过来。
以往，我们也听乔二桥说过他哥，在城里也是学习尖子，贼聪明，会读书，满肚子都是故事。但是我们有一个疑问，乔大桥比我和乔二桥大两岁，比吴小根、陈肖江大三岁，他那么聪明，怎么跟我们一样，读小学六年级呢？
我们佩服乔大桥有很多理由，不仅因为他是从县城转学过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有一件蓝色条纹汗衫，还有一根皮带，蓝色条纹汗衫扎在皮带里，整个人就比老街的孩子高出一个头。
乔大桥说，他的那件蓝色条纹汗衫，名叫海魂衫，是海军战士穿的。
我是头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海魂衫这个东西。
乔大桥的到来，使我们大开眼界。我们不仅对乔大桥刮目相看，也对乔二桥高看一眼，按我们的经验，明年，至多后年夏天，乔大桥身上的那件海魂衫，就会套在乔二桥的身上。
根据我的观察，乔二桥对他哥身上的那件海魂衫似乎也很在意，有一次他对我和吴小根说：“什么玩意儿，天天绑在身上穿，恨不得穿破了才扔给我，要是破了，我也不要了。”
其实在我看来，乔二桥福气大得很，虽然他免不了要捡他哥哥的衣服穿。我倒是没有哥哥，但是我宁肯有一个哥哥，因为没有哥哥，我就得捡我姐姐的衣服，不仅是花的，而且还是偏裆裤。以前吴小根他们还取笑我是假丫头，打了几架，他们不敢喊我假丫头了，可是我心里还是别扭。我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件真正的男孩子穿的衣服呢，最好夏天能有一件海魂衫。
陈肖江更惨，他兄弟五个，他是老小。他跟我们讲，一件褂子，刚做成的时候，五个扣子是一样的，传到他的身上，五个扣子五个样。
这就是我们的少年时代。
不知道为什么，乔大桥跟我们同学的那半年，学校的老师走了不少，上课也就马虎了。
学习压力不大，很少家庭作业，每天晚上，不管月黑风高，还是月牙挂梢，都要打一仗。
最初是模仿样板戏，上演《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的故事，没有战斗场面，今天你是郭建光，明天我是杨子荣，吵来吵去。打着打着，就升级了，打游击战和伏击战。
就是从乔大桥那里，我们知道了“进攻”“防御”“偷袭”等等概念，这让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二
就在乔大桥转学到我们学校之前的那个学期，不知道为什么不发语文课本了，老师自己编。公社乔主任对我们校长说，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孩子上学不能耽搁，抓革命是大人的事，孩子的事就是读书。
启老师给我们编的课本，比以前发的课本有趣，还专门有一本辅助课本《成语故事》，让我们多学了很多生字，知道了不少历史故事，还知道了，“叶公好龙”的“叶”，原先的读音是shè。
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算术马马虎虎，玩得最疯的那段时间，两门课的成绩都有点滑坡。
不过，玩打仗游戏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学过的很多成语，比如“里应外合”“出其不意”“虚晃一枪”等等，在游戏中经常会被提到，不仅记得更牢了，也理解得更明白了——这个收获是很多年后我才悟出来的。
有一天，张麦上课迟到了，脑门上还贴了一个膏药，下课后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支支吾吾不肯讲。他妹妹张杏过来说，张麦学杨子荣打虎上山，把推磨的驴牵到院子里当马骑，结果把脑门摔破了。
我们快乐地大笑。张杏绷着小脸说：“你们再不要拉着张麦打仗了，我爹讲了，再不好好学习，就让他退学，跟驴一起推磨。”
张麦和张杏是龙凤胎，妹妹比哥哥小几分钟，但她是六年级的班长，学习成绩拔尖，一直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乔大桥不喜欢张杏，说这个小丫头简直就是老师安插在我们中间的女特务，爱打小报告。
我说不上来喜欢不喜欢，只是隐隐感到，将来考中学，张杏肯定是第一个，她不仅算术成绩好，语文也好，背诵的诗词和成语，比我还多。
后来，老师也知道我们晚上玩打仗的游戏，不过没有怎么制止。启老师说，小孩子闹着玩，只要不过分，可以锻炼脑子。
启老师说过这话没有，我们不知道，反正乔大桥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乔大桥说：“我们玩打仗的游戏，肯定又是张杏跟老师说的。你们等着，下次选班干部，我非把她选掉不可。”
公社大院在十字街西边，学校在东头偏南，隔着一里多路。我们上学，有时候从街后抄近道，有时候从街上走直角，这要看我们的心情。
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乔大桥跟我们讲：“有个重要情况，城里的学校都停课了，我们学校为什么不停课，还天天讲有理数无理数，搞得头疼，我们要造反。”
我们几个小喽啰一听，顿时摩拳擦掌，我们确实早就不想上课了。可是，造反是怎么个造法呢？不管别的地方出现什么情况，我们老街，除了小孩子在夜里搞地下活动，大人们好像没有怎么闹起来。
也是听陶大伯讲的，“时光退回三年，乔主任是副县长”。陶大伯这话是对老街造反派的头头说的，我们也不知道真假。
当地人都很佩服乔主任，稍微记事一点，听大人说过，我出生之后那几年，很多公社食堂都“停火”了，因为没有粮食吃。那时候乔伯伯在另外一个公社当主任，想了很多办法，还提出了一个口号：“群众吃干，干部吃稀；群众吃稀，干部喝水；群众喝水，干部饿死。”这句话在当地广为流传。乔主任不让造反，大家就不敢乱动。我们这些“小孩兵团”更是狗咬刺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就连乔大桥也不敢造次，嘴上说说算了。
没隔多久，乔大桥又得到一个情报，有一个“兵团”开展扫“四旧”活动，从街上收缴了不少旧书，都堆在曹三饭店的柴房里，给他当柴草用，抵饭钱。
我们既不知道什么是“四旧”，也不懂得为什么这些书不让我们读。乔大桥说：“书，都是书，还有连环画，两麻袋，至少有三百本。”
我的天啦，三百本连环画，要是搞到手，那不就发财了吗？
乔大桥的情报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和强烈的战斗欲望。乔大桥说：“我是听张麦说的，他们北头小孩兵团今晚就要动手，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
我们兴奋得不得了，各回各家鬼鬼祟祟地吃了饭，大约晚上七点多钟，在小楼下面集合完毕。
乔大桥检查装备，不得了，有一把电筒，有一个手枪套，还有……我的天啦，武装部长的儿子陈肖江居然扛了一条老式步枪。
乔大桥看到步枪，被吓住了，跟陈肖江说：“这个不行，打死人要偿命的。”
陈肖江说：“没事，没有撞针，也没有子弹，我扛上吓唬他们。”
陈肖江这么一说，乔大桥才放下心来，拍拍陈肖江的肩膀说：“很好，虚虚实实，兵不厌诈。”
我们按计划秘密潜入曹三饭店后院，乔大桥命令陈肖江站哨，发现敌情就拉枪栓、喊口令。然后乔大桥带领我和乔二桥、吴小根一干人等，翻墙进入院子。
那天晚上，曹三饭店只有一桌办喜事的客人，后院基本上没有人。我们的行动进展很顺利，乔大桥让我在院内充当第二道岗哨，然后他带领其余的人直接进入柴房。
说实话，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战斗，我有点害怕，倒不是怕北头小孩兵团突然袭击，而是怕后果。毕竟，我们是来抢东西的，就算把东西弄走了，算不算抢劫啊，算不算盗窃啊。
我正这么怕着，乔大桥他们出来了，满脸晦气。我问怎么回事，乔二桥说：“狗屁，什么麻袋，什么连环画，柴房里啥都没有。”
吴小根也说：“司令，你的情报准不准啊？”
乔大桥眼睛眨巴几下说：“我上茅厕，在墙外听张麦跟王强说的，一定要抢在今晚动手，不然明天就被曹三当柴火烧了……”
乔大桥讲到这里，突然停住了，一拍脑门说：“坏了，中了敌人的奸计了……赶快走！”
我们不知道乔大桥说的是什么，只好跟着他走。路上乔大桥说：“张麦在茅厕里给王强布置任务，是个陷阱，分明是调虎离山。”
乔二桥说：“别说这些没用的了，赶快找‘四旧’啊。”
乔大桥说：“一定在春来茶馆，那些书只能当柴火，不在饭店就在茶馆。”
我们连想也没想，就跟着乔大桥窜出曹三饭店后院，向春来茶馆扑去……意想不到的是，我们刚刚离开曹三饭店，就被一堵人墙挡住了去路。
乔大桥定睛一看，惨叫一声：“坏啦，快跑……”
说时迟那时快，哪里还能逃得了？
那堵人墙是我们的父亲——公社干部组成的，陈肖江的爸爸首先冲上来，将陈肖江抓小鸡一样缚住了双臂，二话不说就缴械了，其他几个孩子也纷纷束手就擒。
当天晚上九点钟左右，公社大院哀鸿遍野，传出阵阵鬼哭狼嚎，包括本人在内，至少有六个孩子被扒掉裤子打屁股。
三
挨了打才知道，原来我们昨晚的行动走漏了风声，被陶大伯知道了，陶大伯找了半天才从学校找到我们的爸爸，他们都在学校开会，所以一起出动，打了我们一个伏击战。
第二天上学，公社小孩兵团的几个孩子走路都不太正常，一只腿短一只腿长。好像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只是偷笑，并不言语。
到了课间休息，从操场传来喧闹，原来是乔大桥和张麦扭成一团，打得不可开交。
张麦指天发誓：“我确实听说‘四旧’被送到曹三饭店柴房，我也确实想组织夜半智取，可是，我的行动暴露了，被张杏发现了，张杏不仅向爹妈告了状，拦住了我，还跑到公社大院跟陶大伯说了。”
情况明朗之后，乔大桥不再计较张麦，只是一遍一遍地说：“可是，那些‘四旧’到底在哪里呢？”
吴小根说：“张杏一直跟我们作对，会不会是她讨好陶大伯，把那些书弄到她家去了啊？”
陈肖江马上说：“就是，也许是她和张麦里应外合，我们到她家豆腐坊看看。”
乔大桥愣了一下，突然咧嘴一笑说：“你们两个猪脑子，张杏？那个丫头片子是书呆子，她哪有那么高明的战略战术啊，你们不要过高地估计敌人。继续侦察。”
陈肖江和吴小根挨了挖苦，愁眉苦脸，不说话了。
到了下午，陈肖江向乔大桥报告，那批“四旧”，既不在曹三饭店，也不在春来茶馆，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在公社大院的小楼里。
事情的真相是，那批所谓的“四旧”，被乔大桥的爸爸拦截了，乔主任下令，送到公社食堂，交给陶大伯当柴火用。陶大伯哪里舍得烧火啊，把那几麻袋东西都背到小楼的二层，一把锁锁上了。
当天下午放学，我们就对小楼周边的地形进行侦察。
陶大伯说老街原先是一座城，有点夸张，但是“时光退回二十年”，老街确实比我们见到的老街要气派多了。小时候听大人讲，老街过去有好几幢楼，东北方有杜家老楼，西南方有窦家老楼，东南方有一座清真寺，西北方有一个峨眉塔，正东方是汲河码头，正西方是尚善街……到我记事的时候，这些建筑大都被拆了，只剩下一幢红顶小楼，在公社大院的西边。除了楼房，还有两间平房，在大院里面套了一个小院。
我们这些孩子，虽然在公社大院生活，但是从来没有人进过那幢小楼。听乔大桥讲，小楼是公社武装部的武器库，里面有枪有炮，除了陶大伯手里有钥匙，还有一把钥匙在武装部长陈叔叔手里。
消息证实后，乔大桥召集我们开会，商量怎样弄到钥匙。
乔二桥提出来，由陈肖江负责，趁他爸爸熟睡，把钥匙偷出来。
陈肖江哭丧着脸说：“这个我不敢，偷武器库的钥匙，那就是特务，被抓住了，怕是要坐牢，没准还会枪毙呢。”
乔二桥说：“啥武器库，你爸爸跟我爸爸讲，小楼子里面都是零件，有的都生锈了，要送到收购站卖废铁烂铜。说那里是武器库，是放烟幕弹，真正的武器库不在小楼子里。”
陈肖江瞪着眼睛问：“那你说，真正的武器库在哪里？”
乔二桥说：“这个我不能说，这是军事秘密。”
陈肖江怔了怔说：“狗屁，连你都知道了，还秘密个鬼啊……反正，我不能当特务。”
乔大桥挥手打断了乔二桥和陈肖江，看着我说：“杜二三，陶大伯最喜欢你，说你爱读书，你星期天帮陶大伯挑水，见机行事，把钥匙偷出来，就用一个晚上。”
我当然不会轻易接受这个任务，陈肖江担心的事情，我也担心。再有，我在报纸上看过一句话：主犯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者无罪。我还为这句话请教过陶大伯，陶大伯跟我讲：“啥意思，就是带头犯错的人要受到处理，跟在后面犯错的人，教育教育就行了，不必受到严厉处罚。”——自从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不管乔大桥组织什么样的行动，我只当“胁从”，绝不当出头椽子。
当下，我就跟乔大桥讲：“这件事情别让我做，我胆小，万一我搞砸了，坏了大家的大事。”
乔大桥不满地看了我一眼，从鼻子哼了一声说：“杜二三你这个胆小鬼，早晚要当王连举。”
我吭吭哧哧地说：“凭什么说我是王连举，我不是还没有叛变吗？”
乔大桥不再理会我，问吴小根：“老虎，你说怎么办？”
吴小根的爸爸是公社的组织委员，据说小时候胆子极小，所以他爸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老虎，老虎喊了上十年，这家伙的胆子真的大了起来，敢一个人走夜路，晚上从老街到新街给他妈妈送饭，路过一片坟地，他一点儿也不害怕。
吴小根说：“既然不能智取，那就强攻。夜里偷袭，我当突击队长，第一个上。”
乔大桥想了一会儿，又问我：“杜二三你想不想看连环画？”
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想，我太想了。”
乔大桥说：“那就说好，不许临阵脱逃，不许出卖战友。”
我胸脯一挺说：“我宁死不屈，绝不投降。”
乔大桥说：“好，就看你的行动了。”
这就说好了，行动的日子定在星期六的晚上。
四
星期六也是农历十六，月亮正圆。
当天晚上，乔大桥组织我们几个公社小孩兵团的勇士，在小楼墙脚下集合，并交代我和乔二桥放哨，一旦发现陶大伯或其他的大人走近，我们就假装吵架，吸引大人的注意力，掩护战友撤退。
一切就绪之后，我和乔二桥在乔大桥指定的位置放哨，乔大桥带着吴小根、陈肖江等人绕到小楼的北边，搭人梯翻墙。
提心吊胆等了好久，不见乔大桥他们的动静，乔二桥突然走近我说：“杜二三，不对劲啊。”
我问：“怎么啦？”
乔二桥说：“他们会不会得手了，把书藏起来了，让我们两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我含糊地说：“不会吧，你哥哥是讲信用的，关键时刻不会让弟兄们吃亏的。”
乔二桥嘿嘿一笑说：“狗屁，乔大桥贼得很，我在家里，没少受他糊弄。有一次他偷我妈的钱买皮球，被发现了，可是他把皮球藏在我的书包里，害得我挨了一顿揍……”
乔二桥正说着，突然不说了。
很快我也发现了，从小楼的南边，走来一个人。远远看去，正是陶大伯。
我和乔二桥还没有来得及对暗号，陶大伯就冲我们走了过来，边走还边哼着京剧唱腔：“贼鸠山，要密电，任你搜，任你查，你就是上天入地搜查遍，也到不了你手边……”
乔二桥向我弓腰靠近说：“坏了，赶快发信号。”
我的脑子一团乱麻，稀里糊涂地问：“发什么信号？”
我的话音刚落，乔二桥就揪住我的衣领说：“杜二三，不把密电码交出来，老子就跟你拼了。”
我顿时傻眼了。
乔二桥一边对我推推搡搡，一边在我的耳朵边上说：“还手啊，给我一拳头，骂我，把陶大伯吸引过来。”
我这才明白了，马上攥紧拳头，不过我没有打乔二桥，只是嚷嚷：“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就是一万个人也找不到。”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这里面有个故事。
陶大伯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积极分子，宣传队排练《红灯记》，他扮演鬼子宪兵队长鸠山，有一次上台演戏，他把词忘了，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来，他气急败坏，一下子冲上去，把扮演李玉和的演员脖子掐住了，还踢了一脚，嚷嚷道：“姓李的，不把密电码交出来，老子就跟你拼了。”
老街宣传队的演出，我们是每场必看，大人也不制止，好歹能学点东西。《红灯记》我们看十几遍了，熟得不能再熟了。连我们这些十来岁的孩子都看出来了，戏不是那样演的。陶大伯这么一演就乱套了，扮演李玉和的演员也急了，一边挣扎一边嚷嚷：“鸠山先生，有话好好说，你先放手。”
结果可想而知，台上台下哄然大笑，戏是演不下去了。后来，陶大伯坚决不演鸠山了，改演李玉和。奇怪的是，自从当了李玉和，他就再也没有忘过词。
回过头来再说那天晚上的事情。
当下，陶大伯看见我和乔二桥打打闹闹，走过来说：“你们两个臭小子，不回家做作业，在这里干什么？”
我慌神了，半天没有回答。
乔二桥急中生智：“我们两个玩皮球，可是皮球找不到了，被他藏起来了。”
陶大伯嘿嘿一声冷笑：“玩皮球？这黑咕隆咚的，玩什么皮球啊。杜二三，你藏他皮球了吗？”
我壮起胆子说：“我没有藏他的皮球……不过，可能是滚到那边树林里了，我去找找……”
说完，我拔腿就往小楼的西北角跑，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我没有藏他的皮球，他冤枉我……”
我的企图很明显，这是给乔大桥他们报信呢。
没想到，我的雕虫小技被陶大伯一眼看穿了，陶大伯说：“臭小子，还给我演戏。回来，跟乔大桥讲，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啊。”
说完，又朝小楼的西北角高喊一声：“臭小子们，都给我滚出来！”
不大一会儿，乔大桥和吴小根、陈肖江等人灰溜溜地过来，集合在陶大伯的面前。乔大桥眼看事情败露，索性豁出来了，给陶大伯鞠了一躬：“陶大伯，把那些连环画给我们分一点吧，我们太想看了，我们只要一点点。”
陶大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捋着下巴说：“哪有什么连环画啊，都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我扔到灶膛里当柴火烧了。”
乔大桥突然发出一声号叫：“陶大伯，你真狠啊。”
陶大伯不理乔大桥，又说：“再不要爬高上低了，摔下来可不得了。”
我们那个沮丧啊，简直别提了。
那晚睡觉，我半夜都没有睡着，估计乔大桥和乔二桥他们也一样。那是一些什么样的书呢，什么叫“封、资、修”的东西呢，“封、资、修”长得是个什么模样呢？
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心里越想。想着想着，终于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成功地翻过小楼的窗子，在里面点燃蜡烛。我的天哪，多少书啊，花里胡哨的，书里有战马，有坦克，还有飞机——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见过真正的飞机和坦克，但是一点也不影响我们梦里见过它们的模样。
第二天上学的路上，乔大桥把我们几个叫到一起，跟我们讲：“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我明白了乔大桥的意思，他还在琢磨偷书。我说：“陶大伯讲得明明白白，不要再爬高上低了，摔下来不得了。”
乔大桥没好气地看着我说：“杜二三，就你革命意志薄弱。陶大伯放个屁，都能把你吓一跟头。”
我说：“不是我无能，是敌人太狡猾了。陶大伯知道我们要偷书，早就转移了……他说扔到灶膛里烧了。”
乔大桥说：“陶大伯声东击西转移视线，这个你都不懂？我敢断定，陶大伯绝对没有把它们烧掉，要是真的烧掉，他就不会在那晚巡逻了。他那天晚上阻挠我们，恰好证明书还在小楼里。”
我仰头看着乔大桥，佩服得五体投地，到底是大两岁，到底是在县城见过世面的，脑子比我们好用多了。我说：“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弄到手呢？”
乔大桥把手一挥，就像杨子荣那样，目光炯炯地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上面不行，我们就开展地下工作，挖地道。”
乔大桥这么一说，我们全傻了。
乔大桥说：“我听说了，这个院子，过去是大地主的庄园，下面有地道，地道口有好几个。杜二三，陈肖江，你们两家在大院西边，离小楼最近，你们的床下可能就有地道口。”
我吃了一惊，刚要开口，陈肖江忽然叫了起来：“我们的床下就有地道口，那太吓人了，我不挖还好，要是挖出来……要是晚上有鬼从地道口钻出来……”
我差点儿笑出声来，但是我没有笑，我假装认真地说：“我们白天上学，晚上大人都在家，我们哪有工夫挖地道啊。再说，这么大的动静，很快就会被大人发现。”
乔大桥问吴小根：“老虎，你说呢？”
吴小根挠挠头皮说：“有志者事竟成，愚公移山，祖祖辈辈打下去，打不尽豺狼绝不……”
吴小根语无伦次，竟然把课本里的《愚公移山》同《红灯记》唱词弄到一起，唱了起来。
乔大桥一声断喝：“老虎，唱的是什么，你不会是装疯卖傻吧？”
吴小根吓得一哆嗦，想了想说：“我看行，夜里挖，准成。杜二三，你家离小楼只隔了一面墙，就算没有地道口，也能挖出地道。”
这时候乔二桥站出来了，乔二桥说：“我出一道解词题，异想天开。”
乔大桥瞪着他弟弟说：“你说什么？”
乔二桥不理他哥，仰起脸，看着天说：“答案，瞎胡闹。”
乔大桥冲乔二桥晃了晃拳头说：“又泼冷水，我看你和杜二三一样，革命意志不坚定。”
乔二桥说：“乔大桥，你别害杜二三了，他哪有时间挖地道，他半夜三更挖地道，被他爸爸抓住了，非把他吊起来不可。”
乔大桥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只要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
乔二桥不耐烦地说：“要牺牲你牺牲吧，杜二三，别听他的。”
乔大桥脸红脖子粗：“你敢违抗命令？”
乔二桥嘿嘿一笑：“你的命令一钱不值。我问你，你让他们挖地道，土往哪里运？”
乔二桥这么一说，乔大桥就傻眼了，翻着白眼，半天没有说话。
这会儿工夫，我对乔二桥刮目相看，这家伙比我聪明多了。
这次商量，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乔大桥说：“还是要夜袭，我就不信，陶大伯能夜夜看着那堆破书，我们早晚会有机会的。”
乔大桥说这话的时候，好像胸有成竹，其实一点谱也没有。他后来悄悄跟我说：“陶大伯喜欢你，还是你出面，有空就跟陶大伯套近乎，侦察侦察。”
陶大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一肚子故事。我们很小年纪就开始听陶大伯讲故事了。陶大伯讲的故事，多数都是古代的，起先讲“神笔马良”“司马光砸缸”，后来就讲“武松打虎”“岳母刺字”，还有“华容道上捉放曹”“赵子龙大战长坂坡”等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话语，都是从陶大伯嘴里听来的。
至少二十年以后我才领悟，陶大伯其实就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老师，他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说出的那些话，很多是小说叙事的基本技巧——这是后话了。
记得有年冬天，老街西边修水库，大人们都住在工地，我和陈肖江、吴小根每人背一床被条，跟陶大伯通腿。那几天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晚上睡觉前，陶大伯给我们讲故事。
有一天，雪下得特别大，陶大伯给我们烧了一锅热水，让我们洗脚，陶大伯说他在朝鲜战场上，长途行军，脚上打泡，只要能找到柴火，就烧水烫脚，烫一次脚就等于吃一只老母鸡，浑身都是劲。
洗完了脚，陶大伯像撵狗一样，把我们都撵到被窝里，我们缠着陶大伯讲故事。陶大伯说：“两个屠夫谈猪，两个秀才谈书，我这个伙夫跟你们几个小秀才讲什么呢，也讲猪吧。”
陶大伯的住处是食堂的柴房，不大，隔着一堵墙就是锅灶，所以很暖和。那天陶大伯给我们讲的故事，我差不多能一字不漏地讲下来：从前，有个秀才进京赶考，路上遇到大雪，到一个地主家借宿，那个地主很坏，让秀才抓猪，抓住了杀了过年。可怜秀才手无缚鸡之力，哪能抓住猪啊，好不容易抓住了，猪又跑了；然后再抓，抓住又跑了，把秀才累得半死，最后想了一招，脱下长衫蒙在猪脑袋上，让猪乱窜，一头窜到墙上，自己把自己撞晕了，秀才才冲上去，把猪腿捆起来了。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并不好笑，我还问了一句：“陶大伯你不是骂我们是猪吧，我们也来借宿。”
陶大伯笑笑说：“你们就是猪啊，聪明的小猪。”
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才知道，那段时间，我们的父亲并不是到工地了，而是被一伙人关在粮站的大仓里写检查，大仓冷得要死，我们的父亲就要求回到工地上，一边劳动一边写检查。考虑工地确实需要有人指挥，那伙人才同意把我们的父亲放回工地。就是那段时间，我们那个公社，几千民工苦战一个冬天，挖了一个大水库。
多年以后我看到一个段子，说是一个人同猪摔跤，摔不赢猪，连猪都不如；摔赢了猪，比猪还厉害；摔了平手，跟猪差不多——一言以蔽之，跟猪摔跤，横竖都不加分。看到这个段子，我马上就想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冬天，那个雪花飘飘的夜晚，看到了陶大伯那间暖洋洋的小屋。陶大伯当年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什么寓意呢，也许有，也许没有。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回到当年——小学六年级的课堂。
乔大桥给我布置任务的这天，头一堂是语文课，启老师在上面讲划分句子成分，讲得津津有味，我却走神了，坐在教室里，望着窗外的稻田，听远处耕田的农民伯伯唱山歌，老是想着小楼里的连环画。
就在这天上午，我们得到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天晚上，河东放电影，《地道战》。
哇，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我们那个地方，只有古镇老街有个电影队，就两个人，一个发电，一个换片子，在古镇周边几个公社巡回放电影，我记事的时候，电影队一两个月到我们老街放一次，后来来的次数越来越少，而且放的多数还是样板戏。就那样，我们还是每次必到，从头看到底。《地道战》这个电影我们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看过，乔大桥的情报让我们太兴奋了。
中午放学的路上，我们边走边商量，我们都知道，放新片子，肯定十里八乡的人都要去看。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我们决定晚饭就不吃了，下午放学，直接从学校出发，并带上板凳，抄近道。
五
河东，就是汲河东边的罗店公社，属于邻县，距离我们老街十四五里路，要走一个半小时。中间要过汲河渡口，经过一个板栗树林，翻过一个叫“南天门”的土岗子。
下午的几节课，我们心猿意马，恨不得逃学。好不容易挨到放学了，出了学校大门，很快就集合起来了，有的带着双人长凳，有的带着单人小方凳，老师看见我们把板凳搬出教室，就知道我们要远征看电影了，也不制止，很有可能他们也去。
我们几个公社小孩刚刚走到月牙塘，张麦追上来说：“你们怎么不带上我啊！”
陈肖江说：“你跟我们不是一伙的，还跟我们抢书，我们为什么要带上你？”
张麦说：“那不都是闹着玩的吗，又不是真打仗。大桥哥，带上我吧，以后打仗，我给你当卫兵。”
乔大桥咧嘴笑了：“好，你就算投降……啊，就算起义了吧。我们走！”
说完一挥手，张麦朝我们讨好地一笑，跟在我们的后面。
一路小跑，很快就登上了南天门。南天门不是门，而是一座小山包，距离老街有五六里路。我们坐在小山包上歇了一会儿，从这里往西看，下午的阳光照在老街上，从老街的房顶升腾起一层毛茸茸的光晕，远看真的很像一座小城，特别是那个鹤立鸡群的小楼，在大团大团的树荫里面，露出红色的一角，好像里面藏着很多故事。
乔大桥说：“啊，老街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住在里面，就像住在村子里。”
乔二桥说：“陶大伯讲，时光退回二十年，老街有照相馆，还有电影院。”
乔大桥吃了一惊：“怎么会，难道它是县城？县城才有电影院。”
乔二桥说：“陶大伯讲，老街过去比县城气派。”
乔大桥说：“吹牛。不过，老街的小红楼，远看确实漂亮。可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里面看看呢？”
我们当然知道乔大桥说的是什么，他一直认为那些书在小红楼里。他惦记的东西，也是我们惦记的。
歇了一阵，继续前进。
到了罗店集，很快就问清楚了，今晚电影在南边的晒稻场上。到了地方一看，果然看见几个人在挂幕布。乔大桥问那几个人，今晚放什么电影，回答说是《红灯记》。
我们全傻眼了，《红灯记》我们看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怎么办呢？扛着板凳走了快两个小时，又累又饿，总不能就这么回去吧。
乔大桥说：“《红灯记》也看。我就纳闷了，李奶奶对阿莲说，拆了墙我们是一家，不拆墙我们也是一家，可是他们干吗不把墙拆了呢……没准电影和宣传队演的戏不一样，电影里他们会把墙拆了呢。”
我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全都有点瘪，但是没有人反对乔大桥的意见，还是老老实实地等。
乔大桥说：“到街上转转，肚子有点饿，看能不能搞点东西吃。”
罗店是个小集镇，比老街差远了，只有一条街，不到二百米长，房子多数是草房。这时候，农民还在地里干活，街上行人很少，我们从街这头晃到街那头，也没有看见饭店——就算有，我们也吃不起。
我的荷包里倒是有五毛钱，但是我不可能把它拿出来，那是我十天的早饭。我估计吴小根口袋里的钱会多一些，他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他爸爸每天给他的早饭钱是一毛。
吴小根也没有提凑钱吃饭的事情，我们只好饿着。
在罗店街上没头苍蝇一样溜达了一会儿，天总算黑下来了，怕耽搁看电影，赶紧往晒稻场方向走，正走着，乔二桥突然喊了一声：“坏了，下雨了。”
可不是，我们停下步子，果然感觉头顶有雨点落下来，乔大桥抬头看看说：“小雨，一会儿就停了。”
我们接着往前走，越往前走，雨点越大，还没有走到晒稻场，瓢泼大雨就落下来，一阵比一阵猛，还刮起了大风。
我们赶紧躲到一户人家的房檐下，躲了好大一会儿，雨还没有停下来。乔大桥说：“不行，万一电影开演了，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我们都不说话，浑身湿透了，衣裤贴在身上，在呼呼的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乔大桥突然离开房檐，窜到街心，迎着暴雨，唱了起来：“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哦哦哦哦哦哦，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巍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里雷霆也难轰……”
大家心里很恓惶，但是没有人说话。
乔大桥唱完了，又学郭建光念了一段台词：“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当中……同志们，你们说，我们怎么办？”
我没有想好该怎么回答，吴小根突然喊了一声：“我们坚持，我们一定要看上电影！”
吴小根一边说，一边跑到街心，同乔大桥并肩站在一起，视死如归地淋着雨。我和乔二桥，还有陈肖江、张麦，只好也站到雨地里。乔大桥一挥手说：“目标沙家浜，前进！”
就这样，我们顶着大雨，蹚着快要没过膝盖的泥水，跌跌撞撞地赶到晒稻场上。还好，电影还没有开始。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两棵树上挂着的银幕不见了。
除了我们，晒稻场上还有一些孩子，应该是罗店当地的。乔大桥过去一打听，为什么大银幕没了，那几个孩子说，电影队见雨老是下个不停，不打算放电影了，把银幕收起来了。
乔大桥一听就急了，问那几个孩子：“电影队在哪里？”
罗店小孩伸手一指，我们看到了，电影队的两个人，正在稻场外面的看场屋收拾家伙，看场屋的走廊上挤满了人。乔大桥冲过去说：“不许你们走。为人民服务！”
电影队领头的人愣住了，问乔大桥：“你是谁，敢给我下命令。”
乔大桥刚要回答，吴小根挺身而出：“他是你们六安县乔县长的儿子，我们公社小孩兵团的司令。”
电影队领头的人扑哧一笑：“公社小孩兵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一个兵团……雨下得这么大，我怎么放电影？”
乔大桥说：“胜利，往往就在最后的坚持当中……你看，雨小了，再等一会儿就可以放电影了。”
说来也怪，乔大桥说话的时候，果然雨小了很多，稻场四周又拥过来很多人，七嘴八舌地嚷嚷：“雨停了雨停了，可以放电影了。”
说话间，几个农民冲过来，不由分说抢过银幕，把它挂在树上。
乔大桥说：“你把发电机点着了，灯一亮，人就来了。”
电影队领头的人本来就有些犹豫，眼看人越来越多，问他的助手：“怎么办？”
助手是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孩子，也不搭话，把皮带箍在发电机的轮子上，呼呼转了一圈，又呼呼转了一圈，突突两声，发电机响了起来，电灯也亮了。
电影队领头的人看看黑压压的人群，又把腕子翻了一下，露出明晃晃的手表看了一下说：“都快八点了，这要放到什么时候啊？”
这时候来了一个人，说：“饭都给你们吃了，辣子肉丝炒鸡蛋，难道是喂狗了？”
电影队领头的说：“不是我不放，这不下雨了吗？”
那人说：“雨停了。”
然后又朝我们说：“你们给我喊，雨停了，都来看电影啊！”
我们——我们老街来的孩子，罗店当地的孩子，还有越来越多的人一起喊了起来：“雨停了，都来看电影咯啊哦……”
喊声顿时响成一片，从晒稻场到罗店小街上，就像夜里的蛙鸣一样，此起彼伏。
喊了一阵，人就多了，晒稻场上很快就被挤满了，银幕背后的田埂上也站了许多人，有的穿着蓑衣，有的戴着斗笠。
我们这几个外乡来的孩子，光着脑袋淋雨，湿了焐干，焐干再湿，小褂子缠在身上，很不舒服。就那样心里也是快乐的，因为得到证实，还是放《地道战》，而不是什么《红灯记》。
我们终于看上了电影，不仅看到了《地道战》，还看到了开头的“新闻简报”。前面是中国乒乓球队大战日本队，后面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访问。当时没有多想，一直盼着《地道战》开始，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我们那天看到的“新闻简报”，比《地道战》重要多了。
看到半截，又下起雨，这回小一点，稀稀落落的。我们一边看银幕，一边瞅着放映机旁边的那个人，担心又不放了。还好，有一个人拿了一把红纸伞，举在放映机上，电影队那个领头的坐在板凳上抽烟，也看得津津有味，没有关机的意思。
看完电影，已经快晚上十点钟了，我们一直等发电机灭了，电灯不亮了，才扛起板凳，一步一回头地往回走。有些路面板实一点，有些小路被前面的人踩成了稀泥，不断有人摔跤。
起先前面有人举着火把，还有几只灯笼，可是走过了板栗林，只剩下我们这些老街孩子了，在黑咕隆咚的雨地里，就靠陈肖江带的一把电筒，照一段，乔大桥就指挥把电筒关了，怕电池耗完了。
又累又饿，头昏眼花。
饿还不说，走到汲河渡口，才遇到真正的麻烦。
这一路上，雨点时大时小，好不容易挨到渡口，揿亮电筒四下一照，坏了。
我们来的时候，是搭一只木船过河的，大人每人二分钱，船家照顾我们，每人只收了一分钱。可是回来，船不见了，估计是船家回去睡觉了。河道的最窄处，有一条四根桩的独木桥，只有一尺宽，还被水淹了。
我们在汲河东岸走了几趟，也没有找到船，饥寒交迫，怕得要命，陈肖江突然一声号啕，放声大哭。
乔大桥嚷嚷：“别哭了，我们使劲喊，把船家喊出来。”
我们就扯起嗓子喊，喊了一阵，对岸还是没有动静，黑灯瞎火的。
后来，乔大桥想了一个主意：让我们解下裤带，把我们带来的几只板凳绑在一起，推到水里，然后由他抱着这只“木筏”，从独木桥上爬过去，然后去找船家。
我们都知道这很危险，也不想解裤带提着裤子。乔二桥对乔大桥说：“你又不会凫水，万一掉下去，就没命了。”
我也跟着说：“不行，这太冒险了。”
乔大桥胸膛一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年龄最大，必须是我来冒这个险。”
说完，就让我们解裤带。
虽然我们佩服乔大桥的英雄气概，但是我们不想解裤带，更不想让他冒险。我看着黑乎乎的河面，一直琢磨怎么阻挡乔大桥。突然，我的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往脸上擦了一把，瞪大眼睛细看，没错，我看见了对岸有一点亮光，透过夜雨，一晃一晃的，还隐约听到有人喊话。
我顿时激动起来，对乔大桥说：“大家别说话，看那边——”
乔大桥顺我手指的方向看去，确实看到了亮光，接着，就听见隔着老远传来喊声——“乔——大——桥，杜二三……”
乔大桥一下子跳了起来：“是陶大伯，”话还没有说完，就一脚滑倒，趴在地上冲我们嚷嚷，“喊啊，大声喊，我们在这里……”
我们一起喊了起来：“陶大伯，我们在这里……”
喊了一阵，就看见亮光越来越近，还不是一个亮光，而是两道亮光。
不多一会儿，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一只木船，从下游往我们这个方向移动。
十多分钟之后，我们都上了船，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泪水。陶大伯打着电筒，挨个看着我们，全都泥猴似的。陶大伯也是热泪盈眶：“臭小子们，你们可是把陶大伯吓坏了……好了好了，不用怕了孩子们。”
六
那天夜里回去，公社大院自然又不平静。不过这次没有挨打。陶大伯把我们领到食堂，每人分了一块馍馍，还喝了一碗姜汤。除了乔二桥打了一次摆子，其他人都没有生病。
我们当时不知道，就因为我们到河东看了一次电影，乔主任还召集公社干部开了一次会，商量了好几件事——这个以后再说。
自从看过了那场电影，我们的心就更加不平静了，《地道战》让我们大开眼界，“新闻简报”更让我浮想联翩。我们一直听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日本是侵略者，可是我们还和他们打乒乓球。当然，我们的乒乓球队员非常厉害，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实在解气。
除了解气，还有好奇，懵懵懂懂地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说实话，那时候就想，什么时候能到美国和日本还有苏联去玩一趟就好了。
我和父亲住的宿舍，是土墙，为了好看，从里面糊上了报纸。有时候我会站在地下看墙上的文章，横着看，竖着看，遇到喜欢的，还会查字典把整篇都看完。
有一次我看见一篇文章《美国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虽然下面半篇被另外一张报纸盖上了，只能看一半，还有很多意思不明白，我还是很高兴，我懂得了大概意思，美帝国主义遭殃了。
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有一篇豆腐块文章，标题是：某某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某某国家。
这些文章往往会让我的思绪飞得很远，我常常想，某某是什么样的人呢，一定是一位大官。“率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郭建光那样带领小分队奇袭沙家浜吗？还有，某某国家是个什么样子呢，那里的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看电影的日子毕竟难得，要想知道这些，只能靠书。启老师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启老师还说，书是通向世界的大门，所以我们心心念念的还是我们的小楼。
有一天乔大桥问我们：“看了《地道战》，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说：“没有啊，我还想再看一遍。”
乔大桥说：“我们要学习地道战精神……地道战嘿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
吴小根马上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自从看了电影《地道战》，他就学会了这句话。
乔大桥问他：“高什么高？”
吴小根说：“挖地道啊，这回我们知道怎么挖了，挖一段，用木头撑起来，再挖，上面要有出气孔。”
乔二桥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鬼子来了。”
我伸头一看，张杏从操场边上过来了，不过没有走近，只是远远地看了我们一眼，又离开了。
乔大桥向我们一挥手，神秘地说：“过来，过来。”
几颗小脑袋凑到一起后，乔大桥压低声音说：“那些书……”
我们连大气也不敢出，可是乔大桥突然不讲了，咳嗽起来，咳了几下才说：“你们猜那些书在哪里？”
我回答：“猜不到在哪里。”
吴小根说：“大桥哥你说在哪里，就在哪里。”
乔大桥说：“我说啊，它可能在小楼里，也可能不在小楼里。”
乔二桥说：“这不是废话吗？”
乔大桥说：“它可能在学校里，也可能不在学校里。”
我们全都不说话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那些书会在学校里。乔大桥接着说：“昨天夜里，我看见陶大伯挑着水桶，到学校了。你们想想，他半夜三更挑着水桶到学校干什么？”
吴小根一拍脑门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是啊，他难道给学校送水，肯定不是啊，水桶里一定是书。”
乔二桥也说：“是啊，水桶里肯定不是水，那是什么呢？”乔二桥正说着，突然冲他哥哥嚷嚷起来：“不对啊，昨天夜晚你在睡觉，你从哪里看到陶大伯挑着水桶进学校了？”
乔大桥说：“梦里，我做了一个梦。”
唉，我们本来兴致勃勃的，听乔大桥这么一说，立马就泄气了。
吴小根说：“做梦？那是有人给你托梦。你们想啊，那些书不在曹三饭店，也不在春来茶馆，它不在小楼里，就有可能在学校。百分之五十。”
陈肖江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他也学会这一句了。
乔大桥很兴奋：“昨天上课，我发现启老师的眼睛是红的，张杏说，启老师这几天，每天夜里都看书。”
这一下，我们不笑话乔大桥了，他讲的这个情况，真的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特别是我，我很快就发现了蛛丝马迹。
我的发现当然跟启老师有关。
读三年级的时候，启老师就开始教我们了。第一次上课，他给我们讲解课文《我们的地球》，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启老师往黑板前一站，转过身，像电线杆那样笔直，只见他的肩膀往上耸了一下，面向黑板的那只手，就像圆规的一条腿一样，唰的一下画了一个椭圆。
启老师在椭圆里面写了两个字：地球。
就在那个瞬间，启老师就成了我心目中最有学问、最有本事的老师。我的语文成绩，不管是测验还是期末考试，都不会低于第三名，排在我前面的主要是张杏。
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乔大桥梦寐以求要做的事情，我很快就做到了。
那天下午放学，我到老师办公室里送作业本，没有看到启老师，一位老师跟我讲，启老师这两天请假了，好像家里有什么事情。
出了老师办公室，我就动开了脑筋——不对啊，中午放学，我分明看见启老师从学校食堂打饭，他没有回家啊，他家在另外一个公社，离我们学校十几里路呢。没有回家，又不在办公室，启老师他在哪里呢？
隐隐约约地，我觉得启老师同我们要找的东西有关。
多了个心眼，那天放学之后，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绕到学校东边，从小圆门进到南院。那里过去是火神庙，后来被改造成老师宿舍，有几个家在外地的老师住在那里，启老师住在平房的西半拉。
我一边走一边开动脑筋，放学了还找启老师，总得有个借口吧。稍微动动脑子，我就找到借口了，上次语文课上，启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成语，五十步笑百步。
古时候有一次两军交战，一方的一个士兵刚听到对方发出冲锋的命令，就抛下盔甲、扔掉兵器向后逃跑，一口气跑了一百步远。另外一个士兵往回跑了五十步，追着前面那个逃兵的屁股喊：“你真是胆小鬼，跑得那么快！”
讲到这里，启老师停住了，问我们：“你们说，后面这个逃兵可笑不可笑？”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回答，太可笑了，一样都是逃兵，他还有脸笑别人？大哥别讲二哥。
启老师说：“就是这样，两个人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只是有先有后，他却讥笑别人，所以好笑。这个成语，讽刺了那些只看到别人缺点错误，自己却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启老师讲课我们爱听，因为有故事。但是这次课后，我却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劲。正好，今天我就可以借这个理由，请启老师给我上小课，帮我解疑释惑——学古文《师说》的时候，启老师就是这么跟我们说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你们有不懂的地方，不仅可以在课堂上提问，随时随地都可以找我。”
好，就这么办。
拿定主意，我的步子就加快了。
刚刚走到宿舍山墙下，迎面看见算术老师付菊珍，我的两条腿立马就软下来了，因为这段时间我的算术成绩不太好，四则运算加分数、小数混算，七算八算就把我弄蒙了。我不是不会算，只是缺乏耐心。
算术成绩滑坡，还有一个原因，我老想写作文。语文课本里面有一些作者名字，白居易、韩愈、鲁迅、茅盾他们就不说了，我不能跟他们比，但是还有一些工人、农民作者，启老师说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在乡下长大的，只要用心，我们的作文将来也可以上课本，甚至在报纸上发表。
启老师这样一说，对我鼓励很大，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乡下作者，目标是能在县里的报纸上露脸。那段时间，我确实把算术扔到一边了，几次测验成绩不好，干脆破罐子破摔了。
看见付老师，我心里很虚，还不仅因为我的算术成绩不好，而是因为付老师有个毛病，只要见到学生，就要提问，但愿她这次饶了我。
付老师也看见我了，停住步子问：“啊，是杜二三啊，放学了还不回家，到老师宿舍干什么？”
我只好如实回答：“我有一道题没有做好，想请启老师补课。”
付老师点点头说：“哦，精益求精，好孩子。”
付老师说完，冲我笑笑说：“去吧，我刚才路过启老师宿舍门口，听他咳嗽了，在屋。”
我太幸福了，付老师没有提问我，大约是因为她急着要回家的缘故吧。我如获大赦，吸了吸肚子，从走廊上跳下，给付老师让路。
付老师很满意，昂首挺胸地从我面前走过。
我站着没动，目送付老师，等付老师快走到小圆门的时候，我才稳稳神，并把书包带子绷了绷。
就在我刚刚转身，准备跳上走廊的时候，突然听到后面一声喊：“杜二三，等一下。”
我的头皮唰的一下就麻了，暗暗叫苦，坏了，付老师到底还是没有放过我。
没有办法，我只好再次跳下走廊，像木桩一样杵在地上，等着过付老师这一关。
果然，付老师转回来了，看着我说：“我想起来了，你最近算术成绩不太好啊，老是出错，连简单的题都答得乱七八糟。怎么回事，难道丢魂了？”
我低下脑袋，心想，我的魂是丢了，被小楼里的那些书吸走了。可是，这些话我怎么敢对付老师讲呢？我说……我啥也没有说出来。
付老师说：“我出一道简单题，你算算。四十除以百分之二十是多少？”
我怔住了，啊，这么简单的问题，简直就是……我的脑子飞快地转了一下，首先把百分之二十换算成小数，零点二，再用四十乘以零点二，哈哈，答案很快就出来了。我大声回答：“报告老师，等于八。”
付老师惊讶地看着我说：“啊，这么快啊……你确定是八？”
我胸脯一挺说：“我确定，是八。”
付老师又问：“你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说：“这太简单了，我把百分之二十换算成小数，零点二，再用四十乘以零点二，二四得八，所以是八。”
付老师愣住了，看了我好久，自言自语地说：“不对啊，我给你出的题是四十除以百分之二十，答案应该是二百。你怎么就算成八呢，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我能看得出来，付老师这会儿工夫也蒙了，她索性把肩膀上的包甩到背后，蹲下来，找了一块瓦片，在地上画了起来，自言自语：“分数换算成小数，百分之二十，零点二，没错。四十乘以零点二，确实等于八……这是怎么回事？”
付老师皱着眉头，一会儿看看地砖上乱七八糟的算式，一会儿抬头看着远处。
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我想，这下好了，付老师不是说我算术成绩退步吗，我让你看看，我不仅没有退步，而且……我把老师都难住了，这以后，付老师还好意思训我吗？此时此刻，我甚至还想起了启老师跟我们讲的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我正这么暗暗得意，突然看见付老师站了起来，脸上说不清是哭还是笑，反正那表情很难看。付老师看着我说：“过来！”
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垂下脑袋，两只脚像绑上了石块，费了好大的劲才走到付老师的跟前。
付老师说：“把你刚才计算的步骤再给我说一遍。”
我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我把百分之二十变换成小数，零点二，再用四十乘以零点二……”
付老师伸出手来，一巴掌拍在我的后脑勺上，哈哈大笑：“问题就在这里，整数除以分数，运算法则是把分数的分子和分母颠倒然后再相乘，可是你已经把分数换算成小数了，下一步就只能是相除而不是相乘了，四十除以零点二，等于多少？”
我默算了一下，回答：“二百。”
付老师说：“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我有点不确定地说：“出在……出在我已经把分数变成小数了，下一个步骤应该还是相除而不是相乘。”
付老师的脸上总算绽开了笑容，捏着我的脖子说：“对了……不过，你这个算法也有道理，直接把分数变成小数，然后相乘，可能更简单一点。问题在于，分数变成小数之后，再相乘就是错误了。”
我唯唯诺诺：“老师，我明白了。”
付老师又捏了捏我的后脑勺：“这小子，给我搞了一个套，差点儿被你套进去了……去吧。”
付老师说完，放开我，高高兴兴地走了。
七
好像是启老师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开门老远看见我，有点意外：“杜二三，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我一头冷汗，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我是来干什么的：“我想找老师补课。”
启老师抬头看看天色：“啊，已经放学了啊……好吧，有什么问题？”
我说：“启老师，你上次讲‘五十步笑百步’成语，我觉得还不明白。”我一边说，一边快步向启老师走去。心里想，启老师也许会让我进屋说，没想到启老师就站在门外，像一堵门神一样：“啊，是这个问题啊，那你说说。”
启老师没有让我进屋的意思。
我朝他身后看了一眼，定定神说：“启老师，你上次说，那个逃跑了五十步的人，讥笑逃了一百步的人，没有自知之明，两个人犯的是同样的错误，我觉得这个不对。”
这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晚霞从教室的顶子上映过来，我看见启老师脸上的笑容好像消失了，他稍微侧侧身子说：“啊，怎么不对了？”
我说：“他们两个犯的不是同样的错误，因为一个先跑，一个后跑，而且跑的步数也不一样。”
启老师还是不明白：“先跑后跑……步数也不一样，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说：“先跑的是主犯，他一跑就动摇军心了，后面跟着跑的是受他影响的，所以不一样。”
我这样一讲，启老师认真了，想了想说：“还真是……啊，还真是这个道理。”
我更来劲了：“还有，如果后来大家都不跑了，发动反攻，肯定是那个只跑了五十步的冲在前面，他比跑了一百步的那个人勇敢，所以他有理由嘲笑那个跑一百步的人。”
启老师又往边上侧侧身子，感觉他要把门让开了，但是没有，他倚在门边，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发毛。启老师说：“这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听别人说的？”
我说：“是我自己想的，我们公社小孩兵团同北头小孩兵团玩打仗游戏，乔大桥就喊过，谁先逃跑，枪毙，枪毙。他没有说先枪毙后逃跑的人。”
启老师不笑了，想了一会儿，突然大声说：“很好，很好！杜二三，你很有悟性，爱思考。不管你说得对不对，但是你爱动脑子，很了不起。我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不读死书。”
我心里想，好个啥呀，连门都不让我进，难道，启老师的屋里有秘密？
从头到尾，启老师都没有让我进屋，最后跟我讲：“今天就算补课了，明天我就把你的看法……把你的学习体会，拿到班里讨论，启发大家。好了，天快黑了，你赶快回家吧。”
我虽然有点失望，但是很高兴，我知道，我的“学习体会”得到了启老师的认可。只是，他为什么不让我进门呢？
启老师说：“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搜肠刮肚，没有说出什么问题，急中生智，我突然喊了一声：“刺猬，刺猬，老师，刺猬钻进你屋里了。”
启老师吓了一跳：“啊，刺猬，在哪里，钻到我屋里干什么……”启老师好像害怕似的，一边说，一边踮起脚尖，弓着腰往屋里探头探脑。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泥鳅一样从启老师身边滑过，钻进了屋子。
我假装抓刺猬，东看西看，突然眼前一亮，我看到抽屉桌下，有一堆码放得整整齐齐的书，我忍不住抬头看看桌子上面，桌面上除了几本书，还有几本连环画，桌面正中，有一沓白纸，画着表格，表格里面有几行字，就像闪电一样映入我的脑海：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色娘子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贪婪地看着、记着，不知不觉中忘记了启老师就在身边。我抬起头来，启老师正在看着我，他好像明白什么了，微笑着说：“好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这时候，我已经不怕什么了，我感觉我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站起来说：“老师，我高兴，太高兴了……”
启老师说：“你高兴什么，找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是不是？”
我摇了摇头，又使劲地点了点头：“老师，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些书，可是……它们没有被陶大伯烧掉，它们还在老师这里，我太高兴了，我……”我说不下去了，嗓子一阵发热。
启老师好像并不感到意外，好久没有说话，就那么一直看着我，等我把话说完。
我说：“老师，这些书不会烧吧，让我们看看吧，我们课外能读的书太少了。”
启老师终于开口了，叹了一口气说：“好了好了，杜二三，我就跟你讲实话吧。这些书，是老陶……不，是乔主任交代老陶，看看哪些书是毒草，哪些书能让孩子们看。这不，我这正分门别类呢，等我选好了，能让你们看，自然会交到你们的手里。”
我愣住了，好久才明白过来，弯腰给启老师鞠了一躬：“谢谢老师，我代表‘公社小孩兵团’，不，我代表全体同学，谢谢老师！”
启老师说：“你先别代表这个那个，也不用谢我。既然你发现了，那我们就把话说在前面，这件事情是秘密，在我没有选好之前，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我忙不迭地说：“我知道我知道，连我爸爸都不说。”
启老师笑了：“你爸爸可以说，他是公社的宣传委员，他本来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愣住了，我爸爸知道？他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漏啊，他可真是六亲不认啊。
话说透了，该走了，可是我磨磨叽叽的，就是不走。
启老师看出我的心思，犹豫了一下，把桌面那堆连环画最上面的一本拿下来，交到我手上说：“这算是给你一个奖励，你先看，但是得保密。”
我欣喜若狂，可是一看连环画的封面，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原来是《智取威虎山》。我禁不住喊了起来：“老师，我不要这本。”
启老师奇怪地看着我：“怎么啦？”
我说：“这个戏我都看了快二十遍了，台词我都会背。”
启老师嘿嘿一笑：“看戏和看连环画不一样，你拿回去，看看这里面的绘图和文字，有琢磨头。”
我知道启老师不是糊弄我，可是，我还是不甘心就这么走了，我掂着手里的《智取威虎山》，哗啦啦从头到尾，再哗啦啦从尾到头。启老师知道我在耍赖，又叹了一口气：“好吧，那就再借给你一本。”
我说：“老师，我知道，摆在桌上的都是您选出来的，已经填到表格了，您就多借给我两本吧。”
启老师张着两只手说：“杜二三，你还得寸进尺了。哎呀，你确实聪明，可是，没有得到乔主任的同意……要是造反派知道了……”
我赶紧地，顺杆子就上：“老师，三本，我自己挑，就在桌上那一堆里面挑。”
启老师还在犹豫，但是很快，他似乎下了决心：“不行，我没有这个权力……你只能选一本，而且绝不能外传。”
我绝望了，我不知道启老师为什么这么胆小，可是我不能再纠缠了，万一把启老师惹火了，我恐怕连一本都得不到。
我言不由衷地说：“老师，那我就先拿一本吧。”
启老师好像也有点不忍心，点点头说：“杜二三，你是懂事的孩子。等着吧，总有一天，这些书都会让你们看。”
我不说话了，眼看天已经快黑了，我扑到桌子跟前，先把那些样板戏的连环画扒拉到一边，从最底下找出那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连环画，我看到了《夏伯阳》《海底旅行》《一棵树的故事》……每一本都舍不得放下，可是我不得不放下，最终，我选了一本《踏尘而过》。
启老师说：“怎么选了这本，名字文绉绉的，不像少儿读物。”
我说：“就是它了，我喜欢。”
八
前面我说过，我们到罗店看了一场电影，挨了雨淋，还差点儿被困在河东。这件事情陶大伯跟乔主任汇报了，第二天乔主任召集公社干部开了一次会，决定了三件事，一是跟邻县罗店公社联系，两边都出点钱，在汲河码头建一座桥——其实用不了多少钱，木料和石料、劳力都是现成的，出钱买点钢筋水泥就行了。第二件事，是向县里打报告，每半个月就要到我们公社来放一次电影，成为规矩，不能由电影队做主，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第三，关于那些“四旧”，找个明白人挑选一下，看看哪些能给孩子们看，孩子们正在成长，需要知识营养。
当然，我们是几年后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了，乔主任当年主导修建的那座桥，后来成为我们和邻县的第一座“开放桥”——得知这一情况，我们更加相信陶大伯说的：“时光退回二十年，老街它不是一条街，它是一个城。”
其实，时光前行二十年，老街又成了一座城。所有的城市都是从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但是它首先是从人的心里生长起来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老街新城，首先是从乔伯伯和乔伯伯那样的人的心里生长起来的——这是我成为作家之后的感悟。
现在，回过头来讲当年的故事。
时光退回几十年，那天从启老师手里借书，我为什么要选《踏尘而过》呢，在我还没有看到故事以前，先看到了一张绘图，一匹马，一匹骏马，一匹在战场上高扬脑袋、四蹄悬空的战马。马背上的人高举战刀，英姿飒爽。
那幅绘图的背面，是人贴在马背上，马背拉得很长，像一道长虹一样。马和人的远方，是起伏的山峦和白云。
那幅情景瞬间就刻进了我的脑海。
我没有见过真正的战马，我们老街只有张麦家有一头驴。张麦家开豆腐坊，那头驴是用来拉磨的。
连续几天，我就像得到了宝贝，我一页一页地看，看马背上那个名叫“拉卡”的红军战士的战斗故事；看那匹名叫“利箭”的枣红色战马驮着主人，在各个战场上纵横奔驰并多次帮助主人脱离死亡地带；看陷入重围之后战马越过两丈宽的壕沟从敌人的头顶飞过的画面。
我太喜欢《踏尘而过》了，不管是那匹马还是那个神勇的战士，都让我浮想联翩。只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个骑兵战士后来去当了坦克兵呢，那匹马最后到哪里去了呢？以至于几十年后观看电影《战马》，我首先就想到了《踏尘而过》。
看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停了下来，舍不得一下子看完。后面的三分之一，我看了两天，那两天我又着急又快乐，每天都在想后面的故事，似乎能看见那匹马，并且能够听到嗒嗒嗒的马蹄声和悦耳动听的嘶鸣。
在我偷着乐的那几天，乔大桥他们还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老是围着公社大院西边的小楼打主意。
有一次放学路上，乔大桥跟我们讲：“根据最新情报，这几天陶大伯家里有事，食堂临时调来一个临时工。”
吴小根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
我问吴小根：“高什么高？”
吴小根说：“陶大伯不在公社大院了，时机成熟了，我们还是要偷袭小楼，一定要把那些书弄出来。”
陈肖江说：“马上就要考试了，我爸爸不许我晚上出门，只能在家做作业。”
乔大桥生气地说：“做什么作业啊，没听说学校来了工作组，要整我们的老师，说他们复辟资本主义。”
然后又问我：“杜二三，你有没有决心？”
我当然不会跟乔大桥讲实话，不是我想吃独食，而是因为我对启老师有承诺，在他选好之前，我不能暴露秘密。我说：“陶大伯说过，小楼子过去是地主家的绣楼，小姐住的，为了防止土匪，上面的窗户都是钢筋焊的，翻上去也没有用，根本进不去。”
乔大桥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小子这几天就像乖孩子一样，啥都不玩了，你在干吗，是不是得到什么宝贝了？”
我暗暗吃惊，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了，我和启老师之间的事情，我不说，启老师更不会说。乔大桥在诈我呢。我说：“我啥也没干，我在做功课，年底就该考中学了。”
乔大桥撇撇嘴说：“现在上中学不用考试了，靠推荐。你小子跟张杏一样，走白专道路，我们不推荐你。”
这时候乔二桥一竿子插了进来：“乔大桥，你可不要掉以轻心了，你没听咱爸说吗，古镇中学很快就要恢复招生制度，入学必须考试。”
乔大桥吃了一惊：“啊，必须考试……考就考，我还能考不过你？可是，那些‘四旧’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善罢甘休了？”
乔二桥说：“你操那个心干什么，你的成绩已经一落千……千什么了？”
我马上接茬：“一落千丈。”
乔大桥横了他弟弟一眼，又横了我一眼：“我跟你们讲，不要太得意了，本司令能文能武，到考试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了。”
不知道是乔二桥的话把乔大桥吓住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在放暑假之前的那个星期，乔大桥没有再组织偷袭小红楼了，好像上课也比过去认真了。
吴小根私下里跟我讲：“乔大桥他妈说了，他们家两个男孩，只能有一个上中学。乔大桥怕考试输给乔二桥，面子上过不去，正暗暗较劲呢。”
我不知道吴小根的话有没有根据，但是据我观察，乔大桥确实变了，话也比过去少多了。自从有了上中学要考试的消息，我们公社大院的孩子，好像都比过去深沉了，似乎一下子长大了几岁。
我倒是不怕，我不仅语文没有问题，算术也没有问题。自从那次被付老师收拾了一顿，我的算术成绩也有所提高，不是第一名，排在第九、第十不在话下。
最惦记那些“四旧”的还是我。
我记性好，说过目不忘那是吹牛，但是基本上不忘。那天在启老师的屋里，我一眼就看到了，不仅桌面上有连环画，他的抽屉桌下面，还有很多书，我记得的就有《徐霞客游记》《红楼梦》《青春之歌》《三家巷》。我还记得，在这堆书的旁边，还有一摞书《十万个为什么》。
启老师说分门别类，我理解，就是把可以给我们看的书选出来。可是，那些不让我们看的书怎么办呢，会不会真的交给陶大伯当柴火烧啊？
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像猫抓一样。虽然我有了一本《踏尘而过》，可是我不能总看这一本连环画啊，我已经把它看完了，又从后面往前看了一遍，那里面的故事我差不多能倒背如流了。
有天下课之后，启老师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连环画看完了没有，怎么现在还没有还回来？”
我说：“我想再看一遍。”
启老师盯着我说：“不会吧，还有那么多……你不会把它传出去了吧？”
我说：“当然不会，我确实太喜欢《踏尘而过》了，我要把它背熟。”
启老师更加惊讶了：“背熟？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有那么多好书……赶快把它还回来，明天。”
那天晚上，我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老想扑棱翅膀往外飞。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做一件事，把《踏尘而过》里面我最先看到的、也是最喜欢的那张绘图复制出来。我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用复写纸把那幅绘图复写下来，比如在绘图上面蒙上透明的白纸，把它描下来……可是，要么是难度太大，要么是找不到透明白纸，反正是没有成功。
试了几种办法都没有成功，我为什么要复制那个绘图呢，因为我想把它贴在我的床头，这样我每天睡觉之前就能看到它的身影、听到它嗒嗒嗒的奔跑声，我就能在睡着之后做个好梦——这个想法当然幼稚，可是那时候我就是这么想的。
看明天就要还书，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最后想了一个办法——把我最喜欢的那幅绘图撕下来。
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了一跳，这不是小偷吗？
但是很快我就镇定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差点都当柴火烧了，我撕下一页又算得了什么？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我想起了启老师朗读课文《孔乙己》时抑扬顿挫的声音：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吗……
何况只是一张绘图。
动手之前，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打开连环画，翻到那一页，一看背面，也是一幅好图，更坚定了我的信心。我知道，不做则已，要做就要把事情做得漂亮，一点痕迹也不留下。
我先研究了画册的装订，订得很密实，如果直接扯下，可能会留下碎片。怎么办呢，我琢磨了一会儿，把画册从中间掰开，用小刀一点一点地裁。裁完之后，再把掰开的画册合上，一点碎片也看不出来。
做完这一切，我的小褂子都汗湿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歇了一会儿，再把连环画打开，看被我撕掉的那一页的前后的文字说明。
天助我也，从故事情节上看，基本上看不出破绽，反正是打仗的故事，讲的都是砍杀的动作，缺了一页，故事照样能够接上。据我所知，下面要借这本连环画的人，都是我这样的孩子，他们只会看热闹，绝不会有我这样的细心。这件事情我做得太漂亮了，比乔大桥他们玩的情报战高明多了。
九
第二天上学，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怀揣《踏尘而过》，一直跟着启老师，往老师办公室方向走。
启老师回过头来说：“杜二三，有事吗？”
我瞅瞅没有同学跟上来，赶紧掏出连环画，送到启老师的手上。
启老师说：“哦，还书。”
启老师顺手翻了翻连环画，就把它装进口袋里，说了声：“很好，放学到我宿舍一趟。”
我的心里突突直跳，我知道，我很快就能从启老师那里拿到第二本书。
第三节下课之后，我像兔子一样直奔启老师的寝室，启老师问我：“还想看什么书？”
我说：“我不想看连环画了，我想看……写马的书。”
启老师皱着眉头说：“写马的书？那是什么书……你是说，关于动物的？”
我说：“只要写马的就行，我喜欢马，战马。”
启老师的眉头松开了又皱起来，自言自语：“你这孩子真奇怪，专门写马的书，我没有印象。”
我有点失望：“其他动物的也行。”
启老师想了一会儿，一屁股坐在抽屉桌后的椅子上，低头看了看，然后摸出一本书来，翻了两页说：“专门写马的书我还真没见过，这本书里有马的故事。”
我大喜过望，差点儿就扑过去了。
启老师把书往我面前推了推，我迅速看清了书名——《罪与罚》。作者的名字太长，一下子没有看清。
我把书拿到手上，正要向启老师鞠躬道谢，启老师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伸手又把书拽了回去：“啊，还不行啊，这本书你不能借。”
我以为我听错了，傻傻地看着启老师。
启老师说：“这是外国人写的小说，兵团的人说，这是毒草里的毒草，不能给学生读。”
我的眼前一黑，差点儿就晕了过去。我可怜巴巴地说：“老师，你说过的，外国也有很多大作家，世界名著……经……什么典……”
我语无伦次了。
启老师坚决地说：“不行，这个不能借给你，这是为了你好。再说，我成分不好，不能惹火烧身。”
我不知道成分不好跟借书有什么关系，可是，这句话从启老师的嘴里说出来，让我心里一阵难受，好像我一下子又长大了两岁。沉默了一会儿我才说：“好的老师，我不借这本了，我选别的吧。”
那天中午，启老师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连环画《我的大学》，启老师特意跟我讲，这是一个人自学成才的故事，应该对我有启发。人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灯塔，可以引导一个人走向成功。
还有一本，是正经八百的书，里面有插图，名字叫《海底旅行》。
我不太明白，《海底旅行》也是外国人写的，为什么可以给我读呢？
启老师说：“这个跟《罪与罚》不一样，这本是科普读物。”
就是那天，分手的时候启老师跟我讲，他已经把书挑好了，我们很快就能像城里的学校那样借书了。
我又惊又喜，不放心地问：“我们到哪里借呢，还是找老师吗？”
启老师笑笑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尽管很快就要考试了，但我还是把新借的两本书看完了。《我的大学》只看了一遍，非常感动，我也希望自己能像主人公那样，从生活和工作中学到真本事，但是这样的故事只能让我感动，还没有让我激动。
《海底旅行》看得比较慢，因为里面新鲜的故事太多，理解起来费劲，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两遍，最后也就有了兴趣。看到摩尼船长驾驶他自己制造的潜艇，利用海里的植物发电，在潜艇上安装武器同海盗战斗，我就琢磨，我能不能也制造一艘潜艇，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英勇战斗。
当年，我还没有见过大海，更没有见过珊瑚和鲨鱼，我想象不出来潜艇是个什么模样。那个时候，如果再让我写作文《我的理想》，我一定会写：我要当一个海军战士。
不过，我最牵挂的，还是那本神秘的《罪与罚》，我不仅记住了书名，还把作者的名字记住了——“它的左耳”，记得当时在启老师的宿舍里，我看到的作者名字，总有七八个字，好几个字我不认识，但是我记住了第一个字“陀”，我不知道“陀”的读音，这丝毫不影响我记住它——“它的左耳”。
转眼就到了测验时间，那几天乔大桥老实了许多，跟我请教写作文。
我回忆了一下，启老师出作文题，一般都不是太难，容易发挥，比如《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记忆中的一棵树》《春天来到田间》等等。
我说：“这次启老师有可能让我们谈理想，他最近老是把‘理想’两个字挂在嘴边。”
乔大桥眼睛一亮说：“就是，有一次他训我，跟我说，不能再调皮捣蛋了，要有理想。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当一个技术员，把我们的老街建设成城市。我就写这个。”
乔二桥说：“还长大了！你已经很大了，算术都考不及格，你拿什么建设老街啊？”
乔大桥恼羞成怒，冲乔二桥挥挥拳头说：“当技术员不需要学算术，我会画画就行，杜二三你说是不是？”
我说：“我不知道当技术员要不要学算术，可是，算术成绩不好，就考不上中学，更考不上大学，上不了大学，就当不上技术员。”
乔大桥说：“胡说，张麦的叔叔就没有上过大学，可他就是技术员。”
乔二桥说：“他那叫农民技术员，种水稻用的。”
乔大桥不理乔二桥，问吴小根：“你的理想是什么？”
吴小根说：“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搞到小红楼的钥匙，把它送给司令。”
吴小根的话让我吃了一惊，连乔大桥也没有想到他的理想就是这个。
乔二桥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
乔大桥拍拍吴小根的肩膀说：“不是把钥匙给我，而是把那些书弄出来，我们大家一起看。”
吴小根说：“那也是司令先看，我们后看。”
乔大桥咧嘴笑了，转过脸跟我讲：“杜二三，你成绩好，不怕考试，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你去跟陶大伯讲，把书交给我们，不然我们就要革他的命。”
我没吭气。我当然不会跟陶大伯讲这话，不过，我确实计划这段时间多留意陶大伯的行动。
我记住了启老师的话，我们很快就能像城里的学校那样借书了，可是到哪里借呢？我分析，启老师担心书放在他的宿舍里不安全，登记造册之后，还会还给陶大伯，还会藏在小楼里。虽然启老师说大家都可以借，但是我很清楚，并不是所有的书都能拿出来让我们看，特别是那本《罪与罚》，看启老师小心翼翼的样子，他是不会把它拿出来让我们看的。
要想弄到那本书，还得找陶大伯。
陶大伯离开公社大院，也就是五六天。他回来之后，我有空就去听他讲故事。
除了关心那些书的去向，我还关心一个问题，那些书是从哪里来的——据说我从小就有这个毛病，喜欢刨根问底。
陶大伯一肚子打仗的故事。只是，他有个毛病，刚刚讲了怎么跟美国兵作战，一会儿又扯到打日本鬼子了。以前我老是爱纠正他，后来我发现，陶大伯不喜欢别人打岔，我就不再纠正他了，随他怎么讲。
讲着讲着，就把话题绕到小楼上了。
陶大伯起先支支吾吾，还很警惕，瞪着我说：“还打小楼的主意啊。你跟乔大桥他们讲，那些‘四旧’早就不在小楼里了。别爬高上低，摔下来我可不负责任。”
我得意地说：“我当然知道那些‘四旧’不在小楼里，我还知道它们在哪里。”
陶大伯那当口正在切菜，放下菜刀瞪着我说：“啊，你知道，在哪里啊？”
我说……我刚要说“在启老师手里”，马上意识到不能这么说，我改口说：“在陶大伯你老人家的手里啊，你一定不会把它们烧了。”
陶大伯高兴了：“哈哈，臭小子，还真让你说对了。我当然不会烧它。什么毒草，写在书上，印在纸上，能是毒草吗？我就不相信了。”
我接着溜须：“陶大伯，你日理万机，肯定不会自己保管那些书，一定会找个人替你保管。”
陶大伯更高兴了，瞪着我说：“臭小子，还神机妙算呢。我当然不会自己保管。乔主任让我找个明白人，看看哪些书能给孩子们看。谁是明白人？明白人都在你们学校，你们的老师都是读书人，所以呀，我就去找启老师，嘿嘿，乔主任说，找对了，启老师就是明白人……”
陶大伯正说着，突然不说了，打量着我说：“臭小子，你不是来套我话的吧，看看，十八被十七套住了。”
我说：“陶大伯，我没有套你的话，我只是想知道，我们老街，不到一百户人家，五六百口人，从哪里来的那么多书呢？”
陶大伯这才放下心来：“啊，你问这个啊，那我可以跟你讲——时光退回三十年，老街三成人家有书柜。”
然后就一五一十地讲开了。
原来，在我们老街的西边，有一个古镇，上世纪三十年代，古镇上有几个读书人，到北京求学，并且办起了文学社，写作、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就是这几个人，向家乡中学图书馆捐了很多图书。在我出生前后，老街的学生上中学，都在那个古镇。后来中学停课了，借的书也没有地方还了，只好带回家乡，没承想后来成了“四旧”。
陶大伯在向我讲述这些情况的时候，表情是凝重的，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痛惜和茫然。
我说：“没想到这些书还有这些故事。陶大伯，那些书送回来了，你不会烧，对吧？”
陶大伯说：“那可不一定，有些书确实是毒草，比如说什么鬼啊神啊，还有什么梦啊游啊，恐怕真的有毒。”
我说：“那也先别烧，你把它藏在小楼子里，等我再长大一点，我来看看它们到底是什么。”
陶大伯愣住了，炒菜的铲子握在手里，看着我说：“等你再长大一点？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陶大伯，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很快就会长大的。”
陶大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别急，你慢慢长，我慢慢等。”
四十年后，我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有一次回乡，探望年过八旬的陶大伯，说起这段往事，陶大伯哈哈大笑说：“前年乔主任回来，还专门派人把我接到小红楼，他跟我讲，老陶啊，当年的那些孩子里面，出了一个作家，老陶你也有一份功劳呢。”
十
果然不出所料，期中考试，综合成绩，又是张杏排名第一，乔二桥排名第三，我搞了个第六。更出人意料的是，乔大桥的成绩排在第七，仅次于我。陈肖江和吴小根都在十五名之前，“公社小孩兵团”皆大欢喜。
乔二桥这才跟我们讲，乔大桥原先在城里上学，那个学校经常搞运动，很少正儿八经地上课。乔大桥的妈妈工作忙，根本顾不上他，他跟城里的一群孩子成天打巷战，落了个“混世魔王”的绰号。后来乔主任下了决心，把他妈妈也调过来，乔大桥是留级才跟我们当同学的。
乔大桥和乔二桥的学习成绩都上来了，他妈妈给兄弟二人每人奖励了一件新汗衫。乔大桥把他的海魂衫扔给乔二桥，乔二桥居然不要，因为那半年乔二桥疯长，个头比他哥哥还高，他妈妈让乔二桥把那件海魂衫送给陈肖江了。
期中考试结束后，就该放暑假了，启老师这才在班里宣布，有一批书，放在公社的小楼里，钥匙在陶大伯手里，借书还书找张杏。
这一下，张杏更吃香了，不仅她吃香，连她的小跟班祝星都跟着神气。祝星仰着脑袋跟我们讲，你们要借书，得先写借书清单和保证书，保证不外传，保证不损坏，保证按时归还。
暑假第一天，我们的小楼图书馆就半明半暗地开张了，听陈肖江说，按乔主任的要求，陶大伯带领几个小工干了两天，把小楼里的破铜烂铁全部清理出去，还把墙壁糊上了报纸，一楼成了学习室，二楼成了藏书室。学校老师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有资格到学习室借书，也可以在里面看书。
这一下，我们的小楼就像延安的宝塔一样，成了老街人民心中的革命圣地。我们第一次进到小楼，心里怀着崇敬，连话都不敢大声说。
上了二楼才知道，原先我们看到的红顶，还镶嵌着几块玻璃瓦。二楼四面都有细长的窗棂。那是个下午，阳光透过玻璃瓦射下来，跟我们教室差不多大的房间，一地阳光。
乔二桥低声说：“妈呀，比城里的图书馆还阔气。”
乔大桥蔑视地看了乔二桥一眼说：“城里的图书馆比这阔气，这算啥呀，就这么一点点书。”
乔大桥刚说完，就看见桌子后面的祝星，正在不满地看着他，意思是嫌他说话声音大。乔大桥一吐舌头，向祝星讨好地挤眉弄眼。
按张杏的规定，我们每个人一次只能借一本书，期限是五天，因为学习室每五天开一次门。
当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商量好了，我们借到书后，抓紧看，看了交换，争取在五天之内，把所有人借到的书都看一遍。
这个暑假，我们很少玩打仗的游戏了，陈肖江借了一本连环画《赵一曼》，据他自己说，他经常看得热泪盈眶，他恨不得制造一个飞机，把他送到赵一曼的身边，跟她一起战斗。
吴小根借了一本《雄鹰之歌》，他说那个彝族青年连中学都没有读过，也能当飞行员，他要是考不上中学，也去当飞行员。
乔大桥、乔二桥和我，已经不满足看连环画了，乔大桥借了一本小说《矿山的儿子》，足有两本课本厚。乔大桥得意地跟我们讲：“你们都傻，要借就借厚的。”
看他的样子，好像他占了很大的便宜。
第一次借书，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我的脑子里一直装着一个东西，《罪与罚》和“它的左耳”。可是，它在哪儿呢？
藏书室两面书柜里，装的大都是人物传记、英雄事迹和学习材料，只有东北角有一个小书架，上框贴着一个细纸条——参考读物。
我把那个小书架从头到尾扫了两遍，又把外面的扒拉开，里层也扫了两遍，没有见到《罪与罚》，也没有见到“它的左耳”。我估计，那本书，当然还有一些书，不是被烧掉了，就是被锁进了书架后面的铁皮柜里了，铁皮柜贴着封条，封条上写着“战备物资”四个字。我宁愿相信，那些书在这个柜子里。
别人的书都借好了，我还在那里磨蹭，张杏急着关门，也跑过来帮我找，问我：“你到底要找什么书？”
我当然不能跟她讲实话。我说：“我在找一匹马。”
张杏眯起眼睛看着我，好大一会儿才说：“你是说，写马的书？”
我说：“差不多吧。”
张杏又想了一会儿，唰的一下从外面那一层的上面，抽出一本连环画，往我面前一送说：“这个就是。”
我接过连环画，快速翻过，果然，我要的马出现了。我高兴得昏了头，对张杏说：“张杏，太好了，我就借它，你登记吧……”
话还没有讲完，我又觉得哪里不对劲，我再仔细看看连环画的封面，我的天啦，是《踏尘而过》。
张杏问我：“杜二三，你怎么啦？”
我没好气地说：“我早就读过了，读了两遍，我可以倒背如流。”
张杏不相信似的看着我，好像自言自语：“读两遍，还倒背如流，有那么好看吗？”
我说：“男孩子喜欢的东西，跟女孩子喜欢的不一样。”
张杏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说：“那你抓紧选一本吧，我要锁门了。”
没有办法，我只好从原先备用的几本书里选了一本小说《春回大地》。
下楼的时候，我走到楼梯口，又站住了，回头看看张杏放在桌上的书，是《十万个为什么》里的“农业卷”，心想，这个小丫头，难道想当技术员？
十一
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借书，我就犯了一个错误。
张杏也借了一本书，不过，不是我看到的放在桌子上的那本《十万个为什么》，而是我说“看了两遍”的《踏尘而过》，她大约觉得好奇，是什么样的书让我这么着迷，看了两遍还能倒背如流。
手里有了书，我们的暑假生活就丰富多了，根本不用玩打仗的游戏了。
乔二桥借的是连环画《永不消逝的电波》，后来他跟我说：“我太喜欢这本书了，我太喜欢李侠了，他戴着耳机的样子比李玉和神气多了，比杨子荣都神气！”
乔二桥后来迷上了耳机，找遍老街，也没有耳机，更没有电台，但这丝毫不影响乔二桥学李侠。
有一次上算术课，付菊珍老师在上面讲不等式，乔二桥在课桌后面用手指在腿上嘀嘀嗒嗒发电报，被付老师发现了，付老师让他站起来，问他在干什么，他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突然喊了一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教室里一片安静之后，突然哄堂大笑。
付老师摸不着头脑，用教鞭敲敲讲台说：“你说什么？”
乔二桥这才回过神来说：“我走神了，我想起了革命先烈。”
付老师虽然很生气，可是乔二桥说出“革命先烈”几个字，付老师又不好发作，嘟囔了一句：“莫名其妙，正在上课，你怎么想起革命先烈了，难道我是地主恶霸吗？”
我有点后悔，那天没有最先发现《永不消逝的电波》，不过，很快乔二桥就看完了，我用《春回大地》跟他交换，他翻了翻，不屑一顾地说：“这什么故事，老掉牙了，算了，我不跟你换了，你拿去看吧。”
说完，很大度地把《永不消逝的电波》塞到我的手上。
我有点后悔，我之所以把《春回大地》借回来，是因为我当时有个错误的判断，我认为放在外面借给我们看的都是大路货，所以不抱太大的希望，马马虎虎地选了一本，哪里想到还有《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的书呢？
借书的第四天上午，张麦突然到公社大院，很神秘地找到我问：“你最近是不是欺负张杏了？”
我连想都没想就回答：“怎么可能，我一个男子汉，怎么会欺负一个女孩子呢？”
张麦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张杏跟我讲，她要找你算账，就看你态度老实不老实了，你要是不老实，她就要把你的事情告诉陶大伯。”
我有点犯傻，怎么也想不起来，我怎么惹着张杏了。
到了下午，我和乔二桥帮助陶大伯抬水，从龙井打了水，正往回抬，快到公社大门的时候，被张杏拦住了去路。张杏的小脸涨得通红，对我和乔二桥说：“你们把水抬进去，我有话要对杜二三讲。”
我说：“就在这里讲吧，乔二桥是我的好朋友。”
张杏迟疑了一下，坚决地说：“不行，我要单独跟你讲。”
我意识到问题有点严重，说：“好吧，听你的。”
进了大院的门，乔二桥跟我讲：“你得防备一点，听说张杏练过武，张麦都打不过她。要不，我暗中保护你？”
我说：“你想哪儿去了，张杏要是来找我打架，那我就烧高香了。她肯定不是来找我打架的，没准我出了大纰漏。”
乔二桥说：“啊，你能出什么大纰漏，你胆子那么小。”
我不理乔二桥，心里像装了一只兔子，梦游似的出了大院的门，老远张杏就对我喊：“跟我走。”
我说：“到底是什么事情？”
张杏头也不回地说：“自己做的事情自己还不知道，装什么装？”
说实话，我的心里隐隐约约有个感觉，我做了错事，可是到底是什么事，我确实想不起来了。
走到十字街南边的塘埂上，张杏停下来，看看前后都没有人，从荷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我一看，顿时恍然大悟——拿在张杏手里的，是那本《踏尘而过》。
张杏说：“说吧，怎么办？”
我一头冷汗，心虚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可是，张杏，你也太像特务了，你是怎么发现的？”
张杏说：“你说呢，你说看了两遍，还倒背如流，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书，难道是天书吗？我跟你讲，我也看了两遍，不是因为喜欢，我根本就不喜欢这本书，而是因为第一遍没有看明白，第二遍倒是看明白了，也看出问题来了，少了第二十七页和二十八页。我查了一下，在这本书运到小楼子之前，根本没有外借过，我猜是启老师悄悄借给你的……”
我无话可说，把脑袋仰起来，做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恶狠狠地盯着张杏说：“这事跟启老师没有关系，我一个人承担，你说怎么办吧？”
张杏说：“这样做不道德，你知道吗？”
我说：“是不道德，可是已经做了，你说怎么办？”
张杏说：“撕下的那张在哪里？”
我说：“在我的书包里，我喜欢那匹马，打算画一张放大的，可是我画不好。”
张杏这才停止训斥，想了一会儿说：“杜二三，我把连环画交给你，你今晚就把那一页粘上，明天再去借书的时候，悄悄地把它放到书架上。”
张杏说着，从荷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胶水瓶。
我愣住了，看着张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有点难过，还有点……心里有点热乎乎的。
我说：“张杏，你就这么饶过我了，不告发我了？”
张杏说：“以后，不要做这样的事了，我们都要当诚实的孩子。”
说完，她把胶水瓶往我手里一塞，转身走了。
我盯着张杏的背影，心里一阵屈辱，但是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对的，我得认真对待这件事情。
晚饭前的一段时间，趁大人都不在家，我把《踏尘而过》摊在小饭桌上，开始研究怎么修补。忙乎了半天，怎么也不可能让它回到从前了，好歹把撕掉的那页粘了回去。做完这一切，心里才稍微平静一点。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还书借书，上到二楼楼梯口，张杏看见我，我点点头，她也点点头，笑了笑，啥也没说，看着我把连环画放回到书架上。
楼下传来脚步声，我马上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背起小手，闪到另一个书架前面。
我还是要找“它的左耳”，找《罪与罚》，自然是找不到。我心想，不在铁柜里，就是被陶大伯藏到另外的地方了，估计连张杏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忽然，我看见书架最下面一个格子，贴着“农业技术”的标签，竖着十几本书，其中一本，用白纸包着书皮，书脊上有手写的“防治水稻病虫害”。
我觉得不对劲，这本书乔大桥家里有，我爸爸的床头也有，不过都是薄薄的小本子，比课本厚不了多少。可是这本书厚了许多，引起我的注意。接受上次借书的教训，这一次，我得认真一点，没准有意外惊喜呢。
乔大桥他们上来了。
乔大桥看见我说：“啊，杜二三，来得这么早啊。”
我嘟囔了一句：“就比你早一会儿。”
乔大桥问：“找到什么好书了吗？”
我说：“这不刚上来，正看呢。”
说话间乔二桥和陈肖江也上来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开始找书。
我一直站在那个书架前面，见他们没有在意，我蹲下去，把那本书抽了出来，打开封皮一看，吓了一跳——这根本不是“防治水稻病虫害”，而是一本外国小说。我小心翼翼地把扉页从书皮内层抽出来一看，几个印刷字映入我的眼帘——“马背上的青春”。
我的心跳顿时加快了。虽然不是“它的左耳”，可是，光“马背”两个字，就让我眼前一亮。何况还有“青春”。看看作者——阿·托尔斯泰。
显然，这是一本小说，而且是外国人写的。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它算不算“毒草”呢？
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它借走，就是抢，我也要把它抢走。
乔大桥他们很快就把书选好了，我担心他们靠近我，又把书放回原处，假装东张西望。
乔大桥说：“怎么还没有借好？”
我含糊其词：“我想多看看，我不想看连环画了。”
乔大桥不再理会我，拿着一本旧画报，找张杏登记去了。
直到乔大桥他们离开，我才把书取出来。
填写借书登记表的时候，我低着头，同时一只手抓住书的一角，防止张杏把书拿过去翻看，好在她并没有翻看，她正忙着整理刚刚还回来的那些书。
我快速填完表，又打了借条，夹起书就走。张杏突然说：“你怎么急急忙忙的，还一头汗……把书给我看一眼。”
我的眼前一黑，不过，我没有晕过去，我定定神说：“你看什么，我已经打了借条，这几天它归我了。你要看，也得给我打借条。”
张杏被我说愣了，扑哧一下笑了：“杜二三，你真小气。”
那天回到家里，吃了午饭，我一个人躲在小楼后面的树林里，开始读《马背上的青春》，很快就被迷住了。
那是一个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故事——苏联红军一个骑兵连长，在一片废墟里发现了一个失去亲人的孤儿，这个孤儿后来就留在了骑兵连，跟随连长打了很多仗，而且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射击和劈杀技术……
连续几天，我的脑子被塞满了各种画面：冒着枪林弹雨冲向敌人桥头阵地的骑兵队伍，身负重伤依然高举战旗的红军战士，胜利之后的篝火晚会，篝火晚会上悠扬的手风琴声……还有蓝色月光下面树林里的井台，井台边上哼着歌曲向身上泼水的女子——直到战争结束，骑兵连的同志才知道那个孤儿是女扮男装……
我太喜欢这本书了，我看几页就要停下来，等夜里做梦，梦里猜想后面发生的故事，第二天看看书里写的和我梦见的是不是一样。然后，再看几页，再停下来，再等夜里做梦。
十二
暑假过后，老街接连发生了几件事，一件事是启老师被调走了，据说是犯了错误，至于什么错误，没有人跟我们说。第二件事是县里来了一个工作队，要清算乔主任的错误，说乔主任抵制运动，搞“独立王国”。第三件事，是工作队要关闭我们的学习室，并且派人来查封——不过，后面这件事情他们没有做成，被陶大伯挡住了。
工作队来查封小楼的时候，我们还在学校上课，后来听人家讲，陶大伯那天拎着一把炒菜的铲子，站在小楼外面，等工作队的人来了，陶大伯挥舞铲子说：“这是民兵武器库，军事重地，谁要进来，先过我这一关。”
工作队的人当然不会被陶大伯吓住，说：“早就调查了，小楼子里面根本没有武器，都是‘封、资、修’的毒草。老陶你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了。”
陶大伯说：“笑话，时光退回十三年，老子就在公社工作了，这个武器库一直是我管着，我还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武器？”
工作队说：“就算有武器，还有‘封、资、修’的毒草，我们要进去搜查。”
陶大伯说：“搜查，谁给你们的权力？时光退回十五年，老子是杨司令的警卫员，没有杨司令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入小楼。”
陶大伯的话工作队自然不信，但是也不能全不信。杨司令是我们那个公社走出去的最大的人物，老红军，中将，那几年还是省里的一把手。
杨司令到底有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谁也无法证实。
陶大伯手里有一本画报，里面有一幅图画，下面的说明文字是：杨司令接见神枪手——在一堆人里面，后排有颗脑袋很像陶大伯，而且陶大伯确实在杨司令手下的警卫营当过兵。
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只是，后来我们就不能大摇大摆到小楼子里借书了，根据陶大伯的命令，张杏和祝星偷偷摸摸地在小楼里忙乎了好几天，把每本书的内容简介抄在一个本子上，再要借书，只能找张杏，先看简介定下书名，从张杏那里借。
我们猜测，书很有可能已经从小楼里转移出去了，但是也不可能由张杏保管，她家更不安全。那么那些书在哪里呢，我问过张杏，张杏说：“用你们男生的话说，这是军事秘密。”
这以后，我又跟乔大桥他们交换看了两本书——我当然不会用《马背上的青春》交换，我谎称我借的是《防治水稻病虫害》，乔大桥有点不信，还挖苦说我想当生产队长，但他还是把他手里的小说《朝霞满天》“换”给我了，他很神秘地跟我讲：“这本书很好看，里面有个人物，就像老街畜牧站的人。”
我懵懵懂懂地问：“为什么像老街畜牧站的人？”
乔大桥说：“这都不明白，忘记陶大伯讲的故事了？”
这下我明白了，我们都听陶大伯讲过，“时光退回十几年，上面要求高产量，我们公社养了一只神仙鸡，一天能下七个蛋——其实是把半条街的鸡蛋都集中到一家。后来上面按每只鸡每天下七个鸡蛋来征收，畜牧站的技术员急得天天给鸡打针，老街的鸡集体自杀……那一年我们都没有吃过鸡蛋。”
这个故事确实好玩，但是让人不舒服。《朝霞满天》我只看了三分之一，就不想看了。我还是想找一本《马背上的青春》那样的，当然，最好能找到“它的左耳”。可是，它在哪里呢？
我跟张杏商量，我手里的那本书暂时不还，再给我两个星期的时间。
张杏瞪着我问：“干什么，难道你想把它背下来？”
我说：“我想多看两遍，学会防治水稻病虫害。”
张杏说了一句让我非常吃惊的话：“杜二三，你真有远大理想啊，难道你想当生产队长？”——这话同乔大桥的话如出一辙。
说不清为什么，我突然想把真相告诉张杏，也许我已经把她当作可以信赖的人了。我说：“我跟你讲实话，那本书不是《防治水稻病虫害》，而是《马背上的青春》，外国小说。”
张杏看了我一眼说：“你真傻。”
我愣住了，我跟她说了实话，她为什么说我傻呢？
张杏说：“我就知道那不是《防治水稻病虫害》，看你那天慌里慌张的样子。”
我久久地看着张杏，半天说不出话来，这个毛丫头，简直就是个小狐狸。但是，我感激这个小狐狸。
跟张杏分手，我心里想，她也知道我的远大理想不是什么生产队长，我的远大理想其实就是想把《马背上的青春》抄下来。
那时候我有个担心，这样的书以后也许不会再有了，而且就那一本，也有可能最终被发现，被工作队烧了。如果我能把它抄下来，我就有了一大笔财富，没准可以换来更多的好书。
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以后放学回去，我再也不跟乔大桥他们玩打仗的游戏了——事实上，自从有了书，乔大桥他们也很少玩打仗的游戏了。
每天晚上，我一边做作业，一边抄书，抄着抄着，忍不住再看一遍，我不仅常常被那些扣人心弦的战斗故事激动得热泪盈眶，更为他们担心。特别是抄到骑兵连长牺牲之后，那个女扮男装的红军战士扯掉军帽，扔向远处，下马接过爱人手中的军旗，上马高喊一声：“现在，我就是连长，我在前面，全连跟上，向法西斯复仇，冲啊！”
书里有一句话，说她一头秀发像黑色的旗帜一样迎风飘扬。这句话被我牢牢地记住了，她的一头秀发，也像黑色的旗帜一样在我的脑子里、梦里、眼前迎风飘扬。还有那急促的、浪涛一样敲击大地的马蹄声，嗒嗒嗒，嗒嗒嗒……
我连续抄了两个多星期，终于快要抄完了，越到后面，我就越紧张。书抄完了，我还干什么？
那段时间，我的脑子里装了太多的东西——骑兵连还有一些活着的人，有的人成了残疾，战争结束后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回到农村，他们怎么干活呢？还有，那个骑兵连的女连长，后来被分配到政府办公室当秘书，可是她穿上裙子走不好路，说话大声大气，领导批评几句，她把领导按到沙发上痛打一顿，还从腰里拔出了手枪……
书里是这么写的：“战争结束了，可是我们的柳芭却回不来了，她的全部情感都留在了战场上。”
我为这个结果感到失望，感到非常痛心，也非常担心。
常常是放学走在老街的青石板上，迎着西边的火烧云，我的思绪会飞得很远很远，似乎能够看到天穹下面有一条大河，大河的岸边有一座城市。在城市边缘的废墟里，骑兵连的那些人像幽灵一般行走。尽管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城市，也不知道幽灵是什么。
我总在想，那些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说不清楚是哪一天，我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本书，接着《马背上的青春》写出它的续集，我将在续集里，让我惦记的那些人物都过上好日子。
这个念头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它是那么强烈，挡都挡不住。终于有一天我在作业本里写下一行字：永不消逝的马蹄声——马背上的青春第二部。
写完这句话，我不禁想起了经常挂在我们嘴边的那句话：“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
十三
这以后的几天，我一边回看《马背上的青春》，一边构思《永不消逝的马蹄声》的故事情节：柳芭痛打领导后被关到监狱里，骑兵连的老兵得到消息后，从废墟的地下室里找出武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老兵突击队袭击了监狱，抢走了他们的战友柳芭。后来一支军队追上来，把他们包围在河岸，关键时刻，从城市的某个角落里，冲出来十几匹战马，柳芭他们跨上战马，腾空而起，像雄鹰一样翱翔在河面上，向着远方奔驰而去……
我被我自己设计的故事情节感动得热血沸腾，连续十几天上课，都是神情恍惚。乔大桥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我没有跟他讲实话，只是说，算术成绩不好，老是挨付老师的训，怕我爸爸回来收拾我。
但是对张杏，我讲了实话，我把我的构思跟她讲了一遍，没想到她不仅很感兴趣，还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眼泪汪汪地跟我讲：“真好，你早点把它写出来，没准可以登在县里的报纸上呢。”
我说：“等我考完试，我就大张旗鼓地写。”
张杏说：“考完试，我也多读书，你写一段，我看一段，行吗？”
我说：“当然行，我们还可以合作，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
张杏一愣，接着笑起来：“杜二三，你好大的野心。”
考试前那段时间，我确实不敢掉以轻心。付菊珍老师经常训我，还把我叫到办公室，点着我的鼻子说：“杜二三你怎么回事，你算术成绩本来就不太好，最近更不好了。你不想上中学了吗？”
我老老实实地说：“我想上，我再加把劲，上课再也不开小差了。”
后来的几天，我决心暂时忘掉“永不消逝的马蹄声”，专心致志地补算术课。可是，精力总是集中不起来，特别是到了夜晚，老是睡不着，还是想着那个城市废墟和那条大河。
记得是八月十五那天上午，张杏跟我讲：“赶快把借的书还回去，陶大伯说，工作队又来找碴儿了，得把书集中起来，送到保密的地方。”
我说：“你不是支持我写书吗？”
张杏反问我：“你不是抄了一遍了吗？”
我没有话说了，只好答应她，尽快把书还给她。
当天中午，我把书找出来，想抓紧时间，把重点故事再看一遍。说来奇怪，那天捧着书，怎么也看不下去了，心里一阵难过，老是想起乔二桥的那句话：“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一想到要和这本书永别，我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我突然想，这本书在我的手里，已经十几天了，我还没有见过这本书的封面呢，我太傻了，我为什么不看看它的本来面目呢？
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对啊，我要在把它还回去之前，看看它的封面——真实的封面，而不是包在外面的书皮。
终于，我把书皮卸下来了，我不仅看到了原装的封面，上面印刷着“马背上的青春”这几个字，我还看到了，书皮和封面之间，夹着一张钞票，一张半新的一元面值的人民币。
我差点儿没有跳起来。我定定神，又把封底的书皮卸下来，我的天啦，还有一张一元钞票。
我把钞票夹进书里，重新装好书皮，坐在小板凳上半天没有挪窝。这个钱是谁包进去的呢，为什么把钱藏在书的封皮里？这本书是谁放在小楼里的呢？没有答案。但是，这两张钞票却在我的心里掀起波澜，两块钱啊！
读三年级以后，每天爸爸都要给我七分钱，我早晨上学，到老街曹三饭店，用三分钱买一块馍馍或者一根油条，用两分钱买一碗胡辣汤，还可以省下两分钱。两块钱，差不多就是我一个月的早餐钱，不仅如此，两块钱差不多可以买一件海魂衫——乔大桥跟我们讲，他的海魂衫金贵得很，是花两块五毛钱买的。
怎么办？面前放着一笔横财，心里像揣着一只兔子。
那天中午，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会儿把钱塞到枕头底下，一会儿又夹在书里。我太难了，我真想把它塞进书皮，再把书还回去。可是我更想把它留在我的枕头底下，我能拿它买三十本连环画——《踏尘而过》和《永不消逝的电波》，每本定价都是几分钱。
眼看就要到下午上学时间了，我想起了耳机，想起了李侠，想起了《马背上的青春》，想起了柳芭和她的战友。我对自己说：“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
我原封不动地又把两元钱放回书皮里。
出门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但是最终没有回头。我的书包里装着的那本书，好像比过去重了一百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最初的步伐，有点飘忽。路过十字街的时候，我注意看了一下街面。街上没有几个人，更没有人在意我。
我几乎是跑到学校的，幸好上课铃还没有响起，我把张杏叫到教室外面，跟她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张杏听了，好大一会儿才问我：“你打算怎么办？”
我毫不犹豫地说：“我听你的。”
张杏一本正经地说：“啊，你真的信任我啊，那我们就把它交给老师，启老师不在，交给付老师。要不就交给校长。”
我迟疑了一下说：“这样也不是办法，应该找到钱的主人。”
张杏皱皱眉毛说：“也是，可是到哪里找钱的主人呢……要不这样，咱们把钱再放回书皮里，等它的主人来找。”
我说：“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
张杏一脸茫然地看着我，我回过神来，赶紧说：“太好了，张杏，你确实比我聪明。”
张杏有点不好意思：“说什么呢，这么点小事。可是我问你，你把书还到我手里，不怕我把钱昧起来？”
我想了想说：“不会，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张杏没有说话，看着我，眼睛里涌上一层水雾，突然弯腰，给我鞠了一躬：“谢谢你杜二三，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手足无措，慌不迭地给张杏还礼。
那个时刻，好像我们一下子长大了十岁。
十四
寒假前，公社大院的大人们陆续从乡下回来，据说形势又有变化，乔主任还是我们公社的一把手。
工作队撤走之后，学校恢复正常上课，让我们惊喜的是，启老师又回来了。
不知道是乔主任的意思，还是陶大伯自作主张，我们的小楼学习室又开张了，并且多了很多书，还有报纸和刊物。
有一天，我和乔大桥一起去看书，乔大桥找到一本画报给我看，我一看，有一张照片，上面的乒乓球队员挥着拍子往前推，那个样子矫健极了，简直就像我心目中奔腾跳跃的战马。
乔大桥问我：“还记得我们在河东罗店看电影，前面的‘新闻简报’吗？”
我说：“我当然记得，我还一直纳闷呢，我们不是同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吗，还有日本鬼子，我们怎么还同他们打球，还把他们请到中国来。”
乔大桥说：“这是两回事，我们请来的是美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不是反动派。懂了吧？”
我说：“不是太懂。”
乔大桥说：“我也不是太懂。听我爸爸说，形势有变化。”
我还是懵懵懂懂。
直到上了中学，我们才听说，我们那次看到的“新闻简报”，对于全世界都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报纸和广播说，是“乒乓外交”“小球推动大球”。
不过在当时，以我们的年纪和见识，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那时候我们集中精力准备备考——上面有明确规定，古镇中学采取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政策，也就是说，我们要上中学，还是得考试。
我只好暂时放弃写作《永不消逝的马蹄声》，全力以赴应对启老师和付老师变本加厉的补课。
直到顺利考完试，我取得了语文、算术两科综合排名第七的成绩，而乔大桥此时的综合成绩已经位居全班第三了。
第一当然还是张杏。
寒假之前，我到小楼还书，意外的是，启老师也在二楼，正在跟张杏交代什么。
我上楼之后，启老师把我招呼到一个书架前面，取出一本书问我：“你是不是一直在找这本书？”
我接过书一看，两眼顿时放光——拿在我手上的，正是《罪与罚》，不过，作者不是“它的左耳”，这次我把字认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说：“是的，我是一直在找它，可是一直没有找到”
启老师说：“这本书确实不太适合小学生读，我原来打算等你中学毕业后再把它送给你。张杏跟我讲，你每次借书都要找这本书……我还是提前把它交到你的手上吧，也许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激动了，只是不明白，老师说的“也许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是什么意思，感觉这话里面藏着什么。
启老师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
我老老实实回答：“《马背上的青春》。”
然后我就把发现这本书的经过，如何从《防治水稻病虫害》的厚度上发现破绽，又是怎样爱不释手，并且手抄一本等等情况，一五一十向启老师如实道来。
启老师惊讶地看着我说：“啊，还有这样的事？”
张杏在一边说：“杜二三不得了，他看了《马背上的青春》，来了灵感，自己写了一个《永不消逝的马蹄声》，没准他能当作家呢。”
启老师更惊讶了：“你是说，你准备接着写下去，写第二部？”
我惶惶不安，不满地看了张杏一眼，张杏却笑盈盈地说：“瞪我干啥，这是好事啊，你要跟老师讲实话。”
我只好承认：“是的……不算第二部，我就是想接着写，因为书里的人物，引起了我的牵挂，我想写他们后来的遭遇，我认为这些为了国家英勇战斗的战士，应该过上好日子。”
在我说话的过程中，启老师一直用惊奇、惊喜的眼神看着我。我越说越来劲，最后，还把我琢磨出来的故事情节说了一遍。
我说完了，启老师还在看着我，就像看一个稀有动物，突然，他一拍桌子说：“杜二三，你很有文学创作天赋，告诉我，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一惊，理想？我的理想多了，三年级以前我的理想是学会武功，班里的所有男生都打不过我，我想让他们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三年级以后我的理想就多了，一会儿是当技术员，一会儿是当医生，后来又想当解放军战士。眼下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我说：“我的理想，也许是想到图书馆当保管员，这样我就可以天天有书看了。”
启老师说：“唉，当什么保管员啊，我跟你讲，你可以当作家。知道晨雨吗？”
我想了一下，好像听启老师说过，我们县里有个大作家名叫晨雨，他的文章不仅可以在地区报纸发表，还能上省报。我说：“知道，可是，我能跟他一样吗？”
那天启老师非常高兴，跟我讲，晨雨是他的师范同学，在县文化馆工作，等我中学毕业了，如果不能上大学，他就介绍晨雨给我当老师，教我写小说。
我当下就给启老师鞠了一躬。我不仅感激启老师，也舍不得离开他。我知道，寒假之后，我们就到古镇读中学了，启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
正讲着话，张杏想起了钱的事情，跑到书架前，将那本“防治水稻病虫害”找出来，打开书皮，取出里面的两元钱问启老师，知道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启老师沉吟片刻，一拍脑门说：“哎呀，这件事情还用问，看看封皮是谁的笔迹，不就清楚了吗？”
我们恍然大悟，可是看了半天，也没有认出来这几个字是谁写的。
启老师说：“那就再把这两块钱放回去。”
我表示异议：“如果遇到贪便宜的人，这两块钱不就白白便宜他了吗？”
启老师说：“我希望读这本书的人，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好学生，品学兼优。”
张杏也有疑问：“可是，如果他不是品学兼优怎么办？”
启老师说：“那就送给他呗，多大个事啊。”
那个寒假，我又有事情做了，一边读《罪与罚》，一边还在琢磨《永不消逝的马蹄声》。刚开始的时候，《罪与罚》对我的吸引力并不大，因为我急于找到战马的故事，没想到这本书里出现的马，根本不是战马，而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回忆童年的时候，出现的一匹拉车的马，它的遭遇很惨，甚至还不如张杏家那头拉磨的驴。
这本书比《马背上的青春》难读多了，因为写了很多人、很多地方、很多时间的故事，让人眼花缭乱。最让我感到吃力的，是人物名字太长。
看到第二章的时候，我想了一个办法，在作业本上给主要人物的名字编了一个号：拉斯柯尔尼科夫为甲，琴科尼尔夫扬斯基为乙，索菲亚阿廖娜为丙……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这样还是有问题，因为这些人物不仅有名字，还有昵称，有的时候父亲和孩子用同样的名字，还有的时候用他们的官职、工种、身份……简直一团乱麻。
好歹我总算见到马了，可是那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啊，栗色小马，拉着满载的重车，驾车的人不仅自己用鞭子狠狠地抽它，还兴高采烈地招呼别人也来打它，抽它的脸……终于，那匹可怜的栗色小马被打死了。
看到这里，我和童年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泪流满面。
我不明白的是，这样的书，为什么是世界名著。但是有一个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事实，虽然这匹马跟我希望看到的马有天壤之别，但是我还是把书看下去了，越到最后越揪心，越到最后越想看下去，甚至同样产生了接着写下去的愿望，我想在我的作品里，让那些可怜的人统统过上好日子。
到了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改变可怜人的命运。
有一天，我买了一个新作业本，开始我的续写计划，一一写上需要由我在作品里“改变”的人的名单，可是刚写了几个，我就发现了更大的问题：最需要我帮助的，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可是，这个人是个杀人犯；那个被杀的老太婆，是一个贪婪而又无情的吸血虫；那个出卖女儿而又把家庭生活搞得一塌糊涂的九品文官，是一个酒鬼。还有那些拼命残害小马的家伙，只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农民……
我的天啦，这都是些什么人啊，都是垃圾，我干吗要为他们流泪、担心、支招啊？这时候我想起了《国际歌》里的那句话：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腊月二十九，乔大桥和乔二桥找我，说要去给启老师拜年，我当然同意，并且还建议把张麦、张杏、陈肖江和吴小根约上。我们徒步十几里路，到了启老师的家里，吃了一顿饭。
我把我的迷茫跟启老师讲了，我说《罪与罚》里面写的全是坏人，为什么它还是世界名著？
启老师想了想说：“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张杏突然插话：“启老师，我不同意您的看法，我想请教，那些人为什么会变成坏人？”
启老师说：“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你。”
乔大桥说：“我听明白了，那些穷人，本来都是好人，可是后来他们富有了，就成了富人，为富不仁。”
启老师沉吟良久，后来说：“富人都是从穷人中产生的。孩子们，你们提的问题，不是一个小学老师能够回答的，等你们长大了，读了中学，读了大学，你们再回来给老师讲讲，这是为什么。”
后 记
十二年后，乔大桥已经是边防军的一名连长，乔二桥成为县林业局的一名干部，我也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小军官。张杏从省城医科大学毕业，在地区医院当医生。
有一年我和乔大桥同时休假，约上乔二桥和张杏去看陶大伯，我问乔二桥，其他同学现在过得怎么样？乔二桥说：“吴小根，实在是高啊，他后来考上了复旦大学，听说正在公费留学呢。张麦和陈肖江两个人开了一个公司，现在是大老板了。”
我说：“那太好了，我们的少年时代，有那个小楼，太有福气了。”
乔大桥说：“张麦讲，等他挣了大钱，还要把小楼修缮一下，搞一个纪念馆。”
张杏笑道：“他烧包，资本家就爱显摆。”
我说：“是的，其实修缮不修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直在我们的心里。”
过了十字街往南头走，快到陶大伯的家了，我问张杏：“那一年，是谁把那本书放在书架上的？”
张杏说：“这件事情我也想了很久，总算想起来了，那天早晨，陶大伯开门的时候跟我说过，有人送了一些新书，让我把它们登记好，可是我上楼之后，还没有来得及看书架，你就过来了，把它借走了。”
乔大桥说：“也许是陶大伯。”
我说：“我觉得不像，陶大伯识字不多，他没有这个胆识。”
乔大桥说：“你怎么说陶大伯没有胆识呢，时光退回十几年，陶大伯能把工作队吓跑。”
我说：“陶大伯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很小，我觉得，应该是老街那些老中学生，书口上盖着‘古镇中学图书馆’的印章。”
乔大桥说：“唉，你管他是谁干的，反正……也许已经物归原主了。”
我笑笑说：“我庆幸的是，当年我没把那两元钱留下来自己花，不然……也许我就当不上作家了。”
张杏说：“为什么？”
我说：“因为那样，我就不再是诚实的孩子了。”
张杏愣了一下，我们相视一笑。
张杏问我：“杜二三，你的《永不消逝的马蹄声》写好了吗？”
我说：“惭愧，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张杏不满地说：“啊，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忘记呢，我还等着读你的大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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