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

　　渔农村地处皇岗和福田两个口岸之间，与新界落马洲一河之隔，面积0.12平方公里，户籍居民五百多，实际居住者五万多。河叫深圳河，河水从福田和落马洲之间蜿蜒穿过，经南海天眼的深圳湾汇入伶仃洋，两岸居民多是亲戚，千百年以前是，现在生疏了不少，但还是，他们隔着河拉家常，不用扯着喉咙比赛脖颈上的青筋，正常说话就能听清。

　　“咩时候放关？再封落去生意都拾笠了，水都冇得饮了。[1]内地什么时候放关？再封下去生活没得做了。”

　　“得闹帮你问下，有消息话你知哪。[2]有机会替你问问，得到消息告诉你。”

　　我第一次站在深圳河岸边，听到河两岸一对亲戚对话，就是这两句。香港的亲戚埋怨封关太久，生活不方便，内地的亲戚从容，拿香港的亲戚开玩笑。

　　渔农村的规范称谓是深圳市福田街道渔农社区，只是村里人习惯了旧时名称，仍然“渔农村”“渔农村”地叫，外面人也跟着叫，于是就有了两个叫法。

　　渔农村早先也不叫渔农村，叫蚊州岭。1858年，德国传教士黎力基（Rudolph Lechler）在龙岗李郎村修建教堂时，来蚊州岭考察，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中的蚊州岭莺飞草长，山丘连着大片湿地，那是蚊州岭存世的最早模样。

　　早年间深圳湾鱼虾多，珠江口一带的渔民在海湾里捕鱼，每次都满载而归，有些渔民不愿舟楫劳顿，索性在蚊州岭搭个棚子住下，于是蚊州岭就有了人烟。后来，有位叫魏达明的旧时军官来蚊州岭盖庄园，安度余生，他看出这里渔产丰饶，就成立了一家渔业公司。上世纪四十年代，日军攻打广州，番禺、东莞和中山一带的难民经此地逃难香港，一些人住了下来，三年后日军攻占香港，不少港人又逃来这里，成为新居民。所以，渔农村和别的村不同，是有名的杂姓村。

　　我从暨大毕业后，因专业不对口，兜兜转转几年，2017年转到福田区科技局。人类学在深圳是冷门，深圳的大学本来就不多，没有一所设有人类学专业，极少的几位学者，基本待在专业不对口的教研室，偶尔夹着资料包，闷头憋脑搭乘轨道交通去香港找同行聊天，说点苦闷的话。后来疫情来了，深圳人过关待遇被收掉，就只能待在学校图书馆，研究人类在病毒环境里能创造什么样的文化制度之类没人关心的课题。民间有个人类学博士Mary Ann，她是长岛人，中文名叫马立安，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两年主编了一本《向深圳学习》，比体制内学者活跃。相比之下，我这个同专业的年轻人既无成果，又无方向，很难安排岗位，能落在科技局，已经是造化了。

　　2017年小寒那天，我去科技局报了到。就在那个月深港两地政府签署了《关于港深推进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的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涉及落马洲河套九十九公顷“飞地”协同开发，福田和皇岗两个口岸被划进“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渔农村夹在福田和皇岗口岸之间，就是说，它在开发区域内。

　　我在科技局没有什么事情做，科技不是我的专业，起草法律法规和地方政策文件、统筹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组织经济社会重要领域关键技术攻关，这些事情我都插不上手，入职后，只是在本区科技成果验收中做了点文书工作，在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打了几天杂，然后就被派到区科普工作和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帮忙，做点科普宣传推广文件的起草工作。这样混了两年，到2019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确立为国家战略，几个月后，我被抽调到区里的联合工作队，分到渔农村工作组，做港籍居民人口资料调查统计工作。

　　我的上司有点兴奋，他问我记不记得艾伦·麦克法兰教授怎么对我说的。我当然记得。麦克法兰教授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终身院士，不久前他和妻子来深圳，区里让我参加接待，主要任务是陪同在领导身后，如果教授的问题里涉及人类学内容，随时提醒领导，同时提供交流思路，相当于台词提示。教授知道我和他是同一专业，认真地对我说，你们的城市太年轻了，想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未来人类学家，需要找到一个像汉朝张骞那样的旅行家，或者像你的老乡梁启超，把世界当作一面镜子，不然你就转专业去工厂做代工，别耽误了生命。教授的话于我是羞耻，我的上司没听懂，他觉得我在国家大湾区战略中为他争来了面子，他对我说，生命的价值是绽放，他给我普及在地知识，“改革开放”进程中有两个著名的“第一爆”，一个发生在1979年10月4日的蛇口工业区建设中，另一个发生在2005年5月22日的城镇改造中，后一个地点就在渔农村。

　　“你去再来一爆，爆出深港合作的大好形势。”上司意气风发地向我宣布指示。

　　我不便回复上司的怂恿，倒不是因为深圳人对1993年8月5日的清水河大爆炸记忆犹新，谈炸药色变，而是我意识到，上司高兴的原因并非管制物品的合理利用价值，是我终于能离开他的视线了，我不能把他的意思揭穿。

　　正式上门采集信息前，渔农村社区给工作组做社群背景辅导，告诉我们，渔农村本地佬少，租客多，港籍居民5267人，一部分是在深圳河两岸为生计劳作的工薪族、和工薪族抢朝霞争露水的过境学童，一部分是睡到大天光，趿着人字拖去村口茶餐厅叹早茶的寓公，另外还有114位外国人。这些租客是社区熟悉的陌生人，他们既不参加社区活动，也不愿意配合信息采集。社区负责人特别警告我们，港人是渔农村治安案件的主角，打架斗殴、借酒滋事、撒泼赖账的案件不少，执法警方常常被他们指责不懂法和不文明，工作组要严格按照程序工作，不能惹出麻烦。

　　在我的经历中，港人多数有文化、讲礼貌、热情助人、勤勉上进、恪守法规，所以我不太相信社区负责人的说法，谁知一进入工作，社区负责人的话就应验了。渔农村的港人确实不像我经验中的港人。我遇到的第一位港籍居民叫蔡某擎，是港深科技孵化机构青年创业者指导师，早年在深圳做双年展和古村落保护，十几年中，他把港岛的住宅换到九龙，九龙再换到新界，最后索性住进了渔农村；他一口拒绝我采集他的信息，理由是作为世界人，他不隶属于任何固定社区，除非我证明他无权在渔农村居住。我遇到的第二位港籍居民是内地优才入港女艺人，按照约定，我不能公开透露她的身份信息，她和公司解约后在渔农村躲债三年，我上门时她很紧张，要求我不要记录她一个字的信息。我告诉她，这是管辖地政府的工作，请她配合。她很强硬地说，大陆奈我唔何[3]管不了我。。

　　我遇到的第三位调查对象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黄缊纶先生。

　　深圳城市改造“第一爆”后，渔农村260名村民押地做了股份公司股东，搬进最早的商品房金地名津小区，手里有房产补偿，年终有分红，不缺钱，陆陆续续搬走了不少。黄缊纶先生祖籍蚊州岭，没有渔农村户籍，他那套三居室的房子是新房入伙时，他从一位移民新加坡的亲戚手上买下的，在调查分类中，他被列为回流居民。

　　第一次去见黄缊纶先生时不顺利。敲开他家防盗门，他在门后探出半张脸，眼神中透露出冰冷的陌生神情。他有一张粤剧三正生的标志脸，美目阴郁，不开口让人以为是江南少年，完全看不出1967年生人的样子。我向他礼貌地介绍了上门调查的原委，希望没有打扰他。他冷冷地说，打扰了。我不想放弃，说了类似“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话。他冷笑一下说，关我咩事？我改口解释，我的工作是为“制定完善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发展政策”提供调查素材。他又冷笑一下，说，咁好[4]这么好。，你不如直接讲，大陆又来一轮新嘅城市基建狂潮，产业大转移好哪。

　　我被戗在那里，不知道再说什么好。国家战略不是我制定的，但我的工作确实和这个有关，简单说，沿深圳河一带聚居了大量港人，政府要在港人聚居区全面接入符合香港社会生活习惯和方式的管理机制，打造一个服务香港人才、服务科技创新的国际化特别生活社区，如此严肃的话，总不能隔着一道栅栏门说吧。

　　那天我没能进门，被结结实实阻在门外。

　　我的第一次突破，是在工作连续受挫，几乎无法推进时发生的。那天我碰了几个软硬钉子，沮丧地踩着余晖准备回住地，一辆保姆车在村口寿桃雕像前停下，从车上下几位穿校服背书包的跨境学童，其中有位胖乎乎、年龄大约八九岁、模样可爱的学童看见我，朝我跑过来，大方地用白话和我说，她知道我是谁，在干什么，她暂时不想告诉我她的名字，我可以叫她的英文名AP，或者叫她的昵称“烧鹅皇”，她愿意让我记录下她在粉岭神召会小学读三年级的资料信息。她说上面这些话时，不断摆弄挂在脖子上的证件袋。我意外地惊喜，沮丧的情绪一下子消失了，真的勾下身子闻了闻她的头发，看看有没有用来烹制烧鹅皇的麦芽粉味道。

　　几分钟后，我对AP做完信息采集工作，知道她是“双非”学童，就是父母闯关香港生下的孩子，阿爸跨境揾工，在新界北区一家数码公司做芯片工程师，阿妈在家做师奶，俩人来自英雄城南昌，既不是港人也不是深圳户籍，像她这样的“双非”学童在香港中小学生中占百分之三。

　　AP一笔一画在“纪录资料人”一栏签了字，熟练地按回伸缩笔尖，笔还给我。我被她一本正经的模样逗笑了。

　　我以为这件事情结束了，谁知第二天，一份更大的惊喜等着我。

　　那天我的工作照样没有任何进展。下班前，我在村口和社工小汤说话。小汤告诉我，黄缊纶先生不是寻常人物，作为工商界人士，他曾入围1996年香港国际青年商会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提名，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这个信息让我精神一振。渔农村港人多数是深圳河两岸的求生计者和回乡养老者，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说不上多好，黄缊纶不同，工商俊杰，青年人的偶像，怎么会躲在渔农村？我决定啃下这块骨头。

　　我和小汤正说着话，两辆学童车驶到村口，学童阿姨照顾学童们下车，AP也在其中。我向AP招手示意，没想到，她居然带了三个学童朝我跑来，跑近了，她骄傲地告诉我，她帮助我做通了三个港宝的工作，他们愿意告诉我自己的资料。

　　“他是荣仔，她是火囡，他是阿星。”她一个个向我介绍三位学童。

　　我喜出望外地从文件包里掏出登记纸和笔，为三个港宝做资料录入。资料录完，三人回家了，我问AP，能不能接受一杯村口奶茶店的桃胶奶茶做酬谢。AP皱着眉头说不能，我是陌生人，要是没有公家身份，她不会和我搭腔。我有些尴尬，表示理解，问她可不可以用普通话和我说话，告诉我她每天两地跑，觉不觉得累。

　　“累，但好高兴。”AP换了标准的普通话说，“我不能在内地上学。”

　　“懂，”我知道跨境学童分三类，父母是港人但住在深圳的叫“港宝”，父母一方是港人的叫“单非”，父母都是内地人的叫“双非”，我不想惹AP敏感，特意选择了词汇，“你是港宝，要在香港读书。”

　　“你不懂。”AP从我手里取过那三张纪录纸，把纸角的皱褶仔细抻平，再还给我，一副大人口吻，“爸爸妈妈说，我要早点融入族群。”

　　我在想“融入族群”指什么，AP见我发愣，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宣传册给我看。那是大埔一家寄宿家庭，漂亮的海滨双泳池别墅，有篮球场和网球场、瑜伽室和花园。她告诉我，寄宿家庭里有保姆照顾，保姆车送到学校只要十几分钟，她很向往这样的生活，她决定中学读寄宿，不再回内地。

　　“难道你不想爸爸妈妈？”我问。

　　“想，但要忍着。”她懂事地说。

　　“为什么？”

　　“毕竟等我长大之后，同爹地妈咪系两个家庭。”她想了想，用回白话说，“我系我，佢哋系佢哋[5]我是我，他们是他们。。”

　　我愕然，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

　　为了报答AP，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赶到福田口岸去送她过境上学。

　　天还没亮，城市的灯火好像都奔口岸而来了，那里灯火通明。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过境学童，他们在学童阿姨的照顾下聚集在关口，等待通关，有的跑来跑去地疯耍，有的站在那里摇晃着身子快要睡着了，阿姨一个个去拍醒他们。看见我，AP很高兴，跑过来告诉我，她每天六点起床，赶最早一班过境，叶太保姆公司的校车等在关口那边接她去学校。我问了海关女警，女警说每天从深圳过境的学童有近三万，这会儿是第一波高峰，上午十一点和下午三点多还有两波，口岸专门设立了学童通道，过境很快。

　　和AP在关口挥手告别后，我赶回渔农村，去了AP家。AP阿爸这周工作忙，没有返深，阿妈是位性格安静的中年妇女，前小学教师，把家里收拾得十分整洁，她把早上给AP做的菠萝包端给我，请我尝尝，申明AP早上只吃了咖喱鱼蛋，菠萝包没动，但她不愿意多谈家里的情况，只说等AP大学毕业，在香港工作后，她就和先生回南昌，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活。

　　“我和她爸试过优才移民，被拒了，只能送她一个人出去。”这是女主人唯一谈到的家庭发展计划。

　　接下来我了解到，渔农村的港宝家庭还好，主要觉得经济压力大，选择深圳的低成本生活，孩子日后还是要回到香港去发展。跨境婚姻的“单非”家庭问题比较大，这类家庭常见老少配和非婚生，女方多为中西部地区来深从事会所服务的年轻女子，家庭成员酗酒、赌博、吸毒和家暴情况严重，有了孩子以后，女方父母大多认为女婿和外孙有香港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愿意从内地来帮助带孩子，社区组织向在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并不会特别注意和干预家庭暴力、儿童弃养等问题，包括每年都会发生的港籍男将亲生子遗弃在口岸边检区、过关后再无音讯的事件。

　　和黄缊纶先生交流的突破是在一周后。那天，我再次去了他家，邻居说他出门遛鸟去了。我循邻居的指点找到深圳河边，看见黄缊纶先生站在边境网旁，一只长腿长喙的白腹鸟在浅波流动的河里，脑袋埋在水中，拱来拱去吃虾和沙虫，样子很可笑。秋天的南海边没有寒意，黄缊纶穿一套合体悠闲西装，如此周正的衣装，使他区别于那些人字拖打底衫撮着牙花出门的同村港人。

　　一队神情刻板的巡逻武警过去后，附近再没有人，我听见黄缊纶先生在低声哼歌：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

　　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

　　是Beyond的《海阔天空》。

　　黄缊纶先生哼完歌，回头看了一眼，认出我，脸上露出一丝羞涩。我突然有些感动，要知道，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你能在他脸上看到羞涩，这有多么难得。

　　“好靓的鸟！”我搭讪。那么说，因为港人爱鸟，离我俩站着处六公里远，就是香港鸟儿的天堂米埔，不知这鸟儿是不是打那里来。

　　黄缊纶先生看我一眼，看出我是真心夸鸟，明显心里受用，没有用冷脸对我。

　　“河边捡来的，翅膀受了伤。”他口气温和地用生硬的港普说。

　　“这样啊。”我想起克罗地亚布罗镇上那两只白鹳，玛莲娜和它的王子阿克，它们打1993年起共同生活了十七年，玛莲娜也是翅膀受了伤。巧合的是，清水河大爆炸也是1993年。

　　“伤养好后它不肯离开，我俩暂时生活在一起。”他冲河里的鸟看了一眼，“Himantopushimantopus，黑翅长脚鹬。”

　　那天我顺理成章地进了黄缊纶先生家。陈旧的小三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不大，抢眼的是雕花红木佛龛，不像别的港人，乱糟糟供着黄大仙、天后、土地公和车公，他只供了杏眼圆瞪的关公，电子烛台，没有烟火。

　　我们坐下交谈。

　　黄缊纶先生小名记毑，阿爸为纪念阿毑[6]母亲。取的。黄缊纶先生出生在“五月风暴”那年，那会儿到处罢工、游行，有身份不明的枪手在沙头角和港警发生枪战，造成五名港警殉职，随后，港府出动访港英军航空母舰直升机攻打“斗委会”北角据点，“斗委会”则以升级炸弹还击。有一天，阿爸接怀孕八个月的阿毑赶在宵禁前回家，两人过北角时遇到爆炸，炸弹炸死了一对儿童姐弟。在躲避狂奔的人群时，阿毑被街边石墩磕破了头。阿爸生拉死拽把阿毑拖回家，阿毑迷迷糊糊问了一句，嚟呀？阿爸连声说，到咗，到咗！阿毑就晕眩过去了。当天晚上，邻居找来的助产婆替动了胎气的阿毑接生下未足月的黄缊纶，阿毑没挨到天亮就闭了眼。

　　黄缊纶先生印象里阿毑是笑着走的，笑得很忧伤，一点不像他喜欢的阿毑。我不信他的话，忧伤我能理解，可脑科学和拓智学研究表明，刚出生的婴儿只有瞬时记忆，他不可能记住阿毑走时的表情，但出于礼貌，我没反对。

　　黄缊纶先生回乡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父亲去世后他就回来了。

　　黄缊纶先生的大太公是石匠，年少时被卖猪仔贩去香港盖中央裁判司署，以后留在香港，司徒拔道的禧庐、薄扶林道的港大和鲤鱼门英军军营，都有参加盖过。黄缊纶先生懂事后，父亲告诉他，他们是深圳河北岸蚊州岭黄氏，打高祖起离开家乡百多年，高祖的尸骨不知埋在哪片山岭上了，太公和阿爷的骨灰寄托在寿衣店里；他叮嘱儿子，自己年龄大了，等不到政府的骨灰龛，也不想把那把骨灰永无时日地寄托在寿衣店，自己百年后，儿子一定要设法送太公、阿爷和他回故乡。那会儿黄缊纶先生年纪小，好奇蚊州岭是什么样了，约了小伙伴跑到落马洲河边看，深圳河对岸有边防团把守，港府在一河之隔的丛林边修了座望乡台供逃港人窥拜故乡，黄缊纶先生隔着边境铁网，看到一片青青黄黄的寂寥土地，和一些在河网地带孤零零走动的乡人，多少为了无生机的家乡心生凄惶。

　　阿爸去世不久，黄缊纶先生下决心送先人遗骨回乡安葬。他回乡时，正赶上渔农村大兴土木，进行城市化改造，那会儿他才知道，八十年代后村里年年办同乡会，吸引香港的族人回乡共叙乡情，每逢年节，不少离乡人都会返村祭祖，参加宗亲会结社活动，吃大盆菜，和乡人共商打拼天下的大事。村里人帮衬黄温纶做完孝子事，拿出宗谱算远亲辈分，说起来，黄氏是深圳史料记载中最古老的原住民，东晋时期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村里人因此怂恿黄缊纶为家乡的致富做贡献。黄缊纶那儿会刚读完硕士，手头没有资金，拗不过乡人纠缠，拿出阿爸的积蓄，和两位回乡港人一起投资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往元朗送蚝苗、往九龙送活蚝、往东南亚送蚝干。后来黄缊纶在香港创业成功，又回乡参与了福田口岸商业广场兴建，在口岸办了一家洗浴中心。村里人言之凿凿，入境港人第一个看见的是黄缊纶先生投资的水疗和港货小商品，会有一份安心，黄缊纶先生因此功不可没，应该恢复渔农村人身份。也就是那会儿，一位远亲移民新加坡，村里人就从中说和，房子作价卖给了黄缊纶。至于黄缊纶到底没有拿到双城身份，村里颁发给他的回乡创业明星奖是否算一种补偿，就没有人知道了。

　　黄缊纶先生和村里人讲话使用港式白话，和我说话用港普，说港普是国语。他能说纯正的英语，说那是世界语。不过，他懂得尊重人，只在和我交流出现隔阂时，才用英语向口音不标准的我施压。他从不和我讨论内地的事，理由是两地体制和法律不同。他从不在内地开车，不习惯内地的右驾，鱼唔同虾讲。只有说起港人，他的话才多起来，他毫不忌讳，他不喜欢香港豪门，也不喜欢“双非”学童和他们的家人。

　　“飞港人多八怪。”他仰着帅气脸认真地对我说。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喜欢逃港人倪匡、罗文、梁立人和刘梦熊，还有“双非”学童AP，但我没有把这话说出来。

　　为了缓和气氛，我提到史料中记载的南山黄氏，那个乾隆二十四年一掷千金买下长洲岛的广府黄家，还有说围头话、住六百年老宅子的围头黄家，话题转到深圳原住民。我告诉他，深圳原住民身家总额超过三万亿，相当于两个美团的总市值，有笑话说，别惹原住民生气，他们报复你的方式不是冲你吐唾沫，而是买下你的公司。我是暗示他，逃不逃港不重要，赶上大时代才重要。

　　话题最后扯到深港两地的潮汕帮上，黄缊纶先生明确表示不喜欢横冲直撞的潮汕人，他年轻时投资的几个深圳项目最后都被他们吃掉了，那些念叨三江出海一纸回乡的野蛮人喜欢说，世上本无深圳，他们来了才有了深圳。

　　“你知碌鸠，深圳唔系潮州佬呃秤呃出来嘅，系偷渡客带旺嘅。[7]放屁，深圳不是潮汕帮闯出来的，是逃港人逃出来的。”黄缊纶用白话说出他的观点，口气纠结，听得出话中深藏着一丝复杂。

　　我们说话的工夫，那只黑翅长腿鹬迈着红色的细长腿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走动，小家伙黑眼透亮，羽翅上泛着墨绿色金属光泽，绅士地走近黄缊纶，伸出又细又尖的喙，轻轻叼了叼他的衣襟，好像在提醒他，他们该出门散步了。黄缊纶先生配合地起身，说它明年深春要返回北方繁殖地，要多陪陪它。我也起身，心想这话怕也是暗示吧。

　　接下来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不是AP给我带来了运气，我在渔农村的工作有了些变化，村里的港人对我的防范开始松动，上门采集资料时，我遭遇软硬抵触的情况大大减少。渐渐地，我观察到，在渔农村生活的港人，他们既不像深圳人，也不像香港人，更像一些游离两地主流社会的亚社会人群。他们长期游离于香港之外，与快速变化的香港生活脱节，又刻意维护着港籍身份，主动对居住地陌生化，与居住地政府和原住族群保持着距离，抵制纳入社区管理，这使他们像温水中的青蛙，与所处社会和周边人群隔绝。这种迷恋自我围困的别扭做法，感情上我能理解，可理性上我知道，陌生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就像对岸的香港，它在努力体现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却丝毫不愿了解身后的同根兄弟深圳；就像我，试图努力拽住作为人类学者的最后机会，却在专业上越滑越远。隔阂生活不能帮助我们摆脱虚无的现实，渔农村港人、香港和我，我们都一样。

　　2020年大寒前，我在渔农村的工作结束了。离开渔农村前，我送给AP一套礼物，表达我对她的感谢。那是三本童书，谷川俊太郎的《噗噗噗》，五味太郎的《嗡嗡嗡》和罗伊·里奇特斯坦的《嘣》。我在它们当中藏了一本私货，《未开化的脸与文明的脸》，它文字优美，记载了作者在印度、喜马拉雅地区、埃及和欧洲田野调查的所见所闻，作者是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和我熟悉的另一位内地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是校友，同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雷蒙德·弗思门下，前者提出了“纵式社会”理论，后者提出了“差序格局”原理。我知道，AP还小，暂时看不懂这本书，但我运气差，没能做到周游世界，领略人类各种维度文明的差异，以此辨析不同社会的肌理和逻辑，我希望AP能做到。

　　工作交接完，有两天休假，除夕将至，我过境去香港办了点事，然后去沙田找港中大人类学系的雒老师请教。

　　雒老师有点吃惊我为什么选这个时机来，他告诉我，港大有位教授刚返回香港，称内地发生了疫情，我应该抓紧时间做防疫准备，而不是到处跑。有一瞬间，我想到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它记载了两千六百年前发生在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前，以及五百年前发生在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瘟疫，但书中的内容和现实太遥远，再说，我不是来讨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中的魔鬼作用的，我就把自己在渔农村调查港人资讯的情况说给雒老师听了。

　　雒老师第二次惊讶，说香港社会话语体系中没有“居深港人”这个概念，也没有学者研究这项课题，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渔农村港人的事。

　　我又补充了一些内容，表示渔农村的港人是一群边缘人，他们既不像阿拉斯加人、加里宁格勒人和卡宾达人，也不像纳希切万人、穆桑达姆人和费尔干纳人，完全从深港两地现代管理网格中消失掉了，这种情况非常奇怪。

　　雒老师想了想，提到九龙寨。他说的不是宋朝的那座兵营，也不是《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的那座砦城，而是上世纪中期到世纪末那座没有街道、黑暗、拥挤、堆满垃圾，具有传奇色彩，散发着别样魅力，五万人生活在其中的亚洲最大贫民窟，后来港英政府耗时一年，花费二十七亿港币，出动五千警力，扣押了万余人，才把三百五十栋楼宇夷为平地。

　　我对九龙寨不熟悉，全部的经验就是从电影《城寨出来者》《三合会档案》和《追龙》中获得的黑暗美学体验，在那些体验里，它仿佛是一个充满魔力的乌托邦。但接下来的事情让我也吃惊了。我依稀想起，资料上，黄缊纶就出生在九龙寨。然后我又想起，九龙寨消失的1993年，正是清水河大爆炸那一年，也是白鹳阿克找到意中人玛莲娜那一年，这中间难道有什么神秘联系？我脑子莫名其妙转了个弯，心想，玛莲娜和阿克的事情让国家元首颁布了保护迁徙者的法令，渔农村的港人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吗？

　　带着困惑我离开沙田，乘东铁线返回福田。回到家后，我鬼使神差地给黄缊纶的微信上留了言，说了雒老师对九龙寨的评价。过了一会儿他回复了我，说光明社会的前身是蒙昧、黑暗和绝望，九龙寨当年的居民没有魔幻感，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一切有助于维持生活秩序的努力，很早就成立了街坊委员会，创办了社区报纸，外人看着那个蜂巢般的城中城一团乱麻，其实有着兼收并容、自行运作发展的能力和内在规律。我们后来谈到他搬离九龙寨时的情况，他问我可不可视频，我说好。

　　“我家搬去公屋时，我哭着喊着不愿走，舍不得那些神气的古惑仔，手脚大方的贼佬，怪脾气的赌佬，长着神秘胡须的牙医，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在视频里沉默片刻，生疏地选择着港普词汇，“我总是跟在眼神迷离的北姑身后，看她们发呆，还有懒洋洋的凤姐，她们老是给我糖吃。他们没有身份，我家没有钱，是九龙寨收留了我们，做人总得讲良心，对不对？”

　　我从黄缊纶先生的话里听出些话外音，问他是不是觉得，渔农村缺了当年九龙寨的自理和自融文化，习惯自由生活的港人失去了存在感，所以才以虚无的方式自我陌生化？黄温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说小家伙要去外面散步，不能长聊，我们就收了线。

　　冲了凉，我在灯下读黄现璠的《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黄先生的弟子张寿祺先生教过我师公，不严谨的话，黄先生算我的祖师爷。那样翻了几页，发现自己什么也没读进去，思绪还停在九龙寨上。当年逃港者救赎地的九龙寨飞地，和紧挨口岸的回流港人藏匿地渔农村，它们同是社会无力解决的结构性暗面，如雒老师说，城市文明的逻辑解决不了贫民窟问题，作为城市文明的标杆式存在，香港集聚了全球第四多的富豪，也聚集了超过两成的贫困人群，在主流资讯中，贫民窟里的人们早就消失掉，他认为重构渔农村港人与香港主流社会之间的联系不可能实现。

　　“高度融合只能以同化为基础，这种说法使人心存疑虑，”雒老师说，“而身份的焦虑和迷茫来自现实生活压力，谁会接受毫无财富希望的财富文明呢？社会学意义上的九龙寨心理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

　　我学术水平浅，无法和雒老师讨论城市文明逆逻辑问题，但我想，如果社会没有太多的阴谋和灾难，正常资讯环境里，多数人其实不需要太多消息，人们完全可以凭借正常生活做出判断和取舍，消失在社会管理网格中相反是幸运。但反过来就不同了，当现实触及的深度超过了可观察行为时，社会共享路径不再，人们慢慢会像鼹鼠一样，承认自己是瞎子，出于安全感与周遭社会隔绝，用完全不同于主流社会的思维和道德来塑造自己，用完全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语言和行为来诠释自己的生活，最终形成一个个用栅栏和营垒牢牢筑起的砦城。

　　再次见到AP是两年后的事情。

　　因为在渔农村工作中表现出色，我被工作组推荐到史志办，做了一名史志研究人员，算是回到人类学专业了。这两年，我按雒教授给出的指点，潜心钻研香港社会心理学家郭任远和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学家汪敬熙的著作，打算等疫情松一点，就开始做沿深圳河边缘人群的田野调查工作。

　　那天趁着前一拨疫情过去，史志办拖了八个月的“美丽深圳”史志展在少儿图书馆开幕，我给学生们做讲解，在人群中见到了AP和她妈妈。母女俩口罩戴得严严实实，站在人群最后面，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俩。大概觉得她们是在蹭内地学童的课，做妈妈的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两年没见，AP长高了，感觉上有了些变化，一时又说不出变化在哪儿。我送走一批学生，AP安静地过来和我打招呼，说资讯录入时，她只告诉了我她的英文名和昵称，现在她想告诉我她的中文名字，她中文名叫若萱，水瓶座，脚踝特别灵敏，幸运花是风信子。

　　AP和我说话工夫，当妈妈的跟过来了。疫情期间两地封关，在深港宝过不了口岸，在家上了四个学期网课，不少家庭把孩子转学回了内地，加入拼抢优质教育资源的大军，这些事情我听说过一些，等AP黏在学生们身后跟去下一个展厅时，我就关心地问AP的情况。AP妈妈说，AP爸爸要挣钱养家，供AP读书，前年二月份特别行政区关闭罗湖、落马洲和皇岗口岸时，他就留在那边，两年没再回来过。夫妻俩在视频里商量，香港中学是一贯制教育，没有升学困扰，DSE既能在香港升学，也能在海外拿到优势，反倒是深圳中考升学率低，港宝又不能在内地参加高考，他们不考虑让AP转学深圳。不过，AP读五年级了，在家上了两年网课，长期缺乏群体生活，原先建立起的学习习惯大幅度缩水，性格也开始内向，整天不说两句话，还养成玩电玩的恶习，视力也受到影响，已经做过矫正了。再说，现在经济情况这么不好，光说坚持没有用，家里得想办法挣钱，她准备复工出去找份工作，不能长期在家监管孩子，他们也很急。

　　“是啊，学童期，成长支援缺一天损一天。”我这才意识到AP的安静意味着什么，点头表示理解。

　　“AP爸爸在那边提前申请了寄宿生学位，准备趁这两天疫情稍松点，把孩子送过去，坚持一年，熬到毕业，在香港读完中学，不回内地了。”AP妈妈说一口江南话，态度像大潮时的钱塘江一样坚定，但很快又张皇了，“可回港易名额太少，深圳湾口岸每天只三千，港珠澳大桥只两千，不行的话，只能花钱找黄牛了。”

　　我能体谅AP妈妈的担忧，一家人，两地居民，双城生活，双重身份负担，压力别人理解不了，但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这两年我和黄缊纶先生没有联系过，关系密切起来是最近的事。这几年，港人比之前沉默了许多，加上疫情封关，我没有再去香港，和雒老师通过几次邮件，以后也断了联系。那天我接到黄缊纶先生从香港打来的电话，他因参加特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投票，顺便回港办点事，现在想返回渔农村。按规定，过境后要在健康驿站集中隔离十四天，要拿隔离酒店的入住预约纸。名额限制排不上号，他掏了一万六给黄牛，结果等了两个月仍然没有拿到号，据说回内地的航班也要排三个月的队，他请我想想办法，帮他在健康驿站弄个隔离房。

　　我问了情况，这才知道，黄缊纶先生是特别行政区工商界别选举委员会委员，去年九月份也回过港，参加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投票，返回时不顺利，拿到过关纸后在关口盘桓了十几个小时，过关后又经历了“十四加七”隔离，没想到，他这位选举委员和没有港人身份的AP父母一样，也只能求黄牛。

　　放下电话我立刻打听，知道疫情期间大量港人过关投亲靠友，渔农村六个住宅区爆满，有的家里竟然住了两三家人。在港人的记忆里，这种情况还只有上世纪逃港那些年发生过，不过地点是在香港。可没过多久，福田也几次封村封街，春天的时候，整座城市都静默了，滞深港人受不了严格管制，又无法离开，我的前同事们工作更难做了。

　　我给几乎所有有点关系的人打电话，问能不能搞到隔离房，只要在健康驿站名下，五星级酒店也行，得到的答复都是爱莫能助。我只能给黄温纶回电话，告诉他实在想不到办法，不过他别急，下周日口岸入境就采用实名制摇号分配名额了，他不用再去花钱讨好黄牛，一门心思凭运气摇号就好。我那么说，心里毕竟有愧疚，放下电话后，专门找朋友弄了些捐赠物资，跑了趟渔农村，拜托社工小汤转交黄先生，又做了预约，等黄先生回到家，社区应有的服务都跟上。

　　一个月后，农历七夕前一天，我接到黄缊纶先生的留言，他邀请我和太太明天爬梧桐山赏风景，就知道他回渔农村了。我没有成家，也没有女友，心里残存着未来的妻子在某个田野中等着我的念头，但我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只是心里嘀咕，以黄先生的年龄，上梧桐山赏风景怕是个说法，不过是去梧桐步道散散步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和黄缊纶先生在梧桐山公园北门见了面。他穿一套质感十足的拉夫劳伦运动休闲装，同款运动鞋，光着手。我发窘地把登山手杖让给他。他笑着拒绝了。不过还好，我俩都按规矩戴了口罩，这一点我们一样。

　　我们花了六个小时，沿着柏油步道爬到好汉坡，再从凤鸣径登上大梧桐。我去自动售货机买了两瓶脉动，递一瓶给坐在那里揉腿的黄缊纶先生。我问黄先生，他回港时，那只黑翅长脚鹬怎么样了。他说去年返港前交给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处了，小家伙很愤怒，觉得被出卖了，看样子会有一段难熬的日子。

　　时间已过未时，山脚下的罗湖、福田和稍远处的新界、九龙历历在目。接下来，黄缊纶先生给我讲了他的事。

　　“九七”回归时，黄缊纶三十岁，正当而立，公司办得勃勃生机，儿子三岁，太太在英国读景园设计刚回港，那会儿夫妇俩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太太往SWECO FFNS或者WinWin投简历，还是接着生两个，三仔养进幼稚园，再回社会工作。黄缊纶的理想是把公司做大，儿子在皇仁书院发蒙，那家书院出了廖仲恺、唐绍仪、王宠惠、律敦治、霍英东、何东、何鸿燊和曾荫权。黄缊纶念念不忘的是皇仁书院的另一位校友，他曾经说过“我的思想发源地”的话，对，就是孙文先生。

　　可是，太太看着身边的人纷纷移民，不要造人了，也闹着回英国投奔亲戚。黄缊纶不是大佬，不懂得离开，但拗不过太太成天和他理论，替太太和儿子办了BN（O）护照。送走太太和儿子后，他在皇后大道买下一套九百多尺的抛荒房，算是沾了“九七”恐慌和萧条的光，但他一个人，嫌得慌，没去住。

　　接下来的十年，他一个人在香港打拼，隔三差五飞去美国看看太太和儿子，回港后，隔着千里万里和太太儿子通话，互诉衷情。太太抱怨说，他再不过去，她的肚子就干了，想生也没得生。黄缊纶不懂自己是怎么了，想走，又不甘心走，要苦苦缠住香港。收工后，他常常去皇仁书院附近的维多利亚公园散步，想自己把大太公、太公和阿爸送回深圳河对岸，又把太太和儿子送去英伦三岛，再往前，阿毑在生下他几小时后离开；他在移民潮、黄金十年、大清律例废止中长大，又在“九七”风暴中迎风摇晃，他是不是香港的弃儿？

　　这样摇摆了十年，黄缊纶最终下决心关掉公司，去英国和妻儿团聚。他四十岁，太太三十五，毕竟两座岛的图腾同是狮子，都讲狮子精神，他们还能生，还能折腾。

　　但他没能走成。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到来，在东南亚制造了一片金融废墟的索罗斯把香港当成最后的提款机，带领一众国际炒家对恒生指数狂轰滥炸，不到一个月，香港股市从15200点跌到8800点，虽说港府出台了金管七条和三十条，与金融空军们生死抗衡，可金融监管和对冲基金信贷的紧缩也让黄缊纶筹不到救急的头寸，最终他还是成了无数“韭菜”中的一根，公司倒闭，他辛苦打拼了二十年的积蓄消逝一空……

　　太阳正在向蛇口方向落下去，很奇怪，我的思绪不在黄先生的经历上，我甚至没有问，金融危机过去了十四年，他怎么还待在香港，不去英国和妻儿团聚？他不是拥有狮子精神吗，那可是代表着自信、勇气、全力以赴、自强不息和敢于放弃，他要带着它们去英国休养生息，现在恐怕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吧？我想的是，黄先生的小名“记毑”，如今肯定没有人来叫了。我还想，深圳香港本是一地，兜兜转转分开一百八十年，一家人混成两地人，后来两地间终于开放，建了公路、水路、铁路和航空口岸十五个，每天出入境六十多万人，四万辆车，眼见着不陌生了，突然地，口岸只留下一个，两岸仍是彼此的陌生人。

　　一家人找回来不容易，不能总陌生下去吧？我想。

　　口岸建起来不容易，不能建了又封掉，再难也得打开吧？我想。

　　我正东一下西一下想着，看见黄缊纶先生站起来，人冲着香港方向站直，从脸上拉下口罩，运了运气，大声唱起歌，是扯着喉咙那种：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也怕有一天会跌倒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哪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

　　我听出来了，还是它，Beyond那首《海阔天空》。

　　他唱到“有一天只你共我”那句时，我站起来转身离开山顶，顺着来路往山下走去。不是因为他摘了口罩而回避，我是觉得太阳落下去了，该下山了。我觉得也许我可以在梧桐步道的路灯下等他，也许不用等。

　　我没回头，依稀听见身后声嘶力竭的歌声变成号啕大哭，但或许是口罩遮掩的原因，我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