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黎

　　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

　　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

　　——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抗战军兴，平津沦陷。华北、华东高校的师生们走出象牙塔和亭子间，束装远行，奔向高山峻岭、原野乡村。

　　艰难的迁徙流亡，对于西南联大的师生而言，是一次全新的生命体验，更是一次精神的重大转变。他们看到了山河破碎、民生多艰，见识了菜色的面庞和辛酸的苦楚，经历了频繁的辗转和无尽的征途，终于和整个民族一起浴火新生，西迁南渡遂成二十世纪壮丽的文化传奇，中国教育史上的百年绝响。

　　在那个山河鼎沸的岁月里，西南联大仿佛具有一种偏冷的色调，那是一种不太会被时代与政治的喧嚣所感染，又不容易为后人归纳总结的气质。博物学的思想与文化传统，不期然成为一个崭新的视角。

　　18世纪欧洲诗人达斯廷·道伯逊曾写过一首诗，描述那个时代博物学家们的日常生活：“他喜欢水车轮的吱吱声，他喜欢驻足歌唱的画眉，飞舞于他的桃树间;他爱看落日的余晖，返照于爬满常春藤的果园的墙，或歇一霎神，谛听远方的榉树林的布谷声。”如赫胥黎所认为的那样，博物学发展了一种观看事物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有助于培养人的“新感性”。倡导博物学，目的也不是求得科学上惊天动地的大突破，而在于“常识的完备，趣味的高尚”，“通物理，顺人情”。

　　烽烟起，家国乱。战火将西南联大师生困于边地，但他们绝地求生，在邈远的春城构筑了一个宁馨静好、生趣盎然的世界。他们与中国的山川风物亲密接触，实践着各种与博物学意旨类似的研究、书写和生活方式。“连天烽火”与“闲情野趣”，这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二者竟令人惊诧地巧妙配合。这是西南联大师生流亡中的自我锤炼，“乱世游心”的状态，彰显了他们协调内心与外在环境之间冲突的努力，并最终产生了一种独特的精神境界。原本稳坐书斋不闻窗外事的教授们，渐渐接通了与云南山水自然之间的血脉;处于不同生活境遇的流亡学生，也获得了各自所需的文化滋养。在这个意义上，博物学有效参与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塑造。

　　《大学一解》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了一夜写出要点，后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代拟的文稿，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这篇文章最能集中体现梅贻琦的教育理念，其中也闪烁着博物学的生动光泽。文中认为，在承平岁月里，大学生课业过重，没有时间去仰观宇宙之大，俯察万物之盛，品味自然万物的美感与生机，也没有多少自修时间来消化学问，独立思考的空间打不开，难以达到自我修养的目的。然而在战乱之时，“全校师生不得不作临时远足之计，或走森林，或隐空涧，或趋岩穴，或登丘垄”，仔細想来，的确有很多不期然的收获，“耳目所接受之刺激，思虑所涉猎之对象，或为属于天人之际之自然现象，或为属于兴亡之际之民族命运，或为属于生死之际之个人际遇，要能一跃而越出日常课业生活之窠臼，一洗平日知、情、志三方面之晦涩、板滞、琐碎、藐小而使之复归于清空广大与活泼之境！”

　　冯友兰把人与宇宙同一的境界称之为“天地境界”。这天地境界，就是博物学的精神，令在苦难中辗转挣扎的学生们颇受感召。冯友兰战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是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筹建者之一。流亡至长沙时，他住在位于集贤峰侧白龙潭之上的一个学校里，这里的景色之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山云变幻，远峰出没，既擅风光之美，又具形势之胜。在其《中国哲学简史》的最后一章，曾忆及当年百味杂陈的感受：“其时，正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民族灾难时期;其地，则是怀让磨砖作镜，朱熹会友论学之处。我们正遭受着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环境”。在西南联大，冯友兰完成《贞元六书》，认为抗战胜利将开辟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所以他要在时代变换之际，建构新理学的思想体系，以天地境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开阔的坝子浓翠可喜，田畴如织，青山明媚。绿色的豆苗、黄褐色的麦田在谷底起伏，沿途都是蕉林、榕树，还有似锦的木棉、雅致的茅屋与静谧的炊烟。这里是昆明宜良县的伏狮山岩泉寺，钱穆就在寺里写成了《国史大纲》。著述之

　　余，他遍览山岭上下景点，衔远山，横清溪，村舍俨然，杨柳夹道，在云南一年四季都开的三角梅漫山遍野，尽入眼底，抚慰着一代史家的方正性格和家国情怀。

　　那一代辛亥革命前后出生的学人，大多在幼时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对中国传统博物学（比如本草学、园艺农书、花谱、博物志、地理方志等）并不陌生，之后又受西学影响，如王竹溪、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陈省身、黄子卿等，他们留学西方，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正好与中国人文传统互为补充。加上昆明闲适的生活格调与西南联大自由宽容的文化氛围，塑造了他们率性从容的名士风度，在磨难中也能够安之若素，随遇而安。

　　最令人闻之色变的一次与大自然的交会，当然出自中国的天才诗人穆旦。在他的气质里，终生都掺杂着荒原和大自然的精神元素。

　　穆旦在学生时代随湘黔滇旅行团辗转千里，沿途随读随撕背完一部英汉辞典，最后到达昆明西南联大。途中他写下组诗《三千里步行》，“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他以“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的鲁滨逊比喻联大师生：一路行来，他们“以同一的进行的节奏/把脚掌拍打着松软赤红的泥土”。

　　穆旦于1942年2月参加赴缅抗日远征军，任随军翻译。此时自然所给予的当然不再是安抚，不再是温柔的拥抱，而是九死一生。在胡康河谷（缅语意为“魔鬼居住的地方”）的原始森林里，日光被层层叠叠的密林遮蔽得一丝透不进来，天昏地暗，虎啸猿啼。河谷瘴疠横行，据说因为有野人出没，当地人把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地带统称为“野人山”。四围活动的生物，是在疯长的草蔓里爬行的恶兽巨蟒，以及从脚踝爬上来、从树叶上落下来的吸血蚂蟥。泥深没膝，暴雨如注，人们找不到路。穆旦身染致命性的痢疾，被恐怖的吸血蚂蟥噬咬着，从战友的尸体旁一次次挣扎爬起，在断粮八天、失踪五个月之后，奇迹般地到达印度。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历史、战争和人都将被遗忘在那“静静的山坡上”（《森林之魅》）。穆旦在余生沉思着自己炼狱般的野人山之行，原始森林的生机与衰败，永恒与瞬间，人生的游牧与栖居，变迁与凝固，自然成为一种类似宗教的存在，以至于他从此对野人山的过往经历缄口不语。借助胡康河谷，他对自然的认识超越了悲喜，一种孤独已经深入骨髓，流进血液，至死方休。

　　“我走进了另一种文化圈子;在时间上，我几乎走回了好几个世纪。我颇为真切地认识了人类生活的比较原始的式样;也毫无壁障地认识了自然的伟大及其威力。”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的邢公畹如是说。那一时期联大师生的写作形式灵活、内容生动，除了小说诗歌外，还有抱着“了解之同情”的社会生活描述、旅途风景叙写，向读者多层次展示云南自然环境与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在这个文化想象建构的过程中，教师、学生们用真实的足迹建构的西南联大，有共同的面相，也有不同的侧影。

　　“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鲁迅《破恶声论》）博物学本身就具有一种自由教化的力量，能给予学习者心游万仞、返观自我、塑造自我的机会，使学习者能在与自然的交流中，自主提升才智、拓展个人品格。

　　在内外交困的时代里，西南联大顽强地固守着某种与大自然相关的价值体系，承载着一种独特的信息与形质，守护着一种大致恒定的精神。正所谓“穷年笺草木，志切观物象”，遭逢世变，投止名山，荟萃斯文，“天地人”之三合，促使南渡师生在万物生机之中，培育了超逸日常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涵养了思想、意志自由的天地境界，也渐渐接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精微血脉。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陷落，在日寇炮火逼迫下，刚刚在长沙组建起临时大学的平津师生喘息未定，席不暇暖，只好再度拔营起寨，西迁昆明。

　　刚从清华毕业留校的吴征镒，加入校方发起的湘黔滇三千五百里长途跋涉，一路以自己的双脚丈量生动但贫瘠的土地，亲近前所未遇的山水和人事。他从出发就开始写《“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这是个人的纪行与心史，亦是此次“教育小长征”唯一存世的完整记录，包括每日气候、实际行程和路上所见地理景观，以及“所见有记忆价值的人和事物”，行文质朴，往事历历分

　　明。正如卞之琳所说的“沉睡的地图在动了”，旅行、记录、采集与勘测，战时的“博物志”自有其特殊的文学表达。

　　在日记里，吴征镒多次提及自己的老师李继侗教授。李继侗本就患有腿疾，仍决定和学生一起步行入滇，临行前曾写信给家人：“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作为长沙临时大学生物系主任，李继侗也有沿途观察西南山区植被情况的初衷。

　　李继侗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开拓者，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的奠基人。他曾在耶鲁大学学习林业，是中国在此专业获美国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小长征”初始，他就状况不佳，只好由学生背扶走一段路，而后勉强自行走动。押运行李的人可以坐拉行李的汽车走，但李继侗拒绝了，坚持每天步行。

　　吴征镒本人也是头三天脚起泡，第三天以后才能够正常行走。他们沿途一天只能吃两餐。西南地区人烟稀少，旅行团每天必须赶到较大的村镇吃饭住宿，加上沿途学习考察，每天行军三十到五十里不等。

　　翻过悬崖峭壁，穿越激流险滩，他们风餐露宿，“常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夜，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有时路途较顺，披着星光一走就是二三十里路，稍一休息天就亮了，抬眼就能看见教授坐在石碑上写日记。

　　教师辅导团由黄钰生、闻一多、袁复礼、曾昭抡、李继侗、吴征镒等十一位教师组成。师生们所有的装备，是每人军装一套、绑腿一副、草鞋一双、油布伞一把，以及由一路必需之生活用品打包的八公斤行李。正是隆冬季节，他们冒着严寒，翻过武陵、苗岭、乌蒙，蹚过湘江、沅江、资水……风雨途中，仍然有一些教授盡力西服革履，保持着留学时养成的风度。

　　他们一路瞻仰古迹，浏览名胜，去少数民族村寨，或者在桃源、深谷、村镇、酒肆观察民风民俗，“沿途考察，随处皆有所获得。”不管天气好坏，李继侗都细心观察沿途动植物的生长和分布情况，采集动植物标本。每见到有代表性的植物，师生们一起大呼过瘾。途经雅安，他们就发现了几个前所未见的物种。

　　接受实业教育的学生，对与学业有关的事物尤为关心，虽然行程与条件不允许做规范考察，但他们仍留心沿途地质、地理、气候、矿产等自然情况。有人在山脚偶然发现一枚寒武纪三叶虫化石，轰动了整个旅行团，大家都怀着极大的兴趣，纷纷去寻找。经过楠木铺，又有人拾到一种形如卵石的金黄色矿石，据说附近山上俯拾即是，经地质系同学辨认是黄铁石。在贵阳停留期间，团员们参观了贵州省建设厅的化验室，了解到当地煤、石油、铁、汞、铜等矿产的分布与储量。在地质调查所，他们还看到了从震旦纪到第三纪的矿藏标本。渡过金沙江时，地质学的师生一致认定，那个云雾缭绕、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大峡谷里蕴藏着丰富的铁矿和煤矿。

　　袁复礼教授是位一生走遍江南漠北的地质学专家，他一路手提地质锤，不停地敲石头，向学生讲述地质地貌。见到感兴趣的岩石露头，他就取出小本子做素描。时为土木系二年级学生的杨士德在旅行日记中写道，袁复礼教授“鼓励同学沿途多多考察，随处皆可有所获得，如山的高度，地名，地质构造，化石搜集，气候的记载都是有用的”。

　　人类总是在理解自然世界的过程中理解自身。博物学不仅是某种“物质文化研究”，它还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人类理解和体认世界的基本范式。进一步说，穷究草木之理的“深切凝视”，才是认知世界更为根本的前提。天地化育、万物生长，每个人都需要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出发，建立与自然本真的联系。

　　每到一地，旅行团都会作短暂停留，由教授领队，带领学生们瞻仰古迹，浏览名胜，去少数民族村寨，或者当地的集市去看看民风民俗，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刘兆吉在闻一多的指导下，沿途发掘记录，在田畔、牧场、茶馆、街头向遇到的农夫、儿童们搜集，访问中小学、民众教育馆和其他文化机关，请他们代为从墙垣上的涂鸦中搜集，同时搜集当地印行的各种歌谣抄本，一路共采得各地区、各民族民间歌谣两千多首。后来刘兆吉将其编成《西南采风录》，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分别为此书作序。书中所录均是质朴民谣，字里行间满是乡野之气、自然心怀，且不脱日常生活经验，由此打破了师生们过去固有的“国风”之概念。

　　在常德，旅行团停下来休整几天，然后溯沅江而上。闻一多、曾昭抡和一些同学坐在一条船上，把行李铺在船板上，上盖芦篷，逆水行舟，看

　　水流湍急，船夫背缚背板，腰缠竹索，在崖岸上伏地而行，这情景让师生们大为震动。

　　过沅江行十余公里，就到桃花源。“一溪春水吹云津，流出桃花片片新。”这是人们曾经感怀的风景。武陵秦人或能在山林避难，然而在日寇铁蹄之下，哪里还会有什么世外桃源？旅行团租借民房住下，有些惘然地听农妇讲桃花源的风水，讲桃花源的故事。吴征镒在其《“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中记：“桃花源……无疑问是假托的，中国人好古往往如此。”

　　在家信中，闻一多感叹沿途的奇遇：“投宿经验，尤为别致”，五天以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更不用说“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他甚至还拿起搁置已久的画笔——“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并由此生出一个想法，“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过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

　　走出清华阁楼的闻一多，形象越来越不同于原来那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在真正走向大自然后，他内心笃定，越来越乐观和昂扬。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沿途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服装、语言等。跟随闻一多采风的中文系学生马学良回忆，每到宿营地，闻一多就带着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在破舊的村舍里和老乡们坐在一起，观看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的舞蹈，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当队伍行进到一个苗寨时，闻一多看到路旁一座小庙内有一个人首蛇身的石头神像，造型独特，他长时间在石像前徘徊不去。他说自己多年来只在古籍中见过描述，从未得到实物佐证，今天终于看到了。这成为他后来一篇重要论文的参照物。

　　他们走过贵州花溪、黄果树瀑布、沿途钟乳石洞等等，在贵州品尝又甜又大的黄果，与苗族同胞开联欢会欣赏芦笙歌舞，感受到精神上前所未有的愉悦，“颇得物我两忘，万念俱消之趣”。

　　一路观风景、悉人文、品世情、哀国运，知识精英们就这样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入了社会底层，既感怀河山之秀，又深憾民生多艰。闻一多反思自己过去“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师生们目睹了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能量，这一切都使得充塞于胸的忧患意识、复兴民族的使命感激烈迸发。虽然中国学人素来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但论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自我真正意义的群体求索，则首推此次长旅。

　　经过六十八天的跋山涉水，行程三千五百余里的湘黔滇旅行团，终于在1938年4月28日抵达昆明。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流亡，沉重的现实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却阻隔不了他们追求学问的热情，也影响了他们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从都市走向乡村的错综体验中，他们也发现了大自然固有的乐趣，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切的体验。湘黔滇“小长征”使得师生们的人生境界呈示出更大的格局，正如一位学生后来说，在西南联大高远舒朗的精神结构中，一定有此次长旅艰苦卓绝的淬炼在里面。

　　“一入胜景关，看见大片平地，大片豆麦，大片阳光，便有这个印象。在途中尽量幻想昆明，是怎样美丽的一个城市，可是昆明的美丽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一楼一阁，以及小胡同里的矮矮的墙门，都叫我们怀念故都。城西有翠湖，大可数百亩，中间有‘半岛’，四周树木茂盛，傍晚阳光倾斜，清风徐来，远望圆通山上的方亭，正如白海望景山。”（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初抵云南，同学们的激动和赞叹经久不息。历经颠沛流离，旅行团成员和先行到达的几千名师生一起，在昆明安顿了下来。

　　云南之远，天地之大，退开一步，真有海阔天空之感。通往国外的滇越、滇缅公路正在兴建之中，方便从国外进口图书、仪器设备，也便于了解国际学术和科研发展的动态;云南的民族多样性，山川与生物的多样性，蕴藏着不菲的学术价值;更有翠湖云水，滇池波痕，更兼碧树如染，天空瓦蓝，最适涵养自由的灵魂。

　　云南境内山岭盘结，谷深山高，沟壑纵横，交通阻隔而地域闭塞。二十世纪初期，谈及云南，人们更多把它想象成“瘴疠之区”“荒蛮之地”，《夷区鸟瞰》中有这样一首流传于云南边地的歌谣：“三月四月瘴烟起，新来客尽死，九月十月瘴

　　烟恶，老客魂亦落。”在真实的历史上，云南也确实大多与案犯发配充军、灾年逃荒流浪、战时迁移隐居联系在一起。“狂暴而凶悍的原野”“黑沉沉的激流”是埃德加·斯诺看到“云南”二字时的联想。

　　然而，这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边地想象。当云南的自然山水景观进入流亡师生真实的视野中，神奇稀有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民情风俗，立即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幸而入了云南境，风景佳绝……看那遮没山头的丛莽，看那自山谷间一直长得和山头齐了的森林，看那仿佛为这丰盛的生命喝彩的滚滚水流……我没有一分钟闭眼，我却要看个饱。”（李长之《昆明杂记》）

　　博物学写作者，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他们是具有人文素养的学者、散文作家，同时还是具有科学意识的博物学家，甚至不少还是具有探索精神的旅行家、冒险家。他们既能在书斋里潜心静坐，又能在野外漫步观察，在高山、森林、山谷、平原和河流间游历，与江海湖泊、游鱼走兽、草木禽虫、流云烟霞亲密交融。

　　从初入云南那一刻起，一种海阔天空的博物学气质，就开始在联大师生的内心生根发芽。在他们眼中，边地的男人们同大自然抗争，终日辛勤劳作，锻炼出健硕体魄，“正是救国的铁军”、国家抗战的“劲旅”。女人们穿着红绿相衬、鲜艳夺目的服饰，赤足背着超过自己体重的柴火向城里走去，有一种很得体的风采，找不着一点所谓东方的病弱之态。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边地人民特有的血性和更近自然的生存，正可作为对照来反思战争。

　　博物学要呈现的，是具体的经验，也就是未受知性干扰过的经验。抗战前，云南被称作中国的“堪察加”，意味着那里最外围、最孤立、开发程度低。这样的山水自然，正好让联大师生“独于天地精神往来”，用最纯净原始的眼睛来看待。

　　林间蝴蝶飞舞，寺院的红瓦和金色塔尖于万绿丛中露出，一片舂米声中，摆夷姑娘担着箩筐踏歌而来。丛林遍地，竹屋清溪，水牯白鹭，树声、鸟声与女子高亢之情歌彼此应和。滇西“夷民皆聪秀，勤劳刻苦，不好争讼，颇具古风，然社交公开，则又有欧人之风度;此情此景，甚是动人”。这是清华大学生物系1938年毕业生姚荷生的文字。当年12月，姚荷生参加了“边疆实业考察团”，在西双版纳地区一年有余，历经了旅途的艰辛。姚荷生试图对滇西错综复杂的自然场景进行真实描述，使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受云南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民间的博物知识不具有数理知识那样的普适性，往往只“适合于局部地理、生态环境、文化”，它与环境的兼容是有限度的，而且必须依靠个人的田野经验来获取。《水摆夷风土记》一书记录了姚荷生的调查感受：“中间过匪区，经虎窟，历瘴乡，渡弱水，出生入死者屡矣。留边地两月，淫雨将至，瘴烟欲起。”像他所敬仰的徐霞客那样，姚荷生寻找着云南边地人民生活方式中与古代中原文明的相关之处，其考察和研究活动历经重重困难，但也使他的作品充盈着原始旷野的边地情调。

　　在联大教授群体中，潘光旦的形象殊为可亲，但又卓尔不群。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

　　潘光旦因意外截肢，其独腿曾是清华一景，但其心性健康乐观，走到哪里都欢声笑语，经常会令人們忘记他是一个残疾人。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跑来对潘光旦说：“我看到你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还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是你的拄拐。在校园里发现好几回这种脚印，又不像什么小猫小狗，原来是你啊！”潘光旦讲到这个故事就乐不可支，童态可掬，还夸奖那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学者根器。

　　当年潘光旦住在清华新南院，有一年，他门前的藤萝架上结出了一对并蒂葫芦，生物学家张景钺说结出这样葫芦的概率是亿兆次中都不见得一遇，因此潘光旦就改称自己的书斋为“葫芦连理之斋”。

　　《鸡足朝山记》记录了潘光旦一行人于1943年初游览大理洱海、鸡足山的见闻。他们从大理出发，乘船经洱海到宾川挖色镇，再沿小路捷径登鸡足山，半夜露宿荒野，深度融入了原始自然。踏雪上山时，四位教授骑马，潘光旦乘坐两人抬的“滑竿”，迷失了道路。同行的曾昭抡帽子被枯枝挂掉、手被划破，罗常培的眼镜丢了一片，孙福熙上唇血迹斑斑，费孝通落马坠地、一步一滑，更兼老师潘光旦失踪，心事重重。一直等到午夜，依然杳无音信，只得烤火待旦。2月7日清晨，潘光旦终于坐“滑竿”到达金顶寺，费孝通心中石头这才落地，很快转忧为喜——“一忽醒来，

　　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寒风没有了踪迹，红日当窗，白雪春梅，但觉融融可爱，再也找不着昨夜那样冷酷的私威。”

　　潘光旦内心的热情，丝毫未受这些意外影响，“时值月朔，疏星而外，八表同昏，松风之余，万籁俱寂，俯仰身世，心地廓然，俨然有与天地同流之感;半生得此，永志弗忘矣。”

　　在颠沛流离中寄情山水，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面貌，是何等振奋昂扬。他们将疲惫的身躯融入浩渺的自然，用肿痛的脚板获得自然和美学上的双重救赎。

　　“原生的萌动，胜过万般雕琢。”郑天挺与梅贻琦等一群好友到呈贡考察，小城漾着新鲜的绿色，窄街里房屋格式各异，俱笼罩在四季常青的树木之中。雨水盛时，大有烟波浩渺之概。他们面对没有被城市化发展污染的乡野赞叹不已：“绕山头一周，远望滇池，彩叠数色，不辨为云、为岚、为光、为水、为田也。晚饭后，月色绝清，万顷溶溟，似昼而淡，似灯而静，平时不易见也。”

　　联大师生带着科学的眼光与文字的素养，到处采风问俗，他们兴趣广博，用脚步去丈量四周，以博物学的眼光去观察动植物，对任何有意义的景物，都要作细密的端详、翔实的记载，到一处，记一处;所见、所闻、所行，关于宗教的、习俗的、气候的、地理的、生物的、矿藏的实际情况、现象，在他们理解的范围内，“尽量介绍，提供素材，以作为政府施政的参考”。相信如果他们“生活在三千年前，能和周朝的旅行家姬满结伴同游，而合写一本游记，结果一定比徐霞客的还要周到”（潘光旦《鸡足朝山记》序）。

　　“博物学意欲研究自然界的万物，其涵盖面是全球性的，因而空间性是博物学事业本有的特质……这可以从探勘、交流、运输以及对自然万物分布的空间思考之间的重重关系中发现”（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西南地区河流纵横，峡谷广布，生机旺盛，物种奇多，历来号称“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昆明周围也多山多水，地质地貌变化大，野外实习的条件好，多少弥补了标本、仪器设备的不足。面对时局的急剧变迁，师生们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治学思路和社会实践，将云南的山水自然作为广阔的科研基地，不断从逼仄的学术圈子走向更广阔的自然空间。

　　1938年，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李景汉参加了“滇西边地考察团”，“有社会、民族、经济、边政、外交、卫生、农林、土壤、动物、水利、矿产、地质等各方面专家二十余人”，考察团从昆明出发，途经楚雄、大理、保山、龙陵，进入芒市、遮放、猛卯等处的摆夷社会。

　　如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说，地方性的技艺“和航海、园艺、政治和诗学一样，它们都是在地方知识的光照之下运作，也都将匠心凝运于在有限的事实中见出广泛的原则”——芒市等地人民静穆安详的生活方式，在战乱和破毁的大时代中尤显得可贵。李景汉行走在五荒八蛮的边远地区，庆幸自己能看到“人类智慧的创作”，“一种古代先民对天地人独有的领会”。

　　动物、植物、矿物与人的物质生存和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极复杂的联系，综合着地理、人文等多重因素。西南联大地学系教授张印堂早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攻读人文地理学硕士，师从英国著名地理学家罗士培，留学期间，张印堂曾游历整个欧洲，也养成了重视田野考察和区域研究的习惯。1939年，张印堂由昆明出发，沿铁路线，踏遍原始森林、高山峡谷、洱河、澜沧江、怒江，逐站考察，随地勘测，所经之处的地形、构造、气候、植物、土壤、居民的分布及其生活状态，少有遗漏。对滇缅铁路沿线的地质构造、人文地理、经济作物、矿产资源等方方面面，都有许多可贵的认识与记录，既有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也有翔实的资料统计和分析。

　　联大教师罗常培、曾昭抡、费孝通、邢公畹等人，都创作有西南地理风物考察作品。《缅边日记》记载，曾昭抡在澜沧江边看见一种陌生的植物，后鉴定为“蜂桐”。正巧碰见蜂桐开花，是大朵的红色花，一棵树上结许多朵，树上却连一片叶子也没有。据说这树的躯干腐烂成洞以后，蜜蜂喜欢跑到里面去做蜂窠，所以叫作“蜂桐”。曾昭抡对树木的高度、花的颜色和外形等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没有虚构和想象，叙事优美流畅，很有博物学家的格调。

　　“深山大泽龙蛇吼，古木苍藤日月昏。”山脉永远看不见顶和尽头，层峦叠翠，奇峰突出，水流永远是那么湍急，在横断山脉中间千回百转，激成狂流。抗战时期，自然的强力，既能唤起民族共同价值的认同，也突出着边地在抗战中的重要性。当曾经的“神秘区域”变成“有关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地域”后，崇高壮伟的一面急剧显现，云南地貌是具有“国防意义的山川形胜”，比如怒江

　　上的大桥，“倭机曾来轰炸数次，近桥之两山岩石，炸痕甚多，惟桥之本身迄未中弹耳”，就给民众以无边的鼓励，认识到云南边地的伟大，增强了抗战的信心。

　　我们终于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

　　那以窒息的、干燥的、空虚的格子

　　……

　　多少年来都澎湃着丰盛收获的原野呵，

　　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

　　（穆旦《原野上走路》）

　　翠湖水面轻雾缭绕，这是一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春天的昆明，原野上野花点点，美不胜收。教授们在异乡的土地上思索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辨别着云南陌生的鸟兽草木，努力将异乡转变为心安之所;也沿袭着专业本能里的博物传统。“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止”，“不能不超越现实”;联大教授们立足长远，连天烽火与动荡的时局，并没有影响他们致力学术的平静心态，他们怀着寻求答案的科学之心出发，最终发现漫长的流亡将自己带往的，并非固定之境，而是始料未及的崭新空间。昆明汇合着每一个颠沛流离的故事，合撰成一部山高水长的悠远传奇。

　　1941年初春的昆明，战争阴霾沉沉笼罩。在中国内陆这座孤城里，炸弹正像冰雹一样倾落，载运军火的卡车蝗虫般爬行在滇缅公路上，美军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带着倨傲的表情出现在街头，摩登仕女穿着夹层棉旗袍走过警戒线，各种风景点缀着同一个血与火的时代。战争阴云同时也在全球几大洲漫卷，整个世界一片惊惶动荡，个人的命运，如草芥般被无情的历史洪流所冲刷。

　　根据蒋梦麟的记载，北方来的同学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或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有的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有时因为要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到了联大后，有的就此与家庭失去了联系，在经济上无人支援，更有人家里还有弟妹需要供养，只能在学业之外兼做繁重的差事。后世人隔着邈远的烟尘望过去，那一时期的联大师生，似乎个个都要裹在抑郁悲苦的泪光里，难得有片刻的心情舒畅。

　　不过历经几度迁徙颠沛而来的联大师生，也在努力进行着自我调整和安顿，苦闷时他们就去翠湖边，经常是在傍晚或月夜，常有三五好友，在堤上散步，一池春水给联大生活增添了一点温情的气息。师生们也常在夏秋时节到滇池旁边游泳，继而卧望西山，在山水之畔享受自然的欢愉。有时他们在雨中的翠湖边散步，从时事到哲学，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抬眼常可看见一群鹭鸶在南国晴朗的空中盘旋飞舞。家国破碎的焦虑被大自然的美丽暂时冲淡，他们沉醉于物我两忘的境界中。一个理学院的学生写信给他的朋友们，得意地诉说自己的发现：

　　这里有许多天才，这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说在农校楼上的教室里，从窗里看出去，你可以看到西山滇池，可以看到从西山峭壁那边飘过来的阴云，到你面前却化为一阵爽朗的雨;说在日落黄昏的时候，你可以在芳草为面的草地上溜达，或者围着百年一开花的龙舌兰，坐在用贝壳铺成的地上，而那些白生生的贝壳，都是从昆明湖明净的水里捡来的。

　　这样的描述连笔调都带着亲近自然的欣喜，仿佛战争的阴云从来未曾降临。自由的空气抑制着人们的哀愁与伤感。精神的坎坷中，竹杖芒鞋也有轻快的野趣。

　　昆明是个名副其实的花都。杨步伟在自传《杂记赵家》中说昆明有着“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陈樾曾说昆明是“山城中的花都”，这里一年到头总是“春色无边，繁花灿漫”，是一个永远“不会凋落的花园”。莲花池畔长年有野花铺满一地，吸引大群的黑蝴蝶。山崖边有许多野蔷薇，在风中播散清香，枝条上长满紫红色的尖刺和锯齿形的叶子，常常挂在路人的衣袂上。昆明郊外的景色亦自成佳趣，竹楼、蕉林、筒裙、稻田，榕树掩映着的佛寺里传来阵阵诵经声，闲看日落西山月上眉梢，坐听阵阵松涛回旋，令人几不复知尘嚣烦乱。

　　边关小城蒙自，林木幽深，植物品种繁多，都长得极茂盛而热烈，让来自北方的青年学生大感

　　惊奇。就连蒙自的池塘，看上去都阴森可怖，深不可测，总觉得会有妖物从水中钻出。曾经有一段路全为蔷薇花遮蔽，流亡学生坐在花丛另一侧看书的情景，成为联大附中的学生宗璞一生经久不息的浓烈记忆。

　　尤加利树、莲花、鼠曲草、稻束、草地、森林、旷野……纷繁的自然意象，频繁出现在联大师生的各类作品、作业中。郑敏把云南原野看作是“宇宙千万个静默思想”的聚焦，能形成完全属于自己的土壤、河流、光与黑暗。

　　“我遠来是为的这一园花”，“我远来是为的这一湖水”（周定一《南湖短歌》）。这“花”和“湖水”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事物，也是灵魂的“内在之象”。天空晴朗深远，一尘不染，天上流云映有阳光和红土的颜色，使饱受流亡之苦的心灵得到安慰，可以在自然中反复汲取营养与能量，生产理智，创造健康，增强生命。

　　当然，“花近高楼伤客心”，在“花”的繁茂与时局的动荡、生活的困窘之间，也真实存在着反向的关系，花开得越盛，越映衬着战争年代被压抑的苦痛、残酷现实对生命的摧残与窒息，人的处境相形之下便越显悲哀。

　　师生们穿梭于田野乡舍间，更多的时间是养猪种菜、施肥除草，开源节流以贴补家用。生活毕竟不能高蹈于云端，日子是现实的，是关乎柴米油盐的琐碎。教授们回家把长衫一脱，换上短衣裤就开始挥锄掘地。校园中的荆棘杂草也被师生们清除，松土耕耘，种上蔬菜，以佐餐食。没有一寸土地不加利用。

　　但是，乐观的悠闲之心，也一定要保留。除菜蔬外，教授们也会种些大理菊、洋水仙等各种花卉，别有雅趣。法学院教授钱端升一家居然还有闲情租地造屋，当地人提出的条件，是在土地上造房子不付房租，五年后房子产权归地主所有。于是钱家就有了一个不算小的独门独户，还带一个不小的庭院，院子里种了许多美人蕉和大理菊。为了弥补入不敷出的窘境，钱端升学会了在院里养鸡，同时种植瓜豆和蔬菜。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则在自己家里养了两头小猪。

　　当时的昆明北门街71号，是前云南都督唐继尧所建的祝寿戏楼，曾是清华大学单身教工宿舍。陈岱孙、李继侗、朱自清、吴宓、浦江清、金岳霖等都先后住过这里，就像当年的清华饭团一样，组成膳团，自办伙食。开始时还能用工资买菜，后来随着物价上升，到月底已经没有余钱了。正好戏台周围还有荒废的花圃地，他们推举学生物的李继侗做领导，生物系讲师沈同做助理，其他教授共同参加锄地和收割，聊解燃眉之急。

　　理工科的教授应变能力强些，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擅长花艺，就靠种植、出售剑兰创收。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据说比派克墨水不差，在昆明销路很好。另外据说化学系有位教授最是生财有道，开了一个酒精厂，很是赚了些钱。

　　教授们的衣着，与当地的自然风貌愈发接近。他们爱穿褪色的旧蓝布长衫和圆口布鞋，在学生们眼中，这些大部分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们“毫无洋气，真像乡村塾师”。尤其令人侧目的是朱自清，他的衣服纽扣丢了，就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粗毛毡披在身上御寒。那是云南“马锅头”（赶马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蓑衣，也像斗篷，颜色却像水牛皮，穿在身上，像个来自荒原的古典侠客。但朱自清不以为苦。闲暇时与同事冯友兰、钱穆等在南湖周边散步，脱下风尘剥蚀的行装，伴一湖清水，一园好花，“整个儿天地仿佛是自己的;自我扩展到无穷远，无穷大”。

　　在许多个午后，联大师生饮着廉价的当地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空气中弥散着云南老草烟的味道。在这样的空间里，他们和马夫走贩混在一起，校园内外无不弥散着一种温暖、家常、氤氲的气息，“笳吹弦诵”的平和景致一切如常。

　　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流徙于昆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国事蜩螗，世路纷扰之际，偶得一粒某人早年在常熟钱氏旧园拾得的红豆。原来江苏常熟城外有个地方叫芙蓉庄，芙蓉庄里有一棵红豆树，数十年才开一次花，有时候上百年才开花。花色白，结实如皂荚，结子赤如樱桃，只结实一颗。凡遇江山易代等灾异之事，此花必开，结出红豆。三百年前的甲申年，这株红豆树就曾抽枝发芽，挺出一茎，辛烈如丁香，香彻数里，未到秋天就结出这颗红豆来。原来三百年前在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忽遭逢天崩

　　地裂，九州震荡，一朝繁华消磨殆尽，均归于尘土。这颗红豆凝聚了怀湘复楚之志，《九章·哀郢》之词，历经幻化，内涵机缘，待时而发。将生命本原归结于植物，将兴亡史事托付于草木，兴怀感慨与人事品鉴，于诗文中抉隐发微、参究物理，寅恪先生做得草木世界之解人也。

　　国学大师与一株植物的故事，可谓旖旎传奇，难以尽表。这也说明文学与植物学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基思·托马斯认为，对于“草木物类”的世界而言，“文学是最好的向导”。因草木演变出生态世界万千奇观，滋养沐浴一代代人的智慧、情感和好奇心，从而使万物（包括人）得以命名和联系，并不断相互完善，彼此确认。

　　在尚未对植物建立完善的系统分类之前，分类学几乎可以等同于命名学。十七世纪，植物学家在著述之时，往往采取与文学写作几乎无异的形式，《塞耳彭自然史》就是科学眼光与文学素养精微汇聚的例子。

　　在洪堡、布封以他们的形式探索世界的年代，植物学家以观察、描述和记录自然界的经验现象为任务。他们对真实细节的关注，往往混合着热忱的审美情绪，他们分辨叶片和绒毛的颜色变化和曲线形态，执拗地寻找着某种更独特真切的表现手法，决不会草率了事。

　　作为湘黔滇旅行团中的一员到达昆明后，吴征镒成为西南联大生物系的助教。做了两个月的博物学考察之后，吴征镒发现仅云南一个小县城的植物种类就有两千多种，比河南省的还要多，这让他感觉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后来他就积极加入社会各界组织的各种考察团，沿着滇缅公路，日复一日地进行博物学考察，从瑞丽到大理，从丽江到云南全省，跋山涉水，时日久深，但云南的植物种类之多，似乎永远在他的步履之外。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弄清楚云南的植物种类，进而弄清楚全国植物种类的问题。

　　吴征镒的文学素养也很好。在西南联大时，他就与朋友在联大和云南大学组织昆曲社，在社中初识朱德熙、汪曾祺。1946年，还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舒芜小说的文章。

　　西南联大结束后，吴征镒继续留在云南，依旧投身于寂寞的草木考据之学，他总是一丝不苟地用小楷字抄写关于各地植物的笔记资料，用植物考据的方法考证了《植物名实图考》中所有云南植物。他在野外實地考察，在深山老林中常常逾月不归，采集植物标本，回来后在实验室进行鉴定，这样的日子过了十余年，做了两万多张卡片，终于建立起了现代中国植物的户口簿。

　　植物学研究其行为本身，其实也构成了丰富的语言学与文学的研究素材，这样的素材不断从田野研究中得到校正和补充，参与塑造了语言学的符号系统。草木知识的建构，未必只是“物质性”的草木，而更是触及“外部世界”的深层信息。花果飘零，薪火相传，人间草木有着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在知遇者面前，自会呈现它佚失的信息与湮没的样貌。

　　吴征镒中年以后尤好唐诗宋词，台湾学人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鉴》，也是他的案头常备书。晚清状元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更在冥冥之中对他进行了一生的塑造。

　　吴征镒九十岁以后，同仁在他的专业文集之外，又精心选编了一部《百兼杂感随忆》，书的第四部分“诗词与兴致”里，有一章一韵的《仿千字文》，还有《学海拾贝》之类的科普小品文，每篇幾百字，笔涉多端而并行不紊，不似论文专著、高头大册般正襟危坐，而是更有性灵，以其独具的科学理性和含蕴丰富的自然关怀为依托，亦如一苇航船，行到水深，卧看云起。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大雅·采薇》）“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世说新语》）“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种柳戏题》）“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王维《洛阳女儿行》）吴征镒一笔一画地把这些古诗词抄录在标注着“柳与桃”的小卡片上，从时间、人事、地理等多个层面，考察特定植物的远古信息，与陈寅恪先生打通意识和史诗互证的学术方法颇有相契之妙。那是一个相互凝视的空间，寻常草木有各自的场景、感念和安慰，深度参与着人世的冷暖与悲欢。

　　一位世纪老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俯仰尘世、出入雅俗的趣味，确乎有着中国古典传统的大家风范，是属于过去世代的名士风流。他的关切点不一定在花草植物，而是天道、人事与物象，是直面自身生存世界的理解方式，是人生实践，也是情感体验。

　　在吴征镒晚年，他还曾借助放大镜，阅读陈寅恪的作品，这更是有意味的故事。“必定要对于人世上万物万事全看淡了，然后对于一二件东西的留恋才会倍见真挚动人。”（梁遇春语）植物学家晚年走进国学大师的传世名著与心灵世界，我们从中可以一窥吴征镒内心的丰富与深度，这是仰观俯察的学术本能，也是博物学研究与天道亲缘产生的感应。

　　在汪曾祺的记忆里，闻一多上髭浓黑，近似一字。他的嘴唇稍薄微扁，目光灼灼。有一张闻一多的木刻像，口衔烟斗，目光严冷，很能表达这位诗人的内心世界。

　　早在昆明之前的清华园时代，闻一多就是一副逍遥傲岸的名士做派。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他高梳着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手抄稿本，施施然走进教室。显然，他在夜间上课发挥得更为出色，所以他一再与注册科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有时他讲课讲到物我两忘，更要把课上到“月出皎兮”之时，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拖着落宕的身影，回他的新南院住宅。

　　闻一多当时住在清华新南院72号，这里很有典型的西洋风格，室内铺设木地板，有供冬天采暖的壁炉。他的书房宽敞明亮，四周围着常青树，爬墙虎爬在红砖墙壁上，书房窗前种着一丛翠竹，微风中给玻璃窗投下几片绿荫。据萧公权回忆，俞平伯、闻一多、潘光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他们的住宅前有一个花木扶疏的小园，是教授们课余消遣的主要场地。

　　时间再向前推，在纽约留学期间，闻一多曾排演改编自中国神话或者戏曲的英语话剧《牛郎织女》《此恨绵绵》《琵琶记》等，讴歌充满典型中国意趣的事物，也赞美数千年中华文化的辉煌。在他心中，美就是古中国的“可敬爱的文化”，是《忆菊》里“守着酒壶的菊花，陪着螯盏的菊花;未放，将放，半发，盛发的菊花”，是《秋色》里“紫禁城里的宫阙——黄的琉璃瓦，绿的琉璃瓦”，一切传统中国美好的意象，都在为他承载着沉重的家国记忆。

　　然而这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唯美诗人，在西南联大开始深自痛悔。他开始把自己此前的生活称作“假洋鬼子的生活”，“和广大农村隔绝了”。在云南的最后两年，在联大课堂上，他大声朗诵艾青和田间的诗，热情地向学生推荐，大赞田间的诗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

　　不识鸟兽之情状，则安知诗人“关关”“呦呦”之兴乎？不识草木之精神，则安知诗人“敦然”“沃若”之兴乎？诗人闻一多落在真实的大地上，他大声地诵读着，连身体姿态都带着喷薄的诗情，自然立场、民间情感、博物传统在他心里悠悠然复苏。特殊的经历让诗人超越了往昔对自然与人事的认识，不再是浮光掠影的描写和肤浅的猎奇，而是对自然的神性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形成了抽象的思考。他的内心变得笃实，一种力量和归属感将他稳稳托住。那是博物学家的精神气质，是一种孤傲、恬静的韵致，一种不为时代巨浪、漫天炮火所动的超凡气息。

　　清晨的阳光在尤加利树高处枝叶间跳跃，敷上一层银灰光泽。空气冷冽清爽。躺在一个小小山地上，四围是草木蒙茸枝叶交错的绿荫，强烈的阳光从枝叶间滤过，洒在草间。沈从文说，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风，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他就这样独自一人躺在田野里，看滇池上方飘浮的白云。他的内心已经从战争之累与生活之忧中抽离，向着人生远景无心地凝眸。

　　从1939年9月开始，沈从文就在西南联大文学院中文系和师院国文系授课，直到西南联大结束。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他们全家一度迁居到昆明郊外呈贡县龙街乡下。

　　据他的学生萧望卿回忆，当时沈从文把困苦的乡居生活过得很有趣味：天井里种着茉莉绿;凳子上放着金色的兔笼，一只白兔蹲在旁边;桌子擦得发亮，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水果装在鲜花瓷盘里。

　　在呈贡，磨刀扛物是沈从文二十年的老本行，做起来自然方便容易。“凡是一般人认为难堪的，我们都不以为意。”孩子们全部参加劳动，除了家务，有时还跟随农民去地里“捡漏”，沈从文教育子女，要在劳动中得到生命的愉快和做人的尊严。

　　战火初燃之时，他其实是想向北去的：“想看看东北和西北土地人事，从寥廓、朴素、简单、荒寒、陌生背景中，可以体验出更多不同的变化和生长。”然而，他还是到了云南，在滇池边两个村子里住了八年，给联大学生上课、探访山川地理、研究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刻意离群索居。尽管也心怀忧患，不得已关注时局，但他还是花费了更多心思在对自然的观察上。

　　云南的自然景观，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沈从文对于生命的思考。他真正有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心态，其散文写作经历了一个“自然志”写作过程，笔下的云南原野和麦田、各色花、千变的云、尤加利树，还有蚕豆、野生菌菇、戴胜鸟、白鹭鸶、鹡鸰、不知名的水鸟，无不灵动，充满生机。

　　沈从文在《长河》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描述：当地乡民世世代代种植橘柚，虽然从经验上已经懂得接枝选种，“情感上却还相信每在岁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树根株，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树下问答‘甜了吗？’‘甜了！’下年结果即可望味道转甜。”沈从文说这一类的民间习俗，“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这正是博物学传统里与大自然沟通，向大自然表达敬畏、依赖之心的情感交流方式。沈从文出色的文学才华，让我们对乡间俚俗、仪式等所谓“迷信”事件，对其“与久远历史相联、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庄严”，多了一份深刻的理解。

　　后来有学生回忆起沈从文的写作课，现在回头看去，也完全是博物学写作的标准范式，“重点也在结合学生写作实际，讲一些观察、体验、描写的知识”，如果学生不重视观察，他就会着重讲解细节对写作的重要。比如“人血和鸡血的气味是不同的，冬天的景色不一定是枯草，也有长绿草的时候，‘十月小阳春’就长绿草”（王彦铭《忆沈从文先生》），再如“碗口大的杜鹃花，完全如彩帛剪成的一样，粘在合抱粗三尺高光秃的矮桩上，开放得如何神奇，神奇中还到处可见出一点诙谐，你才体会得出奇迹二字的意义”（《虹桥》）。类似的审美体验，不只是“贯穿了观察者情绪的一种抽象的景观”，而必然是人类历史或人性探求的映照物。

　　再如“花木为防卫侵犯生长的小刺，为诱惑关心而具有的甜香”，“户外看长脚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辛苦经营，不惮烦劳，还装饰那个彩色斑驳的身体，吸引异性，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这不再只是静态的、供人观赏的风景，而蕴含着对人类生活、未来希望的探索，对超越精神的追求，以及对大自然的神性之思。

　　田野里将熟的庄稼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西山在不同光照下变幻着颜色，远处农妇劳作时的山歌不时传来，但被田边的水声扰得不太真切。沈从文对自然有着细致入微的感受能力，他将大自然与民俗、民风、民情、人性天然融合在一起，建构起一个充满诗意的博物学审美世界。在对沈从文云南作品的阅读中，可以发现，云南时期的沈从文作品，和约翰·缪尔《夏日走过山涧》的文风极为相近，也与早期的博物学写作手法有着很高的相似性。

　　对于自然与文字艺术的关系，沈从文曾说过：“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与粗莽洪荒的自然相比，音乐、文学甚至宗教都变成了黯然失色的形式与象征，此时唯有“放下自我，放下属人的贪婪和执念，交给包容一切的自然，生命却由此获得嬗变：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沈从文《水云》）

　　沈从文的云南写作，充分体现了灵性写作的特点，吸纳了田园传统的精髓（例如乡居、游历和阅读），又以科学经验模糊了传统文学写作中的主体意识;它是博物传统在文学领域的延续和发展，明显增加了对自然的客观性描述，重视对自然的观察、感受与欣赏，也能看出其试图洗去文学色彩遮蔽、恢复自然内在价值及原本面貌的努力。大自然的丰富性、完美性与精妙性，也促使人们在作家笔下的一切细微痕迹中探寻真理，领悟万物生灵的感性或形式之美，在植物、飞鸟、风雨、山川中，都可以看到人类自身“灵魂”的隐喻，发现理性的荣光。

　　博物学写作的题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自然的经验，另一类是对自身、他人和共同体的经验。博物学家们描述动植物时，不是把个别的动植物作为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与环境、其他物种及人类相互作用的生物群落的一部分去看待。博物学家对世界整体性的强调，也为浪漫主义诗人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抗战爆发后，冯至随同济大学一路从上海西迁，过金华、赣州、广西贺县，于1938年12月抵达昆明，后转任联大外语系教授。为躲避警报，冯至曾避居昆明市郊的杨家山林场，每日步行到西南聯大上课。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有着一种浓绿的色彩。草木的树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到了秋天，收割后的稻束矗立在田野里。云贵高原的上空，蓝天白云间常有雄鹰掠过。冯至和大家一样，也会坐在稻田里看山，看云，看湖水的翻滚或明静，思想在无边的田野上逐渐铺展。

　　冯至习惯在步行的过程中观察自然事物与现象，喜欢观察稻田、菜圃、荷塘与水渠。课余他回家途中，所见花草树木，都令他有所感怀：“我住在昆明附近一座山里，每星期都进城两次，十五里的路程，走去走回，是很好的散步。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看得格外多，想得也比往日想得格外丰富。”

　　博物学的思维，强调的是人的经验与阐释，这是一种基于对自然细致观察与亲密体验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冯至观看鼠曲草、尤加利树、小路边的农妇等自然事物与人物，“诗人的‘观看’不是纯客观的‘观看’，而是与天地万物、人类的交流和接触”。无名的少女、林场的管理者、放牛的老人、开凿道路的石匠，冯至在作品中对无名山川和平凡人物的描绘，是虚静自然、意味无穷的艺术结晶，他将自己现在所居之处与此地七十年前的山村相对照，人事苍老，然而“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却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

　　在谈论里尔克时，冯至说：“他开始观看，他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他观看玫瑰花瓣、罂粟花;豹、犀、天鹅、红鹤、黑猫……他观看镜、美丽的花边、女子的命运、童年……里尔克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发现许多物体的灵魂，见到许多物体的姿态;他要把他所把握住的这一些自有生以来、从未被人注意到的事物，在文字里表现出来。”

　　冯至的写作是经验的，是潇散心境中对自然景物或人事的精神审美，诗人脱去文化的衣裳，用原始的眼睛，怀着纯洁的爱观看宇宙间的万物。博物学写作有一条重要的传统，就是聆听自然，通过它所有可感知的特征，最后形成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它的起源、构成、功能和运转，并不特别依赖于讲故事的人。正是通过这种博物学家式的“观看”和“讲述”，“观察遍世上的真实，体味尽人与物的悲欢，后来竟达到了与天地精灵相往还的境地”，冯至终于将遥远的异乡，转变为心安之所。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冯至《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诗人尝试在自己的作品中引入一种“生物链”的视角，以“形态学”的方式理解世界。一切形态都不是固定的，而是处在流动中、向其他形态转化的状态。小昆虫“经过了一次交媾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便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冯至《我们准备着》）;山坡上随处可见的小草、原野上的各种不知名的小兽和“我们”一样，“随着风吹，随着水流，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在冯至的文学世界里，他找到了沟通自然和人事的桥梁。未来“有如一个物置身于万物之中，无限地单独，一切物与人的结合都退至共同的深处，那里浸润着一切生长者的根”（冯至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原野空阔辽远，人在狗吠虫鸣中所见，尽是“事物的永恒和光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冯至称为“博物诗人”或许也很贴切。

　　汪曾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清清秀秀，斯斯文文，穿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被西南联大校舍的黑色土墙反衬得更加雅致。1939年，汪曾祺几经辗转，到西南联大读书，直到1946年才离开。他笔下静雅平稳的古城、四时长青的花园、战火下简陋的茶馆，无不是一种淡然、平和的感觉，与昆明温润的气候环境非常相近。

　　汪曾祺博学多识，兴趣广泛，喜欢读有关草木虫鱼的文章，爱看法布尔的《昆虫记》，推崇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他写草木虫鱼情韵活泼、灵性盎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自然万物的深深眷恋，闲花风韵，兰草精神，同为一脉文心。

　　汪曾祺著有《人间草木》，文笔隽永，富有情致，以物类品鉴为主，书写自然风物和乡土人生，写尽了植物生态共同体中有机联系、相对协调的

　　种种情形。如其夫子自道：

　　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食豆饮水斋闲笔》）

　　在《昆明年俗》中，汪曾祺描写了昆明本地人过春节时的生活必需品——马尾松：

　　昆明春节，很多人家铺松毛——马尾松的针叶。满地碧绿，一室松香。昆明风俗，亦如别处，初一至初五不扫地，——扫地就把财气扫出去了。铺了松毛不唯有过节气氛，也显得干净。

　　昆明城外，遍地皆植马尾松，松毛易得。

　　（《昆明年俗·铺松毛》）

　　在空袭警报响起时，联大师生们要跑到郊外的山野躲避，汪曾祺某日留意到，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松毛，很柔和，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他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感到了“极度的舒适”。

　　汪曾祺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如此，语言精确生动，毫不矫饰。他将天然之物与世俗人情相联系，以一种实事求是的文学形式表达“对自然的真实性的迷恋”。

　　地方性知识是博物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昆明的花》《昆明的雨》《菌小谱》《云南茶花》《翠湖心影》等，既是诗心灵动的散文，对“实物”有确切的观察，描摹精细，亦是极有趣味的科普文章。《云南茶花》中介绍了“燔山熠谷”的滇茶，“花皆如汤碗大，一朵一朵，像烧得炽旺的火球”，“大红大绿显出一种强壮的生命力。华贵之极，却毫不俗气。”此外根据汪曾祺的观察，昆明有素心兰、粉团花、木香花、菖兰、山茶花、石榴花、金蝶花、蓼花、兰花、秋海棠、淡紫色的报春花、蓝色的勿忘我、绣球花、缅桂花、康乃馨等。这些郁郁葱葱的花木就是云南的风土民情，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活泼的生命质感。

　　汪曾祺夹杂着民俗、传统国学、西方博物学兴味的动植物小品文，以中国文人传统与自然的关系为审美纽带，令读者领悟关于自然、乡土、文明的美和多样性，同时也见证着一个民族，在山河动荡之际的坚韧与安闲。《滇南草木状》中介绍一种桉树，木理旋拧，适合做枕木，其“树叶厚重，风吹作金石声”。作家笔下的植物花木葳蕤，气象疏朗，是在与人进行莫逆于心的互动，是一个人与天地精神的自如往来，是与天道人心的两相印证。

　　在抗战最后几年，昆明的冬季都反常地寒冷。尤其夜晚，上半夜还过得去，子夜一过便寒气袭人。浓重的夜雾在山重水复间漫无边际地流溢，把这个城市严严实实地裹住。西南联大的师生在这股寒流中饥寒相伴，苦度时日。

　　一大早，惠家大院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忙碌起来了。有人蹲着生小火炉做菜，扇出滚滚的白烟，住樓上者被楼下的烟火熏得睁不开眼。昆明郊区的房子大多是土木结构二层小楼房，中间是天井，四面是正房和厢房，楼上楼下的正房住人，楼下两侧厢房是厨房、牲口圈，楼梯下三角空间是家禽窝，平时鸡鸭牛马猪身上的臭味，伴着房东烧烟泡、抽大烟的“香味”，一阵阵荡漾而来。

　　抗战前，昆明等西南城市人口密度不大，本地人住着很松快，后由于华北地区大量人口迁入，一时间人满为患，人潮如织，再加上后来为跑警报而不得已向四郊和乡下疏散，所有空房被抢租一空。华罗庚一度住在牛圈马厩上面的小阁楼里，牛马往柱子上蹭痒时，感觉小小的居室都摇摇欲坠。这位大名鼎鼎的数学教授，每日拖着伤残的腿往返于教室和宿舍，因经济拮据无法将妻子送到医院分娩，他们的孩子就在牛圈上面的破茅屋里诞生。

　　就是这样，住房仍不敷用，有些人还在老乡房前屋后空地上盖了简易的房子，同老乡们订下合同，将来走的时候，所盖的房子就无偿归此地主人所有。在空袭密集的那段时间里，一部分联大教授在饱尝租房之苦后，能够统一安置在惠家大院这样的地方，已是非常高兴了。合租惠家大院的，有姜立夫、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吴达元、任之恭、赵九章、赵诏熊等，联大的理工科教

　　授差不多都集中在这里的四座两层小楼和几间平房里。

　　梅贻琦家也在大院的北部，是新建的楼房，楼上楼下各三间，楼上住人，楼下堆放家具。吴有训、杨武之、赵忠尧三家共住一幢上下各两间房的小楼，杨武之一家八口和赵忠尧家住楼上两间，共用一个厨房，有时需要穿过这家才能到达那家。楼板、墙板都很单薄且有裂缝，楼上的漏水经常会打湿楼下的棉被。大家住得如此亲密，自然有助于增进情感，当时人们经常看见杨武之的儿子杨振宁和邓稼先“在一块念古诗，一个拿着书看，一个在背，就像是两个亲兄弟”。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教学研究的重点被迫几经改变。面对艰苦时局，联大师生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治学思路和社会实践，教研工作和思想探求在表面的简陋与混乱下，奔腾着汹涌不息的创造力。

　　既来之，则安之。生物系的吴韫珍教授把目光和兴趣，完全投入到丰富的云南动植物资源中。他和吴征镒一起发现了植物新品种“金铁锁”，考证了《滇南本草》和《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学名。虽然患有严重胃病，吴韫珍仍多次亲力亲为率领学生们，以滇池为试验基地，采集标本，识别植物，日复一日，足迹逐步遍及云南全省。

　　1938年8月，吴韫珍和张景钺带领几名助教，考察采集了大理苍山和宾川鸡足山的植物。白天跋山涉水，夜晚就在昏暗的灯光下观察植物标本，绘制植物图谱。野外工作非常劳累，白天靠步行，晚上就在简陋的彝族人家席地而卧，睡泥地、吃荞粑、喝生水，开水基本见不到。

　　多年之后，他的同事李继侗仍对那段岁月难以忘怀：“犹忆在云南点苍、鸡足采集时，白昼跋涉终日，寒夜伴侣早眠，先生独燃烛描绘日间所得之标本至午夜，山风砭骨，先生似不觉也。”

　　动荡的时局中，吴韫珍因野外工作过于操劳，加之生活艰苦，胃病复发，手术后因营养不良导致腹膜炎，病逝于云大医院，终年仅四十四岁。

　　联大地质系设备简陋，只能借云南大学矿冶系的实验室进行矿物岩石相关学习。昆明周围多山，地质地貌变化大，野外实习的条件倒是不错。没有公路，车进不去，带个包、锤子就进山里去了。寒夜如冰，沦肌浃髓，“晚上裹个被单睡在农家是常事”。在野外，还会碰上危险。在边远山区考察，有时饿得走不动，就很可能在森林中饿死。渴了，就喝下雨后马蹄印里存下的水。在这样艰难的实践中，地质系学生们完成了从书本到实验，从整理标本资料、分析对象、绘制图件到撰写毕业论文等一整套训练过程。

　　从博物学的视域出发，在对过往时代和生活细节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发现西南联大学术群体微妙的嬗变轨迹，也可以就此一窥彼时知识分子特殊的心灵世界。

　　在费正清记忆里，蒋梦麟称得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君子，具有一种宽厚温情、儒雅中庸的人格魅力。“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舉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

　　自抗战爆发起，蒋梦麟即开始用英文撰写《西潮》这部“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书稿。防空洞里光线幽暗，外面炸弹如雨，国仇家恨，梦境飘渺。如此著书立说的环境实在独特。蒋梦麟并没有陷入情何以堪的彷徨与凄楚，相反，他断断续续地开始了对童年时代的无限怀想。故乡的美丽风物在他眼前飘荡。

　　他想起自己小时“认真观察皂角树上甲虫的角如同皂角树上的刺，细心体悟，明白这是甲虫的‘拟态’”，他追忆乡村生活里近乎透明的开朗和平阔，那些沉默而又充满难以言说的哀伤。在他母亲的书斋后，有一棵很高的大樟树。离樟树不远的地方有一方小小竹林，竹林的外面，一条小河淙淙流淌。“大樟树的树荫下长着一棵紫荆花和一棵香团树，但是这两棵树只能在大樟树扶疏的枝叶之间争取些微的阳光。母亲坐在客厅里，可以谛听小鸟的啭唱，也可以听到鱼儿戏水的声音。太阳下山时，平射过来的阳光穿过竹丛把竹影子投映在窗帘上，随风飘动。书斋的墙上满是名家书画。她的嵌着白玉的古琴则安放在长长的红木琴几上，琴几的四足则雕着凤凰。”

　　在蒋梦麟娓娓道来的童年岁月中，晚近中国传统社会的图景在我们心中渐渐清晰。散发着乡土温情的四勿家祠，美丽而忧伤、经常抚琴幽歌的母亲，土头土脑但风趣的私塾先生，神秘流传的乡间故事，雨水洗净如鳞的屋瓦，清晨的阳光漫过花窗……故乡展现着简朴而自然的生活

　　景象，透着一种寻常烟火气息。蒋梦麟对童年事物有着出色的观察和体味，感情亲切朴质，文笔舒缓平静，算得上是一位极富洞察力的作家。

　　1909年他赴美学习，纽约的现代城市景观令他极感震撼：川流不息的地道车和高架电车，高楼屋顶上炫目的霓虹灯广告，剧场、影院、夜总会、大饭店、第五街的昂贵商品等，都令他感觉不适，更几番梦回自己出生和成长的浙江乡村。最开始他准备念文科，后来坚定地转到农科，因为他自小生活在农村，对于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为国家，为私人，农业都似乎是最合适的学科”，“第一学期选的功课是植物学、动物学等”。

　　蒋梦麟的一生跨越了两个时代和两个世界，在历史加速变异的漩涡里，故乡的美丽已成依稀旧梦。在他的回忆录《西潮》中，有仿照西洋模式造轮船的父亲、相信灵魂轮回的村民，以及春日放纸鸢、夏夜捉萤火虫的童年记忆……怀国去远之际，想起恍若隔世的童年往事，恐怕还要更多一点缥缈的乡愁。那份乡愁，也许与博物学这门探究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古老学问随着时代进程、随着学科的一再细分而衰落有关吧。

　　西南联大的第二位校长梅贻琦，性格沉稳内敛，又是工科出身，工作作风务实缜密，同时又有着极高的博物学修养，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部分：“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哲学之重心所寄。”但事实上，学生之修养教育长期被忽略，梅贻琦认为，补救之道应作“慎独”功夫，在忙碌中观察、欣赏、沉思、体会自然与人生。

　　他本人就有着对大自然之美的敏锐感受力。《梅贻琦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这份审美情怀平淡而令人动容。

　　中国古代的“博物”一词，有时还泛指一个人“见多识广”“博物洽闻”，众所周知，梅校长就是这样的人。他“手上有技巧，写字秀气，画图干净;衣着床衾和书报用具，都整齐有序，生活在简朴中有艺术。饮食茶酒，既节省又懂得考究。听音乐、看平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他虽不写文章，少讲演，但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以外，本来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儿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观堂集林》。他学识丰富，见解卓越，与许多科的专门学人都谈得拢。”

　　在梅校长看来，“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教师不仅仅是学生在学术上的导师，更应当是学生品行上的楷模，教师圆融旷达的生活观念、情理兼洽的人格结构，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表露出来，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促使学生形成健全的品质。

　　梅贻琦出身电机专业，在他的教育理念中，“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充分了解”——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视野均建立在较为宽广的平台之上，不支持过于专深、狭窄的培养方式。

　　严格说来，西南联大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博物学”学科。但是联大学生文理并举，古今打通，中西合融，通才遍现。合理的知识结构，使得联大的科研和学术世界五光十色，斑斓多姿。学生们触类旁通，相得益彰，精神的疆域向着很多方面拓展。时过境迁，不少联大学生都表现出了不凡的思想和学术洞见。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办学校也是要给师生“丛游”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学生“从游既久”，“濡染观摩”，学问人品“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教与学在自由发展中体现出自身价值，保持自身学术的活力。

　　早在三校尚未合并的战前，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陈国符，在开设多门化学专业课程的同时，竟然写出了一部研究道教典籍《道藏》的开拓性著作《道藏源流考》。黄子卿是化学系的名教授，却擅长书法，尤其热衷写旧体诗，常与游国恩讨论诗学问题。郑桐荪是数学系教授，他看待事物的眼光，有现代科学的一面，又有人本主义的一面，其人“博闻强记，于文史诗词无所不窥。对于历代兴废，山川变革，乃至名胜古迹，遗闻逸事，每喜与人谈说，创见颇多”。历史系的雷海宗教授“精通多种外语，不仅兼通古今中外的历史，而且在地理、气象、数学、生物等方面有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机械系主任庄前鼎视博雅教育模式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曾提出“健全的工程

　　师”应具有四项标准：健全的体格与精神，健全的学识与经验，健全的道德与信守，健全的思想与行为。“我们所需要的工程师，不单是仅仅一个工程专家，而希望他对于一般的常识，都有相当的认识。”

　　每当春秋佳日，学子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在博物学思想的熏陶下，西南联大显然有着良好的教育生态，而没有与时代脱节、理智与情感分离的弊端。这里的求学气氛喧闹沸腾，富有生机、趣味和多样性。对于学生们来说，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塑造了他们的性格气质和审美情趣，有效建构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道路。

　　联大八年，国家风雨飘摇，教学、科研能够始终维持不堕，不仅平稳有序地发展，而且显现出新的气象，“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颠沛必于是，流离必于是，虽九死而不悔;联大师生在学术道路上与古圣先贤接续血脉，“准备着强壮的体魄，充分的知识，劳动的身手”，使自己的创造和家国情怀融入历史，成为中华伟大传统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也昭示后人，博物学传统更有可能维护人类精神的文化价值，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促进社会思想文化和学术的自由发展。

　　抗战形势的巨变，比起预期，显得更快更迅猛。在城春草木深的岁月里，从故都北平等地迁来云南的人们，偶尔在疲惫中抬起头，会在一刹那間对昆明的蓝天感到惊诧。国势盛衰，生死歌哭，在这摄人心魄的蓝色下，仿佛是永恒的宁静，更未留下一点战争的痕迹。多年过去，“残山剩水行旅倦”（陈寅恪语），他们在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轮盘中辗转沉浮，只有蓝天依旧，仿佛时间已然停滞甚至消失。

　　春去夏来，人事总会有变化。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举行了结业典礼，由梅贻琦发表讲话，冯友兰宣读了他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开始积极筹谋北返复校。7月31日，作为联大的实际领导者，梅贻琦在常委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西南联合大学到此结束。”

　　联合竟，使命彻。终于结束了流亡状态，喜悦之余，难免有一种陌生难言之感，心里怅然若失，百感交集。联大师生打起精神，开始收拾抗战八年逐渐增多的书籍、文稿。他们对昆明都十分依恋，这里的山水、花草、树木都印入了他们逝去的岁月。

　　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血雨腥风的历史在山光水色之中幻化而去。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故都北平，在忆念中氤氲成古铜色的月轮，高悬在北归的路上。曾经同赴国难的三校师生，在“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歌声中，踏上了回乡路。如海心潮，久久难平。

　　回头望去，昆明的风景依旧灿烂宜人，仿佛与人世的动荡、变更毫无关联。翠湖银波绿漪，点点渔舟，掩映于残照之下。“云南的天时、草木与人事”，也无不闪烁着历史的微光，让我们依稀窥见那个悲壮恢弘的大时代，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命痕迹。西南联大自然文化价值观的活力与连续性，联大学人内心世界的坚韧、丰富与深度，尤其值得后世的教师和学生们分享、学习。这一份饱含温暖与沧桑的精神标本，那一脉穿越百年如丝如缕的精神气血，希望不会随着时光的变迁而彻底流逝。

　　2015年11月5日，汪曾祺在走向生命尽头之前来到昆明，想看看自己的第二故乡。在漫长的余生，南渡的经历萦绕于他的内心，几百朵红花聚于一树的山茶、搅动着幽香的腊梅林，素朴、纯净、温润，在梦中挥之不去。西南高原的气候是那样温暖和熙，到十月中旬还是花繁叶茂。岁月的嬗递让重现的时光远比当初的一切更有意味。汪曾祺在昆明喝得大醉，以此体认过往的青春岁月。离开昆明回到北京后不久，老先生就去世了。

　　“逢人只说还家好，垂老方知济世难。”回头遥望苍茫来路，时光的流水已模糊了很多兴衰枯荣的故事。田野平畴在天地之间静静铺展，风从远处带来他乡的气息，流水从上游带来泥沙，走南闯北的人带来故乡悲欣交集的记忆。西南联大的事业流风未泯，更成为后辈砺名砥节的人格示范，像一条沧桑无语的长河，从人们心底舒缓流过，奔向远方。

　　责任编辑 徐晨亮 于文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