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群

　　朱利安二〇一四年带着六岁的女儿安珀从中国广州迁居美国麻省艾利克顿市，以一个南方人对世界的温热体验扎进了北方清凉的夏天。酷暑不燥，令她惊喜。

　　选择美国东北地区，是朱利安的丈夫经过多种渠道咨询了解后做出来的决定。直到那时起，朱利安至少有十年没在零摄氏度以下的空间待过一天。

　　金先生收集到的艾利克顿的信息令人遐想连连：总面积二十一平方英里，两万多人口，顶级私立中学，全美最宜居城市前十，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白人，其余的才是少数族裔。一个三十人的教室最多只有一两张外国面孔！金先生特别倾心的理由——让他们的孩子和真正的美国人而不是移民交朋友，能以最快的速度结交更地道的美国人。

　　金先生看中了一幢百年豪宅，据说曾经是一位英国贵族的产业。一百年前，它还像一颗明珠镶嵌在森林和湿地之间的贵府，然后沦落为中产之所，几经转手又流到了市场上。这位贵族的名字很拗口，房屋中介说的时候，朱利安和丈夫记了两次没有记住，不好意思再问。这块占地五英亩，建筑面积五百多平方米的欧式古典别墅，建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墙体由砖块砌成，正面有一排有气度的柱廊;墙面、窗户、窗顶和屋檐等处有精细的雕花装饰;进入正门的那一刻起，整个房屋都充满了自然光;十英尺高的客厅是大理石地面，其余房间则是胡桃木地板;五个卧室，两个几乎与卧室一样大小的步入式衣柜，四个浴室;厨房是刚刚更新过的定制橱柜，花岗岩台面，双层烤箱;客厅和主卧都有货真价实的壁炉。金先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异域风情。

　　此外，地下室还有停车场、放映室、健身房、酒窖和吧台。房屋前一块宽大的草坪，一条两百米的车道，车道两边是高大的树木。住宅后院是环绕式露台、石头基座和闲置的游泳池。不用也要有。金先生说。左侧邻居的房屋只露出一个屋顶，步行过去，目测需要五分钟。中介对金先生说，如果你喜欢开“趴体”（party），从主道旁的邮筒一直到后院游泳池外一百米，你的车道能同时停放十辆车。迷住金先生的还有屋后广袤无边的森林和湿地。据说森林里时常有麋鹿、狐狸和狼出没。说话的当口，鸟儿在树梢欢喜鸣叫。

　　Look at that！金先生仰起头，贪婪地深吸一口气，一声感叹。透过树叶与树叶的间隙，他能看到远处的微光，忽然一闪，又忽然一闪，像极了辉煌。

　　第一次来看房是五月份，金先生带朱利安去了房子附近的一个Swanlake。巴掌大的湖泊因几只天鹅得名。果然两只颈脖修长的天鹅并游在芦苇荡间，其中一只引颈向右，另一只立刻随其转头;一只做出游行的准备，另一只蹼前的水波亦开始荡漾。它们相互梳理羽毛，依偎翻滚，一只仰天，另一只立刻长啸，甚是默契。

　　这叫夫唱妇随，真是神仙眷侣！金先生意味深长地指给妻子看。那是第一次见到美国的天鹅，朱利安也看呆了，情不自禁地点头附和。签协议、房检都格外顺利，但真正办妥手续拿到房屋钥匙已经是初秋。第二次来比第一次的感受更好，因为定制的家具全部到了，新买的汽车也上好牌了。秋天的空气如此清新，气候更加宜人，与广州完全不同。金先生说，在这天然氧吧里感觉到脑子都转得比国内快。待了两周之后他启程回中国，把妻儿留了下来。回国之前，有人对他说，再过一个月，将是美东地区最美的季节，到时候满山遍野的红叶是何等壮观。他能想象。十几年前，他就在麻州留过学。他念念不忘在那延绵不绝的森林满是红枫的场景，这在广州几乎是不可能见到的奇观。他准备春节的时候来美国过年，把这个家还没来得及置办妥当的家具全部挑选好，并且他计划一年内怀上他的第二个孩子，到了明年秋天，他们拿到绿卡的同时也能生下未来的美国总统。从理论上讲，凡生在这个国土的就有当总统的可能性。最多一年，他们一家四口定能团聚。虽然金先生年过五十，但是注重保养、勤于运动，精力丰沛，对未来仍有清晰规划。金先生留给太太的最后一句调皮话是：

　　要是不把老婆孩子送到天堂，一個男人就不算真的成功。

　　广州是幸福人间，但艾市，才是自由的天堂。

　　金先生打电话给留学时认识的一位有钱广州同乡，请他帮忙找一位“可靠的”家政工人。这位同乡刚搬离麻州，他把为他打理过家务的一个中国女士的电话给了金先生。据说这位女士来美国虽然有十年了，英文还不错，但还没有沾染上美国人的那些毛病——要价不算离谱。金先生联系上了温蒂。这位刚刚上了年纪的中国女性，白天在超市做收银员，但剩余时间较多。金先生在新买

　　的房子里请温蒂吃了一顿大餐。像一切刚到美国的中国人一样，金先生发现超市的牛排、龙虾和红酒价格折成人民币也低得惊人。他尽兴采购，回来亲自下厨，一家人和温蒂边吃边聊。一顿晚饭结束，他也差不多把温蒂的底摸透了。温蒂在中国有过一次婚史，四十岁时，带着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嫁给了一个美国老头。这个美国人，除了一张绿卡，什么也不肯给她，儿子就连在餐桌上想说话，他也会阻止。他制定的家庭规矩是：小孩子想在饭桌上插嘴，必须请求家长允许，但是发出请求的时候一定不能在家长咀嚼食物或者谈话的时候。有时候整顿饭下来，儿子连一句“妈”都不敢喊。儿子愤懑的目光像锤子一样，本意想砸美国老头，结果砸在温蒂心上，她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等到儿子拿到全额奖学金上了大学，温蒂终于承认儿子是对的，这个美国糟老头其实令她作呕。

　　我自由了，温蒂说。金先生是一个有经验的煽动家，他坐在那里，甚至一言不发，续水、拿纸巾、递零食、看着对方，时不时点头，挑动眉毛，就能得到他要的信息。温蒂吃这一套。晚餐结束时温蒂的故事也接近尾声。

　　你看，金先生向妻子投来鼓励的一瞥：在这里，人人都追求自由。从金先生的措辞和表情，朱利安相信他对温蒂的木讷和沉默感到满意，认定她是可以统领的对象。

　　她是对的。

　　金先生以每个钟头五十美金的价格雇用了温蒂。他对朱利安说，不要为任何事发愁，有搞不定的事情，就打电话给温蒂，她会教你熟悉环境、共同照顾孩子。这个费用我承担得起。

　　送金先生去机场，入关的那一刻，金先生转过身来朝她挥手。一阵突然笼罩的陌生感，好像在她周围的空气里，有一股难以捉摸的、威胁性的东西慢慢靠近。朱利安突然忍不住双手掩面，哭了起来，她觉得自己好像金先生手里的一个坚果，金先生一抛，她骨碌碌在地上直打滚。安珀刚刚还一脸笑意地跟爸爸再见，转过脸来，被妈妈的样子吓呆了。

　　总的来说，艾利克顿的华人，没有那么突出和醒目，这取决于我们的身高、五官、肤色和性格。我们总是内敛，害羞，甚至有些沉闷。朱利安不知道新闻里所说的那些大声喧哗的中国阿姨们在哪里，至少她从来没有见过在公共场合无礼的中国人，当然不包括中国城，那里的脏乱差令她觉得回到了中国某个小县城。

　　这里是电影里白人的国家没错，可是电影里的僵尸大战、光脑袋文身的大块头黑社会，酒吧里的金发女郎，成群结队游行的青年，垮掉的一代，堕落的青春，一律没见到。到了教会，总算见到成群的黄皮肤。朱利安在来之前，不止一次听到提到美国的华人教会，无不竭力褒扬教会的仁慈良善。朱利安最近刚听到一个故事：一位来自中国的年轻父亲在自家院子里踢了七岁的儿子两脚，邻居报警之后，儿子连同其余两个女儿全部被政府带走，其中一个才一岁多。年轻的母亲着急上火，十天瘦了二十磅，思念惊恐，简直活下不去了。她找到教会，承诺如果能要回孩子，就信奉上帝、跟随上帝。

　　一位信上帝三十年的基督徒对她表达了同情，到处呼吁，在听证会上替她据理力争。

　　一个月之后，感谢主，孩子毫发无损回到母亲身边，这位年轻的妈妈却一点来教会的时间都没有了。过了一年，那个父亲老毛病又犯了，孩子又一次被政府监管，年轻的妈妈再次惊慌失措地找到教会。你猜怎么着？讲故事的人问朱利安。

　　朱利安想着，教会看穿她又宽恕她了？果然，牧师在团契时为她全家祷告，并且还募捐到了一笔资金用于聘请律师，因为这回事态比较严重，非得花大钱不可。

　　讲这件事的人本意是想证实教会比朱利安想象的更慈悲，朱利安没等到故事的结尾就脱口而出：脸皮真厚啊，这家子，用我妈的话说，可以刷下来糊墙了。

　　故事没颜色没形状，却像勺子碰到了罐头，给朱利安打开了讽刺的空间。

　　金先生走后，一个周五的晚上，朱利安找到了二十五英里外的莱恩市的华人教会。教堂不大，是一幢年代久远的哥特式建筑，灰砖砌成，古朴庄严的门廊，高耸的尖拱，正上方钉着一个大大的发黑的木头十字架。

　　她到达的时候，礼堂里黑压压的已经坐满了中国人。放眼望去，朱利安立刻发现，好像经过海关受到了自动挤压，这里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胖子。

　　她没来由地一阵激动，坐到最后一排。讲台上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拿着麦克风分享他的见证。他长得很矮小，讲着很重浙江口音的普通话。他刚来美国不久，才接触教会不久，还不是基

　　督徒，但是已经感觉到自己“在洁净灵魂”。昨天，他在车站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乞讨，是一个年老的白人，他看到对方赤裸的脚踝，他问自己：如果不是山穷水尽，谁愿意这样不体面地缩在肮脏的街头！因为学习了《圣经》，他觉得自己懂得慈悲了，他走过去，把自己口袋里的五十美金给了他，这笔钱原本是他接下来几天的伙食费。

　　底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朱利安也跟着鼓掌，掌声久久不停。五十美金而已，她心里想，听起来像是捐了五万美金那样有气势。

　　事情没有完，紧接着，这位因为感动捐掉了五十美金的访问学者说，放下钱他开始感到不安，因为接下来几天，他可能要饿肚子了，但他不后悔自己意气用事。等到他坐上地铁到达办公室，一封信躺在他的办公桌上，打开一看，是一张两百美金的支票，说是他的一篇小文章发表了。

　　他说，感谢上帝，主的恩典果然够用。

　　朱利安看到前排的一个女子（后来她知道也是位化学博士），年纪四十来岁，在她频频鼓掌的时候，散在肩头的头发向左右晃动，朱利安看到黑发里掺杂着两根醒目的白发。若是多些白发也可忽视，恰恰只有两根，看上去格外触目惊心。她继而打量起对方的衣着：一件松松垮垮的黑色T恤随随便便套在身上，脚上是一双廉价的坡跟凉鞋。朱利安无法理解女人们允许自己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男人面前。不仅是她，其余人也都貌不惊人、衣着寒碜。朱利安情不自禁地打量，这些人看上去个个都像穷人，不是像，一定是。她想，这儿的人怎么一点档次都没有。

　　电影里美国人上教堂，大人小孩都是西装革履，只有中国人才这么不讲究，下次不来了，她心里说。

　　朱利安在广州的时候，家里雇用过一位安徽老乡，先是服侍她坐月子，因为家乡菜烧得好，就被金先生留了下来，一留就是七年。她帮朱利安照料孩子、操持家务，每年回乡两次看看留在老家的孩子。朱利安呢，闲来无事，指导保姆穿衣打扮，把她的衣着品位提升了一大截。头一年保姆去菜场，还一直有人低估她，渐渐地，她被人错认成金太太。朱利安享受这个成就感。

　　她开始怀念她的广州。她在广州生活了九年，已经完全适应。广州的市中心整夜亮着耀眼的灯光，人声喧哗，无忧无虑。但是艾利克顿一到下午五点，天就黑了，整个世界静悄悄的，昏黄的路灯隔多远才有一盏，挂路灯的电线杆还是发黑的木头，让人疑心会断。她站在窗口，偶尔能听到远处经过的汽车的声音，这声音又细弱又短促，简直让人以为还生活在小时候的县城。

　　可是金先生喜欢未雨绸缪，早有移民的强烈意愿。金先生被称为儒商，他享受领先一步、胜人一筹的成就感。他们在广州住的高档公寓，花的是邻居十分之一的钱，他们十年前就不喝自来水了，空气净化器也是国外进口的。每年，他会带朱利安去中國香港、欧洲旅游一两次。朱利安以为广州是他们的安乐窝，可是金先生说，真正有质量的生活在美国、新西兰和瑞典。恰巧这些地方他都去过而朱利安没有，所以无从反驳，只有默认跟从。

　　这一切的确是不同寻常的。早上一睁眼，阳光已经透过厚重的窗帘挤进来，大朵大朵形态各异的云彩映入眼帘，轻柔的风在树梢摆动，露珠在草尖上闪亮，槐树、橡树和苹果树等形态各异的树木围绕着房子，即使是后院的森林深处，也有众多不知名的奇异花草。朱利安情不自禁想起房屋中介的话：房子，树，小草和头上的天空，以及哪天在房子底下发现了石油——不是没可能，都是属于你们的，绝无争议。

　　最初的几天，温蒂带着朱利安去Whole Foods买有机食物，去名品街购买防晒霜，去Shell加油，看到天气好就出去拍照片——十天有九天都是好天气。她从各个角度抓拍：湛蓝的天，掩映在山林之中的城堡一样的房子，枝头的红色小鸟。能够捕捉到的东西她都一个劲往朋友圈输送，好像她的身份是艾利克顿的宣传大使。因为英文不好，她看不了英文报纸;电视开着，偶尔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走秀、总统演讲、加州大火、股市下跌引起市民恐慌;至于政府停摆、大麻合法、同性恋游行，只要看不见，对她来说就没发生。她的生活环保极了：大白天就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啪、啪啪、啪”……她还不认识谁，邮箱就充满了垃圾回收时间表、本市新增募捐箱地址……朋友圈整夜都在给她点赞。早上醒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赞美和羡慕声，浸润她的手机屏幕。

　　比起美国人，朱利安更愿意亲近中国人，渴望他们由衷地欢迎她、接纳她。但是中国人都集中在教会。教会里那么多男的，好像没人看到她如此漂亮，就算看到了，也宁愿忽视这一点。他们表现得太礼貌、太有分寸了，跟广州的处境完全不同，这令朱利安有点失落。像是跟自己赌气，她连续又参加了两次聚会。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拥有博士学位。有人说，市中心的教会里全是偷渡来的不识字的中国人，但是莱恩市的教会，男人百分之九十五是博士学历，女人也达到百分之八十。但是不知道什么缘故，许多人的脸又黄又憔悴，穿着又土又老，每分钟都过得急不可耐。有时一家大小七八口簇拥着前来，像一股风一样哗啦啦的，简直连个安静说话的空间都没有。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了，要唱诗歌了，要听布道了。她去了三次，只有一分钟专门给她，请她介绍自己从哪里来，从事什么职业，孩子多大了。

　　然后就听牧师布道。那天牧师请大家把座位边上的《圣经》翻到《出埃及记》二十章，然后带着众人一字一句地读：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了出来。

　　第一诫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诫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第三诫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第四诫 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第五诫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第六诫 不可杀人。

　　第七诫 不可奸淫。

　　第八诫 不可偷盗。

　　第九诫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第十诫 不可贪邻居的房屋;也不可贪邻居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一切所有的。

　　朱利安直打瞌睡，要不是大堂里太安静，每个人又那样不可打扰，她差点就溜之大吉。

　　最后时刻大家到餐厅吃茶点，相互介绍、问候。扯着嗓子如此等等地寒暄，又从头开始：你从哪里来？来多长时间了？孩子多大了？她认认真真地说，听的人却明显心不在焉，眼睛一直瞟着墙上的钟表，她觉得自己还没看清对方的脸，对方竟然说抱歉要走了。她以为对方代表教会，对教会很失望，后来才知道错怪了教会，其实人家跟她一样，也是新移民，想来蹭点友谊，寻求帮助。

　　真是怪了，金先生在的那两周，凡事顺利、凡事简单，他一走，许多棘手的事接踵而来。

　　安珀开学那天，朱利安穿上了一件黑色的意大利真丝长裙，一双同色高跟鞋，她给安珀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背着一只粉色的书包。母女俩从车上下来，牵着手，一黑一白，走在碧绿的草地上，相映成景。她希望美能给老师和同学留下好的印象，让孩子有个好的开端。

　　欢迎，欢迎，我猜想这个小公主就是安珀。一位长着蓝色眼睛的女士对着朱利安发出爽朗的笑，并且弯腰向着安珀说话。她是爱德华小学的校长。她的语速并不快，安珀听懂了，但是过于紧张，不知道如何应对，牵着朱利安的手在轻轻发抖。

　　跟老师去吧。朱利安大致明白校长的意思，她推了一下女儿。可是女儿顺势一把揪住朱利安的裙子不肯进门。朱利安保持着微笑，算是回应校长，她的英文水平还只有能力把短语拆成一半往外扯，不能更多了。安珀不肯松手，朱利安只好伸出手掰安珀的手腕，可是安珀扯得更大力，她的鞋跟太尖，一下没站稳，趔趄了一下。

　　这个时候，更多的车停在车位上，更多的孩子拥过来。两个一模一样的白人小男孩子从车里下来，摇摇晃晃往校门口来，好奇的目光像线一样跟着她和安珀，到了门口，几只脚在红色塑料地毯上马马虎虎地擦了一擦就进去了。家长们则自动停在门口问候校长，挥手道别。朱利安一面微笑一面打量这些走到近前的家长。一位年轻的妈妈，身着一件宽松的家居套头衫，领子已经松了，她的马尾扎得很随意，一束头发还在领子里没捋出来，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紧接着一位男家长领着女儿到门口。没错，太阳才刚刚出来，这位父亲戴着一顶棒球帽和一副墨镜，遮着大半个脸，上身一件短T恤，一條齐膝的宽松短裤。孩子们同样穿着T恤衫，因而，她和安珀像一块白布上的两滴颜料，醒目，刺眼。意识到自己过于正式，她别别扭扭地转身想回到车上。安珀揪住妈妈的手，像揪住一个贼。校长递过来更亲切的目光和一只准备接纳她的手臂;朱利安用中文劝她放手。这孩子一声不吭，也没说不愿意。趁其不备，朱利安挣开孩子，装着条件谈拢了，转身往车上去，慌乱地踩上了草坪。她以为和中国一样，这是不文明的表现，

　　加大步子拐回水泥道上。安珀毫不犹豫，紧紧跟上。朱利安头也不敢抬地钻进车里，锁住车门，隔着窗户看安珀被勇敢的女校长连哄带骗地劝进教室。她好像听到安珀在哭……和美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这么不潇洒地结束，一团阴影留在朱利安心头。

　　跟温蒂相处起来也不是很愉快。她们只做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朋友。据温蒂说，新移民花钱都很大方，有些人花钱还很离谱，为了像真正的美国人，动不动就组织各种“趴体”，有固定的babysitter和“趴体”经理，可是温蒂从朱利安手上拿到的薪水少得可怜，朱利安花钱的时候总是会在心里算一下汇率，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请温蒂帮忙。还有一个原因是，广州的保姆，知道自己在拿你的钱，几乎不唱对台戏。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跟你争辩，你要吃什么，他们买什么。可是温蒂不同，温蒂是穷的，却不是言听计从、随叫随到。有一天，朱利安走进洗衣房问温蒂哪里可以买到绿豆莲子白鸽。

　　买鸽子做什么？

　　炖绿豆莲子鸽子汤。

　　温蒂正在把衣服从烘干机往外拿，头扭过来翻了一个白眼，不吭声。朱利安又说，要是你方便的话，明天来的时候捎过来。对了，买点鸡杂，回来做鸡杂汤。温蒂还是不吭声，她把衣服挂到挂熨机熨平。

　　朱利安交代完转过身准备出洗衣房，冷不丁听到背后温蒂冷冰冰的声音：

　　我不知道真有能吃的鸽子卖。声音颤抖，有一种强忍的克制。朱利安惊诧地一回头，看到这个面色发黄的女人，脸色慢慢涨成酱红，一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张大了，里面噙着眼泪。

　　太过分了。她眼睛不看任何人，一字一句地说。

　　哦，美国不许吃鸽子啊，朱利安说，那就买别的吧。说完从洗衣房里逃出来。一会儿，她站在客厅，看到温蒂从后门出去，往自己的汽车上去。车门重重地摔了一下，一溜烟开走了。朱利安目瞪口呆地看着空荡荡的车道。我怎么拿这种人当朋友？她想，这么粗鲁这么没教养。但是她离不了温蒂帮忙。正生着温蒂的气，安珀发烧了。她不得不又像没事人一样打电话请教温蒂看医生的流程。

　　喝水，让她多喝水。

　　朱利安身材修长、皮肤白皙，像灯光下的奶酪，白皙洁净;温蒂矮胖、皮肤粗糙得像戴着塑胶手套揉出来的苦荞面，黄不黄黑不黑。但是，她俩站在一起，朱利安看上去没有个方向、有点胆怯;温蒂淡定、自然，一副心里有数、了解自己运气的样子。

　　朱利安请温蒂到家里过夜，万一晚上安珀的病情加重需要看急诊，她说自己英文不好，万一需要沟通时表达不清，并且愿意付双倍的钱。没想到温蒂在电话里不卑不亢地说：

　　我下午就要去新泽西参加一个“趴体”，今天晚上我不回来。

　　朱利安觉得温蒂真是不可理喻。她想，换了我，至少会说，我有重要的事要做，不能拖延的。她以为不撒谎就靠近美德了，哼，其实就是自以为是。朱利安又想，连保姆都有人邀请去“趴体”，可见这“趴体”的档次多么低。朱利安身上有主人的脾性，难免有尖刻的言语在舌头上，可也想获取一点同情心，所以就把尖刻生生吞回肚子。

　　可是温蒂发出来的照片上，有政府议员、体育明星，还有一个中国企业家，他们凑在温蒂的镜头前笑得前仰后合。不得不说，温蒂穿上露膀子的连身裙，头发扎在头上，挤在一群各种皮肤的人中间，还真算有点魅力。隔日温蒂打电话来，问她需要不需要过来瞧一眼。瞧一眼是个暗语，有不算钱的意思，有友情的意味。

　　不了，你忙。她说。她从来没有向一个帮自己打扫厕所擦地板的人要同情心的习惯;她也没有找一个钟点工推心置腹的习惯。她心情沮丧，站在自己家的后院里，就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好在金先生体恤。每天早晚各发一次视频。朱利安说出来的难事，地下室好像有点潮湿，后院的监控探头好像不工作了，一汇报给他，经他一分析，也不太严重了。他总是会笑她过于严肃，聊完天说再见前也一定会给她加油打气，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

　　快到十月，安珀在学校里，每节课都似懂非懂，进进出出都独来独往。有次朱利安在车上看着她拽一个小女孩的手，朱利安一看就明白她想邀对方来家里玩。可是她的英文尚不流利，表达不清，把对方吓着了。小女孩挣脱之后把两只手插进小小的衣兜里，两只脚一直往墙边退，以防安珀再侵犯。

　　这样交朋友不是办法！朱利安看得心疼。如果我们搞一个盛大的“趴体”，把安珀的所有同学都请来，这样会不会能够让安珀有机会交到几个

　　好朋友？她被自己的大胆振奋了。

　　美国人都喜欢“趴体”，小朋友们更喜欢。温蒂说。

　　那就這么定了。我们多买点点心、冰激凌、玩具和礼物，把全班二十二个小朋友全部请来，只要小朋友愿意来，玩得开心，没道理不喜欢安珀，安珀可乖了呵。

　　就算来一半……温蒂显出冷静的一面。

　　三分之一也可以。

　　但是可以按二十二个学生和二十二个家长的量来准备。

　　为了这个计划，金先生鼓励她花钱：

　　尽管刷，你的信用卡没有限额。

　　结合温蒂的建议，时间定在十月十一号的周六下午二点到五点。邀请卡片是朱利安亲手写的，安珀提供了小朋友的名单，朱利安在卡面上罗列着许多暖心话，留下一点点空间写自己家里的地址和“趴体”时间。为了显得档次和条件宽松，特意标明既可以早来用午餐也可以用完晚餐再走。总而言之，来去自由，毫不拘谨。朱利安写这些词的时候想象自己即将为安珀创造了新世界……卡片装进安珀的书包亲手交给各位小朋友。朱利安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小礼物、各种食物以及把餐厅的墙上贴满卡通画。怕小孩子过敏，每样食物和甜点的成分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朱利安不好意思说的是，她还在网上搜索了许多美国社交礼仪用语，不仅背熟了几十句寒暄和赞美短语，还刻意去买了两套休闲装，为的是避免像头一天进学校时那样过于醒目而出丑。

　　住着这样的大房子，想表现得好客，又想表现得寒酸，这就跟人觉得自己健健康康又想让人以为病入膏肓一样有难度。可是策划安排这些事让她充满了新奇和成就感，仿佛就等着这一刻将先前的不快不安和难堪悉数驱赶。

　　星期六下午两点整，第一位穿着足球队服的男孩敲开朱利安的门，身边是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祖父，手里托着一盘苹果派。朱利安勇敢地微笑，把刚刚学进去的礼貌用语吐出来，也听到他用相当的单词回敬给她，但是接下来，她完全不明白了。温蒂抽空从厨房里出来翻译：两点半，Liam有一场足球训练，他们是来表达谢意和歉意的。

　　送走Liam，迎来了Ava和她的妈妈。万幸，Ava下午没有其他安排，小女孩被满桌的美食吸引，甩掉鞋和外套就和安珀牵手进了餐厅，把她腼腆的母亲留给了朱利安。这位母亲脱掉身上的大衣，朱利安一把接过来之后，把她让进起居室，那里也备了茶点。朱利安英文不好的事情还算是秘密。不知情的同学母亲轻声地说着什么，时而摊开手，时而耸耸肩。朱利安不停地点头，她不想隐瞒听不懂的事实，她的确听得懂一部分：beautiful、busy、music……

　　半个小时之后，森迪和她爸爸一同前来，这孩子和安珀合不来。好在她安静，闷着头看动画片，吃甜点，愿意坐到天荒地老。只有三个小朋友的“趴体”持续到三点，准备好的游戏因为人数不够无法进行。朱利安假装没看见安珀不停地往窗外看，她告诫自己好好招待已经到来的，不要惦记还没有到来的，可是眼睛也不听使唤，不停地往门的方向瞟，耳朵也是，连温蒂在用碎冰机，她也非要听成汽车发动机……

　　聊天也一阵阵中断，因为听不懂的单词……两个美国人终于知道她英文这么差，选择假装不知道，但是说话的时候全都看着温蒂，要是温蒂一会儿不在身边，他们就看着安珀。安珀不比母亲懂得更多，眨巴眨巴眼睛，努力地听着，很费力地想把注意力集中到人家的嘴上，最后还是一脸懵懂。朱利安不忍心看。她想自己可能也是这么一副可怜的样子。

　　中午就端出来的冰激凌蛋糕在融化。沿着光可鉴人的大理石台面往刚刚才买的新地毯上滴。三个小朋友各玩各的，安珀离妈妈远远的，不知是惧怕重任还是心情不好，她不愿意充当翻译。

　　四点不到，天色慢慢黯淡，就像一块庞大的黑布，慢慢地铺展，暗沉沉的下午正转为凄凉的黄昏。

　　她总算知道了原因：之所以“趴体”没人来，因为恰好赶在了长周末。美国人的长周末通常都会拖家带口外出度假，更加不走运的是，这个周六有一个新建的超大型航空博物馆免费参观，仅此一天。这才是人少的重要原因，朱利安对此一无所知。

　　五点，小朋友和家长们准时告辞，带走了精心准备的礼品，留下了雙倍赞美这个趴体的话，可是房子里还是空。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美国人有长周末出游的习惯呢？

　　我的小孩大了，这些事都忘记了。温蒂说。

　　这么重要的信息，怎么能忘记呢？

　　美国的“趴体”都是写邮件邀请的，而且要求回复，你却没有要求。

　　你怎么不早点提醒我呢？

　　温蒂不再辩解，她背过身子，双肩开始颤抖。过了一会儿，她用克制且暴露克制的语气回敬朱利安：

　　我是不肯受气的，要是肯，我就不会离婚了。原来这是温蒂的盾牌，关键时刻，她就突然拿出来往面前一摆放。为了表明自己被气到了，她拎起包又摔开后门出去了。

　　白昼将尽。时间已是六点过后，朱利安听见雨点敲打着厨房外的窗户，这个城市的白天，像个童话世界，但是今天晚上，冷风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吹进来，渐渐地她冷得像块石头，勇气也烟消云散。一种无端的屈辱感、孤独沮丧的情绪，浇灭了朱利安将消未消的怒火。她觉得美国人对她的兴趣不会比对一片树叶的兴趣更大。

　　朱利安的美国是如此沉默，沉默而沮丧——白天过度疲劳和紧张，她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她梦见所有人都离她很远，一言不发地走。她身上挂着伤，试图靠近他们，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可是没有停止奔跑和欢笑，没有人停下来看一眼她受伤的流着血的手和脚。

　　晚上八点，丈夫的微信视频就来了，睡眼惺忪地问她，“趴体”办得怎么样，成功吧，安珀交到好朋友了吗？

　　要是他在，没有不成功的理由。她清楚这一点，她没有勇气跟他讲经过，只是说，我想广州了！

　　我刚好相反，我想艾利克顿了。金先生满脸都是欢乐，期待朱利安分享点什么，一阵失落再次袭上心头。朱利安感到丢脸，觉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她想尽快转移话题，别让他察觉自己的难堪和尴尬。

　　我是说真的。你就不能理解吗？

　　我理解啊，又怎么了你？

　　你并不理解，她感受到他口气里的敷衍，突然变得狂暴：毕竟喜欢美国的人是你，不是我。你哪里明白这些天一分一秒有多难熬。

　　丈夫收起戏谑的笑，可是他还是收不住，压低音调补了一句：

　　思乡病是新的富贵病呵。这话就像在一幅完工的画作上，署上名之后还趁机添了一笔。

　　朱利安又恼又好笑。他总是这么——懂得把事情往她想不到的层面带。

　　你可以去旅行，开着车——如果你还有点怕生，带上温蒂。免费旅游，她总是乐意的，也算是交一个知心朋友嘛。

　　她一直喜欢他睿智，高瞻远瞩，一针见血地看问题，甚至那股子时不时外露的强势劲。这是她妈妈无法理解她的地方，她喜欢的不是他的钱，至少不光是他的钱，他的气魄使他的钱更值钱。但是，现在他的话听起来，像个滑稽剧演员。傍晚，等孩子放学的间隙，她在学校隔壁的一幢建筑物边上兜兜转转打发时光。她经过石头台阶，站在教堂高大的正门前。接着，她往右转，经过一个小广场，一条鹅卵石铺砌的弯曲小路，一直向教堂后部延伸。她就顺着小路一直往后走，直到一堵墙将她拦住，只好转身往回走。她并没有一定要去的地方，也没有一定要做的事。别人都在忙忙碌碌，只有她可以这样游荡。在国内时情况差不多，可是她从来没这么糟。她觉得她的生命，即将这样重复着在这条单调无人的小道上走到底了。她告诉过金先生。他提醒她应该觉得非常幸福，可是她没有。这会儿，金先生早就睡着了，而她独自沉浸在这种感觉里。手机里的金先生变得有点陌生，有点让人恼火，有点可恨。

　　那天朱利安送完孩子，顺道去附近的商场闲逛。没有特别入眼的衣服，何况又是一个人。在广州，总是有闺蜜相伴，吃吃喝喝聊聊逛逛，打发下午的无聊时光。一个人的时候更容易累，她坐到一张靠背长椅上发呆，突然，她眼角的余光发现，一个人站在靠背长椅的另一侧，既不坐，也不打招呼。她有点不安，站起来急匆匆朝门口走去。经过他身边时，他没有让，身体有点僵。她擦着他过去，差一点就要触碰到了。她感觉到那个人悄悄离开靠背长椅，走出来，跟着她。到了汽车跟前，她的手心微微颤抖，脑子里冒出一个电影画面：一个年轻的女子走向自己的汽车，拉开车门的一瞬间，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蒙面人将她撂倒，枪就拿在手上。随后，女子遭到绑架、强奸、灭口。完了，她想，也许我即将落入一个歹徒之手，而且很显然完全无处可躲而且无还手之力。她慌了，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突如其来的恐惧——刚来的第一晚，房子坐落在没有围栏和保安的马路边上，这让她睡不踏实，趁孩子睡着了，不停地检查房屋的门窗。金先生再三表扬她有警惕心，也略带嘲讽地让她不要过度紧张，毕竟这是民风淳朴的东北地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她又产生了那种恐惧——她立定了，转过身来。一个白人男子，年轻、瘦削的脸，穿

　　着件灰色T恤，有一双蓝色的眼睛。她奇怪自己如此镇静地打量得这么清楚，他的脸在她眼皮底下慢慢变红。他结结巴巴地道歉，他说她太美了。外国口音。她突然一阵轻松，天空又高又远，空气很好闻。她友好地笑了一下，表示感谢。

　　他一阵哆嗦，好像被人打了一下，但他坚持站住了，他说她笑起来，像……他想要她的电话。

　　一种沉睡的自信，像从身体底部被唤醒。朱利安坚决地说：no，那口气简直深怀敌意，但她没有立刻上车。

　　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中国人？

　　没有得到回答，他自顾自接着说，我是法国人，我在这里工作。

　　法国？

　　我来这个国家很久了，我都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来。他说，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来了。

　　为什么？她问。他们面对面站着，除了偶尔有车从他们身边开过去，四周很安静。

　　来遇见你。

　　他的话似乎很轻浮，翻成中文的话，烂大街的套数。可是眼前的这个人，那么僵硬，那么紧张，好像面临宣判。

　　在这个阴暗有风的停车场，她的不安在陌生人的不安面前消失了，她感到模模糊糊的快乐。

　　她终于微笑起来了。对不起，她說，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

　　完全看不出来，对方讪讪地说，啊，对不起。

　　这样的事随后又发生过一次。在加油站，她准备给车加油，机器不接受她的信用卡。这时走过来一个男子。她以为是工作人员，结结巴巴地请求他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很简单。她把输入邮政编码的指令错误地理解成了输入银行密码。年轻男子意识到她英文不好，微笑着帮她加好油。在她发动汽车的时候，他对她说，你比许多明星还要美丽。他的眼睛很亮，她明白他没有恶意。从车的后视镜里，她看到他上了一辆没有熄火的车，才知道他是个路人。

　　朱利安深信自己的美是从九年前。那时，她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工作，她还叫朱利红。她从初中就一直剪短发，戴一副黑框眼镜，是爸爸临死前帮她选的。她走路的时候含着胸，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脖子过长，而且脖子上有一块巴掌大的朱褐色的胎记，从耳根延伸到锁骨。她从小就知道要遮着它。高领毛衣、厚围巾，后来眼睛又近视了，眼镜把眼遮住，头发把脸遮住，围巾把脖子遮住。她遮得如此密不透风，渐渐成了习惯。即使应聘到了广州一家证券交易所，围巾换成丝质的，却几乎没有摘下过。 她理所当然地租住民宅，穿地摊货，骑二手自行车上下班。如此生活了近一年。没有让人觉得她可以靠脸吃饭，直到遇到金先生。

　　那是个夏天的中午，她坐在证券公司对面的小饭馆吃面条。因为热，她解下了围巾搭在椅背上，吃到一半，面条的热气糊住了眼镜，她摘下来擦拭。在刚要把眼镜戴上之前，她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头一抬，橱窗外的中年男人正呆呆地看着她。等她戴上眼镜、系好围巾走到门口的时候，那男人还站在那里。他什么也没说，看着她过了马路，走进了证券公司大楼。等电梯的时候，他穿过玻璃门进来。他身材高大，肚子微腆，步态从容，手上戴着一块劳力士手表。在证券公司上班，唯一的好处是同事教会朱利红认识许多名牌。她的眼睛落到他的手腕上，他的眼睛则落在她脸上——显得很专注又保持着分寸。电梯来了，他没有跟上去。

　　第二天上午，营业部经理把金先生带到朱利红面前。金先生要开户，他想炒股。他一次转进来五十万，第二次又转进来五十万。业绩全算在朱利红名下。即使很快亏掉了五分之一，可是金先生继续投钱，炒下去的热情没有减少。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待两个小时。无论收盘时是涨是跌，他走的时候都会礼貌地说客气话，不疾不徐。

　　两周后，经理安排朱利红作陪请金先生吃饭。吃到一半，经理被一个电话匆匆叫走。金先生从包里拿出一块手表。这块手表也许可以配得上你，你看看喜不喜欢？他说着，打开外包装，让墨绿色的表盒露出来。朱利红一眼就看到了表盒上的皇冠标志。她的心脏一阵剧烈跳动。她完全掩饰不住，露出孩子气的喜悦和羞赧，目不转睛地盯着。一等金先生打开表盒，露出一块精致小巧的银色表盘，简约优雅的香槟金表面，带着一种金属特有的冷冽感。朱利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感叹声，她还不好意思马上收下，但又没有能力拒绝，所以就显得语无伦次，不知所云。金先生笑盈盈地看着她，他说别人买礼物给你，就是想讨你欢心，你欢喜就要表现出来，他就更有动力继续买。她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收下这块手表之后，她晚上躲在房间里，就那么反反复复地端详到深夜。第二天她把它戴在手上去上班，她不是急于炫耀，她怕在出租房里会被偷。

　　第二次吃饭，金先生给她买了件低领真丝连衣裙，法国产。他批评朱利红所有的衣服都是领高袖宽。朱利红辩解了几句。金先生轻描淡写地告诉她，香港医院有进口的祛胎记设备。朱利红小时候缠着妈妈去过医院，但医生说就算激光之后还是有疤痕，甚至会引起皮肤癌变，妈妈就坚决地放弃了。

　　这个胎记最终利用年假在香港祛除了，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同一时间她在香港配到了隐形眼镜;花两千六百元剪了个短发。休完假回到单位的时候，同事们对她的变化惊讶不已，这时他们才发现，朱利红不仅颈脖修长，眼睛妩媚，她的眉毛细密而端正，额头也饱满光洁。而这，根本就不是那些玻尿酸硅胶和肉毒素所能塑造出来的美，这是天然的、略经雕饰的美。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脱胎换骨。这一年来所得到的赞美之词是她过去二十三年的总和。而这，似乎才只是个开始。她什么额外的事都没做，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营业部副经理的位置。金先生的爱像油泼面，不喜欢的觉得太呛，好这一口的觉得过瘾，至于金先生的婚史和他的年纪，就是水晶杯表面手指触碰过的印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像一只白天鹅。金先生在一次晚餐时轻抚她的颈脖奉承她。

　　这句话让朱利红立刻想起高中毕业前见到的那对白天鹅。

　　那天全班组织出去秋游。在郊区一个度假村的小湖里，一对天鹅游弋在湖面上。两只天鹅同色，略小的定是雌的。天鹅全身白瓷器一样光滑洁净的羽毛，无一丝杂色，尤其颈脖修长，那样优雅而高贵。任人打量欣赏，目不斜视，庄重自信。她目不转睛地看了许久。后来，她听说，这对天鹅可能是从黑龙江和贝加尔湖畔飞来越冬的，她对来自遥远地方的天鹅产生了深深的敬畏，她觉得，这样高不可攀的美丽生物见一次就心满意足。她不敢想象有一天，有人这样高看她。

　　金先生知道许多深不可测的事，新闻背后的背后，数字背后的数字。他吃的苦比朱利红多太多。他是在恶邻的欺侮中长大;借高利贷上的大学;光脚打篮球;如今有一个上百人的大公司，还能够原文背诵莎士比亚。他背英文的时候，打着磕巴;他的青色棉麻上衣有点皱，皱褶里似乎都浸透着真知和灼见。他觉得朱利红像什么，朱利红都会深信不疑。

　　过年的时候，她带金先生回合肥见家长。敲开家门的一刻，妈妈很客气地问她找谁——她竟然没有第一时间认出自己的女儿。

　　妈。朱利红有点娇嗔地喊出了声，穿着名牌服装、化着精致的妆容，她的乡音在见到母亲的片刻恢复。母亲直愣愣地看着女儿，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认出女儿的片刻，她拘谨起来，两只手竟然不知道往哪里放。

　　明知是金先生的功劳，在短暂的不适之后，母亲还是对金先生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他的年龄、他的婚史以及他的钱，都令母亲对他大起戒心。

　　朱利红的父亲温柔和蔼，家里大事小事都由朱利红的妈妈来决定，就算是错，他也从未计较。虽然父亲过世了，朱利安的妈妈觉得自己一直是幸福的，就连只剩下回忆也是幸福的，女儿选择这样一个人，她完全不能理解：我送你念大学，不是让你找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人。你把一套房子拎在手上。她补充说。妈妈曾经是一位黄梅戏演员，内心有浪漫的情怀，有时候容易动情，和朱利红的父亲也是郎才女貌，情投意合。虽然朱利红作为独生女，家里的条件很好，可是母亲一直过着严谨而俭朴的生活，这也是朱利红少年时代物质上得不到满足，想要离妈妈远一些的原因。不过，妈妈的这个特点，令她在父亲过世后，生活质量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她没有办法反驳妈妈，但心里是真心欢喜的。妈妈的责备声反而令她想念睡在他两米二的宽大床上，丝绸睡衣和澳大利亚纯棉发出的摩擦声，觉得像是小提琴和竖琴拉出来的混音。不好听归不好听，总归是高级的。

　　春节这几天过得格外漫长。朱利红原以为自己会赖上小时候长大的地方，不舍得离开。可是，她站在窗口，看到屋外邻居在楼下大喊大叫，几乎当着她的面议论她的男朋友，实在粗鲁。她还看到邻居随手把垃圾扔在花坛边，引来野狗野猫把塑料袋扯得稀烂，叼着啃得光滑滑的骨头到处走。还有人一口痰就往草地上吐。尤其是当着金先生面，朱利红越发觉得丢人，不能忍。大年初四就逃回了广州。

　　她没有违背母亲的习惯，但是在领结婚证这件事上，金先生劝她先斩后奏。他说，如果说实话就是争吵，还不如什么也不说。

　　她知道了之后还是会争吵。

　　那不一定。

　　事情果然像金先生预料的一样，妈妈最终接

　　受了。安珀一出生，妈妈就过来侍候月子。她怕保姆照顾不周，女儿落下隐疾。但她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不快。安珀一岁时，她回到合肥。个中原因，她没说，只是说住不惯大城市。但是朱利红心里知道，她是看不惯金先生。她比金先生大不了几岁，他从来不喊她妈，一开始总是喊“利红妈妈”，后来有了孩子，孩子还只会哼哼，他就喊起了“外婆外婆”。这当然不是主要原因，朱利红不太愿意了解太多。生完孩子，金先生就怂恿她辞职。一则是生了孩子，原先的职位不在了，二则是他觉得保持美的另一种方式是气质提升。他帮她报各种培训班，茶艺、西点、瑜伽，甚至还有珠宝鉴赏。临来美国前，他还帮她报了绘画班和英语培训。这些东西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根本学不到所以然，但让人花时间打扮，赶时间出门，让人漂亮又充实。在这段婚姻里，朱利红得到的远比她当初期待的多得多。不仅仅是金钱，是安全感，是骄傲。即使后来爱情似乎淡了，但松弛和愉悦的时光保留下来了。金先生先是唤醒了她的美，现在又挡住了窗外风雨。妈妈根本理解不了。她不能理解女儿怎么可以毫无斗志，整天无所事事任人伺候。说她看不惯金先生是婉转的，她也看不惯女儿。

　　有一位移民二十年的北京人曾经跟她的同学感慨地说过，十年前，她在火车上遇到一个中国人，甚至能猜出是哪所大学毕业的，什么学历，又在哪个制药公司上班。在真正的白人面前，说起来有点伤人，但也是事实——中国人看起来像是缺少营养，虽然很瘦，也像是缺少运动。

　　现在好了，每天早上通勤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形象各异，简直捉摸不透他们的来头和身份。特别是靠近私立学校的地区，更容易见到比较体面的中国青少年。他们相貌堂堂，衣着精致，举止得体。有时候你分不清他们是日本人、韩国人还是中国人。虽说十几、二十年前来的华人，多半是高智商、名校毕业、简历上辉煌，但无论性格、长相还是内在审美，仍然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压抑气质。这些东西在新移民的脸上却很难见到。这些气质和形象俱佳、阳光活泼的年轻人让面无表情的老移民内心波澜起伏——多种迹象显示这些年轻人不都是凭真本事来的，他们嫉妒却又觉得骄傲。

　　十一月初的一个早上，金先生打电话来让朱利安第二天去律师楼见律师。

　　怎么，绿卡下来了？

　　哪能这么容易？！金先生但凡有这样的口气和表情，一定表示事情不那么简单。

　　她開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律师楼的招待室等贾律师。这是她第二次见到这位律师。上一次还是在中国的一个投资见面会。她和金发碧眼的老板杰奎琳正在向投资客们宣讲移民新规。会议主持人说杰奎琳在美国是知名大律师，称帮杰奎琳翻译的这位女士为贾律师。那时的贾律师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西装，戴着副眼镜。杰奎琳基本不说话，临时学了句中国话——“谢谢”。无论谁跟她说什么，她都把这两个字搬出来。晚上一起吃的中国菜。杰奎琳只吃了两调羹花生米就退席倒时差去了。让朱利安印象深刻的是，贾律师的头发少得可怜，头顶心的头发稀松，尽管涂着厚厚的粉，仍然可以看出她的真实年龄。但她目光犀利，举止庄重，不怒自威。金先生问她付完钱多久能拿到绿卡，她说：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说话干脆，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金先生表示孩子马上该上学了，他希望她在美国受教育。

　　那你太太可以先以旅游身份来，到美国境内等绿卡。

　　这样合法吗？

　　当然。她说。

　　那次的会面金先生显得很激动，还坚持做东请贾律师去坐落在七十二层的云居吃日本料理，把贾律师奉为上宾，请她以后对朱利安和孩子多加关照。贾律师没有像温蒂那样亲切，甚至都没有来看一看朱利安，但这无损她的形象，反而加重了她的分量。

　　但是，在律师楼见到的贾律师，穿一件灰不溜秋的开领针织衫，像比过去矮了不少。朱利安站起来说贾律师好的时候，对方笑着说：

　　叫我杰西卡，杰西卡。

　　一直到此刻，朱利安都不知道这位上半年的贾律师，下半年的杰西卡只是一个律师助理。直到被引到另一位律师办公室，安德鲁律师起身介绍自己是负责朱女士案件的律师时，朱利安有点困惑。她还囿在“为什么有这么多律师，我的律师到底是哪位”的困境里，杰西卡已经把安德鲁律师下面的话翻译完成：以朱利安名义投资的项目因为项目方主管管理不善，有资金被挪用的嫌疑，正遭受移民局的调查。所以，朱利安需要签署一份委托声明，委托他们向移民局提出上诉和交涉。

　　那么，我什么时候能拿到绿卡？

　　获得批准的时间将比预期的长。

　　长多少？

　　很难估计。安德鲁律师认为案件要比当初复杂许多。

　　所以呢？朱利安觉得自己像一只呆头鹅。

　　所以你得注意保持自己在美国的合法身份。

　　怎么注意呢？

　　旅游身份不能持续无限地待在美国，如果想合法地居留，还需要其他的身份。

　　律师建议朱利安去转一个学生签证，她可以一边学英语，一边等绿卡。

　　如果我不喜欢上学呢？

　　那你可能得回到中国去等绿卡。

　　有什么事你跟杰西卡联系，她是非常好的助理。告别的时候安德鲁友好地向朱利安伸出手握了一下。

　　不知何故，朱利安一阵轻松。她向律师表示，她十分愿意回中国等绿卡。

　　直到开车往家走的时候，朱利安才突然明白，他们被骗了。当初向他们信誓旦旦说半年拿到绿卡的根本不是律师，而只是一位助理。而现在，如果她的身份面临任何问题，将不会有人对她负责。

　　她迫不及待地打通金先生的电话，想把这惊人的发现告诉丈夫。

　　中国时间已经半夜一点，可是金先生还没有睡。他比朱利安更早意识到这家美国公司的不当操作对申请绿卡的影响。他正在网上搜索此类信息，他承认情况有点糟，但不至于无法弥补，未必到了“必须回中国”那么糟。

　　只有回中国才是最糟的？她问，投资的那些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回中国当然是最糟的。他完全不管她语气里的质问，坚持说。

　　你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有实力高学历的人都在美国，就很容易明白留下来是多么重要。他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这些话如果打在纸上，每个字体都应该进行了加粗处理。

　　这么大的牺牲就为了一张绿卡？

　　他说，有一些人，不，是绝大多数人，把到美国当成人生最大的梦想。你倒好，把在美国生活看成了一种……牺牲，一种……受罚。凭良心说，金先生的话字面上像责备，实质声调的高低起伏和停顿，反而不容易让人生气。他究竟又花了多少钱，朱利安赌气没问。很快杰西卡到底帮她找到了一个学校，每周去上两个半天的课，以便能合法待在美国。但是，她被警告不能离开。由于心知肚明的原因，一旦她离境再入境，她将可能受到海关“重点关照”。

　　那阵子，她老是做噩梦，不是关于自己，而是关于在合肥的母亲。有一次，她梦见母亲躺在床上，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水杯。母亲的手背青筋暴突，手指微微颤抖，就那么伸啊伸，却一直都够不到。醒来的时候，朱利安一身冷汗，脑子里翻腾而混乱。过去三年，她也不过见了母亲三五面，但是，现在，她却觉出“不想见”和“不能见”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越新鲜的东西对她越是一种折磨。仿佛随着空间变大，许多东西都放大了。一切意外都会出现：车祸、信用卡丢失、车子坏掉……一个文件寄过来，一辆闪着灯的警车停在门前的路上，她都能心里想着替自己辩解的单词。到后来，烤箱的定时铃一声响，她仿佛听到牢门上的锁咔嚓一声，自己变成了囚徒。

　　她想，我为什么来美国？许多年她都不需要像现在这样细细地思考了。就像恐惧感这个东西已经消失了一样，但是，现在，针尖大的事情都容易使她紧张：家长会，煤气报警器鸣叫，车库的自动门开不了。

　　她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

　　妈妈在微信里问她，怎么样，美国还好吗？

　　好着呢，好着呢。她在心里说，至少表面上金光灿灿的。家家户户的庭园里，开着玫瑰、大丽花和百合花。离家三英里的地方有个农场，花十美金就能进去随便吃。果园的一角有一块草地，圈养着几十匹漂亮的马。白的、棕的、黑的，有时候正好站在路边的栅栏边——马儿也有着苍老而坚忍的眼睛。她看见一群火鸡在一所农家房舍上嘎嘎地叫着，燕子在低空翻飞。它们不怕人，天上飞的和树上爬的和地上走的都不怕人。去学校的家長会，一会儿教室挤满了人，一会儿走空了，后来又给挤满了。到底说了什么，她一点概念都没有。就看着人进来，微笑，叽里呱啦一串单词又一串单词，然后挥手，和善地告别。每天接孩子的时候，都能碰到值勤的警察。这些人身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武器，朱利安想起纽约黑人小贩遭警方锁喉致死的新闻。可是这里的警察对人却极为随和，还会笑嘻嘻跟家长打招呼。寒暄的内容各处都一样，夸天气好啊，堵车啊，球赛啊，要换总统啦。她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子都停下来，光这一点，金先生说，把孩子放到这个国家就是值得的。她对美国的印象：恐怖主义、歧视、卖淫、大麻、居高不下的枪击案，比在国内时听到的还少。可是在梦里，森林和房梁混在一起，液体不流动，空气像雾一样发青，一切都灰蒙蒙的。

　　她没有金先生希望的那样喜欢美国。

　　买了不合意的东西，可以不用解释就去退货。但是，没有成群结队的闺蜜，她所有的衣服，那些从意大利、日本和香港地区买的名牌服装都派不上用场。九月开始，出门就需要裹着厚厚的外套;十一月底，女儿的学校开始供应暖气。尽管这样，小孩还是得了重感冒，整整一个星期被关在家里喝开水。朱利安跑到药店，眼睁睁看着一货架的药，可是不卖给她。每天看着孩子不停地咳嗽，她一点没有收拾自己的心思——除了树木和天空，没有人看得见她。

　　果然像医生说的那样，不吃药不挂水，孩子还是好起来了。但是这次惊吓，她意识到，她在独自面对这一切。

　　一个华人组成的社团终于找到她。留下一封信在她的信箱。她们要搞一个旗袍秀，希望她参加。她没有旗袍，但她愿意去见识一下。组织者叫贝拉，既是导演策划也是出资者。她四十多岁，两只眼睛生得很近，鼻子很塌，涂了太多的粉。她走到台上发言，说了一大堆搞旗袍秀的原因，“文化输出”“中国女人的国际气质”，最后总结说：男女为什么要平等？不用平等。男人应该为女人服务，而女人为美服务。音乐响起，女人们鱼贯而入。

　　镁光灯打在台上，乍一看，各种颜色的旗袍确实美艳，再一定神，破绽出来了。女人们或高瘦，或圆润，上台的时候吸着肚子，梗着脖子，步伐也凌乱，一看就是排练时间不够，紧张得不知道手也乱摆放。朱利安没看出美，只看出受罪。朱利安有点嫌厌地想，旗袍再美，也经不起批发。贝拉发完言一眼看到朱利安，走秀一结束就来找她，冲动地说，朱利安才是真正配穿旗袍的人。她的壁橱里挂着上百件旗袍，任凭朱利安从中挑选。

　　你看看你的身段和线条，你是我见过最适合穿旗袍的人——除了张曼玉。

　　她说完停在那里，等着朱利安问她：“真的，你见过张曼玉？”朱利安就是不问，佯装赶时间，不置可否地点头微笑，然后开溜。

　　进入十二月，各处的花草开始凋零，落叶纷纷扬扬地飘下，很快，地面覆盖着红彤彤的树叶。一场雨过后，草地的最后一次养护开始了。开过来一辆巨大的车，五个彪形大汉从车上下来，卸下吹风设备。朱利安在窗口，看到他们比画了一下之后，派出一个代表敲门打招呼。早就知道主人的英文不行似的，他尽量简短地问好后，开始工作。他们剪掉那些枯萎的树枝，塞进车里的粉碎机，吹风机清理车道。噪声巨大，房子在颤动，但效率极高，三下五除二，草地、屋角和停车道就清清爽爽。汽车开走后，一切又安静了，房屋逐渐往暮霭中沉没，直到再也看不清周围的事物。但是，大地好像还在静静地颤动。

　　艾利克顿位于大西洋的西岸。每年差不多十一月底，受海上掀起的汹涌浪涛所波及，这片广袤无垠的森林地带以及人口稀疏的沿海小城，温度迅速下降，寒流宛如一张大网，生生地从天而降，转眼万叶凋零。二〇一四年的十二月初，有一天气温竟然一晚上从1℃降到零下15℃，暖气设备在屋子里呼呼地转了一整夜，朱利安还以为设备坏了。很快，更大的一股寒流形成，并迅速增强变成“炸弹气旋”，带来20至33厘米的降雪量。强烈风暴挟带大量冰雪袭击美东，暴风雪从东南部的佛州一路延伸至新英格兰和东北部地区。强风吹倒树木和电线，造成交通堵塞。到处是大型工程车在清理倒下的树木和积雪。天晴的时候，朱利安还以为冬天已如期结束，其实才刚刚开始。

　　“美开始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每次去中国超市，她会情不自禁被免费报箱里的中文报纸所吸引，会拿几份带回家看。前一阵子，她还觉得这些哗众取宠的标题都是噱头。什么希拉里对媒体表态，非法移民应该遣返回国与父母团聚;什么奥巴马政府将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十万家庭将受到影响……但是，那天，她在超市看到一位妇女坐在台阶上哭诉。她说的是潮汕话，朱利安听不懂，旁边有讲普通话的在帮着翻译说，她先生才刚刚被遣返，家里有三个小孩，她因为迟到被炒鱿鱼了。她来超市等剩菜，等着等着就想死。她可能还没想好怎么死，就那么不停地喊着，像是提醒自己快想出好方法，也好像是希望把自己从噩梦里吵醒。

　　有天早上，朱利安醒来，发现无数条冰锥挂在屋檐下，光滑晶莹，包围着房屋，她把手从门缝里伸出去想摸一把，感觉空气里有一把无形的剑切到她的手指。朱利安第一次体会到坚冰的锋利。

　　大橱、梳妆台和茶几都是乌黑发亮的红木做的。夏天时觉得高贵有质感的红木给房子带来了一种神秘感，一种贵族气息，这会儿使人心里发硬。墙上的油漆是呈柔和的栗色，配上深灰色窗帘的皱褶足可挡住刺眼的阳光。但遮的玻璃窗又使室内保持着足够的亮度。大雪形成了一个封闭和简单的世界。这该死的郊区，过于洁净、过于沉默，恍若与外界隔绝。

　　二月十号，是金先生答应来陪母女过年的日子，下午四点，朱利安带着安珀到机场接爸爸。

　　他搭乘的航班早就落地了。所有人都走光了。他还没有出来。她一遍遍打他的电话。关机。

　　她没有同人说过话，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她去了两次快餐店，让孩子吃点蛋糕，喝点饮料，之后一直等在海关出口，孤零零地站着。她已经习惯于那种孤独感，并不觉得十分压抑，只是有点胸闷。一开始，她以为自己饿，后来才明白是累。她倚在大厅的柱子上，竭力忘却肚子里折磨着她的疲劳，全身心去观察和思考。她的思索含含糊糊，零零碎碎。栅栏里陆陆续续出来的人：黑人，白人，印度人，中东人，中国人，但这一切都仿佛只是证明时间在流逝。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小姑娘，差不多和她等了一样久，但是，此刻，一位高大的光头男人，皮肤略有点黑，从门里出来，小姑娘发出长长的，难以抑制的，带着深深的痛苦的声音——然后，扑了上去，又是亲又是啃。

　　原来她和自己的心情一样，朱利安想，但是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幸运，周围冷冰冰的，她知道这是错觉。到处都有暖气，工作人员都穿着短袖。

　　金先生一直没有出来。长时间的等候之后，现实既模糊又离奇。这个机场大厅，一半很旧，一半却是刚刚翻新的，地面贴着差不多一米长宽的大理石。大理石照见她模糊的影子。

　　大厅里几乎空了，甚至连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也不见了。她知道事情已经极其复杂。午夜一点，她拖起倚在柱子边熟睡的安珀，到停车场缴了费，慢慢地往家开。

　　一直到第二天中午，她接到了微信。是他的。她已經没有力气表现任何情绪了。她说，喂。

　　他说，是我，我回广州了。她顿时明白了，金先生上飞机是真的，现在回到广州也是真的。他是被原机遣返了。

　　你犯了什么事？

　　我什么事也没犯，是项目上的牵连。

　　你来不了了吗？

　　我暂时来不了。我会想办法。

　　我们可以回来，她顿了一两秒钟，想从对方的脸上看到点什么。

　　你说什么？

　　我要带孩子一起回中国。

　　回来是可以的，就一张机票的事，但是以后想再去，那就是比登天还难。

　　你怎么忍心让孩子不和爸爸一起生活？

　　她会明白我在改变她的命运。或许是长时间的劳顿，又或者是沮丧，他身后的房间里的一切都是亮的，只是他的脸，黑得发肿。

　　雪一直下，旧的没化，新的又来，与日俱增，变成了近七十年不遇的降雪量。来年二月底，当地的降雪是达到一百英寸，打破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大降雪纪录。短短一个月，艾利克顿已经清除了十亿立方英尺的积雪，随后干脆直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全市交通停摆，政府关门，学校放假。她也不必送孩子去上学了，整整一个星期，除了主街上红色的消防栓被清理出来，岔道和巷道上全是雪。一米多高的雪和冰相互缠绕，在太阳底下闪耀着冰冷的光芒，一丁点声音都没有，就好像一切声音都逃走了。至于屋外的树木，更像酷寒的帮凶，只不过先把自己弄死了。

　　朱利安和孩子都没有被冷僵，但是被吓呆了。这极寒地域，除了增添恐惧，还使人感到超乎想象、难以捉摸。

　　金先生夏天来的时候，他们一起去过海边，开了二十分钟的车。在广州的话，不过从小区东门到小区西门的时间。朱利安此刻产生了一种错觉，她觉得自己的房子是兀立于大海波涛中的孤岩，搁浅在荒凉海岸上的破船。那阵子，她每天黄昏安顿好孩子就穿上长筒毛靴出门散步，哪里有路？她一边踏雪一边发抖。一英里要走一个钟头。为什么人们喜欢去珠穆朗玛峰，这里就是珠穆朗玛峰。她喜欢往房子多的地方走。有次经过一个教堂。教堂后面似乎灰暗古旧，前面却很新，颇有气派。门是关着的，看不见有人，却听到有人在诵唱诗歌。门前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

　　亲爱的上帝，请赐给我雅量平静地接受不可改变的事，赐给我勇气去改变应该改变的事，并赐给我智慧去分辨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还有一次她绕到公墓。一扇铁门、古老的围墙、刻有铭文的墓碑、两棵树、低低的地平线都陷在雪里。太阳还没落山，一弯初升的新月，提前挂在天上。她一阵哆嗦，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母亲之所以看不惯她嫁给金先生，因为她没有在女儿身上看到爱的满足，她只看到了舒适和富裕。她的看不惯里隐藏着对女儿的怜悯和担忧。现在，离开了广州，一直环绕着她的安逸和自在也随之消失。她不得不承认，她其实并不喜欢金先生。她当然不愿意离开他，相反因为离开他而备受煎熬，但是，她至少承认了一点：她当初中意的，其实是伴随着这个男人同时到来的自信、享受和舒适，而不是这个男人。

　　明白自己不再是一个游客，她有一个新位置;同时，她的心里金先生的形象有了变化——过去的金先生在慢慢往暗处退，剩着的，是她自己重新勾勒的金先生。

　　那天晚上回来，金先生在微信里要求她让安珀转到私校。理论上，安珀并不符合念公校的资格，享受不属于外国人的福利不利于拿到绿卡。

　　要是让安珀住校，我就带她回中国。她口气非常生硬、坚决和蛮横，金先生应该是第一次领教，愣了好几秒才说：

　　这是律师的建议，万一你的签证失效……

　　为什么律师的建议和学校的规定就可以夺走我的权利？我是她妈妈，我选择天天见到她。

　　她挂掉微信。

　　二月和三月，由于厚厚的积雪，以及结冰后道路几乎不通，与户外有关的活动几乎全部停止，被困在花园的围墙之内，她陪安珀画画、练钢琴、背单词，她觉得，这是自己的。

　　朱利安完全接受了一个现实：艾利克顿市乃至整个麻州，人们最热衷的事就是“趴体”：周末、生日、夏天的夜晚、各种法定节假日。若是是没有“趴体”可以参加，要么是穷酸至极从不舍得浪费一分钱的吝啬鬼，要么是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还有一种遁世的高人，不胜人群的烦扰，故意躲到像瓦尔登湖这样的地方，让人难找。

　　她到底接受邀请去了贝拉的庄园。她的车停在车道外，旁边已经整齐停放着十来辆。一眼过去，一辆银色宾利、一辆黑色路虎和一辆白色劳斯莱斯。

　　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过来引她进门。客厅空空荡荡。人呢？朱利安暗自思忖，她担心又是一场中老年妇女的旗袍秀，万幸，贝拉从一扇门里走出来迎接她，画着浓重阴影的眼睛很疲劳，穿着一件红色的晚礼服，虽说也丑，倒是不刺眼。

　　房子这么大，人却全挤在二十多平方米的小餐厅，男男女女，扎成几堆正在说笑。这是中国的音量，像中国新人婚礼现场和中国春节混合版。各个角落都吊着音响。放着那种短促的重低音曲子，像急促的号角，召集千军万马涌进来，把房子填满。

　　餐厅中间摆好一只长长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菜肴、点心和酒水。鲜花和蛋糕摆在正中间。墙上挂着几幅照片，一幅是贝拉和希拉里的合影，背景在一个类似于这里的餐厅;另一张是奥巴马，贝拉挽着奥巴马的胳膊，虽然他的头发白了一半，皮肤又黑，挂在墙上还是魅力四射。醒酒器正在客人的手上传递。

　　有人牵走她的孩子，贝拉有一个十岁的男孩，他们另有专属区域，请了专人看顾，不一会儿，隔壁响起了孩子们的尖叫声，声音完全美国化了。朱利安一贯没受到过这种音乐的熏陶，金先生是“六〇后”，多听古典音乐，偶有蓝调，却几乎没有重金属。她找了个以为能躲避声音的角落坐了下来。她听着耳膜很难适应的音乐，喝着口感怪异的酒，看着房子里很不常见的灯光，金色的重重垂落的窗帘，造成一种虚幻不真的气氛，让人不知身在何处。

　　主人过来替她介绍其他尊贵的客人：

　　总裁Joshua，经理John，王太太Sophia，张小姐Emma，老板Grace，教授Owen……中国人身上挂着洋名，像盛着麻婆豆腐的骨瓷碟边摆放的银质的刀叉，一本正经地讲究。朱利安一眼看出他们应该是新移民：体态圆润和衣着过于讲究暴露了他们。

　　谈话一开始停留在哪里有奇景、哪里有奇人，隨着屋内气温升高，内容开始广泛。有一阵子大家都谈名牌，哪里便宜，哪里仿品太多;有一个人先提到自己的公司已经被世界五百强收购，另一位则承认自己还在上大学就得管理爸爸的基金，还有一位青年人，不过二十五六，他说美国的“加得宝”和“好市多”里的厨房板材百分之九十九全是他的企业在供应;他们也略略提到老移民对他们的敌意，“他们都觉得中国的钱都摊在大街上，他们没拿到只是因为手臂够不着”。努力形容老

　　移民的敌意的这人长得一团和气，不吃东西，嚷着要瘦;后来他们谈亲人的死亡，有一位的叔叔是掉进马路上的窨井里死亡的，有的是喝水呛死的，还有的只因为在饭店吃了一盘炒螺蛳……没人提到自然死亡的祖宗，因为一说出肯定会被比下去。稀奇缓释悲伤，气氛还好。后来他们谈房子，原来许多人家里都有公寓在出租，他们不谈收益，光谈那些倒霉事：经验不足，被低收入的租客赖租金、醉酒的租客打架招来警察、来路不明的拉丁裔女子在房子里生了肤色像炭一样的孩子。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是故意弄坏房子里的设施、报假案，白住之后要巨额赔偿。越说越气、深呼吸，喝着高脚水晶杯里的陈年葡萄酒，还在生着气。短暂的沉默。沉默是保持体面的技巧。朱利安比他们都擅长似的。他们还提到压力——各种使他们出国的压力。就是没人提到绿卡，这么一根鱼刺似的堵在朱利安喉咙口的东西，他们不屑于提一提。夹在一群年富力强和精神饱满的中国人中间，失落感像弹开的安全气囊，把朱利安挤得快没气了。

　　有一位中年男人，过来找朱利安攀谈。他问她住在哪个镇，来了多久，买房没有，有没有医疗保险，有没有人寿保险？边问边递过来名片。这人说话的时候，眼神很疲倦，而且很瘦，朱利安明白了，他是个经纪人，而且是老移民，但是在刚才关于“老移民的敌意”这个话题上，他一句也没有争辩。任何层次的“趴体”上总有一两个这样的人，朋友圈像各式各样的珠子，他们就像是串着珠子的线，各个场子流转，把各个不同的珠子隔开又串联在一起。跟朱利安说话的时候他仍然侧耳听着旁边那一拨人，像是那边会随时传来什么令他弹跳回去的暗号。他看她的眼神，最上面裹着一层热情，往里去是无动于衷，似乎对朱利安尴尬的身份早有耳闻。他的笑声很沉闷，仿佛露牙才是目的。朱利安也不盼望一个卖保险的抛开生意谈友情，可你出来混总得带点感情吧，说不定我身份一解决，买个三两套也是分分钟的事。我就算在陌生人那里买车险房险，也不在你这里买。对方嘴里在客套，她就心里发着狠。差不多了，她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起身去找洗手间。

　　等她回来，他们在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谈枪的这些人脸上挂着天真的笑。说到可以开枪，他们快乐得不行，好像真开过似的。

　　一瞬间，她以为自己还在中国。在广州，金先生也有一些相当有钱的朋友。他们一晚上能喝掉几万块的红酒，有时候就是约好去吃顿饭，结果兴头来了组团去澳门赌钱。别人在赌钱，她会去逛街。生活好像就是那样安排。现在，她想，我最好再也见不到这些人。

　　结束的时候，她去找安珀，小姑娘在游戏室里睡着了。她把女儿抱起来，闻到她头发和身上有草莓和巧克力的气味，显然这里甜点供应太丰盛了。安珀感知母亲的气息，闭着眼紧紧抓住她。要她说，这孩子也不适应，但是她还不会表达，也没有选择。

　　回家的路上，她的车开得很急躁，有点像在国内了。这是另一个世界和一个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人。在美国人跟前，这些人什么也不是，在这些人跟前，朱利安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在广州，她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她觉得日子过得很好，从没为钱操心，死亡也很远，她才三十六岁，她没接触到基督教，不觉得自己有罪，也不觉得这样活着有什么可遗憾的。

　　现在，所有的东西都被颠覆了。

　　她回想着贝拉金碧辉煌的房屋，以及并排放在后院堆满垃圾的硕大的垃圾桶。明天，或者后天，笨重的垃圾车开过来。这些垃圾——这里有她用过的刀叉，擦过的餐巾，吃剩下的牛排的骨头，孩子们打碎的花瓶的碎片，统统挤成一团被带到远处。

　　春假的时候，朱利安带着孩子去新罕布什尔州滑雪。她本人并不喜欢过于陌生的运动，可是安珀很热衷，因为同学们都要去滑雪。这孩子身上有莽撞的热情，对端到桌上的每道菜，都有试一下的兴致，性格也变得越来越开朗——并没有借助母亲任何的力量，这使朱利安暗自惊喜。

　　头一天，她坐在餐厅里隔着玻璃盯着教练在一对一教安珀动作，安珀很兴奋，有点不专心，但是教练特别有耐心。她心里感叹，孩子的适应能力真强啊。她看到一对白人夫妻带着四个孩子来滑雪，最大的有十四五岁了，最小的还叼着奶嘴坐在童车里看热闹，三个大孩子不管不顾上了滑道，夫妻俩轮流进餐厅带最小的。看样子他们滑了无数次了，可是每一次拿起头盔往头上戴的时候，还相互会心地一笑，将要上滑道的人会俯下身子朝座位上的人送过来一个亲吻。

　　第二天孩子就嚷着想上绿道。她不放心，可是教练觉得可以。朱利安眼巴巴看着孩子站在半山腰，刚做了一个滑的动作，就冷不丁歪倒在地。她的镜头记录下了女儿第一次摔跤。安珀几次试

　　着爬起来，最终因疼得太厉害放弃了。她一瘸一拐地回到餐厅时，还能自嘲地笑，但是当天夜里，她发起高烧。朱利安拿出药箱，放在孩子的房间。在中国的时候女儿就习惯一个人睡，就算到了美国，她也从来没有提出要和妈妈一起睡。倒是她自己，经常半夜悄悄推开孩子的房门，就那么傻傻地看一会儿。这会儿，她靠在孩子的床头，枕着药箱。她是什么药都想让她吃的。知道不好，可是她害怕。不知哪里的大钟，一到整点就敲。白天还好，夜这么深，心这么凉，每敲一次，她心里就振荡一下。孩子的房间里听得更清晰，响到第二声，她就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心都揪成麻团。

　　孩子烧了三四天，她沒告诉金先生，金先生问女儿怎么不来视频。她忙，朱利安说，她今天手工作业多。

　　金先生问了句什么话，她分了神，竟然听不懂似的。比起视频里他的容光焕发，她觉得自己古怪又冷漠又憔悴。我为什么来美国？老调子又重弹了。

　　大人的健康、小孩的教育，这些还不重要吗？

　　广州也挺好的。

　　岂能相比！

　　我只知道我过得不开心。

　　你只是还不适应，你只是认识不清。

　　随便你怎么说，我觉得快憋出病来了。

　　好，金先生做出后退一步的手势说，你看看你周围的人，谁出去了愿意再回来呢？

　　这话好像是没有错的。至少在她仅认识的这个小圈子来看，并没有人提“回国”这件事，教会里也经常有人请求牧师帮着向上帝祷告“顺利通过面试”，也有人祈求上帝“保佑危难的祖国”，但几乎没有人的心愿是“早日回到国内”。倒也是，朱利安的态度开始松动，对着镜头摇了一下头，她的目光遇到盯着她的金先生，一种微微的窘迫之感产生了。她转过脸，故意去看他身后的书房里那些熟悉的东西。墙上挂的广州市一位知名书法家的草书，架子上放着一盆君子兰，这花还是她在的时候养的，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但是好像已经不再属于她了。金先生满脸含笑地看着她的眼睛，这时候她才注意到，金先生的脸色——她想象应该因为思念和孤独而憔悴。他没有，他的皮肤反而白了一点，头发才修理过，看上去很精干。

　　我爱你。他说。这句话他过去也再三地说。早上他上班前会说，中午会用电话说，晚上，在临睡前说。纵然没有身体上的接触，他还是会在睡前说一句，我爱你。他喜欢模仿西方的这一套了。百试不爽。

　　她过去太沉醉于这个了。但现在，这句话作为诱饵也好，作为武器也好，没什么用处。她不愿意听到他的声音。也许我永远回不去了。她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挂断视频。

　　四月，你以为冬天结束了，大错特错。

　　星期一一大早，她起身做早餐，才七点，掀开窗帘，仍是一株株灌木和大片枯黄的草地;远处，湛蓝的天空一直向天边延伸。一阵持久的狂风呼啸而来，在树梢盘旋、回转，发出低吼，然后离去。室内虽有春天的错觉，然而只要踏出一步，空气凛冽，寒气使人不自主地缩回来，像是带着警报器的紧急出口，很近，但不能触碰。她做好早餐服侍孩子去学校。出门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忘带手机了。想着车上有导航，也就没特别在意。回来的路上，经过一片森林，一只小鹿突然冲到马路上，她一阵惊慌，猛打方向，急踩油门，小鹿安然无恙地蹿进了森林，她的车一声呜咽后熄火了。

　　她束手无策，从车上下来，站在自己的车旁。一辆辆汽车从后面或对面开来，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她盯着驾驶室看，有时什么也看不清，车子就过去了;有时看清里面坐着一个女人，她的目光一追到别人的脸，人家已经垂下了眼皮，加了油门，超过她的车。

　　她的手脚很快麻木，复又跑回车里。再试一次，车子仍然毫无反应。

　　一辆从后面来的车经过她的时候开始打转向灯。在她前面二十米停下来。她盯着车窗，里面什么都看不清。跨出来一个男人，只穿着一件单薄的T恤，大约一米七六以上的身高，皮肤略黑，剃着板寸，亚洲面孔。

　　她的心差点要跳出来了。

　　你需要帮助吗？他用英语问，纯正的美国口音。

　　她想都没想：

　　是的，是的。帮帮我。她用英语说。

　　你打了救援电话吗？

　　我从来没打过911，而且我忘记带手机了。

　　不，他说，不是911，是专门的公路救援电话。我来打。他回到车里拿出手机。她这时才发觉他们的交流已经改成中文了，但是他的中文明显不十分地道，吐字虽然清晰，但是，却不够流畅连贯。

　　朱利安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直到现在，她心神太不安宁了。她盯着他打电话，报车牌和事发路段。简洁、明了。

　　打完电话，他陪她一起等救援车。他告诉她，救援车十分钟会到，而且不需要付费。你的车辆保险里已经包含了这一项。现在，她的境况已经一目了然。

　　“没有关系，”那個人说，“人人都会遇到这种事。”他朝树丛里一小排房子指了一指，“熟悉这边的人都知道那边有一个加油站，走过去十来分钟，他们也会帮你。”

　　她不熟悉。并且：我不敢在路上拦车。

　　不拦车是对的。他犹豫了一下说，去那里最保险。

　　救援车很快开过来，拖走了她的车，听不懂他跟工人说了些什么，工人向她挥了手告别。她站在那里，像个白痴。

　　我送你回去，我先进去跟他们打个招呼。他指了指不远处一幢白色的房屋。

　　他载着她绕过一个林间小道。这个地方属于一个私人宅地，方圆一共四十平方英里，包括一片湖泊，产业的主人已经一百岁高龄，他的子孙们更喜欢繁华的纽约。房子有一位管家在打理，部分房屋已经提供给某些机构使用，以后十有八九会变成博物馆，不定期对外开放。经过白色房子的侧面，进入边门，有个姑娘在轻唱一支忧郁的英文老歌，一把吉他在伴奏。玻璃窗里隐约看到有几个老外倚在窗口聊天。还有一个白人女子穿着长长的衬衫从窗口往外凝视。

　　车子绕到正门的时候 ，没有熄火，他下了车。他从台阶上走进去，他的个头不算很高，但是体格健壮，脚步迈得很开。一眨眼的工夫，门已经开了。他站在门口和一位和他差不多高的白人拥抱了一下。他的手向车上比画了一下，然后又跟对方握握手告别。下了台阶，向着自己而来。

　　他说，从那个房顶的露台，可以俯瞰整个湖面，看到湖对面的那个天主教堂、街道甚至更远的码头和远处一点点海面。

　　你经常来这里吗？朱利安问杰夫。现在她已经知道他叫杰夫。

　　只是一个会议。他说，我送你回去之后再来。你的车会在明天送到你的住所。

　　他留下他的电话，让她有什么需要尽管打电话。他没有问她要号码。

　　一周之后，她主动打了他的电话，接通电话后，他的第一句就是：我能为你做什么吗？这句话每天都能听到数次，超市、饭店、邮局、图书馆，学校，人们见面就这么一问。她有点泄气，用中文说了自己的名字，说她什么事也没有，只是觉得应该打电话。她有点慌乱，声音沮丧。等她停下来，他说：今天天气很好。

　　她一听，顿时乐了，像捏在手心里的纸团掉到地上，瞬间松散了。

　　她说，是的是的。

　　然后他也附和着说了“是的”“是的”。电话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我们去吃饭吧，我请你。在不得不挂电话的最后一秒，朱利安脱口而出。

　　嗯？他给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现在才下午三点，根本不是吃饭的点，他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饿。

　　好像看见了他的憨态和局促，她笑出了声。

　　他们在海边一家餐馆吃了饭。对着海的那一面是整面的玻璃，可是暖气充足，一点都没有寒意。客人很多，却很肃静，她这才认真地打量他，她心里明白，他比自己年轻不少。餐馆里人很多，但没有喧闹声，能听到人们在小声交谈，一切这样祥和。她点了生蚝和芝士焗龙虾，他点了牛排和一瓶红酒。朱利安吃得很快。她太馋了，觉得美国把整个心都掏空了。她怀念广州的早茶：生滚粥、萝卜牛杂、牛百叶、香芋糕、叉烧包、榴梿酥，她还想吃椰子炖鸡，万福酒楼的鹅掌翼煲，焖得入口即化，她还想吃陈添记的捞鱼皮、猪肠粉和艇仔粥……她边吃边想广州。龙虾很新鲜，味道烧得又极好，她丝毫没有觉得难为情，在手指和嘴唇上沾满芝士和酱汁的时候，她无所谓地咧开嘴笑。她觉得认识他已经许多年，甚至他们是一起到这里来的。这个错觉令她的胃口大开。后来她还点了三文鱼，虽然没有全部吃完，但食物带来的满足感使她的身体充满着欢乐的能量。她的阔绰把他惊呆了，账单送来的时候，她坚决地示意他不要管。她有强烈想要说话的冲动。好像想把这几个月来没说的话全部说完。

　　我在广州的时候，过得没心没肺。她说。

　　我在中国的时候，也曾经非常快乐。

　　你现在快乐吗？

　　是另外的一种快乐。

　　那你后悔来美国吗？

　　并不会，这是我的生活。

　　她似乎没法体会到这种复杂。

　　他说，你会体会到这种不同，你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

　　你想念中国的美食吗，你们家乡特有的，小时候吃过的？

　　杰夫摇摇头。没有。他真心习惯美国的饮食，并无任何不适。看着几近莽撞的朱利安，他平心静气地坐在那儿，不时抬头看她，也不时看窗外的海面，没流露出半点儿急躁。对她的处境，她知道他即使一无所知，也不是麻木的，相反，就算一无所知，也是如此充满耐心和同情。而这种同情，根本无关礼节和金钱，乃似一锅肉汤面前那一小勺细盐，那么珍贵，那么——不可或缺。

　　我不会再快乐了，她说，我最快乐的时光都在广州，我觉得我再也不会过到那样快乐的生活了。她把自己弄得伤感起来了。

　　一阵饱腹后的疲惫。海面上蒙上了斑驳的阴影，一切都似乎在凝滞。她振作了一下，意识到不能听凭这种情绪的摆布。突然她有点想笑：她对面前的这个人一无所知，虽然他已经介绍过他是一个画家，住在离艾利克顿三十英里外的Watertown的画家村。

　　自那之后，杰夫时不时在黄昏的时候给她打电话。他也可以在别的时候打来，因为她有一次提到黄昏给她带来的压迫感，他听进去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点也是孩子弹钢琴的时间。每天傍晚，孩子从学校接回来，先是做作业，在吃晚饭之前，她争取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看动画片，吃点心，再之后，会坐到钢琴边上，心甘情愿地弹上半个钟头。这个时候，朱利安会躲到另一个房间，接听他的电话。

　　在电话里，他们很放松很随意地说话。好像说什么并不重要，又好像说什么都非常重要。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大球种的规则和几代球星就是他在电话里帮她理清的。也是在电话里，他谈绘画，谈现代派的起源，谈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对画家的影响，谈现代派产生的导火索。光是塞尚一个人，他就讲了一个多钟头。你当我是你的学生哪。如果她不抗议，她觉得他可以一直说下去。

　　西方现代美术已为人类艺术世界构筑了一座庞杂得令人眼花缭乱、变幻莫测的艺术迷宫。不得不挂电话的时候，她说了一句自以为不会出丑的话。这都是在国内艺术培训中心学素描时，老师在课堂上说的。

　　有一次，孩子的钢琴声一响起，她本能地拿起自己的手機，他在电话里对她说，你出来走走？

　　走过长长的车道，他的车泊在路边。他并没有什么要紧事，只是经过这儿，陪她散散步。几句寒暄，他又绕到了“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孩子的钢琴声早就停了，她不得不挥手说再见。他的演说戛然而止，大失所望的样子像手上的冰激凌突然掉到地上。

　　艾利克顿的苦寒，或者不如说艰辛，有所好转。春天即将来临，积雪开始加速融化，四月和风的吹拂，户外的橄榄球场、棒球场和足球场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新英格兰地区的体育非常强盛，凯尔特人、红袜和爱国者的辉煌和光荣挂在旗杆上飘扬，户外体育场充满着孩子们的厮杀声。下午三四点，朱利安接了孩子往家开。路边的土地湿润，草尖的新绿压倒枯黄，黄色的迎春花，紫色的鸢尾，红色的郁金香，以及朱利安叫不出名字的花朵，盛开在路边的篱笆下。

　　天气更好一些，她开车去公园散步。公园附近的街道整洁清爽，行人很少，每天都像在迎接第二天的卫生大检查。年轻的女孩子牵着健壮的狗，一前一后默契地走。道路两边是高大笔挺的桦木。她喜欢这条街道，它通向这个城市最古老的哥特式的穹顶教堂。顺着教堂，经过空旷的广场，从一排同样古老的商店前穿过，有一个商店的橱柜里，挂着两件长款礼服，透过玻璃的反光，衣服上摇曳的亮片在夜色中闪烁。无法想象，几百年前，它就是今天这个样子。就那么一刻，它变得熟悉起来，夜晚的青草的气息也变得亲切起来。她走回房子里，发现自己满身是汗。几个月来，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轻松，她慢悠悠地朝楼上去，瞧见一弯清晰的半月和满目温柔的星星。

　　绿卡的事毫无进展，意味着她没办法见到母亲。她对母亲的承诺多次失效。视频的时候，母亲也不再问了。一旦母亲认定她也是受金先生骗的，她的底气上来了，无法回国的事实好像不怎么伤她了。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等待算什么，你看，那些战火纷飞的国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她开始关注国际新闻了，在国内，她甚至连《新闻联播》的音乐都不愿意听到），许多人为了能到欧美，倾家荡产，甚至失去生命，想一想沙滩上那个叙利亚男孩。

　　她甚至体会到，住在没有围墙和电子刷卡器进门的地方，有着一种莫大的愉快和享受。站在任何一扇窗口，无须看到别人晾晒着衣服的阳台，窗外广阔无垠，宏伟的百年大树郁郁葱葱，绿荫盖

　　地，溪流明净，好像从来没有被冻僵过。这景色与冰霜封冻、积雪覆盖时多么不同呀！我应该更加勇敢一点，金先生的要求是对的，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忍耐，把最难的一段时间忍耐过去。她好像自动进入到战斗模式。虽然表面上她还是那么沉默，郁郁寡欢，但是，现在，她的心底发出的声音不再是像二胡一样低沉的、哭诉着的，而是像大提琴那样高昂的、灵活的，甚至有点调皮的声音。

　　这是一个崭新的形象，一个过去跟她不挨着，现在贴着她的皮肉的形象。好像她的精神被拉成两段。一段停留在几个月前，充满着无病呻吟式的惊恐、抱怨;一段就像现在这样，冷静，忍耐，满怀着希望，相信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她没有把认识杰夫的事情告诉金先生。她吸取了停车场里法国小哥的教训。那位法国小哥，着实吓得她不轻。她告诉金先生的时候，金先生显得很紧张：

　　他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吧？

　　不知道。

　　不知道你的车牌号吧？

　　不知道。她说，但这不是实情，因为她发动汽车的时候，他站在车边。现在，轮到她觉得他过于谨慎了。如果你觉得这里有这么多变态，你为什么让我独自带着孩子来呢？

　　金先生充满着父亲式的谨慎，他心甘情愿安排朱利安的生活，她当初是赞许这种谨慎的，并且由此而推断出，他为人稳重，想法深沉，不会随随便便离婚，这使她有安全感。

　　但这次不一样。

　　她决定闭口不言。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她的车抛锚了，只是一个操作失误。

　　什么？这么贵的车，这才几个月？

　　為了避开一头鹿……

　　就为了一头鹿，差点出事故？

　　对，有时为了一群野鸭过马路，几十辆车就停在那里等着，她想，你不是还向我吹嘘过吗，你能不清楚这些？

　　谁帮你解决的？他就是这么了解她，知道她肯定不在行。

　　我打了救援电话，保险里有这一项服务。

　　你怎么这么聪明？他松了一口气，嘴角松弛下来。

　　像夸小孩似的夸她曾经让她快乐，如今不了。如果她提到杰夫，他会一直盘问下去，就像他过去一直干的那样，就像隔着太平洋，他也必须要掌控一切。而他本人呢，什么忙也帮不上。这会儿，朱利安一点儿也不在乎。已经搞定了。她用不在意的口气说，我又不是傻瓜。

　　他又问她艾利克顿的治安。

　　你看到的，一切都好。

　　可是他听到一个新闻：一个华裔女子，在洛杉矶的罗兰岗被抢劫捅伤，另一位华人女性在橙县被夺包，之后被嫌犯的车轮碾压致死。他在微信里喊，小心，出门一定要小心。

　　离这儿远得很。她打断他。

　　她已经不渴望他了。她接受了独自在大房子里走来走去的事实。任何事只要习惯就能忍受，她想。广州反而变成了燃烧的火，她现在无法忍受汗液沾在皮肤上的黏稠感。

　　杰夫与金先生，像两个物种。

　　杰夫说话，从来没有攻击性，肌肉发达，但骨子里是个绅士。在广州，就算是朱利安这么漂亮的女人，受气也是经常的事。买个什么东西啊，打个车啊，都要严防死守，才没人因为漂亮就不骗你的钱，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戒备，都要时常保持着。但是，杰夫，也或者说，表面上的美国人（即使认识杰夫当天他就开始使用蹩脚的普通话，但是朱利安始终认定他是美国人），他们身上没有过多的防备。杰夫也不同于教会里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他沉默但不沉闷，时常会笑，笑起来咧着嘴，眼尾有皱纹，模样却一派天真。他也有艺术上的痛苦和纠结，但完全不同于生存的痛苦和纠结。最关键的是，他没钱，但也不自卑。有时卖掉一幅画，他的手头就明显宽裕;有时则显而易见地窘迫，但他不着急，他的姿态表明他对生活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你吃过饭了吗？她有时打电话第一句就这么问。

　　你要请我吃饭吗？他很认真。

　　这就是“How are you”，不要假装你不懂中国文化。

　　哦，他想了一下，恍然大悟地说，原来是这样啊！

　　又有一次，他们在星巴克喝咖啡，她冷不丁开口：你怎么还没结婚呀！

　　他想了一想，反问她：在中国文化里，你必须要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吗？他抿紧嘴唇，做出一副“拒绝回答”又怕“文化冲撞”的表情。

　　她板着脸，拿腔拿调地说，对，如果问了，不回答是一种伤害。

　　原来是这样啊，他想了一想说，结婚是一件大的事，很大的事，严重的事，不能不想清楚的事。

　　所以你还没有想清楚？

　　如果需要特别大力地想，说明就不是对的人。他比画着做了一个努力想问题的表情。

　　嗯，她说，继续。

　　他专注地看着她的眼睛，我已经说完了。

　　说说你的画吧。她转移话题，你画画的目的是什么？

　　艺术的目的，杰夫说，找到自己。

　　我们在这里，朱利安装傻地看着他。

　　找到肉眼和仪器都看不见的最里面的自己，杰夫说，了解之后再去纠正我们的恶习以及谬误……

　　好了，好了！她发现他可以一直说下去，比起这些高深莫测的话，我更想看你的画。

　　我会带你去我的画室。

　　我不想等了。今天 ，现在，马上就要去。

　　认识杰夫一年多，朱利安才第一次来他的画室。他的画室说白了就是一个堆满杂物的仓库。仓库一分为二，一半是画室，一半是卧室，中间是一排书架隔着。乍一看，很是凌乱，只要稍微熟悉一下就发现其实都有章法。杂志和书在电视边上，电视一直开着，茶壶总是和咖啡壶在一起，一大摞画册凌乱地沿着床四周摊开，衣服到处都有，但是收拾起来快，张开手指扒拉进塑料篓子。好了，沙发可以坐了。

　　她看到的第一幅画是一座孤零零的白色小房子坐落在森林的边缘，在它的前方，有一个小小的湖泊。不，没有那么简单，风景似乎是主要题材，但包裹在巨型枝叶下的小房子，色彩突兀而饱满，像个调皮的孩子，把头探出看守也是禁锢他的森林之母。而这房子之前的那湾清澈的湖泊，倒映出天空的云朵。云朵的颜色和房子惊人地一致，湖底的云朵通过同色的房子，与天上的云朵遥相呼应，浑然一体。湖水虽不流动，树叶也不飘拂，然而却能看得到它们的灵魂。

　　像一根线，这幅画把朱利安的心紧紧地牵扯住了。

　　朱利安看到的第二幅画上是一排新英格兰地区常见的联排别墅。处于画面的右前方的第一幢房屋的灰色外墙非常气派、恢宏，侧面一排六扇弧形窗户，但是，房前的路非常狭窄，道路的两旁堆满了白色的雪，地面有一路凹进去，里面积了水。就在小水坑上方的那扇窗户，却显得格外小，简直不成比例。但是再仔细看，你发现尺寸是无懈可击的，使窗户看上去显得过小的原因是配色。透过玻璃，隐隐约约有位白衣女人的身影。

　　朱利安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天哪，我。

　　这幅画作于2013年，那时朱利安还没有来到美国，可是，她越看越觉得，那个站在窗口、无比落寞地看着这个世界和画家的正是她自己。这幅画像一双眼睛，窥探到了关于刚刚经历过的生活，以及——她过去生活的全部真相。

　　所有的画都那么随随便便放在那里。朱利安一幅幅地观赏下去。这些画都带着强烈的新英格兰地区的风情。有时他的对象是拉大提琴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有时是个身躯壮硕却有着完美轮廓的黑人小姑娘;有时是花;有时是一头回眸的小鹿。杰夫的画通过粗糙的纹理和微妙的着色，景物之间的比例，像照片一样老老实实呈现绘画者的目之所及，又远比照片要丰富得多，每一处都仿佛隐含着万千话语。他演绎静止的沸腾，他展示平等与冲突，他描摹对立与和谐。

　　艺术，是对所存在之物不可描述之处的补偿。原来就算没有语言，也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屏障。朱利安感觉到一种难抑的冲动。这种冲动却让她看上去安静极了，她被带入到轻柔安宁的气氛里，内心的漆黑淡开了。

　　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带我来你的画室？

　　什么时候都不晚。他说。

　　你不知道你畫得多好。

　　你不知道你有多美。

　　可是美是个无用的东西，她不想假装说自己不美，她说，除了美，我一点用都没有。我像个困在笼中的不会飞的鸟。

　　你不是一般的鸟，你像福尔特湖上的天鹅。

　　他画过天鹅，并且以一个不错的价钱卖掉了。天鹅的高贵和美丽是无法抗拒的。

　　杰夫的祖籍是中国江西，后父母搬至上海，他最早的艺术熏陶来自祖父。他的祖父是位书法家和国画大师，可惜在杰夫九岁的时候死于一场意外。一场人为的意外。朱利安想起贝拉的“趴体”上那些意外死亡，像死亡竞赛，但是，杰夫提到的意外唤起了朱利安内心的痛苦。杰夫次年就被独自送来美国，二十三岁毕业于罗得岛艺术学院。

　　毕业之后，他跟随理查德·米契学习和研究古典绘画近三年，算是理查德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的导师非常器重杰夫，认为杰夫的画与现实之间深刻的相似之处，达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他的画将唤醒人们认识一个比眼前更生动更深刻的世界。理查德在美国美术界影响巨大，但是，至少目前，关于杰夫，似乎还没有太多人响应他的观点。

　　为了杰夫的画，朱利安特意去了趟福尔特湖。很幸运，不远处的湖面上，一对白天鹅赫然在目。白天鹅用红脚蹼划动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湖面上荡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天鹅时而挺直颈脖，昂首向远方，高贵深沉，时而相互凝视，娇媚柔雅。她沿着湖边小心地走近，想细看看它们的容颜。还没有靠近，天鹅立刻发出嘶嘶的警告声，仿佛在向她宣布禁行区域。她吓了一跳，原来它们的脾性如此火暴和凶狠。天鹅被人这样地抬举，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美，天鹅保持着一种稀有的“终身伴侣制”。在南方越冬时不论是取食或休息都成双成对。雌天鹅在产卵时，雄天鹅在旁边守卫着。遇到敌害时，它拍打翅膀上前迎敌，勇敢地与对方搏斗。它们不仅在繁殖期彼此互相帮助，平时也是成双成对，如果一只死亡，另一只也确能为之“守节”，终生单独生活。

　　天鹅还是飞高冠军，高度可达九千米，能飞越世界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

　　美散发着力量，力量里蕴藏着高不可攀的美。

　　我才不是。

　　她突然蹲下身来，喉咙被堵住了，接着泪水开始往下滑。她听到自己内心有什么东西稀巴碎的声音。她不配。

　　那些成群地夸赞她的美的人，她明白，他们并没有真正的鉴别能力，他们只是看到她姣好的脸蛋，修长的颈脖，及此带给他们的浅表性的愉悦，他们轻易向愉悦低头。取悦他们简直太容易了。他们抬举了她。

　　但是杰夫的画销得并不好。他有时不得不靠帮人刷户外广告牌为生，他曾经在西雅图的街头给人画肖像。

　　为什么偏偏是西雅图？朱利安想，那得多浪漫。

　　我在西雅图花光了钱，没有钱买机票回来。他老老实实回答。

　　画室里堆着一桶桶油漆，仓库里甚至有霉菌。有时，他不得不拖延房租，去年一年，他才卖出了十二幅画，并且最高的一幅才八百美金。

　　也许，你只是缺少一点运气，也许还需要炒作，把画价炒上去。

　　哈，杰夫不这么认为。他说，我的曾祖父曾经在家训里告诫子孙，画画的时候不要考虑钱，钱的事等江郎才尽的时候再考虑。

　　曾祖父？

　　对，我的曾祖父也是位有名的国画大师。

　　江郎才尽的时候考虑还有用吗？朱利安提醒他。

　　是啊，对哦，杰夫恍然大悟，随后耸耸肩，我无所谓。

　　在认识朱利安之前，杰夫在一个纯白人的小镇读完小学和中学，后来进了也几乎没有中国人的艺术学院。

　　等一等，你没交过中国女朋友吗？

　　我有过女朋友。我追求女朋友是因为我喜欢她。

　　这句抗议没头没脑似的， 朱利安明白他的意思是，我喜欢一个女孩子才去追求她，不是去看她的肤色和国籍。

　　他完全没料到中国女人可以这么——不同。这是他的原话，他并不常用中文来对话，更别说表达自己的思想。高中的时候，他和班里唯一的韩国女生约会过。他那时不懂得讨女孩欢心，亚洲女孩又太受欢迎了，他失去了她。从大学出来后，他倒是认识了一些有地位的美国女人，她们也照顾过他的生意。有一年他差点红起来：他认识了一位画廊老板的太太，经过她的推荐，她的丈夫已经留意他并且要大力推荐他，甚至萌生给他开画展的念头，如果他当时拿捏得好的话。但他搞砸了，他迷恋起这位太太，有一次三个人聚在一起讨论策划画展的事，他却当着这位太太的面，向她的先生坦白对他太太的邪念。

　　这下好了，人家差点把酒倒到他头上。他倒是没让人撵出美术界……此后很长时间，他没有得到过类似的赏识。

　　就这么把画展搞砸了？这得多傻，至少等画展办完了再忏悔嘛。朱利安心里说，看到杰夫严肃的脸，她没敢说出口。她心里明白，就算他和画廊老板的太太关系暧昧，那也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仅仅因为他是个黄种人。朱利安想象那些自视甚高的女人们是何等复杂地看待杰夫以及他的艺术，她的心都碎了。

　　现在，她仿佛明白他奇特的灵魂、艺术上的追求和生活的窘迫，以及身处异域世界形成的巨大压力。他用作品诠释他对生活的理解。

　　她觉得就连他当初从车里下来，对站在街边束手无策的她伸出援手，那也是因为命运之手。他是如此富有魅力，就像她一直寻找的人。现在，那些从中国运过来的漂亮衣裳终于重见天日了。她有装扮自己的兴趣了。在来美国一年半之后，绿卡仍遥遥无期，那个投资项目总算被审查合格，可以开工建设，但是，移民局网站显示，申请人数激增，最乐观也要到明年年底才能拿到绿卡。这意味着彼时她才能离开美国或者金先生被允许入境。在她本应该崩溃的时候（虽然金先生并不同意她崩溃，他觉得一切在向好），她体会到新的别样的快乐。更加古怪的是，她竟然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她似乎忘记了来美国的使命，她在国内还有一个丈夫。她有时是真的忘记了，不仅忘记了过去，她甚至不敢想象再回到前年刚来的那个秋天。回想之前那样苍白的生活，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奇迹般地忍受过来了。

　　婚姻生活中，朱利安一贯是那个被照顾的一方，她只管闭着眼睛享受着丈夫的照顾和安排——不止在床上，她乐意如此，并且相信这种局面会持续下去。她有这个信心——直到她的闺蜜们的婚姻出现各种危机，比她更年轻、更漂亮、学历和家庭背景更好的朋友莫名其妙地遭遇背叛后，她接受建议，加入了一个叫“婚姻保卫”的课程。这是唯一一个背着金先生上的课。课程内容并不值得一提。令人吃惊的是，背叛像早晨的露珠一样，没有一块草地是干燥的。参加课程的人无一不是对男人的忠诚抱有严重怀疑，她们用各种办法来侦察、检验、防范、抗争以及自保自救。这个课程是开放式的，她们把自己的伤口亮出来，分析病情、寻求最佳方案并且共同渡过难关。人人都说这课程是教人积极乐观，可是朱利安从课堂上得到了悲观结论：这种事最终将会发生在自己头上。虽然数据分析朱利安在婚姻中拥有优势，但却无人承诺她将来不会受到伤害。就算此刻是幸福的，来上这个课程也绝对没错。问题不在于你，问题在于男人。

　　现在，朱利安想到当初自己兴冲冲去上这些课程，其实并没有那么真的怕失去;她只是觉得自己应该怕失去，像其他人一样。如今，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她心里明白，她并不是十分在意金先生是否忠诚。有些事离开之后反而看得清楚。在广州的点点滴滴重新被想起。准备来美国之时，一天在饭桌上，金先生的电话响了。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上面的号码，他也漫不經心地拿起手机瞟了一眼，直接掐断，嘴里嘟囔着一句：卖保险的。然后把手机设成了静音模式翻到桌面上继续吃饭。骚扰电话无时不在，当时她也没有往心里去。过了两年孤家寡人的生活，有一天孩子在弹钢琴，她坐在边上陪着，猛地回想起金先生掐掉电话的那个夜晚，她的脑子里居然清晰地回忆起那串数字。像一只突然飞到耳边的蚊子，就等着她伸手一捏，她拿起手机毫不犹豫地拨了过去。

　　一个年轻的女声慵懒地“喂”了一声。

　　她问，金先生在吗？

　　谁？谁找他呀？我不认识他。对方说，讨厌！电话断了。

　　她久久地盯着自己的手机，比起坐实自己的直觉，她更惊诧于自己能够准确地记住两年前瞟了一眼的电话，并且她的心平静得像是冰封的湖面。她一点都没有课程里那些女人的反应：痛不欲生，心如刀绞，万念俱灰，几欲寻死。

　　她没有。

　　毋庸置疑，中国人也都意识到，投资移民就是朝中国富人头上砍下的血淋淋的一刀。越来越多的项目出事，排期越来越长，甚至达到了十五年之久。但是金先生每次都鼓励朱利安乐观，毕竟花出去的是真金白银，没有弄虚作假，何况项目也通过审查了。

　　整整两年的时间，维系着这个家庭关系的就是每周的三两次视频。孩子跟爸爸聊天的耐心，也越来越少。安珀的句子里开始夹杂着大量的英语单词，遇到着急表达的时候，她叽里呱啦冒出来的全是英文。朱利安在一旁提醒她，中文，中文。这是其他中国妈妈们的建议，在外边，由着她说英文，在家里，则不能由着她，不然，没两年中文就丢光了。

　　可是视频那头的金先生并不在意。一则他的英文不错;再则，比起维护中文，他更乐意见到一个满口英文的女儿。他对妻子在旁边三番五次的提醒置若罔闻，却情不自禁地夸起孩子的英文：

　　Good！Great！他本人的发音一点儿不标准，还一个劲地重复。朱利安冷眼看着他，觉得他特别好笑，特别幼稚，特别——崇洋媚外。基于头一年她抱怨得太多，现在，像倒空的酒瓶，没什么往外滴——她变懒了。

　　那是大选结束不久，金先生跟她视频——总是如此，就算朱利安相信自己备受宠爱，但节奏完全不在她手上。金先生想要通电话的时候通电话，想要视频的时候视频，想要来美国的时候来美国，想要生二胎的时候生二胎，都是金先生在计划、评估、拍板。好像他什么都笃定，可是新总统当选，他明显有点尴尬。他还在朋友圈里胸有成竹地公开预测过相反的结果。这下闹笑话了。新总统在新英格兰地区明显不受欢迎，朱利安认识的大多数人都对他没有好感，甚至像看笑话一样议论他。同时又有一批老移民，拼命在群里替他说话，大谈他当选后华人和全世界人民的好处，就差拿他当新的救世主。那阵子两派人在微信群里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朱利安这些根本没有投票权的人也被利用起来了。她莫名其妙被拉进十几个微信群。鼓吹川普当选利于华人的列举了一大堆论据，反对的则预言他“将给世界和美国带来灾难”。还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趁机搞了一个调研：“骗子战胜疯子，还是疯子打败骗子？”

　　金先生在视频里告诉她，他今天和杰西卡沟通过了。EB-5的排期有很大的进展，最多半年，你会接到移民局的面试通知。

　　你去年冬天就这么说过。

　　后来不靠谱总统当选，情况发生了变化。

　　情况还会继续发生变化。她的声音里挂着掩饰不住的嘲讽，一说出口，她自己也意识到了，可是讥诮还挂在嘴角，一时收不回去。

　　我会继续想办法。这世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他面色铁青地说，我跟孩子聊会儿。她说好，把手机给了孩子。

　　这样不欢而散的情景一再出现，最近更为频繁，像许多天没遛的狗，一放手就拽不回来。

　　有一天中午，朱利安吃过饭，金先生发来视频请求。看样子，他刚刚从某个饭局回来。他仰着头，眯着眼睛，脸色通红，衬衫的领子松散着，露出松弛的颈脖。似乎老花得厉害，他看不清手机上的妻子。瞪大眼睛时，额头的皱纹夸张地挤到一起。他本来是坐着，这会儿站了起来，像是要腾出手，他把手机放到桌子上的一个支架上，这样，他的脸变得更加古怪。一瞬间，朱利安好像突然了解了这个人：这是一个意志强悍、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的人，这是一个自私的，从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他们共同生活的许多瞬间，从记忆里涌现。天哪，她心里想，他其实是她从小到大就不喜欢的那类人，可是她竟然欢天喜地地违背了母亲的意志嫁给了他，如今，那些心醉神迷的时刻消失了，爱的火光熄灭了，好像一个更加真实的他，跨越千山万水，重新站到她面前。

　　金先生开始说话。他先是铺垫了一些细节，然后交代了重点：今晚，他的公司中了一个标，是一个利润丰厚的大项目。他太高兴了，喝了差不多半瓶拉菲。他志得意满地长出一口气，完全没有发现妻子用那种惊诧、迷茫的眼神盯了他好几分钟了。隔着屏幕，朱利安都能闻到那股臭味儿，她把脸侧开。把战果分享完毕之后，他终于支撑不住，和衣睡着了。

　　朱利安一半是失望、一半是好奇的眼光凝神注视着这位熟悉的陌生人，他翻了一下身，现在，只有他的一只手臂还在屏幕里。对着这只手臂主人发出的并不响亮的鼾声，朱利安惊异地觉得内心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她对这张面孔无法产生更多的依赖了。滋长着一种特别想和他说真话的渴望。这种意念非常强烈，非常新奇——这是一种早已磨灭、久已淡忘的意愿——她在课程上学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用语言去伤害别人，不要说真话——这个班的学员早就知道凡是涉及真话的，就一定会伤人。她对着熟睡的他心平气和地说：

　　我看穿你了，你这哪里是爱，你就是想占有我，控制我。来美国不是我的意愿，那是你的意愿，我也是你的规划的一部分，而不是爱的一部分。说完，她仍然没有关闭视频，就那么静静地甚至是目不转睛地观望着那只手臂，同时审察着自己的心绪和意向。

　　就在那个周末，她把孩子全天托付给温蒂——最近温蒂打工的饭店关门了，失业的她手头明显紧了起来。她的骄傲好像断了一根支架的花盆，要立不住了。电话总是秒接，让她周末出来也没什么问题了。

　　朱利安来到杰夫的画室。杰夫突然来了兴致，决定放下手上的工作，带她一起去博物馆。

　　那次，博物馆展出了中国盛唐、晚唐、五代到北宋年间的诗画、书法，以及国宝级的唐代卷轴画，虽然为数不多，但也都是难得的了解中國文化的途径。

　　杰夫以为朱利安比自己见到的多，因而他闭口不言，事实上这是朱利安第一次看到真迹。在国内，她甚至都没有去过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回来的地铁上，她和杰夫目睹了一件让她目瞪口呆的事。一位中国妇女，带着一堆塑料袋上来。

　　坐了几站之后，从塑料袋里摸出一只粽子。对，就是每年端午，全中国人民都吃的粽子，在地铁上吃了起来。真的，吃粽子，糯米粘在手指上，她用餐巾纸擦，餐巾纸也被粘在手指上。杰夫看了她一眼，没有任何反应。她替杰夫难过，替这些人羞耻。她想，要是有人拍下这个视频，坐在旁边的杰夫呢，肯定被人包括在里面。他总不能在身上挂着牌子，表明自己跟他们不一样吧。就算挂了，又有什么用。突然，她觉得她更加懂得了杰夫——为何他的画如此写实又如此迷幻。他有着复杂的体验和感悟能力。

　　我是你的知音，要是我可以重新选择，我也想做一个画家。出了地铁，朱利安没头没脑地说。

　　杰夫吃惊地转过头，为什么要重新选择，你随时可以选择，现在就可以，如果你愿意。

　　可是，你不明白，我已经结婚了，我都快四十了，而且需要照顾孩子。

　　这算什么理由？他用不解的眼神盯着她，四十岁还很年轻，学什么都还来得及。还有，他说，照顾孩子时学画画是不合法的吗？

　　他瓮声瓮气地说。他的话唤醒了朱利安内心崭新的欲望。就像拿一支棍子把茂盛密林里的灌木挑开，撑开一条蹊径。跟她认识之后，他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甚至会大量使用成语。但说中文的能力和理解中国文化是两码事。她想解释几句，却又一时语塞。冷静一想，她又觉得杰夫对她真正的处境并不能准确理解，毕竟他不了解中国人。她想起在教会见到的人，他们自己累死累活，却一下子就能理解朱利安可以把带女儿当成唯一工作，并且住在他们想都不敢想的豪宅里。

　　我请你吃饭。朱利安拉着他就走。每每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杰夫完成了一幅画或是卖掉了一幅画，她总是提议出去吃顿好的。她也早就发现，一直生活在美国的杰夫也没有吃过多少高档的饭店。有一次，在一家老牌的意大利餐厅，杰夫掏出钱包，招呼服务生买单。

　　朱利安不想他花钱，他还有许多账单要付。她打趣说，在中国，小白脸不用付饭钱。她欺负杰夫不懂这话里面的暧昧内涵。

　　杰夫对着玻璃照了一下，又照了一下，然后不确定地说：

　　我怎么也算不上白脸，我太黑了，应该付饭钱。

　　下一个周末，她又和他一起开车去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去看馆内收藏的从十八世纪至今的全世界艺术品。为了不让杰夫看穿她，每次约会，她都尽可能地做功课。但是，一个重大事件她竟然完全不知道：一九九七年荫余堂从安徽黄村搬迁到此。拆除费时四个月，部件包括2735个木构件、972块石片和当时屋内摆放的生活、装饰用品，甚至连同鱼池、天井、院墙、地基、 门口铺设的石路板和小院子也拆了下来，现在，它原封不动地耸立在皮博迪博物馆。

　　我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杰夫站在荫余堂四水归堂的天井里，他说，我每次来，只要这么一站，就觉得经过了漂洋过海，回到了上海的老式石库门的天井里。

　　朱利安对这样的建筑再熟悉不过，甚至从来没好好留意过。如今在离家万里的大洋彼岸见着，她想到了家，想到了童年。她还没找到合适的词来解释自己的心情——amazing，eye-opening，wonder？！近来，她总是会在心里寻找合适的词，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打捞熟悉的词，既像一种痛苦，也像一种挑战。她的眼泪哗哗地淌了下来。杰夫在身边，什么也不说，她相信他深知她此刻的感受。她觉得他们心灵相通。

　　与其说是家乡的记忆涌起，不如说是她和杰夫之间惊人的默契令她感到震惊。他们把车停在海边，在博物馆附近的一个开放的海滩上漫步。湛蓝的天空下，大海空旷寂寥，无风无浪。这并不是一处特别适合散步的去处：一条浅浅的石子路，两边是野花， 沙滩没有养护的痕迹，到处都是奇形怪状的岩石。行至无人处，他们看到一块光滑无棱角的天然岩石，像是被温柔的手掌至少摩挲了一千年，让人忍不住想坐上去。等他们坐定后，惊奇地发现，这是一块私密的幽会之地，坐在岩石上，如同坐在一个隐藏的鸟巢里。但是，他们的视野反而变得更开阔。

　　不知是因为这个逍遥之所的超乎想象，还是因为在博物馆引发的强烈的情绪震动，他们纹丝不动地坐着，看着海，听着海浪和自己的心跳。渐渐地，一种完全陌生的体验贯穿他们的身体，他们身心完全松弛了。风声、海水的泼溅声，渐渐地，他们的呼吸声加入进来。她之前和之后都没有这样的时刻：听自己和一个男人的呼吸，听得忘记了时间，忘记了世上的一切，朱利安觉得自己是海的一部分，是天空的一部分，也是杰夫的一部分。

　　真安静啊，她侧耳倾听。

　　真安静啊，她听到杰夫的脉搏在说。

　　杰夫终于动了一动，把她拥在怀里。一切如此自然，一切都像和天地浑然一体。她一点也不觉得惊奇，甚至没有任何的思索。她仿佛从沉睡中醒来，随后又陷入睡梦之中。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消失了，声音和光线都消失了，家庭、绿卡、账单、时间和身份，一切都急速后退，只有爱情的愉悦急速地到来，就好像海水一样漫过她的全身。

　　后来，一切都回到了现实当中，海上的光线又回来了，世界像刷了一遍新漆，粼粼的波光，远方的汽笛在响，雄壮、有力，像又发现了新大陆般。开车回来的路上，太阳正在落山，一辆皮卡拖着一只快艇在一块新铺的沙砾路上蹦跳。

　　天已经全黑了，海面像黑绸子飘扬，海边的森林像一万只猫聚在一处，时而集中，时而分散。远远的地平线的那端一缕微光亮起来。空气里有盐的气息，同时也有浓烈的花香。车子开动，往回去。一路上，全是白晶晶、红彤彤的车灯。杰夫一只手握方向盘，另一只手一直握住她的手，简直像捡到一颗珠宝，生怕再遗失。

　　出生在美国，生下来两年又被母亲带回中国，直到十岁时重新回来上小学，杰夫也不知道父母为何如此安排。刚来的时候跟美国同学的想法一致，他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他妈妈写信让他扭转这个认识，并且严肃地说，为这个身份，许多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一直到上大学才明白他们究竟付出了多大代价。他告诉朱利安，我在中国的时候也讲英文。

　　朱利安大吃一惊，跟谁讲？

　　祖父和父母都讲，除了在幼儿园和学校，其他时候都必须说英文。

　　你全家都会英文？

　　对，我爸妈都懂英文和日语，他们后来也是在日本去世的。

　　如今父母都过世，杰夫更没有机会回中国看一看，但是，那个国家，那些伙伴，那些街道，那些香味和声音和画面都在他梦里，清晰而神秘。杰夫说得磕磕巴巴：

　　有一天，我会回去，甚至不用回去也会自动地把这些带到创作中。

　　我懂。朱利安说。

　　她能心领神会，让杰夫很感动。他说，向我的朋友们解释这些特别难。

　　这么说有点言过其实。他带朱利安见过两个朋友，一个是本土女画家，另一个是评论家，都是美国人。他们来画室总共停留了三个钟头，有两个半钟头都是站在杰夫的新作前热烈地讨论。

　　在介绍朱利安的时候，杰夫说是“朋友”。似乎谁也没在意，这可是杰夫交往的第一个中国女性朋友。

　　但是，认识你，我似乎明白了我的父母，越来越明白。杰夫说。明白到何种程度，他没有再说。朱利安相信他的作品能呈现出来。

　　第四个冬天来临，第一场雪下完之后，朱利安戴着手套，拿起铲子自己在车道上铲，连安珀都知道，铲雪车十分钟能干完的事，妈妈要铲两个小时。这座曾经寒气逼人的城市，现在母女俩都丝毫不惧怕过冬了。

　　因为体力劳动，朱利安的额头上闪着晶莹的汗珠，以前从未体会过的生活的意义，在她心头产生了。好像你走着走着，往密林深处，眼看着藤缠枝绕，你就要被困在这没有天日的野蛮之地了。结果呢，走进了没有杂尘的仙境。这里让人满足，什么也不缺。事实上，她的处境并没有改变。随着新总统上任，政策发生剧变，对中国不利的言论滚滚而来。关于贸易战的传言使那些身份未定的中国人惴惴不安。移民局官网上的排期像被点了穴似的纹丝不动，就连金先生也坐不住了。他竟然开始向朱利安抱怨他在银行汇美金遇到的麻烦。

　　你的房子不是换汇买成了吗？

　　现在紧了，不那么容易操作了。他似乎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深谈，只是保证说，过几天就能解决。但是，焦虑明显写在他脸上。朱利安并不觉得自己的开销比在国内大，而且她尽可能使用中国信用卡消费，但每月都有花园养护、地税和医疗保险，这些固定的开销仍然需要美金支付。

　　淡定和从容似乎从金先生脸上全面撤退。这个过去口口声声大谈“政治”和“政治形势”的人，显得迷茫不安。朱利安仿佛看到自己、自己的家庭和前途都在“政治形势”的旋涡里翻腾摇晃。她深深觉得政治跟自己息息相关的时候，金先生却对混乱的中美关系避而不谈。不知什么用意，金先生再次提到小孩，如今国内的二胎政策放开，他的许多朋友也都有了第二个孩子，他本人呢，早有此意，来到美国，会再孕育一个儿子。

　　我不会再要小孩了，不是因为我快四十了，而是我觉得把小孩带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你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我在这里感受到的更多、更触目惊心。

　　那不是因为美国更坏，而是因为你能接触到全世界的信息。

　　无论如何，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悲观。

　　奇怪的是，她的话和她的行为却在背道而驰。

　　抛开过去那慵懒的状态，一有空，她就去花园里干活，拔草、剪枝、翻土。花园里的活似乎干不完。有时她累了，就停下来静静地想——在过去十年的婚姻生活里，她扮演的是一个防守者的角色，但是，现在，她竟然成了过去的对立面——一个情感上的背叛者。可是同时，她初来美国的不安渐渐消散，有了一种随遇而安的从容。她甚至觉得今天的时光，好像补偿她在此之前所遭受的盲目的煎熬一样。

　　她每天早上把孩子送上学就会驱车去杰夫的工作室。有时他还没有起床，她期盼地往床上走，期望他用亲吻来滋养她。他会亲吻她，然后请她給他做早餐。他的口味完全是美国式的：一个汉堡、一块牛排、几根芦笋。有时她去晚了，他已经在工作中，她就远远地坐着，静静地等他结束。她也会帮他简单做点午餐。她喜欢变点花样，韩国烤肉取代三明治。他没意见，全部吃光。有时候轮到他表现。他煮意大利面蘸牛肉酱和朱利安一起吃。等到下午两点多，她会直接赶到孩子的学校去接孩子放学。有时他工作起来完全把她忘记了。她久久地等在一边，看着他作画。要说再见了，他也只是过来弯着腰亲她一下。渐渐地，她发现，他的作品有了很大的变化。认识她没有使他的性格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某些东西从画里泄露出来，他的作品的色彩变得更明快清新，即便是画面上某个角落里的可有可无的小鸟的翅膀，也有一种无牵无挂的俏皮劲。也正是这种变化，她看出了他之前画中的特点：过于严谨，过于华丽，但不够随性，甚至可以说——滞重。

　　他的画作跟他的性格有相似之处，也是最令她着迷的地方。他不过于自我，也没有异常敏感、歇斯底里的性格，这可是有些艺术家的第二张面孔。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占有欲，知道她有家庭，有孩子，他尽量不去触摸黄昏到深夜那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朱利安属于放学归来的孩子和清晨醒来的中国丈夫。

　　时间过得实在太快，有时觉得才刚刚见面，接孩子的时间就到了。朱利安就打电话给温蒂。大家都说，新移民往往第一年会花很多的冤枉钱，租车，雇翻译、律师，置办家当，但是现在，和杰夫在一起的渴望使她失去了算计金钱的兴趣，每周都有三四次用得上温蒂，而且给小费也比过去慷慨。

　　他们交往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她一直想有进一步的发展。她想替他洗衣服，想走得更深入，而不只是亲吻。这差不多就是同性朋友和家人嘛……她一直想听杰夫说：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刻就爱上你了，我将永远爱你。在中国，这话是爱情的标配，是新篇章的开端。她等着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她都等得太久了。

　　有一天，杰夫完成一部作品，他们开了一瓶红酒庆祝。她拿着酒杯频频看他。她说：

　　在中国，我也喝红酒，但只是做做样子，我从来没有体会到酒真正的“口感”。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好的葡萄酒，首先它是“柔和顺滑”的而不是“单薄粗糙”的，这只是第一层，紧接着是“余味时间”，上好的葡萄酒中，酒的“余味时间”可以超过一分钟甚至更多，创造一种遐想空间。她举着杯，歪着头，无忧无虑地笑着，像一个孩子，杰夫冲动地伸出手，轻抚她的脸。她的脸有一种动人的单纯。

　　你真美好。他的声音微微颤抖，气息不稳，他深情地看着她。爱情从里面往外蹿。好像他们从过去到现在和将来都一直在一起，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考虑什么禁忌，好像他们不搂在一起只是因为身上的油彩会弄脏她的衣服……今天，酒帮了大忙，朱利安变得大胆，肆无忌惮地搂着杰夫的肩膀。她撒娇起来了：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我的呀，是你第一次见到我的那天吗？一语既出，就像一个弹珠撞到了端在手上的玻璃杯上，他吓了一跳似的笑容僵在脸上。时间一下子凝结了。

　　她又认认真真地等了一会儿，他还是没有回答。她心里觉得不妙，赶紧起身走开，假装去上个洗手间。一整个下午，他都神情严肃。朱利安体会到一种特别的不安。孩子放学的时候，她匆匆告别。晚上安顿好孩子，大约十点钟，他打来电话：他已经在她的楼下了。

　　打开门，他站在门前，手里捧着一束玫瑰，很意外地穿着一件西装，西装上一点皱褶都没有，像是刚刚从干洗店拿回来。

　　他双手递上鲜花，并没有走进来。他看着她的眼睛说：

　　我爱你。

　　她一阵狂喜，上前一步，扑到他怀里：

　　我也爱你，我从来没有像爱你一样爱过任何人。

　　那么，我希望你离婚，和我在一起。不是像客人一样来我的画室，而是在我的画室招待我的客人。

　　朱利安愣住了，她的身体渐渐僵硬。杰夫感觉到她的变化，开始有点不知所措。但他鼓足的勇气还在，支撑他把话说完，我本来没有结婚的打算，就在半年前……我也早就决定不要小孩，那是巨大的责任……我外祖父留下来的家训说，搞不清状况就把他们放在肚子里比较放心——他的意思是不生出来。

　　你家里还有什么禁忌？朱利安问。

　　从我祖父到我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朱利安頓时明白了，他有那么多时间和机会，却没有冒犯她。在他眼前，她不是他过去的那些约会对象，而是邻人之妻。

　　只要你离婚，我们就可以。只能如此，才可如此。只要你自由，一切都可以。是的，结婚有点早，但一旦你是自由的，我愿意和你一起生活，我愿意向这个可能性去。去任何地方都可以。

　　事情一下变得复杂了。她进入到一种从来没有领略过的情景之中，充满着爱，却又如此令人——尴尬。

　　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多久？

　　三天。她就那么随口一说。

　　杰夫离开后，她开车来到Swanlake。黄昏宁静，松鼠就在离人最近的树上嬉闹，野鸭一群群游弋。一路上，许多身材健硕的老外在潮湿、肥沃和野花竞相绽放的繁茂丛林中跑步。一棵棵枫树、橡树和北美榆树竞相生长。有些树太靠近水源，树根露在水面上清晰可见。河边好似一面镜子，把所有岸上的风景全部倒映出来。

　　过去——她至少有十年没有为钱担忧过，她的美貌曾经让她觉得安然无虞。万一金先生背叛她，她一定能找到更加富有的爱慕者。这是极有可能的，男人总愿意为美付高昂的代价，这是她在众星捧月般的时光慢慢养成的自信。她过着比一般人更优越的生活，因而生活中的动荡，她早就不曾去想了。尤其是年近四十，至少在她的朋友圈中达成的共识——不算值钱了，她几乎让这个观念深深在扎根在她的脑子里，她甚至都没有想一想这个话是对还是错。总之，她心里有一种自动的警惕心在向四周扩散。就算知道金先生有外遇，她唯一想的还是如何把小三打败。她想的是计谋，而不是决裂。现在，她看到杰夫的表情，她明白，这是一件需要认真考虑的事。杰夫身上的认真劲是不可轻视的。他对待她——虽然她只听到一次“我爱你”，但她相信他是严肃对待的。可是，他再严肃，也遮盖不了严峻的事实——他穷。而金先生不会给她钱的，她到现在才意识到，她的名下其实是没有多少资产的，甚至就连她每月刷的信用卡的账单也会寄到金先生的公司。她太安逸，也太——幼稚了。

　　昨天，她在群里看到一个中餐馆的招聘信息：

　　诚聘前台一名，中英文流利，工作态度亲切周到，薪资待遇高，包饭食，工作环境佳，小费可观。

　　她也只能去做个前台，可是新的问题是，她只能找兼职。她的时间就好比玻璃碎片，一小块一小块的，周末完全不属于自己，送孩子学画画、打网球、钢琴和中文。孩子每天两点半接送，偶尔还要被学校邀请去做志愿者。剩余的时间就像小孩子的储蓄罐，看上去又重又多，其实拢到一起没多少。

　　那时，靠什么生活呢，如果金先生一怒之下停了她的信用卡？杰夫养不活她的。工作室和住房，是租来的，他名下只有一辆开了七八年的丰田车。除了一些还算昂贵的健身器材，他可以说穷得叮当响，而且这些健身器材，他也从来不许其他人碰。他的颜料也一样。他没钱。就算有，也不见得愿意让她花。她没有试探过，但他们出去吃饭，都是她掏钱，当然，是心甘情愿的。他们一起出去看展，他掏钱的速度也并不比她快。她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囊中羞涩，这当然比吝啬好——只好一点点。最关键的一点，杰夫没有求婚。他只是说“在一起”。美国人都知道“在一起”跟结婚，是Hopkinton到Copley Square的距离，那是马拉松的起点和终点。

　　离？！不！她很快就用理智和在学生时代早就养成的自制力把这个念头压抑下去——这种想法太冒险了。杰夫的工作室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她常常被约会的喜悦所笼罩，会忘记这种颜料的气味。可是，有时她回家的时候，孩子会闻到，温蒂也顺口提到过。为了多一点时间和杰夫在一起，她甚至会在周末也把孩子交给温蒂，让她开车送孩子去老师家弹钢琴，去打网球。可是，约会是一回事，要是离婚，失去房子，甚至有可能是孩子，想到要搬到这个当成家的画室，没有好车没有信

　　用卡没有皮肤护理甚至没有医疗保险——杰夫就没有医疗保险，生活将会是何等憔悴？这么一想，皮肤都好像被灼烫了一下。

　　但是她是如此真切地喜欢杰夫和他的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他简单，诚实，从没让她愤慨，从来没有强迫过她，和他在一起，她能感受到平等与尊重，相比之下，金先生多么无趣和虚伪啊！他那挺起的胸膛，在司机跟前一副高高在上的亲切，他刻板的床上动作……一切都那么无趣。可是她一直无惊无险地过惯了。杰夫是一位勤奋的画家，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会头脑失灵或灵感枯竭，她相信他会得到机会，成为一个有名画家。这个念头闪出来，立刻被另一个念头盖过去了：那天，他的朋友在谈到他的时候用了一个词：Excessive moderation。

　　当时朱利安不懂，后来有一天在Youtube上再次听到时，她好奇地翻了一下字典。一下子明白了这个词背后的意思。

　　即使非常含蓄——杰夫的朋友们冒着得罪杰夫的风险，讲了真话。他们对待艺术是严谨和庄重的。也许，“过度节制”正是杰夫的特点，不仅是他画作的特点，也是他这个人的特点。杰夫身上一点没有艺术家的乖张。他的曾祖父是那么赫赫有名的大师，到了祖父那一代几乎不为人所知，杰夫的父母干脆放弃了艺术，到了杰夫，至今也可以说是一文不名。他的身上隐含着一种生命的重压，隐藏着一种深刻的忧伤，也可以说是不安。这不安，朱利安一直以为是属于自己的，但现在，她明白，她为何和杰夫如此相互吸引。甚至可以说，杰夫吸引她的地方，以及她被杰夫欣赏的根基，其实就是他不被美国美术界接纳的真正原因。

　　杰夫身上的中国性，把杰夫和walthem画家村里的画家区别开来，谁都不敢小觑，将来终有作为。但谁都知道，目前，当下，只能算是缺陷。那天来的两个朋友早就看出来了。虽然杰夫会一直画下去，直到灵感消失殆尽。但是，这并不表明，他能得到艺术界或市场认可。

　　就算真的成名了，她恐怕也没法理直气壮地享受他的成果。他似乎并没有要养她或者养其他什么人一辈子的打算。她甚至都没有勇气问他，你会养我吗？就算开玩笑都不敢，不错，他带着他的血统，但他是正宗的美国人，没有存钱习惯和买大房子的欲望，有着美国人对可乐和汉堡的百吃不厌。

　　当他成为有名画家的时候，她已经从里到外都老了，不像现在，看上去还像一个年轻的女人。她的心抽搐了一下。

　　她想到正在面临的选择，想到过去和此刻，恍若隔世之感。有那么一瞬间，她竟然也愿意往“离婚”的路子上继续想。她对自己说，她真正的内心里是喜欢新鲜的、有活力的和时刻相伴的男人，但最后还是怀着一阵战栗的心情退缩了。她看到了理想生活和真实生活之间的那道巨大的裂缝，意识到自己畏首畏尾，既没有能力“忘却”，也没有能力“抛弃”，更没有接受“不确定”爱情的勇气。表面上看她是如此自由，天高任鸟飞，但是，除了她的婚姻和女儿，她可以说一无所有。将在贫穷中老去的情景使她不寒而栗。她想起教会牧师祷告时的结束语：

　　以上祷告不配，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她才是那个真正不配的人，花了四年的时间，她才首次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实实在在一个无能的人，一个软弱的灵魂，除了好看的皮囊别无他物，就连她的艺术感觉，其实都是滥竽充数，她实在是配不上杰夫。如果给她的四年，乃至四十年一个总结，“不配”是不会错的。

　　来到他的画室的那天，他没有工作。看得出，他在等她。她进门的时候，他走過来，张开双臂。像是这一刻等了远远不止三天。她停在门口的鞋柜旁，几包刚刚到货的颜料令她止步。看着他上前，一股苦涩的，像胆破了之后的苦味涌到舌尖，她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吞咽的动作。他停在离她一米的地方，手里拿着一个抹布，好像这个抹布可以掩饰他的焦虑。一接触到他的眼睛，她就看到了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爱情。她准备好的措辞——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觉得我配不上你。她的羞耻心让她没勇气睁着眼睛说瞎话。虚荣到了骨髓，她的心其实已经烂了，发臭了，只有昂贵的奢侈品才能掩盖这臭味，让她在人前招摇。

　　这么一想，她那压抑和窘迫的感觉消失了，她觉得那么轻松，可以用不着解释了。他说，你决定了吗？他的眼睛里还含着期待，完全没有观察到她脸上的那些复杂痛苦，或者说，他宁愿自己没有看到。

　　他眼巴巴地等着。

　　杰夫站在那里，见证着她的软弱。她爱他。

　　她放空自己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的丈夫很有钱，他也很霸道，如果我离婚了，他可能会拿

　　走所有的钱和我的孩子。我了解他的为人，我斗不过他，我也过不了苦日子。

　　说完之后，她不看他，但是羞耻感就那么随着声音消失了。

　　他惊诧地停住，一动不动。她低着头，不看他的眼睛，就那么等着。

　　那么，他开始结巴了，他说，给我点时间，我去挣钱，更多的。

　　这是跟他相识一年多来，他第一次脸红，这完全是他的真实声音，但又完全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逼着说出口的。

　　她摇摇头，我已经决定了。

　　他并没有表现出失望透顶的样子，相反，他显得有点迷茫，迷茫清晰地呈现在他的脸上。而一年多前，她就在他的画作上发现了这个东西。她给了他致命一击。他将明白，尊严、自由、美貌和爱情，这些东西加起来都没有金钱的力量大。这就是他称为知己的朱利安向他展示的东西。现在，他或许可以痛恨他的中国性，并且将之从生活里甩掉。

　　临走的时候，他过来抱了抱她。如此突兀的结束，他的手臂的力度和喘息声都不对劲，但他没有挽留。她在心里喊，抱紧一点，再抱紧一点吧。

　　像把要滑出手心的沙子捏牢的本能，他把她的手握了又握。

　　对不起。她说。先是用英文，后来又用中文。中文更有重量，却显得很荒谬，她慌忙转身出门。站在拐角，她蹲了下来。她没有勇气离开，也没有勇气留下。她的表情越来越扭曲，越来越滑稽，她甚至都不敢哭出来。

　　她能想象不久的将来，一旦金先生顺利拿到签证，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会买一个更大的大别墅，雇几个人打理院子，他也喜欢花，也会在门面上花钱。在艾利克顿，春天来得晚，但是花的品种很多，金色郁金香，鸢尾，百合……鲜花的香气会持续不断地扩散，香气滞留在闪闪发亮的午后。他一定会养一条狗，那是美国人的标配啊！她也会比现在更懂得养生，她会保持着她的美。他俩会相敬如宾，好好相处，但是，在漫长的监禁时光里，她和他的脑子里没有很特别的东西，所谈论的内容是绿卡，孩子的好家长，如何把钱合理而又快速地挪过来，假期的时候去罗马还是希腊，就像一切都是她应得的。

　　温蒂打电话过来，问周几过来搞卫生。

　　不，我自己来。

　　什么？

　　我能搞定。她说。

　　我失业了？温蒂不情愿地追问。

　　她就是这样，她看不清形势。她真实的身价是每小时二十到三十美金，她每天在失业和新雇主之间徘徊，等她那完全不可能回到她身边的儿子。她一生都为他而活。

　　是的，朱利安粗暴地说，你失业了。

　　来到美国的第五年初夏，她接到贝拉的电话。此时的贝拉已经很有名气，朱利安认识的人几乎都耳闻过贝拉的财富和她的野心。贝拉打电话问朱利安是否愿意一起合作，做一个产业：把中国文化介绍到美国。再简单点，搞一个精英女性俱樂部，把在美国的精英女人们团结在一起，教她们修身、养性、品酒和西方礼仪。人家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七代，中国精英们可不缺钱，缺的是修养、贵族气质以及审美能力。甚至那些早年读到博士的中年精英，他们的子女完全不了解中国文化，以为只学了几句中国话，逢年过节表演个传统节目就能回到中国。总之，她觉得，朱利安身上才有那种代表中国美的魅力和元素，绝对能够大获成功。

　　一开始，朱利安还耐心地配合地微笑，推辞说自己并没有钱没有时间。

　　钱不是问题，可以回国融资。

　　贝拉对朱利安说，其实也不需要你做什么，你长得这么漂亮，如果你愿意，你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地跟我去见见客户，就是帮我的大忙。酒我是不让你喝的。怎么样？

　　到美国来对许多人还有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就是抹掉不喜欢的那一部分，照着喜欢的那部分过下去。可是有一部分人来美国，貌似为了摆脱过去的生活，但是他们带着它，一根汗毛都没有落下。这一套朱利安在广州的时候早就见识过了。这些人又要把它带到国外来祸害离开中国的人了。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任凭命运摆弄的软弱愚钝的蠢人，由于意志薄弱，竟然在臭水沟里跳舞。那拍手欢呼，视为视觉盛宴的人能好到哪里去呢？

　　朱利安说：

　　不，我不适合。

　　但我们要活出自己的价值……

　　朱利安挂掉电话。

　　有一天傍晚，刚刚接了孩子回来，金先生发来

　　视频。朱利安看了一下时间，广州现在才是凌晨四点多钟。他的头发很整齐，既像是还没开始睡，又像是洗漱完毕。她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说，让我看一看房子，看看你在干什么。她正在煎三文鱼。她把手机对准撒了胡椒粉的三文鱼，告诉他孩子已经习惯了黄油煎的三文鱼。

　　很鲜美。他心不在焉地说。

　　你怎么知道？她刚想说出口，意识到这个程序又要重复了， 她闭住嘴。

　　可是来不及了，金先生已经捕捉到了。

　　怎么样才能让你的心情变好一些呢？

　　她端着盘子伸过头看视频里的他。他的嘴角结痂，前几天上火了，他说。不知什么缘故，今天的金先生眼袋特别重，皮肤松弛，气色很差。他连保持自己的好心情也做不到了呢。她轻声地说：

　　给我时间，我自己可以做到。

　　过去那个喜欢和他生闷气、冷战，跟他对峙的朱利安已经消失不见。在和杰夫分手之后，她发现，对金先生不需要讨好和用心思，这种相处有一种邪恶的自在，不动感情，不动脑子，经历了那样刻骨铭心的恋情，回到这种状态里，朱利安时不时有一种全身被掏空的感觉。像是一根线随着杰夫的离去而从她背部被抽走了，就像她常常从海虾的背处抽出来的一样。无论海虾是死是活，那根线总之是被抽走了。

　　她找到那家招聘的寿司店。老板是中国台湾人，聊了几句就断定朱利安英文不好，他们那里人流量大，什么人都有，尤其是拉丁裔。老板是好意，觉得她英文不好，很可惜，但又夸她形象特别好，建议她快点把英文练好。一冲动，朱利安决定去端盘子，以练听力和口语的名义。

　　错开接送孩子的时间，其实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愿意。她现在愿意找活干。挣钱。

　　钱比她想象的难挣。第一天，她就把客人的一瓶啤酒洒了。她负责三张桌子，闲的时候无所事事，忙的时候突然手脚不够用，一天下来，两条腿像肿了一倍。这不是她应该吃的苦，所有人都这么说。她不这么想。像是要证明所有人的错，她把车停得远远的，摘下一切贵重的首饰，帽子和制服把全身裹住。她想吃这苦。因为吃这苦，能减轻她心头的恍惚。

　　她没有告诉金先生。金先生会说，你挣的钱根本不够车开出去的油钱哪。

　　她决定什么也不说。

　　你今天去哪里了？她把手机支在支架上，坐在椅子上听他说话。

　　我去博物馆看了一个画展。

　　中国人的？

　　全世界的。

　　你最近对看画展有不一般的兴致？金先生看上去发福了，不应该啊，这是个特别懂得养生和管理身材的人，视频里，他的眼袋更重——长久的离别，独自生活的习惯，让这个人变得更加陌生了。

　　是的，有时候。

　　你是不是认识了一些搞艺术的？他终于忍不住摊牌，这些搞艺术的都很复杂，你了解他们的底细吗？出于保全自己的体面，他加了一个“们”。朱利安明白，他知道了应该知道的。

　　我有脑子。她平静地说。

　　小红，金先生绷紧脸说道。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成熟。你甚至比以前更加幼稚了。

　　我不幼稚，会愿意接受今天的局面吗？

　　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不是我的。

　　你当时可以提出来。

　　就算提出来你也会说服我。

　　你就没有自己的主见吗？

　　我现在有了。

　　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金先生一下子提高音量，他在手机屏幕上晃了一晃后不动了。

　　你胡说什么，什么哪一步，哪一步都没有，就是一般的朋友。在感情问题上，人有本能的撒谎能力，她不仅一口否认，甚至，她的态度出现了悲愤，她的声音显得因为受辱才出现的急促和震惊，并且凑近手机镜头，让自己的表情显得更夸张。

　　金先生的面色开始缓和，看不出他信还是不信，但是，至少场面开始有所缓和：

　　我一直在替我们一家人的前途做长远规划，我一直在尽可能地做最好的储备，保证我们将来的生活可以不为金钱忧虑。

　　她不吭声。但是皱着的眉头有意地放松，表示对他的回应。

　　但是事后，她再一次被一种深深的羞耻——装着杰夫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不仅是否定一种所谓的婚外情，她否定的是这一年多来焕发出新活力的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因为甜蜜而入睡的夜晚。

　　她明白，是温蒂干的。

　　有些人，以为自己变成新人，其实还是旧人。她本来想指温蒂，后来觉得用在自己身上更合适。

　　看不清自己的局限，是一種悲哀;看得清自己的局限，无从突破，就不光是一种悲哀，而是一种不幸了。

　　有一天寿司店休息。她一时兴起，去了波士顿的“自由之路”。刚来的那年，她和金先生带着孩子，去过一次，当时请了一个会中文的司机帮他们讲解。道路地面是由红色砖块铺成，一路曲折蜿蜒，一直延伸在三公里的街道中。她当时一点都听不进去导游讲的什么“倾倒茶叶”事件和那片简陋的墓地有什么特别。但是，现在，经过了三年多，她明白这条观光线的历史韵味，以及感受到这条路对于美国历史的意味。她沿着波士顿公园的游客中心，走过金顶的马萨诸塞议会大厦、古旧的国王礼拜堂和以美食闻名的昆西市场等处。在富兰克林的雕像前，她遇到一群吵吵闹闹的游客，正在排队合影。他们用她不懂的语言快活地叫嚷。有那么一会儿，刺耳、粗鲁，但是很快，他们安静下来，反而使周边获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寂静和庄严。

　　差不多走了整整半天时间，经过高高耸立的邦克尔山纪念碑，接近了闪闪发亮的查尔斯河时，她已大汗淋漓，一阵瞬间的战栗和神秘的伤感突然袭上心头。她甚至想到了遥远的过去，贫穷的童年，那时她的内心充满着许多属于自己真正的渴望。如今，她觉得自己如此贫穷，只有一颗苍白的心;她甚至能预知到自己将如何默默无言地消逝掉其余的生命。

　　就在那天，她见到了一只天鹅。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打单的天鹅。她怀疑自己看错了。没错。整个河面一览无余，没有第二只，甚至连只鸭子都没有。不是说天鹅永远成双成对吗，不是说它们是神仙眷侣，相互照顾，永不分离吗？

　　现实就是，河面上一只天鹅，它缩在那里，没有一点声音，看不出是在享受孤独还是在伺机出动，谁也不可能知道在它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查尔斯河是许多重要的划船赛事举办地。听说，有一年，比赛进行时，一只凶悍的天鹅一次次俯冲攻击划船队员，奇怪的是，它的生命没有因此受到威胁，反而得到了大批粉丝。粉丝们给它取名为Best。人们说它勇敢有性格，呼吁给它生存空间。真相是，它更加为所欲为，使受害船只数量大幅上升。政府不得不把Best转移到了别处。不过，第二年，人们又在查尔斯河上发现一只刚刚长大的天鹅，与Best形体和性格都极为相似。它开始追打小孩，抢夺他们的玩具，甚至冲到河边的马路，撞击过往汽车，这时，就连Best的拥趸都意识到自己有些想当然了。在查尔斯河，喜欢天鹅的人没想象的多。

　　整整有十天，她没有接到金先生的视频。她视之为冷战。一无所知的安珀嚷嚷着要跟爸爸视频。她要代表自己的班级上台表演钢琴独奏。她的钢琴学得不错，得益于在国内时金先生请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钢琴教练培养了她的兴趣。去年的圣诞节，她在晚会上一曲惊人，让老师和同学都刮目相看。

　　和安珀没聊几句，金先生让安珀把手机递给妈妈。

　　目送孩子去了自己的房间后，他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一字一句地问：

　　你和他上过床吗？

　　这么粗鲁，这么——不留余地。她的脑海浮现出杰夫的脸，她的心抽搐了一下。这种情况下以这种丑陋的方式频繁提到杰夫，就是对他的一种亵渎，也是对自己。她把脸转到一边，抿住嘴，不再说话。

　　你这个蠢女人，我给了你这么多的好东西，你还嫌不够吗？

　　她没有吭声，但是侧过脸用余光看着他。他的脸狰狞可怕，嘴巴咧开，往日的风度荡然无存。如果不是隔着屏幕，他都可能把她撕了。蠢货，他喊着，你怎么变得这么轻浮，难道我辛辛苦苦把你送到美国，就为了让你变得这么轻浮吗？

　　我轻浮？！朱利安惊呆了。难道他曾经不就喜欢她那不染世故、冷若冰霜的性格吗？

　　也许这家伙觊觎你的房子，会绑架你的孩子。你不检点，到头来可能会害了我的小孩。他直勾勾地，眼珠快要从眼睛里蹦出来似的看着她，暴怒地喊道：你这个荡妇！

　　第一次听到这么直接而羞耻的诅咒，她的脸慢慢地红了：

　　你闭嘴！你这个——她说不下去了。从她到达美国的那一天起，她就已经发现他们正在分道扬镳，因为正是从那天起，她已经脱离了他来思考问题。

　　她顿了一顿，一字一句地说：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如果我脏，你比我脏一百倍，如果我是个荡妇，你也只配这个荡妇，你甚至都配不上——荡妇。

　　你把别的国家当成你的避难所，你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而你，假装自己是救世主。就凭

　　认识到这些，我也不会再惧怕你！

　　这个人总是喜欢用大话把他真正的意思包起来，无论他的生活里有多少压力、纠结和不适。他受伤成这样，还在放大话，他连去跟她平等对话的能力都没有。他只会按着自己的规划来。不知道过去跟他在一块儿生活时是怎么忍受下来的。

　　就算是奴隶，也有反抗的一天。她脱离了他的语境，找到了自己的立场。

　　过了一个星期，一个中午，她独自在家，他又发来视频请求，她立即就接了。冷战和沉默已经让她快呼吸不过来了，她觉得应该有个了断。一开始，他们相对无言，谁也不说话。她好像大病一场，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个受侮辱受伤害的人。前几天的记忆还未散去，就像开过聚会的厨房，尽管帮手们把表面打扫整洁，但垃圾桶里装的是食物的残渣，洗碗机里大量的刀叉和碗碟还没归位，只有主人们知道原来的厨房不是如此，他们一直非常小心，不要触碰那敏感的部位。他们沉默着，以便镇定心神。越是这样，气氛越是古怪，就像他们之间有一个马上就会被触发的着火点，却都选择小心翼翼地绕开，战战兢兢地忍受。沉默越久，真相就越近：他们都会妥协——他们彼此都再清楚不过了。

　　挂掉视频，她孤零零地立在客厅中央，现在，她是战场上的胜利者。这是她所经历的最艰难的一场战斗，也是第一次获得胜利。站在这幢空荡荡的、仍然残留着贵族气息的房子里，站在四千多美金的地毯上，她先是一阵畅快，感到压抑在胸口的淤积的气全部消散，甚至想找个人分享一下，但是这种狂喜和舒畅很快就消退了。她第一次认真地回想自己的人生。无论是自主的选择或者是被动的选择，这选择里并没有真正的成就感可言。她被生活带到了这里，或是幸运之地，或是伤心之地。苦涩和甜蜜，如今她都体会过了。她心里明白，自己内心的某种东西长成了，这被禁锢也被放逐的生活激起她天性中不安分的东西，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再次来到Swanlake。灌木丛中一片沉寂，没有天鹅。它们还没有到来，它们还在天上飞呢。凝望着空无一物的湖面，没有觅食的飞鸟、野鸭，只有安然的粗犷的、等待严冬的参天大树。一只真正的天鹅可是会越过高山和大海，经历风暴、离别和死亡的威胁，世人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驻足欣赏，他们并不会见证那无法言喻的一切。而且，就算她等来天鹅的身影，这将不可能是她去年见到的那一对。她站立着，一遍又一遍悄悄对自己说：

　　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

　　接安珀的时候，她遇到了杰夫。

　　最初，她没认出是他，他从她身边走过了几步。蓦然间，她的心一阵剧烈地跳动，她回过头。他看上去瘦了许多，衣服都空了。看到她发现了他，他立定了，转过身来。她一阵哆嗦，好像被人打了一下，可是她继续往前走着，好像冒着极大的危险似的，其实周围一张华人面孔都没有。她那天刚好穿着一件黑色夹克，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尽量身姿不动地向前走。她听到身后放缓的脚步，听到他的脚步声，她就能感知到他身上那庄重的、仍旧过于节制的性格，那仿佛闪着珠光的表达……她知道，那是她一生的挚爱。新鲜的力量长出来似的，她挺了挺脖子，低头的时候，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下午三点半的影子又高又直，像是被光注进了更多的力量。

　　站在传送带的边上，看着各种类型的行李，从黑色口子里出来。这个机场太熟悉了，朱利安不由自主回想他們全家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一起的旅行。他带她从这里出发，去过欧洲、去过日本和香港，最后一次去的北美，他曾经对她体贴入微，他至少说过上千次爱她，那时，这一切都好像属于她，而她多么无忧无虑……一切都太久远了。

　　过完春假，她把安珀送进了私立学校才买了回广州的机票。她向女儿承诺，她会回来，就算她回不来，她也能保证爸爸妈妈的爱一点不会减少。你十一岁了，必须要独立，一定要坚强。她撂下这句话，反复说了几遍，确定安珀真正记到了脑子里。

　　一个男孩拿到了他的行李，向朱利安挥手告别。这是一位被父母安排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准备回国享受一个星期的春假，犒劳一下自己的胃。他们十多个小时前坐在同一排，刚刚认识。整个飞行，他们聊过的话不超过十句。

　　你喜欢美国吗？看着神情落寞的朱利安，他好心地没话找话。

　　很高兴你这么问，朱利安转过头看着他，我喜欢美国，我喜欢蓝天，我也喜欢大房子和钱，但是，我更喜欢自由地选择。

　　这个回答似乎超过这孩子的预期，他礼貌地笑笑，把头转向窗口，不再说话。

　　现在，他的身影消失在出关处。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了。朱利安想。

　　一大群老年旅客拥进来，他们头上还戴着旅行社发的小黄帽，他们嬉笑着，闹哄哄的，显得精神饱满，每个群体中总有活泼的、能带动气氛的人，老年人也是，他们每说一个字，都使好大的劲，甚至辅以手脚。

　　她把行李箱从传送带上取下来，没有拿推车，她发现自己的臂力足可以支撑。

　　出了机场大厅，外面的天雾蒙蒙的，好像还是四年前走的那一天的样子，并没有改变。在机场坐上出租车，一路向市中心去。她知道自己脸色不好，不仅是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而是她自己内心那无法安放的茫然，她能想象他见到自己这副模样的反应。也许，也许一切都是错的，这几年全部都是个错误。他把她送到美国，极有可能是摆脱她的一个方法，他会说成是对孩子的教育有利，也有可能他从来没在机场被遣返过，也许他早就和另一个女人生了一个小孩。她想起他以前在合作谈好之后更改合同细节时还暗暗崇拜过他呢，这样做少费许多口舌。甚至也许——她今天的路，还是在沿着他的规划进行：走下飞机，走回谈判桌前。

　　她甩甩头。她想摧毁这个节奏，让它稀巴碎，重新搓揉，让它重新归整，变成自己如今想要的样子。

　　回城的路比她想象的似乎更堵塞，更漫长。到白云湖附近的时候，前方高速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滞堵严重。司机回头问朱利安可不可以就从这里将下高速从白云湖边绕行？

　　白云湖有天鹅吗？朱利安心不在焉地问。

　　哪里还有天鹅？司机哈哈大笑，就是有，也被怪鱼吃掉了。前阵子湖里有条墨西哥湾的“鳄雀鳝”快把白云湖的鱼吃完了。政府花了一个多月才把它捉住，花掉的钱数不清呢。

　　那去长隆飞鸟乐园。

　　看天鹅？司机好心地说，这得绕多少路啊，再说天鹅应该在飞到北方的路上。你来得太迟了呢。

　　朱利安沉默下去。想到那些正在长途跋涉的天鹅，想到远在艾市焦急等待她回去的女儿，想到接下来的场景，克制地争吵，怨恨地冷战，再或冷峻地，像陌生人那样公事公办。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要耗尽全力，她想起金先生那张冷峻的、聪明的、深沉的脸，她心里十分烦躁，可别忘了，他的掌握一切的决心还在那里，而她的软弱也蛰伏在那儿。稍一动弹，就会使它们复活过来。她想起远在合肥的母亲，一别四年，她眼巴巴地盼到的，也许是更多的失望。

　　她感觉到汽车的发动机的声音都那么刺耳。好似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就要上演，她仿佛看到了战战兢兢、畏畏缩缩的自己。她摁下车窗，深吸一口气：空气、风、广告，熟悉的感觉回来了，一切有关广州的记忆正在复苏。

　　她突然觉得一股冷意袭来，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座过去从来没有让她觉得有一丝寒意的城市，此刻令她微微颤抖。她疲劳至极，勇气快要耗尽了。

　　责任编辑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