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作家的陈忠实，他的“自我”的觉醒，当在1978年。这一年，他的工作面临一个难题。
1976年3月，他在刚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无畏》，这篇小说给三十四岁的陈忠实带来了短暂的荣耀，但是紧接着，中国的历史发生了巨变，“四人帮”覆灭，政治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因为这篇小说，陈忠实受到追查。尽管事后经多方查明，这篇小说的写作与“四人帮”毫无瓜葛，但因为事情在一段时间内被炒得沸沸扬扬，陈忠实还是受到了严重影响，被免掉了毛西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副主任的职务也摇摇欲坠。
辞职，还是被免，这是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选择题。
1978年，陈忠实三十六岁，人生差不多过半。顾后瞻前，来路艰难，去路茫茫。他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进行了分析和谋划，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决定还是离开基层行政部门，放弃仕途，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从而皈依文学，真正全身心地进入文学领域。6月，他这个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在基本搞完灞河八里长的河堤工程之后，觉得已给家乡留了一份纪念物，7月他就申请调动工作。组织上经研究，安排他担任西安市郊区文化馆副馆长。
对陈忠实来说，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抉择。从此，他告别仕途，转身成为作家，并且一步一步迈向他的文学远方。没有这次多少有点无奈的选择，陈忠实也许仍然蹒跚而行于那个荆棘之途，辽阔的《白鹿原》未必能进入他的视野。
算起来，到这一年，陈忠实已经在文学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了二十载。从1958年他十六岁时第一次在《西安日报》发表短诗《钢、粮颂》，到1965、1966年间在《西安晚报》发表快板词、散文和小故事，再到1973年至1976年间每年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其间既有处女作面世的快乐与憧憬，也有忽然不能写作、不敢写作的惊魂与疑问，还有短篇处女作《接班以后》被改编成电影、《无畏》登上国家大刊头条的春风得意与其后忽然面临的审查、撤职，陈忠实悲欣交集，文学、时代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以及种种疑问也缠绕着陈忠实，历经少年、青年，如今迫近中年，他必须重新思考，也必须选择。
仕途与文学，何去何从？
陈忠实出身于贫寒的农家，此前一直在农村的泥土中摸爬滚打，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仕途也是最实际的，而文学，多少有些虚幻，作为业余爱好，作为生活的点缀，倒也不失风雅，但要以之安身立命，不能不说有些冒险。更何况，最近的一次，陈忠实就是因为小说《无畏》而栽了跟头。文学可以“无畏”，现实令人生畏。
1978年，是一个历史悄然转变的年头。乍暖还寒，阴晴不定，欲罢不能，欲说还休。
灞河落日，长夜寒星，陈忠实徘徊于灞河长堤，游走于白鹿原畔，南眺群山，西望长安，对自己的后半生重新丈量。
其实，1977年末，他就已敏锐地感受到新时代即将到来或者说已经到来的气息。这一年冬天，陈忠实被任命为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河堤，住在距河水不过五十米的河岸边的工房里。这个工房是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他和指挥部的同志就住在这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做垫子的集体床铺。大会战紧张而繁忙，陈忠实一天到晚奔忙在工地上。冬去春来，1978年到来了。站在灞河河堤会战工地四望，川原积雪融化，河面寒冰解冻，春汛汹汹。紧张的施工之余，陈忠实在麦秸铺上读了《人民文学》杂志上的两篇短篇小说。第一篇是《窗口》，刊于《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作者莫伸，陕西业余作者，时为西安铁路局宝鸡东站装卸工人;第二篇是《班主任》，刊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小说栏头条，作者刘心武，北京业余作者，时为中学教师。莫伸比陈忠实年轻，刘心武与陈忠实同龄，两人都是当时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这两篇小说影响都很大，陈忠实读了，有三重心理感受：一是小说都很优美;二是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写作，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三是感到很振奋。特别是读了《班主任》，他的感受更复杂，也想得更多。当他阅读这篇万把字的小说时，竟然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每一次心惊肉跳发生的时候，心里都涌出一句话，小说敢这样写了！”陈忠实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尽管远离文学圈，却早已深切地感知到文学的巨大风险。但他是真爱文学的，他对真正的文学也有感知力，真正的文学在表现生活和写人的过程中，那种对于现实和生活的思想穿透力量和强大的艺术感动力量，他也是有深切体会的。他本来是在麦秸铺上躺着阅读的，读罢却再也躺不住了。他在初春的河堤上走来走去，心中如春潮翻腾。他敏锐地感觉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在陈忠实看来，《班主任》犹如春天的第一只燕子，衔来了文学从“极左”文艺政策下解放出来的春的消息，寒冰开始“解冻”，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陈忠实望着灞河奔涌向前的春潮，明确地意识到，他的人生之路也应该重新调整了。
1978年10月，陈忠实开始到西安市郊区文化馆上班。这个时期的西安郊区含西安市城三区之外东南西北所有辖区，郊区政府所在地在西安南郊的小寨。郊区文化馆驻地也在小寨，其中一处办公地全是平房，在后来的陜西历史博物馆近旁，院子里长满荒草。陈忠实图清静，就选择了这里。他从图书馆借来刚刚解禁的各种中外小说，从书店也买了一些刚刚翻译出版的外国小说，其中一些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他在破屋里从早读到晚，读到后来，兴趣集中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身上。这是陈忠实一生中最专注最集中的一次阅读，历时三个月，他为此提前做了时间上的精心规划和安排。这也是他在认识到“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之后，对自己进行的一次必要的艺术提高。陈忠实从《班主任》发表后得到的热烈反响中，清晰地感知到了文学创作复归艺术自身规律的趋势。他在这个时期冷静地反思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从喜欢文学的少年时期到能发表习作的青年时期，他整个都浸泡在“十七年文学”的影响之中，而“十七年文学”及其经验，此刻亟须认真反思了。尽管赵树理、刘绍棠、柳青等他喜欢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有迷人之处，但文学要跟上时代，特别是要走在时代的前沿甚至超越时代，写作者就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剥一层皮甚至几层皮。他认为，自己关于文学、关于创作的理解，也应该完成一个“拨乱反正”的过程，而这个反思和提高的过程，最为得力的手段莫过于阅读。阅读对象很明确，那就是外国作家作品。与世界文学大师和名著直接见面，感受真正的艺术，这样才有可能排除意识里潜存的非文学因素，假李逵只能靠真李逵来逼其消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深化、自我提升，是一个作家更新蝶变最为有效的途径。陈忠实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为“剥离”。剥腐离旧，“剥离”而后“寻找”，“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自1976年4月写成《无畏》（5月20日在《人民文学》第3期刊出），到1978年10月写出短篇小说《南北寨》，两年又半，除去三篇应景之作，陈忠实没有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一直处在痛苦和深刻的反省之中。与同时代从生活底层走出来的作家，如路遥、邹志安等人一样，陈忠实尽管当时还未踏入真正的文学之门，但他内心视文学为神圣事业;他对文学的追求左冲右突，因为时代的局限不得其门而入，但他却有圣徒的精神和意志。因此，当八十年代的精神曙光照亮古老的中国大地，他看到了光明，也看到了希望，他奋力向前，追赶时代，一方面要跟上时代，另一方面还要超越时代，走在时代的前列。
不必讳言，陈忠实出身普通农家，只读了高中，早年受那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颇深，就真正的文学创作而言，可以说他先天有所不足。陈忠实当年同时具有三个社会角色：农民，农村基层干部，作家/业余作者。陈忠实说他时常陷于三种角色的“纠缠”中。分田到户后，他有疑虑，直至亲眼看到自家地里打下了多得出乎意料的麦子，这一夜他睡在打麦场上，却睡不着了，听着乡亲们面对丰收喜悦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①三种角色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视角不同：农民，是生活者;农村基层干部，是政策的执行者;作家/业余作者，则要对生活进行冷静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更要有思想的穿透性和前瞻性。坦率地说，八十年代以前的陈忠实，思想者素质还相当薄弱。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对作家的思想者素质极其看重。对照陈忠实自述的在八十年代引起他产生“剥离”意识的生活现象，诸如原本看不顺眼的穿西服、着喇叭裤等世相，他当年要“剥离”的，第一是狭隘的农民的精神视野，或者说，不能仅仅以传统农业文明的意识看取生活，一个现代作家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都市视角和现代文明意识;第二要“剥离”的是政策执行者角色，这个角色是被动的和被支配的，容不得有自己的个性，特别是有自己的思考;第三，要“剥离”非文学的和伪文学的“文学观念”;第四，还要“剥离”诸如“思想，文化，革命，传统与现代”等方面几十年来因袭下来的观念，这些是比生活世相“更复杂也更严峻的课题”，旧观念可谓根深蒂固，不是说“剥离”就能“剥离”净尽的。无论如何，应该说陈忠实还是比较早地意识到“剥离”这个问题，而且“自觉”到了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剥离”就是自己“否定”自己，“觉今是而昨非”，这对很多人特别是作家来说是很难的。
一般的作家似乎只有“寻找”的过程，没有也不需要经历这个“剥离”过程。陈忠实为什么要“剥离”？从背景和经历看，陈忠实走上文学道路，先是因为自己的课余、业余爱好，后是因为当时政治的需要，有关文艺机构扶持“工农兵业余作者”，而他受当时文学实践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早期创作大体上是沿着“讲话”的方向和“政策”的指导往前走的。这种创作，在当时的陈忠实看来，是因为喜爱文学而过一把“文字瘾”。他从模仿自己喜爱的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政策的传声筒，要一变而成为具有独立思想和艺术个性的作家，不经过“剥离”就不能脱胎换骨。“剥离”是一种思想上的“脱胎换骨”，某种程度也是情感上的“洗心革面”。陈忠实说：“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述的能力。”② “艺术表述的能力”与文学禀赋和艺术经验的积累有关，而“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则无疑与作家的思想素质和思想能力有关。而这思想素质和思想能力的培育，对陈忠实个人来说，就非得经历“剥离”这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不可。陈忠实反思，他从1973年到1976年四年里写了四篇小说，这几篇小说都演绎阶级斗争，却也有较为浓厚和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息，当时颇得好评，《接班以后》还被改编为电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篇小说致命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不用别人评价，陈忠实自己都看得很清楚——问题在思想，那是别人的思想、时代的思想，而不是自己的思想，自己只不过做了一回传声筒。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确实是一个历史发生大转折的时代。从过去的时代一路走过来的作家，精神和心理上“剥离”与不“剥离”，对其后来创作格局与发展的作用，效果还真是不一样的。有的老作家，在五十年代写过一些颇获好评的歌颂“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文学作品，到了八十年代，面对时移世变，思想认识和感情态度还停留在当时的基点上，而且对新的东西一时还不习惯，接受不了，对现实失语，也就对历史和未来失语，很难再进行新的创作，只好写一写艺术技巧谈之类的文章。这说明，不是任谁都能“剥离”的，也不是任谁都愿意“剥离”的，更不是任谁都有这个必须“剥离”的思想自觉的。当然，“剥离”不“剥离”，完全是作家个人的一种自觉和自愿选择，绝对不是所有作家都必须要走的一条必由之路。笔者和陈忠实闲谈得知，陈忠实对于有的作家在新时代面前不能适应和无法适应、思想和创作陷入进退两难，看得很清楚，他以这些作家为镜，反思，自审，再一次确认自己的“剥离”很有必要。
“剥离”不是完全放弃，而是坚持中有所更新，类似于哲学上的一个概念：“扬弃”。比如对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1984年，陈忠实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会上关于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讨论和争论，就对他极有启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以坚持，但现实主义必须丰富和更新，要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此后，陈忠实开始自觉地反思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他想到了柳青和王汶石，这两位陕西作家是他的文学前辈，当年写农村题材获得全国声誉而且影响甚大，陈忠实视二人为自己创作上的老师。但是到了1984年，当他自觉地回顾甚至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但他又接着说：“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③
对陈忠实来说，“剥离”之后的“寻找”，主要的就是重新寻求意义世界，重构自己的审美判断。旧的精神世界被逐渐“剥离”了，必然需要新的意义世界来“丰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既是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方式，更是寻找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和美学世界。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写人。陈忠实在小说艺术上寻找的结果，最终问题的归结点，还是集中在人物描写上。之前的很多文学作品写人物，简单地按阶级划分成两大类，一是剥削者、压迫者，一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然后就是按“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模式结构情节，设计人物冲突。陈忠实在“寻找”之后认识到，写人，要从多重角度探索人物真实而丰富的心灵历程，要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要从过去的主要刻画人物性格变换为着重描写“人的文化心理”，从写“典型性格”转变为写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性格不是不要写了，“典型性格”也不是不要写了，还是要写的，但已不是自己創作的着眼点。过去的小说是以塑造性格为目的，他现在要以挖掘和表现人物的文化心理为鹄的，在挖掘和表现人物的文化心理的同时塑造人物性格，这样才能写出真实、完整而且丰富的人。
从1978年10月到1988年2月，陈忠实动笔写《白鹿原》（1988年4月1日开笔）之前，一共写了四十九篇短篇小说，九部中篇小说，还有一些散文和报告文学，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陈忠实迤逦而行的艺术探索之履痕。仔细研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在八十年代前期，陈忠实前进的脚步并不整齐，或前或后，或左或右，但他是紧紧追随时代大潮的，也一直义无反顾地走在“剥离”与“寻找”的道路上。而当时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也确实给陈忠实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激动人心的精神之门，展示出一道又一道前所未见的艺术风景，从而激发出他无尽的创造活力和勇攀文学高峰的豪气。最后通过《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完成了自己的文学使命。蝴蝶一生发育要经过几个阶段的完全变态，才能由蛹变蝶。大人虎变，君子豹变，作为作家的陈忠实，在其精神进化的过程中，大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艰难蜕变。虽有种种先天不足，但陈忠实以圣徒精神追寻文学之门，虽九死而不悔，一方面具有可贵的反思精神，另一方面具有顽强的求索精神，这就使他能由最初的听命和顺随式的写作，转为自身的怀疑和内心的惶惑，进而不断地开阔视野并寻找自己，在不断蜕变中最终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自我。听命与顺随，反思与寻找，蜕变与完成，三级跳跃，陈忠实走过了从没有自我到寻找自我，最后完成并确立自我这样一个过程，成为一个时代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大作家。
陈忠实后来有一些诗词，抒发他在创作《白鹿原》过程中的怀抱，“拭目扪心史为鉴，破禁放足不做囚”（《和宁夏张其玮先生》）。特别是《青玉案·滋水》这首词，借那条从南面的秦岭山中奔涌而出，再由白鹿原东面折向西来，流经他家门前再向西去，然后北折汇入渭河的灞河（古称“滋水”），抒发了他在创作的道路上无所畏惧，另辟蹊径，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决心和豪迈：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過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对于作家来说，可以真诚交流的朋友圈子是必不可少的。朋友圈子是一个作家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和秘密的信息源之一，是思想碰撞进而迸出思想火花的炼钢炉，是灵光闪现、灵感降临的一个重要场所，当然也是交流创作心得的最为合适的地方。
在灞桥乡间，陈忠实有几个文学朋友圈子。
早在1965年，西安市召开文艺创作大会，灞桥区选出十个代表参加，他们是：陈忠实、唐高、蒲连贵、郭丁戊、陈鑫玉、王宏海、仲益春、张君祥、贺治坤、蒋三荣。由于共同的出身和爱好，几天下来，他们已经互相熟悉并且成了好友，此后多年，一有机会就聚在一起交流，当时号称灞桥文学艺术界“十兄弟”。“十兄弟”之一张君祥后来回忆：“为了不断提高兄弟们的创作水平，经忠实提议，我们商定每年至少相聚一次，拿出自己的作品，在会上进行研讨。陈忠实的《高家兄弟》（小说）和我的《争女儿》（戏曲），都是在我家经大家讨论研究而成的。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条件很差，记得有次在我家聚会，说是过年，还不如现在的平常生活，谁还想吃个白馍，那是城里边的事情。乡下人过年，好了称上二斤肉，动个腥;不好的，常是萝卜白菜一锅熬。若要招待客人，一桌四个盘子算是高档的，一般都是大烩菜一碗。那次我招待弟兄，尽了最大努力，端出了四个盘子和一瓶七角的‘小角楼’酒。我亲自下厨，做了一盘烧白菜，端上桌来，忠实先夹了一口，高兴道：‘这味咋这么香？’大伙瞪圆双眼：‘得是的？’三锤两梆子吃光了。盘子漏了底，我也漏了馅，大伙要求再来一盘，我尴尬道：‘很抱歉，只剩下白菜根了。’那一天，我知道来人多，凳子少，早早让母亲把炕烧热，好让兄弟们坐在热炕上讨论作品。兄弟们来齐后，我让他们都坐在热炕上，中间放个小桌放烟茶。”④然后他们就在土炕上开起了研讨会。
1973年春，由西安市郊区革委会政工组安排，陈忠实、王韶之、罗春生、郑培才等人组成写作班子，编写以车丈沟、郭李村群众的血泪史和阶级斗争反抗史为内容的《灞河怒潮》一书，陈忠实写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为该书统稿，该书1975年9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忠实与写作组的几个人自然也就组成了交流文学及其他的朋友圈子。郑培才（笔名郑征，后有长篇小说《东望长安》等作品问世）后来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湖北襄樊是改革试点市，为短期内改变这个历史文化古城的落后局面，上级指示到大城市、先进城市去挖人才，而唯一能调动人才胃口的是：家在农村的，可以解决农村家属子女转为城市户口，并给他们安排工作，安置住房。这样一来，陕西就有几百名家在农村的科技、文化人才和技术工人到了襄樊。郑培才到了襄樊，负责安置来自陕西的科技人员和家属子女。他想到故乡白鹿原北坡下西蒋村的陈忠实，陈忠实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妻子翠英上侍双亲、下育儿女，一个人劳动于田间。陈忠实是民请教师，后借调到公社工作，依然是一位记工分的背粮工，后来转成了正式干部，但工资太少，生活依然捉襟见肘。郑培才就把陈忠实的情况介绍给当时的襄樊市委书记，全面详细地介绍了陈忠实的德、才、能，书记说：“这样的人才，我们欢迎。”郑培才连夜给陈忠实写了一封信，信发出去了却不见回音。郑培才利用到西安出差的机会，找到陈忠实问他为什么不回信，陈忠实歉意地一笑道：“那样优惠的条件，老兄说那是个好地方，谁不心动！可我考虑再三，我已背上了文学这个十字架，生活再苦，我也不能离开故乡这块热土;离开了关中，离开了故土，也许我啥也写不出来了！”⑤陈忠实在这里说的话非常重要。这说明他对他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方向有极为明确的认识，对他的创作也有极为明确的认识，他就是写“乡土”的，乡土是他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乡土，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秧，“也许我啥也写不出来了”！所以，陈忠实不仅不去条件优厚、令人心动的襄樊，而且后来当了陕西作协专业作家，全家都进了西安城，他还是要回到灞桥西蒋村，哪怕是一个人住在那里，始终不离开“故土”，直到五十岁写出了《白鹿原》。
在西安市，八十年代初，也有一个文学圈子，而且是结社的，叫“群木文学社”（有的社员回忆叫“群木小说社”）。笔者考证，社员大约有九人，他们是：贾平凹、陈忠实、周矢、张敏、郭培杰、李佩芝、高铭（另有人写为：洺）、叶萍（可能是笔名，另一笔名“田夫”）、黄河浪。贾平凹曾回忆：“记得四十年前，当时我是二十多岁，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一些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当时组成了一个文学团社，我给这个文学团社取名‘群木文学社’。”⑥张敏回忆说：“那一年的春天，古城西安一帮年轻文人，为日后能在中国文坛上亮出雌雄来，纷纷捋袖子绾裤腿，串联拉帮。搞文艺批评的，结成‘笔耕社’;一群诗人结社为‘破土’。贾平凹在西安小说界已小有名气，关键是他的产量又特别高。那时全国的文学杂志甚少，随便翻一本，几乎全都能找见他的小说，于是一伙人便在我家商量也成立一个什么组织，不能让评论家和诗人，小瞧了我们这一帮子未来的小说家。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为这件事很费了些脑子，他問我：‘成立个小说社……’”“贾平凹把小说社定名为‘群木’。”⑦
“群木文学社”社长是贾平凹，陈忠实是副社长。叶萍回忆，“我们不定期的聚会”，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聚会，“有社长平凹”，“陈忠实没来，他是副社长”。⑧张敏回忆，贾平凹“当了一回‘群木小说社’社长”，“大家就让贾平凹当头儿”，贾平凹“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家。我家里住着一个社长”。贾平凹回忆，“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当时都是群木社的。那个时候我们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那个时候很年轻也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着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要么就是写东西。那个时候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从那个时候一路走过来，走到今天，回想起来有喜悦有悲苦，写出来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了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是说不出来的。”
关于社内的活动，张敏回忆：“开始还新鲜，大家正襟危坐，贾平凹招呼一声，讨论便开始了。无非是汇报一下，这个星期又有什么新作在什么地方发表，然后交上三毛钱的‘荣誉费’。没有发表作品的，当场也要交三毛钱的‘耻辱费’。钱由周矢来收，每人还要在‘荣誉费’和‘耻辱费’的栏目下签上自己的名字。”叶萍回忆：“我问小说社都干些什么事情。平凹说：每月发一篇稿子交会费三毛叫‘荣誉费’，不发一篇就罚三毛叫‘耻辱费’……”
张敏还回忆：“再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小说社的生活问题。大家聚会，要喝茶，要抽烟。不吃肉不喝酒，饭总是要吃的。七八个人，又都年轻，坐一席，饭钱谁掏？粮票谁掏？虽说是轮流坐庄，可以抵消，但陈忠实家离城三十里，谁去？贾平凹没家，咋办？还有单身汉，没房子，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又增加了周矢的工作量，要想办法给大家办伙食，买烟茶。小说社逐渐往家庭化上发展，后来就学会了打麻将。桌子一支起来，小说社便名存实亡了。”
张敏在这里所记，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一方面文人好学名士状，名士风度就是对什么正经事都视而不见，单拣好玩好笑的嬉笑怒骂一番，另一方面张敏是多年后忆往，自然云淡风轻、心态超然。试想七八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处在八十年代初那个充满朝气和生气的时代（与九十年代及之后盛行的“痞气”和“疲化”不同），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虽然不一定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总免不了议论时事，臧否人物，品评文艺，不然这个“群木文学社”竟是一个混吃混喝社了。倒是前引贾平凹所记，可能更接近于“群木”的真实面貌。
陈忠实参加“群木文学社”活动的资料，除了上述他人零星提到，笔者还未见到。他参加的次数可能不会太多，但肯定是参加过的。贾平凹对“群木”社名的含意后来有一段阐释，他说：“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棵树长起来特别不容易，因为容易长歪长不高，一群树木一起往上长的时候，虽然拥挤，但是在拥挤之中都会往上长，容易长得高长得大。”陈忠实于2001年9月15日写过一篇文章，他是有感于叶广芩、红柯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而写的，题为《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其意就得自贾平凹的这个“社旨”。他说：“我想起新时期开初几年，我在西安郊区文化馆时，归西安市文联领导。市文联为促进西安地区刚刚冒出的十余个青年作者的发展，成立了一个完全是业余、完全是民间的文学社团，叫作‘群木’文学社，由贾平凹任社长，我任副社长。记得由贾平凹起草的‘社旨’里，有一句话至今犹未忘记：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我体味，互相拥挤就是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不是互相倾轧互相吐唾沫。道理再明白、再简单不过，任何企望发粗长壮的树木，其出路都在天空。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当代文学的天空也够广的了，能容得下所有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二十年过去，‘群木’文学社早已解体，我却记着这条‘社旨’。”⑨尽管无法确知陈忠实参加了多少“群木”的活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这个群体里，是有收获的，因为他二十年后还记得“群木”所昭示的象征意义。
文友间更多更深的交流，可能还是陈忠实1982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以后。毫无疑问，当年陕西最顶尖的作家、评论家都在作协西安分会或者是这里的常客。据我的考察和研究，2000年以前，陕西作协（前身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的读书和创作风气非常兴盛。笔者前几年看到作家魏钢焰的藏书，吃惊不小。魏钢焰的长子魏林刻回忆，五十年代后期，作协后边的大院里，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胡采，包括魏钢焰等作家，一排排地坐在那里读书，给他印象很深。那时很多作家都写出了代表作或成名作，但是为了更好的创作，读书蔚为风气。读书之后，大家也在院子里讨论、争论，也是一景。八十年代，高桂滋公馆后院那三个连排四合院的作协办公院里，也有几个文友经常聚会的房间。其中一个就是《延河》小说编辑王观胜“宿办合一”的房间。那是门朝北开的一个狭长的房间，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常客有路遥、陈忠实、白描、董德理等，西安和外地到《延河》或作协来办事的作家，也经常参加进来。
王观胜去世后，2011年11月，陈忠实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从中可见八十年代文友们聚谈的情景，细致而生动，摘录如下（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个别句子有删改）：
我那时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老屋，省作协开会，或是买面粉买蜂窝煤，我才进城。开完会办妥事后的午休时间，我便很自然地走进王观胜宿办合一的屋子，其实只有半间房，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绝大空间，我多是坐在床沿上聊天。聊得兴起时，他便从立柜里取出一瓶雀巢咖啡，为我冲上一杯，我也不客气，品尝起这绝佳的洋货饮品。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世界文学多种流派一波接着一波潮涌中国文坛的最热闹的时期，自然成为闲聊的话题，相对封闭在乡野的我，常常从他这儿获得许多文学新潮流的信息。文学新潮还携裹着一些洋气的生活习性，喝咖啡便是其中之一。
在咖啡的余味里，我听着观胜说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许多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有的我知道或者读过（我订有《苏联文学》《俄苏文学》），交流阅读感受的话题便会很投机。有的新翻译过来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我尚未见过，他便介紹给我，我到书店寻找购买，又会成为下一回见面时闲聊的话题。他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兴趣极高，十分推崇，我们可谓趣味相投。新时期才被介绍进中国的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舒克申，是我们尤为赞赏的两位大家。品着雀巢咖啡，交流苏联文学的阅读感受，目的在于提升自己的写作，我更多的时候是从他的说辞里获得启迪。
观胜的半间房子里，我更多见到的情景是“人满为患”，几位资深的《延河》老编辑也到这里来闲聊，椅子和床上都坐满了人，占不上座位的人甘愿站着。闲聊很少涉及家长里短，多是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议论某位作家某篇作品，有欣赏的也有不欣赏的。而刚刚出现的某些非文学因素，常常会引发甚为激烈的议论。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议论着的时候，王观胜突然不愠不火地撂出一句：“球不顶。”便引发一阵哄然大笑。一句“球不顶”，把热烈议论着的话题给予总结，既然那些非文学现象于文学创作本身球事也不顶，大家就顿然明白，议论这个没有必要。
路遥是观胜半间屋的常客。尽管我十天半月才进一回城，却几乎每回都能在观胜的屋子里见到路遥。路遥如果不外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第一站，往往是这半间屋子，其他时间或是写作或是编稿（路遥也是《延河》编辑）累了需要缓解片刻，他也轻足熟路蹿进来。我在这间屋子遇见路遥，常见的姿势是他斜躺在观胜的单人床上，即使有空闲的椅子他也不坐，自我解释说看稿或写稿坐得腰疼，需要放松一下。路遥的文学见解和对见解的坚信令我感佩，他对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异变的独特判断也总是令我大开眼界，他对改革开放初期某些社会现象的观察和透视，其力度和角度，更是深过一般庸常说法。路遥也是苏联文学的热心人，常常由苏联文学对照中国文坛的某些非文学现象，然后用观胜爱说的“球不顶”调侃了之。“球不顶”由路遥以陕北话说出来，我忍不住笑，观胜也开心地笑起来。观胜的“语录”被路遥引用，观胜此时便会打开柜子，取出他自己平时也舍不得享用的雀巢咖啡来，为每人冲上一杯。记得路遥曾调笑说，观胜这间屋子是“闲话店”，也是“二流堂”（抗战时期重庆一些文化人聚集之所，调侃之称），此说不是贬义，而是说这里是人气最旺的一方所在，《延河》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无论长幼，已经由喜欢变为惯性在此聚合，在这个小小空间交流信息、抒发见解，可以无所顾忌，自由且自在。这种交流氛围的诱惑，远非咖啡和茶的诱惑所能比拟。⑩
当然，陈忠实在八十年代还有更高的交流空间，那就是一些全国性的文学会议。1984年3月，陈忠实参加前文提到的“全国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期间，看到《十月》杂志副主编、作家郑万隆在开会期间校对《十月》“长篇小说专刊”拟刊发的《百年孤独》文稿，此时这部1982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拉美作家作品还未正式出书，他就想先睹为快。会后，郑万隆把刊有《百年孤独》的《十月》专刊寄给了陈忠实。陈忠实因此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早读到这部作品并深为沉迷、深受影响的作家之一。“多年以后”的句式和倒叙手法，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此后一直深深地影响着陈忠实的创作，并且被他用于《白鹿原》的创作之中。
1986年，陈忠实发誓写出一部死后可以“垫棺做枕”的作品，显出了甘为文学殉道的气概。1988年4月1日，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在《白鹿原》的草稿本上写下第一行字时，“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关于《白鹿原》最初的创作计划，陈忠实在1990年10月24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副主编何启治的信中，是这样说的：“此书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全书约四十五六万字”。看来原计划是一年初稿，一年修改完成，明确是1989年就“修改完成”。
实际写作情况是，初稿在1988年4月初动笔，他写得很从容，坐在沙发上，把一个大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很舒服地写，一点也不急。7月和8月，因故中断写作两个月;9月再动笔，到次年即1989年的1月完成，实际用了八个月时间。初稿约四十万字，陈忠实称为“一个草拟的框架式的草稿”。
第二稿陈忠实称为“复稿”或“修改完成”稿，于1989年4月开始写，打算用两年完成。他写得很认真，心里也很踏实，因为有草稿在。但陈忠实蛰伏在西蒋村乡下写他的《白鹿原》时，发生了一些大事，在当时的形势下，创作是必须搁下了。
时间耽搁，陈忠实开始还有些着急，后来想，早半年晚半年或者早一年晚一年写完，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如此一来，有了对一些问题再审视的从容，反而有利于把已经体验和意识到的东西更充分地展现出来，不留遗憾。心态从容了，也不着急了，他说他“死心塌地”地进入了后边的写作。
《白鹿原》原计划用两年左右写完，实际用了四年。虽然此作第二稿是1992年1月写完的，但这部作品的起根发苗或称孕育是在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的时间也是八十年代，《白鹿原》的思想、人物、故事以及艺术上的种种追求都在八十年代已然形成。如果把《白鹿原》归入特定的年代，那它无论怎么看，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强调这点是因为八十年代的中国与九十年代及以后的中国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概括地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的时代，郁积已久的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冲天烈焰照亮了自1949年以来的历史天空。而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一个转折点，此后这种理想精神与创新激情渐渐冷却，实用主义态度兴起并转而代之，这是一个剧烈而复杂的动荡期。陈忠实此刻正在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枕头工程”，他的心态是复杂的，却也是坚定的。
在这个时段，他给一些信得过的好友写过很少的几封信，在谈其他事情的同时，偶尔也透露出他当时对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白鹿原》的想法和所持的态度。
1989年10月2日，陈忠实写信给峻里。这封信本来主要是谈他给峻里办的一件私事的，由于峻里是至交，一直真诚地关心着他的创作，陈忠实就在信中谈及正在写作的《白鹿原》。陈忠实说，他现在无法进入写作的“心境”。又说：“我已经感觉到了许多东西，但仍想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弄出来再说，我已活到这年龄了，反来复去经历了许多过程，现在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我现在又记起了前几年在文艺生活出现纷繁现象时说的话：生活不仅可以提供作家创作的素材，生活也纠正作家的某些偏见。那时是有感而发，今天回味更觉是另一种感觉。”这段话内涵丰富，其中非常明确地表明他将坚持他的创作初衷，完全是一种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的决绝态度。陈忠实早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追随时代风潮特别是时代的政治风潮，现在“已活到这年龄了”，“就有保全自己一点真实感受的固执了”。这都是来自生命体验的肺腑之言。信末，他嘱收信人“读罢烧掉”！
这些话也足以证明，《白鹿原》不仅思想、人物和故事，而且其全部精神与气质，都是八十年代的。《白鹿原》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精神和气质最后的闪耀和谢幕。
用笔写长篇小说，是一种既耗神又费力的劳动。陈忠实的解乏提神之法，是喝酽茶、抿西凤酒、抽巴山雪茄;散心放松之法，则是听秦腔。这差不多也是陈忠实所有的业余爱好了。
八十年代中期，陈忠实当了陕西作协的副主席以后，经济状况初得改善，便给乡下买了一台电视机，不承想因为接收信号不好，收不到任何节目，有声无像。后来他不甘心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就破费买了放像机，又买回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录像带，自己欣赏，村子里的老少乡党来了，也让他们欣赏。电视机那时在农村还是个稀罕物儿，他常常要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满足越拥越多的乡党。后来，他又买了录音机和秦腔名角经典唱段的磁带，听起来不仅方便，而且经典唱段可以反复听。
写作《白鹿原》的四年间，累了，陈忠实便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打开录音机听上一段两段，他感觉“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是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隔墙有耳，久而久之，连他家东隔壁小卖部的掌柜老太婆都听上了戏瘾，有一天该放录音机的时候，他也许是一时写得兴起忘了时间，老太太就隔墙大呼小叫陈忠实的名字，问他：“今日咋还不放戏？”陈忠实便收住笔，赶紧打开录音机。老太太哈哈笑着说，她的耳朵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痒痒了，非听戏不行了。
陈忠实四年间听着秦腔写《白鹿原》，秦腔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似乎不可低估。《白鹿原》与秦腔，特别是与秦腔经典戏曲中人物语言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在致何启治的信中谈到《白鹿原》的创作，说“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这里谈到两个“全部”，一是“全部”的生活储备，二是“全部”的艺术能力，其实，还应该再加一個，那就是“全部的艺术勇气”。没有“全部的艺术勇气”，是不能把《白鹿原》最初的艺术理想坚持到底的。
《白鹿原》的写作进度后来有些慢，也是陈忠实有意为之。2012年3月28日晚上，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一些陈忠实研究者签订图书出版合同，陈忠实在座，他讲，《白鹿原》写作过程中，他已经感觉“自己写的这个东西是个啥东西”，在当时的文化氛围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版，所以改写第二稿时，就是慢悠悠的。
1991年，陕西省文联和陕西省作协换届的消息不断传来，作为陕西作协现任的党组成员和副主席，陈忠实何去何从并不由他自己，但他不得不面对并处置相关问题。1991年8月30日，陈忠实在给至交好友、陕西乡党、评论家白烨的信中提到，“陕西文联和作协的换届又推至十月末十一月初，人选在不断捋码中，一阵一种方案的传闻，变化甚大。无论如何，我还是以不变应多变，不求官位，相对地就显得心安了”。“不求官位”，而且他后来还拒绝了到省文联当正厅级书记的安排，一心当一个作家，一心写作，“心安”一语正是他当时写作的心态和想要追求的心境。提到正在写作中的《白鹿原》，陈忠实说：“长篇这段时间又搁下了，因孩子上学诸事，九月即可投入工作，只剩下不足十万字了，能出不能出暂且不管，按原构思弄完，了结一件心事，也可以干些别的。”这里所说的，再一次证明陈忠实不仅仍然“按原先的构想继续长篇的宗旨，不作任何改易”，而且此时完全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心态，纯粹是沉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中了，不了结这一件“心事”，心何以安？怎么可以再干别的？
历时四年，1991年深冬，在陈忠实即将跨进五十岁这一年的冬天，小说中白鹿原上三代人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了最后的归宿。陈忠实在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迎来了1949年，白鹿原解放了，书写《白鹿原》故事的陈忠实也终于解放了。这一天是农历辛未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元1992年1月29日。写完以鹿子霖的死亡作最后结局的一段，画上表明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过了许久，他从小竹凳上欠起身，移坐到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
傍晚的时候，陈忠实到灞河滩上去散步，胡乱走着，一直走到了河堤尽头，然后坐在那儿抽烟。冬天的西北风很冷，腿脚冻得麻木，他也有了一点恐惧感才往回走。半路上，又坐在河堤上抽起烟。突然间，他用火柴把河堤内的枯草点着了，风顺着河堤从西往东吹过去，整个河堤内的干草哗啦啦烧过去，那一刻，他似乎感觉到了一种释放。回家以后，他又把所有房间所有的灯都打开，整个院子都是亮的。村子里的乡亲以为他家出了什么事，连着跑来几个人问。陈忠实说：“没事。就是晚上图个亮。”
真正的文学创作往往具有某种向既定的艺术格局挑战的意味。陈忠实一方面坚持为民族画魂的艺术理想，要保全自己真实的艺术感受，另一方面他对《白鹿原》的出版前景看得并不清晰。《白鹿原》在接近写完的时候，他就已经考虑其结局了。《白鹿原》写成后，他只告诉了家人，同时“嘱咐她们暂且守口，不宜张扬”。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不想公开这个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仅仅只是一时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拿出来投出去。”“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我甚至把这个时间设想得较长，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对夫人说，我就去养鸡。道理很简单，都五十岁了，长篇小说写出来还不够出版资格，我宁愿舍弃专业作家这个名分而只作为一种业余文学爱好。无论会是哪一种结局，都不会影响我继续写完这部作品的情绪和进程，作为一件历时四年写作的长篇，必须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才算了结，心情依旧是沉静如初的。”这种“豪狠”的精神，这种沉静，这种大有为未来写作的考量，是大丈夫的气度，也是大作家必备的素质。
1998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之后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系列，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收入中国出版集团“中国文库”系列;2008年入选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商报联合组织评出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中国人的三十本书”，2009年全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2018年入选《新京报》评出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中国人的四十本书”。《白鹿原》已被改编或移植为秦腔、话剧、舞剧、歌剧、电影、电视剧、连环画、雕塑等多种艺术形式，被翻译成法、日、韩、越南、蒙古等国文字及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出版，并在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出版繁体字本。
陈忠实逝世后，海内外很多单位和个人发来了唁电，在悼念的同时高度评价陈忠实其人其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唁电中的两段话，似可为“盖棺论定”：
陈忠实是中国当代文学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四十年历史进程中的贯穿性作家，领军性人物。从早年的《接班之后》《信任》，到后来的《康家小院》《蓝袍先生》，再到长篇小说《白鹿原》，他以敏锐的感觉，灵动的文笔，感应着时代的脉搏，把握着生活的律动，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个性鲜明又富有精神内涵的人物形象，深入探析了人性与人生的丰盈蕴藏，民间与民族的厚重秘史;尤其是坚实而丰厚的《白鹿原》，由乡土与乡镇、乡民与乡俗入手，步步深入地展开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历史演变，描绘出了一幅熔乡情、民情与社情、国情为一炉的雄浑壮阔的艺术画卷，堪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史诗性杰作，实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珠穆朗玛峰式的里程碑性精品。
陈忠实的为文与為人，都称得上“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他对文学，志存高远，倾心竭力;对朋友，赤诚交心，讲情讲义;生活上简从俭朴，得过且过，文学上攀登不懈，永不满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投入给文学，奉献给社会，交付于人民。他是以为自己立言的方式，为人民代言。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生活元气和时代豪气的伟大作家。
责任编辑 徐晨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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