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李商隐的仕途起步于幕府，终结于幕府，在幕府中度过的时间最长，比较起来也最为顺遂。

　　展开诗人全部的人生细部，我们会发现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在幕府中能够很好地待下去，无论是前期令狐楚的天平军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幕府、崔戎华州刺史幕府、王茂元泾原节度使幕府，还是后期郑亚桂管观察使幕府、卢弘正武宁军节度使徐州幕府、柳仲郢东川节度使幕府等，几乎所有幕府的主人都对他礼遇有加，爱护和帮助，有一些情节还相当令人感动;但他转而出任朝官时的情形正好相反，好像总是难以为继，如两入秘书省都没有待下去，即便在令狐绹的帮助下补太学博士，也很快离去。但他最向往的还是能在朝中任職，因为在幕府任职终究不算正途。

　　离开朝廷去地方幕府做幕僚，常常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可算一种迂回入仕的方式，像高适、岑参、令狐楚、韩愈等诗人都是进士及第之后先入幕府，而后入朝。但在幕府之间蹭蹬一生的士子还是大多数，比如李白、杜甫在晚年还曾进入幕府。“安史之乱”发生后，李白因为进入企图谋乱的永王李璘的幕府而获罪，被营救后又入宋若思的宣城太守幕。杜甫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还做了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的参谋。而晚唐的“小李杜”都是二十六七岁便通过了吏部铨选，并授校书郎清要之职，应该算是很不错的入仕开端。像张九龄、白居易、元稹等诗人，都是由校书郎起步，最后抵达美好的前程。杜牧和李商隐在校书郎职上似乎都未超过半年，杜牧自愿去了远亲江西观察使沈从师的幕府，李商隐则调补弘农尉。

　　李商隐离开令天下士子瞩目心仪的芸阁去做负责刑狱的县尉，里面肯定有无法言明的苦衷。县尉之职实在折磨悲悯柔软的诗心，当年杜甫也被授予河西尉，却辞掉了这个通过千辛万苦才获取的职位，“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官定后戏赠》）。边塞诗人高适做封丘尉时，写下“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的诗句，后来也是辞职而去。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时，说自己“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熙宁中，轼通守此邦，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于壁》）。李商隐在弘农尉位置上没干多久，就为一件冤狱与上司发生矛盾，愤然离职。诗人三十七岁才选盩厔尉，后又调任京兆尹留假参军，对审囚问案难以忍受，不到一年便去了徐州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幕府。

　　不同的是高适与苏轼后来都官居高位，年轻时的治世抱负得以施展。高适驰骋沙场，讨平叛王李璘后又临危受命，讨伐安史叛军，解救睢阳之围，官至刑部侍郎、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苏轼则为郡守、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帝师，并为文坛领袖。而李商隐一生去得最多的地方即是幕府，这里似乎成为他最后的接纳地。

　　反观唐代杜甫、韩愈等著名人物，他们在幕府任职时常常牢骚满腹。几乎所有仕人都将宦游幕府看成一件不得已的苦差，只做暂时栖身而已，总是急于返回朝中，就连自愿去幕府的杜牧，这期间也不断回望长安。李商隐当然多次尝试进京，以此作为人生的更高理想，但现实之门对他好像总是关闭的。他在幕府的具体情形后人很难得知，仅就留下的文字来看，身为幕府主人的节度使或刺史们，对待诗人之好，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最初令狐楚对他之关心爱护自不待言，后来的崔戎、王茂元、周墀、郑亚、卢弘正、柳仲郢，每一位大人都厚待李商隐，帮助之大、呵护之细心，都值得好好记述一番。他第一次科第落选后，华州刺史崔戎收留他，同样对他极为欣赏和喜爱，送他到南山与自己的儿子们一起习业备考，并资助他再去京城应试。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将最小的女儿许配与他。周墀予以赏识、厚待。郑亚让他做幕府判官，并一度代理昭平郡守。卢弘正聘他为判官，得侍御史衔，从六品下，是他入仕以来所获最高职级，令他情绪昂扬，精神振奋：“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我生粗疏不足数，梁父哀吟鸲鹆舞。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柳仲郢出任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商隐随他入东川幕府做判官，并加检校工部郎中，从五品上，为一生所获最高职衔。柳仲郢怕诗人丧妻之后身边无人料理生活，还要将最美的歌女许配给他，被他婉拒。几年后柳仲郢入朝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即让商隐任盐铁推官。后来柳仲郢入朝任刑部尚书，李商隐才从推官的位子上下来，就此回家，直到逝世。

　　一个诗人的细腻，可能需要长期相处才能体味。他为人的周到，他的才能，要在时间里一点点体现——特别是他的文秘之才，这正是每位幕府主人都必要倚重的。而只要幕府的最高首长厚爱和重用，其他同僚之争也就可以免除或忽略不计了。在朝中任职则大为不同，这里人事复杂，事出多端，人才济济，必要长期经营，也非要有一个重臣倚靠才可以。在这个环境里，他的文秘之才不仅不是唯一的，而且用非所长。他两入秘书省，大致也只是勘校文字，这当然是大材小用。李商隐的能量无法在短时间的停泊中凸显出来，这正是他的苦闷所在，焦虑所在。

　　他是一个急于做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还难以依从，这与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类职务上终得度过，然后迎来转机的情况大不一样。或许是诗人的幕府生涯过于顺畅，两相对比，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一次又一次入幕。但幕府顺遂总是相对的，与他心中的最高理想相距甚远，这又使他生出另一种烦躁和不安，于是再加尝试，也再加失败。人事纠葛矛盾重重，心底积怨和委屈越来越多，一种不可解的矛盾越积越大，最终积重难返，便是一路的颓唐与失败。

　　就仕途本身而言，李商隐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最终未能立足于士大夫实现治世理想的舞台之上，只辗转奔波于幕府之间。他好像天生就属于幕府中人。

　　李商隐的爱情被说得太多了，但大多查无实据。在山上修道时，正是他的青春岁月，爱情最易生发，而且的确写出了不少迷人的情诗，格外引人想象。比如关于美丽道姑的诗章，总有人说到华阳两姊妹，其实仍为猜测而已。“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晶帘。”（《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无题二首》）“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已闻珮响知腰细，更辨弦声觉指纤。”（《水天闲话旧事》）艳丽神迷之奇思异喻，妙比与联想，在几千年之情诗款语中实属罕见。这些神思的空间太大，朦胧迷离而又唯美晶莹，令人于抚摸叹赏中恍惚忘情。

　　就因为有这些句子、这些意境，极容易望文生义，浮想联翩，将诗人想象成一个情种，一个古往今来最能爱的人。可惜当年的文字中并无确切记录爱情事迹的篇幅，这就让人有了更多的猜想。诗的神往空间最大，于是也就更加放肆了，似乎更不需要其他文字的佐证。如此连缀，无论多么牵强，好像都有道理，敷衍连绵，未免荒唐。

　　李商隐一生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无可考，只剩下第二段，即他与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小女的姻缘。他在诗中透露过此爱之深切，可以说是一生中最让他感到幸福的终身大事。令人感叹的是婚后因为奔波于仕途，和妻子一起的时间不多，而妻子三十多岁就病逝了。“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这首七言绝句乃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语言淳朴如话，情思委婉曲折，辞浅意深，含蓄缠绵，一般认为是写给妻子王氏的“寄内诗”。“忆得前年春，未语含悲辛。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房中曲》）王氏去世时诗人正值壮年，却从此再无婚配。他在柳仲郢幕府任判官时，主人要将“本自无双”的美丽歌女张懿仙许配与他，诗人婉言相拒：“诚出恩私，非所宜称。”（《上河东公启》）他对早逝的妻子一直处于无比怀念中。“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鸾扇斜分凤幄开，星桥横过鹊飞回。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七夕》）“惟有梦中相近分，卧来无睡欲如何。”（《过招国李家南园二首·二》）

　　殷夫曾经翻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见“自由”在一切之上，不仅重于“爱情”，还重于“生命”。其实“自由”包含了一切，等于一切，但“爱情”也并不是那样简单，它可以直接就是“自由”。

　　我们还原一下李商隐当年的这段情事，它一定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与王氏结缘之前，李商隐就曾写诗戏赠同榜进士韩瞻，表达对他捷足先登先行成婚的艳羡：“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韩瞻抢先一步娶走的就是商隐未来妻子的姐姐。这首诗中还透露出，他为追求幕府主人的幼女而消瘦，有“瘦尽琼枝”之叹。后来诗人赴东川节度使幕府之前，其妻不幸病故，在《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一诗中，他再次回忆从前与韩瞻同年折桂登科，先后迎娶王茂元的两个女儿的事。如今人家依然鸳鸯相守，而自己却如乌鹊失巢，孤苦无依，漂泊不定。“佳兆联翩遇凤凰，雕文羽帐紫金床。桂花香处同高第，柿叶翻时独悼亡。乌鹊失栖常不定，鸳鸯何事自相将？京华庸蜀三千里，送到咸阳见夕阳。”

　　他获得了生命中的“自由”。“爱情”之上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同。有的人为了爱可以舍弃江山，遑论其他？爱在这里显然就是一切。为了这爱，准备承受一切。李商隐承受之多，可能是爱之初全无预料的，想不到少年青年时代共同学习成长之友伴，那个后来成为十年宰相的令狐绹，竟然因为这门婚事一生不再原谅他。不仅如此，牛党一派也都视他为背叛者。从此他的仕途之路也就走到了尽头，两党都不待見他。“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新唐书·李商隐传》）接踵而至的世俗压迫重于泰山，让他喘不过气。爱被压在最下边，上边即是世俗的所有生存之艰。诗人无论怎样都无法摆脱，也无力摆脱。他怎么挣扎都没有成功，几乎就这样窒息。他的浪漫是一颗心，可是他要拖拽一生往前移动的，却是无比沉重的肉身。肉身是不在乎其他的，也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它之强大超出想象。它十分顽强和执拗，甚至超出了一个人的生命经验。

　　“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感·非关宋玉有微辞》）宋玉作《高唐赋》托讽喻之意，后来一切写男女之情皆被疑为别有寄怀，然而这也只供猜度而已。李商隐的许多爱情诗，又被当作社会诗和政治诗来解读，作为诗人不遇之明证。这如果是某种误解，那么这距离也够远的：从心灵一下腾挪到了肉身。

　　对于生命来说，爱之盛大可以笼罩一切，爱之灼热可以融化一切。可是它也可以消散淡远，也可以冷却。在这之后，人们就会发现它所带来的不可承受之重。

　　醉饮有佳咏，雪融有潺湲。一个挚爱者可以九死而未悔，一个伤情者可以终生留悲叹。但是一个被重压者却在窒息，在挣扎，在呼救，最后化为隐秘的沉吟。沉吟不得解，也无从解。沉吟在说爱，还是在说难言的人生之沉重，或者合二为一？

　　一般来说，人是恐惧身累，而不太在乎心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所以人类的最大恐惧还是源于被治。那些愉快地走向身累之途的，大多并不自愿。除了极少数的修炼者，即一些所谓的异人，没有谁会自甘当一名体力劳动者。那些修炼者的主要工作也不是体力劳动，而是以最少的身体辛劳换来个人的时间和空间，争取对生命有所参悟。知识人总是歌颂那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钦羡他的田园与酒。其实陶渊明过得并不愉快，他的诗夸大了这种生活的超然和惬意。他既是被迫回归田园，最后也是于饥饿穷困中告别人生。“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七首·二》）“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咏贫士七首·三》）“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这些诗活画出诗人当年的生活情状，而人们记住的还是他“自免去职”（《归去来兮辞并序》）的潇洒与飘逸、他“采菊东篱下”“带月荷锄归”的浪漫与逍遥。仅仅记住生活中的一面是极不准确的，更是一厢情愿的夸大和自我宽慰。

　　我们想象一下李商隐的痛苦，他主要还是因为官场失意而焦虑不快。就生活而言，他一生的主要时间是在幕府中，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有厚待他的幕府主人。这样的人生于物质上看是很不错的。他爱诗并时而纵文泼墨，那么这种幕府生活也是相当适合的。“不拣花朝与雪朝，五年从事霍嫖姚。君缘接座交珠履，我为分行近翠翘。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长吟远下燕台去，惟有衣香染未销。”（《梓州罢吟寄同舍》）问题是这仅仅是一般的权衡方式，对于一个十六岁便“以古文出诸公间”，二十五岁得中进士，少年伙伴已经贵为宰相，昔日旧游也“一一在烟霄”（《秋日晚思》）的才俊，对于一个才高八斗的诗人，这种舒适的生活就远远不够了。“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己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野菊》）少年成名，却一直屈沉下僚，自负高才而不得酬，常年幕游，为人作嫁。他现在“身”不累，更不怕“心”累。他想操更大的心，因为不能而更加心累，一颗心也就感到了莫大委屈，这委屈又转化为更大的痛苦。

　　他为一个国家操心，而不仅是为自己。他一生写下了多少忧国忧民之诗文！这样一个人要在现实生活中证明自己，也要在文字中证明自己。在古代，文学与仕人往往是一体的，诗文高，自然就应该仕位高，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是通识和常理。所以大诗文家一定是心有不平，愈是大诗文家也就愈是不平。今天来看这其中好像少了一些道理，因为今天诗文之才与仕途之才已经分离。但这种分离的得与失，也只有天知道。如果两者至今不曾分离，国家治理会更好，会像为文一样周密，会做好治国这篇大文章。但是以做官为本位的国家，一定是最没有出息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引出一批畸形人生：没有理想，说白了不过是寄生虫般的追逐，度过又馋又懒的一生。

　　中国自古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李商隐抱定了从仕，这就是悲剧之所在。身累之恐惧，作为一个中国文人，一个士大夫，大致上都未能幸免。我们的儒家传统就培植了这样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率身期济世，叩额虑兴兵。”（《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急景倏云暮，颓年寖已衰。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他要做兼济天下的大丈夫，如此而已，无可厚非。在当年诗人文人与仕人之不能剥离，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在山野荒郊遇到一个正在辛勤劳作之人，谈吐清雅，见识高远，那么就要视之为“隐士”和“异人”，如上古时代的巢父、许由等高士，为了躲避帝尧让位于他们，不得不遁入深山，还有春秋时期长沮和桀溺两位隐者，《论语·微子》中记载：“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这些都是节操高尚、才能出众之人，却要隐没于偏僻之地。这种怪异现象究竟从何时改观，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怀才不遇，四处流落，羁旅异乡，大概渊源甚远。孔子也到处游走，春秋战国时代的能人才士多到处游走。屈原是被迫，后来之文人骚客却未必如此。到了現代社会分工愈加细密之后，文人与仕人的分道扬镳也就开始了。但就世界范围内看来，东西方文化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官本位为中心的畸形文化，遏制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生命由此变得畸形。心累者尊，而身累者卑，这似乎已成定规。

　　李商隐之所以在幕府中如鱼得水，很大程度上可能得益于他的文秘能力。他显然是一位最上等的案头工作者，一个很棒的文件起草人。这样的人在官场上不可或缺，对于治理者来说，一部门一官衙，离开了文墨准备那将寸步难行。所以这方面的好手自古为贵。商隐之重要，在于其文墨之得当之快捷，非一般人可比，也就格外受到幕主欢迎。这得益于第一位大恩人令狐楚对他为文的教诲、磨砺和锤炼。令狐楚临死前还函招他入幕，并把代草遗表的重任交与他，可以说是最后的嘱托，又该是怎样的依赖和信任！

　　这样一位文秘大家，不仅能够很好地揣摩官长的意旨，有时候还有一些超常发挥。他强化、突出甚至创造的部分，都为官方所激赏。比如他为王茂元起草《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对于胆敢犯上作乱的节度使刘稹，开篇即警告其“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一去不回者良时，一失不复者机事”。分析形势利害，恩威并用，可以说大言铿锵，入情入理，充分显示了语言文字的力量。他代拟的许多文书都有文采，有情致，有强大的逻辑力，既不古板，又中规中矩。

　　即便在朝廷内，这种特殊人才也不会显得拥挤，但毕竟还会有一些。因为宫廷内的文墨准备并不缺少，所以李商隐这样的人才不一定是最为朝中看重的。朝廷所用的文墨人士，比如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官，都是皇帝身边起草诏令的近臣，像唐代大诗人张九龄、王维、韩愈、杜牧，都做过中书舍人，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做过知制诰，而白居易和苏东坡则是先做知制诰后为中书舍人。李商隐拔萃之后初入秘书省，距离这样显赫的地位还很遥远，也就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文墨功力。而在地方幕府中就大为不同，有他在，整个幕府里也就文事齐备。他真是个大秘书。当年公文以骈体通行，而他这方面的功力无与伦比。可惜这样一来，一生文章少有直抒胸臆的机会，而必得以公事需要来施展身手。

　　一个敏感细腻的诗人，其文秘人生将是多么拘谨、困顿和痛苦，又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张力。一个被拘束、被定制者，却有一颗浪漫无羁的心灵，渴望自由飞翔。就此而言，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自古至今这种悲剧埋没了多少人，圈囿了多少人，改造了多少人？那个自由的灵魂，只有在月明星稀的午夜，在夕阳西下的客旅，在愁绪如麻的病中，寻找一个缝隙挣挤而出，然后奔向无垠的开阔。他画下的所有痕迹，哪怕是恍惚迷离纷乱无序的涂抹，都是弥足宝贵的。但有时这一切并不为创造者本身所看重，因为在那种特异的环境之下，他已经陷入了迷惘。当他们一有机会收集自己的文字时，甚至会把那些自由的吟唱轻掷一边，视而不见。这当中少有例外。在生前格外看重个人吟哦者，好像莫过于白居易了，他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亲手编撰自己的诗集。而李商隐活着的时候只编选自己的文章合集，即《樊南甲集》与《樊南乙集》。

　　尽管如此为文，毕竟李商隐才能固在，文章出手仍然大有可观。这也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在一些杰出文人代作的官样文章中，从来不乏杰作，它们不仅能够“代人哀”“代人谀”，而且还能够寄托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如李商隐代郑亚所作《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此时正逢牛党执政，李德裕被贬逐洛阳闲居，而李商隐给予了这位失势者很高的评价。

　　他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编定《樊南甲集》，共收入文章四百三十三篇，分为二十卷。这一行为足可见他对自己文秘生涯的重视。撰写公文至多是发挥一下文采，而少有思想之独创，但在诗人这里，即可突破这道藩篱。这些文秘书稿在由桂林去江陵的船上编成，后又在漫漫水路上失落了一些，损失之大不可想象。“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樊南甲集序》）所以这类文章到底有多少，已经不知道了。不过即便全留下来，我们也只能从中更多地看到一些政务与事功，而非个人心迹。相比之下，我们也就更加看重他的诗作。

　　李商隐少年师从本家堂叔，堂叔乃一异人：“年十八，能通《五经》”，但“誓终身不从禄仕”，面对一切“时选”，“皆坚拒之”。这位堂叔能够写出一手好古文而极为排拒时文，为文“味醇道正，词古义奥”，且“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藏李某志文状》）儿时的这种培植，决定了李商隐古文功底深厚，所以他十六岁写出的《才论》《圣论》等，曾令当时文章大家惊叹，但已经无从查考。而如果入仕则需要学习时文，即骈体文。他后来的一些骈体文杂有古文章法，写得灵动卓然。他留下的一些古文如《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李贺小传》《齐鲁二生》等，都称得上佳作。“商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这里即指出其古文瑰异古朴、高妙飘逸，这才是其价值所在。李商隐在《樊南甲集序》中也说过：“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这种自我认知确切而毫无夸饰。

　　文秘人生，使如此浪漫的一个人在文字挥洒上受到阻遏，不得一吐为快，同时却也获得了一种积蓄的力量。所以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发散自己的心志，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当然就是写诗。“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人当然是一个“醒客”，所以他常常会离群而去。他有时是一只落寞哀鸣的孤雁，有时却是一只冲霄而飞的雄鹰，大展英姿。飞翔的距离和冲力，要看积蓄在心灵深处的那股力量的强弱。

　　“山上离宫宫上楼，楼前宫畔暮江流。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李商隐就是当代的宋玉，他的愁绪不为人知。他是一位天才的歌者，事无巨细皆入眼底，心头波澜时而万丈。他为幕府所用、官方所用，却不为时代所用。时代之文字又是激昂之文字，悠扬之文字。他的漫漫心绪，颜色斑驳陆离，如丛林一般茂长蔓延，自然无边，对应云霞、风暴和雷鸣。那些刻板一律的文字让他就范，牛不喝水强按头，踏蹄四溅，浑身淋湿，最后还要厉喝而行，缰绳握在主人手里，他不停地奋力挣扎，水幕腾起，冲荡如激流，最后力气使尽，才不得不安息下来。这番激情冲撞，才华四射，有时候也能博得主人激赏。他们不将其视为一个伏枥的老骥，而看作一头油亮的青牛，有青春，有光色。他们早就有所准备，给他戴上嚼链，他显得十分温顺，这当然是一种伪装。

　　生命焕发时节也是离开庙堂之际：他仰望星汉，心绪浩茫;他闲坐篱边，浅饮低唱;他寄宿竹坞水畔，谛听雨打枯荷而辗转反侧;他浪迹天涯，追逐流光，恨不能长绳系日;他幽居冬暮，锦瑟轻抚，回忆似水华年。这是一些何等瑰丽缤纷、奇异杳渺的思绪，只有在这些深深沉浸的时刻，面对自己的抒发，不仅真实，而且更加才情飞扬，诗意纵横。所以才出现了大美、大陶醉。他用这样的方法犒劳自己，弥补自己，享受自己，也留下了一些弥足珍贵的稀世珍篇。

　　我们读到一些异常优美奇异，或具有深思别见的作品，如李商隐的诗等，对这些文学巨擘叹为观止，常有一种不可思议之惑。这种常人难以企及之高、之奇、之险、之美，其实是一种生命孤高的现象。众生就像海洋，苍茫中包含了各种可能，不可言喻之个案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不能依赖平常思维路径去接近和破解，也不能以平均值的标准去加以度量。所以我们需要换一种角度和方法，来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特别是面对其精神活动时，就必须如此。“义山造意幽邃，感人尤深，学者皆宜寻味。”（清·宋荦《漫堂说诗》）这里的“幽邃”二字，要给予真正的理解颇不容易。邃之深远精密，幽之深微曲折、偏僻昏暗，是不可言喻的别致幽思，是极为独到的个人空间。深邃由此而成，也就必然带来一些奇险，带来探索上的困窘和不可能。正如宋代文人良相王安石所言：“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游褒禅山记》）这不是一般足迹所能踏到之处，也不是一般眼睛所能够识别的景物。那种自然造成的险峻阻隔和烟瘴迷惑无所不在，所以这些美景只能属于一些特殊的寻觅者。

　　一个人的先天既已确定，有些东西便难以改变。尽管每个人都要接受后天的培育，但由于这个过程极其复杂，所以也就难以预测。所有的知识都需要与生命的基础发生对接，使先天与后天合而为一。就此看，分析個案是困难的，这将变得千头万绪，既找不到开端，也看不到终点。但越是如此，也就越需要探究，因为只有这种纵横交织的寻索，才有可能逐步接近事物的真相。李商隐对自己曾经有过阶段性的总结：“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逾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恩旧雕零，路歧凄怆。”（《上尚书范阳公启》）他感叹自己命运不济，成名已经超过十二年，宦游也超出十年，旧友相知凋零四散，前途却依然难测，不免凄怆彷徨。而他的主要诗章就产生在宦旅的歧路之上、凄怆之下。后代评价李商隐的诗作“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清·吴乔《围炉诗话》）。

　　我们注目李商隐命运之坎坷、事业之曲折，特别是诗文的特异奇崛，就要从他的出生、就学、经历，从无数事件中找出因果关系。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似乎圆通起来了，有时候又那样文不对题。好像他的一切遭遇都在帮助他，同时又在损伤他，总是得失并存。关于命运的逻辑分析，常常是一笔糊涂账，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最终都得承认它的难解。

　　我们唯一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他最终成为一个特异的生命。也正因为这特异，才有了这样的人生遭逢。这二者之间互为因果，也算对等。总的来说，他与任何一个极大地平均化、概念化的社会模型，都是格格不入的，难以匹配。那种“平均化”与“概念化”，是指一个时期人与社会的综合结果，是一种通常面貌，如认识能力、道德标准、情感类型、表达方式等一切，并非某一个方面。而李商隐是人类文明进程中走得极远极深的那一小部分，他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距离太大。“某始在弱龄，志惟绝俗，每北窗风至，东皋暮归。彭泽无弦，不从繁手;汉阴抱瓮，宁取机心。岩桂长寒，岭云镇在。誓将适此，实欲终焉。”（《上李尚书状》）如此流露多么准确，实际情形也真的如此。我们会发现诗人从小向往陶渊明的节操风骨，倾慕汉阴丈人的淳朴厚道，以媚俗和机心为耻。尚在“弱龄”便心志绝俗，一生注定会走上绝俗之路。我们可以笼统一点说，李商隐太文明，而社会太野蛮;李商隐太精致，而社会太简陋;李商隐太个性，而社会太笼统;李商隐太多情，而社会太淡漠;李商隐太细腻，而社会太粗疏。如此对比下去，还会有很多差异。

　　一个人向往文明并接受长期的后天教育，从很早就开始寻找一些人生的大榜样，结果却是一言难尽的。社会现实与这些积累下来的文明规则，有相当一部分是抵觸和对立的。但即便如此，理性和理想主义者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追求和坚持，于是悲剧就会或早或晚地发生。这其中有很大一批所谓聪明人，或从一开始就将文明的培育当成了工具和手段，只装入个人的工具箱中备用，而绝不受其制约和影响。说到底这也是由一个人先天生命的性质而决定，说到底，生命的诗性、纯粹性，并不是学得的，因为学习仅仅起到巩固和诱发的作用。

　　读李商隐之诗，特别是那些无题诗，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何等唯美和深情之人、何等缠绵和内向之人。与这样一个人日常交往起来，或者感到特别多趣味和魅力，或者有些难以沟通。一般的生命，多少会与之产生一些隔膜。这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而只是因为我们面对了一个太过优异、太过特别的生命类型。这个人太能爱了，太专注了，有时候也太敏感太细腻了，以至于让大家受不了。“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以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恐犹未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宏辞者当其罪矣。”（《与陶进士书》）在这里，诗人仿佛对一切人情物理了如指掌，洞幽烛微，但知与行却并非同一回事。有时候突破心障与性格，如同穿凿铜墙铁壁。对李商隐这样的奇异之才，他忍受不了，也做不到。唐朝受不了他，所以李商隐在唐朝不得志;今天也受不了他，所以他在今天遭误解。“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暴横，党祸蔓延，义山阨塞当涂，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谩语之。计莫若瑶台璚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者可无罪，而闻之者足以动。”（清·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这里所言极是，道出了其因、其命、其诗文之奥秘。

　　有人会将成功者称许为“英雄”。但许多时候是不能那样论断人生价值的。世俗的成功与其他方面的成功，绝非一个标准。比如我们可以问：李商隐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是一个千古妙人，他怎么会是失败者？可是从另一些方面看，他又真是倒霉透了。他与一般的光鲜人生有些“隔”，与追名逐利的官场“隔”，与许多物事都“隔”。

　　这就对了，他是一个独特无双的人，一时还难以与泛泛事物达成共识。

　　李商隐一生作了太多的四六文。他代人所作的骈体文很多，表、祝、状、启、碑、牒、书、序等，涉及一大批人物事记，其中祭文和表各有三十篇左右，状一百多篇，启五十多篇，牒铭四十多篇，序、箴、传、祝文、杂记、黄箓斋文等近百篇。他的骈文最终比起启蒙老师，即大恩人令狐楚还要技高一筹。古人对李商隐的骈文评价甚高，如清代袁枚在《胡稚威骈体文序》中说：“今人不足取，于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清代永瑢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李商隐：“骈偶之文，婉约雅饬，于唐人为别格。”国学大师汪辟疆先生曾指出：“樊南四六乃为唐宋文体转变中一大关键。”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甚至说：“四六文如果作为一种不切实用，但形式美丽不妨当作艺术作品予以保存的话，李商隐的四六文是唯一值得保存的。”这些判断都不失大格。

　　唐代文章最有名的当是韩愈，也最有价值。但是要言及当时通行的公文应用，即骈体文，就不能不谈及令狐楚和李商隐。就文章的形势走向，就内容及文学表达力，骈体文正在遭到扬弃，古文运动开始，即将大放光彩。而我们知道“唐宋八大家”才是最后的赢家，即以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为首的文章大家，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当时这条变易之路还比较漫长，而就现实使用来说，就其功能运用而言，成熟于南北朝的骈体文仍然非常重要，当然不乏精彩华章。“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北朝·庾信《哀江南赋序》）“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南朝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唐·王勃《滕王阁序》）“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唐·骆宾王《讨武曌檄》）这些佳句，这些文章，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辞采茂盛。而且骈体文自诞生到成熟这个过程中，对于思想的表达和推进，有不灭之功。至于它后来走向了形式主义，变得愈加畸形，则是另一回事。

　　李商隐的文章不可轻忽，一是数量大，二是对其诗作大有影响。可以说，不通读李文，即难以深入领略其诗之妙，并对这些诗的源路缺少进一步的认识。再就是，他的文章又分为两种，一是奉命之公文与代拟文字，二是自抒胸臆的个人之文，后一种文与其诗当有相似的价值，都属于心灵与情感的自我表达。比如说他的一些哀诔篇，一些书启，一些私人通曲信函，都属于这类。“孤寇行静，万方率同。将荡海腾区，夷山拓宇。高待泥金之礼，雄专瘗玉之辞。烟阁传形，革车就国。尽人臣之极分，焕今古之高名。”（《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这篇代拟之作是替夔州刺史李贻孙写给宰相李德裕的进言，措辞恳切而且很有气势，可以说情文并茂，乃属美文。“去年远从桂海，来返玉京，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隘佣蜗舍，危托燕巢。春畹将游，则蕙兰绝径;秋庭欲扫，则霜露沾衣。”（《上尚书范阳公启》）这属于私函，更为款曲相通，情挚言切，意境幽远。

　　他的多数文章就使用上看是外向的，而诗则是内向的。大部分文章为了生活和工作之需，而大部分诗则用以安抚自己的内心。一种客观性强，一种主观性强，二者不可混淆，也不可绝然割断联系。它们在形式上的互助，比精神上的互援更突出，这也许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李商隐诗之回环曲折，声域与音节，辞章之华丽，通篇的均衡美，都让人想到他最拿手的骈体文。比如：“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汉宫盘。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干。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当句有对》）“日射纱窗风撼扉，香罗拭手春事违。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日射》）“不辞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吹断月中香。”（《昨夜》）“多羞钗上燕，真愧镜中鸾。归去横塘晓，华星送宝鞍。”（《无题四首·三》）他的许多优秀诗章的自娱性很强，很多时候只是倾诉和自遣，而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用于实事实记。如果强化记事功能，那就不会如此晶莹曼妙。诗心回响，我们倾听即可。总之作为读者，要跳脱一点看诗文，不能俯就字词而论，不能过分解读。有一些诗中的牢骚，还有所谓的社会性、反抗性，也往往在后人的解读中被夸大了。这些不平之作大多是说过即过，是自语，即便反映了诗人的内心，在独见和特别之处，也并未超越同时期的诗人。李商隐的真正价值、不可替代的价值，仍然在于以无题诗为代表的那些朦胧精妙之章。

　　他的那些记叙事件、抗辩与谴责的诗章，比如对时政的议论，对“甘露之变”的恐与愤，对边塞安定之虑，对藩镇割据之忧，这一切的反应和表述，在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比如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人那里，也都有过，在深度与见解方面，也多有相似，还不足以让人为之一震。而诡异之处在于，恰是李商隐的这类诗作在文学史中，在后人的评说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叹赏有加，阐发意义，不倦不休。这些所谓“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在审美过程中被人为地强化了某种功能，也就出现了偏颇。这一部分诗作与他的文章更为相近。而他的那些无题诗，那些困扰同时也激越了无数人的朦胧诗，才使他更开阔更复杂。

　　记事和抒愤增加了李商隐诗文的宽度和体量，却难以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标志。这是我们总揽他的诗与文的时候，需要特别强调和认知的一个方面。

　　正因为李商隐一辈子在幕府中做文秘工作，写了大量公文，所以留下的少数个人之文显得更加重要。这类文章不多，大约有为别人文集写下的序文，以及一些信件等。其中尤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哀诔文。这些篇目不少，如祭令狐楚、王茂元、两个姊姊、一个侄女等，文章读来字字真切，感人至深。比起他一生的代笔文章，这些文字才算倾注了自己的生命情感，从色泽到内质，都那样不同。哀到深处，爱到深处，也痛到深处。或有血缘关系，或有终生不忘之恩遇，或有特别之情谊，总之落笔之下，诗人将整个身心都投入之中。“魏晋哀章，尤尊潘令;晚唐奠醊，最重樊南。潘情深而文之绮密尤工，李文丽而情之恻怆自见。”（清·孙梅《四六丛话》）这是不易之论。

　　“愚调京下，公病梁山。绝崖飞梁，山行一千。”“公此去耶？禁不时归。凤栖原上，新旧衮衣。有泉者路，有夜者台。昔之去者，宜其在哉！”（《奠相国令狐公文》）“呜呼哀哉！人之生也变而往耶？人之逝也变而来耶？”“七十之年，人谁不及，三公之位，人谁不登，何数月之间，不及从心之岁。”“昔公爱女，今愚病妻。内动肺肝，外挥血泪。得仲尼三尺之喙，论意无穷;尽文通五色之毫，书情莫既。呜呼哀哉！公其鉴之。”（《重祭外舅司徒公文》）“呜呼，荥水之上，坛山之侧，汝乃曾乃祖，松槚森行;伯姑仲姑，冢坟相接。汝来往于此，勿怖勿惊。华彩衣裳，甘香饮食。汝来受此，无少无多。汝伯祭汝，汝父哭汝。哀哀寄寄，汝知之耶！”（《祭小侄女寄寄文》）这些文字不仅哀深情切，而且还有他人难以抵达的幽思与漫想，牵情远行，携义而往，最终抵达了至高至深处，难以超越。

　　看人用情深浅，要在特别的节点上。李商隐的《奠相公令狐公文》《祭外舅司徒公文》《重祭外舅司徒公文》《祭裴氏姊文》《祭徐氏姊文》《祭小侄女寄寄文》等，即源路深远。借此他深吐生命深藏之悲伤，抒非同常人之情怀，并在其中谈及一些事情关节，历历在目，痛彻心扉。他在许多时候心情坏透了，面对逝去之人才能说的一些话，如大河决口，滔滔而出。悔疚和痛惜、苍凉，都汩汩涌流。这样的文字得意者写不出，无情者写不出，虚衍者更写不出。这也不是诗人在平常之时能够吐露的。这些情绪汇成了一个时代的大恸大悲，才有这些心灵的感慨。

　　这都是一些极端之文，同类少有出其右者。“呜呼！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送公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这是祭奠大恩师令狐楚的。此刻，一生过往从头涌过，哀上心头，悲上心头，更有深深的忧虑：“送公而归，一世蒿蓬。”诗人有这样的预感：恩师逝去，从此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在这特别曲折危险的仕途上，就再也没有人如此有力地提携我、帮助我了，我即可能一生沦为蒿蓬之人。从某种意义上看，此话可谓不幸言中。

　　这篇奠令狐楚之文，可以用来反衬他与其子令狐绹一生复杂难言的特异关系，就此又令人心生无尽感慨。人性之隐晦、之难测、之无言，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案例。有人认为如果将令狐绹与李商隐之关系梳理清楚，一切也就好办了，那些无题诗也大都有了至解。因为长期以来关于这些诗作到底是言情还是事关政治人事，多有纷争，争执不下。所以李商隐与令狐绹关系之细部，也就变得非常重要，引人注目，讨论颇多。这种说法虽有夸张，但也真的不失为一个路径。我们爱惜诗人，于是有许多想象就宁愿站在他这一边。但我们又不是那场梦中人，所以说话的资格到底有多少，还真是一个问号。总的来说，他们的关系是一个悲剧，而这悲剧，又极大地强化了李商隐之诗的悲剧美，尽管诗人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诗人之哀诔，时代之哀诔，命运之哀诔。这些文字之所以非比寻常，就在于它们是从生命之要害、个人之要害、时代之要害萌发而出，其音调起伏恰好是对诗人自己一种最好的诠释：更多时候并非柔婉多情，而是垂泪哀伤。

　　这种悲剧美在他的哀诔文字中达到了极致，也许更多的是在写诗人自己，投向诗人自己——这也许是在不自觉中发生的。

　　李商隐青年与少年时代学过道，接受过一些驳杂的出世学问。他的一生当然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以他来对比同时代的韩愈、杜牧等人，就会发现，他与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韩愈和杜牧基本上可以说一生都是坚定的儒生，并非因为入仕之需才有志于儒学，而李商隐却对儒学时有质疑。他的这些想法是真实的，所以毋庸讳言，这对他后來的处世原则也多少构成了影响。

　　在他早年的《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有过这样的话：“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真是令人一震之问。在他看来，仅有“道德仁义”是远远不够的。这看起来似乎并无大错，但这里的问题是，人世间会有多少物事游离于这四字之外？又有多少物事会与这四字对立？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在当年李商隐那里肯定经过了许多思考。如果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儒生，在当时要独立于儒学的基本原则来处世，那么他的价值观也就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这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

　　这一问流露的东西何其多，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许多评说李商隐的诗论者都多少忽略了诗人发出的这一问，这将造成巨大疏失。我们会在李商隐的一生中找到许多与他早年这一质疑有关的内容，甚至找到一点因果关系。

　　在另一篇文章《上崔华州书》中，他还写道：“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也？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又说：“凡为进士者五年。始为故贾相国所憎，明年病不试，又明年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由此可见，李商隐在当时既是自由的思想解放者，又是一个相当勇敢的质疑儒家基本原则的人。出人意料的是，他在述说“甘露之变”时，对死于残忍的宦官之手的宰相发出了指斥。这都多少有些惊人。当然历史之细节、时局之危急，个中情形也十分复杂。

　　李商隐不屑于恪守，与韩愈、杜牧等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可能不明白，就一位儒士而言，“道德仁义”这四字之外真的没有“何物”了。我们还可以从李商隐在牛李两党之间的游移中，从他离开待自己如师如父的令狐楚而转向李党之举中，看出一些犹豫和矛盾。“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现代人也许会这样说，但“真理”并不总是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才产生，而是贯彻在许多方面、许多时刻的。

　　就他那篇提出质疑之序文看，其中固有道理，但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正义”与“原则”的论述和讨论，不然就有强词夺理之嫌。他的性情是阴郁内向的，这常常令人同情复又哀伤。我们虽然不能要求他像韩愈等人那样一生恪守，愈战愈勇——他们毕竟人与文的风格都大为不同——但我們仍然觉得李商隐将儒家学说的一些根本性原则，与另一些人生智慧作对立观，是不够周密也不够得当的。

　　对于反映诗人价值观、人生态度与立场的这些重要言论，我们之所以如此看重，是因为他两脚踏入的，是以儒家思想为道德伦理及行为操守、力图实现治世理想的仕人之途，即便那些虚与委蛇的伪君子，尚不可以公开与之产生忤逆和对立。李商隐的直言，既是一种磊落和勇气，又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矛盾立场和另一种人生态度。他离开的是社会所遵循的普遍标准与原则，尽管持有更为复杂的理由，但他也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年的社会和官场遵循一些表面化的恒常之理，一旦打破，个人之口是无以辩驳的。这也正是以令狐绹为首的那些牛党人物、一些固守正统观念者诟病诗人的依据。这些依据通俗可解，远不像诗人自己所辩白的时候那么细微和隐晦。这种通俗的责难，通常会变为一把刺向诗人的利刃。

　　李商隐当年“外有何物”的一句质疑，大致也就可以明了：“外有”无数的艰难险阻，那是重重相叠的艰难人生的隘口，需要他付出诸多血泪才能冲破。其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那些驳杂的思想，比如老庄应物、魏晋玄学，即主观俯就客观事物而应对变化的那些理论，既是高人智慧，又是对人生志向的消解。晚年他又“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这些人生的大智慧，道理转换活泼，通行四方，如水之善，随形而变，可通融可改造，别致有理，无懈可击。但这些通达的生存智慧却为韩愈、苏东坡等人终生排拒，他们超脱于诡辩。韩愈一生作为一个坚定的儒者，正气凛然，一生坚拒佛道。东坡弥留之际，径山寺长老维琳附在他耳旁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端明”，端明殿大学士，指东坡。东坡轻轻回应：“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这时旁边又有人大喊：“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东坡再次回应说：“着力即差！”（宋·周辉《清波杂志》）可见东坡至死都是大儒风范，即“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李商隐是何等不同。尤其是韩愈一生所保持的那种锐利的进取和不妥协，为世代所钦佩和崇敬。也许他就此失去了一些玄妙委婉之情，始终作为一个刚直不阿的硬汉形象留传下来，其诗文也带有这样一种性格和锋芒。对比之下，李商隐的得与失、长与短，命运的必然性，就多少显露出来。

　　借用现在时兴的一句流行语，“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从韩、李二人的对比中发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就儒学与族群进步之间的关系，古往今来讨论无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不仅愈加深入，而且通向了现代主义的深处和高处。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将“正儒”和“伪儒”加以区别，不能发掘古老儒学中的现代因素，不能发现在几千年前诸种思想学说中，它是最能接近现代的一种思维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偏颇。

　　万事万物皆有局限，儒学的局限到底在哪里？恪守的意义又在哪里？它与现代性衔接的边缘在哪里？这一切都需要从长思之，不可偏移和简化。就此而言，我们仍然还可以像诗人李商隐那样发出一句质问：“外有何物？”

　　李商隐的情爱诗，特别是那些著名的无题诗，历来评论最多也最受瞩目。“尝读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明·杨基《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与此看法接近的古代学者还有吴乔、冯浩、纪昀等，他们认为商隐的无题诗绝大部分指向令狐绹。今天来看，对这些无题诗的过度诠释，会有不可承受之重，而仅作游戏闲笔来看，又似有不可接受之轻。它们其中一部分属于自语和自娱，并无过于具体的指向和思想玄机，尤其不可以做出有关人事细节的对号入座，那样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将它们置于纯粹艺术的“中立自然状态”，超脱于具体的人与事，倒有可能更加有助于我们的审美。这就像欣赏一部纯粹的交响乐，大可不必也不需要将其具体旋律指认为风与水、山与海、松涛与雷鸣、潺潺溪流或人之哭泣欢笑。它触动我们的直觉，产生通感、共鸣和联想，唤起我们固有的审美力，也就足够了。它的审美实现随着具体接受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清代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说，商隐之无题诗“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这里仍然赋予无题诗过于沉重的任务。他言及“令人迷乱，夹杂不分”，却将重点放在了“实有寄托”上。这个寄托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其强烈的社会性、人事性，再具体一点就是指令狐绹，当时的宰相、权势者，即时势的代表、朝廷的代表。那么如此一来有些诗便有了具体对象，是达于上者，作求仕之用，而不仅是个人私下心绪的倾吐。它的工具性和使用性突然变得重起来。如果我们否定了这些无题诗的求仕之用，即它在仕途上的工具性，而更多与情事暗喻联系起来又将如何？是不是会稍好一点？稍稍贴近了审美？答案同样是不一定，因为这方面的过度诠释更离谱。这不仅给人荒谬感，而且趣味低下。无题诗加上了这样的负重，也就更加不堪承受。

　　实际上这样的拆解都是有悖于诗学和写作学的。它们抽离了艺术的本质属性，将诗歌错误地当成了史实记录。尽管一部分古典诗章的确具有这个功能，它们甚至可以看成诗人日记，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苏东坡、陆游等大诗人，都写有许多这样的文字，但其中的边界和特征还是非常清晰的。行笔不同，韵致不同，作用和赏读的方法自然也就不同。可能有人会说，即便是诗日记也有不同，因为诗人不同而多有变异，那么李商隐的诗日记为什么不可以朦胧多解，扑朔迷离？这样说似乎有理，但既然朦胧如此、迷离如此，为什么又要做极其具体的指认？不可确指而非要强力为之，这势必就是一场歪曲和损毁，等于把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摔在地上，化为屑末以验其材质。这对于艺术审美当然是极大的痛苦，是不仁不义不伦不法之举。

　　事实上文学表达的边界，远比音乐要清晰得多。尽管如此，它的诗性核心，作为诗本身这种文学形式，是更加靠拢到音乐的方向。在文学的诸种体裁中，诗是极为特别的，极致化、纵深化、模糊化是这一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朦胧多解当是一种常态。正如南宋诗论家严羽所讲：“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也正因为如此，诗与文有了很大的区别：作为公器，常常表现为文，而作为私用，常常表现为诗。

　　在古代诗人那里，诗与文相比，往往更重文。所以李商隐生前自己动手编过文集，却没有编过诗集。其他一些诗人往往也是如此。比如王维的诗集，就是他死后才由弟弟王缙收集编订，因为唐代宗喜欢这些诗作。韩愈一向不重视自己的诗：“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苏东坡也不重视自己的诗，经常酒后随意涂抹，然后不知所终，他倒是对自己的《书传》《论语说》《易传》这三大著述极为重视，认为完成此事此生便不曾虚度：“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如来书谕，其他何足道。”（《答苏伯固》）但后来又有多少人会注目他这“三大著述”？

　　文用以阐述思想主张、政治立场，在儒家仕人看来极其重要，而诗大半是自娱自遣，或作为朋友间的沟通交流、相互欣赏之物。李商隐因为有更多委屈和心事，所以他的许多诗章并未示人，而是留给了自己。他的两性情感方面属于隐私，有些同僚之间存在的幽怨，也不足与外人道。为什么有些诗写得如此隐晦？就因为是写给自己的，更因为诗中所表达的一切情愫，本来就难以说清，难以直言。“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玉山》）“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欲就麻姑买沧海，一杯春露冷如冰。”（《谒山》）“凤尾香罗薄几重，碧文圆顶夜深缝。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无题二首·一》）“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屏风》）诗人的这些诗句在告诉我们什么？是不是可以诠释暗藏其中的玄机？这些诗章为我们的审美指出了一个路径，其实这样的路径不独存于李商隐的无题诗，而是存在于所有的杰作中。找到“上天梯”，无题方得解，不然也就只有“语未通”和“俱不知”了。

　　杜牧生前曾烧掉自己三分之二的诗文，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字既然是写给自己的，那么当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时，它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李商隐的文字有多少失去、多少存留、多少是他不愿留下的，我们也无从知晓。

　　面对诗章，研究者必要认真，这是从事一切学术的正常心态。但是这种认真需要遵循审美规律和常识。体会生命的藝术，体会诗人如何通过艺术本身，帮助自己渡过了至难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面临的真正任务，是我们大可放松并由此获得巨大艺术犒赏之途，而绝对不能强加给艺术一些不可承受之重。

　　一个人能够在社会事务上圆融周到，拥有很强的行动力，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品质。但这样的人不一定拥有强大开阔的内心世界。因为想象与行动并不是同一种力。一个人长时间生活于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就像长期居于幽室，对于客观的、外部的光线也许是非常敏感的。他从幽暗之处移向旷敞之地，需要一个很长的适应期。一时目眩迷离，泪水长流，双手掩面，或许是正常的。

　　就此来看，诗人一般是属于“阴性”的生命，诗意的青苗需要在阴湿之地萌发，而过分裸露和暴晒于阳光之下，只会枯萎。它只需要适量的散射光，只接受必要的光能。它虽然也需要光合作用，但其主要能量来源，更多是脚下土壤的养分和雨露的滋润。

　　从诗章来看，李商隐于很多时间依靠想象来满足自己。他诗中的奇思异想有一种远非客观或普遍的性质。这其实正是诗之本质与核心，也是诗的感知和表达方法。他需要这种释放，因为内心蓄满了张力，充满刺激和不够顺遂的生活，使他具有了这种张力。他的表达有时候是偶然的，是灵光一现。失去了这一瞬，也就失去了一切。那么我们在领受和感悟的时候，必须抓住这一瞬，进入这一瞬。我们的心灵与那一瞬间的脉动吻合，形成共振和鸣，才会产生豁然洞开的艺术赏悟。“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鲁迅《致蔡斐君》）“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手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鲁迅《致杨霁云》）在这里，先生之言何等直截而明了，既易懂，又会获得多数人的同意。

　　我们读古诗与现代自由诗，习惯上是大为不同的。我们在现代诗的赏读中不会过于挑剔它的晦涩，反而认为这是诗性本有的元素。而对于古诗，我们却要求明朗清晰，对于它的叙事性、说理性，都有一定的期待，并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好像自己的这些要求一点都不过分。其实这样的认知，与诗的赏读并不对榫。无论古诗还是现代诗，它们毕竟不同于散文，尤其不同于说理文和叙事文，而常常是一种微妙的情感或情绪、意象、色泽、气息。这一切在很多时候只能依靠感悟力，不可能直接表达，说得一清二楚——真要那样，就消除了诗的存在价值。就此而言，诗的朦胧与晦涩没有什么对不对，而是一种必然。这只是它应有的一种本分。

　　古诗比起现代自由诗，总的来说，离诗的本质还是远了一些。我们会不断地说到古诗的伟大，的确如此，但这伟大是从总体而言，更是从它们当中的代表性作品和代表性作家来说的。这些伟大的作品和诗人，一定是以诗本身的特质、以诗的独有品质来征服我们的。仅仅将诗当成呼吁书或大字报或战斗檄文，也会有一种异常的品格之美，但这毕竟还不是诗的常态。像明代著名诗人、“后七子”的领袖李攀龙，他才高气锐，性情狂放，其盟主地位在明代文坛上存在了二十多年，一直影响到清初。他喜欢疏朗与宏阔的诗作，清代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说：“沧溟（李攀龙之号）诗有虚响，有沉著。”但后来也有评价认为：“凡声有余，意不逮，或意虽足，气不沉，光太露者，皆谓之虚响。”（清·施补华《岘佣说诗》）可见一个侧面、一种品格尚不是全部，而且它们的价值，也因为通向了诗之某种极致的品质才得以成立。

　　李商隐的诗就其朦胧和多解而言，可以说为古代诗歌的品质美，为古代诗歌的总体价值，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里不必讳言的是，有一些广受赞誉的古代诗，也许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杰作，因为它们离开了那些韵与律，同样可以用其他文字表達，甚至可以更强烈更清楚地表达出来。诗并非是韵律所能完成和概括的，这甚至不是它的主要标志。韵律并不难为，诗意浓烈才是至难。区别诗与非诗，最终还不在韵律。韵律只能相助，而不能定义。李商隐写出的大量美章，比如《锦瑟》这类，能够用其他文字或文学形式表达吗？显然不能。

　　当然，诗意以及表达，其美学品格是多种多样的。这是极为复杂的、多元并置的审美问题，还不能简单化，尤其不能定于一尊。不过我们还是要说：诗仍然是诗，而不是其他。如果我们稍稍靠近这种认识，那么就大大有助于我们对于李商隐的代表作，尤其是那些无题诗的理解。而关于它们的理解，就涉及我们所坚持的美学原则，尤其是对于韵律越来越严苛并形成极大束缚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来说，这个路径尤其重要。它也许形成了对于中国白话文运动以来的现代自由诗成长原理的认识，会为汉诗的现代化找到一些基础性的依据。它们是根底，是源发。任何一个族群的艺术都需要这种原初和源路。纯粹对异域诗的嫁接，不可能有自然的茂长，更无法长成伟岸的巨树、形成阔大的丛林。

　　就此来说，李商隐的杰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面对现代自由诗产生的土壤、来路及源头的时候，会切换为另一种目光去打量。现代诗在何种环境和空间里生长、如何生长，会令我们深长思之。

　　我们既要有多元包容、广泛吸纳的胸襟，同时又要恪守本质，追寻源路，具有一种执拗、顽韧的探寻性格。二者皆备，才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拥有李商隐。

　　本文收入《唐代五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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