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华

　　我们村叫何家庄，全村都姓何，姐姐叫英霞，是我的堂姐。她的爷爷和我的爷爷是亲兄弟。她们家不如我们家人丁兴旺，只有她父亲一根独苗。姐姐五岁的时候，母亲死了。因为日子艰难，父亲再也没有续上，奶奶拉扯着她。八岁的时候，奶奶也死了。奶奶咽气之前，把她托付给了我奶奶。从此姐姐就每天到我们家来，赶上吃饭就跟着吃饭，有时天晚了还跟着奶奶睡觉。

　　我和姐姐一样，从小没有娘。姐姐五岁上没有娘，她一辈子都记得娘的面容。我三岁上没有娘，连娘的模样都不记得。但是我父亲在县交通局的养护工区上班，是养路工人，每个月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收入，这在农村是令人羡慕到嫉妒的优越条件。所以，娘去世不到一百天，说媒的就踏破了我们家的门槛。第一百零一天，父亲就把继母娶进了家门。

　　从我记事开始，继母就是娘，说起来，缘分也算不浅。我也不能说继母对我不好，我没有冻着过，也没有饿着过。但是，我总觉得继母看我的眼神，不像是娘看兒子，特别是我做事分寸不对的时候。比如吃饭，那时候农村里谁家有咸菜下饭，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因此，咸菜要省着吃。当我不自觉地连续夹咸菜时，继母就会向我投过冷冷的眼神，冷得让我胆战心惊，情不自禁地把伸出去的筷子又缩回来。

　　后来，我常常想，我一辈子懦弱的性格，一定和继母那凌厉的眼神有关。

　　好在我有奶奶，奶奶那温暖的怀抱，让我从来没有做过噩梦。这让我的命运超过了姐姐。

　　姐姐天天来我们家，奶奶高兴，一天到晚瞅着她，不必老惦记她了。我更高兴，不仅有人带我玩了，而且谁敢欺负我，姐姐绝不答应。只有继母不高兴，凭空添了一张嘴不说，还是个不识眉眼高低的愣头青。

　　我们家生活好些，无非是连糠带菜能够填饱肚子，吃好喝好是说不上的。这天吃午饭，按说正是初冬时节，还不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可吃的还是掺了野菜的高粱面窝窝头。春天的野菜好吃，秋后的野菜已近枯黄，就不那么好吃了。尽管我们谁也没有挑剔，奶奶还是叹了一口气：“你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也跟着吃糠咽菜，什么时候能吃上净米净面的饭食就好了。”

　　“奶奶，什么叫净米净面？”姐姐问。

　　“不掺糠不掺菜，米就是米，面就是面。”奶奶手里拿着掰开的半个窝窝头，轻轻掂了掂，一脸的无奈，好像是她亏欠了我们。

　　姐姐一拍饭桌：“奶奶放心，等我长大了，保证咱们天天吃净米净面！”

　　“净米净面？”继母接过话茬，“只会蹭吃蹭喝，到时候不饿死就好。”她说完，狠狠地剜了姐姐一眼。

　　奶奶用力一戳筷子，望着继母。

　　继母不再说话，站起来悻悻地走了。

　　姐姐端起继母的饭碗追过去：“婶子，你的粥还没有喝完呢。”

　　姐姐比我大三岁，十岁那年奶奶和她父亲商量，还是让她去上学吧，虽然是女孩子，有点文化总比文盲好。

　　看得出，姐姐是极不情愿上学的，但是碍于奶奶的劝说，姐姐背上了书包。

　　我每天陪着姐姐去上学。姐姐在教室里听课，我就在教室后面的窗户下自己摸索着玩，逮个蛐蛐捉个蚂蚁什么的。

　　一年之后，姐姐说什么也不上学了。奶奶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天生就不是念书的材料！”

　　奶奶又问：“谁天生就是念书的材料？”

　　奶奶的本意是想说谁也不是天生念书的材料，全靠努力，全靠勤奋。姐姐却大声回答：“我兄弟就是天生念书的材料！”

　　奶奶一愣。

　　姐姐说：“我一看课本就发困，可我兄弟在窗户外面连玩带听，把我的课本都背过了。”

　　奶奶扭头瞅着我。我没有否认。

　　姐姐上前抱住奶奶的胳膊，轻轻晃动着：“奶奶，让我兄弟上学吧，他读了书一定会有出息的。我去下地干活，挣工分，孝顺你，孝顺我爹。”

　　奶奶叹了一口气，满是老茧的手轻轻抚摸着姐姐的头，眼里湿润了。但是，奶奶坚决不同意姐姐现在就下地干活，说她太小了，实在不愿意上学，就在家里玩两年再说。

　　秋季开学时，我和姐姐对调了角色。我背上了书包，姐姐陪我去上学。

　　姐姐陪我上学时叫上了俊白。

　　那年月，还没有“组合”这个说法，但何家庄有两句顺口溜：“一个傻，一个愣，一个得不要命，还有半个神经病。”顺口溜说的是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玩的四个伙伴，但村里人戏称我们是“三个半人”。

　　愣的，说的是我姐姐。她动不动就撸胳膊挽袖子，摆出打架的姿态，给人一种愣头青的感觉。的，说的是我。作为男孩子我不会上树不会爬墙，怕老鼠怕蛇怕毛毛虫，曾经因为看见一条菜花蛇，吓得跑了半条街，鞋子都跑掉了。傻的，说的是俊白。俊白其实不傻，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出生就满脸皱纹，五六岁的时候看面相就像个小老头，还特别爱笑，见谁都“嘿嘿”，可他的笑不光不让人感到亲切，还让人觉得傻乎乎的。半个神经病，说的是二巧。二巧是真傻，名副其实的傻巧。她家住在村里的南街上，到了北街就回不了家。其实，姐姐、俊白还有我，从来没有正式接纳傻巧“入伙”，可因为我们一次也没有讥笑、欺负过傻巧，她就认准了我们，像个尾巴一样，天天黏着我们，甩也甩不掉。

　　俊白和我同岁，他们家和我们家是邻居。他家人多，兄弟六个还有一个妹妹，再加上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一个光棍叔叔，十二口人。吃饭、睡觉从来不清点人数，除去那唯一的妹妹受宠之外，其他人在家不在家无所谓，上学不上学更是无所谓。而在这些无所谓的孩子们当中，俊白又是最不受待见的。俊白虽然不傻，但是他说话反应迟钝，要“嘿嘿”好几声才说出一句话来，再加上既不俊也不白，真的是姥姥不喜舅舅不爱。

　　俊白非常羡慕我。我娘虽然是继母，但继母既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奶奶更是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时时刻刻把我护在翅膀下面。俊白虽然有亲娘，但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动不动还拿鞋底子抽。隔着墙头差不多天天能听见他娘没来由地扯着嗓子骂：“小俊白你个王八的……”

　　当然，俊白最羨慕的还是我有个姐姐。姐姐不仅陪我上学，而且陪我粘知了、捉蚂蚱。最厉害的是姐姐形影不离地保护着我，谁敢斜楞我一眼，姐姐就会和他拼命。俊白做梦也想有这样一个姐姐。

　　姐姐是刀子嘴豆腐心，再加上俊白来我们家很方便，天天都来冲着姐姐傻“嘿嘿”，姐姐终于答应带他玩。

　　这天下午放学后，姐姐和俊白陪着我边走边玩，我们落在了同学们后边。突然，一个人从胡同旁边的门洞子里蹿出来，挡住了道路，吓了我们一跳。定下神来一看，是大昌。

　　大昌是村里有名的小霸王，上树掏鸟，下河摸鱼，样样第一，最出名的是打架不要命，据说敢跟成年男人动刀子。他的名字已经在学校一年级花名册上写了四年，可他一天学也没有上过。虽然他只比姐姐大两岁，但是明显高出姐姐半头。

　　我吓得躲在了姐姐背后，两只手紧紧地扯着姐姐的后衣襟。俊白更是以我从没有见过的机灵，迅速躲到了我的背后，扯着我的后衣襟。姐姐伸开两臂护住我们，大声问：“你想干什么？”

　　大昌晃了晃拳头：“干什么？问你兄弟！”

　　“我兄弟怎么会惹着你？”

　　“你兄弟在背后说我坏话，说我偷了支书家的鸽子。”

　　我知道了。昨天在学校，下课以后几个同学在一起说话，说起支书家的鸽子丢了，有人说肯定是大昌偷的，但说这话的不是我。

　　“我没有说。”我小声辩解。

　　大概我的声音太小，连姐姐都没有听到我说的什么。

　　姐姐指着大昌说：“就是说你了，怎么着？偷鸡摸狗，你什么事干不出来！”

　　“怎么着？我今天要教训教训这个小兔崽子！”大昌说着，逼近了一步。

　　“你敢动我兄弟一指头，先过我这一关！”姐姐毫不示弱。

　　“你？”大昌打量着姐姐，“你以为别人怕你，我也怕你？！”他说着，又逼近了一步。

　　姐姐突然一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半头砖，朝着大昌就投了过去。那才叫说时迟那时快，那才叫迅雷不及掩耳，那才叫……

　　半头砖贴着大昌的耳朵梢飞过去，砸到对面的砖墙上，噔的一声居然把青砖砸出了白碴。

　　真悬，差一点点就砸在了大昌头上。

　　大昌像是被钉在了地上，瞪着眼张着嘴，一动不动，足足过了一分钟，才醒了似的，转身就跑，边跑边喊：“真投哇……”

　　大昌敢和成年男人动刀子，只是一个传说。姐姐敢拿砖头砸大昌，我是亲眼看见了。

　　我和俊白做梦一样望着姐姐。姐姐紧紧地搂着我：“别怕兄弟，有姐在，就不能让人欺负你。你放心，对付大昌这样的，姐一个人能打他仨。”其实，我感觉到姐姐的手也在微微颤抖。

　　姐姐用手指轻轻点了一下俊白的额头：“俊白，你也是个男人，指望你帮把手呢，结果你比我兄弟躲得还快！”

　　俊白笑了：“嘿嘿，嘿嘿……”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在放假之前的升级考试中，我考了年级第一，语文更是考了一百分。姐姐见人就说：“知道不？俺兄弟考了第一！别看俺上学不行，俺兄弟行！”

　　姐姐只接送了我一年。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奶奶和她父亲只得同意她下地干活了，那年姐姐刚满十一岁。生产队有“整劳力”和“半劳力”之分，可按姐姐的年龄，她连“半劳力”都不够，队里拿不准按什么标准给她记工分。奶奶找到队长说：“你们只要别难为这没娘的孩子就行了，愿给她记多少就记多少吧，不计较的。”

　　农民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只有过年的时候可以歇几天。姐姐依旧到我们家来过年，趁机带我和俊白一起玩。

　　姐姐一天比一天长大，身体也渐渐发育得像个大姑娘了。又快过年了，总得有件新衣服吧。奶奶去找她父亲商量，买几尺布，给姐姐做件新棉袄。她父亲说：“婶子，家里这光景你还不知道吗，过年能不能吃上饺子还难说，哪里有钱给她买布做衣裳？”

　　思来想去，奶奶也没有办法，最后只能把姐姐身上穿的旧棉袄拆了，洗洗再重新做上。虽然不算新衣服，总是干净了些。可是，姐姐只有这一件棉袄，拆洗重做的时候，她穿什么呢？别说奶奶眼花了，手头慢了，就算是做针线活儿的快手，这一拆一洗，也得两天时间，因为冬天洗了以后不好晾干。

　　没办法，奶奶找出了自己那件替换棉袄，让姐姐临时穿两天。

　　奶奶的棉袄姐姐穿着太肥大，贴不上身，不仅难看而且不暖和。姐姐灵机一动，找了一根奶奶的绑腿带子，把肥大的棉袄用手揪起来一挽，腰里用带子一扎，显得又利索又暖和。

　　姐姐从小想当兵，大概腰里扎上根带子能让她找到类似当兵的感觉，从此，姐姐一年四季不论穿什么衣服，都在腰里扎一根带子，没有带子的时候就扎根绳子。

　　姐姐自己不会编辫子，没有参加劳动的时候，奶奶给她梳头。参加劳动以后不能天天来我们家了，她们家又没有人管她，她干脆照着镜子自己把头发剪了，剪得只比男孩子的分头稍长一点点。

　　那样短的头发，腰里再扎根带子，姐姐真的成了女孩子中的另类。包括我的继母在内，村里看不惯姐姐的人，说她更像个愣头青了。可我觉得，姐姐蛮精神的。

　　终于盼到过年了。

　　对于我和姐姐来说，过年最有吸引力的，是三十儿晚上跟着奶奶烧香拜佛。奶奶拜的什么佛，除去观音菩萨、灶王爷、关公这少数几位有名有姓的以外，别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她说三十儿晚上“全神下界”，一步一个神灵，哪儿都要拜。当然，除去几个主要的神仙有供品之外，其他的神仙只有一张纸钱、一炷香。

　　先摆上供品，然后跪下来，点燃香火，两手捧着香火拜三拜，再把香火插到香炉里，重新跪下，点燃纸钱，一边磕头，一边说一些祷告词。奶奶那专注、虔诚的神情，让我们觉得这一切特别有仪式感。

　　奶奶的祷告词，估计是她的原创。祷告词并无规范，随意性很大，只是把每年最期盼的事情向神仙告白。奶奶的祷告词年复一年都是重复两句话，我和姐姐都背过了，所以，我们和奶奶一起祷告：“神佛保佑，太平世景，大人孩子平平安安的;风调雨顺，一家老小有吃有喝的。”

　　这大概是奶奶一生的最高愿景，所以，她从没有因为重复而敷衍，每一次祷告，她的眼睛里都闪着真诚的泪光。

　　拜完神佛，我们正要进屋，突然发现大门口站着一个人。

　　因为奶奶说三十儿晚上有些小仙小道也要来收供品，所以要晚点关门，并且还在门口点了两支蜡烛。尽管门是刻意开着的，但突然看到门口一动不动站着一个人，还是吓了我们一跳。

　　借着烛光仔细一看，居然是傻巧。

　　“傻巧，你不在家过年，跑到俺家干什么？”姐姐大声问。

　　傻巧不吭声。

　　奶奶从剩余的供品中抓了几块饼干，带着我们姐弟两人走了过去。

　　傻巧说了一句什么，我们没有听清楚。

　　奶奶把饼干分给我和姐姐还有傻巧，一人两块。傻巧捧着饼干仔细瞅了瞅，然后小心翼翼地藏进袖筒里，转身就跑。奶奶说：“带回家去给她妹妹吃哩。”

　　傻巧只跑出去一步，又回头喊了一声，这一次我们听清楚了——“平平安安，有吃有喝！”

　　我和姐姐面带诧异，一齐望向奶奶：傻瓜也知道平平安安，有吃有喝？

　　我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考上了县中学，成为全村屈指可数的中学生之一。遗憾的是，初中二年级没有读完，“文革”来了，学校停办。家在城镇、吃商品粮的同学到农村劳动叫“上山下乡”，他们被称为“知识青年”。我们这些农村来的、吃农业粮的学生，卷起铺盖回家，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姐姐安慰我：“可别扔下书本，国家早晚会用读书人的。”

　　为了让我既参加劳动，又少出些力气，姐姐把我和俊白召集在一起，专门干“包工活”。比如生产队的牲口棚要出棚垫圈，定下工分和标准，我们承包下来，自己掌握时间和进度。进度快又干得好，就可以多挣一些工分。对于我们这些平时只能拿一半工分的“半劳力”来说，这是最为合算的事情。可姐姐的着眼点并不在工分上，而是这样一来，她可以主导劳动中的分工，累活全由她干，其次是俊白，我干最轻松的部分。

　　我觉得有些难为情。

　　姐姐说：“你甭不好意思，姐就是干活的命，干少了还不舒服哩。再说，你每天给我们讲故事，我们还免费听书哩！”

　　这一点倒是真的，每天工间休息时，我就给姐姐和俊白讲我读过的书，讲我从大队部看到的报纸。

　　姐姐其实非常聪明，虽然她自称一看课本就发困，但我心里清楚，她当初辍学，主要是想早点下地干活，替她那病恹恹的父亲分忧。她非常愿意听我读书读报，而且听了就能记住。

　　和我回村劳动差不多同时，村里来了一个下放干部，是原来县委的副书记张帆。运动开始以后，张帆一直被批斗。现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他没有被“结合”进领导班子，就下放到我们村劳动锻炼。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是我们这一带的游击队长，老百姓都知道他，虽然他现在什么职务也没有，人们依旧喊他“张书记”。

　　张书记很有意思，来了没有几天，就发现了我们这“三个半人”的组合，并且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青年突击小组”。

　　有一天张书记主动提出来跟我们几个一起劳动，没想到他五十来岁的人了，干活既内行又利索，还肯下力气。我问他：“张书记，你干农活挺内行哩？”

　　张书记说：“当长工出身，日子太苦才投奔共产党的，怎么能不会干农活呢？！”

　　“那还要劳动锻炼？”

　　张书记抿着嘴角，沉思了一会儿，半是认真半是戏谑地说：“当官时间太长了，再不锻炼就忘了劳动了。”停了一下，他变得非常严肃，“不过你不一样，你首要的任务是继续学习。千万别放弃学习，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不成现代化的。”

　　姐姐连声表示赞成：“怎么样兄弟，怎么样兄弟，我说是吧！你看人家张书记这么大领导，也说你得学习，你得学习呀！”

　　张书记接着说：“人们都说你文章写得好？你看你们这个小组，不光干活积极，每天休息时还听你读书读报，我看这就可以写篇文章哩。”

　　姐姐在旁边一晃拳头：“兄弟，写！”

　　我真的写了一篇《何家庄青年突击小组劳动不忘政治学习》的文章，送给张书记看。张书记看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写得不错嘛！主题很突出，语言很流畅。把提到我的地方删去，送给县广播站。”

　　张书记的提议出乎我的意料，我嘀咕：“人家会要这……”

　　张书记很认真地说：“用不用在他们，他们不用咱也少不了什么嘛！”

　　我按照張书记的嘱咐，跑到县城，怯怯地走进了县广播站的大门。

　　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但村村都通大喇叭。每天早午晚三个时间段县广播站分别播音一个小时。

　　三天后的中午，我们收工刚刚走进村口，大喇叭里县广播站的“全县新闻”节目开始了，男播音员用浑厚的声音播送本站消息：何家庄青年突击小组劳动不忘政治学习……

　　张书记最先听到，他招呼大家停下脚步，仔细听广播。

　　真的是我写的文章！我怔怔地望着张书记，张书记欣慰地笑了笑。俊白平时最多一连“嘿嘿”三声，今天听完广播最少“嘿嘿”了六声。姐姐愣了好大一会儿，突然转身就跑，边跑边喊：“刚才大喇叭里广播的文章是俺兄弟写的！”

　　在张书记的鼓励下，我继续坚持写作，两个月后，居然连地区的报纸上都登了我写的稿子。第二年，我到县广播站当了“工分加补贴”的记者——不改变农民身份，不吃商品粮，生产队记工分，单位适当补贴。这是当时县、社两级一大批工作人员的待遇。这个待遇比起正式的机关干部当然有差距，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风雨无阻，天天有工分，每个月还补贴十二块钱。村里顶级的男劳力干一天才记十个工分，秋后生产队结算，十个工分只值八分钱。我一个月就挣十二块钱，可以买一百斤红高粱呢！

　　事前张书记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但是我心里明白，肯定是他的推荐起了作用。尽管他现在什么职务也没有，每天像个农民一样下地干活，可他在县里威信很高。头去广播站上班那天晚上，我找他聊了半夜，印象最深的是他语重心长地说：“一辈子只要别忘了养育你的土地和乡亲，就不会摔大跟头。”

　　告别时，我给他鞠了一个躬。

　　从我们村到县城十来里路，我没有自行车，自己背着行李去了县广播站。上午报到，下午就投入工作。我真心实意地愿意多干点事，多经受点锻炼。不仅领导布置的任务我认真完成，同事们让我帮忙做什么，我也尽心尽力。大家都很喜欢我。

　　领到第一个月的补贴后，我几乎一路小跑回了村子。

　　我先跑到姐姐家。姐姐的父亲也去世了，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正在收拾晾晒的野菜。我叫了一声“姐”，然后郑重地掏出两块钱，递给了姐姐。

　　姐姐接过去，好像有点蒙：“给我的？”

　　我点了点头。

　　姐姐两只手把那张两元面值的人民币抻平，翻来覆去，看了正面看反面。她自言自语地说：“一辈子头一回有人给我钱，俺兄弟挣钱了……”

　　两颗晶莹的泪珠滴落在两元的人民币上。

　　转过年来，我们这“三个半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是我，赶上了一次转正的机会，被录用为正式职工。我也成了非农业户口，我也吃商品粮了！

　　其次是俊白娶了媳妇，娶的是傻巧。俊白和傻巧结婚了！

　　如果说俊白和傻巧结婚出乎意料，那么姐姐的事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姐姐居然当了县革委会委员还兼村里的副主任！

　　事后我才知道，县里的主要领导来村里检查工作，村里召开群众大会请领导讲话。讲话完毕，领导问：“我刚才讲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全村群众异口同声高喊。

　　“既然听明白了，我可要考考你们。”领导的目光扫视着人群，“谁来说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怎么一个样子？”

　　男女老少面面相觑，然后不约而同低下了头，无人敢同领导的目光对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领导的脸色渐渐变了：“不是说听清楚了吗，怎么不说话？”

　　领导口气很严厉。陪同前来的公社领导和老支书额头上渗出了汗珠。

　　突然，姐姐站了起来，朗声回答：“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说得好！”领导露出赞许的眼神。姐姐刚要坐下，领导又问，“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胸怀战天斗地？”

　　这一回是直接给姐姐提问了。姐姐依旧不假思索，流利地回答：“站在家门口，放眼全世界;干着地里活，想着亚非拉。”

　　姐姐本来听一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再加上过去我经常给她和俊白读书读报，她的性格又不认生、不怯场，所以，这点问题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

　　“太好了！”领导拍案而起，“这个小伙子不简单。”

　　坐在旁边的老支书赶紧小声说：“是个闺女。”

　　“女青年？那更不简单了！”说到这里，领导突然想起了什么，“这村里不是还有个青年突击小组吗？”

　　老支书说：“就是她。”

　　“哎呀，”领导惊叹一声，像是发现了宝贝，“我们现在太需要这样的青年女干部了。”说到这里，领导一板脸，扭头问公社领导和老支书，“这么优秀的青年女干部，为什么你们不向县里推荐呢？埋没人才是犯罪哩，同志！”

　　公社领导一边挠头皮，一边居然像俊白一样“嘿嘿”笑着。

　　四天以后，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来村里宣布：何英霞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增补为不脱产的县革委會委员兼何家庄革委会副主任，并被推选为地区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而且不日就要到地区受表彰。

　　虽然那个年代，一夜之间当个副总理也不稀罕，但是对于姐姐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我还是觉得玩笑开得有点大。我连夜回村，直接去找张书记。我知道他没有资格参加群众大会，但村里发生的事他肯定清楚。见面后没顾得坐下，我便焦急地说：“张书记，我姐这算哪一出哇？”

　　张书记显得很平静：“我也改变不了。不过你放心，我观察这两年，你姐骨子里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无非是自小没娘，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有时显得有些愣头青。我倒不担心她膨胀变质，而是担心她在她所不熟悉的那些场合，嘴上把不住，被人家抓了把柄。”

　　张书记稍顿了一下，居然调侃说：“你们姐弟俩各有千秋，你谨慎，她敢闯。你过目不忘，她过耳不忘。”

　　我听罢正要去看姐姐，姐姐也来找张书记了。一见我在，姐姐热情招呼：“兄弟回来了。”

　　我开门见山：“姐，你真觉得你是什么先进分子，还能当干部？”

　　姐姐一脸淡然：“领导叫当咱就当呗，无非是吃苦受累的事走在前头，沾光享受的事躲在后头。”

　　“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现在的情况复杂着呢。”

　　姐姐突然问我：“你还记得那年我用砖头投大昌，差点投到他脑袋上吗？”

　　“当然记得。”

　　姐姐说：“离着不到三尺远，你以为我真投不准哪？是不能真投他，姐做事有分寸哩！再说，我拿捏不准的事，不是还有张书记和你吗？”

　　我们村太穷，打不起机井，因此，没有一亩水浇地，完全靠天吃饭。村里一直谋划从村西的凌水河修一条引水渠，可是，一座被当地人叫作“土龙山”的土岭子，由南向北逶迤十余里，横亘在村子和凌水河之间，要想挖渠，就绕不开土龙。不论是从上面挖开土龙，还是从下面穿过土龙，工程量都太大，让村里望而却步。

　　在当时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气氛下，村里下决心挖开土龙山。姐姐带头成立青年突击队，把工程中的难点都包了下来，在张书记和老支书的谋划下，居然把引水渠挖成了，姐姐也再一次成了轰动全县的新闻人物。地区日报头版报道了姐姐的事迹：《优秀青年突击手，改天换地带头人》。报道还配发了姐姐的照片：短头发，脖子里围一条白毛巾，腰里扎一根绳子，一手拿着铁锨，一手叉着腰，看上去英姿飒爽。从此之后，短头发、白毛巾、腰里扎一根绳子，就成了我们那一带女劳模、女先进人物最时尚的标配。

　　遗憾的是北方的水越来越少，充其量三四年工夫，凌水河就变成了季节河，一年四季倒有三季没水了。

　　村里又谋划把旧有的坑塘扩挖，加宽加深，挖成个小水库，利用汛期蓄水。当挖到两丈来深的时候，姐姐在上面安装绞车，一不小心，摔了下去。虽然下面是挖起来的松土，但毕竟太高，把腰椎摔坏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可姐姐躺了没十天，就又上了工地。

　　公社领导到县里开会，汇报了姐姐的事迹。县领导让广播站派人再去好好挖掘一下，并具体指示：关键是把思想境界写出来，她在想什么？想什么才能有这样的行动？

　　这个任务自然落在了我身上。

　　我知道回去太早也见不到姐姐，所以晚饭后才赶回村。

　　到姐姐家一看，俊白和傻巧两口子都在。俊白说姐姐受伤后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和傻巧来陪陪姐姐。

　　听了俊白的话我很感动，从兜里掏出两块水果糖，给了俊白一块，傻巧一块。

　　我调侃傻巧：“巧哇，俊白不欺负你吧？”

　　傻巧只是摆弄手里的糖果，不说话。俊白“嘿嘿”两声，替傻巧圆场：“你知道的，傻子，不会说话。”

　　没有想到这句话傻巧听明白了。她一手搂住俊白的肩膀，一手去抠俊白的嘴，撒娇似的说：“你傻，你傻……”

　　我忍不住笑了。

　　俊白又“嘿嘿”两声，说：“你陪着姐说话吧，我们走了。”他牵着傻巧的手，走了两步，又回头张了张嘴，欲言又止的样子。我说：“俊白，你什么时候变得和我们在一块儿也话到嘴边留三分了？有话就说！”

　　俊白那长满皱纹的黝黑的脸突然发红：“傻巧，傻俊白，还有一傻——傻姐！”

　　我第一次看见俊白不“嘿嘿”就说话。他连比画带说，我听明白了：在水利工地上，都是男人推车，女人装车。这些年姐姐却坚持推车，而且车上装的土像一座小山。别说女人，男人那么干也吃不消的。姐姐即使不摔这一下，身体也会落下病根。姐姐比傻巧和俊白还傻！

　　说到最后，俊白几乎是在喊叫，在咆哮，并且表示，如果不是我回来，他是不会跟别人说姐姐傻的。

　　望着俊白的背影，我呆了，姐姐也呆了。

　　许久，我缓缓地对姐姐说：“姐，你体谅俊白的心情吧，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不要命地傻干了。”

　　姐姐也有几分激动：“姐既没有你那么高的文化，也没有张书记那么高的水平，除了不要命地带头干活，姐还能做什么呢？”

　　我估计这件事和姐姐三言两语说不清，就没有再接她的话，而是说起了今天来的目的：“姐，我今天来是有任务的。”

　　“啥任务？”

　　“县里让再好好挖掘挖掘你的事迹，主要从思想境界方面着眼。”

　　“那有啥好挖掘的？”

　　“姐，你得告诉我，你现在最想的是什么？”

　　“最想……”姐姐叨念着，愣了好长时间。

　　我以为姐姐在思考，谁知她突然喊了一声：“我想嫁人！”

　　什么，姐姐说什么？是我听错了？没等我回过味来，姐姐竟然放声大哭：“你看傻巧，傻得人事不知，还被俊白捧在手心里。姐一天到晚连个说句心里话的人都没有哇！我想结婚嫁人……”

　　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姐姐那样委屈地哭泣。我一时手足无措，看着姐姐抽搐了好半天，才想起掏出手绢递给她。姐姐擦了擦眼泪，平复了一下心情，对我说：“姐知道你不会笑话姐。”姐姐顿了顿，又说，“至于我想什么，你就替我编几句吧，只要你编的，姐都认可。”

　　一辈子不服输的姐姐，不幸被张书记言中。

　　平时她到什么地方做大会发言，都是我替她准备稿子，然后讲给她听，她听上两遍就能记住。不光没有出过问题，对于她的脱稿发言，人们还常常报以热烈的掌声。可这回，在全县农村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时，她忍不住了，不仅说农村老百姓生活太困难，而且把奶奶说过的净米净面以及烧香上供时的祷告词什么的，都说出来了。这可捅了马蜂窝。虽然经过张书记暗中施加影响，没有公开批判她，但她身上那些头衔和光环，一夜之间全没有了。

　　我去见张书记，我们两个相对无言。坐了老半天，他才说：“当初没有想到她会这么不要命地干，年纪轻轻，把个身体弄垮了，也该歇歇了。”

　　张书记既没有评论对姐姐的处理是否公平，也没有评论姐姐说的那些话是对还是错。

　　我有些担心：“我姐她会不会……”

　　张书记摆摆手打断了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用担心，你姐生命力强着呢。你见过咱们盐碱地里长的荆条吧？有的地方叫红柳。一点水分一点营养都没有，也能抽条。若是稍微有点水分有点营养，它就能长成树。”

　　从张书记住处出来，我去见姐姐。进门之前，我徘徊了好半天，反复思索对姐姐说什么、怎样说。没料到一照面，姐姐抢先说：“姐没事，你放心吧兄弟！大昌他们散布说爬得高摔得重，说我从天上摔到地下来了。我本来就是地上的，回到地上更踏实。再说当初那些花里胡哨的名堂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文革”结束，张书记重新出山担任了县委书记。他把我调到县委办公室当资料科副科长。在他的鼓励下，我还成了全县第一批“电大”毕业生，不仅有了学历，也确实学到了好多知识。

　　三年后，我调到了地委办公室，又三年，我居然调到了省委办公厅。张书记已经自己要求退居二线，当了县委顾问。回去看他时，他还是要我别忘了乡亲们，他说咱们共产党人就是一辈一辈给老百姓打工的。张书记还特别嘱咐我：“你姐是个苦命的孩子，把找对象的最佳年龄错过了，如今孤身一人，你一定多关心她。”

　　这期间最开心的是俊白。常说爹傻傻一个，娘傻傻一窝。可傻巧生的儿子却一点也不傻。

　　最痛心的是奶奶走了。我和姐姐哭得死去活來，奶奶入殓时，姐姐居然晕倒在奶奶的棺材旁边。乡里乡亲都知道我们这俩没娘的孩子对奶奶的感情，都陪着我们掉眼泪。

　　送走了奶奶，村子里我最牵挂的人就是姐姐了。

　　我们这个村子，一直不算富裕。大包干之后，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村里没有搞工副业的习惯，离县城这么近，连个卖青菜的都没有。只靠种粮食，日子还是不宽松。姐姐因为身体垮了，干不了重活，过得更是比较艰难。

　　每年清明节我回家给奶奶上坟，都同时看看姐姐，给她几个钱，但也帮不了她什么大忙。

　　俊白两口子知道我清明节一定会回去，每到那天就去姐姐家等我。我每次也给他们捎上点东西，特别是孩子用的东西。好在不论给什么，贵重不贵重，他们都感激得很。

　　人生几十年，一眨眼的工夫。整天跟在姐姐身后的小屁孩，居然退休了。

　　退休之前，我以为自己是农村出来的，从小劳动，不缺锻炼，至少身体没有问题。没有料到，退休第二年居然血栓了，休养了差不多三年才算康复。恰在这时，姐姐来电话，说想我了，希望我回去看看。

　　三年没有回老家了，这是我一生中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

　　何家庄的大街上，当年张书记和我们一起栽下的垂柳，都像腰一般粗了。正是初夏时节，清风徐徐吹来，上千棵垂柳的枝条一起摆动，像是无数少女排着整齐的队形扭动腰肢，煞是好看。

　　走进姐姐的家，第一眼看到的是姐姐和俊白两口子站在一起，姐姐手里牵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其实我已经知道姐姐领养了俊白的孙女，姐姐还是高兴地介绍说：“这是俊白的孙女，过继给我了。”

　　俊白笑着说：“嘿嘿，什么过继，就是姐的孙女嘛！”

　　我还没有来得及取出给孩子准备的礼物，门外进来一个中年人，一进门就朝我喊“叔”，把我喊愣了。姐姐急忙介绍：“这是村里扶贫工作队的张柱张队长，张书记的儿子。”

　　我上前握住张柱的手说：“若是张书记的儿子，不能叫叔。张书记是我人生路上的老师，也是我的长辈，叫哥就行了。”

　　张柱说：“那不行，您和我爸同时期工作过，又是咱全县出名的大才子，更是咱何家莊的骄傲，该叫叔就得叫叔。”

　　姐姐摆了摆手：“愿叫什么叫什么吧，反正城里人的称呼较不得真。”

　　大家笑了笑，一起坐了下来。姐姐说：“兄弟，今天叫你来，是想告诉你，姐当干部了。”

　　“哦！”我真的没有想到。

　　“补花合作社社长。”看得出，姐姐非常得意，“人过六十不学艺，姐六十六了，又学会了补花，还当了社长。”

　　张柱说：“我们扶贫工作队进村后发现，何家庄的乡亲们一年到头只会围着粮食打转，而要想脱贫必须得有别的门路。像英霞阿姨这种身体不好可又心灵手巧的村民，完全可以做些手工艺品，我们就帮她选了补花。没有想到她一学就会，自己学会了还愿意帮助别人，我们就倡议成立了补花合作社。因为英霞阿姨最热心张罗社里的事，大家就推选她当了社长。”

　　姐姐说：“我这社长可实实在在是大伙选的，不是什么人封的。”

　　大家会心地一笑。

　　张柱又说：“如今发展到一百多名社员了，大都是妇女，唯一的男社员是俊白叔，负责运进运出的事。”

　　姐姐望着俊白，半是嗔怨半是疼爱：“一辈子就会黏着我。”

　　俊白又是连声地“嘿嘿”，只是“嘿嘿”声中少了傻气，多了开心。

　　姐姐边说话边拿出一块补花的台布，展开给我看：“其实没啥技术含量，就是用各种颜色的布，在白布上补出花来。别看技术要求不高，卖到阿联酋去呢！”

　　我听说过补花，只是不了解具体情况，便问：“效益怎么样？”

　　“效益？”姐姐自豪地笑了，“去年头一年，姐挣了六千，今年这才多半年，姐已经挣了八千了！”姐姐拉着我的手说，“兄弟你来看。”

　　堂屋里靠墙立着几口大缸，缸上盖着木头盖子。姐姐揭开一个，是一缸雪白的面粉，再揭开一个，是一缸黄灿灿的小米……

　　姐姐的神情突然有些凝重：“兄弟，你还记得不，当年奶奶说，就盼着让咱们吃上净米净面？”

　　我点了点头，眼睛有点模糊。

　　“那时候，咱们做梦也想那净米净面不知该有多好吃。如今，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净米净面。”

　　张柱在旁边提议说：“叔，听说当年在何家庄，你们几位也算个组合，叫‘三个半人’，今天难得你们团聚，我给你们照个合影吧？”

　　“太好了！”姐姐首先表示赞成。

　　我们就在姐姐的米缸前站成一排，我在姐姐右边，俊白在姐姐左边，傻巧在俊白左边，孩子站在姐姐前面。张柱拿出手机，为我们连续照了好几张。他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看。

　　姐姐两手抱着孩子的两个肩头，脸上笑得像一朵花。俊白更是笑得眼都没有了，只剩两道缝。最有意思的是傻巧，不仅头倚在俊白肩膀上，胳膊还搂着俊白的腰，像在刻意秀恩爱。只有我，稍显得有点严肃。没办法，我一辈子照相不会笑。

　　“‘三个半人’，五十多年了。”姐姐自言自语地说着，转身时一不留神，眉头突然紧蹙了一下。我知道她的病，赶紧把她扶到炕头上，让她倚着被卷坐下。姐姐捶了两下腰，叹了一口气：“唉，就是这腰不争气，不然现在这么好的政策，姐还能干好多事呢！”

　　我挨着姐姐坐在炕头上，瞅了瞅她那洗得发白的衬衣，有些心疼：“有钱了，还舍不得买件像样的衣服。”

　　姐姐说：“这有钱不花，和想花钱没有，心情不一样。”说完，她突然明白了什么，“兄弟，你是不是觉得姐是为了让你宽心，才说有钱哪？姐真有钱。”她扭头吩咐俊白，“俊白，打开衣橱，最下面一层有件棉袄，棉袄下面有个盒子，把那个盒子拿出来给我兄弟看看。”

　　俊白依照姐姐的吩咐，拿出盒子递给了我。

　　这是一个饼干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果然厚厚一沓钱，能有几千块。最上面是一张不再流通的两元面值的人民币，我觉得非常眼熟，特别是票面图案上车床工人两侧，那已经发暗的两滴泪痕。

　　五十多年了，姐姐竟然没有舍得花掉这两块钱。

　　我的眼泪簌簌地流下来。

　　“哭啥哩，哭啥哩！”姐姐像小时候一样，用手掌替我擦眼泪，“咋又哭上哩？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年年三十儿晚上跟着奶奶烧香上供不？奶奶几十年就祷告那两句话：太平世景，大人孩子平平安安的;风调雨顺，一家老小有吃有喝的。今天，咱不就过上了奶奶盼了一辈子也没有盼上的好日子吗？”

　　我紧紧攥着姐姐的手，哭着喊了一声：“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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