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将近,天色由青入蓝,缀着疏星。
脚下,雪细如粉,头灯一照,闪动微观的虹,仿佛一层钻石粉末。雪鞋笨重,像踩着一双塑料船,走起来得两脚分开,一步一迈。
“看我们像不像两个圆规在走路?”
况子白了我一眼,“屁!”
我踹了他一脚,突然感到自由,没有女人了,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雪鞋走起来夸啦夸啦作响,登山包与滑雪板发出轻微而规律的摩擦声,脚下一停,就耳聋般寂静。眼前是最后一段陡坡,仰望:松树一根根陡立,剑指青天。况子把雪鞋后跟的搭扣撑起来,开始爬坡,我也照做了。一到户外,他总是喜欢做先锋,做领攀,给人开路,但那真不是走第一个那么简单,他每一步都要用体重压上去,一脚一坑,深雪吃进膝盖,像是在海水里迈步。
我跟了五十米,热得要炸。羽绒服里,汗水从腋窝滴下,沿着两肋滑,奇痒难忍。从领口里我闻到自己热烘烘的臭汗,想起每次打完球回家,桃子先是冲向我,又刹住,怔怔地盯住我,捂着鼻子,跑开。桃子妈的背影在厨房,一枚轻而冷的声音飘过来:快去洗。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会想起这个,心里发紧。我卸下包,一把脱掉外套,只剩最后一件速干短袖。
“狗日的你显摆肌肉吗,冻死你。”况子又来了。
“关你屁事。”我干脆把短袖扒了下来,狠狠一拧,热汗滴在雪上,融出几个小坑。重新背上登山包的时候,背带像粗糙的冰块摩擦肩膀,鸡皮疙瘩一阵,虚脱般爽快。
不知何时天已发亮,我关掉头灯。剩下那段攀爬没花多久。登顶那一刻,太阳蹦了出来,云缝间横着几杠金光。天地澄明,远处的城市一片黯淡,像条大黑狗似的趴在山脚下睡。站在这高处,我俩忍不住号叫起来,野兽般快乐,大口呼吸,想把双肺漂染成一副天蓝色的帆。
风吹来,终于冷。我穿回衣服,拿出能量棒,喝水。况子在我旁边一屁股坐下来,看朝阳。四野白茫茫,粉雪雪道洁净无痕,又陡又窄,像一卷突然失手的卫生纸,一泻到底。世界化作一整山的海洛因,让人无法拒绝的上瘾。
喝完水,我俩眼神儿一碰:上。
德语里有个单词是Fernweh,指的是“对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的思乡之情”。我心里那个地方是西伯利亚。读过一本书,《在西伯利亚森林中》,法国记者、探险家西尔万·泰松写的,记录自己在贝加尔湖畔雪松北岬的一座小木屋里的半年生活。开篇,泰松描写他为隐居生活采购物资的时候,去到了超市,茫然面对琳琅满目的货架,心中再次涌现对现代生活的厌恶:“十五个品种的番茄酱——这就是我想要逃离的世界。”
我不想用“逃离”这个词,我可是专门奔西伯利亚来的。从北京飞伊尔库茨克,两千六百公里,航班三个小时。从伊尔库茨克开到贝加尔湖,两百六十公里,却整整要花八个小时。车站破烂得仿佛还停留在八十年代,苏联风,一眼穿越回到童年县城。我查好了贝加尔湖的俄语怎样拼写,一笔一画描在纸上,去窗口买票。
几辆旧依维柯停在后院,车上没人,司机正在捯饬车尾行李舱,见了我,指了指副驾驶座位,竖起手指比出三,用力晃了晃。我不明白,也不想理会,就径直上车,选了个靠窗的座位。
车子出了站,却进城挨家挨户接人。韩国情侣,日本小子……各自站在旅馆门口,等车来接,搞半天只有我大老远跑到车站来……我感觉沮丧,一头贴在玻璃上,盯着外面的乘客。每人都有个大箱子,轮子陷进雪地,拖不动,撂在地上装傻。司机骂骂咧咧地把箱子拎起来,猛塞进后舱,依然朝着每个人比画数字三,依然没有人理会。
兜兜转转一个多小时,人总算坐满了。出了城,车速快了起来,车窗上的水汽迅速结冰,比毛玻璃还毛玻璃,视野变成白内障。我这才明白过来:只有挡风玻璃不结冰,多交三百卢布,可以坐在副驾驶,看风景。但真正坐那座位的,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只能坐那儿,而且没见交钱。
我懊悔不迭,掏出纸巾擦窗,这才发现那不是雾水,是冰,纸巾擦半天,完全没用。一想到剩下八个小时就要这么白内障下去,我烦躁极了。睡不着,眼睛越过座位中间的走道,盯着挡风玻璃看——路面像一条黑胶带,把左右两半雪景草草粘起来,勉强凑成一张画面。色调硬冷,景色重复得几近静止——类似于早期拙劣的电子游戏背景,用简陋的相对位移来表示玩家在前进。
一阵刺啦刺啦的声音从后排传来,我回头看:众人东倒西歪昏睡,只有一个姑娘醒着,用一张银行卡刮车窗,冰屑纷纷掉落,玻璃上被生生刮出一块透明的、闪动着雪景的“相框”。阳光透进来,照亮她的睫毛和瞳孔,蜂蜜色的光晕。她大概二十多岁,亚洲脸,身旁的大概就是男友,时不时从对方耳朵里摘下音乐来听,俩人头凑在一起。我嗓子里涌出一股甜到齁似的酸闷,无端想象这姑娘和男朋友的种种画面,他们刚好上的那个月一连七天不下床的样子,结婚了以后是什么样子,有了孩子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吵架,他们的分手。桃子妈在产房里挣扎的情景突然就又从黑箱里蹿出来了,撕心裂肺,号得我发软。当时我被巨大的焦虑和空白碾压,心脏堵在喉口,无法呼吸,伸手想安慰她,她却一把拽着我胳膊咬,疼得我身子一蜷,头撞在一个什么设备的角上。
没过几分钟,我再回头时,车窗“相框”又结了冰,风景消失。那姑娘像是决心要把风景从冰层中解救出来一般,又刮。孜孜不倦,车窗结冰多快,她就刮多快;好像非让这幅黑白照片在玻璃上保持显影不可。刺啦刺啦。刺啦刺啦。说实话,那声音的确刺耳,惹得其他乘客紛纷侧目,而她男朋友就把那些目光顶回去,转头护着那姑娘,露出一种纵容的笑。
我被那刮玻璃的声音磨得莫名烦躁,越发觉得不可忍受……真想让她别刮了,拳头不自觉在捏紧……不,忍住,忍住,我对自己说,七年后那个男友(要是还没分手的话)估计也会和我一样烦躁。用不了七年,三年吧。也可能一年。
不能再随便这么发火了……我努力放松拳头,闭上眼睛,想深呼吸,却只吸到车厢里的暖气,复杂的香臭抵消,混成一种闷人的浑浊。想来我跟桃子妈刚恋爱那会儿也新鲜过,好像也挺开心的,但具体是什么我忘了。婚礼特别累,吵了十吨架。临闹洞房前一天晚上在酒店房间里吹气球,分装巧克力糖。气枪给朋友了,我拿嘴吹,腮帮子酸,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尾,困得快要融化了。那一刻我特别想说要不咱们别结了,别弄了,何必呢,都走吧,让我睡个好觉。
婚礼况子没来,根本联系不上。挺遗憾,没来也好,以他那张嘴,估计我只有被拿来开涮的份儿。据说当天我困得在婚车上直打呵欠,闹洞房的时候整个人出神,反应慢半拍;幸好大家一通胡闹,像葱姜蒜辣子炝炒腐肉,什么味儿都掩盖过去了。司仪的话筒嗡嗡作响,不停啸叫,我站在台上差点打呵欠,拼命忍着不张嘴,眼泪一下子就憋出来了,大家都以为我是感动。
来客们动筷子了,我们开始挨桌敬酒,一桌接一桌起立坐下起立坐下。有时候真的不知道人类发明这些破事儿来折磨自己有什么好处。我横了心把自己迅速灌醉,所以空腹一上来就猛喝,迫切躺平。大酒让我难受了三天,也被桃子妈数落了三天,说我整个人横着被抬上床,就直接吐枕头上,吐了两三天,不省人事,还哭,丢下一堆客人不管。我说行了行了都是我不好,反正没有下次了。
我知道贝加尔湖很大,但当况子说它有整个荷兰,或者整个比利时那么大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暗地里不相信。想Google一下,但手机没网。到了湖岸,信号就时有时无了。一片白茫茫中依稀冒出些破房顶,道路纯靠车辙辨认。我心想,到了盛夏,湖畔一定是尘土连天吧,路面连沥青都没铺。
村里跑着许多同款伏尔加牌面包车,纯苏联风格,灰色,老古董。柴油味儿呛人,人坐在里面抖得像全身都被上了抢救室除颤器。轮胎磨得没了纹路,但对付大雪游刃有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一路上我就从没见俄罗斯人用雪链。
我找客栈老板问逛贝加尔湖的事儿,她开始帮我打电话问村里司机明儿有车不。放下电话,她找了笔,在纸上写下10:30,看着我,笔尖戳了戳大门口。我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大门口上车。隐隐朝阳在地平线尽头闪着一线粉紫,远处的森林尚一片微蓝,空气清爽冰彻,雪深及踝,我大口呼吸,久违的兴奋。
车来了,司机是个蒙古人,身兼数职,除了开车,还是导游、厨师。在第一个下车点,乌泱乌泱的游客已经聚集在湖岸拍照,丝巾飞舞,全国各地的方言都齐聚一堂。这哪里是贝加尔湖,这分明是天安门升旗仪式。
我沮丧得喘不过气,上车后,用谷歌翻译输入中文“请带我们去人少的地方”,俄语翻译出来了,我递给司机看。他歪着头,看不清,拽过手机来认真看,终于点点头。
好像管用。我们越过好几处游客扎堆的地方没停车,一直开到森林深处。没什么人,司机像放狗似的,刚打开门,车里游客便叽叽喳喳蜂拥而出,韩语日语响彻林间,拍照的,踢雪的,都疯了似的。大人这么疯起来其实更讨厌,比小孩儿还烦,因为破坏力更大。不知道是谁来了一脚,大树上的积雪被踢下,全掉进我脖子,一回头,人影儿还见不着。
司机嚷嚷着什么,朝着一丛不起眼的灌木扑过去,搓了搓,然后双手捧到面前,做出“哇”的样子,意思是很香。我们也跟着闻了,的确有奇香,是类似花椒加陈皮的那种辛辣,又有点薄荷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植物,始终没能搞明白。
游客满林子撒欢去了,司机开始生火,给我们做午饭。他拿出柴,点了火,支起三脚架,挂上一口锅,加水。等水开的时候,切了大坨鱼罐头肉,一堆土豆,一股脑丢进锅煮。我心里一惊——这不喂猪的吗?跟我人不人鬼不鬼那段时间的吃法一模一样。再也不想回到那日子了。
我离开人群,想穿过树林去看看贝加尔湖。雪深及膝,一脚吃进去,半天拔不出来。三百米走了十分钟,终于到了森林边缘,脚下是陡坡,陡坡底下是一望无际的白。那就是贝加尔湖了吗?全冻了,但也没有蓝冰,只是一片平整无垠的白。天际线处,浅浅地一条线收了尾,好像是岸,又好像还是天。有几个游客蹿到陡坡下边去了,正往湖上去,看起来像拍死的苍蝇掉在大白纸上。
食物的味道飘来,大家围坐在大木桌旁,等司机把煮好的鱼汤分到碗里,配着面包蘸。卖相不好,但味道还将就,比我煮的好吃,也可能只是环境不同。吃完,司机迅速把我们赶回车上,原路返回,途中停下几次放我们下来拍照,就这样结束了我心心念念的贝加尔湖之行。
怎么说呢,一切都很相似——期待有多隆重,结束就有多草率。像我跟桃子妈之间。或者说,像大部分人之间。
砰,砰。床板下面传来两脚震动。我翻个身继续睡,把被子拉上臉。砰,砰。又来两下。我恍惚知道,只要我一睁眼,准能看见况子猴儿似的用三根手指把自己吊在床沿儿上,摇。他说那是锻炼他的小肌群,攀岩用的。
在火车上,我摇着,做了相同的梦,总觉得还在大学宿舍,下铺还会这样踢我。睁开眼,突然想不起在哪儿。要过一会儿才能回过神来:我这是在火车上,在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上,要从贝加尔湖开始,一路往东,起码要开三四天,才能抵达鞑靼海峡。铁路到那儿为止,到了那儿有一趟跨海轮渡,轮渡坐到对岸,就是库页岛了。况子在那儿等我。
我已经大概十年没有坐过绿皮火车。总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适配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属于少年,火车属于青年,飞机属于中年,邮轮属于老年。
如今所有人都属于汽车。
我不想属于汽车,我要坐绿皮火车,我以为我坐了绿皮火车,就能回到青春时代。青春就跟大名鼎鼎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样——盛名在外,身在其中,不过如此。
唯一壮观的是每次火车拐弯的时候——铁轨镰刀似的甩过雪岭,剖开密林,消失在透视灭点。跑道一样的大河,平整冻结,抚着国境线,迟疑蜿蜒。
除此之外,真是太无聊了。白天,雪野是白色的沙漠,枯燥晴朗,贫瘠广阔,植物只剩几笔灰调子,看久了怀疑自己是色盲。太阳总是显得很累,像个不想上班的人,心不在焉地斜斜挂起。在我和桃子妈生活的北纬三十五度温带,晨曦与黄昏难以分辨,差不多的色调,差不多的暧昧,通常看不见日出,也没有日落。而这里不同,黄昏和清晨分得清清楚楚,清晨总是亮的,粉的,而黄昏是黯的,蓝的。雪到深处尽是蓝,阴影普蓝,天色钴蓝,月光银蓝。我记得有一天傍晚,火车穿越一片树林的时候,我看见一只鹿,茫然地站在雪地里,拧着头,看着我们,静静地,困惑地,但也并不在意地。
那竟然是整条穿越荒野的铁路沿线,我看见的唯一一头野生动物。其余都是疲倦的村庄——清一色的老木屋,结结实实地关着双层窗,道路空无一人,像被遗弃的沙盘模型;只有屋顶冒着的那一缕烟,证明生活存在。那应该是质朴到只剩下黑面包、黄油、柴火的生活。只有一个品种的番茄酱。
逃离到西伯利亞,却没有感到自由,只剩一种真空般的茫然——大概是因为语言不通,一切感知都被冻结了。况子吓唬我,要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雪地露营,于是我带了温标零下三十摄氏度的羽绒睡袋。而事实上,气温一直都在零下十七到零下十二摄氏度以上,尤其是车厢里,暖气闷得我窒息,所有人都热成烤猪,一米九的俄罗斯大个子穿着短袖短裤,蓬头垢面地在过道走来走去,动物园猩猩似的刻板行为。满车都是复杂的人的气味,汗味儿,鞋味儿,泡面味儿,芝士味儿,拖把味儿。我的铺位在上铺,但除非迫不得已,我坚决不肯躺在床上。它让我想起中世纪一种刑罚:囚犯躺在一个壁龛那么大的棺材里,日日夜夜,不得动弹。
每天一早,我就趁人少,去车厢尽头接一杯开水,兑了咖啡,削了苹果,坐在过道的弹簧凳上,等天亮。漫长的火车行程里人们以昏睡度日,可我害怕睡觉,害怕睡着了那个梦又追上我。困得被迫躺下的时候,我也小心翼翼,像一个西伯利亚森林里的逃犯,随时感觉身后有几杆猎枪追上来。在不断搁浅的睡眠里,我能听见四周的俄语叽里呱啦地说啊说啊,意义的河水已经冻结成一条冰面,我滑行其上,完全不知道脚下是沙还是水,一切的所指与能指要么冻结,要么蒸发殆尽。
以前桃子或者她妈跟我唠叨个不停时,我也会关闭大脑,只留嘴皮自动播放:“嗯,然后呢?嗯,然后呢?”她们会就着这些“嗯”和“然后”自动说下去。我一个字也没听,而她们也没发现我其实没听。
我不知道谁更可悲,我,还是她们。
那趟火车慢得像马上就要死了一样,不知为何还晚了点,列车员给乘客每人每天多发一盒方便面、一瓶纯净水,作为补偿。我想问列车员晚点了多少,什么时候该我下车。列车员非常认真,用放慢十倍的俄语,一字一字跟我比画,好像她说慢点我就能听懂俄语似的。
车上没信号,手机翻译也用不了了,我放弃。听她讲完,我说“死吧戏吧”,意思是谢谢,那是我唯一会的俄语单词。她扫了一眼我身体,捏了捏我胳膊,又用双手在空气中比画了一个葫芦的形状,对同事说了什么,笑起来,我猜意思是说我瘦,对她回以一笑。
直到那一刻我发现,其实和陌生人相处的时候,我更像个好人。要是换作桃子妈,问她啥时候下车,她拿放慢十倍的客家话跟我掰扯,没吵起来才怪。死吧。戏吧。所以陌生多好啊,多好。真希望我们从来没能变熟悉。
终于抵达大陆尽头,我下了火车,和所有人一起拥向渡轮码头。渡轮一天只有一班,要花二十四小时,才能穿过鞑靼海峡,抵达对岸的库页岛。
整个小镇萧条得像个破玩具。它仅仅是为了这个大陆尽头的火车站和码头而存在的。所有乘客一下火车就蜂拥挤进候船室,所有能躺平的地方迅速躺满了人。我走向一台咖啡机,一个老太太跟上来,紧紧盯着我。我投了币,咖啡过了很久还没出来,就在我以为机器坏了的时候,咖啡泌尿似的滴出来了。老太太和我说话。我一脸茫然,她指了指杯子,做出一个喝的姿势。我把咖啡给了她,她心满意足,端走了。没说谢谢。但我也不介意。
我没有打第二杯,转身去买了一个热狗。尽管饿,这仍然是世界上最难吃的热狗。我一边感慨着真难吃啊,一边吃完了,瞬间想起桃子妈拉着我看的电影《安妮·霍尔》,开篇伍迪·艾伦对着镜头说:“人生真是处处糟心哪!最糟心的是它太短了。”除了这个开篇,电影后面部分直接把我催眠到打呼。我不喜欢她挑的片子,我喜欢《黑客帝国》,或者《无间道》《杀人回忆》,而这些,她也不喜欢。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我们当初到底是怎么好上的。
突然售票窗口嚷嚷起来,售票员上班了。所有人拥上前去,七嘴八舌,群情激愤;很快,窗口摆出了一块牌子,群情更加激愤,但又迅速骂骂咧咧散开。
猜都不用猜,天气欠佳,轮渡取消了。未来好几天都不会再有。
在电影或者小说里,此刻应该是情节的转折点,另一个女主角会出现,跟我说话。我会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上几天,一生从此改变。人好像总是喜欢这类叙事——从一个意外的错误节点上衍生出正确的枝丫,并最终发现那枝丫是注定的。
但我吃过那根热狗之后就知道,绝对不要在这里停留。一个错误只会带来更多错误。我当机立断,买了回程的火车票,回到最近的有机场的那个城市,坐飞机离开这里。于是刚刚离下火车不到两小时,我又爬上了同一列火车,掉头,往西。
车厢空得好像世界末日,一个人也没有,我怀疑火车的其他车厢已经被丧尸占领了。开了一个小时,到了一个小站,上来了一个大妈,带着三个孩子。从上来了那一刻起,孩子们就一直在尖叫玩闹,一直要吃的,要玩的,要跑,要跳。那个大妈劝着,哄着,骂着,自言自语着,从上车的那一刻起嘴就没闭上过。那声音让我发疯,像猎枪一样顶着我的后脑勺,我爬起来就逃,逃到了另一节车厢,再远一节,又远一节,更远一节,直到终于听不到那声音。
下了火车直奔机场,在铁椅上躺了几小时,终于上了飞机。落地库页岛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发臭了。一个多星期没有洗澡,甚至没能好好刷牙。机场依旧残破,许多亚洲面孔。也难怪,这里是北海道以北,离日本比离俄罗斯近多了。近代史上,日本说这儿是日本的,俄罗斯说这儿是俄罗斯的。但其实更早以前,这里是属于咱们老祖宗的。
外面大亮大晴,气温极低,但并不冷。也奇怪,在国内,气温并不低,但我总是很冷。况子来机场接我,只挂了一件抓绒外套,瘦得像条皮带,腮都塌了。他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辆车,帮我把大背包塞进后备厢。车子很破,只有前面两个座位,后面的座位拆了,堆满了杂物,一条睡袋皱巴巴蠕在表面。我闻到车里那种独属于单身浪子的臭,睾酮的,袜子的,奶酪的,香烟的。但那是自由的味道。我羡慕。我从来都羡慕,但也不确定真的就那么渴望拥有。
“你知道你那火车为什么晚点吗?”他一上车就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把手机丢给我,我看到一条视频新闻——标题是“骆驼占据了铁轨,火车被迫晚点”——画面里,火车头前面有一只可怜的骆驼,始终在铁轨上小步飞奔,明显焦虑,又死活不肯下铁轨,就这么被火车逼着跑,荒诞得像一出行为艺术,我忍不住狂笑起来。
我没有追究为什么雪天还会有骆驼,只是傻笑,他也笑。我们盯着路口的红绿灯,笑着,我闻见自己的或者他的口臭,与此同时,终于感到了自由。
冬天的库页岛就像个醉汉,呕出一堆一堆脏雪,淌在路边。况子停下车,带我走向他的公寓楼。天色已暗,风刀骤至,雪尘被铲得像撒哈拉的扬沙,往天上翘,又盖下来,钉子似的往脸上扎,挺疼。
停车场空空荡荡,有两辆破车在冰面练漂移,横来横去地8字形转,刹车声撕心裂肺的。况子也看着他们,说:“这帮人每天都在这儿飙”。他话音未落,踩到暗冰,差点滑了一跤,但还是稳住了。某些时刻还是不难看出他作为攀岩者和拳击手的敏捷,虽然只是羽量级。他在巅峰时期拿过全国大学生比赛的奖牌,最后还是混得不好,离开了四川老家,去俄罗斯跟亲戚做生意。生意没做成,倒是把滑雪练成了一把好手。
我记得我们大学时代的冬天,在头皮屑一样的细雪里,他背个大黑包,穿条及膝的拳击裤,卫衣帽子拉起来,像个不好惹的暴力犯。到了夏天,他还这么穿,仿佛眼里压根没有四季。一年到头,冷了就地做五十个俯卧撑,热了就干一瓶冰啤酒。
一、二、三,打,打打打打!保护!对,退,退,退,再来!一、二、三,打,打打打打!——整个拳馆里就数况子的声音最大,每次拳击课,他都能把我逼到精疲力竭,汗水滴在地板上。但我喜欢这种暴虐。它让我感觉活着,感觉自己被完全放电,再重新充电。让我在回到家之后,再也没有暴力可以释放。我知道自己才是个暴力犯,唯一优点是,我承认自己的暴力倾向。比起死不承认的那些,要稍微好那么一点。
“该往左拐的,你刚才。”桃子妈提醒我。
“我知道怎么走。右边近,红灯还少。”我说。
她不说话了,扭头看向车窗外,左手撕着右手指甲边的皮,撕出了血,放嘴里吮。
手机导航开始“前方请掉头”“前方请掉头”,我一听就烦,伸手想摁“退出”,老摁不着。
“干吗你,我来帮你弄,你好好开车!”
“我在他妈的好好开车!”
“好好说话,宝宝还在后边呢!”
“她又听不懂!”
“前方请掉头”,导航又开始闹了,我一急,把它从手机架上扯下来,稀里哗啦,连架子带充电线,全掉下来了;手机脱落,滑进了座位缝。
“你急什么你!”她埋头朝座位缝看,不好捡,骂骂咧咧伸手去摸。桃子突然有要哭的兆头,咿呀呜哇的;手机还在座位缝儿底下叫着“前方请掉头”,我吼:“快给老子关了!”
“我这不是在捡嘛!”她声音一高,桃子就像被摁了开关一样,哇的一下炸出哭声,我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变形了,回头冲她大吼:“不许哭!再哭就把你丢出去!”
“你还是人吗?!怎么跟女儿说话的!”
“快让她別哭!你赶紧捡你的手机!”
“还不是被你扯下去的!”
“大爷的你信不信我——闪你大爷的闪!”我吼叫着,后面那车子早就想超我,闪了半天远光灯,见我不让,开始“滴”我;越“滴”我越不让,一脚油门踩死,飙向前,压住道路中间。我摇下车窗,伸出手去,狠狠竖起中指。
桃子妈惊恐地扑过来,要我收手,“你别——”
她的声音立刻被后面一串巨暴躁的喇叭淹没了。那喇叭声已经追了上来,子弹一样逼近耳根,接着“砰”的一声巨响,死死撞了上来。
再睁开的时候,眼前是混凝土护栏,我闻见复杂的臭味儿,机械的,胶皮的,汽油味儿的,滚烫的臭。引擎盖跟山似的翘了起来,所有蜂鸣器都在疯叫。白烟蹿上来,车门踢不开,我从天窗里爬出去,手里操着一把破窗锤……哪儿来的我不知道,我不管,我瞬间化作一半铀-235一半钚-239,被中子轰击,正在裂变,正在爆炸出一座蘑菇云。
后面的记忆就模糊起来……我醒来,睁开眼,天花板仿佛雪崩一样压迫我,把我压成一摊凝滞的沥青。我闻到被子里捂熟了的汗味儿。缓了好久,我都无法动弹,鬼压床似的,疲倦虚脱。
有个说法是,一段关系有多长,就要花一点五倍的时间才能抚平它。光是一段关系就要这么久的话,那么这个梦境要花多久才肯放过我呢?真希望它就只是个梦境。
闹铃还在叫,我终于摸到枕头边上的手机,摁掉。时间是凌晨四点,我早起,要跟况子去爬山,滑雪。
我已经逃了这么远了,就为了这片野雪。
况子出国后,每次联络都跟我念叨,说他住在一片废弃的滑雪场附近,这是俄罗斯大陆尽头的小岛,契诃夫东游远行的终点,有一种萧条的自由,这里没有人谈A轮B轮,谈VC,谈PE,谈UI设计,再不济谈个IP……这里没有未来,也没有人再提起过去。一年有大半时间都在下雪,一下雪就什么事儿都别想了,喝到死,睡到死,干到死。况子总说,来吧来吧,我们去钓冰鱼,滑野雪,你会喜欢的。你这么爱找死。
我总说一定一定,下次一定来。
“嘁……下次,就知道说下次,有劲吗你?”
所以当我说我真要来库页岛的时候,况子挺吃惊的,问我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来避风头的。我说没有啊,来散心的,顺便找死。哈哈哈。他听了,一通损我,嘴还是那么贫,一切都很轻松,这就是我想要的。
雪道无人维护,松树七倒八歪。我们吃完能量棒,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卫生纸似的一泻到底的雪道,决定上。
“咔”的一声,右脚尖插进了滑雪板的卡槽,固定到位;“咔”,左脚再来一下,一个崭新的世界就此解锁。我最后一次深呼吸,上身前倾,扑向斜面。
然后我整个人就消失了,只剩下速度。速度瞬间侵蚀我,压缩我,我感觉自己紧得像一粒铅球,直落而下;第三个弯道过后,我切过崖边,道旁的黑松快得模糊成一片,心脏彻底甩飞了,头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这次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树也太密了!怎么这么多!真到了找死的跟前,我突然想活,与此同时,滑雪板好像嵌进了轨道,令双腿动弹不得。我的重心像是被地心引力牵引,将身体生生拽向一段更陡、更长的斜坡……完了完了完了,这次彻底完了……原来一切完了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整个人像掉进宇宙黑洞,被引力撕成了一道扁扁的光,朝黑洞最深处坠去。
我被恐惧彻底压占,又叫不出声,和那个梦境里的时刻一样。一棵大树倒了,横在前方,又瞬间迫近,我闪都来不及,就撞了上去,飞了起来,在空中被五马分尸。
感觉过了一个世纪,头落地了,砰的一下,躯干四肢也跟着落地了。竟不是疼,而是一种“重”,就像自己有一栋楼那么重,从天上掉下来。地面在震荡,又黑又晕,但眼前一片空白,脑子也是。
手杖和滑雪板早已没了踪影。我甚至不确定我的四肢是不是也没了踪影。能确定的是,我终于可以甩掉那个梦境了。
我想喊,但不知为什么出不了声。况子早就不知滑到哪里去了,整个世界终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终于。连那个噩梦,都找不到我了。
我陷在雪里,与此同时,恍惚想起那趟晚点的火车,那头困在铁轨上,在火车头前面狂奔的骆驼。想起那次车祸过后的日子……它们是一片黑色的雪崩,从山顶上追下来欲掩埋我,现在终于得逞了。
我就这么躺着,看着天,看它发亮,暴蓝暴蓝的。大雪茫茫一片,与此同时,松树们安安静静站着,无动于衷,不管是刚才撞上我的那一棵,还是围观的那些。
责任编辑 孟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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