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石

　　老明从出租车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在聊他。当时是春天，我刚学着做生意，来南一服装批发市场五天了，还没开过张，哪怕是零卖也没有，一条也没有。我焦虑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原以为卖男裤是天底下最简单易学的生意，别的不好说，卖两条腿的裤子有什么难的呢？何况还是男裤。裤子从广州运回来，就坐等着数钱呗，唯一的区别是数钱的时间长短，也就是赚多赚少。结果我失算了。周围床子的老板都是过来人，他们同情我的处境，但又不知道如何安慰我。他们说服人拿货口若悬河，但要说服一个人走出焦虑的困境，显然不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就对我讲实例，而激励人在挫折面前自强不息最好的实例，莫过于同一市场里其他人的发迹史了。

　　十一点不到，市场上拿货的人就已经走得差不多了，两侧床子之间的人稀稀拉拉，闲来无事的老板们看见老明走过来，纷纷点头微笑，搓着手，很拘谨的样子，像是在向老明行注目礼。小戴努努下巴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老明的胸前挂着拇指粗的金项链，手腕上的金手链随着手臂的摆动，发出哗啦啦的声响，胳膊肘夹着大哥大，天线是铜头的，表是“金劳”（劳力士），在明媚的阳光下，老明通身闪着金灿灿的光。的确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打扮。这个老明我认识，但刚才他们嘴里一次次提起老明的名字时，我压根就没想到会是他。

　　与此同时，老明也认出了我。他的嘴巴张了张，拿大哥大的手在额头上轻点了几下。“你，你什么时候来这儿批裤子的？”他还是没想起我的名字。我笑笑，“他们刚才正说你呢。”老明没接话，显然，他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老明走到我的床子前，“这是你的裤板？”“刚上的，从广州。”裤子是倒挂在床子横梁上的，裤脚朝上，用铁夹子夹着，裤腰穿着皮带，熨烫过的裤子平整、洁净，有明显的下坠感，看上去很高档。我们管挂在床子上的裤子样品叫“裤板”。老明轻捻捻银灰色裤子的面料，后撤一步，眯缝着一只眼，头歪着，像画家那样扭来扭去，端详了一小会儿，没说什么，头一甩，“好久不见了。走，到我那里坐坐。”我不想去。我的货还一条没批呢，心里着急，但我不能拒绝老明，因为他身边的人已经自动闪出一条通道。我只能迎着旁人羡慕的目光，随他向市场的另一头走去。

　　老明的床子上孤零零地挂着几条裤板，里面空荡荡的，没有大量堆积的货物，甚至没有人看摊儿。我正狐疑，看见老明已经走上床子后面楼房的台阶，推开门，冲我做了个请的手势。屋子对面是一把古香古色宽大的雕花太师椅，墙上挂着一幅“财源滚滚”的书法，是隶书。茶几上摆满了茶具，像我在广州很多档口看到的那样。两侧的墙壁上挂着十几种裤板，颜色多样，给人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就是说，老明批裤子主要是在屋里，和市场的其他人不一样。坐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的人看见老明，腾地跳起来，闪身坐到旁边的藤椅上。老明在太师椅上自自然然地坐下，并示意我坐在另一侧的藤椅上。那人要给老明沏茶，老明摆摆手，“小玲，小玲。”一个女孩儿从侧面的房间跑出来，额头上挂满细碎的汗珠，脸上也是。女孩摘下手套，揣进屁兜儿，洗了手，开始沏茶。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她的下巴有个好看的弧度，不尖也不圆。“你就不能先洗把脸。”老明皱着眉头。女孩儿抱歉地笑笑，冲老明，去水池子洗了脸，擦干。女孩儿脖子细长、白皙，像天鹅。女孩儿熟练地洗杯、泡茶，她只给老明倒了杯茶，一扭身，人又进了屋子。老明这才介绍说：“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李斌。这个，是我的老邻居。”我想起身与李斌握个手，见李斌没有任何表示，就算了。“你们聊，我去里屋清点库存。”说完，李斌站起身，也进了小玲的屋子。

　　老明举杯在唇边，点头示意了我一下，茶水在他的口腔里盘旋了一小会儿，才徐徐咽下，嘴闭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我跟着老明照猫画虎。我不会喝工夫茶，也没喝过。

　　老明告诉我，他这套房子是租的，一年八千。“也就是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顺便存点货。”老明说的很平淡。南一市场的小户都是十来个人的货存放在附近一户居民家，平均一个月才二三十块钱。

　　小戴在房门口敲窗子。老明招呼他进来。“有人要拿货。”小戴的床子和我的挨着。我刚要起身，老明按住我，“拿哪种？”

　　“银灰色的。”小戴说。

　　“你打算批多少钱？”老明问。

　　“六十。”这个我早就想好了。货是三十五从广州拿的，合到家四十。一条裤子批发净赚二十，不少了。如果真想拿，再便宜点也批。

　　“批一百。不讲价。”

　　我犹豫了一下。

　　“听我的。”老明冲我摆摆手。

　　拿货的是两个人，之前来过，问过价。当他俩再次问我批价的时候，一听一百，两人怔住了。“你不是说六十吗？”

　　“大哥，你们听错了，旁边那个绿色的批六十。”两人不说话。

　　“你们是拿貨的，我怎么可能随便要价呢？”我的反应还不错。

　　两人到背阴处小声嘀咕了几句，又过来讲价，我赔着笑脸，但头摇得像拨浪鼓。

　　“你有多少货？”

　　“现在只剩下四十条了。刚才批了很多。”这种银灰色的裤子我只上了这么多。

　　“后面还有货吗？”

　　“有，有。”这句话等于白问。甭管后续有没有货，哪个搞批发的会说没有呢。看样子他俩也不是老手。

　　两人不再多说，点货付钱，走人。

　　我捧着那一小摞钱，沾着唾沫，数了一遍又一遍。四十条裤子转眼净赚两千四，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那时候一般人的月工资才一百出头。小戴蹲在床子后面的一小片阳光里，看着我偷笑，我不好意思地背过身，跑着去了老明的屋子。

　　我连说带比画，向老明讲述这次不同寻常的批货过程，毕竟是人生第一次嘛。老明面带微笑，但并不看我，而是喝茶望天。我很失望，也有些尴尬。一个高个子推门而入，一屁股坐在我对面，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仰脖一口干了。“老明，跟你商量个事。”高个子的意思是想多拿点货，但身上的钱不够了，想赊五万。老明拍拍他的肩膀，说了句粤语“毛门台”。

　　送走大个子，老明重新坐下，“哈尔滨的，大户。”大户是有钱人的意思。

　　老明从皮夹子里拽出一张大票，看着我，又拽出一张，递给我。

　　“干吗？”

　　“还钱。还有利息。”

　　“哎呀，都什么时候的事了。算了算了。你刚才帮我批货还让我多赚一千多呢。”

　　“一码归一码。”他的表情有些严肃。

　　我不好再推托。

　　老明欠我钱不假，但的确是多年前的事了。老明大我四岁，我们并不算朋友，只是知道彼此住在同一条街上，认识是因为打篮球。他毕业的时候，还有“上山下乡”一说，只是没人当回事了。不下乡就只能待业，靠家里养活。年轻人精力充沛，荷尔蒙旺盛，打篮球是不错的发泄渠道。我是我们那个破烂中学篮球打得最好的，没对手，就跟他们大孩子打。老明不大会打篮球，但他喜欢赢，总是跟我一伙。为了一个球犯没犯规，跟人争得脖子粗脸红的。赢球偶尔请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吃根冰棍。没多久，我毕业了，我们自然断了联系。几年后的一天，他突然把我从家里叫出来，要管我借一百块钱。一百块钱可是个大数目，我一个月只挣三十几块钱。当时我正准备买一台燕舞牌双卡录音机，女朋友借给我一百，但前不久我们吹了，是她甩的我，所以，我就决定不还她的钱，算是出口气，雪个耻。钱借给朋友是个不错的理由，也是事实。我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了老明，连干什么都没问。谁知道，从此再没见过他。我去他家找过，他父母说他与家里断绝了关系，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时间久了，加之钱越来越毛，就忘了。

　　“你明天赶紧去广州。”

　　“我一会儿就去买火车票。”

　　“不，坐飞机。”

　　我一听，差点跳起来。之前，我从没想过有生之年能坐上飞机。往好里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我上的货只批了这一种，我已经来市场五天了，今天是第一次批货。”

　　“你总共上了几种货。”

　　“四种。”

　　“你带多少钱去的广州？”

　　“四千。就这种货上的多，其他的都是二三十条。本钱刚批回来。”我虽然第一次做买卖，但我知道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至于为什么并不懂，只是听人这么说。

　　“你把剩下的货本钱‘兑’给小戴，实在不行就暂时押给他。等你上货回来，再把钱还他。”

　　“机票贵不贵？”

　　“八百。街口就有个机票代售点，别磨叽了，然后赶紧找亲戚朋友去借钱，能借多少借多少，越多越好。到了广州有什么事打我手提电话。”

　　从头到尾，老明没说借我点钱。我想张口，觉得已经没这个必要了。想借，他会自己开口，咱别找不自在。小戴同意“兑”我的货，当场点了现金。我又走家串户从亲戚朋友那里七拼八凑借了七八千块钱，加一起一万五。深夜，我骑车走在满天星空的回家路上，心里热乎乎的，时不时伸手摸摸裤兜，生怕那些钱自己长腿儿跑了。

　　坐一趟从丰城到广州的飞机，四个小时，相当于我上班時候的半年工资。在飞机上，我想了很多。一条裤子批发赚六十，那么一百条就是六千。如果我有钱，上一千条一万条呢？我不敢再往下想了。那是九〇年的春季，四月中旬。万元户虽然不像八十年代中期那样惹人注目，但也屈指可数。

　　空姐弯下腰，“先生，请您系好安全带。”我茫然，但还是下意识地点点头。我不知道什么是安全带，也不知道安全带在哪儿，后来发现在屁股底下，因为硌得慌。我提着那根座位上的安全带茫然四顾，不知道怎么系。我旁边坐的是个女孩，靠窗，头也冲着窗子，我只能看见她的后脑勺。另一边是个老家伙，看他的威严劲儿，像个领导。见我求援的眼神，故意闭上眼睛，假寐。空姐站在前面，拍拍手，大声提醒“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在我听来，她是专门说给我听的。我的额头在冒汗，脸发烧。我的胳膊肘被人轻碰了一下，扭过头，女孩在系安全带，动作很慢，像示范。我明白了。安全带扣系上的声音真好听，随着一声“咔哒”，我的心终于放回到了肚子里。我身上所有的钱用一条女士丝袜绑在腰间，有五十一百的也有五块十块的，绑了满满一腰，加上安全带系得有点紧，身体很不舒服，又不敢动。我想对女孩说声谢谢，可该如何说起呢？女孩打扮得有些妖艳，妆化得很浓，长得一般化。这样的女孩，平时我是不会多看一眼的，但现在不一样，是她化解了我的尴尬。空姐发放食品或饮料，我都会碰碰她的胳膊肘，把东西递给她。一路上她都在照镜子，化眼影、描眉。偶尔看看窗外脚下的白云，更像是歇歇眼睛。我多希望她能跟我换个座位，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看着窗外的天空，看飞机怎么升空，看飞机在棉花般的云朵里穿行，看降落前一格格美如画的田野。我不能一直盯着她旁边的小窗口，那样会显得很土，很没见过世面。在机场出口，我鼓起勇气对她说了句“谢谢”，吓了她一跳。

　　我打车来到高第街的档口，上次挂货的地方，换了别的裤子，心里一咯噔，坏菜了。一问，果然，银灰色的裤子批光了。朱老板说：“昨天下行前，来了个人，听口音也是你们东北的，价都不讲，全包了。”我问朱老板：“厂里还有货吗？”朱老板生气地摇摇头，“连厂里的布料他都包了。当时让你多拿你不拿，好像我在害你。”

　　我坐在档口的台阶上，抽烟。天很热，湿热，皮肤贴在一起，滑滑腻腻的很黏稠。烟在口腔里翻滚，又苦又辣，嗓子直冒烟，但我懒得起身到街对面的小卖店买瓶水喝。我心疼我的机票钱，心疼死了。继续抽烟，一口接一口。有人拿货，进进出出的，我坐的地方有些碍事，朱老板没撵我，只是眼神不大友好。我突然想起老明说的话，问朱老板：“你认识老明吗？丰城的老明，也是卖裤子的。”“认识，当然认识。广州做服装的谁不认识老明呢。”“我是老明的朋友。”“谁都是老明的朋友。”“能用下你的手提电话吗？”朱老板犹豫着点点头。我打老明的手提电话。老明说：“你让朱老板接电话。”他俩用鸟语聊了几句。朱老板放下电话说：“你一会儿跟我回趟阳江。但我只能给你挤出厂里一天生产的量，四百条。”千恩万谢，我手里带的钱刚刚好。

　　下午，我坐朱老板的丰田随他去了阳江。他直接开车进了工厂。我对生产车间很好奇，但一会儿就厌倦了，轰轰隆隆，咔嚓咔嚓，耳朵受不了。晚饭是在海边的船上吃的，船很稳，感觉不到晃，窗外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席间，朱老板给老明打电话，又是一通鸟语，大概是在邀功。老明让我使劲吃，跟老广不用客气。朱老板用一杯啤酒陪到底，我本想一醉方休的，看他这么个喝法，实在提不起情绪。朱老板一再叮嘱我，发了财可不能忘了他，有什么裤子需要加工，一定找他，他会给我最公道的价钱。“我们共同发财。”临走时，他豪爽地把养鱼那么多的啤酒一口干掉，还好意思亮了亮杯底。我差点笑出声来。第二天，我押着四百条裤子坐火车回丰城，四个大旅行包，分别放在行李架不同的位置或座位底下，每到一站，我都要挨个查看、清点。两天两夜几乎没合眼，中途还要在北京站换乘，那时候还没有丰城直达广州的火车。四个大包被四个小伙子分别扛着，在人流中登上天桥，健步如飞，我一个人根本盯不过来，只能贴身跟着和我讲价的那个领头儿的，寸步不离。如果弄丢一包货，我会毫不犹豫跟他玩命。一路的奔波辛苦，自不必多说。

　　若干年后，当有人听说我是改革开放后下海的那一批弄潮儿，总会发出一句这样的感慨：“你们当年是赶上了好时候，现在的钱可难赚多喽。”我觉得只要人类不毁灭，这个句式就可以一代代无休止地传递下去。为此，我有必要做一番澄清：那个年代钱还被太多的人称之为“铜臭”，唯恐避之不及，不管你什么原因当了个体户，逼上梁山也好，命运使然也罢，敢为天下先也好，你是要接受周围人的白眼的，冷嘲热讽更是少不了。所谓“弄潮儿”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奋斗的结果。我敢打赌，那个年代赚钱，几乎所有人都是靠当牛做马、汗珠子摔八瓣的勤奋努力赚到的。以我为例，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在丰城与广州之间往返五个来回，一趟就是四天四宿，还是坐硬板。就是说，我一个月光在火车上就得待整整二十天。车厢里臭气熏天，白天顶多靠在椅背上打个盹，晚上见缝插针睡在地板上，身体是“立”着的，喘气都费劲。头枕一双旅游鞋，脸上盖一张血淋淋的小报，半夜爬起来上厕所得踮脚尖，稍有不慎踩着别人，很可能招致一顿臭骂，赶上对方心情不好，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腿是肿的，透明的，一摁一个坑，半天恢复不过来，整个人蓬头垢面，目光呆滞。这份苦，不是谁都吃得消的。

　　当然，差不多每隔几年，我都会听到类似的陈词滥调：“那时候赚钱，可比现在容易多喽。”那时候是哪时候？那时候赚钱真的容易吗？现在赚钱真的很难吗？那时候可没有“躺着就把钱赚了”一说。我只能说，你要是没有一个上天入地的爹，哪个时候赚钱都不容易。

　　南一服装批发市场是个L形，竖街长横街短。竖街聚集的床子是我们横街的三倍都不止，整天人乌泱乌泱的，卖衣服裤子的卖衬衣皮带的，品种繁多，这条街早年是丰城第一家服装批发市场，是自发形成的，后来，地位被政府主导的五爱市场取代了，真正搞批发的都去了“五爱”，竖街的批发市场只剩下了个招牌，基本靠零卖。“给你个批发价”只是说说而已。现在竖街真正红火的是刚刚时兴的时装屋，大多开在床子后面过道的平房，一家家一户户，鳞次栉比，音乐放得震天响。年轻人喜欢逛，也舍得花钱。挤不开挪不动的。我们横街，也叫裤子街，即使是早晨批货时间，相比于竖街人也不算多，但成交量并不小，比五爱市场的裤子区有过之。“五爱”的裤子大多是周边城市小作坊生产的，我们横街都是从广州拿货或加工，高低贵贱，不辩自明。简单说，拿低档裤子去“五爱”，拿高档裤子去“南一”。那时的东北勉勉强强还算个老大哥，经济衰退，工厂倒闭，是稍后几年的事情。况且，东北人好面子，尤其是男人，没有条裤线笔直的广州西裤，出去怎么见人呢。就是说，裤子街虽然不长也不大，但名声在外。男人会为了买条裤子专门跑一趟横街，且很少讲价，买了就走，绝不闲逛。我们也是卖一条是一条，利润优厚。

　　我打出租车拉货到市场，小戴告诉我：“市场上有一家上了跟你一模一样的裤子。只是标牌不一样。”朱老板特意为我做了个新标牌，以示区分，表明我的货不是从他档口上的，怕得罪人。“一定是他们追你的货了。”“追货”是指你上的货在市场批得好，别人迅速在电话里把你的裤子颜色、面料描述给在广州上货的家人，然后去高第街或十三行、西湖路等市场踅摸，运气好，很快就会找到（那时候还没有白马、世纪城）。除非你是在布料市场包了某个品种的布料，我们称之为独门货。而所谓独门货，一是要有充足的资金，二要有独到的眼光，三是舍我其谁，“一撅两瞪眼”的勇气。

　　“批多少钱？”“也是一百。”“货走得怎么样？”“一般化。起码没到‘红门’的程度。但能动，还不错。”“红门”是一种货刚一露面，就被抢购一空的意思。现在没到“五一”，纯夏料还没上市，正是青黄不接的淡季。

　　我去找老明。老明说：“批八十。赶紧把货批了，别跟他们拼价格，他们有老客户，你有什么？”“那不是搅行吗？”“没几天就热了，到时候你的货说不定就得跳楼。你赌不起。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先保命。”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货批得不错。我每天下行前把圆领汗衫掖在裤子里用皮带扎紧，所有的批货款从领口塞进去，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一只手不停地顺着皮带一圈圈地摸，生怕稍一疏忽，圆领衫的下摆露出来，钱撒一地。进了家门，我跳到床上，铆足力气，高喊一二三，双手一拽，钱哗的一声，纷纷飘落到地上。那种兴奋让人恨不能躺在钱堆上打滚。可惜，我家屋子太小了。

　　一个星期后，我的货批光了。果不其然，天气说热就热了。一批批颜色浅、料子薄的新货粉墨登场，铺天盖地。我看见那个追我货的家伙床子前，挂着“挥泪大甩卖”的纸壳，在微风的吹动下，像一个人在垂死挣扎。看上去很解气。

　　上午老明的屋子总是人来人往，快晌午的时候才消停。老明就让李斌来床子上找我，喊我过去吃午饭，有时候是盒饭，有时候是去马路湾吃老字号鹿鸣春，或去大连海鲜城。李斌戴白框眼镜，不是近视镜，是平镜，大哥大揣在屁股兜里，大利来皮鞋一尘不染，即便如此，他走路时还要时不时跺跺脚。李斌喜欢背着手走路，头半低，眉头拧着，像在沉思。谁要是喊他急用下大哥大，他头都不抬，就回答两个字：“没电。”口气颇不耐烦，撅得人一愣一愣的，特没面子。李斌是老明的同学，两人中学时代就上了“蓝道”。蓝道是赌博的代名词，而当年的赌博也就是打扑克，一直是打对家的“盘架”。李斌是主打，出什么牌，该上还是该过，都是李斌给老明递眼神或通过肢体语言传递暗号。有一次，两人在牌局上，被抓赌的警察堵了个正着。老明眼疾手快，一把把李斌推到警察面前，自己縱身一跃破窗而出，李斌成了他的“挡箭牌”。赶上八三年“严打”，李斌判刑五年。老明东躲西藏，最后流浪到广州，意外地淘到了第一桶金。李斌出狱那天，老明从友谊宾馆租了十辆皇冠浩浩荡荡亲自去接的他，还给他带去了最时髦的雷达手表、娇衫、大利来皮鞋。老明拥抱了李斌，说：“当年对不起了，兄弟我也是没办法。”李斌点头，大度地表示理解，“能跑一个是一个，要不然我们都待在监狱里，谁会用这么大的排场接我出狱呢？”老明又说：“你我是生死之交是一辈子的兄弟。若不嫌弃，你就到我这里干。我上货你批货，咱们精诚合作，做一辈子的‘盘架’。”就这样，李斌来了南一市场。当然，老明说的是场面话。归根到底，买卖是老明的，李斌只是一个高级打工仔。

　　吃盒饭，大家不分彼此。去酒店，除了客户，只有老明、李斌和我。老明从不带小玲，一个是家里没人不放心，再一个是有女人在桌上说话不方便。老明也不叫小玲的哥哥。在市场，我们都叫他“舅哥”，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只要你在南一市场提“舅哥”两个字，谁都知道是指他。舅哥早几年在北行市场卖鱼，后来跟另一个卖鱼的女人好上了，女人的丈夫带了几个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他在市场待不下去了，就把摊位兑了出去，改行倒腾外烟，赶上点儿背，偏偏货又被海关罚没了，血本无归。在小玲的一再央求下，老明才让他过来卖货，但一直不给他好脸色。舅哥的脸上疙疙瘩瘩的，小眼睛，挺不起眼的樣子。每天闷头发货取货，打包装车，汗水顺着他疙疙瘩瘩的脸哗哗地淌，后背总是像背了块世界地图，一天到晚不闲着。但只要离开老明的视线，舅哥就变了个人，骑着倒骑驴在市场横冲直撞，人立在车座上，像骑一匹高头骏马，“闪开闪开，不想被撞死的都他妈的闪开！”“好狗不挡道。”逛市场，人家是来买裤子的，犯不着跟他置气。

　　舅哥媳妇也在南一市场，早晨卖茶水，中午卖盒饭。茶水装在滴流瓶子里，是最便宜的花茶，颜色倒不错，黄灿灿的。冬天卖酸菜粉条汆白肉，锅下面是液化气罐，热气腾腾，推着车沿街叫卖，看着就有食欲。平时是炒菜，品种不少，味道也不错。舅哥媳妇头烫大波浪，面善，个子高挑，白白净净，围裙一尘不染。人不大爱说话，也很少笑，怎么看都不像卖盒饭的，倒像是坐机关的打字员。头一次听说女人是舅哥媳妇的人，都免不了一拍大腿，发出一声类似“鲜花插在牛粪上”的叹息。有人说，你什么意思？可惜了呗。要是嫁给你，就是鲜花插在另一堆牛粪上。哈哈。

　　舅哥媳妇每天早晨天不亮就骑着倒骑驴来市场，先敲门，往老明的屋里送十瓶水，中午是十个盒饭。有一次，我进屋看见老明在屋里正用一根手指点着舅哥的额头，“没有我，你他妈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要饭呢。你们两口子都是我养着的，你知不知道？”“不，不，连我儿子也是你养的。没有你养着我们俩，我儿子的饭从哪儿来呢？”舅哥说得很严肃，表情也很严肃。老明被他气笑了，“你知道就好。”舅哥也笑了。舅哥看见我连忙沏茶倒水。老明摆摆手，“把你的脏手拿开。滚后面干活去。”舅哥深深鞠一躬，跑了。我说：“你这样对舅哥，小玲知道不好吧。”老明气哼哼地说：“知道更好，让她看看自己哥哥是个什么操蛋德行。”老明坐下来，继续不依不饶，“他见今天客户来得少，端过来九个盒饭，报账却写的十盒，就为了多赚五块钱，你说气人不？”“这么点小事你都能发现。”“我进来的时候，他正往外倒垃圾，看见我心虚，故意侧过身，我觉得不对劲，空饭盒比平时少一个，一查账本就明白了。他他妈的那点小心眼都用这上面了。这种人一辈子没出息。”

　　舅哥从来不把我们这些小老板放在眼里。他老婆的盒饭不愁卖，他老婆的盒饭没卖完，别家的盒饭开张都难。他老婆的手推车停在老明屋子前，先给老明送完，才开始卖。这时候的人都围在手推车前，去掉老明的十份，只剩下四十份盒饭，三两分钟就抢光了。舅哥让他老婆多做点，这样用不了多久他就能赚足本钱自己当老板去广州上货，他可不想一辈子给别人打工。舅哥媳妇不肯，说忙不过来，雇人又怕不能保证质量。“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就赚那么点一脚踢不倒的钱。”舅哥一抬腿，他媳妇红着脸，吓得麻溜儿躲开了。

　　如果说我们这些小老板是改革开放的暴发户，那么老明无疑是这个群体的翘楚了。老明的发迹始于偶然，也是必然。李斌赌博被抓起来以后，老明东躲西藏，那时候可供人藏身之处不多，家家户户住得挤挤插插，哪家来个外人，分分钟左邻右舍就都知道了，待不长。风声不太紧的时候，老明就住火车站的票房子。票房子晚上住得全是人，黑压压的，警察隔一段时间才突击检查一次，查不起，一查这宿觉就甭想睡了。老明知道，自己的事没多大，抓住顶多判个三五年，也是豁出去了。老明就是在票房子认识的小玲。这个我留着后面再说。小玲人长得漂亮，水灵灵的，比老明小十来岁，这在当年是很少见的。两人谈上恋爱后，老明的心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怕被警察在票房子抓现行，在小玲面前暴露自己是在逃人员，就骗小玲说带她去广州做生意。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大门，人人向往之地，小玲欢天喜地地跟着去了。可老明怎么会做生意呢？老明当时想得很简单，你一个小姑娘家家的，只要跟我走了，就相当于生米煮成熟饭，往后你铁定就是我的人了。别的他管不了那么多了。愁人的是，两人的钱越花越少，眼看着坐吃山空，加之小玲总是仰着脸一脸天真地问：“你怎么还不做生意呢？”老明只能硬着头皮每天逛服装市场，在高第街、十三行、西湖路几个批现货的服装市场转来转去，后来不知怎么就转到了海印布料市场，偶遇了从石狮来此经商的李老板。李老板抱怨他遭遇了水土不服，石狮的休闲裤面料在广州根本走不动，这里是西裤和牛仔裤的天下。“难道全中国只有我们福建人穿休闲裤？”李老板坐在一捆布料上，大声抱怨。大概正是这句话提醒了老明。老明让他起来，李老板说这是捆染花了的布料，老明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李老板说，只要你喜欢，我可以把这捆布料白送给你，前提是你得在我的厂里加工。老明打开那捆染花了的布料，布料花得很自然，像是一幅有意为之的水墨画，这样的布料加工出来的裤子，每一条都会不一样。老明看中的是这个，“这样的布料你有多少？”李老板说：“你要多少我有多少，染花还不容易。”老明当即掏出所有的钱拍给李老板，“我就提一个要求，裤兜的开口，一定要加一条仿皮边。”老明是想突显休闲裤的高档。这个创意是老明无意中在一本别人丢弃的广告策划书上看到的。双方谈妥，一条裤子加工费二十元。几天后，老明押货来到南一市场，货一挂上，瞬间抢购一空。老明带着小玲匆匆飞到石狮，订货一万条。“我对这种货充满信心，但我现在钱不够，我特意把女朋友带过来，押在你这里。如果我日后欠你一分钱，我女朋友随你处置。”仅半年，老明就挣到了一百万。有了钱，他那点过去已久的事情就很容易摆平了。代价只是几条裤子钱。

　　如果你认为老明的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缺乏说服力，是运气好，那么接下来的故事你就不得不承认老明的胆识和魄力了。第二年，老明成了南一市场第一个拥有自己品牌的个体户。牌子叫哥达曼，很洋气的名字。吊牌是激光的，金黄色，一块吊牌的成本高达三块多。裤子在市场一挂，在微风的吹动下，金光闪闪，迅速吸引了拿货人的目光。那时候市场上裤子的吊牌都是纸质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人会想，以老明的实力，一年起码批出去三万条裤子，这就相当于损失十万块钱呐。但显然老明不这么认为，他想的是这块小小的激光吊牌，一年起码得给他带来三十万的利润。这就是老明与他们的区别。老明这批裤子的主色调是绿色和灰色，夹杂着不规则的浅红色浅灰色的条纹，批价一百五。所有的拿货人都看上了，但嫌价格太高，拿回家没法儿卖。大家联合起来向老明压价，老明不为所动，转天，还涨了五块钱，接着每天涨价五元钱，一直涨到一百八。那些人挺不住了，一天时间，积压在库房的货一扫而光。一个夏天，老明又挣了一百万。

　　除了陪客户去酒店喝酒，老明的晚饭基本是在他租的库房客厅吃，旺季的时候人也经常住在那里，他家在铁西区，城市的另一端，远，也折腾。晚饭后老明很少出门，顶多坐在夏夜的台阶上吹吹风，抽烟望望天。晚饭是舅哥媳妇做，中午卖完盒饭，回家收拾收拾，就跑到丰城唯一的海鲜市场买海鲜，顺便把明天做盒饭的料也备齐了。老明每次给她三百块钱，去掉来回打车和买海鲜的钱会剩一些，算小费也是工钱。清蒸鲈鱼、姜葱炒蟹、虾仁炒百合、葱爆海参，都是粤菜做法。我看见她边做边看菜谱，调配材料。当然也有一些普通的东北家常菜。虽然我去过多次广州了，但还是不习惯吃粤菜，主要是太淡，碟子里得倒点酱油，吃什么都要蘸一下。

　　我的生意不好不坏。我不是老明那种做生意的天才，我很平常，但我也承认，我是幸运的，除了头半年去广州坐在臭烘烘的车厢里，后来一直坐卧铺，偶尔飞机，钱还是用丝袜绑在腰间，只是都换成了百元一张的。我时不时要到厕所解开放放风，但身上还是起了许多红红的疹子，奇痒无比，一挠一大片。我去广州还是拿现货，我没有足够的实力上布料加工，也不敢太冒险。上现货的好处是灵活机动，可以多拿几个品种，按照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原则，就算某种裤子看走眼了，也赔不了几个钱，当然赚钱也是同样的道理。厂家通常会在高第街等几个大型服装市场设档口，但档口的费用很高，他们也是自己选布料加工，卖不出去只能认栽，所以档口批货的价格自然就高。我们小门小户，要懂得知足常乐，这么干总体来说很平稳，只要不想一夜暴富，小日子还是挺滋润的。但要想快速致富就得自己选布料加工，风险是可能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赔个底儿掉。这样的事例在市场上屡见不鲜。只要我看中的裤子朱老板档口有货，我尽量拿他家的，价格会比别人便宜两三块钱，一趟来回的费用就省出来了。所以，我每次在广州待的时间都不长，顶多三五天。我能吃惯的粤菜只有咸鱼茄子煲、烧腐竹、炒河粉、煎饺，就这么几样，很单调。大酒店很少去，也去不起，除非赶上老明在广州。老明住在海珠广场的广州宾馆，每天呼朋唤友，都是广东的老板，我从没见过南一市场别的老板在酒桌上出现过。老明平时在丰城就不与同一市场的人交往，更别说广州了。在街上或市场里碰见也就是站下来闲聊几句，打打哈哈，抽根烟。他在酒桌上从不谈生意，东拉西扯，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上货的渠道，他不说我自然不便问。老明对我拿什么货也是不闻不问，只是吃喝叫上我。我能喝敢喝，脸越喝越白，喝多了别人看不出来，说话也不走板儿，带出去不给老明丢面子。有时候我想让他就我上的货帮忙出出主意，老明总是哼哼哈哈，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舅哥媳妇做好菜，在厨房垫巴一口就匆匆离开了，因为明天天一亮还要送茶水，水自然得早起现烧。老明、李斌、小玲、我和舅哥坐在客厅吃饭，头顶是呼呼作响的电风扇。我们都是坐着吃，只有舅哥蹲着，不是没有他坐的地方，是他习惯这样。我从没看见舅哥在什么地方坐过，都是蹲着，两只手臂自然下垂，胳膊肘抵在膝盖处，手心冲上。你要是让他递点什么，他够不着，就原地一蹦，再不行，就再蹦一次，像兔子。小玲一起身夹菜，飘扬的长发就被吹得迎风起舞，抽打在我的脸颊上，麻酥酥的。我瞬间理解了困扰我多时的王洛宾歌词中的那句“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老明和李斌喝茅台，两人每顿一瓶，之后一人再补一瓶绿牌，按老明的话说，算是漱漱口。老明卧室柜子里的茅台，码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喝掉一些，就会重新填满，感觉永远喝不完似的，所以喝起来并不心疼。我只喝啤酒，舅哥也是。舅哥不是不想喝茅台，是没他的份儿，他心里清楚，小玲也清楚。每天晚上，老明只让小玲从柜子里拿两个白酒杯出来，刷干净。酒也要满上，给老明满，还要给李斌满。看得出，小玲心里不高兴，但当老明的面也不敢吭声。我觉得老明这么干有点过分，起码对自己的女人或者叫女朋友，不够尊重。有一天，舅哥吃饭前买了一瓶老龙口，启开瓶刚要倒，被端菜上来的小玲看见了。小玲皱了皱眉头，一把抢过来，瞪着他。舅哥说：“我就整两口，我馋老龙口了，味儿正。”小玲推开房门，把酒瓶子狠狠地摔在马路牙子上，气哼哼地看着自己的哥哥，“你愿意喝回家喝去，少在这儿给我丢人。”李斌看看老明。老明的脸子挂不住了，“小玲，你什么意思？跟谁摔摔打打的，给我看呢呀？”小玲低着头，小声说：“没有啊。我妈不让他喝白酒，我们家人心脏不大好，遗传。我爸就是喝白酒死的。”小玲的眼泪下来了。我在一旁连忙打圆场，“舅哥，喝啤酒吧。今天你喝多少我都陪你。舍命陪君子。”“你爸不在了？怪不得我从来没听你提过你爸。”老明转头对李斌说，“她们家的事，她一句不愿跟我多说，我也懒得问。来来来，喝酒。”小玲抹一把眼泪，匆匆躲了出去。

　　喝酒的时候免不了要聊一聊白天批货遇到的事情。小玲很少跟李斌说话，无论小玲之前与别人聊得多开心，只要李斌喊她的名字，一扭脸，小玲的脸色就顿时黑下来。回答什么也是气鼓鼓的，眼睛乜斜着李斌，多一句话没有，李斌不以为意，总是一副老板派头。舅哥平时干脆不跟李斌说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除非老明在场。不久前两人有过过节。原因是最近一段时间活儿太忙，进货、出货、卖货，这些力气活都得舅哥一个人干。舅哥骑着倒骑驴风风火火，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老明每天睡到自然醒，几点来没个准儿，但一般不会早过九点。天刚蒙蒙亮，就是南一市场批货的信号，夏天四点，冬天不超过五点。各家各户睡眼惺忪，打着哈欠就開始给汽灯打压，然后挂在床子的横梁上，照亮。不管是不是睡在这里，小玲都是天亮前准时出现在库房，舅哥也是，骑辆嘎吱嘎吱的破自行车。李斌到市场一般是七八点，先找个地方四平八稳地吃早点，然后抹抹嘴巴，才迈着外八字脚推开老明的房门。甭管屋子里人多少，他都像个大爷似的，坐在太师椅上，小茶沏上。小玲在旁边这个气呀。小玲当着我的面说：“我们家老明请了个大爷。”实在忙不过来了，舅哥就找了个邻居来帮忙卖货。第一天晚上，李斌对账，就说差一条裤子钱，对不上。李斌边说边瞥那人一眼，那人急了，拿自己的老婆孩子诅咒发誓：“谁要是眯了钱，生孩子没屁眼儿。”李斌说：“我没说是你眯的，但事情就是这么凑巧，你来之前，再忙的时候，我们从没有差过一分钱。”那人是流着眼泪走的。后来证明是李斌算错了账，冤枉了人家。舅哥想把人请回来，再让李斌当面给人赔个不是。李斌不同意，“这种人遍地都是，在街上随便拉一个就是了，犯不着这么麻烦。”小玲让老明评评理，老明很为难，一个是发誓当一辈子“盘架”的兄弟，一个是患过难的小女朋友，只好从中和稀泥，“李斌，你下次心细点。”“是是是，这件事我也有责任。”事情就算过去了。但小玲、舅哥心里不服气，道个歉就这么难吗？你有什么了不起呀。

　　我不贪杯，每顿五瓶啤酒，喝完就走，当然早晨还要批货也是一个原因。在这种微醺的状态下骑车回家人是很舒服的。李斌回家都是打车，楼里有个跑出租的司机，住在老明的楼上，走之前，李斌把头从窗子探出去，喊一嗓子人就下来了。

　　七八九月份是我们卖裤子的淡季。淡到什么程度呢，比如旺季大户人家一天批五百条，淡季谁家批一百条就算“红门”了，起码差五倍的量。像我这种小门小户的批个二三十条就不错了，大多是补号的。卖裤子是不能断码的，你费尽口舌，好不容易讲好了价钱，人家一试，不合身，等于白忙活。当然，我们零卖也有招应付，就是用假尺子。通常我们手里备着三把尺子，一个是正常的，一个是剪掉一寸，一个是加上一寸，然后用透明胶从后面粘上，这样你买什么裤腰的裤子，都有了。男人一般不爱试裤子，又脱又穿的，嫌麻烦。量量腰围，再量下裤长，差不多就装袋走人了。我们批发的裤子一捆是十条，裤腰从二尺二到三尺不等，中间号一捆一个号码两条。另外，一百条裤子里有五条三尺以上超大尺码的。很少有人拿新货。零卖像抽风，说不准，有时一天卖个三五条，有时几天不开张。价格也不像旺季一条赚个百八十块钱，比批发价高一点就卖。自己有床子的可以办歇业，但不多，毕竟谁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存货，这时候正好抖落货底子，所以许多人家的床子都挂着“挥泪大甩卖”的牌子，泪是用红色墨水涂上去的，看上去已经不是挥泪，简直是在卖血。其实赚钱的裤子本钱早就批回来了，这些都是利润，卖多少赚多少，不赚钱的裤子也不差这俩钱赔。玩抒情呢。

　　我们租床子的钱都是一年或半年一交，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一个是你要保持做生意的状态，二呢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冷不丁闲下来还不适应呢。我们每天七八点钟晃晃荡荡过来，吃个早点，才把裤子挂出来，吃完午饭就收摊。旺季不是这样，天不亮就得起床，打车或骑车上行，外地拿货的一般是头天来，在附近的旅馆住下，去市场比我们还早。期间都是围坐在床子后面打牌、聊天，有买裤子的，就探头随口说个价，爱买不买，很少磨叽。

　　大户人家还是挺忙的，不是忙着卖货，是去外地催款，床子上只留一个人看摊儿。催款一个是夏天，一个是春节前。春节前好办，每个欠钱的货主都要来市场上货，你不还钱就甭想拿新货，说出大天来也不行。如果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我们做服装批发生意的想赚钱，一年到头最火爆的就属春节前这一个月了，那时候还有过年穿新衣的讲究。老明家分两组催款，男客户归李斌和舅哥，女客户由小玲负责。主要是去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鞍山、呼和浩特，当然是以考查市场的名义，直接要钱好面子的丰城人张不开口。我们的客户不仅局限于东北，还覆盖内蒙古、北京、天津、河北，但固定客户不多，他们大多是因为家里的货临时不够卖，到南一市场“倒个短”。小地方去不起，太折腾，欠钱也不多，抽空打个电话，叙叙旧聊聊天，七扯八扯，一般情况下对方就明白了，会主动提还钱的事。你会客气地说，我打电话没别的意思啊，秋天来上货想着带来就行。

　　老明中午打我大哥大喊我过去吃饭，我一天的批货任务就算结束了。吃完饭，我帮他码货倒货、清点库存，老明站在一旁指挥，用他端着紫砂壶的左手，把我指使得团团转，好像我是他的马仔。被人呼来唤去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也怕小戴他们当面背后地笑话。毕竟我也是个小老板。即使他们表面不说什么，自己也过意不去。有时候就找借口有事不去。一次两次还行，次数多了，又担心背上个忘恩负义的骂名。老明帮我批过货，帮我在广州找过老板，在广州吃吃喝喝没让我掏过一分钱。偶尔一天，他没叫我，我的心就会忽悠一下，下行回家干什么心里都不踏实，觉得是不是得罪老明了？第二天早早收了床子，去老明的库房，见老明忙得满头大汗，就叫他歇着，我来。老明也不客气，坐下来小茶喝着，烟儿也叼上了，不一会儿气就喘匀了。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但又心有不甘，觉得自己有点犯贱，每天就这么七上八下的，心里没个踏实时候。

　　老明的前后门在原有的防盗门基础上，又加固了一道更厚更重的新型“盼盼”，所有窗子的鐵栏杆，也加了密实的钢筋横梁，影子投在地上像棋盘。老明还神秘地说，他有防身的武器，想找死的就来偷来抢吧。听上去像是在给自己壮胆。我猜最大的可能是自制的五连发，我知道我们市场有几个人手里有，是从广州带回来的。白天还好，门敞着，有阳光漏进来，晚上吃饭的时候，天渐渐黑下来，门前市场这条路很安静，路过的人很少，老明就把前后门锁死，窗户也插上插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整座房子阴森森的，像监狱，人在里面，有一种被铐住的感觉，怎么待都别扭。吊扇在头顶上呼啦啦地转，听上去撕心裂肺鬼哭狼嚎的。我俩光着膀子，脖子上搭条湿毛巾，但他还是不放心，喝着喝着酒，突然眉头一皱，腾地站起身，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左瞧瞧右看看，扒在门前侧耳细听，一惊一乍的。晚饭还是舅哥媳妇去海鲜市场买回来做，只是数量和花样儿都少了许多。我喝完酒骑车回家，出门的时候，老明每次只嵌一条缝，让我先探头往外看看，周围有没有形迹可疑的人，等我出去，迅速关门，但声音很小，只两声“咔哒”。喝多了我就睡在老明的客厅沙发上。我喝多的次数越来越多，住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聊得自然也是越来越晚。

　　“你赚钱之后就没再赌过博吗？”我听说赌博和吸毒一样，沾上了就是一辈子。“我现在的生意比偷比抢来钱都快，还赌什么博呢。”老明笑得哈哈的。

　　一天夜里，我在老明的客厅沙发上正睡得迷迷瞪瞪，听见噼噼啪啪的声响，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模糊的身影在我的眼前飘过，打开门，冲了出去，门都没关严。借助微弱的路灯灯光，我看见是一个女人的背影，确定无疑。随后老明蹑手蹑脚地走过来，在我身前稍作停留，看了我一眼，我自然是装睡，闭着眼睛。老明把两道门轻轻锁上，又回屋了。这是之前从没发生过的事情。我怀疑是女人生气了，不然她应该走后门。后门虽然黑咕隆咚，没有路灯，路也窄，但有老明护送，走到大路上并不远，也就三两分钟的工夫。怎么也比被我看见好。就是说，她不想让老明送，可能也是故意让老明难看。老明从不找小姐，送上门都不要。在广州最能看出谁好色，我们市场的那些有钱人，除了老明，每个人都包小姐，吃饭唱歌谈生意都带着，相互间一点不避讳。

　　肯定不是小姐，那会是谁呢？舅哥媳婦？我越想越像，但不能肯定。想起舅哥媳妇平日里羞怯、爱脸红的样子，更是在心里极力排斥这一想法。尤其是觉得如果果真如此，老明吃窝边草的行为，是万万不可原谅的，也是被人唾弃的。有句话叫“兔子不吃窝边草”。在我们东北那是比偷比抢还丢人的勾当。

　　早晨我睡醒了，故意不起来，直到天蒙蒙亮，舅哥媳妇敲门送茶水。我打开门，希望能从舅哥媳妇的脸上看到一丝红晕，或躲闪的眼神，但又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以还这个漂亮女人的清白。舅哥媳妇像平时一样，冲我礼貌地点点头，闪身把茶水一瓶瓶摆在桌子上，转身走了。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看错了，可我越是这么想，越觉得不可能。我的直觉从来没错过。如果夜里出去的女人是她，时隔几个小时之后，还能表现得如此镇静、从容，那只能说明她演技的高超。她应该换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比如从事日进斗金的演艺事业。

　　刚一上秋，老明家的货又一次“红门”了。李斌自作主张，采取了一种南一市场前所未有的卖货方式——发票儿。每天早晨四点，按先来后到排队在老明的库房前领取，但每张票只能批一百条，多一条不行，少一条也不行。李斌认为这样是为了公平起见，谁都不能搞特殊化，他为自己的主意得意了好几天。那些天，李斌来得出奇的早，比小玲、舅哥还早。他站在库房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沓小票，叼着烟，一只手叉腰，恨不能眼睛长在脑门儿上，谁跟他说话都爱答不理，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并不着急发票儿，而是在台阶上悠闲地踱着步。有些外地的人想早点拿完货赶长途车回家，李斌不耐烦地训斥道，“谁说的算？是我是你？想拿好货就得给我规规矩矩地排着。我想什么时候发票儿就什么时候发票儿，得看老子心情。”从那些排队的小客户无奈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一个个恨得咬牙切齿，只是敢怒不敢言。

　　许多老客户又是大户，他们不可能起大早，排队拿货，丢不起那个人，像个要饭的。我们搞服装生意批发的，主要是靠那些外地的大户赚钱。等老明白天来市场，那些大户就迫不及待地簇拥到老明的屋里，找老明抱怨，发泄不满。老明也觉得李斌这样做事不妥，但又怕打击李斌的积极性，两头为难，弄得老明市场都不好意思去了，就找我商量。我认为，批“红门”货要低调点，不可以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尤其是对待老客户，更要多一些照顾，万一有一天你的货不好卖，人家才可能伸出援助之手，帮衬你一把。反之，他们会看笑话的。真正的批货高手是有本事把可批可不批的货甚至是滞销货批出去，那才叫本事。我只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或者说是我来南一市场做生意以来的一点感受罢了。

　　老明点点头，鼓励我继续说下去。“我觉得李斌不大适合做服装生意，市场上的人对他印象普遍不好。他跟小玲、舅哥的关系也不够融洽。”

　　老明苦笑着摇摇头，“不要再说了，我明白你啥意思。”看得出，老明对李斌也不满意，但又像是有苦说不出。

　　李斌之所以这么狂妄，不光是他与老明的“盘架”关系，还有一件事。那是李斌来市场不久，南一市场的地赖黑胖子带着几个人突然闯进老明的库房，没有谈价，上来每人就试了条裤子，然后直视着老明的眼睛，说：“过几天给你钱，弟兄们现在手头不太宽裕。”老明怔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在市场上，不给钱摘裤子是件对业主很没面子的事，传出去很掉价的，况且还是赫赫有名的老明。很明显，外面床子上的同行在窃窃私语，等着看他的笑话呢。可不让他们穿着裤子走，显然不可能。几个地赖都是手插裤兜，如果老明敢说个“不”字，他们很可能拔刀相向。这时候，李斌进来了，黑胖子看见李斌，叫了一声“李哥。你怎么在这？”“你眼睛瘸呀黑胖子，你敢跑到我这里摘裤子，胆子也太肥了吧。”黑胖子连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李哥的货。”黑胖子赶紧示意几个兄弟掏钱。那些人灰溜溜地出去的时候，李斌也是站在台阶上，叼着烟，叉着腰，望着围观的人，冷笑一声，一口烟，吐到天上。一个个淡蓝色的烟圈在空中晃晃悠悠，好一会儿才渐渐消散。李斌又吐了一口痰，转身回屋了。李斌的及时出现，为老明解了大围，这就更让老明离不开李斌了。

　　小戴也要拉我一起去广州上布料，找厂家加工，准备干一把大的。我也正有此意。我俩压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他出十万，我出八万。之前小戴明确说，上什么货让我拿主意。小戴虽然在南一市场混了四五年，但他去广州的次数屈指可数，甚至还没有我多呢。小戴人缘好，平时他都是代卖朋友的货，谁的货好卖卖谁的。像小戴这种代卖货的人我们叫“小卖”。他们不用像我们批货的那样每天起大早，九十点上行就行，买裤子的人肯定不会大早晨为买一条裤子跑市场的。但他们每天在市场上并不轻松，其中的说道还不少。首先，他们要穿着裤子卖，裤子都是熨烫好的;其次来了就要撅着屁股一站一天。为什么要撅着呢？因为要突显裤型，一天下来屁股生疼生疼的;三是对卖货人的身高、体型有着严苛的要求，身高最好在一米八左右，体型要偏瘦，这样裤子穿在腿上才有型，才能吸引买裤子人的目光。我们叫他们“裤样子”。还真别小看他们，卖得好一天赚个五七百不成问题。但他们赚的是“有数的钱”，在批发市场成不了气候，注定不是主流行为，也为批货人所不齿。南一市场一直有人做代卖生意，但大多是新人，很少像小戴这种谨小慎微的人。新人不敢冒险，等对市场稍微熟悉一些，尤其是看到谁家上了把“红门”货，眼睛就开始放光，屁股坐不住了，纷纷往广州跑。有人赚了钱，尝到了甜头，在市场就算扎下了根，有人赔个稀里哗啦，从此不知所踪。只有元旦、春节前后小戴才随大流去广州上一两次货，跟我一样，拿现货。如前所述，南一市场从规模上看并不大，但历史悠久，也可以说远近闻名，这就给了小戴这些代卖货的人乘虚而入的机会。偶尔买条裤子的人怎么分得清谁是批裤子谁是代卖的呢？有些拿货的还上过他们当呢。

　　我俩在广州看上了两种货，一种颜色比较浅，米色的，布料柔软，克度高，看上去很高档，但价格有点贵，是现货。另一种颜色深，布料也相对厚一些，是在海印布料市场看中的，许多档口都在卖这种布料，就是说，这种布料很可能成为秋季的流行色。我倾向于拿前一种现货，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拿回去就可以卖，价格也不会低，如果运气好，短时间内就能批出去，借用一句排球术语叫“短平快”。我俩可能大赚一笔，然后再杀回来拿深色布料加工。风险是一旦天气突然变凉，这种颜色的裤子很可能迅速过季，只能“跳楼”。小戴嘴上说全听我的，但又说，尽量少冒风险，我们小门小户的可经不起折腾，跳不起楼。这就让我很为难，我思前想后说，可不可以这样，用一半的钱拿现货，剩下的一半订布料加工。小戴说，我们加工三千条裤子，比加工一千五百条要便宜两块钱，一趟的路费就出来了。我知道小戴的心理，他既不想承担万一货批得不好的责任，又不甘心跟我出来跑一趟，自己只是个配搭。合伙上货就这点不好，表面上一个人说了算，但你怎么可能不听你搭档的建议呢。小戴平时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关键时刻却是个优柔寡断的人。一个人的性格只有在一起合作时才能真正看清楚。我后悔不迭。我想说我拿我的钱上现货，你用你的钱上布料，咱俩分开上货，但说不出口。明明说好了一块儿出来上货，合作一把，可货还没上呢，就分道扬镳了，这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也让外人知道了笑话。况且小戴在市场为人很好，曾经帮过我不少忙。我去广州上货，家里的货都是小戴帮我批，等我回来，把记好的账本拿给我，一笔笔账记得清清楚楚。我实在不忍心。后来我俩拿了布料，去朱老板的厂家加工。

　　我俩拿到加工好的裤子坐火车迅速返回丰城，市场上已经有好多家在批同一种货了。有一家床子拿的是我看上的浅色裤子，批得很好，一天能走一百多条，一条裤子的利润能有四十块钱，十天八天货就批亮了。看得我直眼馋，小戴也是，但我俩什么都没说。我能从小戴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后悔了，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与其相互抱怨，还不如什么都不说。不然大家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我们的货一天也能走百八十条，但利润只有十块钱。我们的货便宜，一条裤子合到家才六十块钱，上了整整三千条，照这个速度，最快也要一个月批完。表面上我俩会赚三万块钱，但这显然不可能。裤子的批价只会越批越低，去掉有磁点的、跳线的、批偏号的，能剩一万五就不错。就是说，我忙忙叨叨一个多月，按投资比例，只能落到手七千块钱。唯一让人欣慰的是，这种布料颜色深，一时半会儿不会过季，不用担心“跳楼”的事。只是钱压在货里，人走不开，不能去广州再上货。秋季是除了春节前批货最好的时节，这时候不多赚些钱，本身就是亏。所以我的心里还是很着急的。

　　小戴自知理亏，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上行了。白天也是在床子前一站一天，为的是多“挑”几条零卖，这样赚的钱会比批发多一些。虽然已经入秋了，但站在大太阳底下还是很晒人的。有打听价的他绝不错过，抱着裤子追着人家卖。我从未见过他卖货这般不惜力。他的行为让我大受感动，心中的抱怨渐渐熄灭，还时不常跟小戴开开玩笑，给他减压。

　　李斌打帕斯机的事，是小玲当着我的面告诉老明的。那时候，李斌已经玩了有一阵子了。帕斯机是南风北渐的产物，在丰城，还没来得及普及。我们只是听说，那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赌博工具，输赢很大，是有钱人才敢玩的游戏，但并不了解细节。李斌每天之所以那么晚来市场，就是因为头天晚上玩得太晚，早晨起不来。待小玲离开，老明笑笑冲我说：“那玩意儿我跟李斌去玩过几次，挺有意思的。但李斌有点‘咬钩’，这就危险了。”“你不怕上瘾？”“没你想象的那么邪乎。什么事情都是事在人为，关键看你有没有自控力。赌博这东西，无论输赢都不可恋战，要懂得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学会控制自己是必须的。”老明微笑着，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膀。一瞬间，老明在我的心目中又高大了幾分。

　　家里货批得差不多了，老明带着李斌一起又去了广州。这是李斌第一次去广州。显然老明是有目的的，他想让李斌暂时离开帕斯机，继而忘掉帕斯机，戒掉赌瘾，只是为了照顾李斌的面子，没有明说。走之前，老明叮嘱我，每天下午到他屋子帮忙照看照看，有重要的客人就帮忙沏壶茶，随便聊聊天。与那些大户交往对你的生意是大有益处的，今后你生意做大了，都是用得着的人。还有，你每天五点前必须陪小玲到十字路口的工商银行把钱存进去，路上要多加小心，时刻留意前后左右的人，发现有可疑的人，赶紧往人多的地方跑。“以前你出门不都是舅哥和小玲去存钱吗？”“那是没办法。我不信任他，傻乎乎的。还是你去，你机灵。”

　　小玲像老明在家时那样，中午会打我手提电话，让我过去吃午饭，但我都以卖货忙为由，礼貌地拒绝了。老明不在家，我总觉得过去吃饭不大合适。我下午两点左右去老明的屋子转一圈。小玲还是一如既往的忙，连跑带颠，没个消停时候，戴着口罩、手套，库房有一股发霉的气味。没办法，老明家货进得多，日积月累，积压下的货底子也就自然比别人多一些。只有她来到客厅才把口罩、手套摘下来，坐在椅子上，喘口气，喝杯水。有老明说的比较重要的客户我就陪着坐一会儿，给他们沏杯茶递颗烟。那些人一个个牛哄哄，鼻孔朝天，对我爱答不理的，大哥大在手里颠来倒去，要不就是一通“喂喂喂”，然后跑到马路上，扯着脖子打电话。那时候我们用的都是模拟机，信号很差，得拎着大哥大满街找，一旦找到，人就一动不敢动了，甭管姿势多难拿，稍微一动，信号就又没了。还真不是故意显摆。我不喜欢和他们打交道，这一点小玲看得出来，她叫我下午不用来，该忙什么忙什么。“想喝茶他们自己沏，想喝水自己倒。”小玲说，“这些人就那么回事，没必要惯他们臭毛病。你家的货好卖，他们天天往你家跑，推都推不开。货差一些的时候，你想让他们帮忙代卖点都推三阻四的。谁家也不可能每一把货都是‘红门’，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对吧。”“大户人家很少有人‘跳楼’的。”我说。“那是表面，大户不好意思在档口‘跳’，当着市场同行的人面子挂不住，都是事先谈好价钱再在床子后面把货打包，直接从汽运站发货。”

　　小玲有时候抽烟，坐在客厅里，关上门。只是偶尔。她抽长箭，白嘴的。她叼烟的样子有点像不良少女，头歪向一侧，烟和嘴也朝着一个方向歪着，眼神涣散。“老明不让我在外面抽。”

　　“那你平时在哪儿抽？我怎么没见过。”

　　“卧室和后门的楼口。”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抽烟？”

　　“我很早就会抽烟，跟我爷爷学的，我很小的时候就帮我爷爷卷旱烟，闲着没事就跟着抽着玩。但没瘾。我只在烦的时候抽两口，解闷儿。”

　　“看来你的烦心事还不够多。”

　　“其实也不少，起码不比你少，只是你暂时看不出来而已。”她的鼻子哼了哼，嘴抿着，憋不住又笑了，露出一小排洁净的牙齿。她看上去应该比实际年龄更小些。

　　无论多忙，四点钟，小玲都要回卧室锁上门，把腰包里的钱统统倒在床上，按面额大小逐一清点，一沓沓码好，忙不过来就喊我帮忙。我数大票她数小票，小玲动作飞快，用猴皮筋捆好，装在一只书包里，在另一个同样的书包里放上一捆捆票面大小的白纸。我俩“石头剪子布”，谁输谁背真钱，另一个背假钱。小玲说这样就不能形成规律，即使被人盯上，想抢劫，也很难识别谁书包里的钱是真的。我问，谁出的主意？真是心细如发。小玲笑笑没答话。其实，这个点每家大户都要去工商银行存钱，我觉得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小玲说，你是不知道，就在你来市场前不久，这个工商银行门前就发生过一起抢劫案。被抢的是横街一户开时装店的女人。抢劫的两个人一个拿枪一个拿刀，拿枪的顶住她的腮帮子，拿刀的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让她把拎皮包的手松开，女人死活不肯，拿枪的不再废话，一枪打穿了她的脸，满口牙都打碎了，钱也没保住。

　　我和小玲一前一后出门，街上熙熙攘攘，要是那天我书包里放的是真钱，我还是很紧张的，一只手紧紧抓住书包带，手心冒汗，直打滑，感觉从身边经过的每个人都像抢劫犯。虽然小玲早就告诉过我，万一真的有人抢，要什么给什么，千万不要做无谓的反抗。不就是钱嘛，再去赚好了，命咱可只有一条。在街上，小玲故意与我有说有笑，看上去表情很放松，至于心里像不像我一样打鼓就不得而知了。存了钱，我俩赶紧回屋，绝不在外面停留一分钟。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烟抽起来格外的香。晚饭还是舅哥媳妇给做，但没有海鲜了，只是买些附近菜市场的菜，四菜一汤。伙食也不错。晚饭我们四个一块儿吃，我、小玲、舅哥，再加上舅哥媳妇。舅哥媳妇和小玲坐一边，两人有说有笑的，舅哥媳妇也喝一点酒，主要是陪小玲。小玲喝什么她跟着喝什么，但看得出，舅哥媳妇挺能喝的，脸越喝越白，走的时候，还要跟小玲干一杯。舅哥留下来陪小玲住，不然小玲一个人住这么大屋子害怕，觉睡不踏实。和小玲混熟了，我觉得她人还是挺和气的，话不多，一说话眼角下弯，笑眯眯的，像夜空清透下的月亮，也有点孩子气。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鼻子就皱皱着，小嘴嘟嘟着。与老明在的时候，判若两人。

　　老明出门之前跟我提过，是否愿意把我租的床子退了，用他的床子批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收我一分钱。唯一的条件是我的货不能放在他的房间里。这样我可以每月省下五百块钱，一年下来就是六千。不得不说，这是个挺诱人的建议，但我很犹豫，“等你回来再说吧。”我的床子是按年交的租金，现在还差两个月到期，退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着急，我得想想。用老明的床子批货当然好，但这就意味着我们相隔咫尺，要整天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也意味着他家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不用叫，因为我就在边上，甚至会成为一项我应尽的义务。而他家的事情又多，加之老明喜欢指使人的性格，我怕时间长了受不了，到时候，万一有一天两人闹翻脸，发生不愉快就不值当了。可以想见，他之所以无偿让我使用他的床子，也是想有我在身边他放心些，多个帮手。不然他图什么？生意场上的朋友可以远交但不可近处，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只是话又说回来，我一年辛辛苦苦下来，能赚几个六千呢？

　　小玲希望我过来，“有你在屋子里会热闹些，会有一些人气儿。”她又笑了。的确，老明这人沉悶，不苟言笑，永远是一副思考人生的嘴脸。我们市场有钱的老板都这德行。不知道他们是天生这么深刻才赚到的钱，还是有了钱之后才变得深刻了。所以，虽然老明屋子里每天人来人往，走马灯似的，但很少有人说话，更少有人吵嚷。冷不丁一个人进来大声嚷嚷句什么，显得格外刺耳。那个人会用手夸张地捂住嘴巴，臊眉耷眼地坐下来，闷头抽烟。屋子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安静，只剩下踢踢踏踏的沉闷的脚步声。老明倒是乐在其中，时而闭目养神，时而神秘地微微一笑。每天从早到晚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可想而知，人的精神是何等的紧张、压抑。

　　因为白天忙，舅哥大多晚上去汽运站接货或发货，有时候饭吃到一半，电话一响，放下碗筷，就骑上倒骑驴出发了，手里抓个馒头，掰开，夹点咸菜，一扣，路上吃。屋子里只剩下我和小玲。出现这种情况，我不可能直接走，那样会显得太刻意，不好。当然我也不想待时间长，这样也不好。小玲在他身后迅速关上两道防盗门，转身又拿出一瓶老龙口，没跟我商量，直接启开了。明显是想继续喝。孤男寡女，坐在一起，怎么都有点别扭，小玲倒显得没什么，看上去甚至更放松了，烟叼着，腿翘着，还端杯跟我碰了碰，干了。那一杯，得小一两。我劝她慢点，她摇摇头，“我酒量大着呢。你也干了。”像命令。我只好干了。小玲笑了，一只手捂着嘴。

　　借着酒劲，我问小玲，我们市场有钱的女人都穿貂儿，你咋不穿？小玲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我不好意思地说，这不冬天快到了嘛，我女朋友张罗要买貂儿，说她很多朋友都有就她没有。东北女人有钱没钱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看你冬天穿不穿貂儿。一件貂儿三万多，她让我出一半钱。我说我不是出不起这个钱，主要是没必要。咱们小门小户的，攀比这个虚荣哪有个头啊。小玲说，你女朋友跟你一起几年了，如果不用咬牙跺脚，最好还是满足她吧。我也想穿貂儿，暖和、抗风倒是其次，关键是穿貂儿人显得富态，有身价，走到哪儿都让人高看一眼，但老明不给我买。老明说你只有成了我的老婆我才会给你买貂儿，金银首饰，要什么买什么。别人没有的你会有，别人也有的你是最好的。我说，要是你不娶我呢？老明回答得很干脆，那就什么都没有。我跟了他这么些年，老明从来没给我买过任何贵重物品，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买过，也不许我自己买。老广来丰城考察市场，老明从来不让我出面，甚至都不介绍我是他女朋友，说我拿不出手，出去给他掉价。圆了扁了都让他说了。气死我了。

　　我说，没想到，老明这人还这么不讲人情。我知道，这么在老明的女朋友面前说老明不好，但终究没忍住。

　　小玲叹了口气，换了一种语气问我：“你是什么时候认识的老明？”我说：“他没跟你说过？”“老明从来不跟我说他朋友的事，好像他也没什么朋友，起码没有交心的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点头。我大致说了与老明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打篮球，讲了老明在篮球场上的争强好胜。我没有提老明管我借钱的事。

　　小玲说：“我和老明真是在票房子认识的。那时候我不爱上学，是因为跟家里人赌气离家出走的。那天我感觉走了很远，天都黑了，才走到皇姑屯火车站。那个火车站停靠的都是跑短途的火车，还有跑通勤的铁路工人。天一黑，就只剩下蹲票房子的人了。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都住票房子，没人管，也管不过来。由于人多，长条椅子不够分，初来乍到的只能找个角落，或蹲或坐，以熬过漫长的黑夜，所以，人们就叫我们‘蹲票房子的’。票房子灯光昏暗，每人占一个长排座椅，一个个眼神阴森，长条椅子就像是他的家，生怕别人占了。我当时很害怕，想走已经来不及了。只有老明人看上去还算和气，我就把屁股搭在他椅子的一边，不敢动。后来老明躺在长条椅子上睡着了，腿蜷着，算是给我腾出了个可以靠背的位置，我在座椅上坐了一宿。第二天天没亮他起来洗脸刷牙，我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在他那个位置上睡了一觉。等我醒了，他递给我一个馒头，里面夹着咸菜，我狼吞虎咽地吃了，就这么的我俩聊了起来。他说他也是离家出走的。我问他为什么。他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为了自由。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从此死心塌地地跟了他。”

　　说到这里，小玲喝了一大口酒。“不久后我知道他是骗我的，但我不在乎。真正让我伤心的是，当初他把我押在阳江，整整三个月，对我在那期间发生了什么，不闻不问。头一个月，我被关押在一间五楼的杂物间，窗门紧闭，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出来放放风。看我比看监狱的犯人还要紧。窗子上都是铁栏杆，我想死都死不了。我甚至不知道老明在干什么，整整一个月，他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后来老明来阳江，也是与我匆匆见上一面，提了货，一走了之。我每天以泪洗面，眼睛差点哭瞎了。过后他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我一直在等他给我一个解释，可到现在他都是黑不提白不提的。赚了钱之后，任何人都不夹在他眼里，我算什么？也就是一个帮他赚钱的工具而已。老明对我都不放心，让李斌管账，我负责收钱。账对不上，老明就只会冲我发火。当年我们做第一笔生意，老明身上只剩下五千块钱，是我哥从丰城给我们电汇了一万块，他才凑够加工费。那可是很大的一笔钱呀，事后他赚了那么多钱，我哥又跟着他忙前忙后跑了半年，工资加利息却只给了我哥一万块。我哥是不争气，做生意亏了钱。但甭管这么说，老明能有今天，我哥永远是老明的恩人，这一点是谁都抹杀不掉的。他对李斌重情义，可对我哥呢？在他眼里，我哥连一條狗都不如，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越想越伤心。有时候我觉得人活着特别没意思。说实话，我现在就想回到学校好好读书，什么都不想。当年因为逼我上学，我爸妈为我操碎了心。你说人是不是很奇怪？”小玲的眼圈红了，嘴角抿着，很委屈的样子。这时候的小玲真的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

　　舅哥从外面回来后，见我还没走，“我以为你早就走了呢。就你俩，一直喝到现在？”明知故问。“想喝酒你就老老实实坐下，不想喝赶紧回家，少废话。”小玲白了他一眼。舅哥说：“喝，当然得喝，我凭什么走呀。来来来，喝酒喝酒。”说完，舅哥往地上一蹲，抬手跟我碰了一杯。

　　南一市场疯传，老明在海印市场“扣”了一批布料，五种颜色，各两万米，加一起就是十万米。这在当年的服装行业绝对是空前的大手笔。布料的持有者是朱老板，布料产自荷兰，通过台湾走私运抵大陆。朱老板专门派人开车把老明拉到阳江看的布板。十万米，又是高档布料，这么一大笔买卖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可能摆放到海印布料市场公开出售的，一旦批不好就会“底眼儿”。所以，通常像这种大买卖老板会秘密召集长期合作的大客户先看布料，订货，剩下的一小部分才发到海印市场上批，价格当然要比给老客户的高出许多。这样既保证了老客户的优先选择权，同时又可以保证布料价格的稳定，确保“不烂行”。

　　老明问朱老板，这批布料之前有没有人看过？朱老板肯定地说没有，你是第一个，但明天会有武汉、郑州、哈尔滨的几个客户专程过来看。这批布料正当季，属于秋料，质地柔软、克度适中，主色调分别是灰、米、浅蓝、中灰、中米，风格是大小不一的暗块状图案，线条隐在其中。老明看中了灰、米两个颜色，“这两种颜色我包了。”朱老板吃惊地看着老明，“那可是四万米呀。”老明微笑着，坚定地点点头。李斌拉了拉老明的衣角，两人来到边上，李斌低声说：“要扣就扣死，要么一种也不要。干就干把大的，五种颜色全部扣死。别人想追你的货都找不着庙门，不给他们任何空子可钻。”“我担心那几种颜色浅，不扛卖。”“现在才刚上秋，起码能批两个月，应该问题不大。当然大主意还得你拿，”老明有些犹豫。“老明，你想想，这几年你是怎么发的财。不就是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吗？出奇制胜是你的法宝啊。”老明摆摆手，示意李斌不要再说话。老明独自走到窗前，点上一支烟，望着窗外，沉思了好一会儿，突然转过头，告诉朱老板，“剩下的几个颜色，明天暂时谁都不要批，等我的电话。”“老明，这批货可是压上了我的身家性命。”“我当然知道，我也是在拿命赌这一把呢。扣不扣货，明天下午保证给你个准信。”“咱们得说好了，你得先付全部的布料钱。”“放心吧。”老明拍拍朱老板的肩膀。当天老明就飞回了丰城。

　　一大早，老明打电话叫我过去，关上房门，把裤板展示给我看。这种风格的裤子在十几年前流行喇叭裤的年代曾风靡一时。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老明不以为然地笑笑，“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什么叫流行？就是把多年前流行过的东西，稍加改进，再拿回来。要想赚大钱，就不能随大流，要逆潮流而动。”我问哪种颜色是主打。通常同一种面料，无论几个颜色都只有一个作为主打，主打颜色上的货最多，甚至是其他几种颜色面料的总和。老明闭上眼睛，没说话。李斌兴奋地说：“都是主打。”

　　老明皱着眉头，乜斜了李斌一眼，“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面料。哪一个我都舍不得呀。”说完，老明拿起电话，一字一板地说：“朱老板，五个颜色我全部扣死。你抓紧时间加工，我这就给你汇二百万过去。剩下的十天之内，一分不差全部打给你。”老明再有钱，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三百万的布料款。怎么办？老明让李斌清点库存，能批的一律降价二十元，但有一个条件，拿货不能少于一百条。批得不好的，去五爱市场找几个大户，一次性都“跳”给他们。

　　我跟老明建议，剩下的钱能不能缓一缓，下个月再打给朱老板不迟，也不算违约，毕竟面料加工成裤子是需要大量时间的，“跳楼”太可惜。李斌不屑地哼了哼鼻子，“那还是老明吗？这些年老明欠过谁的钱？老明在广州之所以人人竖大拇指，就是因为老明的仗义。只有他们欠老明的钱，没有老明欠他们钱的道理。”

　　老明坐得身体笔直，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抿一口茶，吸一口烟。显然，他对李斌的话是认可、满意的。

　　没几天，老明订的货回来了，是空运。一车车一包包，源源不断地拉进他的库房，之后，房门紧闭。李斌在门口负责把门，只有想拿货的熟人才能从后门进入，搞得神神秘秘的。但看货的人多，真正拿货的少，大多是转一圈就出来了。从大家议论的话里，我听出来，裤子的质量、风格没的说，就是嫌价位太高。拿货的基本是开时装店的。时装店是新生事物，同一种裤子，时装店卖得比一般档口贵一倍甚至两三倍。但他们走的量太小，相对于老明的货杯水车薪。我把拿货人的意见反馈给老明，老明说：“嫌贵？明天我就涨价。”“对，不惯他们臭毛病。”李斌在一旁添油加醋。

　　老明沿用之前的套路，从批发价一百五开始，每天涨五块钱，一路涨到了二百。许多观望的人非但没有屈从找老明商议价格，反倒不再去他的库房，转而拿了别人家面料差一些但价格低很多的货。那时候，丰城这座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已经急速衰退，大中型企业纷纷裁员、倒闭，好一点的也是勉强发得出工资。丰城的消费能力可想而知，当然，整个东三省都好不到哪儿去。

　　库房堆得满满的，老明睡觉的房间也堆满了，走廊、过道也是，房门都要推不开了。老明问我怎么办。我说，“跳”吧，这么大的货量，挺不起呀。再说了，时间也不等人。李斌叼着烟，一声不吭。又挺了两天，老明实在扛不住了，让小玲挨个打电话，把老顾客招呼到一块儿，请大家去大连海鲜城吃饭。饭桌上，老明一次性把价格降回到一百五，还是没人接茬。一百二？一百一？老明急了，一百，不能再低了。当晚，一车车的货，从老明的库房里拉出来，奔向汽运站。这次降价虽然丢了些老明的面子，但他还是有钱赚的，一条裤子“看”个二三十块钱不成问题。问题的难点是，他的这批货订得量太大了，一时半会儿根本消化不掉。

　　许多之前拿货的人不干了，凭什么我们在你的忽悠下拿货这么贵，拿我们当冤大头吗？这些人都是各自城市时装屋的客户，专卖老明经营的这种高档西裤，老明也不好得罪，尤其在这个节骨眼上。一条裤子差五十块钱，一百条就是五千块。大家合起伙来找老明，堵在他的库房门口，要求退货。照理说，货已售出，概不退换，但老明怕贻误批货，最后双方商定，各退一步，把差价款折算成裤子，事情才算平息。

　　但老明的眉头并没有舒展开来，他知道更麻烦的事在后头呢。因为只有灰、米两个颜色的裤子批得好，其他三种浅颜色几乎不咋动。天气开始转凉了。库房的货刚拉走一小半，后续的货又运来了，重新填满了库房，也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老明的心口上。

　　我的建议是，不要再降价了，这么好的裤子留到来年开春卖，批一百肯定没问题。你的裤子从面料到裤型、做工领先别人一个身位，肯定不会过时的。你现在拿钱去广州上货，即使遇到“红门”，也未必能赚得比这样多。况且，市场上秋冬季的裤子已经基本饱和了，广州也不会再有什么新货。老明轻轻点头。李斌白了我一眼，“做生意的人最怕閑下来，不去上货还是生意人吗？”“一冬天窝在屋子里，人都待发霉了。”小玲说。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小玲和李斌“穿同一条裤子”。老明腾地站起来，又坐下，一拳砸在茶几上。几个茶杯跳了几跳，其中一个跳在地上，摔成八瓣。“跳，继续跳。我他妈的就不信邪了。怎么赔的老子就要怎么赚回来。”

　　裤子一下子降到了五十，呼啦啦形成了抢购潮。一周的工夫，又批了两万多条。只是他的幸运没有持续多久，气温骤然下降，老明的裤子显得单薄了，相比于新上市的厚料裤子，薄得像一张纸。多少钱都批不动了，只能死死压在库房里睡大觉。

　　李斌和南一市场的黑胖子那几个地赖在老明的床子前聊天，看见老明和我走过来，李斌突然叫住老明要结账，说不想干了。“你就不能再坚持一下，现在是什么节骨眼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明，我们哥儿俩朋友一场，我对得起你了。当年我们打扑克的时候，是我带着你，对吧？赢钱没少给你吧。我们一块儿落难的时候，你把我推给警察，一个人跑掉了，我大人大量，没有和你计较。我出来以后，你做生意需要我，我二话不说，来帮你的忙。其实那时候监狱里的朋友找我有更好的生意做，为了你，我都毫不犹豫地推掉了。现在，我得为自己规划规划了。这不过分吧？”黑胖子几个地赖走过来，把老明围在中间，双手插在裤兜，不说话，脚尖点着地。老明说：“李斌，既然你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行，说吧，要多少钱？”“我在你这里干了有一年吧。你赚了几百万，却只分给我十万块钱。我也不多要，再给我二十万，咱们就拜拜。”老明气得说不出话，只是不住地点头，“李斌你这是恩将仇报，看我现在走背字就卸磨杀驴，你不觉得太早了点吗？一时半会儿咱们谁都死不了，走着瞧，我看你能飞多高蹦多远，我们还会再见面的。你下午过来拿钱吧。”

　　早晨，我打车去市场的路上，接到老明的电话，让我直接去他的库房，从后门。老明的声音在颤抖，像是冻着了。“你知道小玲去哪儿了吗？”老明穿着睡衣，蓬头垢面，嘴里叼着烟。我一愣，摇头。“小玲跑了。”我还是不大懂。老明蹲在地上，“她把所有的钱都卷跑了。”说完，他自己也像不相信似的，起身，推开卧室的房门，又推开库房的门。库房里积压的货还剩下大半屋子，整整齐齐地堆着，塑料袋的气味扑鼻而来。他甚至推开了厕所、厨房的门，像是小玲在跟他藏猫猫。“怎么回事？”老明摇头，又点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突然间所有的倒霉事都摊我头上了。”他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小玲一定是昨天趁我不在，去银行把钱都提出来了。”昨天下午，老明和舅哥一起到汽运站发的货，弄到很晚，舅哥提议两人喝点酒解解乏，再回家。“这件事你不能告诉任何人，懂吗？”“你报案了吗？”“报案有个屁用，她一定是什么都准备好了，退路早就安排好了。我他妈的连她家在哪儿都不知道。到时候警察一来，市场上准保鸡飞狗跳，我可不想成为别人眼里的笑话。”“你打算怎么办？”“等我把所有的货一次性跳完，就去广州。”我最近听老明口中说得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跳”。

　　老明的货一炮点走，给了那个哈尔滨的大户，六十万，三万条。

　　老明飞去广州，还是坐头等舱，还是住广州宾馆，还是在宾馆二楼的餐厅吃早茶，谈生意，还是一坐半天。无论是李斌在市场当着众人的面，撅老明的面子，还是小玲兄妹俩从市场突然消失，都在南一市场的商户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人们背地里窃窃私语，表面上若无其事。他们都以为是老明与小玲分手的，说老明为人慷慨，分了一半的钱给小玲，起码两百万。老明留下个讲义气的好名声，也算为他保留了些许颜面。此说是我按照老明的授意放的风。只是从此，老明的生意再没有缓过劲儿来，一直不愠不火，不上不下。这期间，南一市场冒出许多新人，他们依靠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抓准时机迅速取代了老明在南一市场的霸主地位。老明的库房退了，像我们一样，他也租了间胡同里的居民房当库房。卖货的换成了他年迈苍老的父母。褪去光环的老明很少来市场，来也就是转转。老明还是在街口下出租车，头仰得高高的，衣服裤子照样笔挺，还是戴着金项链、金手链，大哥大的天线还是铜头的，但整个人看上去是发旧的，灰蒙蒙的，尽管那时候他才三十出头。老明就像他的生意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不再显赫。没有人给他让路，背后也没有了追随的目光，更没有人再提他的“传奇”。

　　老明坐在自家的床子后面，看着父母颤颤巍巍地批货，自己连把手都不伸，眼神直勾勾的，发呆，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急事，腾地站起身，拍拍屁股闷声不响地走了。有时候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站下来闲扯几句，抽根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张罗请他吃个饭，喝点小酒，他摆摆手，勉强笑笑，拒绝了。至于老明是不是暗中找人抓小玲，他一直没有跟我说，我当然不便问。尽管我很想知道。

　　一年后，老明消失了。或者说，他离开了南一市场，我是在他的床子易主后才知道的。老明的床子在市场东头，我的在西边，一头一尾。至于他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没人知道，好像也没人在乎。那段日子，我忙着赌帕斯机，简单说，我也迷上了赌博。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的生意还那样，一般般。非要说原因，是那一年丰城突然一下子冒出许多霓虹闪烁的娱乐城，尤其是几个商业区，但你只要推门进去，所有娱乐城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帕斯机。我这时候才搞清楚，帕斯机是英文的译音，据说是来自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舶来品，其外形与时下的银行自助提款机相似，只是个头稍矮些，便于赌客坐在椅子上操作。静态时屏幕是蔚蓝色，会让你想起《深深的海洋》这首歌。只要一按机器左侧的开牌键，屏幕就会闪出五张牌，所以有人也称之为扑克机。

　　丰城没有春天。到了四月份，乍暖还寒，土地一开化，三两场雨过后，道路一片泥泞。这就是丰城的春天。树枝一抽条，就该穿衬衫了，所谓春暖花开，在丰城应该叫夏暖花开。那年雨水多，午饭后，市场上总会出现几个穿白色佐丹奴绒衣、打花伞穿雨靴的女孩，她们是娱乐城派来发票的，个个浓妆艳抹、香气袭人。一张票相当于二十块钱，每人只发一张。我和小戴就把不去的人手里的票攒到一起，凑足五张，去金银岛，那里机器多，“亮儿”大。开始我俩只用这些票玩，赢到两百就下机喝酒去，输了抬屁股走人，当然酒照喝不误。这样很好，既可以缓解一天的疲劳，又可以散散心。后来越玩越大，有时候三五把开牌都不给“亮儿”，还没过过手瘾呢，分就没了，心痒痒，就忍不住掏钱了。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始每天掏个四五百，后来就没数了。

　　有一天，我隔壁的机器出了四同。四同即屏幕上的五张牌里有四张是相同的牌，所上的分数直接翻四十倍，按照一次上分不能超过四十分的规定，这手牌的分值是一千六百分，换算成人民币就是一千六百元。这本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大多数人出了四同会直接上分，只有少数人会选择继续拍牌，但一般只拍一手，成了，见好就收，折了，认赌服输。那人正在犹豫，一个人伸手挡在帕斯机前，“你要是不拍，我兑一手。”是老明。老明还是一身名牌，金手链、金项链，铜头的大哥大握在手里。意外的是，他的身后站着李斌。李斌手里攥着一摞钱，少说两万。所谓兑牌，是机主出了一手大牌（通常是四同），自己又不敢拍，你要先给机主同样的钱数。拍折了你走人，拍成了，无论几手，机主下分，牌面上所有的钱都归你。

　　那人起身，伸出手，老明一摆头，李斌把一小摞钱递给机主，机主数了数正好一千六。老明眼睛盯着牌面，双手扶着台面缓缓地坐下来，李斌适时地给老明点上一支烟。老明双肘托腮，浓浓的烟雾在他的脸前环绕，遮住了他整张脸。老明的左手放在屏幕上，好像在分析走势，口中念念有词。突然老明的右手好似不经意间在“大”的摁键上轻轻一抹，音乐响起，是催人奋进的贝多芬的“贝九”，成了。牌面分翻倍，也就是三千二百块钱。不等音乐结束，老明的左手又抹了一手“小”，音乐继续，又成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候，牌面上的分数已经升至六千四百分，所有的人屏息静气，看看牌面又看看老明。老明的头轻点，像是在打节拍，身体轻轻摇摆着，脸上的表情仿佛也轻松了些，他又用右手的食指轻点一手“大”，又成了。老明扔掉手里的香烟，双手揉搓了几下，活动活动手腕，又把手放在嘴巴前，示意李斌点烟，接着老明解开所有衣服的纽扣，他伸出一只手，但并没有举起来，而是突发奇想，用胳膊肘在摁键上轻轻一敲，又成功了。再有一手就爆机了。按规定，超过四万分就算爆机，爆机还要额外奖励两万元。下手牌，老明要是拍成了，他总共可以得到七万一千二百块。

　　老明深吸一口气，双手支撑着台面站起来，摇了摇脖子，双手搅在一起，发出嘎巴嘎巴的声响。突然他怒睁双眼，仿佛对面的帕斯机就是他的拳击对手。李斌伸出手臂，示意后面的人退一退，以便给老明留出一块更大的空间。老明的手扬起来，五指张开，所有的人都不自觉地捂着嘴巴，但，老明的手只是缓缓地往下压了压，接着抬起来，又壓了压，他就像是一个乐队的指挥。老明的一只手遮住显示屏的牌面，另一只手握成拳头，狠命地照着“大”的摁键砸下去，是“贝九”，激扬、欢快，就是说老明的最后一手牌砸成了，爆机！老明的脸几乎趴在显示屏上，眼睛睁得圆圆的，随后才“啊”的一声大叫，腾地跳到椅子上，一只手的食指指向天空，另一只手攥成拳头，咚咚咚地捶打着自己的胸脯，好像他的胸脯是借来的，不疼。众人发出“乌拉、乌拉”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差点把房盖掀起来。挨着老明的人死死地拉扯他刚才拍成最后一手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都想趁机沾点仙气。远一点的就尽量伸长手臂去抓老明的肩膀，看样子像是恨不能把老明撕碎了。李斌张开手臂保护老明的同时，喊我帮忙。老明双手叉腰，胸脯仍剧烈地起伏着，我和李斌一左一右，保驾护航般把老明从空中落回到地面。老明费了很大劲，说出五个字：“取钱，喝酒去！”但大家围着老明久久不愿散去，走不开挪不动的，老明只能边往外挤边与每个人握手，点头，表情庄重的像个大领导。人群这才闪出一条通道，眼里全是羡慕的光，噼里啪啦，像闪光灯，直晃眼睛。我想起我当初刚来南一市场做买卖，头一次看见老明时的风光。

　　老明、我、李斌出门打了辆出租。李斌坐在前面，我和老明在后面。司机问：“去哪儿？”李斌说：“你只管开车，到地方再告诉你。”老明时不时警惕地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跟踪的车辆。我小声说：“大白天的不至于吧？”老明说：“小心为妙。”李斌指挥司机七拐八绕，专钻小胡同。司机不干了，“你们啥意思呀？你是考官啊。”李斌没明白，“啥考官啊。”“我是说你这么绕来绕去，是考我驾照吗？我都被你绕迷糊了。”老明从后面点点司机的袖子，甩他身上一百块钱。“少废话，让你怎么开就怎么开。”“这不就没毛病了嘛。大哥，你给这些钱够我开到晚上交班的。都听你的。”车子开到大连海鲜城，并没有停下来，而是又绕着大连海鲜城兜了一圈。

　　我们坐在大连海鲜城的包房喝酒。老明要了个金碧辉煌的大包间，屋子大得很夸张，拉上网子就可以打羽毛球，外加几个载歌载舞、抻腿劈叉的女啦啦队员也不是不可以。包房的名字叫一帆风顺。光伺候我们的女服务员就四个，最低消费三千。我们点了一桌子菜，才花了两千五，老明又点了两瓶茅台。老明说：“在丰城，你们谁听说过有人玩帕斯机拍爆机的吗？”“没有。”我和李斌同时摇头。老明点点头，“那么就是說，我是丰城第一个拍爆机的人？”我们又同时点头，“你的这个爆机，足以载入丰城帕斯机的史册。”老明举起酒杯，“为了我人生的又一个第一，干杯。”我们都干了，他俩是茅台，我还是啤酒。

　　我问老明：“怎么不做服装生意了，扔了多可惜。靠赌博总不能活一辈子吧？”老明说：“怎么不能，我不是一直在赌吗？你以为我做服装生意就不是赌博吗？错，只是服装生意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我才重操旧业，换一种赌法。你没看见，大型企业倒闭的倒闭，工人下岗的下岗，谁还有闲钱买高档裤子。”我说：“不管怎么样，老百姓裤子还是得穿啊。”老明说：“以前批一百五、二百的裤子，现在也就批个百八十块钱，利润太低了。这种靠时间赚小钱的生意，打死我都不会做的。”我说：“那打帕斯机能比批裤子赚得多吗？”老明说：“这个不好说，分谁。如果我一天赢七万多，连续一个月我就能赢两百多万。”

　　几杯酒下肚，李斌一直不插话，坐立不安，显得五脊六兽的。老明点出一千块钱，“去吧去吧，别憋死你。楼上就有娱乐城。”李斌几乎是一个箭步冲出的包房。我这才方便问：“你和李斌，怎么又好了。”按说，当初李斌在老明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决然地离开他，老明应该记恨李斌一辈子才对呀。老明苦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是跟李斌在金银岛碰上的，但我从来没搭理过他。他已经输得光屁眼了，整天在金银岛晃悠，看别人拍，过眼瘾。有一天，我要兑一手牌，可我兜里只剩下了一千五，差一百，不够。你知道，赌博的人差一分钱也不会让你兑牌的。我当时看着牌面感觉特别好，急得我呀，李斌哆哆嗦嗦从兜里掏出张皱巴巴的一百块钱，递给我，手都是抖的。我也没客气，叮叮咣咣，连拍两手，六千四，见好就收，下分。我还给他一百，扭头就走。李斌追上我，非要请我吃饭。我见他可怜巴巴的样子就答应了。老弟，作为一个‘蓝道’上的人，我心里明白，我这辈子唯一的仇人，就是输出去的钱，别的都是瞎扯。只要一天不把输出去的钱捞回来，我就永无宁日，睡不踏实。”

　　没一会儿，李斌耷拉着脑袋回来了，进屋就说了一句：“今天点子不好。”然后，端起酒杯，一口闷了。

　　第二天，老明、李斌早早就来到金银岛。老明一进来，那些围观的人就呼啦啦地围着他，也不说话，老明去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像尾巴，怎么也甩不掉。老明还是兑牌，折了，也就算了，拍成一两手，感觉他都要收手下分了，但观众不答应，当然他们是用无声的沉默表达的。所有的人屏住呼吸，扭头看看屏幕，又看看老明，他们的眼神里已经分出了下一手牌出大出小，只等老明一巴掌下去，定乾坤。现场很安静。老明左右为难。下分吧，让人觉得自己没胆量，继续拍，把握又不大。老明明显有些烦躁犹豫，牌拍得就有点急。那天，老明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空着手和李斌消失在泥泞的夜色中，走之前他还潇洒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拍拍我的肩膀，“明天继续。”

　　在接下来的几天，老明一到金银岛，观众还是追着他，别的机器不看。那些天，老明具体输掉多少钱我不知道，但一天五七万肯定是跑不了的。他连三手都没拍成过，更别说爆机了。

　　老明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又出现了。老明“立正”了，浑身光秃秃的。他的金手链、金项链不见了，铜头大哥大也不见了，衬衣皱皱巴巴，脖领子一圈油泥，大利来皮鞋开胶了，像是渴了，走起路来，一张一合。一同消失不见的还有李斌。老明身后没有了追随者。观众还是那些观众，但他们就像之前不认识老明一样，对他视而不见。老明还是兑牌，他的手腕有一处明显的白印，粉嫩嫩的，那是他多年戴金手链留下的印记，一时半会儿消不下去。老明输赢只兑一手，大牌小牌都兑，这就很讨厌。四同以上兑没问题，以下的一些三四百块钱他也兑，只能说老明兑牌兑上瘾了，他很享受站在帕斯机前面沉思的感觉，有点“胜负在此一举”的意思。好在老明人变得谦卑，说话轻言慢语的，人家不想拍一手，就兑给他，但即便如此，没多久，老明还是向我们一样乖乖地坐在了帕斯机前，开始一手一手地拍牌，分数也是越上越小，有时候就是一分一分地溜，目光盯着显示屏，但明显心不在焉，感觉他更像是在打发时间。在金银岛，或者说在赌场，这种情况不足为奇。所谓赌场就是一个今天可以让你上天，明天就可以让你入地的地方。这里的人生注定是充满变数的、跌宕起伏的，从高峰到低谷，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就是嗖地一忽悠，等你从恍惚中定下神来，胜负早已见出分晓。

　　老明头发油腻，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馊味。有时候，他会来到我玩的帕斯机旁边，拽把椅子坐下来，指指点点。我讨厌玩帕斯机的时候有人在身边喋喋不休，就表现得很不耐烦，说话叽叽歪歪的，眼神很不友好。老明知趣地闭嘴，不说话了，默默地抽烟，是当地产的大生产。我知道他又没钱了，想借钱，又不好意思张口。之前，我借过他几次，有时一千有时三五百，但我也在输钱，况且，赌场里借钱是很不吉利的。我心情好的时候问过老明，有没有小玲的消息？他怔怔地看着我，像是我在问一个他不知道的人。感觉他想了好一会儿，头倒是摇得很坚定。

　　有一次，我出了把四同，迅速拍一手，成了。算一算，那天赢了五千多，下分准备走人，老明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哀求的眼神紧紧盯着我，不说话。我叹了口气，扔给他三百，不是递到他手里，而是扔在帕斯机的台面上。老明双手作揖，动作麻利地一屁股坐下来。我从洗手间出来，听见老明正站在椅子上，双手啪啪地拍着巴掌，大声喊：“谁兑机器？只要两百块钱。这台机器刚出了手四同。”他的样子像个急切的不成熟的拍卖师，脸涨得通红。许多玩帕斯机的人很迷信，喜欢玩出过“亮儿”的机器，宁可出个三两百块钱买机器。但大家抬头看见是他，就低下头继续玩自己的，顶多有人嫌他声音太大，不耐烦地瞪他一眼。屋子里继续响起此起彼伏的噼噼啪啪的拍牌声。老明很落寞，两只拍巴掌的手，渐渐失去节奏，搅在一起，挺难为情的样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老明的侧脸像个失去观众的演员，孤独地站在舞台上，茫然四顾，眼神落寞而忧伤。

　　我不忍多看，转身匆匆走了出去。外面的雪下得很大，一朵一朵，铺天盖地，天空亮如白昼，一走一出溜，但我还是决定走着回家。我想在路上边走边思考一些问题。再这样拍下去不是个事。

　　某天，我接到小玲从美国洛杉矶打来的电话。小玲说：“我现在已经过了语言关，读写也基本没问题，正在社区学院读书，下一步我准备考正规的大学，最好是一所名牌大学。”小玲顿了一下，“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吗，我特别希望回到课堂学习，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说：“你很有理想，祝贺你。”小玲说：“听我一句劝，把赌戒了吧。别年纪轻轻毁了自己。”我问：“你怎么知道我赌博？”小玲说：“这你就别问了。”我说：“事实上我早就戒了。”小玲说：“那就好。”我问：“你想知道老明的近况吗？”小玲说：“不想，一点都不想。”说完，小玲挂了电话。

　　责任编辑 石一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