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锦瑟》是李商隐最有名的一首诗了，它是如此晦涩，但它最终从文学专业人士到一般社会文化层面，渐次洇染并广泛流传开来。不过市井与乡间仍旧少有人知，可见至今没有抵达俚俗。艺术的产生与传播关系之有趣，既难有定规又似乎遵循某种常理。在一部分人这里，《锦瑟》已成为李商隐的代名词，一想到“锦瑟”二字，马上在脑海里出现一个相对固定的诗人形象：或风流倜傥，或英俊潇洒，或柔弱腼腆——是这样诱人的想象。实在一点说，文学成就与社会层面的影响，不仅没有等值关系，甚至许多时候还恰好相反。深刻难解的文学与思想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表现出超常的复杂性，它需要相当多的条件与机缘才能与大众沟通。

　　就李商隐来说，即便是文化人，大多数人仍不太知晓他的艺术，不能进入更具体的内容，深入领略其特质。这正是因为他的深邃，原本正常。他为文化人所知晓和关注的主要缘由，往往还是这首《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都说读不懂。但是看上去真好。局部的意思是懂的，连缀起来就“惘然”了。现代自由诗也常有这种情形，意象转换频繁而恍惚，想要弄个一清二楚是不太可能的。这有点像欣赏交响乐，要将声音旋律切换为具体的视觉目标和思想意义，总是困难的。这样的文字有可能是高級的艺术，也有可能不是。但《锦瑟》显然是高级的，为什么？因为直觉告诉我们，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因为它让我们入迷，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的人，大家深深地喜欢它。

　　它是如此美丽、端庄、深切、诚恳、缠绵、深沉、隐秘，以至于伤感。就其组合的字词本身而言，已经是足够华丽了，如锦绣绘满琴体，弦柱锃然挺立，丝弦交织;蝴蝶和春心，珠泪和玉烟;一个睹物追思之人，一个万千话语无从说起之人;沧海月明，蚌在深处，珠泪晶莹;蓝田氤氲，玉烟袅袅;涟涟如珠耀，朦朦似玉晕。诗无解，则以心化之，自我消化。

　　不仅是千余年之后的现代人，即便是古人，那些领悟力极强的天才们，对这首诗似乎也无法确指。比如宋代诗人黄庭坚读此诗不晓其意，请教苏东坡，对方解释说：“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宋·黄朝英《缃素杂记》）这里是否为东坡之原话原意，已无可考。但就记载来看，此解通向了更幽深处，使它越发玄妙而难以言传。其“适、怨、清、和”四字，需要多么细微的感受才会获得。这里边需要审美者具备的条件实在是太多，除了人生深度、生活阅历之类的辅助之外，还需要写作学和诗学方面的知识来参与化解。实际上，像领会音乐一样读诗是必要的。这种无解其实正是一种大理解。

　　宋代刘攽的《中山诗话》说：“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这就有点过于具体，反而使诗意变得狭窄。还有人将其批点为失恋诗、悼亡诗、政治诗，或者是情感追忆，或者是哀叹落拓的命运。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想象与评说都有，难成共识。这恰是此诗意象奇妙、幽境迷离的魅力，甚至是其价值之所在。如果像一部分人那样通过索隐、考证获取所谓确指，而且言之凿凿，就变得可怕了。最可怕的是追究作者身世遭遇，具体地对号入座，一切就全完了。诗不是这样的，艺术往往不是这样的。艺术固然有使用性、工具性，但它是归向心性和灵魂的，不是一般地为世俗使用。有些作品的缘起也许来自具体的社会物事，但是创作者由此起步，抵达了一定速度之后就开始飞翔。那个时候他的能指就变得高阔了，与起始之时的具体目标拉开了不知多么遥远的距离，甚至从创作者最初的具象铺展进入一个连他个人都感到陌生而繁复的领域。它的多义性、费解性缘此而生，其深度和晦涩度纠缠一体，一件艺术杰作的高妙清绝，由此开始达成。

　　有人曾经在分析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时候，给予极其实在和具体的成因解释——将音乐开始的旋律，即所谓命运之神的敲门声，解释为艺术家面对上门索要欠款的讨债人的聒噪敲门而做出的回应;把音乐充分生活化世俗化，而且讨债人还有名有姓，佐证确凿。但这又能说明什么？这真的能诠释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之实际？能说明他关于命运的沉湎、联想和探究？能让这首雄浑壮美的旋律变得浅显易解？完全不能。声音的洪流、思绪的洪流、想象的洪流席卷而去，由一间斗室涌向街头，涌出德意志，涌向了一个未知的时空。未来仍然需要继续这场盛大的演奏，一再重复的迎候、接受、聆听，有仪式，有众人的参与。距离它达成共识的时间还非常遥远，这个时候它的发端就显得完全不重要了。

　　李商隐的大量诗文有各种色彩与意义指向，尽可以欣赏和揣摩。但其最突出的光泽就如这首代表作一样：华丽。抓住了华丽就抓住了重要特征，这既是表象又是本质，然后再论其他。有人可能更注重其“伟大的社会意义”，比如揭示和记录，还有反抗和呼吁，等等。这可能都是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人们普遍喜爱他并引用他、记住他、得益于他的，是什么，大概不言自明。清代陆次云在《五朝诗善鸣集》中说得至为精彩：“义山晚唐佳手，佳莫佳于此矣。意致迷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于初盛诸家中得未曾有。三楚精神，笔端独得。”

　　纵观唐宋元明清以来，文学，特别是诗的走向，大致还是通向了“现代”。这个“现代”不是一般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艺术概念。有人会认为现代汉语的自由诗直接就是从外国诗翻译而来，是伴随着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起走入东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白话文运动的结果。这样说原本不错。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多少还是支持了现代自由诗的。这需要我们于静处默默倾听，于文字间仔细体味。如果说现代诗歌艺术中传统全无，这怎么可能？如果说古代诗章对现代散文乃至小说发展起到了作用，而唯独越过了现代自由诗，这恐怕也说不过去。于情于理，皆未能合。

　　实际上古诗之意象表达、音乐性、通俗性——或它的反面即晦涩性，已经在时间里不断发酵，早就被现代自由诗作为营养吸收了。当我们对这个过程进行具体分析，探究汉语诗史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人对此做出了最大贡献，他就是晚唐的李商隐。他想象自由如李白，却又比李白晦涩了许多。在意境营造上，他如李贺一样冷艳诡异，但又比李贺温润明媚。他真是自我至极，对诗对心、对灵魂、对生命的快意和隐秘极端专注，许多时候并不在意向外的传达，有些诗作连朋友也不给看，只是为了记个心绪、记个感觉、记个隐情，没有说处。当然许多古诗产生之机缘、产生之状态，也都如此。李商隐在这方面做到了极处，他的诗作从诞生缘起到去向归处，与许多人仍有不同，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具有某种指标意义。它们并非总是歌时代之欣、吟时代之痛，而是指向个人，指向自己内心，恍兮惚兮，窈兮冥兮。这也拿他没有办法。人早就不在了，责备他也没有用。所以还是要直面文本，学习其好的方面，汲取营养。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碧城三首·一》）“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二首·二》）“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一》）这些诗句如何作解？它们实在是迷离杳渺，不过还是那两个字：华丽。清代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说：“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冯浩对李商隐多有诠释，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字。他认为“实有寄托者多”，而“直作艳情者少”，所以也就做出了许多社会政治方面的解释，有时未免极端化，仍然属于过度诠释。偏向社会物事和偏向艳情，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过于直接、狭窄和具体。他们忽视了文字的实际功能与艺术神秘的飞扬想象之间的区别，有时二者相距遥远。

　　诗性是酿造而来，而酿造是一种复杂的转化，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其最终结果不可以逆向还原。这里的晦涩多解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当然晦涩也是各不相同的，故弄玄虚非牛非马、感觉落不到实处的，那不是真的晦涩，或者说这种晦涩廉价而无聊。而当一个人要表达的内容意蕴与思想情愫极为微妙难言，非直白形式可以抵達，写出来也就费解了。这种难解是朴素和诚实的结果，这个结果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会在心理体验中感悟，在无以言表的情感与经验中抵达、欣赏和喜爱。对李商隐的许多好诗，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认可，才推崇。

　　他的一些无题诗真是棒极了。没有这些《无题》，就没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李商隐，研究唐代文学史也就不会为他开专章，因为人们会少一些兴趣。兴趣于艺术非常重要，这在古代和现代都一样。一些具有“伟大社会意义”的作家，一旦离开了具体的社会需要，人们也就不再感兴趣。众所周知，一旦事不关己，也就高高挂起。

　　一般来说朦胧不是优点。如果朦胧来自诚恳和朴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来源。陈寅恪曾说，李商隐的诗歌是最接近西方所谓的“纯诗”。此言一语中的。这里的“纯诗”，是指任何其他文字表述形式都不能取代的那种极微妙的生命情愫。而中国大量的古诗，包括那些万口传诵的所谓名篇佳句，有些并不属于这种“纯诗”——它们是非常实在的说理与记述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写作方式所取代。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可诠释的唯美的情致、意蕴、韵味，即所谓意境，那种“不隔”，那种豁然诉诸感觉的气息、温度、色泽，皆来自诗中那些极为纯粹的表达。这是诗的特质。我们离开诗的特质去谈诗的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而我们一部中国古诗的诠释史、赏读史、评述史，其中有许多“隔”，是语无伦次、漫无方向、无涉要害的分析和鉴赏。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在此可以不论。

　　说到古代朦胧诗人，人们马上会想到李商隐，可见这正是他的重要价值。这种朦胧不仅是美，也不仅是谜，更有深刻在，包括艺术的、思想的、社会的、人性的诸多方面。这种朦胧包含得太多，信息量太大，所以就有了更大的价值。

　　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在表达方式上离得最近的，可能就是李商隐。

　　读商隐诗，自古至今存在一种“大方法”，就是要从根上将它的奥秘拆解，让谜语一点点化解。时间离诗人越来越远，难度也就越来越大，而越有难度，诗人的魅力也就越是增加。这种研究工作似乎变得更复杂了，用鲁迅的话说，“战斗正未有穷期”。

　　可是奥秘当有多种，既可以是艺术本身，也可以在艺术之外。有人说艺术总是内外关联，搞懂其外，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比如把一首诗的创作背景搞明白就非常重要，由此可以得知诗人的创作初衷，即到底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此种想法貌似有理，能够说得通，但仔细想一下，实在是过于天真，甚至还有点可怕，非常令人担心。

　　从过去到现在，在我们文学艺术的研究传统中，考证派和索隐派实在是太多，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可怕。虽然不能完全否认他们的作用和效果，但要有足够的警惕。比如对李商隐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些人为了猎奇，在考证无题诗或内容晦涩之作时，竟然编织出大量荒唐离奇的三角恋和风情故事，还有人竟然挖空心思地推理出诗人的几种恋爱对象，即女道士、宫女妃嫔、妻子王氏、官家歌伎和女眷。比如诗集中有许多涉及玉阳山学道的诗篇，有人便从中考证出有一位道士是诗人的情敌，甚至从李商隐近六百首诗作中考证出二百七十首“恋妃诗”，并指出所恋者竟是唐文宗的歌舞嫔妃飞鸾、轻凤姊妹等。这真是荒唐至极，令人怀疑一个为学术者之用心。

　　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公案和事端。有人对鲁迅就不乏这种刻薄，用此类褊狭和低劣的用心加以中伤诋毁。这些文字离我们更近，展读之下令人厌恶。二者何其相似。艺术、学术当然不可过于道德化，但一个人的文字必然会留下供人评说的道德空间，走入这样的不堪之处，实在可惜可怜。

　　索隐不是没有用处，完全抹杀索隐之功是不对的。比如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中就提出：“《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苟知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这里所说的艺术审美之“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综合了想象力与创作者人生阅历、作品缘起之间的关系，这种论说自有其价值，也贴近实情。类似索隐，从目的到结果都有一定价值，所谓知人论事，是论艺术不可偏废之功。

　　在哪个方向和方面使用索隐功法，是问题的要害。如果只抓住文字中的某些局部，如只言片语、某个人名地名、某段微细的表述、某件器物、某首诗词等，将其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类似猜谜般从中捕捉，这种考证方法必然要牵强附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从“红学”研究诞生之初至今，索隐派红学家们抛出了多少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兴味不减。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索隐，从曹植的《洛神赋》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从《红楼梦》到《金瓶梅》，从诗歌到散文小说，皆是如此。不仅荒谬，而且无聊，不仅无聊，而且对一代又一代的赏读者，对那些享用艺术者，产生严重的干扰和误导。离题万里，言不及义，所害甚大。

　　一些貌似曲折嚴谨却不乏窥视癖的学术达人，所谓“术业有专攻”者，实在是非文学的帮闲人士。强力索隐，对号入座，不仅在特殊年代里可以将作者置于死地，而且还有其他大弊。在平和时期，索隐也许对作者的日常生活无大害，却能将其艺术置于死地。在这种索隐之下，那些光华四射的天才想象会成为机械的操作与编织。他们索隐考证，推敲不已，顺藤摸瓜，似乎有理有据，其实完全不得要领。语言艺术在这些人手中变成了僵死之物，化为密码和符号。它们通向的不是无限的诗境，而是具体的社会环节、人物事件和个人隐秘。如果文学艺术是如此简单，那根本就不需要审美，不需要审美的感悟力。那些难言之趣、之意、之美，原来靠机械的量化、靠换算即可完成？那么在网络数字时代，在电子计算技术空前繁荣、未来不可预期的前景之下，审美也就彻底死亡了。

　　所以说，对艺术作品的强索隐，其实大可休矣。索隐对于艺术家和作品而言，还是粗略一些为好，掌握一个度，适可而止。只有这样，才能客观深入地欣赏，才能够进入真正的艺术之境。如果总是挂记作者因何事而喜、而怒、而悲，就将力气用歪了。如果艺术作品那么直接而裸露，则不需要艺术，直接写颂扬书、呼吁书、揭发信或检举信即可。有人说艺术品之所以曲折，或因为作者胆子小之故，于是才会产生各种谜团：需要运用各种曲折之笔来遮掩真实意图，通过比兴、隐喻、象征、寓言等手法，来完成表达。那么既然如此曲折、隐晦，曲折隐晦到什么程度，也就只好由诠释者来鉴定了。这样的鉴定者越是权威越是可怕，如果他们指鹿为马、化虚为实、别有用心，如果他们完全为了满足一己之私，那结果又会如何？

　　真正的艺术哪里是强力索隐者所能理解？这是一个飞翔的精灵所为，只有一个相应的精灵，才有资格伴飞。

　　是的，审美的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伴飞。强索隐，是面对极其复杂的艺术审美，表现出的无能和胆怯。艺术是粮食酿成的酒，索隐者一定要把酒再变回粮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审美力的缺失，最后的尴尬就是在艺术之外格外用力。按部就班地逐一对号入座，会对艺术造成极大伤害，并误导许多初入门径者。

　　丧失了诗性的感悟力，再多的窥视和强拉硬扯，也只能走到艺术的反面。

　　李商隐有许多诗篇，事实上真的被索隐者搞砸了。清代纪晓岚在《四库总目提要》中说道：“《无题》之中，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一件艺术品的缘起、开端，与内容、题旨和意境有关，但二者实不可以对等，如此强调两者的因果关系其实并无必要。非要对号入座，一切诗句都要找到现实着落，并以此为能、为傲，把好生生的艺术品给肢解得惨不忍睹，这些人真是太有本事了。某篇是写给哪个官人或哪个女子的，哪一篇又是怎样陈情求官的，哪一篇具体与谁款曲互通、诉说离情别怨，等等。李商隐之学成了猜谜之学、社会政治之学、挖掘隐私之学，更是津津乐道的八卦之学。如果有人对这一现象斥一句“小人之学”，那又怎么办？《镜槛》一诗被附会为李商隐二入秘书省为正字时，曾暗恋过某个宫女。《槿花二首》被认为是写与女冠的依依惜别之情，而且这些女冠大都是鱼玄机之类的风尘女子，而非出家习道的公主。《燕台诗四首》被认为是怀念官家后宅中的姬妾而作。“燕台，唐人惯以言使府，必使府后房人也。”（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还有人认为诗人在玉阳山学道时爱上了一位女道士，而这位女道士后来被别人娶走，于是就有了诗人的这些哀怨、回望和倾诉。

　　尽管在唐代文人中这类情事见怪不怪，有些诗人也不避讳，如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所写张生与崔莺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经历。他与当时名妓薛涛、名伶刘采春的恋情，也记录在《折枝花赠行》《寄赠薛涛》《赠刘采春》等诗作中。再比如白居易诗中的那些“翠黛红袖”，还有杜牧的“卷上珠帘总不如”，苏轼的“采菱”“拾翠”以及辛弃疾用来“揾英雄泪”的“红巾翠袖”等。虽然这些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并未载入正史，却如雪泥鸿爪般留下了一些痕迹。但这并不等于捕风捉影，更不能穿凿附会，无中生有。

　　一部分诗评者最乐于探究男女情事。诗，所有的艺术，都必然要写到情感，尤其是两性之情。但是一定要给所有情爱都找到具体着落，这是不可能的。诗人的情爱一定要告诉大家，并非正常。诗人多情，以至于滥情，以至于不堪，阅读者才感到满足，那实际上满足的是自己不正常的窥视癖。

　　不仅是在后来乃至今天，李商隐当年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于是他不得不稍做一辩：“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上河东公启》）诗人大抵还是一个老实人，他在此如实相告，也是迫不得已。一写到女子和情爱，就要联想这位才子和某位佳人有情感纠葛，实在是非常功利和庸俗的。写诗，尤其是飞扬想象之事，作者不可能将自己的情事写成报告书，转达给好友和后人。一个诗人要将这些事情留以备考，而且如此真切、琐细和具象，那就成了暴露癖。无此癖反而被看成是不正常，这也实在怪异。

　　不必讳言，古代诗人有时要以诗为记，写出许多“诗日记”，但这只是一种特例，是一眼即能看出的。有时候作者还要言明在先。可见若不是作者言明，皆不宜当作纪事诗看待，因为读者没有这样的权利。以看出某些“门道”为能事，实际上不过是无聊和无能。有的考证者具体到某首诗写了哪个女子，在哪里交往乃至倾诉情感之状，竟能一一指出。例如《明日》这首诗，有人将诗题臆断为“言外是追忆昨宵，故题曰明日也”，考证其中“知处黄金锁，曾来碧绮寮”两句，便说与诗人相会的女子一定是深居绮窗绣户的官家女眷，两人“金风玉露一相逢”之后，“便是隔三桥”，“三桥”含银河相会之意，意谓以后相会殊为困难。这样的窥视之学怎么能算文学审美？这分明更适合做警事侦探工作。

　　我们作为读者，守住自己的本分更好，那就是面对文本，在赏读语言艺术中获取一份陶醉。有人说自己不醉，那也会有其他感悟。唯有对号入座不是正途。

　　李商隐之多情，正像一切杰出的文学家大都多情一样。他可能有沉迷情网的时刻，哪个年轻人不曾有过这种沉迷？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钟情，除非他萎靡无力弱透了，不然怎么会对青春麻木无感？年轻的诗人书生不解风情是不可能的。“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银河吹笙》）“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二》）“兔寒蟾冷桂花白，此夜姮娥应断肠。”（《月夕》）“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寄韩同年二首·二》）我们应以相同的心情心境去接近诗人，不然就辜负了他的爱与真。

　　李商隐当年告白，说自己的诗篇虽然有涉“妖姬”“妙妓”，但自己却“实不接于风流”，与她们没有关系。这里不是指与风情内容无涉，而是指那些世俗的狎昵情结，那些窥视者感兴趣的男女款曲。他有寄托有比喻，但很遥远很浩渺，甚至是辽阔的思维，那种情怀一旦给拆解得格外琐屑，也就荒谬了，远离了诗人的本意，这样的歪曲实在不可以不辩。所以诗人忍不住直接说出如此关键的一句话。哪些人接于风流？是窥视者，是“多情”而无聊的人。这里的“多情”之“情”并非诗人之情，并非艺术家之情。我们所说诗人之情也非单指白璧无瑕、冰清玉洁，这里当然也包含了那些极为细腻曲折的情感，包含了人性的冲动，包含了在一些特殊时刻的想象和行为。但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与某些人心里的那种风情还是迥然不同。有人反其道而用之，指出李商隐像当年屈原用曲笔，将男女情事引向了政治、人事，做出了另一种判决。这就使“不接风流”之韵，与社会功利径直对接，这样的曲解和嫁接，同样也是一种伤害。

　　曲解如此，夫复何言？这最终仍旧可以称之为好事者。或有人以为规避如此之多，禁忌如此之多，何有学术？何有研究？我们的回答是：审美在更多时候的确需要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这不仅是一种冲动，而且是一种品格，更是对艺术的一种爱与知。尽管学术研究师法多端，多元多解，路径千条，但哪一些是大道和正路，仍是显而易见的。以耸人听闻、故作惊人之语为能，毕竟可戒可惕。

　　李商隐的诗歌艺术确受屈原和杜甫影响最大，他将二人之特质深入骨髓，并加以转化，孕育创造出独有的诗风。当然他也吸收了更多诗家的韵致。在同代诗人中，李商隐受李贺影响也较明显。他们二人师承《楚辞》和“齐梁艳体诗”，风格上皆清丽幽艳。不过今天看来，李商隐效仿长吉（李贺）体的那些诗篇，都不算是他最好的。除了屈原和杜甫，大概他最该感谢的还是恩人令狐楚。这位官居相位的骈体文大家，功力之深，影响之大，当时几乎没有出其右者。“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旧唐书·令狐楚传》）“其为文，于笺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传讽。”（《新唐书·令狐楚传》）而李商隐自十七岁就跟随这位大人物，与其子令狐绹等一起接受教诲，可谓得其精髓，功力自此养成，后来受益无穷。

　　据《新唐书·李商隐传》记载：“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李商隐不仅学到了令狐楚骈文写作的深厚功力，而且在辞藻华美富丽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牡丹》）“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谢书》）这些诗句其实都是在讲当年大恩人令狐楚对他诗文的巨大助益。李商隐纯熟的骈体文，在他一生中既是从政糊口之基本功，又是心绪与精神表达之重要工具，更是化入诗行的辞章神器。通读他的骈文，会感受到他诗与文的统一性，有一种相互周流借重的感觉。李商隐在跟随令狐楚之前善作古文，而古文是不喜偶对的。可见进入令狐楚的幕府，对他的一生，仅就诗文而言，可以说至为关键。没有这些少年和青年的功底，就不可能有后来那样的辞章面目。

　　屈原的缤纷华丽和浪漫忧郁、杜甫的苦难郁愤和深沉顿挫，当是李商隐的基本风貌与色调。他以自己之生命特质包容他们，走入屈杜二人的幽深之处，在心灵上汇合，结果产生出一种奇异的审美效果。在最初的汉语言文学的河流中，那些闪闪发光的杰作，当是《诗经》与《楚辞》。《楚辞》中屈原力作尤其绚烂多彩，文辞之绮丽、表述之丰腴、想象之奇异，都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数。这种浓烈的色彩与幽婉的格调，在李商隐那里得到了极好的借鉴。应该指出的是，《诗经》作为民间文学，还不具有这种文辞的个人创造色彩。《楚辞》的主要部分属于文人的个人创作，必要有个体思维的另一种深度、辞章的另一种讲究，以此来弥补其产生过程中时空的局促。民间文学经历了漫长时光的孕育，是众手合成，这种不可比拟性反而催生了个体创作者的一种能量，迫使其命笔曲折化和烦琐化。简单与直白不可能承担这一沉重任务，所以就有了杜甫“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专注心力。由沉浸忘我、苦搜枯肠到自然畅达，这是奇妙的转化和创造过程。文字进入此境，才有可能出现杰作。

　　李商隐之华丽是有名的，少有古代诗人能出其右，谈这一特质不可不论及屈原和杜甫。屈原更早更古，那是更遥远的表达方式，呼叹之聲愈重，商隐则将其纳入律中，在极规整的诗句中腾挪自如，很是精妙。他使屈原艳丽沉郁的诗魂得到了现代性的转化，这实在是了不起的创造性发挥。而杜甫离得更近，他的沉重苦难与李商隐个人身世之悲沟通一体，二者浑然综合。“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之深而变出之者也。”（清·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此评点谈屈原、宋玉和杜甫对商隐之诗的影响，极为确切。杜甫显然也受到屈原的影响——“楚辞”作为中国古诗源头之一，对于杜诗辞章的焕发有显性的影响——但老杜将其纳入严格的律中，这就有了另一种铿锵有力的金属质地，有了所谓沉郁顿挫和悲怆豪迈。李商隐也借重了这一点。“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杜工部蜀中离席》）还有“池光不受月，野气欲沉山”（《戏赠张书记》）、“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夜饮》）之类，这些诗句每每让人想到老杜之风格神韵。有了令狐大人的骈文功夫，再有屈杜二位诗圣的神助，委婉沉郁、回环流转的李商隐，便独一无二地产生了。

　　屈原和杜甫都是诗史上少有的大气象，是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圣手，所以李商隐的学习是取其高而得其中，成为一个时代的楷模和指标。这种学习是生命之事，而非简单的技法之摹，是先天的合作，而不仅是后天的追赶。生命与生命之间当有共通处，有神秘的联合与对应。我们从李商隐的诗作中，会充分地领悟到这些道理。

　　一般的读者都为李商隐的多情缠绵所困所迷，而少有注意另一方面，即他的忧愤之思，甚至是壮怀激烈的一面。他的这一面常常像爱与情一样，是私下里留给自己的，是自饮一杯，但正因为这样才更真实。他写晚唐那场大悲大黑的政治事件，即血雨腥风的“甘露之变”——那场发生在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由观甘露而色变引发的宦官对朝臣的大杀伐，曾让多少诗人暗自悲愤、恐惧，李商隐自然也不例外。“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重有感》）他多次在诗中表达悲绝之情，对天子受制于家奴愤恨无比，对国家前途忧虑无比。他对百姓疾苦深深伤痛，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生命底色，也是一个为仕之人的基础情感。

　　清代纪昀评价李商隐这类诗章，用了一句“气格苍劲”，也算中肯贴切。那首百韵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尤其应该注意，气之长，意之深，内容之饱满，在李商隐一生诗作中都是少见的。“少壮尽点行，疲老守空村。生分作死誓，挥泪连秋云。廷臣例獐怯，诸将如羸奔。”“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额出鲜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他缠绵时无人能及，他指斥时怨声动人，哀情与悲愤透髓彻肺，令人动容。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十二月，李商隐为令狐楚送丧后从兴元（今陕西汉中）返回京城长安，将沿途所见写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让人想起杜甫的同类诗篇，只是看来更长更博，实得杜诗真气。后来的诗评家对这首长韵评价很高。“此等杰作，可称‘诗史’，当与少陵《北征》并传。”（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五言长篇，始于乐府《孔雀东南飞》一章，而蔡文姬《悲愤》诗继之。唐代则工部之《北征》《奉先述怀》二篇，玉溪《行次西郊》一篇，足以抗衡。”（清·朱庭珍《筱园诗话》）

　　除此之外，李商隐还有《哭刘蕡》《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户蕡》等沉痛忧愤、慷慨悲凉之作。关于刘司户蕡与商隐之关系，虽然记载不多，但这三首诗足以证明二人互为知音。李商隐深深赞叹对方之贞刚气节与远见卓识，对其忧肠与正义印象深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哭刘蕡》）李商隐对生前备受迫害而不幸早逝的刘司户一再追吟，将其命运与自己相比，反映出愤懑之深广。金圣叹批道：“有搏胸叫天、奋颅击地、放声长号、涕泗纵横之状。”（《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清代姚培谦在《李义山诗笺注》中说：“此痛忠直之不容于世也。”“举声一哭，盖直为天下恸，而非止哀我私也。”清代纪昀《玉溪生诗说》言：“一气鼓荡，字字沉郁。”

　　李商隐的忧愤诗，可与幽怀诗称为双璧，相互映照。情有多深，忧有多广。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生冷无情之人对世事充满忧思，充满牵挂，这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些诗有的写给友人，以获同声和鸣，更多的是写给自己，为留一份心情，抒发胸中不平之气。这种抒发对一个内心丰富的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如此才不会窒息。无论后人将那些无题诗与时事政治怎样连接，多么牵强，但在诗人深层的忧思方面，仍然关联深重，二者相连，甚至不可剥离。我们在展读这些铿锵沉郁、义愤难言的诗行时，有时也会想起他那些情意绵绵、寄托无限的诗句。它们言说两性情事，述幽怀，诉别情，同样是深深沉浸而不能自拔。这与那些国事伤怀、悲愤难平之作，自然属于同一颗灵魂，同一种胸襟，是同一人所为。敏感多情，悲憫共在，感同身受，如此而已。

　　李商隐有一首名诗《韩碑》，是一首古体诗。他以近体诗为主，《韩碑》稍不同于他的忧愤诗，笔笔挺拔，步步顿挫，淋漓酣畅，有韩愈《石鼓歌》的气概。“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诗章的最后一段，指明韩公碑文如果不能昭示后人，宪宗中兴之伟业怎么与三皇五帝“相攀追”？诗人甘愿书写万卷、吟诵万遍，哪怕是口角流沫、右手磨茧，也要让碑文流传千秋万代，在诗人眼中，韩碑可以成为帝王举行大典的基石。他极力颂赞宪宗、裴度、韩愈平淮西的功业，这在藩镇割据日益嚣张的晚唐尤具深意。

　　由此可见，李商隐时常由忧愤转向刚毅，甚至是牺牲之美。虽然更多的还是自我宽慰，但心声可闻，切真切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性情中的另一面，他的自我弥补和疗救。他性格中有优柔寡断的一面，也有激昂冲撞的一面。

　　李商隐十七岁进入令狐楚幕府，“徙倚三层阁，摩娑七宝刀。庾郎年最少，青草妒春袍”（《春游》）。这个时候他以晋代少年才子庾翼自比，而那位少年“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晋书·庾翼传》）。他调任弘农县尉时，曾因不满观察使孙简对蒙冤犯人的判罚而据理力争，不惜与上司闹翻，愤然离去。观察使算得上是一方诸侯，而县尉只不过是一个县令佐官，是不入流的小吏，他有这样的火气和刚性，而不仅仅是一个柔弱缠绵之人。他在《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一诗中说：“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他竟然羡慕春秋时代向楚王进献和氏璧而被砍断双足的卞和，因为那样，也就一辈子可以不再向权贵奉迎叩拜了——其惨烈冲撞的心情何等激烈！后来怯于生存环境的严酷，他不得不将其中的一面隐藏起来。但他实在不能永远地压抑自己。他什么都清楚，是非曲直，以及真勇的代价，然而这又与行动力有所不同。“自叹离通籍，何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

　　他的一颗心是刚毅的，而身体却常常是软弱的。所以他有各种文章，有张力，有矛盾，有非常繁复的表达。“寄托深而措辞婉”（清·叶燮《原诗》），这往往也是文人的常态，更是存活的常态。如果一介书生将心中的坚守和盘托出，并逐一落实，那就完全无法生存。细腻清晰如李商隐者，时局、历史、政治、人事，诸多得失，当然心如明镜，而且也有自己的立场，问题是何时表达和怎样表达。这里蕴藏了巨大的危险，这危险其实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正义之心和理性精神，他要时时防止它们发作。

　　正义感如同疾病一样，随时都可能发作，那时候即“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了，一旦发作就有致命之危。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我们现在看到的诗人，其刚毅之心化为文字和诗行，也并不是刊布于世，不是发表，不是传达于上，而只是心情之存，是自我的鉴定和呼应。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他的一颗文心，这一点需要明确和清楚。“一官一名，只添戳笑;片辞只韵，无救寒饥。”（《上李舍人状六》）“文革锦茵，终成虚饰;杯杓匕箸，谁与为欢？孤烛扁舟，寒更永夜，回肠延首，书不尽言。”（《谢邓州周舍人启》）可见诗人对这一切所谓文字之功用，是一清二楚的。

　　有人寄希望于诗人时不时地焕发勇气，并对社会层面有个交代，那属于不合实际。只有在深夜，在空余，在文中，他才可一展身心。比如他的《龙池》《骊山有感》二诗，十分尖刻地讽刺了唐玄宗霸占儿媳杨玉环的乱伦行为：“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唯寿王”。寿王即李瑁，唐玄宗的第十八子，曾纳杨玉环为妃。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同写一个历史事件，则用“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将乱伦之丑遮掩而过，并且还在诗的末尾叹惋唐玄宗与杨玉环的爱情——“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明代胡应麟《诗薮》中赞李商隐：“句意愈精，筋骨愈露。”清代宋顾乐《唐人万首绝句选评》赞：“微而显，婉而峻。”

　　李商隐对于韩愈非常钦佩，对韩愈所撰《平淮西碑》被毁极为痛切。“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他对当年韩愈被宰相裴度召为行军司马，一同西行平叛之勇，对那次大胜而归，何等兴奋。“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韩碑》）这里有多少羡慕，多少盛赞。写的是韩愈碑，钦敬的是韩愈的刚勇和力量。他之文心与韩愈此刻息息相通，当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一般情况下，人们一定会把李商隐和韩愈之文之人作两极观，这是错误的。李商隐何尝没有韩愈之心，只是外在差异太大，命运差异太大。李商隐与韩愈的文心是相通的。《韩碑》一诗气雄力健，此心也当如是观。他当年还曾经在赠杜牧的诗中赞其武略：“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赠司勋杜十三员外》）好男儿不得上疆场，但难移其志。

　　我们由此想到东晋“采菊东篱下”的陶潜，他也写有大量金刚怒目之诗。一个被边缘化的书生，一个退居田园、悠闲无为的自耕农，却仍然保留了那种叱咤风云的慨喟：“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十》）可见不在其位也有其志，有大丈夫心胸。

　　历史赋予人的机遇就是这样诡异，当一个人的命运有了截然不同的书写，也就开始了另一种段落、另一种记载。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稍稍地想象一下此等人物，一旦转移到沙场阵前又将是何种表达？书生韩愈当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他随宰相出征平叛，表现出异常的勇气、果决、智谋和胸襟。他一个人出使敌营，在刀剑丛中舌战群雄，最后大获全胜，这段史实令人称奇。我们还可以联想到那个“定格于青俊”的杜牧，他是以清丽明快的风物诗、情爱诗名垂千古的，然而在短短五十年的岁月中，无论是在幕府担任闲职，还是郡守偏远之地，他都心系朝纲，审视时局，不断上表进策，言说兵事，贡献计谋。

　　类似的例子远不止于此。这使我们不禁想到李商隐的满腔刚毅，如果得以落实，未尝不可以在现实中还原。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

　　李商隐之诗，激愤大多是关于时局和历史，更有人事，伤感则多是关于自身命运、女子、时间和友人。这二者又息息相关，并非截然隔离。没有这样的时局，哪有这么多哀痛悲伤和绝望伤怀。但形成诗，形成文字，气格却会大不同，有时还要呈现两极之象。比如他当年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落选后写的《破镜》与《安定城楼》两首诗。前者写道：“玉匣清光不复持，菱花散乱月轮亏。秦台一照山鸡后，便是孤鸾罢舞时。”镜破月缺，理想幻灭，孤鸾哀绝。后者写道：“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以才华卓越的贾谊、王粲和高傲的鹓雏自比，睥睨蔑视那些腐鼠之辈的猜忌。前者凄婉伤恸、哀艳幽怨，后者意境高远、风骨清峻。

　　如果找出一些类似的作品，会发现它们的面貌差异很大。后代诗评家多言说他的伤感，认为字里行间常有一种黄昏的颜色。那也是激愤之后、之余。他的悲凉之诗比伤感之诗更能打动人心。他写出的多是苦难，一旦委婉纤柔就显得伤感了。比如他的“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曲江》）“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幾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咏史》）就远不止于伤感了，而是悲绝。这里虽有“伤春”“哭翠华”，其实哪里有什么“伤感”的痕迹。许多时候李商隐的伤感是外在的，内里埋藏的基本上都是激越不平、忧愤难抑之情。

　　苦难和激愤更为谐配，伤感通常就差了些。他一生历经六朝皇帝，国家动荡不已，作为沙砾一样的个体，躲避尚且不迭，徘徊仍不从容，战斗也就成为一种苛求了。无知无感也就没有激愤，他并不是时常麻醉自己的那种人。他有情多情，却未沉浸于男女滥情之中。他并不以娱乐和低级情趣来寻求解脱，这是他与杜牧的不同之处。他一往情深，所以也就更用心，也就越发激愤。他的伤感是无力的时刻才出现的。他不会同意自己的伤感。他会赞同自己的悲愤、激愤以至于苦难观，但他不会认同自己的软弱。

　　李商隐是一个在两性、在友情诸方面都时常感到无能为力的人，如同他觉得自己像是永远走不出一座迷宫一样。他的痛苦无处倾诉，背负了那么多误解，又无处辩白。“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酬别令狐补阙》）“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蝉》）“行与时违，言将俗背。”“时之不可，人以为悲。”（《上李尚书状》）他的人生是由不遇加别离组成的，就这样一晃即到了晚年。虽然他只活了四十六岁，但那同样是一个人的晚年：自中年啪一下就落到了晚年。这个终点似乎太过突兀。命运对于那些特别有才华的人并不眷顾，上苍对他们的苦难遭际常常视若无睹，这实在有些奇怪。

　　诗人的刚毅会引出更多的激愤，这并不利于他的身心，在黑暗的丛林中，他只好自我消化。“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青袍似草年年定，白发如丝日日新。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春日寄怀》）他最有名的《乐游原》产生了千古传诵的佳句：“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情与境，这样的人生觉悟以及转化和处理的过程，在诗行中的体现，古代现代所有的读者都不会陌生。但人与人的不同，在于这种矛盾出现的频率，以及接受磨损的深度。有些诗人将伤感作为创作的源泉，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如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动不动就喊“啊，女郎！我的女郎！”的诗人，就是如此。诗人对自己的伤感没有厌烦，诗行就会廉价起来。

　　展读李商隐的诗章，如果我们只是大致地浏览，或专注于某个局部，获取的印象就会支离破碎。将感触定于某一端、某个向度，总体印象或特别伤感与惆怅，当然还有多情与缠绵。这里唯有“伤感”二字或可商榷，它距离诗人似乎有些遥远，是一种非常外在的，甚至是边缘的淡淡色泽，核心部分实在是沉郁、悲痛和绝望。惆怅的叹息声沉郁而凝重，伤怀之深即转化为痛，而痛就会引起真正的悲切，堆积为苦难了。这些情感元素不是华丽的词句所能遮掩的。这些辞章由于别具一格的果断、哀痛、敏捷和锐利，免除了同类诗章的感伤与呻吟。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呻吟之声，在李商隐这里殊为少见。同样的两情之状、爱恨别离，到了李商隐笔下，则少了一些凄苦的泪痕，而多了一些历史的悲剧感，如同我们倾听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突出的并不是伤感。

　　在社会、精神、政治这些层面，李商隐常常表现出一种刚倔。特别是早期，他在性格上颇有轻狂高傲的一面，有年轻人痛陈指斥之勇。他在对待世代尊崇的儒家先哲方面，也并非一味恭敬，甚至有讥讽，有质疑。他积极并一生处心积虑地要做朝官，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看上去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但如果仔细探究，仍会发现其中的差异。他的入仕之切，是实现个人的作为和意志，这好像与传统儒生的恪守还有不同。他在《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和《上崔华州书》中，都有质疑和叛逆的思想。这里不是简单地评判其对错，而是说他的这种冲撞力，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刚倔，也属于大胆的探究。

　　几乎与此同时，在对待女性方面，他又表现出极大的过人的柔情。像他的《燕台诗四首》《河内诗二首》《即目·地宽楼已迥》《柳枝五首》《赠柳》《春雨》《嫦娥》《辛未七夕》《銀河吹笙》《水天闲话旧事》和《无题》中的诸多篇目，都委婉流转，深情寓意，属于绝妙辞章。这一类诗举不胜举。他的一生，直至最后，最为人注目的仍旧还是这些柔肠百转之作。“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无题·照梁初有情》）“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荷叶生时春恨生，荷叶枯时秋恨成。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暮秋独游曲江》）“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

　　另一些诗则写道：“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自贶》）“青海闻传箭，天山报合围。一朝携剑起，上马即如飞。”（《少将》）“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有感二首·二》）“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漫成五章·二》）“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筹笔驿》）

　　这都出自同一位诗人，即李商隐。豪气淋漓，大言警世，这样的振聋发聩之作常见于儒家仕人，他们大都有此雄健气魄。但那些人大多缺少李商隐过人之柔肠和曼妙的表达力。人有至柔至爱之深度，那种刚倔之勇也就更可信任。这样有雄心之人一旦不遇，柔情就会加倍地焕发出来。他从爱中感到了大信任、大陪伴和大感激。

　　事实上那些在功名上极不得意的人，阴柔一面会愈加茂盛地生长，而得意者在这方面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我们可以想到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贵为天子，政事那样消沉和无出路，沦为亡国之君，柔情却焕发成第一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书生入仕之路若遭遇坎坷，情形更是如此。柔情是有的，不过是无暇释放，而有的大部分时间沉浸其中。

　　李商隐的文字从两个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极致化的状态：刚如锋刃锐，柔似绕指缠。他在远望和低回时都会走入深处，久久沉浸不能自拔。心怀抱负与理想而不得实践，只是处于一种仕人的惯性，还有来自心中的榜样。在幕府辗转中，在短暂的朝官的尝试中，时而受到激发。混乱无望的时局令他颓丧悲愤，那一切就在身旁，又似乎离他无限遥远，只是一种嘈杂的回音。那些沙场的铿锵之声，对他来说只可以用想象去模拟和还原。他不同于杜牧，对于力挽危局的图谋和策划似乎不能切近，更不能参与。他的激越还停留在书生层面，而他的情感和躯体则一起留在了大后方：楚天云雨，瑶池霜月，天涯春日，桂岭莲塘，流莺绮筵，玉阳山中，灞岸柳畔，陶令篱边。在这里，他有无限的恋惜。“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北青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他的支援和力量。这当然是爱的力量，同情的力量，是柔弱的生命弥散出的无可言喻的支持力。这样的力量有时候也足以催促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于疆场驰骋，奋勇杀敌。

　　我们从诗人李商隐的不同吟哦中，从他或高昂或低婉的起伏中，感受这两种情愫的融合、冲决，最后汇流到一个方向。这就是生生不息的力量，一种向前进发的力量，那是生活的方向，未来的方向。前面有灯火，它在遥遥无期的远处。我们似乎可以听到他在某些时刻的低语和倾诉。倾听者可能在碧海青天的云屏之后，在烟雨蒙蒙的鸳瓦红楼之中，在明月高悬、珠泪晶莹的沧海深处，在锦瑟惊弦破梦的恍惚之间。那安慰的目光在夜色里闪烁，这是他的星光，他的希望，更是他的知音。这个时候或湘瑟秦箫合奏一曲《昭君怨》，或浅斟低唱同咏一首《梁父吟》，或在七夕一起怅望银河，向蜘蛛乞巧，谢乌鹊搭桥。在这无比温柔的夜色中，他心里翻滚的无数话语却无法表述。

　　作为一介书生，在丛林社会里生存，必须经过一次又一次极大的蜕变，必须突破心障，不然只得委曲求全地度过一生。李商隐是这方面的一个好标本。他固然是才华横溢之人，有漫长而复杂的为政实践，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流转于幕府，处理了很多棘手的实务，更不用说杰出的公文才能。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直到终了也未曾在重要的朝官位置上干过，可以说郁郁不得志，被人叹为“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唐·崔珏《哭李商隐》）。“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可怜庾信寻荒径，犹得三朝托后车。”（《宋玉》）“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漫成五章·一》）“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有感》）他的自我叹息更为悲戚，这与崔珏的哀泣两相映照，令人叹怜。

　　李商隐自视甚高，他常提到自己与李氏王朝同宗的不凡血统。“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伏以奉承大族，载属衰门。”（《祭徐氏姊文》）这是何等遥远的追溯，本可以不谈，但在他来说也是难得的一种安慰和自我鼓励。他历数自己的才华与优长，此刻已无谨慎，直言道：“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樊南甲集序》）这是他为自己编定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从少年时代说起，古文今体，皆为笔下文章，既有本钱，也就少了自谦。

　　他是一个典型的敏感而自尊的人，本来有极好的人脉基础，却将一手好牌打烂。最优厚的人事条件，最终被他处理成最大的障碍，这里面当然有一言难尽之隐，复杂到难以言说，非当事人不可轻率议论。这里讲的主要是他与令狐楚的公子令狐绹的关系。后者做到了宰相，且居相位长达十年。李商隐自青少年时代就在令狐楚的身旁，与令狐绹一起习业游艺，两人曾结下深刻的友谊。“足下去后，怃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书辞委曲，恻恻无已。自昔非有故旧援拔，卒然于稠人中相望，见其表得所以类君子者，一日相从，百年见肺肝。”（《别令狐拾遗书》）从这封写与令狐绹的信函中，可见两人交谊之深厚，而且是一朝相交即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不同流俗。但后来由于地位悬殊，更因为在激烈的党争中多有误解，二人陷入了难以解脱的矛盾。这在李商隐来说是多么拘束和尴尬。从留下的文字记录看，从文本自身览鉴，或者仍然有些话可以说。

　　读书明理识道，使人有文明积蓄，这正是社会进步中最大的事业，没有之一。然而人类社会的“丛林”性质又是显性的，对这一点不能心存幻想。一个人既然身在“丛林”，那么他身上积蓄的文明因素越多，也就越是致命之殇。在“丛林”的追逐和围剿中，生命需要泼辣如鬣狗，顽韧如豺狼，必得有几分“滚刀肉”的脾性。汉高祖刘邦当年率兵路过陈留，谋士郦食其前来拜见，当时刘邦正在洗脚，问使者“何如人也？”使者回话说，“状貌类大儒”，刘邦说自己正忙于天下大事，“未暇见儒人也”，便让使者将他打发走，郦食其瞪起眼睛按剑呵斥使者说：“走！复入言沛公，吾高阳酒徒也，非儒人也。”刘邦听到后立刻“雪足杖矛”起身礼见。（汉·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主要是受制于心魔，忌讳太多，不直接不粗武。野蛮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丛林”品格。

　　敏而尊的人在秩序井然的文明社会里可以活得好，在“丛林”社会中就不行了，大半要成为牺牲品。“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旧唐书·李商隐传》）这里说的就是少年知遇。这是难得的人生起步，不仅被恩遇者纳入幕府，而且深得对方赞赏和怜惜，视为少俊，并深礼之。这是极罕见的人生机遇。从此李商隐就有了一个少年朋伴，二人之间无所不谈，过从甚密，这个人就是我们说过的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足下与仆于天独何禀，当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会面，一分散，至于慨然相执手，<＼＼Xh-elecroc＼设计制作源文件＼期刊杂志＼2022年当代＼造字＼10p＼口频.eps>然相戚，泫然相泣者，岂于此世有他事哉！”（《别令狐拾遗书》）可见两人情谊非同寻常，迥异于世俗的利益之交。令狐绹仕途顺遂，在宣宗时登上相位。一般来说这是接连呈现的更大机遇，但出乎意料的是对方不但未能使其得濟，反而成为他一生的苦难情结。就忧郁而敏感的李商隐来说，自己实在有求于对方，寄希望于对方。但从留下的文字来看，大多数的时候他只用诗文暗示，多次或明或暗地表达和申辩，试图一吐心中委屈。他这样做当然事出有因，因为有误解，有个人失误，但最终搞成这样的局面，毕竟是糟透了。

　　李商隐二十五岁进士及第，虽然中间有过波折，不过也算少年得志，因为《全唐诗》中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即指当时明经易考，三十岁明经及第年龄算是大的，而五十岁中进士却属年轻，像孟郊四十六岁中进士后兴奋快意地写下《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后来李商隐又三次通过吏部铨选，尽管第一次录取后在复审中又被中书省除名，但入仕之初大致还算顺利。对比一下韩愈早年入仕，是“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韩愈《上宰相书》），那样一位大才子竟然前后折腾了四次才考中进士，然后又参加三次吏部考试，竟然都没有通过。李商隐三试吏部，二入秘书省，四次得任朝官，即校书郎、秘书省正字、盩厔尉和太学博士。虽然太学博士之职是由令狐绹推荐，但正如他自己所言：“三干有司，两被公选，再命芸阁，叨迹时贤。”（《祭徐氏姊文》）可惜全都没有抓住机会，几乎一生游历于幕府之间。

　　他没有韩愈当年那样的冲撞气，一生大致平安而卑微。韩愈大起大落，这与其勇气有关，与其决断力有关。李商隐之性格恰恰处于另一极，绝不可能像一位百折不挠的壮士那样，也没有辗转于“丛林”之中的纠缠力。他类似的力气都留在了想象中，留在了心中，而没能化为迅捷的现实行动力。他是一个好书生，所以留在幕府中做一些文字工作，总是相宜和成功的。

　　令狐楚是李商隐踏上仕途的第一位上司，也是他的恩师，是写作的指导者，可以说是一生最大的恩人。令狐楚去世的时候，李商隐痛彻肺腑，在情感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可接受的巨大损失。令狐楚的离世使李商隐倍加孤单，但令狐绹还在，当时这位幕府主人的公子已经官居左补阙从七品上，虽然职级不高，但常伴皇帝左右。“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酬别令狐补阙》）他们时有文字往来，关系并非疏远。后来李商隐从幕府返回长安时，还曾经住在令狐绹的家里，可见仍区别于一般的朋友关系。旧情旧谊，出身来历，两人交往过从的历史，都决定了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联系。当两人最初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本可以成为极密切的兄弟、朋党，最终却发酵变质为一种不可预测、令人费解的积怨关系。他们二人走入了这样一种不幸的迷境，真是人生的莫大悲哀。后来，就李商隐诗文中所记，他在令狐绹的相府中居住了一夜又一夜，只为了能够见上这位昔日的兄长和朋友，结果只听得门外马蹄踏踏，车轮碾响，宰相回府却不得相见。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可想而知。他不得不低首垂眉，黯然离去。我们在这里不免假设，即便是令狐绹入相后礼绝百僚，即便是两人之间误解已深，但凭借珍贵而深长的旧谊，为什么他不可以破门而出，疾呼相拦？可以陈情，可以问询，可以朗朗大笑，可以相见甚欢。没有，一概没有。宰相出朝，地动山摇，回府想必也是气派过人，官威之大竟然吓得一个少年时代的挚友退避三舍。他只能隔户观望，心跳不已，垂首徘徊，只待天明。人情世故竟如此悲酸凄凉，不可思议。

　　如果换了另一类人，自然是别一种风貌。那些蝇营狗苟者，那些专于此项投机钻营之徒，可以削尖脑袋将极窄的缝隙撬开。李商隐实在是一个文明人，一个过于知晓分寸的人，这是必需的，但有时候又是多余的。在华丽堂皇而又规范森严的宰相府邸，在都城虚幻的礼节和文明的装饰之下，他忘记了这道精美的屏风后面，遮掩的其实就是一片无边的“丛林”。俯视之下鲜血殷殷，痕迹紊乱，到处是凌乱的皮毛、丢弃的鳞爪。搏杀就在眼前，就在隔壁，近在咫尺。晓悟已经过晚。他遗忘了，忽略了，这是命运的疏失，这是文明的戕害。天性之敏再加上后天的熏陶，让他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鲜活的生命之果被制作成某种文明的果脯，也是一种演变的悲剧。生命经常要走入这样一个过程，重新焕发和超拔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就在这种战战兢兢的状态中，一步一步往前，再往前，直至穷途末路，生命终了。

　　在李商隐的一生中，“令狐”二字是绕不开的。令狐楚与令狐绹父子可谓中晚唐的重要人物，二人都出任过宰相。前者不仅曾经位居群臣之首，受封彭阳郡公，是牛党的重要人物之一，而且还是诗人，特别是享有盛名的骈体文大家：“由博士主尚书笺奏，典内外书命，遂登枢衡，言文章者以为冠。”（唐·刘禹锡《东都留守令狐楚家庙碑》）“辞情典郁，为文士所重”（《旧唐书·令狐楚传》）时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彭阳章檄”即指令狐楚的华丽骈文。令狐楚的文章“冠于一时”，最后结成“一百三十卷”（唐·刘禹锡《唐故相国赠司徒令狐公集纪》），足见其富丽堂皇。

　　李商隐九岁，父亲病逝，四处漂泊，如他自己所说，“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后来他随堂叔学习，作得一手好古文。十七岁得到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赏识，入幕府做巡官。当时节度使治所在山东东平湖畔。后来他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奠相国令狐公文》）令人感动的是令狐楚最为惜才，并不让他像一般幕僚那样处理繁多的事务，而是让他和自己的几个儿子一起学习。“令与诸子游。”“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旧唐书·李商隐传》）幕府主人亲授文章之法，这时候令狐楚之于李商隐，可算是父亲和师长的双重身份。而在这段时间，他与年长一些的令狐绹成为友伴关系，如同一对兄弟，在一起无所不谈。“官书推小吏，侍史从清郎。并马更吟去，寻思有底忙。”（《赠子直花下》）“月里谁无姊，云中亦有君。尊前见飘荡，愁极客襟分。”（《子直晋昌李花》）子直，即令狐绹的字。这时候李商隐使用的语气极为亲近，而且目光平视，不难看出二人在情感上是何等亲密。相处随意，毫无隔阂，有一种自家人的融洽和自如。

　　令狐楚在太和六年（公元832年）调至太原，任河东节度使，二十岁的诗人即跟从。为了让商隐仕途得展，令狐楚又为其置办行装，送他进京应考。这件事在《旧唐书》《新唐书》及李商隐文章中均有记载。此次未能得中，李商隐重新回到太原幕府，后来令狐楚进京任吏部尚书，他们才不得不分离了一段时间。商隐在这期间曾回过老家，而后又进入崔戎华州刺史幕府，去京城习业，去玉阳山学道，直到二十五岁得中进士。必须说明的是，这次进士得中，还是因为当时已任左补阙的令狐绹的力荐。可见一切都得助于令狐家族。令狐楚再到陕西任兴元节度使，又邀李商隐去兴元幕府，但这一次他以侍奉母亲为理由婉拒了。

　　在李商隐二十六岁这年，属于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聘李商隐进入幕府，并因为欣赏其才华，将最小的女儿许配给他。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一，想不到却为后来仕途上的无尽波折埋下了伏笔：“沈约怜何逊，延年毁谢庄。”（《漫成三首·二》）首句指爱我者，次句指毁我者。进士及第后第一次参加吏部铨选就通过了考试，却被中书省的一位长者除名。“雾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此时谁最赏？沈范两尚书。”（《漫成三首·三》）首联写燕尔新婚，尾联写周墀、李回两位学士对他的赏识和录用。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吏部考试，终于通过，授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上，后调补弘农尉从九品上。这个过程有过挫折，因他将死囚改判活罪触怒观察使被罢官。后来虽然观察使换为姚合，但已经二十九歲的李商隐索性辞去了弘农尉，入华州刺史周墀幕府。一年后，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又入岳父王茂元幕府为掌书记。不久，再次进京应吏部试，以书判拔萃，授秘书省正字正九品下。接踵而来的却是一连串大变故：母亲和岳父王茂元先后病逝。

　　今天看，李商隐被招入李党人物王茂元幕府并娶其小女，应该算标志性的事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为令狐绹及其从属的牛党所不能原谅。无论李商隐怎样为自己辩解，好像最终未能取得令狐绹的信任。“土宜悲坎井，天怒识雷霆。象卉分疆近，蛟涎浸岸腥。补羸贪紫桂，负气托青萍。万里悬离抱，危于讼阁铃。”（《酬令狐郎中见寄》）这不是一般的分辩词句，可以说字字有委屈，句句有隐情，读来太过沉重。最不巧的是，当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在朝任宰相时，又恰逢李商隐母丧丁忧，为期三年，这中间即便有机会也会失去。而李党失势后，令狐绹任宰相时间长达十年。十年间李商隐尽管努力接近对方，也曾在其帮助下一度补任太学博士正六品上，却最终未能久留。李商隐在此位置上只待了很短一段时间，就再次去了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幕府。临行前他千方百计与令狐绹告别，好像连一面都没见上。这让我们惋惜且费解。他在太学博士的位置上不愿久留，匆匆辞去，其中必有缘故。因为仕途急切，还是关系悲凉，已不可考。“西北朝天路，登临思上才。城闲烟草遍，村暗雨云回。人岂无端别，猿应有意哀。征南予更远，吟断望乡台。”（《晋昌晚归马上赠》）这首诗应该是李商隐去四川之前，因没有见到令狐绹而写的文字。诗中表达了对令狐绹的思念之情，又言自己岂是无端远别，恐怕只有蜀地之猿为他哀鸣了。

　　关于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后人普遍要为诗人一辩，认为责任完全在令狐绹一方，此人身居高位而心胸狭窄，理由是像李商隐这样的小官，根本无所谓党派争斗之要属，因为身份卑微，在两党争斗中根本就不重要。这样的解释似乎不能服人，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常识，即党派之搏最终是群体之争，而在这个群体中大小角色皆有作用，其功能是不同的。在激烈的党争之中，高低职级各自发挥作用，不能互相取代。另外，从李商隐所留下的诗文中，我们会发现，他对李党代表人物李德裕是极为钦敬的。“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旧将军》）《李卫公》一诗写世情冷暖随人事盛衰而变化，对李德裕遭贬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哀婉感伤中充满痛怜：“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在他代郑亚所作的《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中，大赞李德裕，称他为“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可见他的政治倾向还是非常明显的。许多时候党派之争不讲是非，只问立场。就此而言，令狐绹对李商隐恐怕并没有多少误解，作为一个为政十年的宰相，应有基本的洞察力，这一点无须怀疑。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便在李商隐转向李党并娶王茂元的小女儿为妻之后，令狐绹也曾经写信问候过病中的诗人，这有诗人的文字为证。“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诗人成为李党重要人物王茂元的乘龙快婿之后，令狐绹还曾经帮他补任太学博士，不能说没有一点心胸。我们就此可以假设：如果李商隐能够在太学博士的位置上稍忍一些时日，结局又会如何？不得而知。

　　总之，李商隐与令狐绹之间确有一个大结在，这与诗人的命运紧密相关，也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人对李商隐的一些诗过分解读，将多首爱情诗也看成了隐喻诗，即向宰相令狐绹陈情所用。其中以名篇《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的争执最多：一方认为确凿无疑是写给令狐绹的，“此诗似邂逅有力者，望其援引入朝，故不便明言，而属之无题也”（清·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而另一方则认为是明白无误的爱情诗，认为只有异性之爱才有如此执着的心念，“镂心刻骨之词。千秋情语，无出其右”（清·梅成栋《精选七律耐吟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如果硬解且一定要究出缘由，也只有问诗人自己了。不过正因为这多解，这猜测，一时难定，才有另一种魅力在，即它的朦胧美。“一息尚存，志不少懈，可以言情，可以喻道。”（清·孙洙《唐诗三百首》）说得真好，在这里，清代的这位高论者，将言情和喻道做统一观，其根源在于“志不少懈”。

　　清代周咏棠的《唐贤小三昧集续集》认为：“玉溪《无题》诸作，深情丽藻，千古无双，读之但觉魂摇心死，亦不能明言其所以佳也。”这里将其朦胧美上升到很高的审美层次，言明其高妙的效果皆出于此。其实诗中所表达的心念，绝不仅限于异性。像同性之间的少年深谊、亲如兄弟的手足之情，在不被理解或深受误解怨怒之时，特别是一方处于能够决定自己人生荣辱之高位时，另一方内心的痛苦和纠缠完全可以想象。这是官场加情感的双重委屈。这样理解贬低了诗人吗？大概没有。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东风”是什么？是时势？是诗人的所有努力？不知道。我们宁可认为是时势。因为没有什么比时势更强大的力量了。诗人自己知道，正像百花知道一样。“时势”即“形势”，是一定要强过个人的，对诗人来说，当时的李党大势已去，而令狐绹作为宰相，也算牛党中最牛的一个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经与自己青少为伴，一起学习，一起嬉耍，而今却好似相隔万重关山。曾几何时他们还相互倾吐心曲，如李商隐年轻时所写《令狐八拾遗绹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一诗的尾联，借用司马相如患消渴疾，在临邛与新寡的卓文君结为夫妻，比喻自己求偶之意，希望令狐绹关心过问一下自己的婚事：“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他还在《别令狐拾遗书》中诉苦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这是怎样一种情状，怎样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而现在则小心翼翼，想见一面都难。“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柔情终不远，遥妒已先深。”（《独居有怀》）“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风雨》）“山驿荒凉白竹扉，残灯向晓梦清晖。右银台路雪三尺，凤诏裁成当直归。”（《梦令狐学士》）少年友伴近在咫尺，却远似天涯，只能于梦中得见，梦醒后唯有荒凉山驿中的残灯相伴，而梦中之人此时正手裁凤诏于华贵显赫的翰林院，真是情何以堪！这些文字与屈原《离骚》“托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其情愫及手法何等相似，不由人不去联想，相作援引和比拟。

　　诗人年轻时曾经就时势对令狐绹发表过一通深沉的愤激之语：“今日赤肝脑相怜，明日众相唾辱，皆自其时之与势耳。时之不在，势之移去，虽百仁义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顾矣，岂不顾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谓市道何如哉！”（《别令狐拾遗书》）违背时势，只听从自己的内心，这往往是非常杰出的人物才能做出的事情。而令狐绹并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如果是这样一位人物，我们钟爱的诗人也就完全不会是这样凄凉的结局了。令狐绹是有为的官场人物，其判断力与价值标准只是“正常”而已。况且他们二人离得太近，李商隐从少年时期就与之一起，彼此太过了解。太亲近的人反而会淡漠对方，令狐绹也许并不认为李商隐有多杰出，更不要说伟大了。他或许因此而产生出一些极端化的情感：极端厌恶或极端喜赏。时势即“东风”，生不逢时，大环境如此，一切也就没有办法了。通常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所以才有李商隐的“百花残”之叹。

　　如果将此作品看成一首纯粹的爱情诗，无关乎政治人事又会怎样？那也可作同样推理。谈情说爱，其中有多少纯洁到不顾时势者？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的痴情之人。那么到底是什么阻碍了诗人之爱，让其有“蚕死”“烛尽”之悲？这已经是生命之憾，而不是什么浅浅惋叹，更不是人们说了无数次的“伤感”。因为这里面有生命的重量，是真正的人生苦难，而不是伤情的吁叹。就这些诗文的公案，离之较近的文字是《旧唐书·李商隐传》，其中记录：“令狐绹作相，商隐屡启陈情，绹不之省。”《新唐书·李商隐传》也说：“绹当国，商隐归，穷自解，绹憾不置。”相对应的，是诗人类似的诗句：“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九日》）诗人想到自己年轻时曾经陪伴令狐楚把酒赏菊，受其知遇之恩，而今令狐绹却不能像其父那样延揽人才，感慨之余写下这首悲凉之诗。过去与现在两相对比，映衬之下，凄楚之感，有情有讽有怨有悲。

　　如果重新回到令狐绹与诗人的关系上来，那么事情就格外严重了。同性之谊，如此接近于兩性之怨，以至于引起了千年误读，难道这不是人生的大悲剧？如此之悲，仅洒一把同情泪，显然是不够的。

　　说到时势，也就是“东风”，有两个重要元素不可不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一是维系令狐绹和诗人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失去了，即老宰相令狐楚的去世。失去这样一个至为重要的关联和基础，剩下的就是党争之下所谓的人事归属问题。二是此时李党首领宰相李德裕已被唐宣宗远贬海南崖州，与李商隐有姻亲关系的党派处于下风，而且绵延时间很长。这两大元素决定了李商隐悲苦的命运。如果事情能反过来，比如这个时期是李党得势，朝野显赫，而李商隐又是意气风发，稍得振作，那么他如此接近昔日挚友令狐绹，大概又是另一番情致另一种结果了。这个时期就是东风劲吹了。

　　违背节令，一切皆不可言说，这就是人们常常叹息的“大势已去”。

　　就李商隐个人成长经历来看，按一般人之常情来推断，他这一生与令狐父子的关系太深了。无论学问之积累、经济之维持、社会之见识、仕途之开展，都可以说依赖于令狐巨大的不可或缺的支援。這是人生的支援，不能轻率地说一句“帮助”就算完。令狐楚逝世后，李商隐悲痛万分，在《奠相国令狐公文》中说：“古有从死，今无奈何！”在《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一诗中写下“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之句。这里的“从死”，让人想到秦穆公下葬时为其殉葬的“三良”。还有“百生”“九死”之语，可见当时商隐伤绝至此。一个自少年就“佣书贩舂”（《祭裴氏姊文》），生活极为困窘的诗人，跟从了一位官与文俱为显赫的人物，而对方又是这样喜爱他、看重他。“委曲款言，绸缪顾遇。”（《上令狐相公状一》）“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奠相国令狐公文》）并且后来又一手提携他进入仕途。这种人生知遇，在任何人来说都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因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令狐楚之死，对李商隐构成了怎样的震动。

　　此一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让他不可接受，一时恓惶茫然。好像神使鬼差，后来他进入李党人物幕府，并迎娶主人小女为妻，一切也就发生了重要改变。“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旧唐书·李商隐传》）这些历史记载当无多少差池。由此可见，王茂元与宰相李德裕有一种知遇关系，他们与牛党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等人结下仇怨。这就成为后来诗人一连串坎坷的最好注解。进入李党人物幕府并成为幕主东床，当是一种命运的关节。无论就政治还是人事情理方面，李商隐此举动作幅度实在有些大，需要用令人信服和可以接受的理由，对令狐绹做出解释和说明。就现存所有文字记载来看，令狐绹对他始终未曾谅解，商隐与令狐之间创伤不浅。它引起的是连锁反应，不仅令狐绹，整个牛党都以共同缘由和相似视角来看待李商隐。这对诗人来说构成了极其不利的从仕环境。解铃还须系铃人，唯一能够得解的关键环节，仍然是令狐绹。但在这里商隐却求告无门，一次又一次地陷入绝境。

　　李商隐面对牛李两党，其情感的重心显然在岳父王茂元一方，即李德裕一方，这可以从他的许多诗章和论说中发现。这里可作参考的有《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为李贻孙上李相公启》《旧将军》《李卫公》《漫成五章·四》《海客》等。而令狐父子属于牛党，各有派属。就党争双方来说，最后会形成一个庞大的、由上而下的群体，而凡是群体就必定芜杂，泥沙俱下，不能一概否定或肯定，即便是极为不堪的群体中，也会有十分卓越者。

　　事实上李商隐也是非常矛盾和软弱的。他在时局中既不适又痛苦，找不到出路也不曾甘心。他那样推崇李党的代表人物，即曾经的宰相李德裕，却写过《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这是献与牛党人物杜悰的。此人为诗人杜牧的堂兄，后来也为宰相，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曾被李德裕贬出朝廷。杜悰之母是商隐的姑母辈，二人之间沾有表兄弟的远亲关系，所以李商隐称杜悰为“杜七兄”。他在诗中写道：“恶草虽当路，寒松实挺生。人言真可畏，公意本无争。”寒松即指杜悰，这四句诗应该是替杜悰鸣不平，当路之“恶草”指向何人，就颇为令人思忖和疑惑了。最后他还写道：“弱植叨华族，衰门倚外兄。欲陈劳者曲，未唱泪先横。”这显然是希望对方汲引之意，而且在此诗受到杜悰褒奖后，他又马上作了一首五言四十韵献上，并在诗的最后祝愿：“待公三入相，丕祚始无穷。”可见诗人为了进仕，不惜违心讨好徒有其名而无实才、刻薄寡恩、有“秃角犀”（《新唐书·杜悰传》）之称的杜悰了。其实李商隐一生受惠最大的仍然是一些李党人物。不过他的命运实在不济：李党执政时，偏偏赶上母丧丁忧;复官不久，又是牛党得势。如此一来，他只好将余生消耗在幕府中，而只有在这里，他的生活才大致适意平顺。

　　总之在李商隐曲折起伏的仕途上，似乎藏有无数转折、疏离、起伏，有难言的巧合，有沮丧和背运。但究根溯源，推敲细节，一切似乎又在情理之中，虽有意外、有难测，却也大致可见。古今人情不远，人事相近，事出亦有因。

　　我们固然同情诗人，因为我们喜欢他的华章、他逼人的璀璨。可是在这灼灼光泽之下，还需要做另一番打量，以便更好地理解他的身世遭遇，如此就能更进一步走入那些委婉奇妙的文字了。两相映照，格外动人，无以尽言，难以传达，只有抚摸和叹息。

　　（未完待续）

　　本文收入《唐代五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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