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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漩涡中心寻宁静——纽约日记(一九九六年六月)

时间:2023/11/9 作者: 当代 热度: 14673
王鼎钧

  向漩涡中心寻宁静
——纽约日记(一九九六年六月)

  王鼎钧

  王鼎钧,旅美台湾作家,1925年生于山东临沂之兰陵,1949年去台湾,1978年移居纽约。历经对日抗战、国共内战、台湾戒严、美国移民,自称多难。积六十多年写作经验,散文自有面貌,精神与日俱新。作品畅销各地,近作回忆录及日记尤其受人称道。

六月三日 星期一 雨

昨天气温华氏八十度,气象预报说,今天晴朗。我在昨天日落前给前后院的草坪都浇了水,谁知半夜天降大雨,浇花浇草后突然降雨,可列为十大扫兴事之一。

  雨意仍浓,但微风凉爽。乘公交车入市,每月月初照例要进银行和药房一次。车上有一女郎,衣履皮包全新,仔细化过妆,坐在靠司机最近的位置,笑逐颜开,声如银铃,司机也频频回应。驾驶中与乘客闲谈,容易发生车祸,我不免有反感,既而知道今天是那位司机的生日,奉命加班,他的女朋友很有创意,用这种方式陪他度寿。后座一乘客起立高呼Happy Birthday(可惜他并非华人),全场热烈鼓掌。恰好公交车到站停靠,车窗有一女孩兜售鲜花,一位乘客顺手买了一朵玫瑰献上(可惜他也非华人)。那司机和他的女朋友都是黑人,恍如狄斯耐电影中的场面。

  同车而坐的游易老哥说,四十五十年前,他看见交通警察拦住一位开车的女郎大声叱责,那女郎泪如雨下。但是警察马上发现自己错了,立即从路旁的小贩手中买了一束鲜花奉上,于是女郎破涕为笑。游老哥说,在那个年代,你在美国常常看见人情味,现在很少了。

六月六日 星期四 晴

明书女士来电话,劝我给施友忠教授写信,我答应每月写一封信去。施氏今年九十四岁,他是国际知名的文学教授,住在加州养老,一切都不缺少,只是寂寞。据说偶有门生故旧登门探视,他总是叮嘱一句:“你教某某人写信给我好不好?”

  寂寞是美国老年人最大的痛苦,幸而施氏有宗教信仰,他是虔诚的资深的天主教徒。晚上先拨了个电话给他,听他语音语气,知道他身体健康。我提到有一年他回台湾大学讲学,曾同赴小说家司马中原家做客,司马在暗夜中表演“鬼拔香”,香炉在五尺之外,插在炉中的一把香自动跳出来,落地有声,不知基督徒对此事作何看法?他未置评。

  我对老教授说,我十四岁受洗,至今对教义未能豁然贯通,一无挂碍。“以您的智慧和虔诚,应该早已超越一切困惑了吧?”他说他常常想到两件事:上帝派遣独子在世为人,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怎么舍得呢?……还有,信徒为什么要时时祷告?我们心里想什么,他不是早已知道了吗?……我听了,也没接着说。

六月八日 星期六 晴

保险费又涨价,不得已换了一家保险公司,看病必须找他们指定的医生。我先打电话去挂号,对方说“随时可以来”,进门一看,候诊室和走廊都挤满了人,挂号台来者不拒,从不说“今天满额了”。病人多半是妇女,坐在那里打毛线的、看小说的、喂小孩吃奶的都有,护士叫号也不问挂号时间先后,跟她熟识的老病人后来居上。

  我由中午等到晚上,最大的收获是眼见医生既未吃午饭,也未吃晚饭,并没把他在五分钟内替我开的药方放在心上。他为了节省时间,仅把药名写在病历上,再由挂号台上值班的小姐抄在处方笺上,我担心她并非护校正式毕业的学生,随时可能抄错了。

  回家想想真是恐惧,我希望我的女儿绝对不要做这样的医生。我想这位医生也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一旦出了错,这里有专门律师替病人告状,声称“未获赔偿,不收分文”。赔偿费很高,由数十万到数百万美金,多少人说这样的“责任制”太不合理了,有时病人是白痴或小孩,没有能力支配享用这一大笔钱,监护人勾结律师瓜分侵吞了。即使如此,医生还是常常拔错了牙,锯错了腿,输错了血,摘错了器官。倘若没有巨额的赔偿金吓阻,那还得了!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晴

《华尔街日报》说,美国运通公司总裁Jef?frey Stiefler放弃了“最有名利的工作”,以参与他孩子的生活,他才四十九岁。还有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内政顾问William Gaeston,也为了陪伴孩子辞职,他五十岁。他说和孩子共进早餐、一同打棒球是“令人谦逊的经验”。

  明天是父亲节,这两篇报道却并非应景文章,美国男人放弃高薪充实家庭生活的消息屡有所闻。他们舍大城就小镇,陪伴孩子成长,非常像个中国人。但中国移民在此昼夜为赚钱拼搏,孩子一连五天没去上课他也不知道,学校对他已发出三次通知书,他也没看见,反而像个传说中的美国人。

  放弃高位高薪,很难,太太支持丈夫的决定,更难。很多人不能退一步想,因为妻子的虚荣心凌驾其上,倘若勉强做了,就要以夫妻失和为代价,孩子成了最大的受害人。

  老伴认为薪水越高辞职越容易,“我如果年薪三百万,现在立即可以下乡种花,如果只有三万,只好像螺丝钉一样钉在工作上”。

六月十六日 星期日 晴

上午,赴曼哈顿国语礼拜堂参加主日崇拜,振强兄问来美后处境如何,我说“父母下坠,子女上升”。问如何适应,我说事前曾作沙盘推演,已预先设想种种遭遇,至今一切发展均在预料之中。最后我说,“知道得越多,承受力越大”。

  座中有一人物甚受尊敬,据介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俞牧师以午餐招待,我等作陪。教授谈吐平常,难得的是尚能倾听别人说什么。谈到教会的组织问题,我说信教本是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牧师只是向导,《圣经》只是地图。可是同类的人多了,自然求共鸣,有互动,因此信仰有一面是公共生活。有了公共生活,就有长于组织的人,长于操控的人,他想把信徒与上帝的关系转移成信徒和他的关系。

  谈到信徒对教会的抱怨,我说,如果您认为基督救恩是好的,那就要原谅组织的缺点(当然也可以督促改善)。没有他们,我们如何知道那“好的”?我们一旦得到那“好的”,那“坏的”就无干了,也算“得鱼忘筌”吧。

  教授欣然。临别,他握住我的手说:“希望下个礼拜再见”。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一

老翟坚邀到他的餐厅大吃一顿,他亲自下厨,并且开了一瓶珍藏十五年的白兰地,这一餐花了三个小时。老翟谈他来美创业的过程很有感情,回家后为他作了一篇速记。

  我家住在江苏乡下,离上海很近,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到过上海。

  也许因为毕竟邻近国际大都,我的父亲居然能到纽约谋生,我小学四年级能够把父亲的家书读给祖母听,她老人家很高兴,摸着我的头,勉励我好好读书。父亲常常寄钱回家,祖母吩咐母亲把一部分钱存起来,准备供我念大学。

  我高中成绩名列前茅,信心满满。快毕业的时候,父亲来信要我也到纽约来,我回信说我要念大学,父亲说:“念大学可以到美国来念,美国的大学办得好。”

  父亲替我办好了大学入学的许可,多年储存的学费变成我出国的路费、治装费、护照费、签证费,还有旅行社的手续费。我在地球的这一边踏上飞机,父亲在地球的那一边等着我。他开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一路上我对美国的大学生活有很多想象,父亲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父亲一大早喊我起床,天上还有残星。我以为他要送我去上课哩,结果我们进了一家餐馆。父亲把我交给领班,我换上工作服,学习擦桌子、端盘子,绝口不提入学之事。三个月后我到厨房打杂,再过三个月我到柜台记账,看账本的时候我想起数学,看菜单的时候我想起英文,看到厨房的油烟我想起化学,看到狮子头我想篮球。我想大概是先打工赚学费再入学吧?我没问,父亲也没说。

  然后我每天午夜三时起床,跟着父亲到批发市场买鱼买肉买青菜。买菜的学问很大,这一天的盈亏,买菜决定了一半。夜晚打烊了,锅铲碗盘都洗干净了,别人都可以回家,父亲和我关上店门算账,总要过了夜半一时才躺在床上。从月头到月尾,天天如此。我开始想象,父亲能挣得这一间厨房十几张桌子,何等千辛万苦!我也不再忍心提到“大学”两个字。

  一年以后,父亲找到一家较大的餐厅,买下来,把原来的小饭馆卖掉。原来父亲早就积蓄了资本,现在有了得力的可靠的助手,他才敢扩充营业。我体会到我对这家餐厅多么重要,这家餐厅对父亲又是多么重要,我只有一头扎进饮食业,做一个能干的小老板,每天重复着一成不变的工作和生活,不能有任何变化和提升,除了和餐馆营业有关的事情,我一概麻木无觉。不过偶尔有成群的年轻人穿着大学标志的短衫来聚餐,我的心还是会痛一下。

  母亲也移民来了,父亲的第二家大餐厅也开张了,我今生和大学再也无缘,如果还有,那就是梦中了。日有所见,夜有所梦,也是活该牵挂,有一天开车走错了路,绕到一个区域,只见四面用铁栏杆围起来,周围四条街有多么长,这块面积就有多么大,里面大片草坪连着大片楼房,草坪上分布着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阳光照得他们鲜亮娇嫩。同车的人指点,这是一座大学。这是我和大学距离最近的一次,我的心又痛了一下。

  夜间做了一个梦,我独自来到大学的栏栅之前,草坪空空,大楼隐约有人出入,我在大学四周转了一圈儿,没找到大门。我双手抓住栏杆呼喊,希望里面的人听见了,引我进去参观,我得到的响应却是天空一声霹雳,大雨倾盆而下,闪电耀眼,我四肢发麻,跌倒在地,醒了。

  现在父亲母亲都退休了,我也四十多岁了,我们又有新餐馆,比原来那家大两倍,每年暑假都有十几个大学生来打工。父亲对我说:“你现在雇用大学生为你工作,你赚钱比他们多。”

  我来到美国之后,父亲终于对我提到大学。

  我笑一笑,点点头,不过我的心还是痛了一下。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二 阴

台北广播界名人俞滨移民成功,他的公子在东初禅寺圣严法师座下出家,法名果谷,因学贯中西而出类拔萃,今承果华居士邀约得以一见。

  联想到著名的小说家王蓝也有一位优秀的公子做了牧师,有人信教如此之易,有人却又如此之难。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女在人生的道路上如此急转弯,做父母的恐怕有些失望吧?

  继而又想,教堂留人容易,寺庙留人难,以果谷法师之质材,恐不能久伴黄卷青灯。

  报载山东临沂地区沂源县有一位杨本伦,人民大学研究生,专攻国际政治,获硕士学位,中央有意重点栽培,他坚持回沂源老家务农。依中国现行的教育政策,他是国家投资,进退不能如此轻易自了,此事演成大新闻,最后升高到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批准。

  我的感想是他当初为何不学农?

  中国急速发展经济建设,到处征收土地,拆除房屋,但愿他一直能够安居乐业。

六月二十日 星期四 小雨

晤台北来的作家杜慧娴小姐,她大概二十岁,自己创设文字工作室,策划“台北人在纽约”新书,远渡大洋,未寻求任何人的接应协助,她的独立精神和追求理想的勇气,可与我们抗战一代的流亡学生并举。

  杜小姐灵活而有才气,对五十年代以降的海外华人作家似乎没有接触,我尽心回答了她的问题,但是她常常表示不解或误解,这种情形引起我的反省。我已年过七十,还在写文章给她这个年龄的人看,是否我的语言已和他们脱节了?

  语言是不断蜕变的,我的语言风格,大体上在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形成。一个普通作家的语言魅力,大约维持十年,自此以后,年轻的读者因疏离他的语言而疏离他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老作家文章写得比从前好,读者反而比从前少。

  也可能因为我和生活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缺少“共同背景”。与人交谈时,我们说出来的词语只是共同背景的提要,共同背景形同我们谈话时无形的注疏。文学作品摆脱有形的注疏,易;摆脱无形的注疏,难。惟有大作家能使异时异地的读者没有隔阂,我不知如何超越这个命定的限度。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阴

当年我读小学的时候(对日抗战还没开始),“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那时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全称是“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那时主唱此调者是鲁迅,和声、拉拉队遍全国,余音及于海外。

  何谓“民族劣根性”?那是说中国人爱流泪,动不动下跪,自扫门前雪,牺牲别人保全自己,等等等等,都是天生的中国人的“美德”,其实是劣根性的包装纸。那时读到林语堂一篇文章,大意说,共产党在中国不会成功,中国人不能团结,不守纪律,不肯牺牲,无法做一个及格的共产党员。

  可是不久发生了八年抗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人居然千辛万苦支持到底。接着是四年内战,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不怕死,“毛主席的手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比起抗战精神尤有过之。然后出现十年“文革”,全国八个样板戏,一本“红宝书”,老百姓个个无二心,无二志,无二主,一人按钮,全体触电,六亲不认,万死不辞。这些人仍然是中国人啊!“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怎样自圆其说?

  来到美国以后听到一种说法,每一个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文化包括风俗、习惯,都是后天形成,可以改变,“民族劣根性”却是先天的,是生理结构决定的,不能改变。你如果说中国人“无求”“能忍”是天生如此,这叫种族歧视,而非文化,他们说文化只有同异,没有优劣。你如果认为拿筷子的民族比拿刀叉的民族生来就低一级,这也叫种族歧视。美国严禁种族歧视,因为它割裂社会组织,制造集体的仇恨,乃是国之大忌。

  行万里路长见识,现在也知道某些行为并非中国人独有。纽约地铁的车厢中,恶徒当场强暴妇女,黑白乘客目不斜视,无人出手制止。法国餐馆的侍者便后不洗手,顾客抓到证据。市政府有意设置网站,公布病患对医生的投诉及调查结果,医师公会誓死反对。英国某大学对学生发出问卷,说明水资源日渐减少,全球将发生水荒,“你是否愿意每天只洗澡一次节省用水?”反对者占百分之九十九……论者又何可据此为“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定罪?

  “民族劣根性”之说使中国人瞧不起自己,也使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现在既然美国人也抛弃了这种说法,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再留在自己的语言里。

  责任编辑 孔令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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