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编《当代》
朱盛昌
朱盛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副主编、主编。
秦兆阳同志是《当代》杂志第一任主编,从一九七九年初筹办工作开始到一九九四年十月去世,他在主编任上干了十五年。在他的主持下,《当代》杂志办得特色鲜明,个性突出,获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秦兆阳同志曾经被错误的打成“右派分子”,受到不公的政治待遇。一九七八年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后,韦君宜同志将他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了副总编辑。一九七九年《当代》创刊后,他被任命为主编。
《当代》初创时期,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性大转变开始的年代,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时期,此时文学界思想非常活跃,创作有了初步繁荣。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是反映十年动乱以及“反右派”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拨乱反正的现实。人们称这叫做“伤痕文学”,而秦兆阳同志则称之为“拨乱反正文学”,他认为这个提法更准确也比较积极。这段时间,创作这种内容的文学,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文学的要求。秦兆阳同志领导我们编辑部解放思想,突破“左”的思想桎梏,组织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揭露“文革”和“反右派”这些“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反映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出现的变化。我们连续发表的一批优秀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将军吟》、《芙蓉镇》,中篇小说《代价》、《惊心动魄的一幕》等等,产生过广泛影响。这些作品,都是经兆阳同志审阅并且提了修改意见或者亲自动手改过才发表的。这类作品,因为反映错误的、消极的、丑恶的现象比较突出,悲剧成分很重,兆阳同志特别提醒编辑部同志们,在处理这类稿件时,注意掌握好分寸,一方面要深刻揭露和批判“左”的错误,另一方面又不要使人读后感到看不到出路,觉得一团漆黑,产生对我们党、对我国社会的错误判断。
兆阳同志不愧是一个真正的、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尽管过去党曾经给他脸上抹过黑,他却不愿给党抹黑,而且始终如一地为抹去党脸上的黑污而尽力,为贯彻执行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而尽力。他心怀全局,在编辑工作中总是从全局利益出发,决定稿件的取舍。在处理揭露性批判性作品的时候,既积极支持那些正确反映、深刻揭露“左”的错误政策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的作品,又坚决拒绝那些偏激片面、可能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
当时有一篇来稿,题为《如梦令》,秦兆阳看过后,叫退了,因为作者只图痛快,有一些描写和比喻很不妥当,例如,把我们党说成是“四K党”,就完全错误。长篇小说《将军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韦君宜和秦兆阳同志决定在《当代》发表,但它原来的篇名叫《将军梦》,兆阳同志觉得这个“梦”字显得太灰,他跟韦君宜以及责任编辑商量几次,征得作者同意,最后改为《将军吟》。
兆阳同志把社会效果放在首要位置。他坚持一贯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强调我们刊物要突出时代性、现实性、群众性和多样性,他要求我们刊物上要体现“五气”,即正气、志气、朝气、勇气和锐气,要反对邪气和泄气。他说,我们发表的作品,要反映时代的风貌、人民的意愿,表现人民最敏感、最关切、最激动的生活内容,要通过我们发表的作品启发读者的思想,宣泄读者的情感,提高读者的批判能力,激励读者的生活意志,能引导读者积极向上。他特别强调作品要表现理想,表现政治理想、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即使是批判性的作品也应该这样。
在刊物发表了不少揭露性的作品之后,他根据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词精神,跟我们说:今后这类作品有很好的有特色的还要发,但不能光是搞这类东西,“这类题材太多了也不好,容易使人产生绝望情绪。总还是要多些鼓舞人心的才好”。所以,他要求我们要积极地去组织反映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作品。他说,要加强现实性。我们刊物名叫《当代》,就要无愧于当代,就要及时关注当前的现实生活。不仅仅要反映已经过去的“文革”、“反右”那些事情,那是过去的现实,更要多反映当前的现实,多反映当前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多反映四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和四化创业者的英雄形象,要通过我们发表的作品给人民群众以信心和力量。他说,我们要对时代负责,对人民负责,要帮助党推动现实前进。我们这是关心社会,反映当代人的生活、愿望和思想感情。我们就是要反映时代精神,我们的文学要走在时代前面。
按照他的这种编辑思路,我们编辑部在继续选发一些优秀的“拨乱反正”作品的同时,以更大的精力去发现、组织反映时代精神、塑造四化建设者形象的作品,陆续发表了柯云路的长篇小说《新星》、张锲的长篇《改革者》、焦祖尧的长篇《跋涉者》、蒋子龙的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谌容的中篇《太子村的秘密》、张贤亮的中篇《龙种》、郑万隆的中篇《年轻的朋友们》等一大批优秀的小说。其中不少都获得各种奖项。
兆阳同志在抓现实题材作品的时候,特别重视报告文学。他说,光靠小说不够,要抓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比起小说来,更能及时地反映当前现实生活。创刊后不久他就要求我们积极地去抓报告文学,而且经常出题目要我们去组稿。他要求编辑要关心时事,平时看报要随时注意有什么可以抓的线索。他自己带头这么做。
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当代》的头条《热流》,这篇长达七万字的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组稿线索就是秦兆阳同志在报纸上发现的。他读到一条关于中共河南省委紧抓改革的报道,觉得从一个省的范围来反映当前的改革潮流,这是一个大题目,应该抓住。他给副主编孟伟哉打电话,要他立即组写这篇报告文学。孟伟哉很快就约请正在北京的安徽作者张锲去河南采写,并给他一个“本刊特约记者”的名义。张锲很快完成了《热流》的采写任务。
秦兆阳同志很重视这个作品,要了校样去看,在校样上作了一些修改润色。他给作者提了一个重要意见,要作者在结尾部分用抒情的笔调展望我国改革建设的光明前景,给读者以更强的信心。这一大段的增加,不但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也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热流》产生于我国改革初期,此前还没有见到过反映如此大范围改革的报告文学作品,所以它的出现很自然地受到人们相当大的关注,得到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欢迎。作品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秦兆阳同志经常把编辑叫去汇报某篇报告文学的情况,有时会要了稿子去看,看了必定提修改意见,甚至自己直接动手修改。
一九八一年七月,《当代》编辑部组织国家体委鲁光写的一篇反映中国女排艰苦训练顽强拼搏由弱转强取得好的比赛成绩的报告文学完成了。同年十一月初,女排世界杯决赛将在日本举行。根据我国女排当时的技术状态和国际排名,编辑部估计她们极有可能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于是我们计划在女排世界杯开赛之时的第五期(十月底出刊)发表这个报告文学。
秦老得知这个情况,把稿子要去看了。他写了一份详细意见,认为“这篇作品比《热流》差”,但考虑到这个题材内容很好,同意发表。他动手从头至尾做了不少的删改,又把“编者按”作了较大的修改,突出地提出:“倘若我们各条战线上的人们都能像这样为了祖国的荣誉、尊严和富强而贡献自己的一切,那么,社会主义祖国腾飞之日还会远吗?”
这个作品内容好,发表很适时,人们看到它的时候,正好中国女排夺冠的消息传来。于是出现了邮局里争购《当代》,公交车上阅读《中国姑娘》,行人驻足倾听广播电台连播《中国姑娘》的盛况。一时之间,由中国女排夺冠引发的爱国主义热情激荡全国,《中国姑娘》的传播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由于《当代》在长时间内不断大量地组织发表报告文学作品,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佳作,形成了社会公认的我们刊物的一大特色。在那个时期,每一次全国性报告文学评奖,《当代》获奖作品总是最多。有人称《当代》为“报告文学的重镇”。
秦兆阳同志办刊,十分重视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早在五十年代,他在《人民文学》工作期间,就非常注意发现和推出新人新作,像峻青、曲波、玛拉沁夫、王蒙、刘宾雁、萧平这些后来的文坛名家,当年都曾经他的手推出了好作品。在《当代》主编任内,他一如既往关注发现和支持新人新作,要求我们注意从来稿中发现好的苗子,然后加以帮助。他说,要善于去发现那种踏踏实实写作的,写出的作品能使人不忘记的作者。即使写得不完整,也要与他共同合作改好作品。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路遥。
大约是一九八〇年四月份,编辑刘茵送给秦兆阳一个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稿子是作者路遥托人转交来的。这个作品,写一个老干部在“文革”中遭遇造反派批斗,并因他引发了两派的对立。为了避免两派因自己的问题而发生武斗和流血,他毅然拒绝一切劝阻星夜赶往造反派的驻地主动接受批斗,避免了一场大规模流血,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兆阳同志看后很赞赏,认为这篇作品很独特,迄今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像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他决定发表,让马上通知作者来京修改,并询问其创作缘由。五月初,刘茵收到路遥回信,讲了他写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缘起,说明这是根据一件真实事件写成的。他对《当代》准备发他这个作品很是感激。他说,这篇东西曾经投了好几个大刊,都被退回,最后才决定投给他认为是“最后裁判”的《当代》,当时他曾想,如果《当代》也认为不行,他就一把火把它烧了。
我把路遥的信带给兆阳同志,他看后跟我说,这个作者有生活,没有生活是写不出来这么真实的作品的。他说,这个作品突出写的是一个正面人物,只是把斗争写得残酷了些。这没有关系,因为作品的基调给人的感觉还是高昂的。我们应该发表这个作品,而且要把这个作者好好树一树。他说,我们就是要培养青年作者。
路遥应编辑部的邀请来到北京,当面听取了秦兆阳同志、孟伟哉同志的意见,修改了他的作品。作品发表在《当代》一九八〇年第三期,标题字是秦兆阳以隶书体写的。秦老只有他认为是好作品才会主动为其题写篇名。后来,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秦老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致路遥的三千多字的长信,题目是《要有一颗热情的心》,对《惊心动魄的一幕》作了高度的评价和深度分析,就一些不足也讲了他的看法。这些意见对路遥帮助很大。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之初,在文学圈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在中国作协一九七七至一九八〇年度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奖时,有评委也没有重视这个作品。兆阳同志是评委,他在发言中对这个作品的优点和它的意义作了深入分析和积极评价,说服了多数评委,给路遥评了奖。此后,《当代》一九八二年第五期又发表了路遥的另一个中篇《在困难的日子里》。从此,路遥成为文坛瞩目的一颗新星。他接着又写出了《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好作品。
兆阳同志关于“我们就是要培养青年作者”的思想,在《当代》编辑部中达成了共识。编辑部公开在刊物上宣布“每期必发新人新作”,每期发稿时我们都要检查本期有几篇新人新作,把这作为一项制度执行,相应地每期还要发“本期新作者简介”;又将推出新人新作作为考核编辑人员业绩的重要内容,对于从来稿中发现了有价值的新人新作的编辑给予及时表扬鼓励;对于有基础的新人新作,编辑部总是给以耐心细致的帮助,提出详细意见帮助修改加工,争取达到发表水平。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鼓励和吸引了广大业余作者,他们纷纷来稿,甚至把被别的编辑部退回的稿健寄给《当代》,希望得到关注。
秦兆阳同志在帮助和扶持新作者方面真是不遗余力。他看到有苗头的新作者,会主动去约稿。一九八四年八月,他给江西作者陈世旭写了一封约稿信。他不认识陈世旭,只是看过陈世旭写的得奖小说《小镇上的将军》,又听别人讲到陈世旭在文学创作上虚心而且认真,就“不禁要引以为同调”,表示愿与他结为“忘年之交”。但是,当他看完陈世旭寄来的两篇稿件,觉得作品不够成功,就很坦率的写信提出意见供作者参考,帮助作者提高写作水平。陈世旭的稿件虽然未能发表,但他对秦老给他的诚恳指导,一直念念不忘。
兆阳同志经常收到陌生的不知名作者的来信和来稿,他总是认真处理,或要编辑部认真处理,从不马虎敷衍。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收到来自西安的业余作者喻清新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在三个月前寄给《当代》一个短篇小说稿,迄无消息。他讲了这篇作品的创作过程和他对这个题材的认识和思考以及他对创作的态度。这篇作品曾经寄给《十月》被退回,他作了反复修改后投给了《当代》。秦老从来信中看到这位作者“是个埋头苦干的有生活基础的作者,他的小说也许有些可取之处,或值得培养”。他当即责成编辑部抓紧看稿并给作者回信,而他自己当天就给作者回了信。有关编辑看过这篇题为《张驴儿和他的驴》后,确认这是一篇不错的作品。发表后,作者获得了当年《当代》文学奖的“新人新作奖”。
秦兆阳同志扶持新人新作,在文学界有口皆碑,他被称为“文坛伯乐”。
秦兆阳同志总是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态度对待编辑工作,尽管多年的磨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依然以多病之身全力以赴地抓工作。他最关注的是每期刊物的头条稿件,他要求我们,一发现有可做头条的稿子,就马上送给他看,经常是催着我们送稿子去。当他没有看到满意的稿件时,就很着急,要我们赶紧去找。他自己也主动向一些作者约稿。有一次,编辑龙世辉看了一个长篇小说,说他看了感到很震撼,考虑到秦兆阳身体不好,就将稿子送给别的社领导去看,兆阳同志听说有好稿子,马上就要了稿子去,非要自己看不可。还有一次,编辑部选了三个较好的中篇,怕他太累,只送一个给他看,他却都要了去,连夜看。有一天,他到孟伟哉同志办公室来谈稿子的事,正好老孟给了两个中篇要我看,他说秦老太忙就不一定看了,不料秦老听了马上要了一个去。随后说起短篇,我说有个写彭德怀的,两个编辑都认为有基础,老孟叫我先看看。秦老立即又要了去。他这种一心想尽早抓到好稿子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
他多次对我们讲:要明白我们的担子重,认识肩上的分量,工作要紧张、勤奋。他说,搞文学事业要有献身精神,牺牲精神,要有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自己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的。
一九七九年第四季度,我们着手准备明年第一期的稿件。当时,小说南组提供了一个题为《活着的和死去的灵魂》的中篇小说,作者是广东的陈国凯,当时刚刚以一篇《我应该怎么办?》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南组编辑认为这个中篇不错。秦兆阳要抓头条,马上就要去看了,觉得基本可用,但是文字粗糙,结构也有问题,要作较大的修改加工才能用。他把孟伟哉和龙世辉找去谈了意见,考虑这一期先不用。可是第二天,他到社里来说,昨夜他考虑了一夜,决定还是要发这个中篇,用它做头条,将篇名改为《代价》。他自己已经动手改了一半,再过一天就可改好发稿。在发稿的同时,他给作者陈国凯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改了一些什么地方,为什么那样改,特别讲到由于发稿时间急促,来不及事先与作者商量,表示了歉意。同时表示,如果作者对改动有不同意见,可在出书时再改回去。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秦兆阳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
还有一件小事,也很能表现他的责任心。一九八〇年八月的一天,编辑刘茵去秦老家谈一篇报告文学的修改问题,顺便说到第三期将要发表的遇罗锦的报告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她告诉秦老,文中有一小段床上动作,描写很细,社内有些同志看了校样,觉得写得太脏。秦老一听就着了急,马上就要删掉。但此时第三期的校样已经付型,不能再倒版了。怎么办呢?秦老立即叫组版编辑小姚拿了校样去,把床上动作过于露骨的文字删去,然后,按照删去的字数,他字斟句酌,一句句口述,让小姚作记录,补到校样上,直到字数正合适,文气又还连贯。这样既消除了作品的问题,又避免了倒版。这件事,显示出秦老强烈的责任心、严细的工作态度和高超的编辑水平。
秦兆阳同志曾有一首五言诗,可说是他的夫子自道:“磨稿亿万言,多少灼心泪。休云编者痴,自识其中味。”
秦兆阳同志胸襟开阔,志趣高远,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从他为《当代》写的两首诗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崇高的精神状态。
第一首题为《迎春曲》,发表在一九八一年二月出刊的第一期《当代》扉页上,署名“本刊编者”。写这首诗之前,在年前商量新年第一期稿件安排时,他就提出要为明年第一期组织一篇热情洋溢的歌颂春天的散文或诗,可是我们还没有动作,他自己就写了一首,一大早就送到编辑部来。诗中写道:“要学习春之神的深情厚谊,她为了人世间布满生机,吻遍了每一寸亲爱的土地。要学习春之神的火热心肠,她为了让大地飘满花香,用胸膛融化那残剩的冰霜。也应该用我们微小的呼吸,使大地多一点温暖的气息。也应该用我们全身的血浆,凝聚成一小滴甘美的琼液。……耕耘吧,大地的儿子,要报偿母亲的乳汁。千万不要误了春时!”还有一首《晨曲》,发表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扉页,也是用“本刊编者”名义。诗中写道:“好马决不卧槽,夜里吃饱了粮草,对昨天和明天的行程,都作了思考。天一亮,就昂首顿蹄,对着晨光长啸。振奋啊,力量,在全身发酵。万里行程,走向新的意境,又要开始了。”这首诗的结尾,有这样两句:“地因心热而常新,人因多情而不老。”两首诗,充溢着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蓬勃朝气,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展现了秦兆阳同志的奋发昂扬的精神风貌,哪里看得出他是一个衰弱多病的老人?
从这两首诗,我们知道了秦兆阳不但是杰出的编辑家,思想深邃的文学评论家,优秀的小说家,还是一个充满激情的诗人。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笔下流情——秦兆阳诗剧画印选》中,可以读到他许多精彩的诗篇。
秦兆阳同志为人谦和平易,行事低调,淡泊名利。他在文学界有很高的声望,却从不张扬,不争名利地位,不争享受,不赶热闹。他从不掺和文艺界那些扯不清的纠葛。像他这样的名家,文学圈子里外邀请开会是常有的事,他却常是谢绝出席。即使是作协开会有时不得不参加,他也不愿上主席台。有一次作协代表大会选举理事,他高票当选,票数在前六名之列,而他却没有出席这个会。不少人都是争着出国,他却主动放弃出国的机会。《当代》受到了表扬,记者采访他,他却说,成绩是大家做出来的,采访的却是我,我于心不安。他写的稿子拿到编辑部来,总是说,你们看看,改改,如果觉得能够充实刊物的内容,就发,要是觉得不行,我再给别的刊物,从来不以主编身份指定我们发他的作品。前面提到的那首《晨曲》,他在给我们的短信中说:“我胡诌了这首所谓的‘小诗’,请大家修改、补充或重写,以作下期的卷头之语。如果觉得为难,就算了。”他的长篇小说《大地》出版之前,我们希望在《当代》上选发一部分,他就是不肯,说,那么多作者希望发长篇,我们都发不过来,怎么可以发我的呢?我们反复跟他做工作,最后他只同意选发两章。
他给作者提意见,也总是谦逊的态度,商量的口气。一九八一年五月,他给蒋子龙写了一封七千多字的长信,回答蒋子龙提出的创作问题。开头讲他为什么复信拖晚了,原因之一是“肚里无货,说不出个道道来”,还因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句古话时常提醒我别乱发议论,要多向比我年轻的同志们学习,有时应该自认为落后于人。所以,我的这封复信只是把受你启发后的一些凌乱想法写出来跟你商讨,并向你请教”。他多次跟一些向他请教的年轻作者表示,愿与他们作为忘年交的普通朋友。这种谦逊,出自内心,不是矫情。他对于人们把他称作文学理论家不以为然,总是说,我不是理论家,人们说我是理论家,我觉得好笑。我的理论是从看稿的实际中来的,只有在需要时才去找马恩列。来稿比任何书本更复杂、广泛。通过看稿,可以学习理论,学习艺术。我是从看稿中得到好处的。
责任编辑 洪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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