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剑鸣

　　家国情怀是中国诗歌古老的传统。在个人与时代结合中寻找诗歌的现代化之路，新诗伊始就已充分萌孽和壮大，郭沫若的《女神》就是蔚为壮观的实践。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抗战时期，这种结合更是有了深厚土壤。早在20世纪40年代，朱自清在《新诗杂论》一书中，结合时代发展和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流变作出了不同层面的阐述，包括对“现代史诗”的猜想。

　　朱自清在《诗与建国》中指出，“我们现在在抗战，同时也在建国；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目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制度，许多群体日在成长中……建国的成绩似乎还没有能够吸引诗人的注意，虽然他们也会相信‘建国必成’。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朱自清在文中高兴地例举了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认同诗人写到“这条路的工程和贡献的伟大”，因而是值得一提的“现代史诗”。朱自清关于“建国的诗”之倡导，不但指国家创建，更是指国家建设。这种倡导其始也简，但影响却是深远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建国的诗”成为了真正的实践，从纪元开新到国家建设，都是新诗发展最重要版图之一，而且渐渐被“主旋律诗歌 ”或“主流诗歌”两个概念所替换、所引领。在《诗与建国》中，朱自清几乎以一种预言的方式，提出了此类诗歌的发展方向——“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随着我国工业强国战略的推进，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当下“建国”的主要内容。不难发现，时下对新工业诗歌的倡导，正好吻合了朱自清的预期。

　　铁是工业的最重要意象之一。反观中国当代诗歌，对铁的凝视大抵存在三种观感迥异的视角——或者说，是对社会发展进行文学观照的三个维度。如果以代表性诗人来阐述，分别是郑小琼视角、昌耀视角和欧阳江河视角。郑小琼视角，是诗经中“风”的视角，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中的“伤痕文学”。诗歌对钢铁的凝视，其实还有另一种更加明亮的调子，就是大诗人昌耀的视角。这既是一个在场的参与者，又是外在的观察者和见证者，它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亲历与喜悦，这种喜悦既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主体意识，又连同民族奋进的情感和人类奋发的意志。这类似于诗经中“颂”的视角，也正是朱自清《诗与建国》的题旨所在。

　　相比于郑小琼的冷色调，早期的昌耀尽力铺展一种暖色调。“在他的眉梢，在他的肩项和肌块突起的/胸，铁的火屑如花怒放，/而他自锻砧更凌厉地抡响了铁锤。/铁一般铮铮的灵肉与火魂共舞”（《寄语三章》）。这是诗人1957年11月25日对铁的凝视。还有一次，是在青海八宝农场那个神秘的“哈拉库图”，这次是小长诗 《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也是一种明亮通达的胸襟。昌耀在边关流寓之中能够保留汉语诗歌纯正的大地品质，而没有陷入不公正命运的抗辩和离骚中，是西部诗歌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富有意味的是它的副题：“一个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笔记”。换句话说，对哈拉库图炼钢题材的描写曾经寄寓着诗人对新生活的向往。昌耀在置身人生的绝境之时，仍然葆有一种昂扬的情绪，而后期延伸出来的社会反思，更是成为严肃诗人的纯粹品格。

　　昌耀的“主流意识”，显然容易让人想到朱自清《诗与建国》一文的论述。但朱自清这种“诗与建国”的思考，却遇到后人的批判。易彬在《杜运燮：“滇缅公路”及其文学想象》一文中，指责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过于宏大叙事从而忽略苦难书写。这关涉到诗人如何处理建国的业绩和苦难。易彬进一步把靶子指向了朱自清的理论倡导，批评他把“歌颂业绩”的杜运燮当作“建国的歌手”。这种批评不断推导和延伸，终于指定为“罪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一文学形态反倒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恶性发展的道路，最终则引致了一场几乎耗尽了整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的文学灾难。”我认为这种推导很难说合乎逻辑。

　　通读《滇缅公路》，我认为这是一种完成度非常高的、具有非常高的文本价值的汉语新诗经典，至少在文本上是自足的、闪亮的，不会低于易彬指认的穆旦《森林之魅》一诗。当然，滇缅公路本来是重大历史，从抗战价值和修路之难都可成为民族求生的象征。或许可以按照易彬的想法再写一篇充满苦难意识的“现代史诗”，像杜甫记录北征的笔法。但那不是指责的理由。作为优秀的现代诗人，杜运燮在《滇缅公路》中的写作路径有自身的历史逻辑。就像昌耀必然要写下《边关：二十四部灯》，写下《一百头公牛》。

　　昌耀有时被指认为“能超越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有时又被指认为过于“主流意识”，后人试图从不同角度在解读着甚至规劝着故去的诗人。但昌耀是完成的，不像穆旦被西川认为是“未完成的诗人”。陈超指出，“他追求的‘现代感’，是精神型构和话语方式的现代感，而不是物欲主义和时间神话制导下的表面的现代感。他的诗是美文想象力和历史想象力的平衡，实现了对生存和语言的同步介入与承担。”无论如何，对于“建国的诗”，昌耀完成了自己的探索。

　　当然，脱开政治经济的书写，诗歌还有另一种文化视角，那就是欧阳江河视角。对于长久的工业文明，它带着“寻根文学”的姿态进入诗坛，接近于诗经中“雅”的视角。欧阳江河是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早期诗歌《玻璃工厂》开辟了处理当代题材、处理现实世界的另一条路径。诗歌里的玻璃和工厂，完全没有了政治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属性，而成为知识分子阐述某种文化观念的实体之物：“玻璃已经不是它自己，而是/一种精神。/就像到处都是空气，空气近于不存在。”作为非自然的人工之物，作为工业文明的另一个意象，作为钢铁的对立面，玻璃借助于钢铁而诞生，诗人层层剥开了其中的精神隐喻。这是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走向之一，是当代诗歌的特定风貌，这种智性写作“看山不是山”：“在同一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在那种真实里玻璃仅仅是水，是已经/或正在变硬的、有骨头的、泼不掉的水，/而火焰是彻骨的寒冷，/并且最美丽的也最容易破碎。/世间一切崇高的事物，以及/事物的眼泪。”

　　这里并不存在思想境界上的高低之分。工人诗歌反映人的命运，这是工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解放生产力来解放人类，让人类拥有更加幸福自由的生存空间。而昌耀视角的诗歌，揭示着人类意志、发展信心和文明曙光，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必要途径，也紧密地关联着人的命运，无论是个体还是族群。文化原型的诗歌，则发现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的通融之处，带来了人类命运的思考。它不仅揭示人类生存背景，甚至还指认了工业文明最后的天堂。新时代“建国的诗”，应该建立在这三种视角的交融或吸纳之上。

　　表面上，朱自清在《诗与建国》倡导第二视角，认为“建国的成绩似乎还没有能够吸引诗人的注意”，就是说诗歌落后于“建国”。但由例举的长诗《滇缅公路》可见，也是一种综合的视角，即要求诗歌回到诗歌，在见证时代的同时要注意形象提炼和文化沉思。这样，朱自清的“诗与建国”之论，还包含诗歌要与现实发展相匹配、相适应的文学观念，这也是当下的政治语境。新时代科技日新月益，信息化为主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人间，不断刷新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感知。杂树生花照眼明，丰富的工业成果正在走向寻常生活，触发人们新的思考。同时，年轻一代也在经历跟郑小琼们不同的体验。处身现场的劳动者，深受便利的受益者，必然要求有新质的文学艺术来给予解读。

　　处理好“诗与建国”的关系，是当下社会迫切的问题。正如玉兔车和嫦娥五号。当这些钢铁带着人类的意志抵达陌生而熟悉的领域，所激起的旋风是自然而然的。玉兔车如何把一束人文之光照进诗歌？或者说，诗歌如何为玉兔车再加上一层艺术包装，使其更具有别样的影响力？“寂寞嫦娥守广寒，忽报家乡来使团。灵巧玉兔传口信，牛郎探亲乘飞船。”这样的浅表之作显然并不匹配。“中国的大地，你是富足的蜂房！/在这里，人们把种子撒播在/断崖边，沙漠中，江河里和云彩上”。就算把聂鲁达的诗句贴在玉兔车上，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胃口。玉兔车，要交给诗神一个什么任务？它的科技含量？它的制造车间？它的腾飞形象？它的人文渊源？但诗歌不是新闻，不是报告文学，不是颁奖词，玉兔车如何开进当代诗歌，一个科技名词在诗行里是否可降解、可兼容？这些问题与新工业诗歌的命名一样，带着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无可排解的焦虑。

　　恩格斯早在1859年就已为未来的艺术勾勒过一幅蓝图：“较大的思想深度”“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等人的文艺书信》中，认为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显然，“建国的诗”理应指向这样一种既有当下文明细节又有思想深度的书写。当然，需要警惕的是，不能把诗歌当作政治经济的图解，同时要警惕以去政治化的名义漠视诗歌的趋光性。聂鲁达指出，“一场革命，如果需要从零开始建造一个社会，必须合理调动知识分子的帮助。这个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冲突，发生这样的冲突无论从人性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正常的。但我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少需要作家思考社会问题一点，这样他们可以创作自己内心想创作的东西。”当下对“建国的诗”的倡导，应该基于这样一种世界文明的大背景之中。

　　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农耕文明过于漫长，诗歌对乡土、自然的适应性明显强于工业、城镇，导致当下“建国的诗”比例失调。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题材诗歌发展已久，但作为诗歌领域的“工业诗歌”还是个模糊概念。这也与工业文明的发达程度有关系。许多电子信息产业，生产车间不一定以工厂形式出现，而工业成果也不限于重工业，还有所有制形式多样的轻工业。由于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工业在社会分工中更具有一种代表性意义。新工业诗歌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会动态之中呼告的文化产品。为此，工业诗歌带来泛化的工业文明，不仅指生产车间、机械设备，还指向港口楼厦。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工厂、工人、工业，这是一组紧密相联的社会概念，就像“三农”（农村、农民、农业）那样。在诗歌中，有乡村诗、乡土诗、田园诗、山水诗这样的诗学概念，但没有农民诗、农村诗、农业诗这样的划分之法。而工人诗歌、工业诗歌，却屡屡从社会学直接跳到了文学领域。

　　“建国的诗”在当下如何进行更好的实践？如何让诗歌匹配当下“建国的成绩”？这些诗学问题已经引发不少诗人和评论家的思考。“而诗人的使命只能‘扛起重型装备、电梯、机床、核电反应堆堆芯，扛起燃气轮、水轮机、联合循环机组，扛起风电旋转叶片、电站环保设施，来组装一颗超级大城市的心’，以此换取一颗面对工业机械性的有温度、有态度的诗心。”（杨克《新工业时代的诗歌维度就是未来已来》）。杨克所说的“组装”，隐隐呼应了欧阳江河对“凤凰”的组装，这不仅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倡导，而且还带来了他的创作实绩。他置身于广东深圳这座科技之城，试图发现新时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生存感受：“此刻你我经过这里，/像粒子穿越中国这台巨大的加速器//华强北是它小小芯片”。当然这是昌耀视角的凝视，“小小芯片”是信息时代个体生存的隐喻。在《以模具制造簇新的世界》一诗中，杨克试图找到另一个工业意象——模具，并且对应创世纪的神话：“从虚到实，从图纸上的点线到加工成型/模具，产品的子宫，制造的胚床/一切从想像开始，一切又吻合于现实”。但与欧阳江河诗中的凤凰神话不同，这里还有了具体指向，是对具体来说生存现场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东莞横沥，五百年牛墟牛人汇聚/大脑随计算机飞速运转，推敲/尺度、比例、异型、结构、精度/簇新的模具是神灵造化新事物的参照/切割、冲压、规模与集成/模具，让新新人类跳动盘古与女娲的初心。”

　　“建国的诗”面对新工业、新农村诸如此类“建国”的成绩，固然会表现为一种面对新鲜事物的兴奋，但更需要成为一种面对文明成果的沉思，就像李白游东都而作《明堂赋》，词格之外不仅呈现开元气象，更能延伸出个性化的文化理想。新时代文明成果纷然，“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文心雕龙·物象》），但诗歌不能只是物象的堆积。那种一时指认的“时代图腾”，容易随社会发展而变易，正如郭沫若将轮船烟筒排放出的燃煤废气形容为“黑色的牡丹”“二十世纪的名花”。对现代科技词汇的适当约取，必须与生命意趣融通，诗篇才不会时过境迁或时过情违。一切艺术品都要指向人类精神，当下“建国的诗”同样不能只为记录新工业、新农村而写，而应该为人类的心灵而作。把文明的成果自然地融入到人类生存的场景中，如此反而更能够成就艺术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