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真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我们愿意去感受到那美好的一面，我们就可以去感受它。对我而言读书无疑是美好的事情。在我无论遇到怎样的痛苦经历的时刻，只要我还有书可读，我便可以感觉到人生的有趣，并坚信着最终的幸福。
时间过得真快，快的是几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真慢，慢的是我怎么还无法投入到我喜欢的工作中。而人生的祸福是会相互转换的。当你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说明了你将获得了些东西。这就好像一个玻璃杯，当它将杯中的旧水倒出去的时候，也就有了新水倒进来的空间。当然前提有两个，一个是这个玻璃杯不能碎，二个是要有新的水倒进来。庆幸的是我的玻璃杯还没有碎，而我也很高兴地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通过读书往我的玻璃杯中倒入些新的水。
上面的话，与标题是不相符的，可我为什么还要写呢？很简单，就是提笔写来想到了，便写出来。“我思故我在”。我每天每时，除了睡熟了的时候，我的头脑中总是浮现着对各种问题的想法。规模恢弘，错综复杂。我总是感叹到自我能力的不足，无法将有些想法很好的去表达。一来我的生活阅历还是远远不够，有些东西只有自己经历了，才是真实的。二来我的技术水平也实在是差的很多，所以我还要不断的去学习。我时常觉得没有20几年的时间，我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去做的。可闲来无事，手便痒痒。就写点以上和以下这点只是为了自己好玩的东西了。
言归正题。历史无疑是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而历史的有趣在于，那过去的人的事，却总是重复的在上演，只是演员换掉了。我对于历史的兴趣是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就像我无法感知我的血液是怎么样的在流动一样。我下面只想就两个千古一帝的某些方面谈一些我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千古一帝的次数最多的，也是相比较最激烈的莫过于秦始皇和唐太宗了。如果要排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十位好皇帝还是比较容易的。可就是这帝中之最却是有些困难。虽然通常秦始皇是历史上的反面教材，但他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是具有开创性的。他的功劳奠定了两千年的封建的帝王制的基础。而唐太宗创建的功劳显然要比秦始皇的大，但其开创性是不及秦始皇的。可他的治术和人格确是他以后的帝王甚至是有识之士的楷模。溢美之词不绝于书。我呢？凡夫庶人一个，只是因为好玩也跟着大溜品评一番。而人是复杂的，像秦始皇和唐太宗这样的人就更复杂了。再加之我学识有限，也就只能胡乱的来谈了。
谈些什么呢？两位无疑都是杰出的领导，但我觉得确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领导。秦始皇属于狂妄自大型的浪漫主义，唐太宗属于老奸巨猾型的现实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然是要说明一番了。
始皇得天下自然是靠的一帮文臣武将，而他自己大概是觉得这是天赋予的，当别人将他尊若神灵的时候，他便也将自己当做了神灵。大多数人们都说始皇独裁暴虐，而实际上这个特点是英明帝王的共性。只是始皇的独裁过于自负，暴虐过于情绪。如果我们不是只听一干人等的评论，而是客观的去查寻具有一点可信度的史实，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在国家大计方面始皇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后人之所以批评其拑天下人之口，不过是指的始皇恶言死这个事和杀了几个儒生烧了几本书（想一想欧洲中世纪的教皇们残害了多少有识之士。明清的文字狱杀掉了多少饱学之士。我怀着不怕掉脑袋的勇气再说一个例子，建国初期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多少正人君子含冤而死呢。）。如果我们可以客观的来看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始皇不但没有抑制文化的发展，反而是做了一些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的事情。我只想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始皇的统一文字，这固然有其政治意义，但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的。虽然始皇将自己比于神灵有些迷信，但惧怕死亡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像他那样创造无数奇迹的帝王。至于始皇的独裁暴虐也是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秦是以法制国的，这是国策，是秦几代英主经过实践确定的，也正是依据它致使秦变得富强并统一了天下。他和他的臣子们自然是不允许有异议的思想来破坏他们的统一。而且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六国的灭亡也与其有儒家的思想的演化有关。难怪汉宣帝言于孝元帝曰“乱我家着，太子也。”当然始皇的集思广益是有局限的。我觉得这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秦统一六国靠的是武力，治六国也是要靠的武力。也就是说秦得了天下的地，但没有得到六国人的心。这一点从张良竟敢暗杀始皇就可见一般。所以他不敢让六国的有识之士参与他的朝政。所以他就只能倚仗他自己和其原有的智谋团队。这一点也不难看出始皇的胆怯及狭隘。其二是他与他的团队的自负。他们不肖与其手下败将们学习，他们是一群激进的改革家。他们认可的是已经帮助他们取得胜利的法则。在那个时代的那个环境，始皇也是有理由那样做的。中国的史学，尤其是所谓的正史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他们对于始皇的评断是不诚恳的。我觉得始皇的决策是秦帝国的决策而不是他个人的决策，这是他有别于真正昏君的地方。（除了让后人赞叹不已的陵墓和寻仙访药。）而始皇的狂妄自大也是自不量力的。他的自不量力并不是他个人的自不量力，而是整个秦帝国的自不量力。因为他已经与帝国融合了。始皇的自不量力使他与他的帝国创造了辉煌，同时也将帝国的体气消耗殆尽。加之其二世依旧不惜体力，秦帝国便被累死了。但他所创造的辉煌却也证明了英国著名作家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的名著《君主制的历史》中所描述的“君主制的崛起似乎是人类脱离蒙昧状态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得到至高权力，便得以在短短一生中成就以往许多代人都不能实现的变革。而如果正如通常的情况，一个拥有超常智商和能量的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机会。”
但始皇在识人与用人方面仍然有重大的疏失。这与他的自大也不无关系。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在攻打楚国的战争中始皇看中了一个叫李信的将军（这也是个很优秀的将军）。他便问李信说：“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其结果呢，自然是李信大败而归，始皇不得已又起用了王翦并交给了他六十万的军队。王翦便灭了楚。我觉得李信固然是大言不惭，而正是他的回答满足了始皇的自大，这才招致秦军败绩。而那时的始皇的自大还没有发展到顶峰。
第二个例子是始皇对于赵高的信任。俗语曰“战时用能不用德，守时用德不用能。”当然这句话是指的是偏重哪一方。赵高初以强力及狱法而得幸。后犯大罪当斩，始皇惜其才而赦免了他。观赵高匿诏书，说服二世与李斯，其胆略与智慧却不可不为始皇为不知人。而这样的人始皇以为忠并以后事付之，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始皇真的被赵高的巧言令辩所迷惑，二个就是因为他的自大以为自己足以控制住他，但他没想到自己死的太急了。我自己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始皇在世时赵高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始皇也许真的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死的太急。甚至是来不及与大臣托孤。我想以始皇之聪慧，他不可能不为后事打算周全。但历史的有趣就在于它的偶然。但是如果始皇识得赵高的为人，那么他的遗诏为什么只有赵高接到？这也许跟他的中书府令的职业有关。但我觉得赵高有谋逆之心，是这始皇在世时就有的，甚至我推断始皇病危之前就受到了二世与赵高的软禁。所以才会如此。而且我也不相信二世会因为赵高的几句言语就做出了这麽大的决定，一定是二人早有此想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许当始皇发现他们的阴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改变了，要么就是他真的被迷惑了。至于老丞相李斯呢，我觉得他是因为二世比较柔弱，更便于他的继续掌权。并不是因为赵高的迷惑，而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也是一个老辣的政客很正常的选择。
第三个例子是始皇对于自己儿子的认识。熟语曰“虎父无犬子”。而始皇这个虎父，却有了一个羊子和一个狼子。羊子是大儿子扶苏。有些时候我们去读历史是不能沉淀于那字面上的描述，而是要与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去理解的。我有时觉得一个孩子的幼年和童年的生活是对人的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往往在这个时期受到很大压制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比较胆小拘谨。而在这个时期受到溺爱的孩子大多比较胆大放纵。显然从年龄上讲扶苏的早年正是始皇一统天下的战争时期，始皇一定是经常大怒的，这也许就会使扶苏的情志受到很大的压制，以至于长大后的性格变得柔弱。历史上对扶苏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却明确，他接到假诏书后的表现为“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他的手下蒙恬劝他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倘使扶苏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国的历史恐怕就有改变了，至少那个市井无赖刘邦是无法称帝的。接下来史书记载“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一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要我说不是“扶苏为人仁”，而是扶苏为人傻。“仁者爱人”，爱人者智足以爱人。这点我始终不是太明白的，扶苏当时是什么心理状态而做出的这样的决定。一来他手握重兵，足以横行天下。二来他也没犯什么错误，始皇还不至于昏聩到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自己的儿子，何况这个儿子很忠厚。就算他孝顺也应该听蒙恬的建议，先把问题搞清楚在定夺，不晚。而他自杀的急性子倒是有几分像始皇。（始皇就是性子太急，总想把什么事都做好，结果使得秦帝国力不可支。这点他就不如汉武帝。也许这还是因为他的自大，使他没有来得急处理好后事的缘故吧。）历史上像他这样听话的皇子还真不多。大多都是我手里有兵权我就有天下。比如唐太宗和明成祖那样的。而且我们要是对历史的记载加以分析，我觉得始皇也是希望是由扶苏来继承皇位的，只是知子莫若父，始皇不会不知道他儿子的缺点，所以他才让扶苏去带兵，只是他没想到这个儿子傻到了这个地步。这是谁造成的呢？我觉得一半是因为始皇自己，一半是扶苏自己。我想始皇在扶苏小的时候一定是给了他很大的惊吓，这种恐惧的心理一直是他心里的痛。二来历史上又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始皇杀了四百六十余个儒生。“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我认为这段话很重要，包含了几个意思。其一可以看出扶苏的政治倾向及个性所受到的儒家思想。这也许便使他产生了一种愚忠的意念。而他的“恐天下不安”也说明了他的胆怯和政治见解上的不成熟。其二我觉得始皇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的举动是有深意的。一来是要检验扶苏是否可以继承大任。二来是要锻炼扶苏去继承大任。以始皇的睿智他要用人的时候，一定会是以事先验，这也是领导用人知人的惯用伎俩。而秦是以武定天下的，所以始皇知道军队的重要，一个储君一定要先掌握军队。我想始皇也是了解扶苏的（除了没想到他会傻到凭使者一言而自杀。），他知道儿子过于柔弱，让他去军队锻炼，也许会使他强悍一些。我还有趣的觉得始皇还有这样的对扶苏的心理话：“傻孩子，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把皇位传给你，我还会传给谁呢？但你太柔弱。你要知道我们秦国靠的是武力打下了天下，六国的人并不是心服口服。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死灰复燃。我们只有役使他们以摧毁他们的意志。用我们的法家去管制他们的儒家。六国的败亡不也是因为其腐朽吗？这是国家的大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所以我要你去蒙恬的军队里去锻炼学习。”我想蒙恬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会看不出始皇的意思，所以他才敢那样的去劝谏扶苏。而且我以为始皇之所以让扶苏到蒙恬那里，也是希望自己万一有所不测时，那支军队也足以安定危势，而朝内还有蒙毅为内援。可笑的是始皇自以为传万世的算计没有实现。更可悲的是扶苏因为怕与愚使他没有领会到父亲的意思，没有经受住考验，而始皇也没来得急明说。历史的轨道改向了。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始皇的那个狼儿子秦二世。我首先想要说明一下，实际上我是很喜欢狼这种动物的。它具备很多我们人类都应该去效仿的特质。所以我所说的秦二世的狼性，只是指他的狼子野心。既然我们现代人都可以通过史书的记载来看透这一点，那么“知子莫若父”，难道以始皇之明智还看不出来吗？我就这个问题便有趣的做了些分析。首先始皇去世那一年二世已经二十一岁了。以常识推断他的心性及习惯已基本定型（我不认为二世的伪装术有隋炀帝那么高明。虽亡国相似，而较其能不可同日而语。）以始皇之明应该是足以认知自己这个小儿子的品性的。那为什么还要在自己弥留之际将其带在自己身边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始皇的狂妄自大。其一，按人之常情来说二世是始皇的小儿子，从小自然是娇生惯养，又加之正是二世小的时候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是说按年龄来看扶苏基本上是跟着始皇渡过了创业期。而二世却是生活在了守业期，并且从小便将他定性为一个弄儿，而非是帝国的继承者。这就如我上面所说的一个人自幼如果受到了溺爱，他长大后通常会变得胆大放纵。我很喜欢用现代人的想法来看古人，因为我不认为在人性方面古人与今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虽然二世的狼性始皇是认知的，但始皇是只虎，这个小儿子的狼性在他眼里也许反而是觉得可爱。他毫无顾忌的认为这只小狼对于他的帝国不会产生什么危害。其二，始皇的自大使他决不会以为自己会这么快的死去，这一点从他病危时，还派遣蒙毅去祷山川就可以看得出了。（这一点上面也说过了。）要知道始皇去世时不过五十多岁，要按现在的看法来说这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当然他也可能以为自己已经将扶苏派到蒙恬那里掌握了兵权。纵使万一有不测，则外有蒙恬，内业有蒙毅，那支帝国最强悍的军队也可以平定祸乱。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始皇不会想到他的大儿子会愚到听凭使者一言便自杀了。而他急促的死去，便激发了二世的狼性，秦帝国灭亡了。
谈到这里对于始皇的一些想法就结束了。而对于一个经历了人类由孕育期到婴幼期在到少年期度过青春期而发展到了青年期的现代的凡庶的我是根本没有丝毫的资格来对始皇说三道四的。我只能感恩于始皇的狂妄自大，因为正是始皇的这种个性，使得我们生活在这片中华大地的人类大踏步的发展了。从此告别了美好的少年期，而进入了热烈的青春期了。（笔者外加一语。辛亥革命使我们进入了青年期，真不知道还要过去几百年或是几千年我们才能进入成年期啊！）
接下来我就可以来谈谈我个人十分敬仰的老奸巨猾型的唐太宗了。也许说秦始皇是狂妄自大型，还不会有太多人责骂我。可竖子不肖竟敢说中国封建帝王的典范，仁圣贤明的唐太宗是老奸巨猾型，恐怕就要受到口诛笔伐了。竖子不肖敢言本人对于太宗的敬仰决不比他人差。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太宗的功业和人格，确是值得后人敬仰。其二本人也竟与太宗同姓。不知一千四百年之前，可否是同宗呢。
好了，玩笑少说。我的想法又漫谈了起来。既然说太宗是老奸巨猾型，那就要有证据。从哪谈起呢？太宗的老奸巨猾是全面的，甚至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他的这个特性是终其一生的。他堪称一位杰出的权谋大师。
那就从他的出生开始吧。太宗幼时就有一个老道见其貌而言其为贵人，当然这个事情是真是假我不得而知。而正史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我觉得这样的评价还是可信的，尤其是“时人莫能测也”可见太宗不但是老奸巨猾也是小奸巨滑了。
如果我们不细看历史的话，我们甚至不敢相信太宗的一生是否如有我们普通人一样的随着年龄而发展的一个过程，他好像是一出场便是老奸巨猾的了。当太宗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也就是现代普通人还在大学里无所事事的年龄（当然太宗绝不是普通人，只是做以比较）。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正值天下大乱，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他当时年龄毕竟还小，资历和实力还不够，还要靠他老爸的势力。），见他父亲很亲近一个叫裴寂的人，就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宫人即是当时隋炀帝行营的侍女，太宗的父亲与宫人私通这是杀头的大罪。），高祖从寂饮，酒酣，裴寂就把太宗要造反的事说了。这就逼得高祖不得不反了。”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倒是有一点保留意见（高祖也不是一般人，竟会被自己的小儿子和好朋友耍得这么狠。就算是真的，要是高祖事先真的一点想法没有，以封建社会的礼法，高祖可能就把这俩个人杀掉了。所以我是认为高祖本人就是有反心的，并且也是有作为的。）但从这段记载来说，我们来看看太宗的老奸巨猾。首先太宗以弱冠之年就敢想到造反，并予以行动，可见其胆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段，这是现代典型的一起连环贿赂案。而且其高明恐聪明的现代人都有所不及。这个案件的直接关系人是太宗对高祖。太宗想干一件很谋利的大事，可当时还不知道父亲（也可以说是直系领导）的意思如何，不敢明说。他呢就通过观察，发现父亲身边的红人裴寂可以利用。可如何能接近他呢，他又发现一个小官叫高斌廉的与裴寂不错，而且这个人贪财好对付。做为一个官宦子弟手里有很多钱是自然，而且看来太宗也很会玩。他便给那个贪财的小官些钱，让他约裴寂出来一起玩。借故将钱输给裴寂。这下裴寂高兴了，就总找太宗玩。太宗一看这裴寂已经下水了，好了，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既然是领导的红人想来裴寂也不是个傻瓜，不过官场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规距他还是懂的。何况太宗还是领导的儿子。可是这个项目确实关系重大，他也怕领导发火。太宗自然也了解自己的父亲就让裴寂用美人计（我是这样认为的。裴寂再大的胆子他也知道用皇帝的侍从行使美人计是要掉脑袋的。一定是太宗给了裴寂一定的压力了。）裴寂被拉下了水也就只好上了太宗的贼船。便如此也将高祖拉下了水。使领导批准了太宗的这个项目了。我觉得看历史一定要与现实的生活结合起来看才有意思，这是我总有的一个想法。如果太宗活到今日恐赖昌星都要拜太宗为师了。历史的记载总是很简略，如果我们自己想想当时的太宗是用了多少时间，多少钱财，多少人力，多少精力来做这件事的，一定是很复杂的，这显然可以看出太宗的这个行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决不是一时犯的错。这也可以看出太宗对人性的了解有多深啊。这也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是的每一个杰出的帝王都是了解人性的，但我以为太宗是最懂得如何驾驭人性的。这也正是他的老奸巨猾。
起兵以后，太宗带兵南征北战，帮助父亲打下了天下。太宗在战争中的老奸巨猾的表现更是不胜枚举。兵法云“兵者，诡道也。”。带兵打仗的将军没有不老奸巨猾的。偶尔历史书上写的几个憨厚的将军，也是史家笔下戏剧化的人物，也不是现实中的样子。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今日的一个很普通的领导都是猴精猴精的，而那些能在历史上可占据一笔的国家要员，都是人精，没什么是值得好笑的（只有晋惠帝是真的傻。他九岁即帝位，还不懂事，他也不想在一群人精当中生活，都是封建帝制的世袭制的错。）。竖子不肖常窃观太宗用兵，其术多为能而示之不能的防守反击。还有就是在解放东都洛阳的战役中，太宗打了一场经典的围城打援的战斗。再者就是避实就虚之计。太宗一生中恐怕只有打高丽的一仗打的不好，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用他最擅长的战法。等到太宗回京师时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李靖说：“这个问题李道宗可以解释。”太宗就去问李道宗。道宗就说了在驻骅时乘虚绕道取平壤之言。太宗便假装的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以太宗的明敏怎么会对这麽大的事忘记呢。这只是与太宗在政治上的想法有关。太宗攻打高丽时已为天下的天可汗了。《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能说明这一点。“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陈，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绐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这段话有三个说话人。第一个是长孙无忌，他的话没什么意义，他本身也不怎么会打仗（这是太宗评价的），就是给太宗拍马屁，他这个人总是喜欢给太宗拍马屁，历史记载的很多，不足为怪。倒是说得太宗高兴，便说了一句客套话，也没什么意义。接下来第二个说话的是真正的将领李道宗，他给太宗出了好计策。而太宗“不应”，我的学识有限不知道“不应”与“不从”是否完全相同，但我觉得司马光这里的用意是太宗对此计策是不以为然，而不是拒不接受。所以我认为太宗并不是不知道这是好计策，甚至我想这一招可是太宗自己年轻时也常用的。难道是他老了，忘了？或是功成名就骄傲自大了？我觉得骄傲自大的因素是有一些，但不是主要因素。太宗接下来就大义凌然的对敌方的将领说明了为何要来打高丽。我认为这才是太宗不想用诡计的原因。从政治上来看，太宗出兵是为了兴师问罪。他也不在是当年只是为了纯军事胜利的将领，而是代表大唐国威的天可汗，所以军事上必然要采取以正面的压倒式的军事实力去使高丽投降的战略。如果采取偷袭的战术，太宗怕被外族取笑和非难。这一点从太宗伐高丽的每一战中，甚至是因为寒冬的到来太宗不得不撤退过程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我真的不是有意为太宗的失利辩护，而只是自己的一点想法。历史上因为政治利益考量而打败仗的例子有很多。）当然太宗怎么会轻易认输呢。后来他还想再征高丽，太宗就是太宗，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可不会像隋炀帝那么笨），经过朝议他采取了不断骚扰高丽，待其疲惫，然后一举歼灭之的战略来达到他的目的（反正大唐的国力雄厚，派点偏师出去也不会对大唐有什么大的害处，可高丽这小国可就受不了总折腾了。）。终于在唐高宗的时候就比较轻松的攻下了高丽。由此我便觉得太宗用兵真的是无论胜败都是老奸巨猾的。
再来谈一下太宗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件事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只要提起“玄武门之变”这几个字，大家就都知道这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阴谋。我这里只想就司马光的评论来谈点我的想法。《资治通鉴》记“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这段话说白一点就是说太宗开始的时候是想等待他哥和他弟先发动对他不利的武力斗争，然后他在以自卫的姿态来进行反击，从而夺取帝位。如此，则事情就不怪他了，而且这也是他自己的决策。如果是这样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宗最后却是为自己的手下所逼迫，以致发动阴谋的政变，还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受到了后人的讥讽，真是可惜啊。我是不这麽觉得的。也许太宗开始时是想后发制人的，这一来是他军事上惯用的伎俩，二来这麽做在政治上也是对太宗有利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太宗不会不意识到形势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他的哥哥和弟弟也很聪明，他们沉得住气，并没有对太宗采取很明显的残害手段，而是一点点的分解和消耗太宗的势力。太宗的腹心最后只有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我们想一想那几个人精哪个不是绝顶聪明，在封建体制下伴君如伴虎，让太宗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这样的事，要不是太宗自己有意，我不信他那几个手下敢说（就像宋太祖的黄袍加身一样，别看他假惺惺的悲伤谦让，好像不得已的很委屈，实际上就是他的授意。）。而太宗之所以犹豫未决是为什么呢？太宗毕竟还是个政治家。就好像我们现在一个部门领导给总经理提了很好的建议，总经理实际上也有此意，但毕竟部门领导的考虑只是片面的。而总经理呢，就要考虑全面，需要打通很多关节才可以去开始做事情。太宗就“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太宗问的这两个人可不一般，可以说这两人掌握了大部分大唐的军事实力。太宗十分明白发动政变是一定要有军队的支持才可以，再者万一当时没杀掉他哥哥，如果这两个人有一个是支持他哥哥的他都不好办。所以我想太宗问此两人一来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二来看看这俩个人对于他哥哥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这两个人保持中立。这对于太宗也是好的。因为他哥哥没有军队支持，就算他跑出去也没什么大事了。太宗便可以认真的谋划宫内政变的事了。历史上记载的这样一段话也很有趣“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大家看看，这哪里是“为群下所迫”，分明是他逼迫群下嘛。后来太宗与他的团队，又是花钱买通宫内的将领，又是一面打小报告说他哥哥：“淫乱后宫。”这可是给老爸带绿帽子的大事，太祖是一定要让他哥哥亲自来当面对质的。太宗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成功的政变。而绝不是受到了别人的要挟。这个事倒真是在后世中对太宗的英名有所损害。而我又有了一些另类的想法。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一点我是比较反感的，就是张口三皇五帝，闭口尧舜禹汤。且不说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就算有，他们所处的时代，人类的社会也只是氏族社会，也只是在人类发展的婴幼时期。是的，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似的，总是怀念着小时候的美好。但每个人都是要长大的，这是自然地必然。我们不可能总是回忆过去，更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不能说：“你看，这个婴儿是比那个大人善良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总是以我们所回忆的所谓的道德观念去品评历史人物，当然我们只是一味的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可取的。那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太宗的政变呢？我觉得首先是要看当时的事态环境是否有发动政变的必要，这一点不需要证明什么，答案当然是必要的。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还谈什么仁义道德不免可笑。如果真的是论道德，太宗暂且不论，魏征和房玄龄可是历史上评价颇高的有德之人。可他俩不也是一个教李建成怎么去害太宗，一个帮着太宗怎么去谋害他哥哥的吗？史书上怎么就没批评他两呢？因为两人都是知时务者，懂得如何去做事情，而不拘于世人所谓的道德。如果太宗真的是牵绊于所谓的道德，而被他哥哥杀掉的话才真是要被后人耻笑了。再有我们还要看一下太宗的这次政变所带来的后果是否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也不需要什么辩论，也是公认的了。就是太宗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有利的。即使是现代，我也从不相信有哪个成功人士在他白手起家的时候是完全干净的。只要他的作为不是对广大人们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的前提下，我想当他成功以后懂得了关爱社会，懂得了回馈人类。我们都是应该赞扬的。所以我个人以为太宗的政变并没有什么不妥，他的果决也正是他的一个优点。我们不也是看到过历史上很多看起来道德很高却亡国的吗？最典型的就是梁武帝萧衍。所以我也就觉得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没什么可贻讥的，也没什么可惜的（起码太宗和他的团队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又何必替古人惋惜呢。）。当然我还是要说的，玄武门之变也足可以表现出太宗的老奸巨猾了。
我再从太宗最让后人称道的“从善如流”方面来谈一谈，太宗的老奸巨猾。我下面就要举几个例子。贞观初年大臣们见天下太平了，就提议让太宗封禅。大家都知道封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那是一种成功的象征。而太宗开始时正义的说：“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可群臣还是不断的提议。太宗也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做的不错，实际上他的心里一定也是美滋滋的高兴，就便要答应了。可这时魏征说了这样一段话“陛下虽有此六者（就是说太宗有六个方面的好处），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接着河南河北又发了水灾，太宗就打消了封禅的念头了。这段话很厉害，尤其是结尾一句“崇虚名而受实害”更是经典。太宗是何等精明的人呢，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机关，即使后来没有发大水的事情，我想太宗也不会去封禅的。（我也是极欣赏魏征的那句话和太宗对此的处理方式。我虽不肖，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是极不喜欢“崇虚名而受实害”的。）虽然到了晚年也还有大臣希望太宗封禅，可太宗以身体不佳的缘由推脱掉了（这倒是有可能是真实的）。
再一个例子。有一次太宗宴请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太宗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郡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尤其是魏征那关于忠臣和良臣的分别的言论更是妩媚）”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是啊，若不是太宗觉得大臣的进谏是使他高兴的事，他又怎么会真心实意的去纳谏呢。历史上还记载说，太宗为了使大臣们进谏可谓极尽老奸巨猾之能事。先是对进谏的给与奖励，再对不进谏的给与惩罚。为了让大臣对他进谏甚至故做温和的态度（太宗可不喜欢像汉高祖那样的喜欢骂人）。史书记载“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他亲近的大臣也跟太宗说过他以天下之明，九五至尊高高在上，一般人当然不敢进谏了。这一点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也是有的。我是不迷信的，但我不知何时起却有了喜欢相面的习惯。据我观察确实有的领导的长相就是与众不同，足以威慑于人。我想太宗一定是那样的。就连一向骄傲自大的李密，初见太宗时都不禁惊服道：“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而且太宗一面装着和颜悦色，一面还笑里藏刀的跟大臣们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毋尽言！”这分明是用隋炀帝和虞世基来吓唬和告诫大臣们嘛。
还有一个更明了的例子。太宗的一个儿子安州都督吴王恪喜欢去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太宗因为这个事就说：“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太宗听了这样的回答就很高兴了。如果我们将这一幕想象成是段戏剧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
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至于那次太宗的好妻子的进谏更是人人皆知的了。我还是再来从太宗用人方面来谈一些我的想法吧。从这方面来说，太宗的老奸巨猾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起码我是这样）。记得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王石勒（我很看好的一个历史人物）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我想他要是晚生个几百年，遇到了太宗也一样会相待汉高祖那样待他了。有时我也奇发狂想，如果我能遇到太宗那样的领导就是累死也值得，谚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要是真遇到了我也不会真的干到把自己累死，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不过在太宗手下还真有不少个劳模是因为工作累死的最著名的要数温彦博和岑文本。还有一个叫周范的大臣，太宗外出行幸，常令他与房玄龄居守。周范为人忠笃严正，自己的疾病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也不肯停止工作，竟终于内省（工作岗位上）。临死前既不为自己的死去而悲伤，也不为亲朋的将来而找想，他却是与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太宗得人心如此，更不要说太宗去世后，那些哭着喊着要殉葬和恸哭、剪发、剺面、割耳的臣子了。
太宗用人的心计与眼光绝对是第一流的。《旧唐书》对于太宗用人的评语我觉得很恰当“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贞观一朝的名臣贤将实在太多，要说就要说个没完没了。
我觉得用人之道，贵在得人心。这一点上的老奸巨猾我真的找不出有哪个皇帝能赶上太宗。还是举几个例子。史书上有以下两段记载。第一段是“魏征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征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征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征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第二段是“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我把这两段记载放在一起来分析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有一点共性。我真的是很敬佩太宗对于人心的驾驭能力。要是一般的皇帝去看望有病的大臣，要么就是假惺惺的问寒问暖，要么就是让其强起而继续为他的帝位继续卖命。而太宗呢，对魏征说“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对李世勣说：“为社稷，非为卿也。”这样正大光明的回答不但没有使臣下反感，反而是让臣下更是感激涕零，誓死效忠。这是因为太宗很了解此二人都是可以以义而感化的人物，而不是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人。
再有一个例子。太宗在攻打高丽时得到一个大将，就是鼎鼎大名的薛仁贵。战争结束后太宗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看看，太宗将薛仁贵一人比得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辽东还重要，这样的夸奖臣下，怎不让臣下会更努力工作呢。
太宗就是太宗，就是与众不同。现在的领导干部有几个不喜欢阿谀奉承，只要自己一发火，属下赶紧吓得一边站的才好。而太宗呢。用人偏要找不怕自己的。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可证明我的以上所说“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看来太宗发起脾气时也是很吓人的，要么就是房玄龄胆子小，这倒是不像的。）。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下面再载录两段太宗得众人心的例子，因其极易明白，我便无需言语了，看官足以体会。一个是“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第二个是“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关于太宗如何得人心的例子想要举的实在太多了，显得过于泛滥。可还有两个例子是不得不举的。一个是侯君集谋逆被收，太宗决定亲自问斩他，并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这句话的分量真的是很重。实际上这个侯君集以前打高昌时，就犯过过错，他私贪宝物，纵容官兵。但毕竟他是立了大功的，太宗只是惩罚了他一下。可这谋逆之罪可是太宗不会容忍的（倒霉的如张亮，没事聚众，让人告发谋逆，结果枉送了性命。要知道太宗对于谋逆之事，是从来不手软的）。太宗此举之意我想一来他与侯君集的私人感情是很好，但更重要的是给功臣们看的。太宗杀侯君集是给功臣的荣耀，也说明他的不得已而为之。结果自然又是侯君集感激涕零的高兴地被杀头了。别的功臣也不会人人自危。而且侯君集也照样被列入了二十四功臣之列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足见太宗深知人性之意。有一次太宗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取乐。一个大臣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太宗就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瑀谢曰：“此非臣愚虑所及。”
以上的例子好似都是正面的来佐证太宗的老奸巨猾。下面在举几个反面的。
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太宗还有十几天便去世时的一个人事安排了。历史记载“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这段记载可是众人皆知的。我觉得这个安排意义深远。太宗是怎样夺取天下的呢？靠的是武力，他深知掌握政权最重要的是军权（这一点应该是任何一个英明的领导人都知道的。毛主席不就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嘛，我们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个不是兼职军委主席的。）谈到这我又不得不将此前的一些事加以说明。唐初军队里有三个大人物，第一号自然是太宗自己，第二号是李靖，第三号就是李世勣。所以早年太宗欲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先询问了此二人。而我们再看一下太宗决心立唐高宗为太子时屏蔽群臣，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以谋立太子的大事。首先这几个人在李承乾和李泰的皇储争夺战中，长顺无忌、李世勣是保持中立，房玄龄、褚遂良是表示出忠心于太宗（这两个人没什么说的，就是太宗的铁杆追随者。），而朝臣中的他人基本都是李承乾和李泰派的。太宗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十分清楚自己百年之后，如果要使唐高宗可以平稳的接收政权就要得到当时占政坛主导地位的关陇集团的支持，而长孙无忌即是关陇集团的领袖又是高宗的舅舅，更是太宗自己的亲信，所以太宗要留他（所以我觉得历史上说太宗晚年有意改立吴王李恪为太子，是不太现实的。就算是太宗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也只是怨气之言，而决非真意。一来古代的传统是“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高宗毕竟是长孙皇后的儿子，而李恪是庶子。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李恪的支持者少，并且力量也不大，这更不利于政权的顺利交接。我想作为政治家的太宗是很明白的。）；如果要使唐高宗可以稳健的掌握政权就要得到军队的支持，改立皇储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也就是说太宗还有五年就去世了。此时的李靖已是老迈不堪，唐军里威望最高的就莫过于李世勣了。再者历史记载中有一处暗笔，我不知是巧合，还是史家有意写得。“贞观七年（633），太宗让高宗当时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李世勣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世勣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六年，号为大唐的万里长城。所以我觉得太宗让他参与了谋立高宗为太子的大事。这不能说其中一点含义都没有。而且太宗立高宗为皇太子后，即受李世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的职务（官位不是很高），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还对李世勣说：“我儿新登储位，卿旧长史（太宗这里也明说了这层关系），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太宗又尝闲宴对李世勣说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李世勣便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我想太宗说此话时已感时日无多了，这就是一种托孤。我们都知道太宗知人的本领天下无出其右。他十分知道他那个小舅子长孙无忌喜欢揽权，而且军事能力不强。我想太宗一定会预感到等高宗羽翼丰满时一定是要和长孙无忌有矛盾的。这个时候太宗肯定要保他儿子，所以事先安排了李世勣这个大棋要在军事上支持高宗，结果也正如太宗所料靠着军队的支持，高宗扳倒了长孙无忌并没费多大的劲，岂不知此事早有安排，非一时之力而至之。当然，太宗对这个小舅子也是够意思的，他怕到时高宗有杀舅之名，就在临死对褚遂良说了：“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这个褚遂良（上面说了是太宗的铁杆追随者）果然不负太宗所托，关键时刻，是想保住长孙无忌。可这时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太宗也不可能想到的一个强权人物—武则天（太宗倒是认识她，可太宗去世时她还小，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太宗皇帝再厉害也算不到这个自己的小丫鬟后来是那么厉害啊。虽然历史上也记载了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传闻，我个人意见那是武则天给自己造的谣，后世的史家觉得好玩也便收了进去。），她把这个仁厚的高宗“带坏”了，竟是使褚遂良他自己客死他乡，还逼死了高宗自己的舅舅（我认为长孙无忌的死，武则天应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至于长孙无忌的下台绝对是高宗自己的意思，即使没有武则天的出现，事情也是会这样发展的。）。在这里借光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方面简单的来说几句我对唐高宗的看法。太宗临死前的这个安排一方面是他看透了李世勣，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儿子高宗也是有一定认可和期望的。史书上记载了太宗的一句话便可见此“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御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只是他没想到一来高宗是人入中年就成了病包子，此天意，非人力可以逆料；二来就是上面谈过的武则天的出现了。），毕竟高宗也不笨（实际是很聪明的。），太宗还苦心的教育了好长时间（高宗当太子时实际上已经展示出了一定的才华了。）。所以他相信高宗能用好李世勣，并使大唐江山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客观的去考察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高宗是做了许多好事的。我突发奇想的做了一个比较，高宗为君起码可比汉元帝，当然较之汉宣帝是差了点。但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皇帝。
太宗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高兴地情不自禁的说出了心里话，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后世也有诗说的好：“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下面这几个例子更是显示了太宗不光彩的一面。太宗的结发夫妻长孙皇后（一个伟大的女性）死后，太宗竟想立杨氏为后。这个杨氏是谁呢，就是那个被他杀死的他弟弟的妃子，后来被太宗喜欢上了（这倒不一定完全有悖民风，有学者说这跟李唐的鲜卑血统有关。但也足可见太宗也一样是英雄爱美人，要不他哥哥和他弟弟的妃子有很多，为何只要杨妃呢？）。又是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古代一个妇人，这有一个很长的典故。我这里只是想指明反正是个反面教材。）自累！”太宗听罢，赶忙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一次太宗患吏多受赇（实际上贞观朝已经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吏治好的时期了，大臣们还比较清廉。），就密使左右的亲信试着去贿赂一些大臣。果然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太宗就要杀了他以儆效尤。这时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太宗听了这话，反倒高兴了。但由此可见太宗是耍了手腕的。
还有一个和上面的例子差不多的事情。有一个大臣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就问了：“佞臣为谁？”大臣说：“臣居草泽，不能明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太宗倒是说了：“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可接下来太宗又说了：“卿策虽善，朕不取也。”注意！太宗接下来可是说了那个大臣的计策也是好的，也就是说这种伎俩太宗可是十分懂得的，只是不肖为之而已。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上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司马光说的，他也说太宗“可谓能远谋矣！”，“能远谋”不就是老奸巨猾吗。司马光的评语说的是这个事。太宗把他原来的太子和喜爱的二儿子给贬到了远方，因为他俩犯了错。太宗确实很难过，但他毕竟还要选一个太子。太宗上完早朝后，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悲戚的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然后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太宗甚至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是又吓又急的问太宗要怎么样才好，太宗就说了：“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就赶忙对他的儿子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太宗还不放心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太宗又赶忙召集大臣们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大臣们也都同意，太宗就又高兴了。我们想想，太宗难过是真难过，但以太宗的英明还不至于要自杀吧（夫人之为物，父母所生，天地所养，纳百物之灵，非自然而去，自有何权而弃其生命欤？）。他这么做，我想这就有点像刘备摔孩子的心境差不多吧，他的臣子们一看皇帝都这样了，还能不同意太宗的决定吗，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大臣们对太子不也会更忠心了吗？而太宗立高宗还有一个好处，这是太宗对他的侍臣说的：“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前面司马光说的“能远谋”亦是由此了。
而太宗直到将去之际仍然不忘权谋一番。看看他那一明一暗的托孤吧。上面在把李世勣赶走的那一段中已说的不少了。这里只是觉得好玩就再概括一下。太宗真是厉害，用着长孙无忌，然后再让褚遂良保着长孙无忌，还让李世勣制约着他们俩，最后还给你唐高宗留了一个武功秘籍——《帝范》十二篇。
太宗的老奸巨猾还在于他懂得自我总结与自我批评，虽然太宗也曾说过“人苦不自知”。我截取了几段我觉得是极好的几段话如下，当然类似的话还有很多，我是不便一一例举的。
1、上（“上”都是指的太宗）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2、上曰：“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帅九州之民，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劳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顺地之势，与民同利故也。”
3、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4。上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或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对于这几段话鉴于竖子我才德不佳，不敢妄加多言，看官若可自己体会，效果定是更佳。我总是觉得太宗的老奸巨猾的可爱之处是在于其坦诚。
而后世甚至还怀疑太宗是不是篡改了历史，就连小说家也要编出一个太宗用阴谋诡计骗取《兰亭集序》的故事了。
当然太宗毕竟是个受世人敬仰的杰出帝王，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说了许多好话。对于赞扬他的话，我是觉得无需在讲了。看官看罢可能觉得我以上的文字是对太宗颇有微词。而我对太宗的敬仰之意，想来也是不言自明的。下面我就想就后人诟病于太宗的几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的想法，不敢说是要给太宗翻案，只是我的理解而已。
后世以《春秋》之法，常责备于太宗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者莫过于是说太宗晚年勤兵于远、大兴土木和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了。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把太宗先当个人来看待，而不要总是把自己理想化的愿望，强加在太宗身上，这样做对太宗也是不公平的。再者文学创作上有个说法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就以这个思路觉得，后世有的评太宗者只是以理想的所谓道德的标准去诟病太宗（我上面也说过我对此是反感的。），而不去体会和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书生之言，岂知为要。尤其是见了太宗自己的宠妃徐惠妃都说了太宗晚年“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便觉得自己一定是言之有理了。岂不知进谏之人通常都是要把问题往大了说，这样才可以警醒被谏者，所谓“防微杜渐”，并不一定事情真的严重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而我们后世之人我是想当加以分析，以太宗之心为心的客观的去认识太宗晚年的一些做法才是。
下面我就一一来谈了。先谈太宗的“勤兵于远”吧。太宗晚年三次大的用兵一个是攻打薛延陀，一个是攻打龟兹，再就是太宗为后世最“耻笑”的征高丽了。我先武断的揣摸了一下太宗晚年“勤兵于远”的心理动机。太宗早年励精图治打败了突厥，大力发展经济。到了他的晚年综合国力已是显著增强。太宗晚年可谓是百病缠身（历史记载的很多），以太宗对于人性的认识，他极有可能预感到了自己的大限之期。而且他知道高宗仁弱不习兵事，托孤之臣长孙无忌又不善军事，就是李世勣吧，他还有点不放心，欲让高宗有恩于李世勣后，方可用之。所以他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尽量的使四方安定。就像汉高祖卧病讨伐英布，明成祖五伐蒙古最后甚至还死在了征途中，这些帝王也都不傻，他们不知道在皇宫中享福不好吗？难道打仗就一定是穷兵黩武吗？（要知道我国建国初期也是打过几次大仗的，要不哪有我们今天安定幸福的生活？）这是客观事实，不是可以坐以论道的。如果说太宗有一点好大喜功是可能的，比如他在贞观二十二年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馀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太宗一生曾经多次拿秦皇汉武来说事。太宗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帝王，每一个具有雄才伟略的帝王无不想超迈前代。加之太宗熟知历史，我想他绝不甘于落于秦皇汉武之后，而要将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纳入唐帝国的版图。再一个动机我想是因为大国的形象问题。唐帝国当时在东亚的地位决不逊于如今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太宗是各族的天可汗。他要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可以是哪个国家不听话，或是它威胁到了地区安全，太宗都是有理由制裁它的，不一定非要是其对唐帝国的安全有了威胁才打仗的。大国的战略通常都是先发制人的。最后我想太宗还有一个意图就是他的居安思危。太宗自己也说过，他很怕天下承平日久，民疏于战，所以他还经常进行围猎的活动（这一点如清朝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甚至亲自下诏明令八旗子弟不要忘战）。尤其是唐帝国的血统中包含了北方鲜卑族的因素，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古人的围猎不全是像我们今人所想象的纯是为了玩乐，它还有一个练兵的用途。所以综上所述我想太宗的“勤兵于远”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接下来我再一一对应着来谈一谈。
所谓的太宗晚年是指贞观十七年改立太子以后。太宗于贞观十八年准备，十九年二月开始发动战争至九月不克，因天气变寒而退兵。上面我分析了太宗晚年的一些心理动机。具体到这场战役可以从后三个方面去理解。我们看一下太宗战前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忧故也。”太宗这里将开战的用意说的是很明白的了。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高丽的一个权臣篡位，而且还攻打邻国新罗，严重危害了地区安全。故此太宗毅然发动战争不可谓不明智。而且在战争受阻了以后，太宗并没有像隋炀帝那样的穷兵黩武，而是改变了战略，采取了不断骚扰高丽，待其疲惫，然后一举歼灭之的战略（上面也已提过）。再来看一下当时老百姓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史书记载“太宗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讨，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这可能是有点夸张，但我们想想实际上太宗的年代离隋炀帝的年代实际上只有30多年的时间，从历史的纵向上来看并不是很长，也就是说当年战死高丽的后人们正好已经长大了。所以太宗说“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我想这是得民心的。。这是不能已鄙儒之言来诟病的。
接下来是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发动了对薛延陀部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用意我想主要是从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方面考虑的。薛延陀部本是突厥的一个小部落。贞观四年突厥灭亡，薛延陀部首领表面接受太宗册封，实际上是不断收并突厥的残余势力，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可以说薛延陀部的存在已经对大唐的北方统治造成了威胁。太宗是不会留下这个祸根以遗后人的。而且战争也是要掌握时机的。从内部来说太宗早期要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无暇外事。从外部来说，薛延陀部早年也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对唐帝国造成很大的威胁，而到了太宗晚年薛延陀部壮大了起来，在太宗征伐高丽的时候，薛延陀部竟敢攻击河南朔方郡。太宗正好以此为借口便灭了薛延陀部，并由此加强了唐帝国对北方的统治，使北方无事几十年。而且太宗告诫李世勣的战略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这恐怕比之于汉武对匈奴的赶尽杀绝来说，也不算是穷兵黩武吧。
再看一下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发动了对龟兹战争，贞观二十二年末灭龟兹。从表面看来龟兹为小国，又不会对唐帝国有什么威胁。可是太宗的意图并不是龟兹，而是整个西域。唐兵攻破龟兹后就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后来高宗在其显庆三年又将西域分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由此可见龟兹在西域中的重要位置。西域也就是大约今天的新疆地区。就以今日来说，我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但国家却要大力扶持这两个地方，除了为了保持神圣的领土完整和一部分物质资源外，更主要的我想是因为青藏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简直就是天然的军事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此才能使内陆地区少受到威胁与破坏。这一仗使得唐帝国的西北面安定了下来，这一点太宗也一定是认识到的。
打完这三战以后，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初就去世了。太宗去世前三年，一年打一仗，看似多了些（实际上贞观朝大大小小的仗打过无数，只是这三战后世比之于汉武帝、隋炀帝之徒不知何故？）。可都是不得不打的漂亮仗（虽然打高丽有点不漂亮，但也是必要的。）。战争的结果是可喜的，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太宗去世的时候唐帝国四方的形势。北面打完薛延陀部获得安定；东北方面高丽指日可下（它本来对唐帝国的根本就没什么威胁）；西北打完龟兹后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使之安定；东面是大海，海那面的日本，当时只算是唐帝国的学生，对唐帝国根本没有威胁；东南面的少数民族一直不是很强大，构不成威胁；西南方面太宗采取了与吐蕃和亲的方式获得了和平；至于内地则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可以说太宗完成了他应该去完成的使命了。难道太宗在晚年的时候就是呆在长安城里享福，就是不“勤兵于远”了吗？也许只有魏武帝曹操会懂一些太宗的心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下面就再来谈一谈太宗晚年的“大兴土木”。首先，我不明白古代的国家建设与皇帝的个人喜好有多大的联系（竖子寡闻，更不知道古人做工是否是给工资的。若如今日之势，大搞建设，亦是为了搞活经济。）。想想我国建国初的那些热烈的建设场景是多么的鼓舞人心。难道唐朝的初期就不需要大搞建设了吗？我还是想说一下，我们有时真的也要把太宗当一个普通人去看待，也不是要总是比之于尽善尽美的神。太宗自年轻的时候就得过重病，中年的时候就有气疾，暑辄顿剧，不得不避以清凉之地。我们也可以想见一下唐初经隋末之乱，定是满目疮痍。历朝历代的皇家公室经战乱之后，无不受到损害。唐初高祖时就开始了营建工作，这既是皇家的事，也是大唐帝国的事。而贞观之初，忙于军事，未暇建设。安定四夷以后，太宗就想要搞建设了，只是大臣们觉得民力尚且不足，戒惧前代亡国之事便加以劝谏。这一点我觉得石勒可以作为太宗的知音，他就曾叹出了太宗的心里话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乎！匹夫家赀满百匹，犹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宫终当营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气。”而且我们从以上的文字中也看得出太宗自然也知道如此，到了中年时期，虽有气疾亦可忍耐，而到了晚年病情加重，而且人毕竟是人，到了晚年有了一些积蓄，谁不想过得安逸些呢？（我觉得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那些到了老年而变得“奢靡”的帝王。人到了老年自然就会有一些享乐的想法，这是人性的自然规律。问题是封建社会帝王终身制的问题。要是那时可以像现在这样每个领导人只可以在位十年，我想情况就会好很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唐明皇，他要是早点让位于肃宗的话，大唐江山就会更好一些。肃宗也不用只当了5皇帝就死去了。）难道我们就不能体谅一下一个为了天下苦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垂垂老者的心吗？难道就是让太宗住在卑湿的宫殿里才可以彰显他的伟大吗？不，这只能是满足了后世人的虚荣心，而对太宗却是一种残忍。我觉得有些人总是有些仇富的心理是不好的，甚至是愚昧可笑的。打个比喻：世界上长出了一种好吃的果子，但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吃它，后来有了一个胆大勇敢智慧的人吃了它，便觉得这果子真的是美味可口。可他见这果子在这世界上并不是很多，他很怕又有别人也来摘着吃。他就开始骗大家说：“这个果子真是难吃啊。”可后来还是有了一些胆大勇敢智慧的人吃了这果子，他便与那些胆大勇敢智慧的人串通起来欺骗大家说“这个果子不好吃。”他们甚至是仗着人多势众禁止一些想要去尝果子的人去摘那水果，因为那水果是稀少的。渐渐的，知道这果子好吃的人多了，彼此就争抢了起来。有一些强者自然就争夺到了这果子；有一些智者见到人们为了争夺这果子所发生的惨剧，就决定不去与他们争，并觉得反正不吃这种果子我还可以吃别的果子；还有一些弱者只好捡些强者剩下的残次果；更有一些愚者听从了胆大勇敢智慧的人的谎言，真的以为这果子是不好吃的，就不去争夺；而最可笑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智者的愚者他们不但不去争夺那果子，反而嘲笑那些吃那果子的胆大勇敢智慧的人说：“瞧那些人多么的愚蠢，竟然去吃那些不好吃的果子。”甚至还对那些吃这果子的人给予了鄙夷的态度和言论。而那些吃这果子的人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是否也有一些想吃这果子，但却没有能力去吃到它的人只把他们对于那些吃这果子的人的鄙夷态度，当做了是自己的一个安慰和虚荣心。）由这个比喻我又突发奇想的觉得物质的稀缺性——社会分配制度——人性之间会有一种怎样的微妙的关系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现在既没精力，也没能力去解答这个问题。我还是一个穷人，为了生活我必须要去当婊子似的去工作，也许有一天我生活无忧了，我才会挂起牌坊安心的来享受生活。
一时兴起竟跑了题，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对于太宗的一些谈论。我们在来看一下太宗晚年最受后世诟病的两项工程是修建翠微宫和玉华宫（实际上太宗早期的发展洛阳的工程，比这两项大。）的实际用途。翠微宫确实是为了太宗的避暑，但不要忘了太宗是个病人，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而玉华宫起先也是为了太宗的避暑。太宗也许是当初修翠微宫的时候只考虑了自己，而忘了百官或是因为翠微宫的地理形势不便于建得过大，所以才又修了玉华宫。实际上太宗没享受多长时间就去世了，后来高宗即位不久，关中遭受蝗灾，百姓贫困，高宗下诏玉华宫内原百姓的田宅一并归还本主，废玉华宫为佛教寺院，玉华宫改名玉华寺，有名的玄奘法师就是在此译的经。而对于自己的“大兴土木”，太宗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上面就曾摘载过他自我总结的一段言论“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或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我觉得太宗晚年能这样说是很中肯的，也很明智（太宗的明智在于他懂得做事的一个度，也可以说有点老奸巨猾的意思），我觉得后人没有必要用“尽美尽善”来诟病太宗。反而我倒觉得这段话放到今天依然是有一些启发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一个领导不一定非要做的像个穷人一样的才好，享受生活、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领导也是人，重要的是领导不但要能使自己过得好，也要能使百姓过得也好，按照太宗的话就是“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领导如果他贪污了1万块钱，但他却给单位带来了100万的效益，使得每个工人的工资都长了500块，我觉得这就是个好领导；相反如果一个领导他贪污了100万，并且他只给单位带来了1万的效益甚至是亏损，使得每个工人的工资都降了500块甚至有下岗的，那麽我觉得这就是个坏领导。当然像焦裕禄那样的领导是值得敬仰的，却不一定值得效仿，因为也许焦裕禄那样做时，他就会有一种高尚的幸福的感觉，而外人是不知的（如果他不是感到自己的作为是使自己愉悦的话，我想他就不会持之以恒的那样做下去），而现在的领导也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实际上都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有意义，只是对这意义的理解和感受不同罢了。而至于有德无力的领导来说，我们也不能给予更多的批评，让他让位于贤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后人对于太宗的“大兴土木”是没有必要讥讽的。当然像汉武、隋炀那样的穷奢极欲还是应当批判的。《太平广记》中有一段记载就很有趣。“唐贞观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赡，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焕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乃延萧后（隋炀帝的皇后），与同观之。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设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至及岁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烛，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有此可见一般，我就不欲多言了。
下面开始谈一谈太宗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这虽然值得好笑，却不能不给予理解，更是不能和秦皇汉武的那种迷信的做法混为一谈的。我还是不厌其烦的强调太宗是个人，不是后世人自己的想象出来的神。我本人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多年的疾病使我对人生有了很多与别人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只有一个人经过了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后，他才有可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重生。才会更加懂得人性的可贵。我总是以为太宗可以算得上是封建帝王中最人性，也是最懂人性，更是最能用人性化来管理天下的一位帝王。我想太宗的疾病，甚至是他可以创造如此辉煌的业绩的一种因素。尤其是在其年轻的时候就换上了疾病，并且是久治不愈，这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演变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来考察一下太宗的疾病史：公元618年，太宗21岁打薛举时患了疟疾；公元632年，太宗35岁时公卿以下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太宗谕以“旧有气疾，恐登高增剧，公等勿复言。”，可见太宗的气疾已非一日，恐有数年；公元635年，太宗38岁其父高祖因风疾不治而崩，我疑太宗得疾有遗传因素，太宗气疾未愈；公元636年，太宗39岁其妻长孙皇后因气疾不治而忘，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公元643年，太宗46岁时改立太子，并流放爱子，太宗悲竭；公元645年末，太宗48岁时伐高丽后得病痈；公元646年，太宗49岁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公元647年初，太宗50岁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大兴土木”的一个原因。）；公元649年，太宗苦利增剧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尤其到了太宗晚年，贞观朝的大部分的股肱之臣相续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而且要想当个好皇帝不好当啊，就像太宗自己说的：“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再有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得到。俗语说“好人不长寿”（刚暴之人也不长寿），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并且符合一些科学规律。为什么呢？“好人”通常都是要抑己益人，当然像雷锋那样的以助人为乐的人固占少数，注意他是以“助人”为“乐”的，也就是说他做的是他高兴做的事。而太宗呢，他自己说了“吾如治年时（不到二十岁），颇不能御常度。”可见太宗的天性是不喜欢被束缚的，但他长大了以后呢，为了天下却要处处要忍耐。这样的压抑自己的性情，不会不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至于忙碌的工作就更不用说了。太宗还是个情种，一有丧事便很悲伤（比如高祖去世和一些大臣的去世），甚至还很念旧（比如杜如晦和长孙皇后的去世）。一个这样感性的人，悲伤难免对其身体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太宗的晚年的身体已是江河日下了，虽因误服丹药使病情加重，然其死亡亦应是属于自然死亡，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暴亡。总之，我记录以上的文字的意义，只是想让看官们对于太宗的境遇给予同情。有了这份同情，我们再来从人性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太宗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俗语说“有病乱投医”，这真是一点不假。即使是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有这样的情况。更何况1400年前的唐朝呢？太宗身边的太医我想也算得上是当时最好的大夫了。可太宗的疾病还是累年不愈，太宗岂不着急。我们将心比心的想一想，如果患病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也是到处求医吗？难道求医也叫迷信吗？也值得好笑吗？我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出太宗吃错了什么药呢。后世讥讽的引起太宗的病情加重的原因是他吃了一位印度人炼的丹药。实际上，太宗得病期间，国内的医生们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太宗有一次吃了一副从印度传来的药，感觉很好。后来正好从战俘中找到了一个自称懂得制药的印度人，太宗以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的心态自然就信之不疑了。丹药炼成，太宗不假思索的便一口吞下，可没想到却使得太宗的病情加重了。且不说太宗早年对秦皇汉武的迷信做法表示的鄙夷，即使到了太宗的晚年，从历史记载来看，也并没有看到太宗有过什么关于追求长生不老的迷信的举措。也许有人说了，太宗迷信吃丹药，也许太宗是会难免有一些迷信的观念（以我的社会阅历来看，即使是今天，那些官越大的人，反而是越迷信。）。而实际上我们有时去品评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就要将那人物的一些作为放到他的那个时代去理解。当我们翻开正史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我国古代的医家都是归类到了方技类中的。炼丹之术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通常炼丹者又兼是医生，比如晋代名医葛洪。尤其是在东汉末年，道教形成以后大部分的医生更是喜欢入道炼丹。历经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到隋唐时服丹之风虽有衰落，然余风尚存。尤其是唐代更是以老子后人自居，对道家很是恩宠，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将丹药的用途，就看做如今日的医药一样。有病吃药，天经地义。所以太宗的迷信丹药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如果我们的后世研究出了比现在更先进的医学医药，也许他们也会讥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吧？就如京房对汉元帝所说的：“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所以我觉得对于太宗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可以为叹息，而不可为讥讽。
最先讥讽太宗的人是谁呢？自然是宋人。这帮家伙打不过外族就说太宗“勤兵于远”。实际上宋太宗也想往外打，只是打了几仗都被辽国打败了，他的后代更差劲只好赔款割地。后来看到一个叫西夏的小族，以为好欺负，结果还是没打过人家。最后到底是让蒙古消灭了。我这里又想起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有一次太宗对魏征说：“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魏征就回答说：“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魏征的意思也就是说骄暴而亡是比懦弱而亡要强的。那么唐朝就似骄暴而亡，宋朝就似懦弱而亡了。但宋朝人不服输，最后只好以我们不愿意远征来解嘲了。宋朝的钱大多是做为赔款给了外族，自己没钱修出有如大唐威仪的宫殿，也就只好说太宗“大兴土木”的不好了。至于太宗服丹药一事较之宋真宗伪造天书来说，固又为善。宋人评语有所不足，后世便也懒得思考，如此传扬罢了。以上我只是觉得好玩就谈了谈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是想要成全太宗的尽善尽美，何况天下本无尽善尽美之人。
谈到这里我是终于将太宗的老奸巨猾也谈完了，并出于我本人对于太宗的崇敬又谈了许多。本没想到会写得如此的多，可兴致一起就从脑袋里溜出了这许多文字了。看官读罢可别以为我这里是薄秦始皇而厚唐太宗，也别认为我说秦始皇的狂妄自大和唐太宗的老奸巨猾有任何的贬义。就像我在谈完秦始皇的狂妄自大后，对他的感激一样，我们也应该感激太宗的老奸巨猾。正是他的老奸巨猾才使得我们这片土地的人们又稳步的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并给我们留下了我们这里的人类对于青春期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我谈了这么多之后，却觉得我们现代人对于古人的品头论足是那么的可笑。逝者如斯，他们已听不到也不会理会后人的言语。记得我年少的时候见到有些电视剧和书籍将史实改得乱七八糟，我就很气愤，赶忙不去看它。后来，渐渐地长大，阅历增加，又看了好多的书，才发现大多数的人们只是拿历史当做玩笑，而那些所谓的正史也是漏洞百出，不合常理，甚至有的像是被篡改。是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人的事。历史是复杂的，是包罗万象的。我们不能以点代面的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像我们无法完全回忆起我们已逝去的日子一样。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研究历史了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如上所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保留一些我们人类美好的回忆；第二个原因是，当我们人类在沿着历史的轨道上前进的时候感到了迷茫或是丧失了自我，我们可以以史为鉴，看看我们的人性的本质；第三个原因我想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所看的比笛卡尔更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肩上的缘故。”我觉得我们现代社会能够发展到像今天这样对世界认知的高度，难道不也是我们站在了人类历史这个巨人的肩上的缘故吗？必然有一天我们这一代人也将成为历史，也将融入到这个巨人的体内，并使得它不断的长高，然后让人类的后代们再站立在这巨人的肩上看得更远。
最后，还是再让我来谈一下，我对于有关历史问题的一些想法吧。无论是秦始皇的时代，还是唐太宗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对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厚古薄今。纵然童年和青春期的记忆是美好的，但我们毕竟是要长大的，青年时代也有青年时代的好。我多么希望我们的人类是可以有美好的回忆，快乐的临在和幸福的未来啊！本人不才，没有诗性，便拼接了前人的两句诗以作为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能说的没完没了了。我这因为养病而百无聊赖的人并不是一位垂垂老者，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更不喜欢以自悲伤。，只是因为这几日偶感脑袋中充满了这无数的想法，就不得不写些出来。正像康熙帝所说的“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胡乱的写了一通，我倒是觉得放松了许多。观者可以感觉其无聊，但不要感觉其沉重就好了。
时间过得真快，快的是几个月过去了。时间过得真慢，慢的是我怎么还无法投入到我喜欢的工作中。而人生的祸福是会相互转换的。当你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说明了你将获得了些东西。这就好像一个玻璃杯，当它将杯中的旧水倒出去的时候，也就有了新水倒进来的空间。当然前提有两个，一个是这个玻璃杯不能碎，二个是要有新的水倒进来。庆幸的是我的玻璃杯还没有碎，而我也很高兴地利用这难得的机会，通过读书往我的玻璃杯中倒入些新的水。
上面的话，与标题是不相符的，可我为什么还要写呢？很简单，就是提笔写来想到了，便写出来。“我思故我在”。我每天每时，除了睡熟了的时候，我的头脑中总是浮现着对各种问题的想法。规模恢弘，错综复杂。我总是感叹到自我能力的不足，无法将有些想法很好的去表达。一来我的生活阅历还是远远不够，有些东西只有自己经历了，才是真实的。二来我的技术水平也实在是差的很多，所以我还要不断的去学习。我时常觉得没有20几年的时间，我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去做的。可闲来无事，手便痒痒。就写点以上和以下这点只是为了自己好玩的东西了。
言归正题。历史无疑是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而历史的有趣在于，那过去的人的事，却总是重复的在上演，只是演员换掉了。我对于历史的兴趣是我自己也说不清的，就像我无法感知我的血液是怎么样的在流动一样。我下面只想就两个千古一帝的某些方面谈一些我的看法。
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千古一帝的次数最多的，也是相比较最激烈的莫过于秦始皇和唐太宗了。如果要排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十位好皇帝还是比较容易的。可就是这帝中之最却是有些困难。虽然通常秦始皇是历史上的反面教材，但他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是具有开创性的。他的功劳奠定了两千年的封建的帝王制的基础。而唐太宗创建的功劳显然要比秦始皇的大，但其开创性是不及秦始皇的。可他的治术和人格确是他以后的帝王甚至是有识之士的楷模。溢美之词不绝于书。我呢？凡夫庶人一个，只是因为好玩也跟着大溜品评一番。而人是复杂的，像秦始皇和唐太宗这样的人就更复杂了。再加之我学识有限，也就只能胡乱的来谈了。
谈些什么呢？两位无疑都是杰出的领导，但我觉得确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领导。秦始皇属于狂妄自大型的浪漫主义，唐太宗属于老奸巨猾型的现实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自然是要说明一番了。
始皇得天下自然是靠的一帮文臣武将，而他自己大概是觉得这是天赋予的，当别人将他尊若神灵的时候，他便也将自己当做了神灵。大多数人们都说始皇独裁暴虐，而实际上这个特点是英明帝王的共性。只是始皇的独裁过于自负，暴虐过于情绪。如果我们不是只听一干人等的评论，而是客观的去查寻具有一点可信度的史实，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在国家大计方面始皇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后人之所以批评其拑天下人之口，不过是指的始皇恶言死这个事和杀了几个儒生烧了几本书（想一想欧洲中世纪的教皇们残害了多少有识之士。明清的文字狱杀掉了多少饱学之士。我怀着不怕掉脑袋的勇气再说一个例子，建国初期的文化大革命又使多少正人君子含冤而死呢。）。如果我们可以客观的来看待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始皇不但没有抑制文化的发展，反而是做了一些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展的事情。我只想举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始皇的统一文字，这固然有其政治意义，但对于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甚至是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是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的。虽然始皇将自己比于神灵有些迷信，但惧怕死亡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像他那样创造无数奇迹的帝王。至于始皇的独裁暴虐也是有其现实的政治意义。秦是以法制国的，这是国策，是秦几代英主经过实践确定的，也正是依据它致使秦变得富强并统一了天下。他和他的臣子们自然是不允许有异议的思想来破坏他们的统一。而且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六国的灭亡也与其有儒家的思想的演化有关。难怪汉宣帝言于孝元帝曰“乱我家着，太子也。”当然始皇的集思广益是有局限的。我觉得这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秦统一六国靠的是武力，治六国也是要靠的武力。也就是说秦得了天下的地，但没有得到六国人的心。这一点从张良竟敢暗杀始皇就可见一般。所以他不敢让六国的有识之士参与他的朝政。所以他就只能倚仗他自己和其原有的智谋团队。这一点也不难看出始皇的胆怯及狭隘。其二是他与他的团队的自负。他们不肖与其手下败将们学习，他们是一群激进的改革家。他们认可的是已经帮助他们取得胜利的法则。在那个时代的那个环境，始皇也是有理由那样做的。中国的史学，尤其是所谓的正史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思想，所以他们对于始皇的评断是不诚恳的。我觉得始皇的决策是秦帝国的决策而不是他个人的决策，这是他有别于真正昏君的地方。（除了让后人赞叹不已的陵墓和寻仙访药。）而始皇的狂妄自大也是自不量力的。他的自不量力并不是他个人的自不量力，而是整个秦帝国的自不量力。因为他已经与帝国融合了。始皇的自不量力使他与他的帝国创造了辉煌，同时也将帝国的体气消耗殆尽。加之其二世依旧不惜体力，秦帝国便被累死了。但他所创造的辉煌却也证明了英国著名作家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的名著《君主制的历史》中所描述的“君主制的崛起似乎是人类脱离蒙昧状态的必要条件……一个人得到至高权力，便得以在短短一生中成就以往许多代人都不能实现的变革。而如果正如通常的情况，一个拥有超常智商和能量的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机会。”
但始皇在识人与用人方面仍然有重大的疏失。这与他的自大也不无关系。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是在攻打楚国的战争中始皇看中了一个叫李信的将军（这也是个很优秀的将军）。他便问李信说：“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其结果呢，自然是李信大败而归，始皇不得已又起用了王翦并交给了他六十万的军队。王翦便灭了楚。我觉得李信固然是大言不惭，而正是他的回答满足了始皇的自大，这才招致秦军败绩。而那时的始皇的自大还没有发展到顶峰。
第二个例子是始皇对于赵高的信任。俗语曰“战时用能不用德，守时用德不用能。”当然这句话是指的是偏重哪一方。赵高初以强力及狱法而得幸。后犯大罪当斩，始皇惜其才而赦免了他。观赵高匿诏书，说服二世与李斯，其胆略与智慧却不可不为始皇为不知人。而这样的人始皇以为忠并以后事付之，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始皇真的被赵高的巧言令辩所迷惑，二个就是因为他的自大以为自己足以控制住他，但他没想到自己死的太急了。我自己是倾向于后者的。因为始皇在世时赵高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始皇也许真的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死的太急。甚至是来不及与大臣托孤。我想以始皇之聪慧，他不可能不为后事打算周全。但历史的有趣就在于它的偶然。但是如果始皇识得赵高的为人，那么他的遗诏为什么只有赵高接到？这也许跟他的中书府令的职业有关。但我觉得赵高有谋逆之心，是这始皇在世时就有的，甚至我推断始皇病危之前就受到了二世与赵高的软禁。所以才会如此。而且我也不相信二世会因为赵高的几句言语就做出了这麽大的决定，一定是二人早有此想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许当始皇发现他们的阴谋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去改变了，要么就是他真的被迷惑了。至于老丞相李斯呢，我觉得他是因为二世比较柔弱，更便于他的继续掌权。并不是因为赵高的迷惑，而是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这也是一个老辣的政客很正常的选择。
第三个例子是始皇对于自己儿子的认识。熟语曰“虎父无犬子”。而始皇这个虎父，却有了一个羊子和一个狼子。羊子是大儿子扶苏。有些时候我们去读历史是不能沉淀于那字面上的描述，而是要与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去理解的。我有时觉得一个孩子的幼年和童年的生活是对人的一生都是极为重要的。往往在这个时期受到很大压制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比较胆小拘谨。而在这个时期受到溺爱的孩子大多比较胆大放纵。显然从年龄上讲扶苏的早年正是始皇一统天下的战争时期，始皇一定是经常大怒的，这也许就会使扶苏的情志受到很大的压制，以至于长大后的性格变得柔弱。历史上对扶苏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却明确，他接到假诏书后的表现为“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他的手下蒙恬劝他说：“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倘使扶苏采纳了这一建议，中国的历史恐怕就有改变了，至少那个市井无赖刘邦是无法称帝的。接下来史书记载“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一条生命就这么没了。要我说不是“扶苏为人仁”，而是扶苏为人傻。“仁者爱人”，爱人者智足以爱人。这点我始终不是太明白的，扶苏当时是什么心理状态而做出的这样的决定。一来他手握重兵，足以横行天下。二来他也没犯什么错误，始皇还不至于昏聩到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自己的儿子，何况这个儿子很忠厚。就算他孝顺也应该听蒙恬的建议，先把问题搞清楚在定夺，不晚。而他自杀的急性子倒是有几分像始皇。（始皇就是性子太急，总想把什么事都做好，结果使得秦帝国力不可支。这点他就不如汉武帝。也许这还是因为他的自大，使他没有来得急处理好后事的缘故吧。）历史上像他这样听话的皇子还真不多。大多都是我手里有兵权我就有天下。比如唐太宗和明成祖那样的。而且我们要是对历史的记载加以分析，我觉得始皇也是希望是由扶苏来继承皇位的，只是知子莫若父，始皇不会不知道他儿子的缺点，所以他才让扶苏去带兵，只是他没想到这个儿子傻到了这个地步。这是谁造成的呢？我觉得一半是因为始皇自己，一半是扶苏自己。我想始皇在扶苏小的时候一定是给了他很大的惊吓，这种恐惧的心理一直是他心里的痛。二来历史上又有这样一段记载说始皇杀了四百六十余个儒生。“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我认为这段话很重要，包含了几个意思。其一可以看出扶苏的政治倾向及个性所受到的儒家思想。这也许便使他产生了一种愚忠的意念。而他的“恐天下不安”也说明了他的胆怯和政治见解上的不成熟。其二我觉得始皇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的举动是有深意的。一来是要检验扶苏是否可以继承大任。二来是要锻炼扶苏去继承大任。以始皇的睿智他要用人的时候，一定会是以事先验，这也是领导用人知人的惯用伎俩。而秦是以武定天下的，所以始皇知道军队的重要，一个储君一定要先掌握军队。我想始皇也是了解扶苏的（除了没想到他会傻到凭使者一言而自杀。），他知道儿子过于柔弱，让他去军队锻炼，也许会使他强悍一些。我还有趣的觉得始皇还有这样的对扶苏的心理话：“傻孩子，你是我的长子。我不把皇位传给你，我还会传给谁呢？但你太柔弱。你要知道我们秦国靠的是武力打下了天下，六国的人并不是心服口服。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死灰复燃。我们只有役使他们以摧毁他们的意志。用我们的法家去管制他们的儒家。六国的败亡不也是因为其腐朽吗？这是国家的大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所以我要你去蒙恬的军队里去锻炼学习。”我想蒙恬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不会看不出始皇的意思，所以他才敢那样的去劝谏扶苏。而且我以为始皇之所以让扶苏到蒙恬那里，也是希望自己万一有所不测时，那支军队也足以安定危势，而朝内还有蒙毅为内援。可笑的是始皇自以为传万世的算计没有实现。更可悲的是扶苏因为怕与愚使他没有领会到父亲的意思，没有经受住考验，而始皇也没来得急明说。历史的轨道改向了。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始皇的那个狼儿子秦二世。我首先想要说明一下，实际上我是很喜欢狼这种动物的。它具备很多我们人类都应该去效仿的特质。所以我所说的秦二世的狼性，只是指他的狼子野心。既然我们现代人都可以通过史书的记载来看透这一点，那么“知子莫若父”，难道以始皇之明智还看不出来吗？我就这个问题便有趣的做了些分析。首先始皇去世那一年二世已经二十一岁了。以常识推断他的心性及习惯已基本定型（我不认为二世的伪装术有隋炀帝那么高明。虽亡国相似，而较其能不可同日而语。）以始皇之明应该是足以认知自己这个小儿子的品性的。那为什么还要在自己弥留之际将其带在自己身边呢？我觉得还是因为始皇的狂妄自大。其一，按人之常情来说二世是始皇的小儿子，从小自然是娇生惯养，又加之正是二世小的时候始皇便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也就是说按年龄来看扶苏基本上是跟着始皇渡过了创业期。而二世却是生活在了守业期，并且从小便将他定性为一个弄儿，而非是帝国的继承者。这就如我上面所说的一个人自幼如果受到了溺爱，他长大后通常会变得胆大放纵。我很喜欢用现代人的想法来看古人，因为我不认为在人性方面古人与今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别。虽然二世的狼性始皇是认知的，但始皇是只虎，这个小儿子的狼性在他眼里也许反而是觉得可爱。他毫无顾忌的认为这只小狼对于他的帝国不会产生什么危害。其二，始皇的自大使他决不会以为自己会这么快的死去，这一点从他病危时，还派遣蒙毅去祷山川就可以看得出了。（这一点上面也说过了。）要知道始皇去世时不过五十多岁，要按现在的看法来说这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时期。当然他也可能以为自己已经将扶苏派到蒙恬那里掌握了兵权。纵使万一有不测，则外有蒙恬，内业有蒙毅，那支帝国最强悍的军队也可以平定祸乱。历史就是这样的有趣，始皇不会想到他的大儿子会愚到听凭使者一言便自杀了。而他急促的死去，便激发了二世的狼性，秦帝国灭亡了。
谈到这里对于始皇的一些想法就结束了。而对于一个经历了人类由孕育期到婴幼期在到少年期度过青春期而发展到了青年期的现代的凡庶的我是根本没有丝毫的资格来对始皇说三道四的。我只能感恩于始皇的狂妄自大，因为正是始皇的这种个性，使得我们生活在这片中华大地的人类大踏步的发展了。从此告别了美好的少年期，而进入了热烈的青春期了。（笔者外加一语。辛亥革命使我们进入了青年期，真不知道还要过去几百年或是几千年我们才能进入成年期啊！）
接下来我就可以来谈谈我个人十分敬仰的老奸巨猾型的唐太宗了。也许说秦始皇是狂妄自大型，还不会有太多人责骂我。可竖子不肖竟敢说中国封建帝王的典范，仁圣贤明的唐太宗是老奸巨猾型，恐怕就要受到口诛笔伐了。竖子不肖敢言本人对于太宗的敬仰决不比他人差。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太宗的功业和人格，确是值得后人敬仰。其二本人也竟与太宗同姓。不知一千四百年之前，可否是同宗呢。
好了，玩笑少说。我的想法又漫谈了起来。既然说太宗是老奸巨猾型，那就要有证据。从哪谈起呢？太宗的老奸巨猾是全面的，甚至有些是与生俱来的，他的这个特性是终其一生的。他堪称一位杰出的权谋大师。
那就从他的出生开始吧。太宗幼时就有一个老道见其貌而言其为贵人，当然这个事情是真是假我不得而知。而正史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我觉得这样的评价还是可信的，尤其是“时人莫能测也”可见太宗不但是老奸巨猾也是小奸巨滑了。
如果我们不细看历史的话，我们甚至不敢相信太宗的一生是否如有我们普通人一样的随着年龄而发展的一个过程，他好像是一出场便是老奸巨猾的了。当太宗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也就是现代普通人还在大学里无所事事的年龄（当然太宗绝不是普通人，只是做以比较）。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正值天下大乱，太宗将举义师而不敢发言（他当时年龄毕竟还小，资历和实力还不够，还要靠他老爸的势力。），见他父亲很亲近一个叫裴寂的人，就出私钱数百万，阴结龙山令高斌廉与寂博戏，渐以输之。寂得钱既多，大喜，每日从太宗游。见其欢甚，遂以情告之，寂即许诺。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宫人即是当时隋炀帝行营的侍女，太宗的父亲与宫人私通这是杀头的大罪。），高祖从寂饮，酒酣，裴寂就把太宗要造反的事说了。这就逼得高祖不得不反了。”我个人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倒是有一点保留意见（高祖也不是一般人，竟会被自己的小儿子和好朋友耍得这么狠。就算是真的，要是高祖事先真的一点想法没有，以封建社会的礼法，高祖可能就把这俩个人杀掉了。所以我是认为高祖本人就是有反心的，并且也是有作为的。）但从这段记载来说，我们来看看太宗的老奸巨猾。首先太宗以弱冠之年就敢想到造反，并予以行动，可见其胆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手段，这是现代典型的一起连环贿赂案。而且其高明恐聪明的现代人都有所不及。这个案件的直接关系人是太宗对高祖。太宗想干一件很谋利的大事，可当时还不知道父亲（也可以说是直系领导）的意思如何，不敢明说。他呢就通过观察，发现父亲身边的红人裴寂可以利用。可如何能接近他呢，他又发现一个小官叫高斌廉的与裴寂不错，而且这个人贪财好对付。做为一个官宦子弟手里有很多钱是自然，而且看来太宗也很会玩。他便给那个贪财的小官些钱，让他约裴寂出来一起玩。借故将钱输给裴寂。这下裴寂高兴了，就总找太宗玩。太宗一看这裴寂已经下水了，好了，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既然是领导的红人想来裴寂也不是个傻瓜，不过官场上“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规距他还是懂的。何况太宗还是领导的儿子。可是这个项目确实关系重大，他也怕领导发火。太宗自然也了解自己的父亲就让裴寂用美人计（我是这样认为的。裴寂再大的胆子他也知道用皇帝的侍从行使美人计是要掉脑袋的。一定是太宗给了裴寂一定的压力了。）裴寂被拉下了水也就只好上了太宗的贼船。便如此也将高祖拉下了水。使领导批准了太宗的这个项目了。我觉得看历史一定要与现实的生活结合起来看才有意思，这是我总有的一个想法。如果太宗活到今日恐赖昌星都要拜太宗为师了。历史的记载总是很简略，如果我们自己想想当时的太宗是用了多少时间，多少钱财，多少人力，多少精力来做这件事的，一定是很复杂的，这显然可以看出太宗的这个行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决不是一时犯的错。这也可以看出太宗对人性的了解有多深啊。这也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是的每一个杰出的帝王都是了解人性的，但我以为太宗是最懂得如何驾驭人性的。这也正是他的老奸巨猾。
起兵以后，太宗带兵南征北战，帮助父亲打下了天下。太宗在战争中的老奸巨猾的表现更是不胜枚举。兵法云“兵者，诡道也。”。带兵打仗的将军没有不老奸巨猾的。偶尔历史书上写的几个憨厚的将军，也是史家笔下戏剧化的人物，也不是现实中的样子。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今日的一个很普通的领导都是猴精猴精的，而那些能在历史上可占据一笔的国家要员，都是人精，没什么是值得好笑的（只有晋惠帝是真的傻。他九岁即帝位，还不懂事，他也不想在一群人精当中生活，都是封建帝制的世袭制的错。）。竖子不肖常窃观太宗用兵，其术多为能而示之不能的防守反击。还有就是在解放东都洛阳的战役中，太宗打了一场经典的围城打援的战斗。再者就是避实就虚之计。太宗一生中恐怕只有打高丽的一仗打的不好，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用他最擅长的战法。等到太宗回京师时问李靖说：“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李靖说：“这个问题李道宗可以解释。”太宗就去问李道宗。道宗就说了在驻骅时乘虚绕道取平壤之言。太宗便假装的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以太宗的明敏怎么会对这麽大的事忘记呢。这只是与太宗在政治上的想法有关。太宗攻打高丽时已为天下的天可汗了。《资治通鉴》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能说明这一点。“上悉召诸将问计，长孙无忌对曰：‘臣闻临敌将战，必先观士卒之情。臣适行经诸营，见士卒闻高丽至，皆拔刀结旆，喜形于色，此必胜之兵也。陛下未冠，身亲行陈，凡出奇制胜，皆上禀圣谋，诸将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踪。’上笑曰：‘诸公以此见让，朕当为诸公商度。’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观山川形势，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丽、靺鞨合兵为陈，长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上不应，遣使绐延寿曰：‘我以尔国强臣弑其主，故来问罪；至于交战，非吾本心。入尔境，刍粟不给，故取尔数城，俟尔国修臣礼，则所失必复矣。’延寿信之，不复设备。”这段话有三个说话人。第一个是长孙无忌，他的话没什么意义，他本身也不怎么会打仗（这是太宗评价的），就是给太宗拍马屁，他这个人总是喜欢给太宗拍马屁，历史记载的很多，不足为怪。倒是说得太宗高兴，便说了一句客套话，也没什么意义。接下来第二个说话的是真正的将领李道宗，他给太宗出了好计策。而太宗“不应”，我的学识有限不知道“不应”与“不从”是否完全相同，但我觉得司马光这里的用意是太宗对此计策是不以为然，而不是拒不接受。所以我认为太宗并不是不知道这是好计策，甚至我想这一招可是太宗自己年轻时也常用的。难道是他老了，忘了？或是功成名就骄傲自大了？我觉得骄傲自大的因素是有一些，但不是主要因素。太宗接下来就大义凌然的对敌方的将领说明了为何要来打高丽。我认为这才是太宗不想用诡计的原因。从政治上来看，太宗出兵是为了兴师问罪。他也不在是当年只是为了纯军事胜利的将领，而是代表大唐国威的天可汗，所以军事上必然要采取以正面的压倒式的军事实力去使高丽投降的战略。如果采取偷袭的战术，太宗怕被外族取笑和非难。这一点从太宗伐高丽的每一战中，甚至是因为寒冬的到来太宗不得不撤退过程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我真的不是有意为太宗的失利辩护，而只是自己的一点想法。历史上因为政治利益考量而打败仗的例子有很多。）当然太宗怎么会轻易认输呢。后来他还想再征高丽，太宗就是太宗，他毕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可不会像隋炀帝那么笨），经过朝议他采取了不断骚扰高丽，待其疲惫，然后一举歼灭之的战略来达到他的目的（反正大唐的国力雄厚，派点偏师出去也不会对大唐有什么大的害处，可高丽这小国可就受不了总折腾了。）。终于在唐高宗的时候就比较轻松的攻下了高丽。由此我便觉得太宗用兵真的是无论胜败都是老奸巨猾的。
再来谈一下太宗有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件事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只要提起“玄武门之变”这几个字，大家就都知道这是一场典型的军事政变，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阴谋。我这里只想就司马光的评论来谈点我的想法。《资治通鉴》记“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这段话说白一点就是说太宗开始的时候是想等待他哥和他弟先发动对他不利的武力斗争，然后他在以自卫的姿态来进行反击，从而夺取帝位。如此，则事情就不怪他了，而且这也是他自己的决策。如果是这样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宗最后却是为自己的手下所逼迫，以致发动阴谋的政变，还杀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受到了后人的讥讽，真是可惜啊。我是不这麽觉得的。也许太宗开始时是想后发制人的，这一来是他军事上惯用的伎俩，二来这麽做在政治上也是对太宗有利的。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太宗不会不意识到形势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他的哥哥和弟弟也很聪明，他们沉得住气，并没有对太宗采取很明显的残害手段，而是一点点的分解和消耗太宗的势力。太宗的腹心最后只有长孙无忌尚在府中，与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车骑将军三水侯君集及尉迟敬德等，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我们想一想那几个人精哪个不是绝顶聪明，在封建体制下伴君如伴虎，让太宗杀死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这样的事，要不是太宗自己有意，我不信他那几个手下敢说（就像宋太祖的黄袍加身一样，别看他假惺惺的悲伤谦让，好像不得已的很委屈，实际上就是他的授意。）。而太宗之所以犹豫未决是为什么呢？太宗毕竟还是个政治家。就好像我们现在一个部门领导给总经理提了很好的建议，总经理实际上也有此意，但毕竟部门领导的考虑只是片面的。而总经理呢，就要考虑全面，需要打通很多关节才可以去开始做事情。太宗就“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太宗问的这两个人可不一般，可以说这两人掌握了大部分大唐的军事实力。太宗十分明白发动政变是一定要有军队的支持才可以，再者万一当时没杀掉他哥哥，如果这两个人有一个是支持他哥哥的他都不好办。所以我想太宗问此两人一来看看能不能为我所用，二来看看这俩个人对于他哥哥的态度。试探的结果是这两个人保持中立。这对于太宗也是好的。因为他哥哥没有军队支持，就算他跑出去也没什么大事了。太宗便可以认真的谋划宫内政变的事了。历史上记载的这样一段话也很有趣“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大家看看，这哪里是“为群下所迫”，分明是他逼迫群下嘛。后来太宗与他的团队，又是花钱买通宫内的将领，又是一面打小报告说他哥哥：“淫乱后宫。”这可是给老爸带绿帽子的大事，太祖是一定要让他哥哥亲自来当面对质的。太宗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成功的政变。而绝不是受到了别人的要挟。这个事倒真是在后世中对太宗的英名有所损害。而我又有了一些另类的想法。中国的历史传统有一点我是比较反感的，就是张口三皇五帝，闭口尧舜禹汤。且不说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就算有，他们所处的时代，人类的社会也只是氏族社会，也只是在人类发展的婴幼时期。是的，这就好像我们每个人似的，总是怀念着小时候的美好。但每个人都是要长大的，这是自然地必然。我们不可能总是回忆过去，更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不能说：“你看，这个婴儿是比那个大人善良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总是以我们所回忆的所谓的道德观念去品评历史人物，当然我们只是一味的以成败论英雄也不可取的。那我们应该怎样来看待太宗的政变呢？我觉得首先是要看当时的事态环境是否有发动政变的必要，这一点不需要证明什么，答案当然是必要的。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还谈什么仁义道德不免可笑。如果真的是论道德，太宗暂且不论，魏征和房玄龄可是历史上评价颇高的有德之人。可他俩不也是一个教李建成怎么去害太宗，一个帮着太宗怎么去谋害他哥哥的吗？史书上怎么就没批评他两呢？因为两人都是知时务者，懂得如何去做事情，而不拘于世人所谓的道德。如果太宗真的是牵绊于所谓的道德，而被他哥哥杀掉的话才真是要被后人耻笑了。再有我们还要看一下太宗的这次政变所带来的后果是否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有利的。这也不需要什么辩论，也是公认的了。就是太宗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是有利的。即使是现代，我也从不相信有哪个成功人士在他白手起家的时候是完全干净的。只要他的作为不是对广大人们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的前提下，我想当他成功以后懂得了关爱社会，懂得了回馈人类。我们都是应该赞扬的。所以我个人以为太宗的政变并没有什么不妥，他的果决也正是他的一个优点。我们不也是看到过历史上很多看起来道德很高却亡国的吗？最典型的就是梁武帝萧衍。所以我也就觉得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没什么可贻讥的，也没什么可惜的（起码太宗和他的团队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又何必替古人惋惜呢。）。当然我还是要说的，玄武门之变也足可以表现出太宗的老奸巨猾了。
我再从太宗最让后人称道的“从善如流”方面来谈一谈，太宗的老奸巨猾。我下面就要举几个例子。贞观初年大臣们见天下太平了，就提议让太宗封禅。大家都知道封禅对于一个帝王来说那是一种成功的象征。而太宗开始时正义的说：“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可群臣还是不断的提议。太宗也觉得天下太平了，自己做的不错，实际上他的心里一定也是美滋滋的高兴，就便要答应了。可这时魏征说了这样一段话“陛下虽有此六者（就是说太宗有六个方面的好处），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接着河南河北又发了水灾，太宗就打消了封禅的念头了。这段话很厉害，尤其是结尾一句“崇虚名而受实害”更是经典。太宗是何等精明的人呢，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机关，即使后来没有发大水的事情，我想太宗也不会去封禅的。（我也是极欣赏魏征的那句话和太宗对此的处理方式。我虽不肖，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是极不喜欢“崇虚名而受实害”的。）虽然到了晚年也还有大臣希望太宗封禅，可太宗以身体不佳的缘由推脱掉了（这倒是有可能是真实的）。
再一个例子。有一次太宗宴请近臣于丹霄殿，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若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太宗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郡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尤其是魏征那关于忠臣和良臣的分别的言论更是妩媚）”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是啊，若不是太宗觉得大臣的进谏是使他高兴的事，他又怎么会真心实意的去纳谏呢。历史上还记载说，太宗为了使大臣们进谏可谓极尽老奸巨猾之能事。先是对进谏的给与奖励，再对不进谏的给与惩罚。为了让大臣对他进谏甚至故做温和的态度（太宗可不喜欢像汉高祖那样的喜欢骂人）。史书记载“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他亲近的大臣也跟太宗说过他以天下之明，九五至尊高高在上，一般人当然不敢进谏了。这一点在我们现代社会里也是有的。我是不迷信的，但我不知何时起却有了喜欢相面的习惯。据我观察确实有的领导的长相就是与众不同，足以威慑于人。我想太宗一定是那样的。就连一向骄傲自大的李密，初见太宗时都不禁惊服道：“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而且太宗一面装着和颜悦色，一面还笑里藏刀的跟大臣们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毋尽言！”这分明是用隋炀帝和虞世基来吓唬和告诫大臣们嘛。
还有一个更明了的例子。太宗的一个儿子安州都督吴王恪喜欢去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太宗因为这个事就说：“长史权万纪事吾儿，不能匡正，罪当死。”柳范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止畋猎，岂得独罪万纪！”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面折我？”对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尽愚直。”太宗听了这样的回答就很高兴了。如果我们将这一幕想象成是段戏剧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
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至于那次太宗的好妻子的进谏更是人人皆知的了。我还是再来从太宗用人方面来谈一些我的想法吧。从这方面来说，太宗的老奸巨猾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的（起码我是这样）。记得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王石勒（我很看好的一个历史人物）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我想他要是晚生个几百年，遇到了太宗也一样会相待汉高祖那样待他了。有时我也奇发狂想，如果我能遇到太宗那样的领导就是累死也值得，谚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要是真遇到了我也不会真的干到把自己累死，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不过在太宗手下还真有不少个劳模是因为工作累死的最著名的要数温彦博和岑文本。还有一个叫周范的大臣，太宗外出行幸，常令他与房玄龄居守。周范为人忠笃严正，自己的疾病已经很严重的时候，也不肯停止工作，竟终于内省（工作岗位上）。临死前既不为自己的死去而悲伤，也不为亲朋的将来而找想，他却是与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太宗得人心如此，更不要说太宗去世后，那些哭着喊着要殉葬和恸哭、剪发、剺面、割耳的臣子了。
太宗用人的心计与眼光绝对是第一流的。《旧唐书》对于太宗用人的评语我觉得很恰当“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贞观一朝的名臣贤将实在太多，要说就要说个没完没了。
我觉得用人之道，贵在得人心。这一点上的老奸巨猾我真的找不出有哪个皇帝能赶上太宗。还是举几个例子。史书上有以下两段记载。第一段是“魏征有疾，上手诏问之，且言：‘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征上言：‘比者弟子陵师，奴婢忽主，下多轻上，皆有为而然，渐不可长。’又言：‘陛下临朝，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盖弥彰，竟有何益！’征宅无堂，上命辍小殿之材以构之，五日而成，仍赐以素屏风、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征上表谢，上手诏称：‘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第二段是“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逾公，公往不负李密，岂负朕哉！’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沉醉；上解御服以覆。”我把这两段记载放在一起来分析是因为我觉得它们有一点共性。我真的是很敬佩太宗对于人心的驾驭能力。要是一般的皇帝去看望有病的大臣，要么就是假惺惺的问寒问暖，要么就是让其强起而继续为他的帝位继续卖命。而太宗呢，对魏征说“处卿至此，盖为黎元与国家，岂为一人，何事过谢！”对李世勣说：“为社稷，非为卿也。”这样正大光明的回答不但没有使臣下反感，反而是让臣下更是感激涕零，誓死效忠。这是因为太宗很了解此二人都是可以以义而感化的人物，而不是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人。
再有一个例子。太宗在攻打高丽时得到一个大将，就是鼎鼎大名的薛仁贵。战争结束后太宗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看看，太宗将薛仁贵一人比得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辽东还重要，这样的夸奖臣下，怎不让臣下会更努力工作呢。
太宗就是太宗，就是与众不同。现在的领导干部有几个不喜欢阿谀奉承，只要自己一发火，属下赶紧吓得一边站的才好。而太宗呢。用人偏要找不怕自己的。历史有这样一段记载可证明我的以上所说“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看来太宗发起脾气时也是很吓人的，要么就是房玄龄胆子小，这倒是不像的。）。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下面再载录两段太宗得众人心的例子，因其极易明白，我便无需言语了，看官足以体会。一个是“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上亲为之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动。”第二个是“诏辽东战亡士卒骸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临哭尽哀。其父母闻之，曰：“吾儿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
关于太宗如何得人心的例子想要举的实在太多了，显得过于泛滥。可还有两个例子是不得不举的。一个是侯君集谋逆被收，太宗决定亲自问斩他，并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这句话的分量真的是很重。实际上这个侯君集以前打高昌时，就犯过过错，他私贪宝物，纵容官兵。但毕竟他是立了大功的，太宗只是惩罚了他一下。可这谋逆之罪可是太宗不会容忍的（倒霉的如张亮，没事聚众，让人告发谋逆，结果枉送了性命。要知道太宗对于谋逆之事，是从来不手软的）。太宗此举之意我想一来他与侯君集的私人感情是很好，但更重要的是给功臣们看的。太宗杀侯君集是给功臣的荣耀，也说明他的不得已而为之。结果自然又是侯君集感激涕零的高兴地被杀头了。别的功臣也不会人人自危。而且侯君集也照样被列入了二十四功臣之列了。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可以足见太宗深知人性之意。有一次太宗宴三品已上及州牧、蛮夷酋长于玄武门，奏《七德》、《九功》之舞取乐。一个大臣萧瑀上言：“《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太宗就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睹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瑀谢曰：“此非臣愚虑所及。”
以上的例子好似都是正面的来佐证太宗的老奸巨猾。下面在举几个反面的。
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太宗还有十几天便去世时的一个人事安排了。历史记载“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这段记载可是众人皆知的。我觉得这个安排意义深远。太宗是怎样夺取天下的呢？靠的是武力，他深知掌握政权最重要的是军权（这一点应该是任何一个英明的领导人都知道的。毛主席不就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嘛，我们国家的领袖人物哪个不是兼职军委主席的。）谈到这我又不得不将此前的一些事加以说明。唐初军队里有三个大人物，第一号自然是太宗自己，第二号是李靖，第三号就是李世勣。所以早年太宗欲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先询问了此二人。而我们再看一下太宗决心立唐高宗为太子时屏蔽群臣，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以谋立太子的大事。首先这几个人在李承乾和李泰的皇储争夺战中，长顺无忌、李世勣是保持中立，房玄龄、褚遂良是表示出忠心于太宗（这两个人没什么说的，就是太宗的铁杆追随者。），而朝臣中的他人基本都是李承乾和李泰派的。太宗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十分清楚自己百年之后，如果要使唐高宗可以平稳的接收政权就要得到当时占政坛主导地位的关陇集团的支持，而长孙无忌即是关陇集团的领袖又是高宗的舅舅，更是太宗自己的亲信，所以太宗要留他（所以我觉得历史上说太宗晚年有意改立吴王李恪为太子，是不太现实的。就算是太宗真的说过这样的话，也只是怨气之言，而决非真意。一来古代的传统是“立长不立幼，立嫡不立庶”。高宗毕竟是长孙皇后的儿子，而李恪是庶子。二来也是更重要的是李恪的支持者少，并且力量也不大，这更不利于政权的顺利交接。我想作为政治家的太宗是很明白的。）；如果要使唐高宗可以稳健的掌握政权就要得到军队的支持，改立皇储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也就是说太宗还有五年就去世了。此时的李靖已是老迈不堪，唐军里威望最高的就莫过于李世勣了。再者历史记载中有一处暗笔，我不知是巧合，还是史家有意写得。“贞观七年（633），太宗让高宗当时为晋王，遥领并州大都督，授李世勣光禄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李世勣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六年，号为大唐的万里长城。所以我觉得太宗让他参与了谋立高宗为太子的大事。这不能说其中一点含义都没有。而且太宗立高宗为皇太子后，即受李世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的职务（官位不是很高），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还对李世勣说：“我儿新登储位，卿旧长史（太宗这里也明说了这层关系），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太宗又尝闲宴对李世勣说曰：“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李世勣便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我想太宗说此话时已感时日无多了，这就是一种托孤。我们都知道太宗知人的本领天下无出其右。他十分知道他那个小舅子长孙无忌喜欢揽权，而且军事能力不强。我想太宗一定会预感到等高宗羽翼丰满时一定是要和长孙无忌有矛盾的。这个时候太宗肯定要保他儿子，所以事先安排了李世勣这个大棋要在军事上支持高宗，结果也正如太宗所料靠着军队的支持，高宗扳倒了长孙无忌并没费多大的劲，岂不知此事早有安排，非一时之力而至之。当然，太宗对这个小舅子也是够意思的，他怕到时高宗有杀舅之名，就在临死对褚遂良说了：“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这个褚遂良（上面说了是太宗的铁杆追随者）果然不负太宗所托，关键时刻，是想保住长孙无忌。可这时历史上出现了一位太宗也不可能想到的一个强权人物—武则天（太宗倒是认识她，可太宗去世时她还小，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太宗皇帝再厉害也算不到这个自己的小丫鬟后来是那么厉害啊。虽然历史上也记载了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传闻，我个人意见那是武则天给自己造的谣，后世的史家觉得好玩也便收了进去。），她把这个仁厚的高宗“带坏”了，竟是使褚遂良他自己客死他乡，还逼死了高宗自己的舅舅（我认为长孙无忌的死，武则天应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至于长孙无忌的下台绝对是高宗自己的意思，即使没有武则天的出现，事情也是会这样发展的。）。在这里借光我还想从另外一个方面简单的来说几句我对唐高宗的看法。太宗临死前的这个安排一方面是他看透了李世勣，一方面他对于自己的儿子高宗也是有一定认可和期望的。史书上记载了太宗的一句话便可见此“上曰：‘吾如治年时，颇不能御常度。治自幼宽厚，谚曰：‘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冀其稍壮，自不同耳。’”（只是他没想到一来高宗是人入中年就成了病包子，此天意，非人力可以逆料；二来就是上面谈过的武则天的出现了。），毕竟高宗也不笨（实际是很聪明的。），太宗还苦心的教育了好长时间（高宗当太子时实际上已经展示出了一定的才华了。）。所以他相信高宗能用好李世勣，并使大唐江山变得更好。我们可以客观的去考察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高宗是做了许多好事的。我突发奇想的做了一个比较，高宗为君起码可比汉元帝，当然较之汉宣帝是差了点。但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皇帝。
太宗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高兴地情不自禁的说出了心里话，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后世也有诗说的好：“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下面这几个例子更是显示了太宗不光彩的一面。太宗的结发夫妻长孙皇后（一个伟大的女性）死后，太宗竟想立杨氏为后。这个杨氏是谁呢，就是那个被他杀死的他弟弟的妃子，后来被太宗喜欢上了（这倒不一定完全有悖民风，有学者说这跟李唐的鲜卑血统有关。但也足可见太宗也一样是英雄爱美人，要不他哥哥和他弟弟的妃子有很多，为何只要杨妃呢？）。又是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古代一个妇人，这有一个很长的典故。我这里只是想指明反正是个反面教材。）自累！”太宗听罢，赶忙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一次太宗患吏多受赇（实际上贞观朝已经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吏治好的时期了，大臣们还比较清廉。），就密使左右的亲信试着去贿赂一些大臣。果然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太宗就要杀了他以儆效尤。这时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太宗听了这话，反倒高兴了。但由此可见太宗是耍了手腕的。
还有一个和上面的例子差不多的事情。有一个大臣上书请去佞臣者，太宗就问了：“佞臣为谁？”大臣说：“臣居草泽，不能明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太宗倒是说了：“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可接下来太宗又说了：“卿策虽善，朕不取也。”注意！太宗接下来可是说了那个大臣的计策也是好的，也就是说这种伎俩太宗可是十分懂得的，只是不肖为之而已。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上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司马光说的，他也说太宗“可谓能远谋矣！”，“能远谋”不就是老奸巨猾吗。司马光的评语说的是这个事。太宗把他原来的太子和喜爱的二儿子给贬到了远方，因为他俩犯了错。太宗确实很难过，但他毕竟还要选一个太子。太宗上完早朝后，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悲戚的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然后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太宗甚至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是又吓又急的问太宗要怎么样才好，太宗就说了：“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就赶忙对他的儿子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太宗还不放心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太宗又赶忙召集大臣们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大臣们也都同意，太宗就又高兴了。我们想想，太宗难过是真难过，但以太宗的英明还不至于要自杀吧（夫人之为物，父母所生，天地所养，纳百物之灵，非自然而去，自有何权而弃其生命欤？）。他这么做，我想这就有点像刘备摔孩子的心境差不多吧，他的臣子们一看皇帝都这样了，还能不同意太宗的决定吗，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大臣们对太子不也会更忠心了吗？而太宗立高宗还有一个好处，这是太宗对他的侍臣说的：“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前面司马光说的“能远谋”亦是由此了。
而太宗直到将去之际仍然不忘权谋一番。看看他那一明一暗的托孤吧。上面在把李世勣赶走的那一段中已说的不少了。这里只是觉得好玩就再概括一下。太宗真是厉害，用着长孙无忌，然后再让褚遂良保着长孙无忌，还让李世勣制约着他们俩，最后还给你唐高宗留了一个武功秘籍——《帝范》十二篇。
太宗的老奸巨猾还在于他懂得自我总结与自我批评，虽然太宗也曾说过“人苦不自知”。我截取了几段我觉得是极好的几段话如下，当然类似的话还有很多，我是不便一一例举的。
1、上（“上”都是指的太宗）曰：“朕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贵。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则皆富矣。若家给人足，朕虽不听管弦，乐在其中矣。”
2、上曰：“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帅九州之民，凿山槎木，疏百川注之海，其劳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顺地之势，与民同利故也。”
3、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顾谓褚遂良曰：“公尝为史官，如朕言，得其实乎？”对曰：“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以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
4。上曰：“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或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
对于这几段话鉴于竖子我才德不佳，不敢妄加多言，看官若可自己体会，效果定是更佳。我总是觉得太宗的老奸巨猾的可爱之处是在于其坦诚。
而后世甚至还怀疑太宗是不是篡改了历史，就连小说家也要编出一个太宗用阴谋诡计骗取《兰亭集序》的故事了。
当然太宗毕竟是个受世人敬仰的杰出帝王，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说了许多好话。对于赞扬他的话，我是觉得无需在讲了。看官看罢可能觉得我以上的文字是对太宗颇有微词。而我对太宗的敬仰之意，想来也是不言自明的。下面我就想就后人诟病于太宗的几个方面来谈一谈我的想法，不敢说是要给太宗翻案，只是我的理解而已。
后世以《春秋》之法，常责备于太宗者，是以后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叹息者莫过于是说太宗晚年勤兵于远、大兴土木和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了。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把太宗先当个人来看待，而不要总是把自己理想化的愿望，强加在太宗身上，这样做对太宗也是不公平的。再者文学创作上有个说法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就以这个思路觉得，后世有的评太宗者只是以理想的所谓道德的标准去诟病太宗（我上面也说过我对此是反感的。），而不去体会和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书生之言，岂知为要。尤其是见了太宗自己的宠妃徐惠妃都说了太宗晚年“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又服玩颇华靡。”便觉得自己一定是言之有理了。岂不知进谏之人通常都是要把问题往大了说，这样才可以警醒被谏者，所谓“防微杜渐”，并不一定事情真的严重到了多么可怕的程度。而我们后世之人我是想当加以分析，以太宗之心为心的客观的去认识太宗晚年的一些做法才是。
下面我就一一来谈了。先谈太宗的“勤兵于远”吧。太宗晚年三次大的用兵一个是攻打薛延陀，一个是攻打龟兹，再就是太宗为后世最“耻笑”的征高丽了。我先武断的揣摸了一下太宗晚年“勤兵于远”的心理动机。太宗早年励精图治打败了突厥，大力发展经济。到了他的晚年综合国力已是显著增强。太宗晚年可谓是百病缠身（历史记载的很多），以太宗对于人性的认识，他极有可能预感到了自己的大限之期。而且他知道高宗仁弱不习兵事，托孤之臣长孙无忌又不善军事，就是李世勣吧，他还有点不放心，欲让高宗有恩于李世勣后，方可用之。所以他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尽量的使四方安定。就像汉高祖卧病讨伐英布，明成祖五伐蒙古最后甚至还死在了征途中，这些帝王也都不傻，他们不知道在皇宫中享福不好吗？难道打仗就一定是穷兵黩武吗？（要知道我国建国初期也是打过几次大仗的，要不哪有我们今天安定幸福的生活？）这是客观事实，不是可以坐以论道的。如果说太宗有一点好大喜功是可能的，比如他在贞观二十二年谓侍臣曰：“汉武帝穷兵三十馀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太宗一生曾经多次拿秦皇汉武来说事。太宗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帝王，每一个具有雄才伟略的帝王无不想超迈前代。加之太宗熟知历史，我想他绝不甘于落于秦皇汉武之后，而要将其曾经统治过的地方纳入唐帝国的版图。再一个动机我想是因为大国的形象问题。唐帝国当时在东亚的地位决不逊于如今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太宗是各族的天可汗。他要发动一场战争的理由可以是哪个国家不听话，或是它威胁到了地区安全，太宗都是有理由制裁它的，不一定非要是其对唐帝国的安全有了威胁才打仗的。大国的战略通常都是先发制人的。最后我想太宗还有一个意图就是他的居安思危。太宗自己也说过，他很怕天下承平日久，民疏于战，所以他还经常进行围猎的活动（这一点如清朝的康熙、乾隆两位皇帝甚至亲自下诏明令八旗子弟不要忘战）。尤其是唐帝国的血统中包含了北方鲜卑族的因素，这一点也不能不加以考虑。古人的围猎不全是像我们今人所想象的纯是为了玩乐，它还有一个练兵的用途。所以综上所述我想太宗的“勤兵于远”是有其现实意义的。接下来我再一一对应着来谈一谈。
所谓的太宗晚年是指贞观十七年改立太子以后。太宗于贞观十八年准备，十九年二月开始发动战争至九月不克，因天气变寒而退兵。上面我分析了太宗晚年的一些心理动机。具体到这场战役可以从后三个方面去理解。我们看一下太宗战前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馀力以取之。朕自发洛阳，唯啖肉饭，虽春蔬亦不之进，惧其烦忧故也。”太宗这里将开战的用意说的是很明白的了。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高丽的一个权臣篡位，而且还攻打邻国新罗，严重危害了地区安全。故此太宗毅然发动战争不可谓不明智。而且在战争受阻了以后，太宗并没有像隋炀帝那样的穷兵黩武，而是改变了战略，采取了不断骚扰高丽，待其疲惫，然后一举歼灭之的战略（上面也已提过）。再来看一下当时老百姓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史书记载“太宗见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县疗之，士卒莫不感悦。有不预征名，自愿以私装从军，动以千讨，皆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上不许。”这可能是有点夸张，但我们想想实际上太宗的年代离隋炀帝的年代实际上只有30多年的时间，从历史的纵向上来看并不是很长，也就是说当年战死高丽的后人们正好已经长大了。所以太宗说“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我想这是得民心的。。这是不能已鄙儒之言来诟病的。
接下来是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发动了对薛延陀部的战争。这场战争的用意我想主要是从大唐帝国的长治久安方面考虑的。薛延陀部本是突厥的一个小部落。贞观四年突厥灭亡，薛延陀部首领表面接受太宗册封，实际上是不断收并突厥的残余势力，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可以说薛延陀部的存在已经对大唐的北方统治造成了威胁。太宗是不会留下这个祸根以遗后人的。而且战争也是要掌握时机的。从内部来说太宗早期要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无暇外事。从外部来说，薛延陀部早年也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对唐帝国造成很大的威胁，而到了太宗晚年薛延陀部壮大了起来，在太宗征伐高丽的时候，薛延陀部竟敢攻击河南朔方郡。太宗正好以此为借口便灭了薛延陀部，并由此加强了唐帝国对北方的统治，使北方无事几十年。而且太宗告诫李世勣的战略是“降则抚之，叛则讨之。”这恐怕比之于汉武对匈奴的赶尽杀绝来说，也不算是穷兵黩武吧。
再看一下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发动了对龟兹战争，贞观二十二年末灭龟兹。从表面看来龟兹为小国，又不会对唐帝国有什么威胁。可是太宗的意图并不是龟兹，而是整个西域。唐兵攻破龟兹后就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后来高宗在其显庆三年又将西域分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龟兹开始成为唐朝统治西域的中心。由此可见龟兹在西域中的重要位置。西域也就是大约今天的新疆地区。就以今日来说，我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人口稀少，自然环境极其恶劣，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但国家却要大力扶持这两个地方，除了为了保持神圣的领土完整和一部分物质资源外，更主要的我想是因为青藏高原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简直就是天然的军事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此才能使内陆地区少受到威胁与破坏。这一仗使得唐帝国的西北面安定了下来，这一点太宗也一定是认识到的。
打完这三战以后，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初就去世了。太宗去世前三年，一年打一仗，看似多了些（实际上贞观朝大大小小的仗打过无数，只是这三战后世比之于汉武帝、隋炀帝之徒不知何故？）。可都是不得不打的漂亮仗（虽然打高丽有点不漂亮，但也是必要的。）。战争的结果是可喜的，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太宗去世的时候唐帝国四方的形势。北面打完薛延陀部获得安定；东北方面高丽指日可下（它本来对唐帝国的根本就没什么威胁）；西北打完龟兹后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使之安定；东面是大海，海那面的日本，当时只算是唐帝国的学生，对唐帝国根本没有威胁；东南面的少数民族一直不是很强大，构不成威胁；西南方面太宗采取了与吐蕃和亲的方式获得了和平；至于内地则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可以说太宗完成了他应该去完成的使命了。难道太宗在晚年的时候就是呆在长安城里享福，就是不“勤兵于远”了吗？也许只有魏武帝曹操会懂一些太宗的心吧“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下面就再来谈一谈太宗晚年的“大兴土木”。首先，我不明白古代的国家建设与皇帝的个人喜好有多大的联系（竖子寡闻，更不知道古人做工是否是给工资的。若如今日之势，大搞建设，亦是为了搞活经济。）。想想我国建国初的那些热烈的建设场景是多么的鼓舞人心。难道唐朝的初期就不需要大搞建设了吗？我还是想说一下，我们有时真的也要把太宗当一个普通人去看待，也不是要总是比之于尽善尽美的神。太宗自年轻的时候就得过重病，中年的时候就有气疾，暑辄顿剧，不得不避以清凉之地。我们也可以想见一下唐初经隋末之乱，定是满目疮痍。历朝历代的皇家公室经战乱之后，无不受到损害。唐初高祖时就开始了营建工作，这既是皇家的事，也是大唐帝国的事。而贞观之初，忙于军事，未暇建设。安定四夷以后，太宗就想要搞建设了，只是大臣们觉得民力尚且不足，戒惧前代亡国之事便加以劝谏。这一点我觉得石勒可以作为太宗的知音，他就曾叹出了太宗的心里话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乎！匹夫家赀满百匹，犹欲市宅，况富有四海乎！此宫终当营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气。”而且我们从以上的文字中也看得出太宗自然也知道如此，到了中年时期，虽有气疾亦可忍耐，而到了晚年病情加重，而且人毕竟是人，到了晚年有了一些积蓄，谁不想过得安逸些呢？（我觉得有些问题也不能全怪那些到了老年而变得“奢靡”的帝王。人到了老年自然就会有一些享乐的想法，这是人性的自然规律。问题是封建社会帝王终身制的问题。要是那时可以像现在这样每个领导人只可以在位十年，我想情况就会好很多了。最典型的就是唐明皇，他要是早点让位于肃宗的话，大唐江山就会更好一些。肃宗也不用只当了5皇帝就死去了。）难道我们就不能体谅一下一个为了天下苦苦经营了一辈子的垂垂老者的心吗？难道就是让太宗住在卑湿的宫殿里才可以彰显他的伟大吗？不，这只能是满足了后世人的虚荣心，而对太宗却是一种残忍。我觉得有些人总是有些仇富的心理是不好的，甚至是愚昧可笑的。打个比喻：世界上长出了一种好吃的果子，但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敢去吃它，后来有了一个胆大勇敢智慧的人吃了它，便觉得这果子真的是美味可口。可他见这果子在这世界上并不是很多，他很怕又有别人也来摘着吃。他就开始骗大家说：“这个果子真是难吃啊。”可后来还是有了一些胆大勇敢智慧的人吃了这果子，他便与那些胆大勇敢智慧的人串通起来欺骗大家说“这个果子不好吃。”他们甚至是仗着人多势众禁止一些想要去尝果子的人去摘那水果，因为那水果是稀少的。渐渐的，知道这果子好吃的人多了，彼此就争抢了起来。有一些强者自然就争夺到了这果子；有一些智者见到人们为了争夺这果子所发生的惨剧，就决定不去与他们争，并觉得反正不吃这种果子我还可以吃别的果子；还有一些弱者只好捡些强者剩下的残次果；更有一些愚者听从了胆大勇敢智慧的人的谎言，真的以为这果子是不好吃的，就不去争夺；而最可笑的就是那些自以为是智者的愚者他们不但不去争夺那果子，反而嘲笑那些吃那果子的胆大勇敢智慧的人说：“瞧那些人多么的愚蠢，竟然去吃那些不好吃的果子。”甚至还对那些吃这果子的人给予了鄙夷的态度和言论。而那些吃这果子的人也是这样的对待他们。（当然我不知道是否也有一些想吃这果子，但却没有能力去吃到它的人只把他们对于那些吃这果子的人的鄙夷态度，当做了是自己的一个安慰和虚荣心。）由这个比喻我又突发奇想的觉得物质的稀缺性——社会分配制度——人性之间会有一种怎样的微妙的关系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现在既没精力，也没能力去解答这个问题。我还是一个穷人，为了生活我必须要去当婊子似的去工作，也许有一天我生活无忧了，我才会挂起牌坊安心的来享受生活。
一时兴起竟跑了题，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对于太宗的一些谈论。我们在来看一下太宗晚年最受后世诟病的两项工程是修建翠微宫和玉华宫（实际上太宗早期的发展洛阳的工程，比这两项大。）的实际用途。翠微宫确实是为了太宗的避暑，但不要忘了太宗是个病人，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而玉华宫起先也是为了太宗的避暑。太宗也许是当初修翠微宫的时候只考虑了自己，而忘了百官或是因为翠微宫的地理形势不便于建得过大，所以才又修了玉华宫。实际上太宗没享受多长时间就去世了，后来高宗即位不久，关中遭受蝗灾，百姓贫困，高宗下诏玉华宫内原百姓的田宅一并归还本主，废玉华宫为佛教寺院，玉华宫改名玉华寺，有名的玄奘法师就是在此译的经。而对于自己的“大兴土木”，太宗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上面就曾摘载过他自我总结的一段言论“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或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易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我觉得太宗晚年能这样说是很中肯的，也很明智（太宗的明智在于他懂得做事的一个度，也可以说有点老奸巨猾的意思），我觉得后人没有必要用“尽美尽善”来诟病太宗。反而我倒觉得这段话放到今天依然是有一些启发意义的。所以我觉得一个领导不一定非要做的像个穷人一样的才好，享受生活、追求幸福是每个人的权利，领导也是人，重要的是领导不但要能使自己过得好，也要能使百姓过得也好，按照太宗的话就是“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领导如果他贪污了1万块钱，但他却给单位带来了100万的效益，使得每个工人的工资都长了500块，我觉得这就是个好领导；相反如果一个领导他贪污了100万，并且他只给单位带来了1万的效益甚至是亏损，使得每个工人的工资都降了500块甚至有下岗的，那麽我觉得这就是个坏领导。当然像焦裕禄那样的领导是值得敬仰的，却不一定值得效仿，因为也许焦裕禄那样做时，他就会有一种高尚的幸福的感觉，而外人是不知的（如果他不是感到自己的作为是使自己愉悦的话，我想他就不会持之以恒的那样做下去），而现在的领导也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实际上都是为了使自己活得更有意义，只是对这意义的理解和感受不同罢了。而至于有德无力的领导来说，我们也不能给予更多的批评，让他让位于贤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后人对于太宗的“大兴土木”是没有必要讥讽的。当然像汉武、隋炀那样的穷奢极欲还是应当批判的。《太平广记》中有一段记载就很有趣。“唐贞观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赡，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焕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乃延萧后（隋炀帝的皇后），与同观之。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设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至及岁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烛，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有此可见一般，我就不欲多言了。
下面开始谈一谈太宗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这虽然值得好笑，却不能不给予理解，更是不能和秦皇汉武的那种迷信的做法混为一谈的。我还是不厌其烦的强调太宗是个人，不是后世人自己的想象出来的神。我本人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多年的疾病使我对人生有了很多与别人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只有一个人经过了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后，他才有可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重生。才会更加懂得人性的可贵。我总是以为太宗可以算得上是封建帝王中最人性，也是最懂人性，更是最能用人性化来管理天下的一位帝王。我想太宗的疾病，甚至是他可以创造如此辉煌的业绩的一种因素。尤其是在其年轻的时候就换上了疾病，并且是久治不愈，这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演变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来考察一下太宗的疾病史：公元618年，太宗21岁打薛举时患了疟疾；公元632年，太宗35岁时公卿以下请封禅者首尾相属，太宗谕以“旧有气疾，恐登高增剧，公等勿复言。”，可见太宗的气疾已非一日，恐有数年；公元635年，太宗38岁其父高祖因风疾不治而崩，我疑太宗得疾有遗传因素，太宗气疾未愈；公元636年，太宗39岁其妻长孙皇后因气疾不治而忘，太宗得疾，累年不愈；公元643年，太宗46岁时改立太子，并流放爱子，太宗悲竭；公元645年末，太宗48岁时伐高丽后得病痈；公元646年，太宗49岁疾未全平，欲专保养，庚午，诏军国机务并委皇太子处决；公元647年初，太宗50岁得风疾，苦京师盛暑，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这也是上文所说的“大兴土木”的一个原因。）；公元649年，太宗苦利增剧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尤其到了太宗晚年，贞观朝的大部分的股肱之臣相续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而且要想当个好皇帝不好当啊，就像太宗自己说的：“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凑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再有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得到。俗语说“好人不长寿”（刚暴之人也不长寿），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并且符合一些科学规律。为什么呢？“好人”通常都是要抑己益人，当然像雷锋那样的以助人为乐的人固占少数，注意他是以“助人”为“乐”的，也就是说他做的是他高兴做的事。而太宗呢，他自己说了“吾如治年时（不到二十岁），颇不能御常度。”可见太宗的天性是不喜欢被束缚的，但他长大了以后呢，为了天下却要处处要忍耐。这样的压抑自己的性情，不会不对他的身体造成伤害的。至于忙碌的工作就更不用说了。太宗还是个情种，一有丧事便很悲伤（比如高祖去世和一些大臣的去世），甚至还很念旧（比如杜如晦和长孙皇后的去世）。一个这样感性的人，悲伤难免对其身体是不利的。也就是说太宗的晚年的身体已是江河日下了，虽因误服丹药使病情加重，然其死亡亦应是属于自然死亡，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暴亡。总之，我记录以上的文字的意义，只是想让看官们对于太宗的境遇给予同情。有了这份同情，我们再来从人性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太宗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俗语说“有病乱投医”，这真是一点不假。即使是医学如此发达的今天，仍有这样的情况。更何况1400年前的唐朝呢？太宗身边的太医我想也算得上是当时最好的大夫了。可太宗的疾病还是累年不愈，太宗岂不着急。我们将心比心的想一想，如果患病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也是到处求医吗？难道求医也叫迷信吗？也值得好笑吗？我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出太宗吃错了什么药呢。后世讥讽的引起太宗的病情加重的原因是他吃了一位印度人炼的丹药。实际上，太宗得病期间，国内的医生们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太宗有一次吃了一副从印度传来的药，感觉很好。后来正好从战俘中找到了一个自称懂得制药的印度人，太宗以一个久病不愈的病人的心态自然就信之不疑了。丹药炼成，太宗不假思索的便一口吞下，可没想到却使得太宗的病情加重了。且不说太宗早年对秦皇汉武的迷信做法表示的鄙夷，即使到了太宗的晚年，从历史记载来看，也并没有看到太宗有过什么关于追求长生不老的迷信的举措。也许有人说了，太宗迷信吃丹药，也许太宗是会难免有一些迷信的观念（以我的社会阅历来看，即使是今天，那些官越大的人，反而是越迷信。）。而实际上我们有时去品评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就要将那人物的一些作为放到他的那个时代去理解。当我们翻开正史的时候，就不难发现，我国古代的医家都是归类到了方技类中的。炼丹之术最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记载，通常炼丹者又兼是医生，比如晋代名医葛洪。尤其是在东汉末年，道教形成以后大部分的医生更是喜欢入道炼丹。历经魏晋南北朝300多年，到隋唐时服丹之风虽有衰落，然余风尚存。尤其是唐代更是以老子后人自居，对道家很是恩宠，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将丹药的用途，就看做如今日的医药一样。有病吃药，天经地义。所以太宗的迷信丹药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如果我们的后世研究出了比现在更先进的医学医药，也许他们也会讥笑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吧？就如京房对汉元帝所说的：“将恐今之视古，亦犹后之视今也！”所以我觉得对于太宗吃错了药而致早亡的事，可以为叹息，而不可为讥讽。
最先讥讽太宗的人是谁呢？自然是宋人。这帮家伙打不过外族就说太宗“勤兵于远”。实际上宋太宗也想往外打，只是打了几仗都被辽国打败了，他的后代更差劲只好赔款割地。后来看到一个叫西夏的小族，以为好欺负，结果还是没打过人家。最后到底是让蒙古消灭了。我这里又想起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有一次太宗对魏征说：“齐后主、周天元皆重敛百姓，厚自奉养，力竭而亡。譬如馋人自啖其肉，肉尽而毙，何其愚也！然二主孰为优劣？”魏征就回答说：“齐后主懦弱，政出多门；周天元骄暴，威福在己；虽同为亡国，齐主尤劣也。”魏征的意思也就是说骄暴而亡是比懦弱而亡要强的。那么唐朝就似骄暴而亡，宋朝就似懦弱而亡了。但宋朝人不服输，最后只好以我们不愿意远征来解嘲了。宋朝的钱大多是做为赔款给了外族，自己没钱修出有如大唐威仪的宫殿，也就只好说太宗“大兴土木”的不好了。至于太宗服丹药一事较之宋真宗伪造天书来说，固又为善。宋人评语有所不足，后世便也懒得思考，如此传扬罢了。以上我只是觉得好玩就谈了谈我自己的想法，并不是想要成全太宗的尽善尽美，何况天下本无尽善尽美之人。
谈到这里我是终于将太宗的老奸巨猾也谈完了，并出于我本人对于太宗的崇敬又谈了许多。本没想到会写得如此的多，可兴致一起就从脑袋里溜出了这许多文字了。看官读罢可别以为我这里是薄秦始皇而厚唐太宗，也别认为我说秦始皇的狂妄自大和唐太宗的老奸巨猾有任何的贬义。就像我在谈完秦始皇的狂妄自大后，对他的感激一样，我们也应该感激太宗的老奸巨猾。正是他的老奸巨猾才使得我们这片土地的人们又稳步的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并给我们留下了我们这里的人类对于青春期时代最美好的回忆。
我谈了这么多之后，却觉得我们现代人对于古人的品头论足是那么的可笑。逝者如斯，他们已听不到也不会理会后人的言语。记得我年少的时候见到有些电视剧和书籍将史实改得乱七八糟，我就很气愤，赶忙不去看它。后来，渐渐地长大，阅历增加，又看了好多的书，才发现大多数的人们只是拿历史当做玩笑，而那些所谓的正史也是漏洞百出，不合常理，甚至有的像是被篡改。是啊！历史也就是过去的人的事。历史是复杂的，是包罗万象的。我们不能以点代面的去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像我们无法完全回忆起我们已逝去的日子一样。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去研究历史了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如上所说的历史可以让我们保留一些我们人类美好的回忆；第二个原因是，当我们人类在沿着历史的轨道上前进的时候感到了迷茫或是丧失了自我，我们可以以史为鉴，看看我们的人性的本质；第三个原因我想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说明，牛顿说过：“如果说我所看的比笛卡尔更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肩上的缘故。”我觉得我们现代社会能够发展到像今天这样对世界认知的高度，难道不也是我们站在了人类历史这个巨人的肩上的缘故吗？必然有一天我们这一代人也将成为历史，也将融入到这个巨人的体内，并使得它不断的长高，然后让人类的后代们再站立在这巨人的肩上看得更远。
最后，还是再让我来谈一下，我对于有关历史问题的一些想法吧。无论是秦始皇的时代，还是唐太宗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发展才是硬道理”是对的。我们没有必要去厚古薄今。纵然童年和青春期的记忆是美好的，但我们毕竟是要长大的，青年时代也有青年时代的好。我多么希望我们的人类是可以有美好的回忆，快乐的临在和幸福的未来啊！本人不才，没有诗性，便拼接了前人的两句诗以作为结“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不能说的没完没了了。我这因为养病而百无聊赖的人并不是一位垂垂老者，也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更不喜欢以自悲伤。，只是因为这几日偶感脑袋中充满了这无数的想法，就不得不写些出来。正像康熙帝所说的“死者人之常理，要当于明爽之时，举平生心事一为吐露，方为快耳。”胡乱的写了一通，我倒是觉得放松了许多。观者可以感觉其无聊，但不要感觉其沉重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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