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航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对中国文学与诗歌界来说亦如是。1989年成为新时期文学进入90年代的一个断裂面与转折点，实际上该话题已达成共识。其后，中国诗歌发生了巨

　　从批评出发：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起点与转折

　　周 航

　　

　　周航，1971生，湖北咸宁人，曾在深圳打工漂泊17年。暨南大学文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博士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访问学者，鲁迅文学院第26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现任教于长江师范学院。从事学术研究之外，近年来还在《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中华文学选刊》《花城》《江南》《长江文艺》《长城》等几十种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已出版散文集《南国行吟》、诗集《背影》、诗集《往事如烟》、学术专著《新世纪文学现象研究与当代文学散论》、《中国诗歌的分化与纷争（1989年—2009年）》、《中国诗歌观念的流变（1989年—2009年）》。大的变化，诗歌观念也显现出明显的变异。从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写作”的一枝独秀，到90年代中后期的“民间写作”观念的兴起，诗坛上逐渐形成了两大观念对立的局面。这一对立并非凭空而起，其暗藏一个蕴含在历史脉络中的断裂、转折、变异、孕育、生成、茁壮、凸显的过程。考察其间不同诗歌观念形成的背景、成因、史实与研究现状，并与80年代的诗歌进行比较，这是对诗歌理论进行意义的梳理。本文即回顾性地以1989年作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以期对90年代诗歌的起点及其相对于80年代的转折性意义做一番评述，从而让我们对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脉络有一个阶段性的了解。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对中国文学与诗歌界来说亦如是。1989年成为新时期文学进入90年代的一个断裂面与转折点，实际上该话题已达成共识。其后，中国诗歌发生了巨

一、1989年：起点

欧阳江河在长达二万多字的《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1］中要努力阐明的观点之一，就是要把“1989年”作为90年代诗歌的起点。该论文成为研究90年代诗歌极其重要的一篇，它不仅提出90年代诗歌转折点的问题，还阐述了其中的几个重要概念，最重要的是它还成为世纪末“盘峰论争”的理论源头与导火索之一。所以，将其称为20世纪90年代诗歌研究的统摄性的、具有极强预见性的纲领论文并不过分。在此我们只留意作为转折点的“1989年”。

　　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以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为隔世之作，任何试图重新确立它们的阅读和阐释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导到一个不复存在的某时某地，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

　　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辞世，将整整一代诗人对本性乡愁的体验意识形态化了，但同时也表明了意识形态神话的历史限度。对诗人来说，这意味着那种主要源于乌托邦式的家园、源于土地亲缘关系的收获仪式、具有典型的前工业时代人文特征、主要从原始天赋和怀乡病冲动汲取主题的乡村知识分子写作，此后将难以为继。［2］

　　我们所说的“起点”是以欧阳江河文中所说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为基础的。他敏锐地指出，这个“结束”是以1989年的“非常特殊”与海子和骆一禾的先后辞世为标志的。当然，后来的研究文章大都提到这两点，但欧阳江河的超常洞见为随后类似的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判断自信。

　　差不多同期，1993年远在伦敦的王家新在回答诗人陈东东和黄灿然的问题时说：“80年代末对我个人很重要，但它是否成为一代诗歌的转折点，这很难说。从大体上看，1989年标志着一个实验主义时代的结束，诗歌进入沉默或是试图对其自身的生存与死亡有所承担。作为一代诗人——不是全部，而是他们其中经受了巨大考验的一些，的确来到一个重要的关头。”［3］他认为一种更高也更严格尺度之下的诗歌从此将要诞生，这种诗歌有别于早期朦胧诗，也有别于新生代的个人化写作，实际上他已承认了这个时间节点上诗歌的“转折”。

　　西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对所有的诗人来讲，1989年都是一个重要的年头。青年们的自恋心态和幼稚的个人英雄主义被打碎了，带给人们一种无助的疲倦感；它一下子报废了许多貌似强大的‘反抗’诗歌和貌似洒脱的‘生活流’诗歌。诗人们明白，诗歌作为一场运动结束了。”［4］他认为与此同时金钱闯入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是在国家的驱使下，从而人们本来不稳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其结果便是诗人与国家意识形态、中心价值体系的疏离，使诗人内心矛盾加深，诗歌中的怀疑成分增多了。

　　谢冕在一篇以“1989—1999”为年代界定的诗论中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看法。他先从海子、骆一禾的自杀说起，接着沉痛而诗化地描述了当年的事件。“从夏天到春天，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中国，仿佛又一次经历了1976年那样的大地震。惊天动地的雷鸣电闪中，中国大地有一个剧烈的颤动，中国的天空则留下了一道刻骨铭心的永远的隐痛。”从而他得出一个结论：“理想主义的火种已在八十年代末的社会阵痛中暗淡下来。”同时又明显感觉到，在当时大的社会环境制约下，诗歌内部开始了急剧的嬗变。［5］

　　后来程光炜在《岁月的遗照》［6］一书的《导言·不知所终的旅行》中讲到回忆中的一件事，“恰在1991年初，我与诗人王家新在湖北武当山相遇，他拿出他刚写就不久的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反向》等给我看。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在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7］

　　这种“结束”的感觉应该在“第三代诗人”日渐式微的80年代中后期开始滋生，“1989事件”与诗人的自杀事件使诗歌的断裂感正式显形。于是才有了欧阳江河与程光炜等众多论者关于“惊人的变动”的结论。类似的还有唐晓渡的“时间的神话终结”观，等等。这种意识在几乎众口一词的声音中终于成为一种“现实”。1989年作为90年代诗歌的起点遂成定论。

　　尽管如此，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其实早在1989年以前，就有论者指出诗界的明显“转折”已经开始，只是后来1989年实在太不平凡了，才有后来众所共指的1989年转折之说。刘湛秋认为1988年已是诗界“基本完成自我调整的一年”，他发现在这一年中，“扯旗拉派”的少多了，“诗进入沉静”，并预感到这种“沉静”会让诗歌艺术有“真正的长进”。［8］谢冕就像他发现朦胧诗价值时一样，他同样敏锐地感觉到当时诗歌内部的变化。“已经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诗歌运动。一个完整的诗歌太阳已经破碎，随之出现的是成千上万由碎片构成的太阳”，“诗歌正试图确认一个更为奇特也更为陌生的秩序，它考验我们的适应力与耐性”。［9］不过，最值得注意仍然是欧阳江河，由于他后来那篇重要文章的出现，使得我们忽略了他之前的观点表达。实际上，他早就发现诗歌内部的“转折”，“在当今中国诗坛，从舒婷到翟永明，诗歌的青春已完成了从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必要的成长，并在思想和情感的基调上完成了从富有传统色彩的理想主义到成熟得近乎冷酷的现代意识的重要的过渡；而从北岛等人到柏桦等人，诗歌也已完成了从集体的、社会的英雄主义到个人的深度抒情的明显转折。这种过渡和转折，我们还可以从张枣、陈东东、西川、钟鸣、陆忆敏、万夏、韩东、伊蕾等人的创作中看到。种种事实说明诗歌的变化已经不是表面的，而是发生在思想和感情深处的普遍而意味深长的改变。”［10］欧阳江河后来的文章让我们思考，他为什么把这个转折点又定在1989年呢？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尽管在之前诗界内部的确已发生变化，但1989年更有代表性，更有象征意义，所以更具标志性。

　　然而，对这个“时间起点”持怀疑态度的却不乏其人。论者张立群指出80年代与90年代这种转折意义上的“断裂”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感受，他认为“1989年”有被夸大与误读的成分。在他眼中，“90年代经济文化的转型力量以及由此带来人们心灵的错位和‘影响的焦虑’无疑是巨大而持久的”。［11］总之，他认为欧阳江河那篇著名论文只是对那种“转折”所做出的初步考察和说明。

　　细加思考，如果把90年代与80年代的诗歌加以比较，前者所发生的转型确实是漫长与逐步实现的一个过程，除了之前的一些背景因素之外，还要与之后的诸多内外因一道才会最终促成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整体转型。所以，考察“1990年代诗歌”的观念形成史，“1989年”只能作为一个权宜的起点，而并非一个完全没有争议的铁定的时间界碑。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把“1989年”作为一个断裂的开始。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诗歌界才开始了真正的转折，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有一点可以肯定，最先看到这种断裂与转折的，除了一些文学史家之外，最主要的当是“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兼诗评家们。他们的自觉，使他们成为转折开始时的诗歌先锋。这种先锋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诗歌观念表述或诗歌批评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当时的诗歌界深具启发性。从这点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在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写作”成为诗歌界的主流，“民间写作”又为何不在此时喷薄而出。最易于理解的一个理由就是，作为本来就是同位一体的二者，在此时期与时代同时深陷于某种紧张的关系之中，它们之间美学趣味的差异只能退居其次，从而整体上坚守在同一战壕里。

二、90年代诗歌观念的转折

以1989年为界，中国诗歌呈现出前后时期不同的景观，当然这种不同之中又有许多诗歌史上的可比之处。比如说，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诗歌是对之前30年诗歌主流的断裂，而1989年后到90年代初又是对80年代诗歌的断裂。这种断裂既相类似，又有很大的不同。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在两个方面与之前的诗歌产生了断裂，断裂的结果一是现代诗艺的再次鲜活，二是带有极强的启蒙色彩。当然现代诗艺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的延续，是对政治意味浓烈、口号式诗歌的一种反叛；而启蒙则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诗歌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同时它本身不可避免地也带有另类意识形态意味。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情形又发生了变化，80年代中期的诗歌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哗局面。特别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兴起，文化诗与反文化诗分化出不同的路向，在对朦胧诗反叛之余，又添涂上新的诗歌观念色彩，其实这是80年代诗歌的第二次裂变。与第一次裂变不同的是，第二次裂变发生在诗歌内部，是诗歌观念的分化，而不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抗衡。

　　1989年之后的中国诗歌又是怎样的一种裂变呢？与80年代相比，诗歌又呈现出怎样的一种转折呢？ 1989年后到90年代初的几年，诗坛喑哑沉寂。当然，其时并非没有“新”的诗歌出现，只是与诗歌本真、“知识分子性”相去甚远，从而激不起多大的浪花，比如，西部边塞诗、新乡土诗、汪国真的通俗诗，等等。

　　从表面上看，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写作”观念的浮现，与80年代初期朦胧诗的背景貌似相同，比方说，都是在与政治、社会的紧张关系中出现的。它们二者都带有一定的启蒙性质，说到底都是外部环境促成了各自观念的诞生。又比如，与启蒙性质相关的，朦胧诗的批判性和英雄主义色彩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批判性，也有很大的类同性。只是不同的是，90年代初期的诗歌虽然仍具批判性，但它已完全失去英雄主义的意味而充满了悲情色彩。80年代初文化环境虽然春寒料峭却仍然具有“立”的倾向，是解冻期的来临。而90年代初却是经历一次寒冬之后噤若寒蝉的“废”的走势，所以难免充斥着悲情色彩。正是这种走势促成了90年代诗歌远离了80年代，并开始了某种转折。

　　这种转折在1993年之前还是含混的，与其他诗歌夹杂相生，之后日见明显。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差异表现为，80年代初如果是以诗歌的集体觉醒为特征的话，那么90年代初则开始迎来一个“个人写作”的时代。当然，这种“个人写作”的观念与80年代中期“第三代诗歌运动”前后的文化诗与反文化诗一脉相承，只不过在前期是单一化的呈现。90年代中期及以后出现的转化又在80年代中期的背景下明晰起来，即“民间写作”观念凸现并从“知识分子写作”的主体格局中分化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诗歌观念是从80年代中期的文化诗与反文化诗延伸与转化而来的。世纪末的“盘峰论争”，也正是这种转化综合并发的结果。正是如此，我们从中才可更清楚地摸清90年代诗歌自身的特征。

　　综合以上分析，相对于80年代的诗歌，90年代有以下具体的转化表现，这些转化都与诗歌观念有关，而且都具有诗歌理论建设的品性。

　　第一，从运动更迭频繁的诗歌观念时代过渡到深具“个人写作”品质的时代。这是由诗歌从时代的中心即与政治紧密关联转向边缘的社会文化外部环境所决定的。80年代是所谓的“诗歌年代”，而90年代则走入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

　　第二，80年代的诗歌是共同赴宴的，山头林立，各自呼号，是一出大合唱；90年代除延续80年代的诸多特征之外，又转向诗歌美学追求的分化与分裂。也就是说，80年代多与外部环境有关（当然也有自身内部的发展），但90年代多与本身内部相关，自然也是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结果。前者是大外而小内，后者则是因外而有内。

　　第三，80年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90年代则是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自然离不开政治与主流意识形态因素，个人自然离不开个性的美学追求。前者明显承受了之前三十年诗歌氛围的影响，比如“红卫兵情结”，比如过度夸大文学的社会作用。后者更多面对文学本身，是试图超越自己并走向世界的努力。

　　第四，80年代的论争是与政治相关的，而且多由外部因素干涉而引起，并由外部定论盖棺。而90年代的论争多与文学性相关，与审美趣味相关，它由内部引起，也难有最终的统一结论，这势必形成一种多元杂生的局面。

　　第五，80年代中期的文化诗与反文化诗转化为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其中有血脉的延续性，但也具本质区别。最明显的表现是：80年代偏重记忆与憧憬，而90年代偏重当今与现实；80年代更多的是乌托邦式抒情，而90年代更多的是日常化叙事。总之，一个是“远”，一个是“近”；一个是飞翔，一个是着陆。

　　第六，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诗歌观念的转化还有其他表现。其一，诗人改变身份，从80年代风急浪高的诗歌潮头上激退，认为诗歌不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其二，诗人的写作方向改变，不少诗人把诗歌的精神融入小说与散文随笔的创作中。其三，不少诗人有着与西方接轨的强烈愿望而出国，从而西方的语言与思想资源多有呈现。其四，从80年代走来的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已从青春期写作过渡到中年写作，有些从纯粹写诗转变到写评兼顾，有些的诗美追求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而且这种转化是普遍性的。

　　等等。

　　总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诗歌观念的转化是多方面的，是复杂与综合的。其中，既有延续与转化，也有相当程度的变异。

　　注释

　　1.载《花城》1994年第5期，文末注明写于1993年。原载《今天》1993年NO.3，又载《南方诗志》1993年夏季号。后收入作者文集《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2.欧阳江何：《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9—50页。

　　3.王家新：《回答四十个问题》，《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4.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选二）》，《诗神》，1994年第1期。

　　5.谢冕：《20世纪中国新诗：1989—1999》，《山花》，1999年第11期。

　　6.程光炜编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系洪子诚、李庆西主编“90年代文学书系”之诗歌卷。

　　7.程光炜编选：《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8.刘湛秋：《双轨：躁动和沉静》，《人民日报》，1989年5月16日。

　　9.谢冕：《选择体现价值》，《诗刊》，1988年第10期。

　　10.欧阳江河：《从三个视点看今日中国诗坛》，《诗刊》，1988年第5期。

　　11.张立群：《拆解悬置的历史——关于90年代诗歌研究几个热点话题的反思》，《文艺评论》，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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