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静

　　1

　　夜晚，钟平坐在地埂下，蜷着脚等待，目光灼灼，如虎。头顶上是地埂斜长出的清香树蓬，影子如伞一样罩着他，以更深的夜色给他提供掩护，来人只有走到面前才能发现。右边五米外是一条小路，有棱角的石头半截埋在路面下，高低不平，只要路人不小心，被它绊个狗啃泥毫不费力。这条路往上一直通到斜坡上的果林。他下面二十多米远是一条柏油路，六年前修的，像一条用旧了的布，颜色淡了。左边的柏油路下，一条一米宽的砂石路斜斜插进一道木门，那是余如艳家。右边从公路伸出一条通往村里的小路，起伏着往下蜿蜒，在房屋间爬了一截，迎面撞上一个足球场大的水塘。水塘除了东面，其他三面都被村庄围着。

　　他处在高处，能看见从沙石路走上来的人影，如果月色很好，从体型和模糊的面貌能看出是谁。如果没有月亮，人影会用手机照明，从手机反射的微光也能大致看出是谁。通常用手机照亮的是余如艳，他爹七十多岁，不大黑夜出门，即使出门也只用手电筒。今晚有点月亮，浮在西边，弯弯的，很浅。夜色像一副盔甲，小虫可以大胆鸣叫。从集镇方向传来拖拉机突突的声音，半分钟后，消失了，只剩虫子们唧唧叫。

　　余如艳个子不高，比他瘦，高颧骨，大眼睛，嘴皮外翻，常板着脸。钟平想结结实实见他一面，结实到以后无须再见。这种见面，能改变余如艳的命运，而他的命运不受干扰，稳步前行，如平缓的河流。要做到这点，得有个好时机，除了神仙，没人知晓。余如艳回村后的开始几次，在路上遇见他，扬着下巴，睖着眼，十多年牢狱捆缚，还是像一头想顶人的牯牛，钟平也使劲用眼神顶回去。后来，余如艳远远见他，低着头，避开了。他有点奇怪，这牯牛怎么不睖了，难道裤裆里的东西被捶掉了？

　　他右手边是一把锄头，锄把刚换上的，一米五左右，锄口平直，银白铮亮，约二十五厘米宽，高比宽长一点。除了田地里除草，挖泥，他还用它修剪树枝，吓一吓恶狗，也办一些事，比如现在。空闲的时候，他把它拿到石头上磨，磨得晶亮，锄口锋利得手指只敢轻轻往上碰，似乎担心惊醒它，猛咬一口。他用它宰杀过田鼠和蛇，一锄下去，身体就齐整地分开，四肢还在毫无意义地乱弹，似乎要弹去疼痛。看着它们扭动的样子，他就想到余如艳，想到母亲。

　　母亲干活是把好手，动作快，在田里点蚕豆，手枪似的按桩在板结的泥上嘟嘟嘟戳出一个个眼，左手紧跟着在眼里摁进豆子，片刻，身旁就长满嵌着豆子的眼睛。他慢，母亲点三颗他才能摁进一颗， “你太慢了。”她说， “种庄稼要有点性子。”他也想快，可就是快不起来。他试过，按桩戳得快，深度不够，且间隔不均匀。他不想为了速度不讲质量。

　　很多人家都在上田埂点豆子，下田埂让下一块田主点，余如艳不这样，他既要使用上田埂，也要占用下田埂。他说： “我的田埂为什么就不能点？”似乎有道理，但违反了大家都在遵守的规矩，母亲不容它肆意乱来，去上田埂点了豆子。他不高兴了，也去点，两家的豆子相互穿插，不分彼此。

　　村里的灯光，映到水面上成一条白凉的路，这条路还没延伸到水塘中央，就弱了，暗了，像沉入水底。他的路不想沉入水底，要越走越亮，余如艳是他心上的坎，得跨过去。身边小虫在叫，一刻不停，似乎是绷紧的夜色鼓弹出的小孔，给夜呼吸。今晚，余如艳会不会出门，他不知道。头顶的树影慢慢往里缩，右脚露在浅淡的夜色里，他把它缩回来。

　　钟平已经来这里等了几个晚上，余如艳出来过两次，一次是九点多，骑摩托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到镇上，他回家开了面包车去路上等他回来，可快到凌晨一点没见踪影。后来听说，他姑娘得了白血病，去镇上医院打针，打完针在镇上的亲戚家住下了。另一次余如艳八点多出来，开着手机电筒，他提着锄头下去。余如艳往下进了村子，迎面走来一个男人，和他打了招呼。钟平不想让男人认出来，岔进一条小路，从小路出来，没看到被跟踪的人。他怀疑是不是余如艳发现后躲起来，但随即否定了这个猜想，自己跟得并不紧。

　　他把手机捂在夹克里，低头看时间，快到十半点。十点半以后，村里几乎没人出门。他等了一会儿，扛着锄头回去。

　　他回到家，父亲还没睡。父亲知道他出去干什么。余如艳入狱后，钟平知道他十多年后会回来，心里有不甘，没想让他永远消失，只让他后半辈子离不开床，而自己又能毫发无伤。父亲不这样想，说： “做十三年牢，太便宜了，要让他见阎王。”得知余如艳减刑快要出狱，只做十一年牢后，父亲就更坚决了： “要让他见阎王。咔咔。”他咳起来，带有咻咻声，好像肺通了几个洞，风穿洞而过。父亲在钟平面前说了多次，钟平原来的决定也悄悄发生了变化，接受了父亲的想法。他想，彻底完结，可以眼不见心不烦。父亲总念叨，自然是要他去解决。

　　屋里亮着灯，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右手搁在膝盖上，手指夹着烟，烟灰吊得老长。电视放的是抗日剧。这些年抗日剧很多，只要打开电视机，随便调两个频道，就能蹦出一个。父亲说马华来过了，说完咳了一声。马华是钟平堂姑妈的女婿，十六岁时曾在村里把一个十三岁的男孩踢了三分钟，还边踢边笑，仿佛遇到世间最快乐的事。男孩父亲在巷子里以同样的方式招呼了他。人们说，他被踢时的叫声如雨夜鬼哭，能长大健康活着，都觉得是个奇迹。农活上，他偶尔让马华帮个忙，来往不多。马华嘴碎，碎到一只杯子上有一朵花，能说到一大堆杯子上的图案，话头像火，燎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窖着的话没几句。钟平不喜欢多说，觉得说多了没意思，说十遍不如做一分钟。为此，妻子不让他去城里找工作，嘴不甜，吃不开，便独自出门给别人带孩子。

　　他问马华来干什么，父亲说：“他说安山有个医生，医术高明得很，好多癌症都能治，医药费高了还免，让你带我去看看。”父亲咳了两年多，时好时坏，吃药打针无数，还是治不好，他犯愁，担心拖长了得癌。癌症能治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有点不相信，但可以免费，有些动心。只有一个父亲，且从没打过他，他希望他好好活着。他决定去问问到底是不是真的。

　　天刚亮，他走进往北的巷子，转过两个弯，到了马华家院门前。门半开着，他刚要推门，身后听到有人喊表弟，转过身，马华从二十米外的厕所门口过来。马华个子不高，瘦，头发焦黄，四十岁出头，笑起来，眼角周围的皱纹像杂草一样浮起。他递过去一支红梅烟，问跟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马华说是真的，语气诚恳，看不出胡说的样子。钟平问医药费高到多少能免。他说超过两百的部分，可以模仿一些叫声。他浅笑一下，掏出打火机给马华的烟点上。他问他怎么知道有那样一个医生，马华说一个朋友去看过病，还说了医生名字。他问有没有医生手机号，他说有，掏出手机翻找。钟平按手机号打过去，对方声音厚重，岁数可能六七十岁。老医生说他父亲的咳嗽能治，说法跟马华差不多。

　　不知道那些叫声有什么标准，会不会让人笑话，马华的那张嘴，传出去难听。想想，还是决定去，父亲的病要紧，不就是学动物叫么，又不会掉一块肉，万一父亲的病严重到治不了，学驴学猪叫都挽回不了。他离开马华，看看天，有几朵云浮着，一块一块的蓝把它们推来推去，像挡了自己看地面的目光。他回家告诉父亲，问过马华了，是真的。早早吃了饭，他带着父亲，开着那辆二手面包车赶去五百公里外的安山。

　　2

　　他和父亲下午三点半到安山县城。钟平在城里问了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最后问到一个开商店的中年妇女，才知道老医生住在离城三公里外的一个村里。也不完全在村里，离村大约一百多米，单家独院，东面四间平房，南面一幢三层钢混楼房，二楼的阳台挂着晾晒的衣裤，一条枕巾在微风里晃荡，像招客的手。

　　院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的跟老医生说的差不多，超过两百元的医药费可以用学狗叫、羊叫或人叫代替。旁边是一块小一点的牌子，上面写着先听后叫的步骤，在 “听声室”听声音，然后选两种声音到 “嚎叫室”叫唤，人声必选。注意事项：听声不得少于十分钟，进入 “嚎叫室”不得少于八分钟，否则不能免医药费。十分钟左右，他觉得不是太难熬，让他不安的是后面的提醒：可能会有噩梦，但会慢慢消失。噩梦他做过，有时醒来心脏还咚咚跳，全身汗水淋漓。父亲的病有点严重了，医药费一次六七百都有可能，能省去那么多钱，做几个噩梦算不了什么。

　　诊室在平房的南边一间，另三间从北至南分别是 “听声室” “嚎叫室” “药房”。有隐约的呼叫声从“嚎叫室”传出来，对外面的人没造成大的干扰。诊室前的屋檐下，摆着两排盆栽植物，有万年青、绿萝、紫薇，绿的葱郁，粉的娇艳。老医生有两个助手，一男一女。男子三十多岁，矮个，微胖，小眼睛，脸上无喜乐，管理着 “听声室”和 “嚎叫室”。没人的时候他坐在厦台的长沙发上，钟平见到他时，正低头剪指甲，专注如考古学者。女子清瘦，神情柔和，鼻孔膨开，像两个隧道口，在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给病患抓药。

　　他和父亲走上三级平缓的石阶，“嚎叫室”的门开了，一个宽脸庞的青年男子走出来，手上戴着一副奇怪的手套，眯着眼，慢慢走到沙发上坐下。他和父亲去了诊室。老医生七十岁左右，穿一套有点暗沉的白色太极服，精瘦，高个子，站着像个简易瓜架，高鼻梁，头发灰白，下巴留着一蓬旺盛的黄胡子，目光平静和蔼。诊室的三面墙上挂满锦旗，有 “再世华佗” “妙手奇术药到病除” “妙手回春，治好我的白血病”等等。父亲在老医生对面的高椅上坐下，老医生问了症状，让他张嘴看看，又让他伸出右手，把瘦长的食指和中指搭在他手腕上。半分钟后，在一张药方上开了四包草药和两盒中成药，共四百三十六元五角。老医生问钟平要付费还是喊叫，他没有犹豫，说喊叫。 “你做吧？你父亲病着。”老医生说。他给父亲开了一张 “嚎叫单”，顶头填上父亲的地址和姓名，下面是四条打印好的注意事项。钟平让父亲坐在厦台长沙发上，把 “嚎叫单”递给矮胖男子，男子看一眼单据，把它放在沙发间的矮桌上，用一根青色的两指宽的石条压着，从矮桌下拖出一个纸箱，拿出一副灰色皮手套。这手套跟刚才那男子戴的一样，掌心和手背都安着浅黄色三根手指粗的胶条，胶条间有凹槽，指套部分呈方形，指尖也是方形，五个指套中间是连着的，像鸭蹼。矮胖男子给他戴上手套，轻声说，进那道门，右手指了指最左边的门，钟平进了 “听声室”。

　　半拃厚的木门，门框边是褐色的橡皮，关上门严丝合缝。室内空气混浊，似乎被煮过，尚有余温。天花板上一个葫芦形灯泡，发出黄白的光亮，墙面像病人的脸。见到这样的灯光，即使精神昂扬的人也会委顿下来。天花板的东北角，贴着一个黑盘子似的东西，西、北、南三面墙脚摆着长沙发，铺着宽大的深棕色布巾，灯光撒上去，像蒙着一层灰尘。

　　他轻轻坐在靠门的沙发上，等待着。没过三秒，声音响起来，清晰，伴有轻微的电流唧唧声，显得苍老破旧，仿佛经历了千山万水和悠悠岁月。他仰头看，声音是从那个黑盘子似的东西播撒出来的。它传出狗的哼叫声，声音不大，慢慢变得凄厉、尖锐，如一把锋利的刀，是那种脑袋上打了一棒的痛苦呼叫。他脑中似乎看到一条狗趴在地上，嘴巴张着，眼睛微闭，头顶流血。渐渐地，狗声短促下来，微弱，最后停止。接着，响起羊的叫声，拖得很长，像一条绷紧的皮筋。这条皮筋越来越紧，越来越薄，透明到一吹就破。大概是一把刀插进了脖子，声音似乎是心脏痉挛时迸发出来的。然后是哼叫，还是拖得很长，到结尾有嘶哑，似乎嗓子已经破裂，满是绝望、悲苦。第一声时，他的心脏紧缩起来，仿佛刀子捅的是自己的身体，手不自觉在身上摸。第二声，感觉心脏就快碎掉。他闭着眼，抱着头，全身每个毛孔在颤抖，肌肉抽紧，身体蜷缩着，尽力抵挡哀鸣声对脑神经的撕扯。他感觉自己就是那只奄奄一息的羊。他捶打着胸口，让呼吸更顺畅些，想把耳朵堵上，发现方形指套无法塞进耳孔，用手掌去捂，胶条撑着耳郭，留着空隙，不能隔音。他这才知道，戴这个手套就是阻止听声者堵耳。他想脱下手套，但五指相连，且指尖方形，无法脱下。只好继续忍受。

　　羊叫声结束后是人的哀号。开始是一人在叫， “啊”声拖得很长，到后面细下去，最后成游丝，然后接着第二声第三声，高而尖，像一支威力无比的箭往高空飞驰，越过山峰，进入大气层，往上，往上。那支箭渐渐失去力量，变得缓慢，更慢，折身往下坠落，最后掉回地上，安静地躺着。然后是一个男人粗哑的叫声，肉体受外力捅刺或击打才会发出。叫声里伸出一只只无形黑手，把他的胸口紧紧抓住，也搅动他的脑神经。脑中浮出一个男人被捅刺的画面，男人嘴大张着，脸上的五官聚拢在一起共同抵抗疼痛。如果他们就在眼前，他会不顾一切去解救，以结束心被挤压的滋味。身体在发抖，似乎要把身上的肌肉重新组合。紧接着，嚎叫的声音多起来，很多种，有尖细的，有宽厚的，有娇嫩的，有苍老的，有柔美的，等等，不管是哪一种，都带着坚硬的哀号，大约有二三十个人在嚎叫。脑中是成片的尸体，凑近看，胸口汩汩冒血，眼珠不动，嘴微张，脸色渐渐变灰。他看到了倒地的母亲，脖子上汩汩流血，嘴张着，艰难地呼吸。似乎还有话语声，叽里呱啦，他不知道是什么语言，但几乎都是吼叫出来。模糊间听到一声 “啊”。

　　他的心脏激烈跳动，似乎要冲出胸口，全身发紧。他不想再听下去，但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声音突然想起：已经十一分钟。他如得救一般起身，拉开门出去。世界安静了，雪白的阳光斜射在院子里，但那些哀号还在脑子里萦绕。他跌跌撞撞走几步，伸手扶住厦台上的一张长椅，坐下去，头靠着墙，双手耷拉在两侧。矮胖男子给他脱手套，他身体瘫软，随他脱。

　　厦台尽头的父亲看着他，神色疑惑。为了让父亲放心，他把身体坐直。他活了三十多年，听到过男人脚趾被石头砸的叫声，听到过狗被打中脑袋的哀号，和羊被宰杀时无助的呼喊，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搅动脑髓的声音。他怀疑刚才听到的不是现实里的惨叫声，而是比它们更纯粹，仿佛就是寻常惨叫里提炼出的精华。

　　周围没有人声，也没有风声狗吠，院里的花在阳光里静静地开着，一切对他刚才身心遭受的风雷毫不知情。脑子里还有尖声嚎叫在盘旋，他甩甩头，它们还在顽固地叫着，似乎永远住下了，还生儿育女。大约休息了十分钟，他脑子里尖锐的叫声弱下来，稀疏了。

　　他走到矮胖男人前，确认是不是选两种嚎叫，男人面无表情但柔和地说，是的。他转身走向 “嚎叫室”。这次没有戴手套。他不知道 “嚎叫室”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是否能坚持住。不安攫住了他，但又必须面对。他推门进去。同样是厚厚的门，门边沿是多层灰黑色橡皮。灯光比 “听声室”要亮些。靠墙是两排沙发，地面铺着暗红色地毯，中间一朵筛子大的红牡丹，长期被人踩踏，落满灰尘，认真辨认才能看出。

　　他回想着刚才听到的叫声，抓取每个细节，力图让呼叫具有真实性。首先学的是羊叫声，他张了张嘴，但没有声音，他清了一下嗓子，第二次张嘴才发出来，很轻，似乎在试探。声音很陌生。慢慢地，嗓子好像被打开了，声音大一些。一声声，他感受到羊被捅一刀或烙铁灼身的痛苦。他觉得自己就是一只黑山羊，被两三个男人摁在地上，一个男人把一片亮晃晃的刀捅进他的喉咙，似乎感觉到那刀片的清凉。他摸摸喉咙，完好无损，心里宽慰一些。嗓子已经喑哑。他停下来，捏捏喉咙，学人的叫声，是那种疼痛的叫，啊——。脑子里出现许多人被棍棒捶打、被刀子捅刺的画面，都大张着嘴，眼睛和鼻子紧缩在一起。砍杀的人有二三十，他们脸上狞笑着。他出现在他们中间，他和同伴的每一声嚎叫，都能引出砍杀者的兴奋。他的嗓子哑了，发不出声音，脑中的画面慢慢消失，他意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屋子里。有一个声音说，已到八分钟。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跪在地毯上，脸捂在那朵筛子大的牡丹花上，眼眶已经潮湿。身边一片红，他吓了一跳，莫不是身上的血流出来了，右手摸一摸脖子、胸口，没有伤口，心平稳下来。他缓缓站起，身子晃了一下，终于站稳了。他开门出去。外面的世界风平浪静，连太阳都没挪一下身。

　　后来的好多天，他才慢慢领悟到，听声是激发出生活里所经受的割伤与砸伤记忆，并让它们鲜亮，嚎叫是加强它们在身上的感觉，使其渗进骨髓，以便储藏。

　　矮胖男子把一张纸递给他，他接过来看一眼，是那张 “嚎叫单”，右下角有一颗红色的圆形章印。他晃着身子走近父亲，父亲像个傻瓜一样看着他，过几秒才问： “不咋样吧？”他说，没事。他走向老医生的诊室，付了两百元，取了药方，再到药房拿药。

　　他和父亲当天就回来，到家时已近夜里十二点。本来可以更早一点，可路上停了好几次。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他的脑子总有狗、羊和人惨烈的叫声，那些叫声任凭他怎么驱赶，还是顽固地挤进来。有几次在转弯处，面包车差点跟对面的小车相撞，父亲的脑袋差点碰到挡风玻璃。“小心点开。”父亲责怪着，右手紧紧抓着车顶上的把手。 “那些叫声在脑子里转。”他解释说。父亲体贴地说：“开慢一点。”为了赶走那些叫声，他不停抽烟，眼睛直勾勾盯着前面的路。它们就像一群蜜蜂，被烟草味赶走一些。父亲右边窗子大开着，说，连我都受不了这烟味。回到家，他的嘴巴又干又苦，灌了两杯茶水下去才好一点。

　　他煮一碗面吃下就躺到床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很多烟雾，遮住了整个天空，他和一些人在一个山坡上，子弹都打光了，手里只有刺刀，山下是密密麻麻的敌人向他们爬来。他们冲下山，对方开枪，战友纷纷到下，他也中了枪，胸口一疼，但能走，身上还有力气，提着刺刀一个一个戳，惨叫声像要撕碎他们的身体。很多人围过来，他身上一齐被戳了好几刀，身上吱吱疼，也很害怕，疼和怕把他摇醒。一个梦，杀敌之梦。脑子清醒后，没有一点睡意，看看手机，凌晨四点十八分。他把枕头立起，背靠上去，被子盖到胸口。

　　过了一会儿，他才迷迷糊糊睡去，还好，没有做梦。

　　3

　　他醒来天已大亮，天光从玻璃窗涌进来，把屋子灌得满满的。

　　他从屋子出来，父亲用一把长扫把扫着院子，缓慢而有耐心。他问父亲昨天拿回的药吃了没有，父亲说吃了。他洗了一把脸，扛着锄头走出院门。

　　院墙下就是家里的烟地。烟已经烤完，齐腰高的烟杆只剩顶上几片小叶。从烟叶上散发的焦油味腻腻的，带着潮气，比燃烧的烟味还难闻，他皱了一下鼻子。从地头开始，他一锄锄齐根铲掉烟杆，它们在身后倒成一片，切口微斜。无须太用力，它们就一根根倒了。他一时感觉，那些嚓嚓声，是疼痛的呼叫。这种疼可能很轻微，轻微到被人忽视。

　　砍烟杆是在消灭，点豆子是为了生长，可母亲的生命却在点豆时被掐断。出事的前一年，余如艳在那条埂上点蚕豆，母亲也点，每个人都在扩大自己的领地。父亲对母亲说，让他点吧。母亲说，能收到六七斤豆子呢，况且上埂本就是我们点。钟平说他太欺人，不能让着他。事情发生那一年，他二十四岁。

　　后来余如艳在法庭上供述，开始隔着二十多米相互咒骂，后来他提起地头母亲用来淘沟、铲草的锄头，走到母亲身边，母亲不认为他敢用锄头打她，还说，你有本事就打下来，被她的话一激，他抬起锄头往她脖子上一挖。

　　钟平赶到母亲身边的时候，她的五官挤在一起，倒在田埂下，鲜血湿透肩膀和前胸，左手还捏着几根坠着豆果和绿叶的杆。母亲没送到镇医院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余如艳判了十三年，在狱中表现良好，多次减刑，最终十一年后出狱。出事时，他姑娘半岁多，妻子两年后丢下女儿另谋生路。听说，那姑娘整整哭了三天。他出狱后，父亲跟钟平说： “太便宜他了，你咽得下这口气？”他说咽不下。

　　烟杆继续倒下去，他砍的似乎是一个个脑袋，嚓嚓声让他感到它们身上血管破裂。他的锄头慢下来。脑中出现这样的画面：狗在撒欢，摇尾，羊睁着温和的眼睛，转瞬间，血光四射，哀号声起，一条条生命躺在地上，心脏下垂，呼吸迟缓。余如艳也会这样，五官紧缩，身体扭曲，由热变冷，血液凝结；蛆虫蠕动，曾经的音容笑貌化为尘土。他停下锄头，抬起锄口，阳光照上去，反射着银白的光。锄口薄薄的，还是很锋利，他伸出拇指，还没碰上，感觉它已经被切割，想象中的疼灌满整只手臂，他电击似的缩回手指，摇摇头，努力驱赶脑中的疼痛和身体的不适感。

　　在去安山之前，他没有这些感觉，锄头砍下的嚓嚓声听来悦耳，别人的哀号与己无关，似乎隔着千山万水，还有一些看戏时的赏玩心态。现在不一样了，任何身体的扭曲、脸部的紧缩和声音的哀鸣，都能让他感到心脏在收紧，血液流速的滞涩，仿佛他们身体的不适快速传到自己身上来。

　　太阳钻进灰云，空气凉了些。锄头继续起落，很少停，羊、狗和人的嚎叫声偶尔在脑子里冒一下，每次冒出，锄头慢下来。

　　烟杆快砍完的时候，院墙下的路上有个上年纪的老人背着一个竹篓走过，篓里是四五个青南瓜，身后是一个女孩，手里捏着一把镰刀。老人是余如艳父亲，身后的女孩是他的孙女。女孩比同龄人矮一些，头发黄黄的，在脑后用一根黑色橡皮筋束着，脸瘦瘦的，显出青黄，因为瘦，眼睛显出大来。脚上一双白色球鞋粘了泥点和污渍，鞋面也破了。钟平从没跟女孩说过话，对他来说，她是陌生的。她扭头看他一眼，眼神凉凉的，似乎含着悲苦。他的心荡了一下，一团气似乎在胸口徐徐散开。

　　“砍烟杆啊？”老人说，脸上露出浅笑，似有一丝讨好。

　　“嗯。”他答。儿子进监狱后的前六年，老人见了他低着头，也许是愧疚，近几年会打声招呼，他含糊应一声。他想过，一定是儿子要出来，老人担心算旧账才想跟自己缓和关系。他便顺水推舟，应一声，让老人以为儿子出来后没事；另外，害了母亲的是他儿子。他爹是他爹，他女儿是他女儿。

　　4

　　晚上，他扛着锄头又来到树蓬下。月亮宽厚了些，公路上驶过的车能看出明显的颜色，不过，这乡镇的夜间公路，车辆很少，更多时候被寂静笼罩。空气清凉，带着微微的清香。小虫发出一片唧唧声，不知道来自哪个角落。

　　随着小虫的声音，他的思绪飞扬开来，飞到那个满室鲜红的密闭房间，他在嚎叫声中抽紧、颤抖，室外的人却一无所知。思绪飞到余如艳上。锄头下去，余如艳的五官挤缩在一起，身体像软泥一样摊在地上。白血病姑娘一脸愁苦，看到父亲倒地，摇晃他的身体，哇哇哭，声音嘶哑，瘦弱的小手仍死死抓着他的手臂。她随后的日子，永远没有了那个给她洗衣、送她上学的男人。她在阴雨中，孤独地行走，张眼四望，雨雾茫茫，头发被雨水打湿，一绺绺粘在脸颊上，一双破了的球鞋粘了许多稀泥，磕磕绊绊走向荒野的坟堆。离开坟堆，她坐在山坡上，面对迷雾缠绕的远山呜呜哭泣，哭那个永远回不到身边的父亲。越哭声音越大，最后变成嚎叫。他的心脏微微收紧，呼吸也缓滞了。

　　公路上驶过一辆小车，响声驱散了他脑中的画面。

　　一片黑云在移动，挡住月亮，四周暗下来，公路上如果有人走动，只能看到黑影。大约过了十分钟，黑云过去，月光再次现身，铺展到路面和屋顶上。

　　一个女孩的哭声传上来，柔弱而纤细，一缕风就能把它吹走，仔细听是从公路下的院里传来的。接着是一个男人轻声呼喊 “小宝”的声音，后面的话听不清，但可以听出是那个男人在说话。女孩还在哭，男人柔声安慰，声音轻软、甜馨，像个女人。

　　哭声渐渐平息，院子里传来踏踏声，是脚步轻跑。 “小宝，好不好玩？”院子在低处，一股风把男人的声音送上来。 “我学狗叫很像，你听听，嗷，嗷，嗷。”是狗挨了一棍的叫声。如果他现在出现在面前，我会不会把锄头往他脖子上砍下去。他垂下头，不能确定。

　　男人牵着女孩在院子里慢慢走，嘴里还在哄逗着孩子。 “他会不会出来？”他暗自说，看看手机，时间到了九点五十五分。他起身，扛起锄头离开树蓬，向公路走去。脚步很快，像在逃跑。

　　他顺着公路往下走，进了田间小路。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从余如艳家那个方向来的。回到家，他把锄头靠在屋檐下北边墙脚——这是它常待的地方。父亲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见他进屋，坐直身体，问他咋回来得这样早？他说他可能不会出门。过了几秒，他问咳嗽减少了没有，父亲说少了，胸口不像以前辣疼。

　　“你要记着你妈是怎么死的。”父亲说。他说记着呢。

　　“我再年轻十岁，用不着你动手。”父亲说。他还没见过父亲做过一件激烈的事。给他减十岁，会不会真的去做，难说。母亲生前常骂他，说他胆小怕事。山林被占，对方说，村委来量时没量够，所以要挪出一米。母亲让村主任去看，村主任说，量的时候多一点少一点在所难免，不要计较，可对方就是不让，主任没再说什么。父亲跟对方吵，最后说： “你等着。”对方倒是等着了，他却迟迟不去。母亲见父亲没有行动，连夜把对方石头砌的地界往外挪了一米，白天手提一把杀猪刀守着，守了三天，对方来跟她吵，骂她母猪后离开了，从此，偃了旗息了鼓。

　　在钟平看来，父亲和母亲年轻时也许感情很深，但被岁月漂洗，不说有多厌烦，至少已经暗淡无光，再加上父亲仅停留于威吓的性情，是否能为母亲去处理余如艳，他始终怀疑。

　　夜里，他又做了梦，在一个山坳里，捆绑着一群穿着军服的人，在地上跪成两排，两个瘦瘦的黄头发高鼻梁的军人各提一把长刀，像砍葫芦一样，向跪着的人头砍去。还没被砍的人发出哭喊声，曾露出狞笑的嘴扭曲如破瓢。但两把长刀并没有因为哀号而停止，反而迅速摁灭那些叫声。醒来，身上沾满汗水，黏黏的，连床单也濡湿了。他有点厌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做关于战争的噩梦，仿佛自己曾上过战场，曾经历血雨腥风。

　　5

　　他又来到地里砍烟杆。天空布满灰白的云，太阳在云里被收了金光，成了失血的白月亮；空气温温的，即使是轻巧的劳动，也容易催出一身汗。嚓嚓嚓，周围除了呼呼的风声就是锄口割开烟杆的声音，他身后一根根烟杆倒伏在地。往后，它们被太阳晒着，被风沙吹着，一天天失去水分，变黑，变干，最后成为虫子的家，成为烧饭的柴。

　　他停下手中的锄头，长长叹一口气，手掌在额头上揉了揉，似乎要驱散烦人的思绪。他仰头看看天，又低头看脚下，一只蚂蚁顺着扑满灰尘的裤脚爬上来，手指一拍，掉落到地上，他抬起脚想踩下去，最后还是把脚放到一边。他继续砍烟杆。锄头砍了好几块地的烟杆，有点钝，好多天没有磨它了。

　　远处传来啪的一声响，他停下锄头抬头看，一百米远的地边，有两个男人一人赶着一头黄牛向这边走来，一人扛着犁，另一人扛着耙。细看，扛着犁的是马华，手里捏着牵牛绳拍打牛屁股，走在后面扛着耙的是余如艳。不晓得是谁帮谁干活。余如艳坐牢前，马华就和他处得好，收谷犁地互相帮衬着，杀年猪也来往。这马华，以后别跟他来往，钟平心里嘀咕了一句。他脑中回响起马华少年时候杀猪般的叫声。那件事后，马华的生活平静流淌，仿佛累了，需要几十年的调养，大概后面的日子，还是这样。

　　两人离他二十多米，他低头砍烟杆。 “钟平，今年烤烟卖了不少钱吧？”马华的声音，他直起腰说不多，也就两三万。马华说不错了，随即问他带父亲去安山看病没有，他说去了，拿回两包药。余如艳向他浅笑一下，没说话，他没搭理，还是冷着脸。

　　在他的记忆中，余如艳很少笑，脸像一块铁板，眼珠子一睖一睖的。现在却笑了。脸一笑，人就软和了。他想起余如艳在院子里牵着女儿叫着小宝小宝的情景。

　　他们走过去了，他仍站立着。母亲脖子上汩汩流淌的血，紧闭的眼睛，永远长眠，而他，只坐了十一年牢，毫发无伤地回来了——余如艳也会嚎叫、流泪，那个带着母性的声音，还有那个瘦弱女孩的哭泣，一生都在哭泣。他紧紧抓着右耳上的头发，一下一下撕扯，似乎要把它们拔下来。

　　西边群山，笼罩着青蓝的氤氲，最远的那座山后是另一个省，那个省有一部分沙漠。这里到处都是山，村庄就如布片一样铺在山坳里，一眼看出去，山就堵在面前。要走出这些山，得依靠弯弯折折的狭窄公路，父辈的很多人，看到重重叠叠的山就退却了。他想到母亲手里的那一把蚕豆秆，他不知道她在地下是否还牵挂它。

　　他看看身后躺成一片的烟杆，有点难看，放下锄头，弯腰把它们收拢，抱到上地埂靠着。他留意着脚下的烟桩，不让它们绊到。马华和余如艳已经走远，看不到了。身上有微汗，他坐在地边的一个石板上，掏出烟来抽。余如艳为什么要对自己笑一下呢，是表示友好，还是嘲笑，笑自己不敢动他？不会，他应该知道自己对他的恨，猜想到会搞他，便用笑来软化他。这是求饶，是示好，看来，他也怕死，怕被人搞。他对着余如艳消失的方向狞笑一下，摁灭烟头，起身拍拍屁股，继续把烟杆收到地埂上靠着。

　　6

　　太阳在西边山顶上空，把光芒斜斜射下来。他在院子里用锄头砍去石榴树多余的枝杈，绿色的枝条落在树根旁，铺了厚厚的一层，树干上的切口显出新鲜的米黄色。锄口钝了些，粗一点的枝杈得砍两次。

　　裤兜里的手机响了，他放下锄头，掏出手机，一个陌生的号码。他喂了一声， “钟平，我是余如艳。”对方说。他问什么事，语调平静，但硬还是从平静中刺出来。

　　“我想跟你说说过去的事，在公路上边的果林里，你能不能来？”语调平和，是商量的口气。也许是伪装出的亲切，包括地里做出的笑，只是想让我放松警惕，他想。

　　“好，我去。”他说。可能想做个了断，不想把日子过得像走钢丝，他都主动出击了，我还犹豫什么，看看他要耍什么把戏。他换上一双黑色的球鞋，鞋带重新勒紧，拿了一只电筒，走到屋檐下，抓起靠墙的锄头扛在肩上。父亲从厨房出来，问他去哪儿，快吃饭了。他说出去一下，让他先吃。父亲问去干什么，他说肚子不饿，去地里走走。他不想告诉父亲，告诉他也帮不了，可能还会劝自己这人毒得很别去送死，也许会叫一两个人跟他去。不去和找帮手都显得窝囊，窝囊一次，别人就想把它接连送给你，像帽子一样，以为你愿意戴。最好自己解决，见机行事，何况，手里还有一把锄头。

　　他没有走村中的小路，而是沿着水塘边往东走，从田间小路上去，到了公路。太阳靠近西边起伏的山顶，与山顶相碰的一刻，一定血光四射。他从夜间蹲守的树蓬旁小路上去，走一百多米就是果林。树木稀疏，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石头，有平地，有浅沟，灌木丛生，沟渠边一尺多高的草在夕阳中显出金色，来一阵风，晃了晃，安详而舒泰。它们看不到人生活的样子，或者无心理睬，他想。钟平远远就看到余如艳，他站在几棵梨树围着的一块平整的地上，手里什么也没有，也许，对付钟平的东西可能放在身上。西边的彩霞殷红，如惨烈的战场。走的是缓坡，他微微有点气喘，也许是将面对的事引起的。他放慢脚步，尽量让气喘平静，不想让对方看出任何貌似心虚的迹象。

　　他走进平地，向余如艳走过去。余如艳穿着灰夹克蓝裤子，裤子的膝盖处发白起毛，黑色运动鞋的鞋面脱了皮，鞋带粘了几根干了的金针草。颧骨高耸，眼眶深陷，狭窄的脑门横着浅淡的条纹，浅笑着，手没有放进衣兜。钟平面无表情，离余如艳三米远停下脚，把锄头放下拄在地上。即使他露出狰狞面孔，钟平也不想硬碰，但面上的硬还是挂着。

　　余如艳看一眼他手里的锄头，“十一年前的事，我对不起你妈，对不起你家，我是彻底的错了，叫你来就是想跟你道歉。”他说时低下头又抬起。钟平没说话，手紧紧按在锄头把的顶端。 “为了表示我的诚心，我向你跪下。”他只跪不磕，眼睛看着他手里的锄头。

　　他还是没有说话，脸色依然硬硬的。太阳被山顶衔着，天光暗了许多。

　　“如果你还不能原谅我，那你就把我当成一条狗。”他说完，嗷嗷叫起来，然后是狗脑袋上打了一棒的叫声。声音变了，带着血丝，带着身体遭受到的剧烈疼痛，嗓子像快要被撕破。这是他在安山听到的狗垂死的叫法，虽然不太像狗声，但那种疼痛还是被他喊叫出来了。他停了狗叫，变成人的叫声，啊——，被刀捅的声音，身体趴在地上，叫声回荡在上空，缠在果树枝头，久久不散，似乎要永远挂在上面。钟平的心脏又有了那种被抽紧的感觉，似乎身体的疼痛记忆被唤醒。按着锄把的手松了些。余如艳大约嚎叫了两三分钟，停下来。太阳似乎被他叫落了，完全没入山后。

　　余如艳站起来，叫声抽空了脑中的氧，身体微微晃一下，脑门的皱纹更深了，目光疲软，脸色暗淡，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如果以后他不会哀号，忘记哀号，自己可以让他真实体验一次，到阴间里牢记到永远，后悔到永远，但钟平不想告诉他这一点。钟平看向左侧的沟渠，青草在晚风中摇曳，平和安详。他放松表情，浅浅地问： “你姑娘的病好一些了吗？”

　　余如艳笑了一下，似乎为自己的嚎叫收到效果而高兴： “好一些了。医生说，要一年后才能完全恢复。”他又说： “听马华说，你带大叔去安山看过病。大叔好些了吗？”他微微点了头，嗯一声，随即问： “你去过？”他低头默然两秒，抬起头说去过。

　　夜色开始弥漫，他抬起锄头扛到肩上，往山下走，摁亮手电。路凹凸不平，得小心脚下。他有些轻松，又有点失落，似乎还不圆满。流血的脖子，渐渐变灰的脸。他眼里含着泪水。

　　回到家，走进厨房，父亲弯腰把烧壶里的水灌进暖瓶，然后给他热冷了的菜。他去堂屋，在一个杯子里放进茶叶，去厨房倒进滚烫的水。他把茶杯放到饭桌上，问父亲安山拿的药吃完没有，父亲把一碗闪着油光的腌肉端到桌上，说只剩一天的药了。他说后天带他再去安山拿药。父亲说可以，这药有效，一天最多咳两声。

　　他舀一碗饭坐到桌旁，扒一口进嘴，慢慢嚼着，目光盯着碗里洁白的饭粒，脑中闪过母亲手里的那把豆。后天到安山，他想让父亲去密闭的“听声室”和 “嚎叫室”，他的嗓子应该不会受多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