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村出去打工的姑娘越来越多了，通常她们上完小学或是中学，一个个就成了打工大军。初时，她们是投奔城里的亲戚去的，从拘拘束束到大大方方，慢慢就融入了一座城市。在餐馆，在工厂，在商店，都有她们的身影。她们中一些人嫁到了省外，一些人嫁到了昆明郊区，也有极少数聪明伶俐的姑娘，还嫁给了城里的干部或是工人，这类人被村子里的老人们称作是有福气的姑娘。
尽管村子里这些人大多没有读过书，不识几个大字，但对于读书人的尊重一直存在心里，依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老认识。当她们说起莉莉嫁的女婿来，总会带着一种高涨的情绪加一句，人家是大学生。后来这大学生在工厂的职称变成了工程师，人们又加一句，人家是工程师。如果她们再有幸能与大学教授的距离近点儿，保准会被她们的一张张老嘴巴念出一朵花来。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居然是与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村子相关联，那就成了自己家的事儿了。能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的荣光，谁也不愿意放过。当然，有幸福的事情发生，也就会有不幸的事情出现。
那年春天，四平村被黄灿灿的油菜花淹没了，蜂飞蝶舞，整个村庄成了一幅活生生的油画。也是此时，村子里出去打工的姑娘连接失踪了两个，一个叫粉果，十四岁，念到初一，就不想念了。一个叫山菊，十六岁，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没读了。这两个姑娘相约一起出去打工，在火车上就被人贩子盯上了。骗人的伎俩有千种，一种不似一种，无论如何提高警惕，似乎总有一款是为这些姑娘量身定做的。
她们一路上经历了什么，遇到了什么。家人无从得知，这个春节不见归来，那个春节不见归来，家人们望眼欲穿地盼着她们。三年过去了，杳无音信。案也报了，能找的地方也都找了，还是毫无线索。最后只能确定为失踪。一个农村姑娘失踪的最大可能，通常不是自杀，而是拐卖。那些年，接连发生的拐卖案件也太多了，从这村到那村，几里路上就能听见一个失踪了的姑娘。据说，她们被拐到山东、安徽、浙江、江苏、江西等地，给一些残疾的或是年纪大了还讨不到媳妇的男人当老婆。
山菊的妈老了，佝偻着衰老的身体在河里洗衣服。听见粉果的妈在菜地里哭她失踪的女儿时，她并没有掉眼泪，她说，各人自有各人命，她的命就是注定要走这条路的，死了活了的事，就交给天吧。世间，没有哪个当妈的心肠是硬的，是黑的，只因太多无奈，需要让自己从生活的痛苦中走出来。
粉果妈的哭声，隔一段时间就会听见一次，她无论在何时想起丢失的女儿，就会放开嗓音数落一气，哭她的心头肉肉，喊她苦命女儿的名字，恨不能代替她的女儿死去。她一直觉得她的女儿是死了，被人害死了。只因为死不见尸，所以还存着许多理不清的悲伤和疑虑，也还存着一些活着的希望。这样的情形持续了许多年，她一哭，婶娘们也跟着悲伤叹气几声。安慰她的话语，永远只有一种，也许哪天这姑娘就从天而降了，她只是暂时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花开花落，油菜花开了一年又一年，粉果的妈渐渐从失去女儿的悲伤中走出来，哭女儿频率降低了许多。她回归到正常的日子，操心起房盖屋，操心儿子讨媳妇的事。
山菊的妈生孩子落下了月间病，时时病恹恹的，让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出很多。她在某天早晨下楼时，一个踩空，就从楼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股骨头。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脸上的肉一天天陷落了下去，没过多久就死了。死的时候，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天花板。她的老伴含着眼泪轻轻地用双手从上到下轻抚了一遍，对她说，我知道，你挂念着小菊，等她回来，让她来给你磕头。她的眼睛才慢慢合上了。那时，我才明白，人的情感表达方式的迥异。有些人热烈外露些，有些人内敛低沉，不能说明哪一种方式更好。就像妈妈对儿女的情感，永远只有爱和付出，只是表达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
在山菊的妈妈死后的两个月，也是油菜花开的时节，公安打拐营救出一批姑娘。这批姑娘里，就有失踪六年的山菊。她坐在警车里被送回来了，形容憔悴的山菊，像这村子里过得最潦草的那家主妇，毫无生机的脸上写满迷茫，似乎还有种近乡情怯的害怕和羞涩。她看见爹了，看见哥哥嫂子们，唯独没见到她的妈。她一头扒开人群，大叫一声“妈”，哭着跑回家了。跟着她跑得最快的人是粉果的妈，她在问完了警察，得知没找到她的女儿后，就拼命想从山菊的口中得到一点关于粉果的下落。结果，她失望了。
两个姑娘在火车上遇见一个中年妇女，慈眉心软的样子，看上去没一点害人的迹象，说带她去浙江的工厂里做活，还说她女儿也在。左转右腾的火车上，她们怀着一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走向陷阱。下了火车，吃完一顿饭，她就不知身在何处了。醒来时，小伙伴不见了，中年妇女不见了。她的身边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半老男人。任她尖叫，任她哭泣。门，永远是锁着的门，人永远是猥琐的那个人。她是他们家买来的媳妇，是这个家庭传宗接代的工具。家是贫的，人是怂的，可落入虎口的羊，使尽全身的力气再挣扎，依旧逃不脱被吃掉的命运。
每个夜晚遭受凌辱的山菊，还要接受肚子里种下孽种的事实，看着一天天长大的肚子，暂时连逃跑的念头都死了。在她生下了一个儿子之后，那家人放松了对她的警惕。她在屈辱中带着矛盾的心当一个最可怜的妈妈，面对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除了生出些母爱，又能做些什么去。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她渐渐有了些活动的自由。于是，她知道了这是一个叫浙江的省，离自己的家乡云南很远很远。后来，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可她仍然无法忘记她是被人买来的工具，永远灭不掉的是想逃跑回家的心里。有一天，她在地里干活时，远远看见一辆执行公务的警车。她趁别人不注意，一头跑到公路上，跪在路中间，对警车大呼“救命！”就这样，她得以回到家乡，见到亲人。
山菊经历的痛苦，在她的诉说里，已经变成了一种故事。一把眼泪，心疼辛酸几日就过了去。死了妈妈的山菊，谁是谁的心头肉呢？个个是亲人，又个个不是亲人的感觉，让山菊的心碎了一村子。她每天带着些香火纸钱，往后山走去。那里，长眠着她死去的妈妈。她在那堆黄土前，与妈妈说说心头的苦，哭够了，就回来了。个个心疼她，可又不知道怎么才能帮她。
粉果的妈，又频繁地哭了起来。自从山菊回来后，她哭得更加悲伤了。她说，你这两个背时倒运的冤家么，为什么手拉手地去了，不手拉手的回来。是死是活么，好歹也给我有个盼头呀。山菊的泪顺着脸淌下来，两个伤心断肠人，各自悲伤着自己的伤悲。
第二年春天，油菜花依旧一片金黄，山菊的脸慢慢红润起来，但她常常失魂落魄地发呆。没有人敢问她是不是在想她的儿子，因为那两个小杂种是给山菊带来痛苦的孽种，他们不应该被提起。村子里的婶娘们张罗着想给她重新找个婆家，可她被人拐卖了的事实，就像风一样，吹得满山都是。这种伤疤，被人已经刻在脸上，它将一直伴随着她，永远不会愈合。好人家找不到了，不好的人家不找也罢。山菊像她看透了世界的妈妈，机械地活在白天黑夜里。本以为只要逃回来她就能捡回一颗初心，开始新的生活。却不知她从不正常的轨道上走下来后，走上的依然不是一个正常的轨道。她的心已被生活撕成两半，一半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和父兄们共享着有了些隔阂的天伦之乐，另一半在那个遥远的、陌生的、熟悉的村子里，那里还有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两块肉。她疼着，痛着，挣扎着。她常常想起那张让她屈辱的脸，也常常想起那两张粉嘟嘟的小脸，他们可吃饱了，穿暖了？
油菜结荚产籽时的某一天，忽然村子里来了三个人。山菊的男人带着两个儿子，翻山越岭地找来了。他背着一个，抱着一个，两个小家伙的鼻涕都挂到了嘴上，浑身上下脏巴巴的样子。山菊在见到他们的那一刹那，已经停泊了很久的眼泪，顿时如雨而下。她摸摸大儿子的头，又抱起小儿子来，左亲右亲，怎么也不想放下。再看看那个满面烟尘的中年男人，她的心顿时软了下来。自己要苦苦寻来的故乡，此时也变成了异乡，自己要苦苦逃离的仇人，此刻才变成了真正的亲人。再苦的日子，它也是自己的日子。再亲的故乡，它也留不住一颗流浪的心了。在山菊决定跟丈夫孩子回浙江的时候，整个村子没有一丝惊讶，连挽留的声音也很轻很含糊。也许，如她妈妈所说的那样，那才是她应该的归宿，是她前世在阎王跟前领受来的苦命。
就在山菊离开四平村，全村人正在忙着收割油菜，有了粉果的消息。那天，村公所的人送来了一封信。从歪歪斜斜的字迹中，知道了粉果被拐卖的地方在山东某地。粉果的妈在一场泛滥的眼泪以后，欢天喜地地盼着见她女儿的一天。从信上模糊得知，她有了一个姑娘，婆家看得很紧，因为她还没有生下儿子。她的信是请好心的邻居悄悄带出来的。好在，村子里有一个人在山东上大学，从地图上看离她很近。救援被拐的粉果，马上就成了全体总动员的事。在山东上大学的小伙子，叫发祥。对于一所大学，这样的事必然是重要的事，也只有这样，这所大学才具有大学的精气神。学校派出了专人专车，周密细致地布置了营救方案，顺利地把正在河里洗衣的粉果救了回来。
回来后的粉果，不是一只失掉水分的果子，与山菊完全是两类形象，在她妈的精心照顾下，没心没肺的她还是一个快乐姑娘的样子。每当她与别人讲述她的不幸遭遇时，就像在说别人的一个故事，没有疼，也没有痛，连一点抱怨也没有。这时，她妈总会走过来，用眼神示意她别讲了。有个聪明健康的妈妈，到了拼妈的时候，就一定是赢家。这一点，粉果是幸福的。在她妈的安排下，她去了城里的亲戚家，并通过城里的亲戚有了一份相对固定的工作，尽管收入微薄，但与她的苦难经历相比，已经是莫大的幸福。更何况，在一个没有心机的姑娘的眼里，快乐的沸点永远很低。凭着她长得相对漂亮这点资本，她找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这一次，她听她妈的话，只字不提她从前的经历。且她妈还警告村子里那些舌头长的女人，她的婆家那方向的人来了，谁要把她被拐卖这事说出去，搅黄了她家的美事，她就死给谁看。就这样，保守住秘密，也就保守住了粉果的幸福。
当村子里丢失的这两朵花都有了下落之后，村子里悬着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但谈论这两朵花的归宿，一直是村子里的女人们闲暇时刻的话题。都说女儿都是菜籽命，种在肥地它就肥，种在瘦地它就瘦。
多年之后的今天，四平村一茬茬长大的年轻人，外出读书的读书，打工的打工，村庄里的人也越来越少，油菜几乎没有人种了，但山菊和粉果的故事时不时还有老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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