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

　　两头伢猪躺在石板上打盹，五只活泼可爱的小猪仔趴在一头老母猪的身上睡觉，“呼哈”“呼哈”。这是五保老人德吉尼玛的猪圈，猪圈的楼上是尼玛的寝室，她已经独自在这十几平方的房间里度过了30个春秋。

　　德吉尼玛是一名藏族妇女，52年前跟随丈夫非平安来到牟定水冬瓜村。水冬瓜村是楚雄州内一个典型的彝族村寨，至今仍然保留着绝大多数的彝族文化和生活元素，非平安是彝族，村里的男女老少也全都是彝族。

　　德吉尼玛从小在梅里雪山下长大，那里是典型的藏族聚居区，酥油灯永不熄灭。因為每天看着雪山和日出日落，雪山赐予她纯洁，雪山教会了她坚强。

　　1964年春后，滇藏公路支线迪庆德钦至西藏芒康的公路（老214国道）正式开工，全线近200公里横贯梅里雪山、太子雪山和德钦县城，也正好从云岭乡前经过。“云岭”是德吉尼玛的故乡，云岭乡的云岭村就是她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后来这个云岭乡成了“云岭先锋”的起源。

　　我是县里派驻脱贫攻坚的第一书记，我们听说德吉尼玛回来了，特意和另外一名党员到她家看望。到她家那天下午因为雨大一时走不了，我们在她家待了好几个小时，其间听到了她的一段真实故事：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21岁的我和母亲正在自家石房子前面的青稞地里收割。两个穿着粗布衣服的年轻汉子背着竹筐来到了我们面前，他们喘着粗气站在斜坡上和我们打招呼，支支吾吾比画了半天我也没有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感觉到其中一个人是要我们帮忙。我是家里唯一读过半年书的人，直到他们拿出一沓5角的人民币，我才知道他们是要来村里买东西，其中一人叫非平安。

　　非平安比我大一岁，是滇藏公路“丕坍”公路团的民工，当时他是临时事务长，主要负责修路民工的后勤保障工作。后来，隔三岔五我都会看见他忙得精疲力竭的样子，手上和脸上都脱了一层皮。由于语言不通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之我们藏区的村庄居住十分分散，有时一天要跑很远。非平安年轻气盛、胆子又大，敢一两个人到藏民居住的村庄，偶尔我也会见到他们摸黑走夜路，空手而归的时候也时常会有。出于同情和修路的道义，我义务在云岭乡周边为他做了翻译和向导，尽管我也只能听懂他话语中的一部分，但我还是想尽量能给外来的民工提供一些帮助。

　　1966年5月的一个下午，本来已是烈日炎炎的夏日，可在云岭周边，真正的春天才刚刚开始。非平安和他的同乡普有德赶着骡马驮来了30公斤大米和一些面条，说是领导审批送给我家的，我两个哥哥听说他们是外来的“彝族蛮子”，当即就从身上抽出两把明晃晃的藏刀，吓得他们撒腿就跑，连骡马都没敢要。

　　当天晚上非平安和普有德都没敢睡觉，因为丢失的骡马比他们的性命还重要，两个人赔都是小事，万一挨了批斗和被戴上损坏国家财产的帽子，这辈子就什么都完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非平安和普有德就拿着扁担跪在了公路团指导员的门口。集合号响了两遍之后，牛毛毡下的工棚里陆陆续续出来了一些赤着上身的男人，一阵乒铃当啷的洗漱之后，两盆冷水从非平安的头顶泼了下来，随即听到一句四川“骂娘”的脏话和扁担砍在普有德脊背上的声音。普有德“哎”的一声倒在地上，溅起的泥巴糊了非平安一脸，吓得他趴在了地上不敢喘气。随后又听见一个洋盆反复“叮当叮当”地扣在他头上，边扣还边有人骂“又干什么好事”“又干什么好事？”幸好被指导员及时叫住，非平安才躲过了那根罪恶的扁担。

　　下午，普有德被送到了医务室，卫生员检查说骨头没有断。非平安则带着指导员等八九个人来到我们村外的山岗上，其中三个还带着枪。看见和牦牛一起吃草的骡子，非平安便激动得要去牵，我母亲见状，以为是土匪又来打劫，迅速向山上发出求助信号。大哥和村长等20多藏民骑着黑马迅速吆喝着过来，后面还跟着好几条猎狗，俨然一副激战的架势，指导员们被迫退到了一堆大石头后面。由于怕发生误伤，非平安脱下上衣朝我们左右挥舞，我知道这是不要误会和不要开枪的意思，由于语言不通，我只好跑到双方中间调停周旋。

　　非平安见状学着我们双手合十走了过来，边走边说：“乡亲们，我们是来向你们道歉的，不是来打劫，只想来牵回我们的骡子。”正当我向大哥们传话时，突然几条猎狗扑了过来，我迅速把猎狗驱散，却不慎摔倒在乱石堆上。非平安见状来扶，还没等碰到我的手就被村长用刀指着脑壳连扇了好几个耳光。我连说：“村长，他们不是坏人，请放过他们！”指导员他们迅速从大石头后面出来，一边敬礼，一边从大帆布包里拿出两个红红的本本给大哥们看，尽管大哥们不识汉字，但上面印着的毛主席头像村长还是看得懂，赶忙向指导员说：“恩人、恩人，今天是错怪你们了，任由兄弟你们处置”。

　　细心的非平安发现我腿上受了伤，我两次试图支撑着站起来都没有成功，他想来扶却又没有那个胆。后来我被母亲和大姐搀扶回家，指导员他们也被村长和大哥请到村里宰牛款待，喝酒、吃肉。临走时指导员还特意送给了哥哥一顶绿军帽，帽子上面有个红色的五角星。

　　过后的那些天，非平安每隔三四天就会到我家一次，每次都会和一个卫生员挎着个大药箱子来，为我受伤的左腿换药疗伤。这样一来二去非平安对我渐渐产生了好感，但谁也不肯说，他的老乡普有德却看在眼里想在心里。

　　两个月后我的伤势基本痊愈，经过公路团的“军代表”批准，我正式被他们聘请为一名临时翻译。虽然每月工资不到30块钱，但非平安对我却关爱有加，大哥对他也少了许多偏见，有些藏寨我没有去过，村长和大哥也会派人带路，甚至会陪着我们前往。

　　公路团实行的是部队管理，每团有三个解放军的“军代表”，一个管民工、一个管工地、另外一个就是指导员。修路工作非常艰苦，但每天出工、收工、开会他们都是整整齐齐。他们都是在与石头、尘土、泥沙、板车和危险打交道，雷管和炸药的用量也不小，也经常会有人受伤、牺牲或掉进很深的江水。非平安搞后勤，危险程度虽然没有那么高，可他明白只有把全团几百人的生活搞好了才能对得起社会主义和毛主席的兄弟。

　　1966年6月下旬公路团的大米接近耗尽，面条也剩下不多，由于提前来的暴雨造成多处山体滑坡和道路大面积中断，最快也要几个月才能修复。面对雨季的到来，后勤保障成了压在非平安身上一项光荣和艰巨的任务，而我似乎又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

　　为了帮助公路团筹集粮食，非平安带着一个排的民工骑马和我跑遍了整个云岭乡和周边地区，但能筹集到的粮食还是供应不上。虽然下雨，但修路的步伐却不可能停下来。公路团的民工干活就像是机器，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下雨还是下雪，而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动员更多的藏族同胞把家里的粮食尽量卖给他们。虽然是高于市场价格，但我们藏民基本都没有卖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粮食就是自给自足和用来吃的，钱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即便粮食、蔬菜有了积余也是只会捐赠给寺庙和僧侣，况且整个德钦县粮食产量都非常低，很多还要靠国家供应划拨和救济。尽管公路團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在筹粮的过程中很多藏民还是不肯把粮食卖给我们，能筹集到的青稞和米粮都十分有限。

　　眼看公路团就要断粮了，阿妈和大哥看到我愁眉不展的样子问：“是不是修路的蛮子又欺负你了？”“他咋还有这么大的胆子”，我带着生气的口吻答。后来阿妈说我是在给非平安争气，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给我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你让公路团去找云岭寺的喇嘛，”这招果然很管用。第二天指导员和我们带着诚意找到了云岭寺的喇嘛，喇嘛见到我们送去的香油双手合十说了一句“扎西德勒”。

　　寺庙的喇嘛知道我们缺粮，遂把我们带到了寺庙的柴房，指了指地上好多装有青稞的木桶说：“你们都拿去。”指导员愣了一下：“不可不可，我们是请活佛你帮忙来了，公路团虽然非常缺粮，但你们寺里的粮食我们不会要的，只想请你帮忙让藏族兄弟卖给我们一些食物、杂粮、蔬菜、豆类和禽蛋都可以，当然我们不会亏待藏族兄弟，我们出双倍的价钱。”

　　后来喇嘛告诉我们，在云岭乡甚至德钦县城及周边地区用钱买东西很难，尤其是粮食只能到城里凭票供应。现在公路中断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向信徒们募集。通过与喇嘛的协商，我们答应公路修好后帮助寺里修建尼玛堆和佛塔，这样一来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云岭寺就为我们公路团筹集到好几吨的大米、青稞及一堆肉类，暂时缓解了公路团缺粮的燃眉之急。非平安也因筹粮有功被团里正式任命为事务长，每月又涨了1.5元的工资。

　　一直到了8月中旬，县里终于有了优先供应大米的指标，但公路依然没有修通。为了克服困难，我和非平安准备了近30匹马匹，每天到车辆能够到达的另一头接应，再把大米运回云岭。虽然路程不算很远，每天来回一趟只有30多公里，但是山高坡陡，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山峰和雪地中攀爬滚打，而且每天要完成不少于8000斤的任务，我感觉跟打仗没有什么区别。还好非平安是彝族，每一次面对困难和爬不动的时候他都会拿出“吹树叶”的绝活为大家解乏，偶尔还给我和他的战友们唱上两首带有彝族腔调的革命老歌。渐渐地我便爱上了非平安的“树叶”，尤其是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百听不厌。每天中途歇气和充饥的时候，他都会为我们吹上一两遍，就连骡马都会静静地听。

　　在云岭周边极端天气十分常见。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们在运粮返回的途中突然遇到暴风雨，虽然每次的粮食都包了两层严实的油布，但雨势让我们看不清路面。我们寸步难行，只好躲到了山腰的石崖下面，一躲就是3个多小时。非平安和往常一样，一旦停下来就得给大伙“吹树叶”，无论我摘到什么样的树叶，只要一放到他嘴边都能吹出清脆悦耳的声音，感觉声音是从天上飘洒下来，就连当时每天出工、收工、吃饭时唱的《东方红》也让他吹得那么动听。虽然经常是风餐露宿，但一听到他“吹树叶”，就感觉自己已经投入了大山的怀抱。每逢遇到黑暗和困难，只要一听到树叶的声音，就感到太阳已经从东方冉冉升起。我和他的爱情也就在两人的天地间冉冉升起。

　　我从小在雪山上长大，命中注定我永远也离不开大山。1966年的中秋经非平安的老乡介绍，他买了酒水和糖果到我家提亲。按照我们云岭的惯例，藏族一般只和藏族结亲，由于非平安是彝族，阿妈只能送给他一套藏族衣服，还说如果亲事定下来了还要给他起个藏族的名字，尽管阿妈只有五分同意。

　　认识非平安前几年我就和德钦县人武部的一个副营长有了来往，还有了婚约，并一直持续到了1966年夏，并怀了他的孩子。非平安不但没有责怪和嫌弃我，反而更加同情我、保护我。在那个年代这份情谊胜过战友、生死和一切，值得我一生相许。

　　1966年金秋十月，粮食供给恢复了正常，经公路团指导员批准，我和非平安正式在公路团的食堂结婚，按照每人2角钱的伙食标准，公路团杀了2头猪，宰了2头牦牛。婚礼一共30多桌，非平安在楚雄老家的亲人一个都没有来。因为坐不下，好多民工吃饭都是站的站、蹲的蹲，我和非平安则挨个地去发喜糖。

　　非平安什么都好，唯有一个习惯让我有些难以接受。他每天晚上睡觉都会“打鼾”，如果是喝了酒声音还特别大。起初的时候吵得我难以入睡，后来慢慢适应了，偶尔少了这个“呼噜、呼噜”我相反又睡不着觉。

　　1967年春夏之交我在公路团生下一女，从此我便以哺乳女儿为主，后来的公路团虽然也是一样的艰苦，也经常会有民工受伤，但都是轻伤不下火线，偶尔会有民工牺牲，但总体进度正常，人们也看到了通路和回家的希望。

　　1968年金秋，被称为“天路”的皮坦公路正式通车，我和非平安抱着小孩踏上了回他老家的历程，据他描述水冬瓜是一个古老的彝村，那是一个火塘从不熄灭的地方。

　　非平安的同乡挤满了三张蓝色的解放牌大卡车，云岭村全村的人都来送我，我们扶着车厢的栏板哭成一片，村里的人在哭，所有车厢里的民工和孩子们也在哭，那种生离死别般的撕心裂肺让彼此的眼泪成了那一刻最廉价的东西，任其浪费。

　　卡车一路颠簸，对我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藏家女子来说还真是一次考验。车厢里全部都是灰尘和汗味，孩子经常会被呛得咳嗽，车子每开几个小时就要休息和停车加水。沿途虽然也有旅馆，但晚上却很少有民工去住，我带着小孩被照顾了睡在驾驶室，非平安和他们的战友则多半躺在车厢和车子的周围过夜。为了抵御寒冷，有两晚车子夜间行车白天休息。颠簸了三天三夜，我和孩子终于到达了牟定。

　　当时的牟定县城很小，到处都是泥巴。由于天黑和阴雨天气的缘故，我们在县城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非平安挑着满满一担行李带着我和小孩回家。从县城到非平安家没有汽车，也不通公路，感觉比我的老家云岭还要落后。山路很难走，一路都是下雨。走走停停，爬了近4个小时的山路我第一次来到了那个叫水冬瓜的地方。到水冬瓜时村里的人和非平安的兄弟姊妹都来村口迎接。因我是第一次来，算是新媳妇进门，他们对我都很客气，而我只能看懂他们的肢体语言，除了反复地点头和“扎西德勒”外我什么都听不懂。

　　去到非平安家，亲戚们已经早早地用树枝在院内搭起了一个“青棚”，进门时还有人在放鞭炮。人虽然不算太多，但院内两口热气腾腾的大锅还能让我感到一丝暖意。我没有和人们打招呼，抱着小孩被非平安拉到了一间黑漆漆的屋子里面。屋子10多平米左右的样子，房屋中间一个做饭的火塘上还放着一把变了形的茶壶。我被叫到了楼上，楼上房间除了一张用板凳搭好的狭窄木床外基本也没有什么东西。我换了一套衣服就到院子里面和大家“见面”，饭蔬还算可以，有一碗鸡蛋、一碗豆腐、少量的肉和三个小菜，就是吃起来很不合胃口。幸好，非平安安排我和孩子及四五个老人亲戚吃米饭，其他桌子的多数就只能吃包谷和红豆。

　　勉强吃了半碗饭我就跑到了楼上，趴在床上大哭起来。非平安家实在太穷了，除了一张床几乎什么都没有，吃的东西也不见，我也不知道这么窄的一张床我和孩子怎么睡觉。听到我在楼上哭，好几个老人都来劝我，而我却不知道能够在这里坚持多久，也更不敢想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

　　更糟的是，我来到水冬瓜后不足七天，就被非平安的父母要求从楼上搬下来，因为我楼上住着的半格房子是非平安哥哥的，我们回来的这几天他一直住在牛厩的草楼上。没有办法我只能从楼上搬了下来，从此我们一家三口就只有住在一间10多平米的房间里，吃饭睡觉都在这里，3个土碗和半格房子也成了我们仅有的财产，这种贫穷和艰难的日子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因为要尊重彝族地方的风俗习惯，来到水冬瓜不久我们就给女儿取了个彝族的名字“小香美”，直到后来8岁上小学时才取了学名“非香美”。非香美虽然不是我和非平安亲生的，但为了尊重我，他把她当作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而且也没有把我和非香美的身世告诉任何人，村里的人也始终认为她是我们的女儿。

　　来到水冬瓜的那些年，社会很不安定，除了生活非常艰苦外，我们都非常小心，生产队里安排的任何工作都会认真完成。因为怕人抓“小辫子”，我们劳动和出工都要提前，而且非常卖力，从来不会懈怠、偷懒和弄虚作假，就害怕哪点会出差错。

　　来到水冬瓜后就没有一个人在说“汉话”，清一色的彝话，让我没有像在公路团那样能猜得懂一大半，总感觉到一张嘴就拐弯抹角的“表”不清楚和十分难懂，也给我和非香美带来很多不便。起初那两年非平安随时和我们形影不离，为了能够生存下去，我们都很努力，彼此在相互支撑，他也义务为我们做了两年的翻译和老师，算是还给我在云岭当翻译的一个人情。

　　由于生活艰辛和彝族生活的习惯，水冬瓜的人非常爱抽烟和喝酒，男女老少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酒虽然不是经常喝得上，但烟锅和草烟却时常不离身。

　　1976年3月，非平安突然收到我云岭老家寄来的书信。他说老家来信了，阿妈和哥哥、姐姐们都很想我们，要我们抽时间回去一趟。我感觉有些蹊跷，发觉他在说假话，但我又看不懂信上写的是什么。一天下午，趁非平安去生产队出工，我偷偷把信拿给村里的非老师看了后才知道：我母亲次旦拉姆早在10个月前在德钦家中从楼梯上摔下来死了。得知母亲已故的消息我难过了好多天，连续两天没有吃饭，一个星期都没和非平安讲话。

　　我曾经抱怨命运的不公，14岁时父亲外出饿死他乡，如今又没了母亲，我才30岁就已经双亲西去，感觉自己好命苦。

　　70年代的岁月艰辛难熬，除了苦还是苦，除了穷还是穷，陪伴和支撑我的就只有女儿非香美，为了她我必须坚强地活着。

　　来到水冬瓜后没几年，我就学会了用彝族语言和乡亲交流，他们的彝话我全部都能听懂，女儿非香美更是从小跟随我在水冬瓜长大，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水冬瓜彝族姑娘，就连后来人口登记也是把它登记成了彝族。

　　非香美是一个非常可爱和明事理的孩子。1975年夏，8岁的她被送到了蟠猫读小学，由于没有公路，往返都要走2个多小时的山路。开学的那段时间又正值雨季，加之在家惯了，起初的那些天她很不习惯，一到校门口就哭着撕着要和我回家，足足让我送了半个月之久，幸好村里还有几个大一点的同伴每天能带着她返回村里，为我能让她顺利上学省了不少心。

　　在水冬瓜村读不起书和不愿读书的有好几家，尽管家里很穷，但非香美还是十分幸运。在她读三年级时却发生了一次意外，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行三人在凹鹅村外遇到了好几只狼，在逃跑时非香美掉进了近两米深的河中，被村民捞起时已经是奄奄一息，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受了不少惊吓。之后非香美就没有再去上学，基本都是待在家里养腿上的伤。第二年经过我和非平安的强烈要求，她才答应复学，每天早上由我送到学校，但也就勉强坚持了一年，到上五年级时她就再也没有读书。

　　1986年非香美刚好19岁。在五月的一个中午，他和碑厅村的小黑妹一起到了牟定县城赶集，去了三天都不见回來。隐约之中我感到了不祥的预兆，但又不敢去猜，只能每天早晚偷偷地跑到河边的老红豆树下祈祷。

　　后来我和小黑妹的家人到县城周边找了半个月，还到公安局报了案，除了有人在百货大楼及北街电影院前的银槐树下见过她们之外就毫无线索。

　　非香美丢失的那一年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把自己关在猪圈楼上，不出门、也不干活，每天陪伴我的只有泪水和跪在院子心里的祈祷。村子里好多姐妹怕我“寻短见”都拿着东西和针线好生来劝，都被我拒绝和沉默以对。因为我只要一说话泪水就会失去控制，很多彝族姐妹和大妈见到我流泪她们也会跟着我伤心。

　　1986年国庆节前夕，我实在忍受不了，又和小黑妹他妈到公安局问了一次女儿的下落，公安那边好像有了一些线索和进展，已经知道她们被人贩子贩卖到江苏和河南。我们也曾试图去江苏和河南寻找，但江苏、河南那么大，最终都被公安和好多善良的人们劝阻。

　　我和非平安结婚好多年一直没有生孩子，我很想给他留个后代。虽然后来也去看了两次医生，还偷偷到了寺庙求子，但始终没有结果，我自己感到很内疚，也一直是非平安的一块心病。

　　1988年下半年，我们商量好回迪庆老家向我的兄弟姐妹和亲戚讨一个小孩回来抚养，那是我们离开云岭后第一次“回家”。当我们去到德钦县城时，在旅馆收到了牟定老家的消息：非香美找到了，在江苏省睢宁县沾益乡的小路村，已经成家并生育一个儿子。得知非香美的下落和消息，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更让我彻夜想入非非。次日一早我和非平安没有继续赶往云岭老家，我朝着云岭磕了一个“长头”就直接坐上返程的长途班车返回了水冬瓜村。一心想见女儿的心情掩盖了所有的思念和旅途往返的疲惫。

　　1988年是我离家20年后第一次返回云岭老家，虽然只到了县城，但老家始终给予我信念和希望，一直支撑着我和灵魂前进。

　　回到牟定家中我迫不及待地把非香美写回的书信和电报捧在手心，虽然我看不懂，但她用圆珠笔写的字我还是很熟悉，每看到一个字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女儿。为了确认信件的内容我又专门请了村里的非老师和乡上的文书给读了一遍，并请非老师给我写了回信。之后每隔一年半载或几个月女儿都会给我们写来书信，或嘘寒问暖，或报送平安。

　　步入80年代末，我们的家庭状况稍有一些好转，除了饲养猪鸡，家里的1亩水田和3亩山地也逐年增产，我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格瓦房，也就是之前我和非平安结婚那一间，楼上的半间是从其哥哥那里出钱买过来的。因为非平安长期喝酒和抽烟筒，晚上经常咳嗽和打鼾，让我很闹心。1990年3月我和非平安用木头在猪圈上起了个顶，上面盖了瓦，建起了十几平米的一间房子。因为怕猪粪臭，房子一直没有修建窗户，经过简单的装修以后我就搬到了猪圈楼上单独居住。

　　1990年秋，非香美写信回家说自己又生了一个儿子。那段时间，连猪都和我一起高兴。

　　也就是在那个多事的秋天，非平安突然感觉吃不下饭，人也消瘦了许多，村里的人说可能是得了肝炎，后来医生检查说是胆囊炎。虽然吃不下饭，每天的酒却不能少。为了能给自己治病，非平安泡了大小20多罐药酒。自从患了病，他每天的饭有一半就是用酒来代替。

　　1992年非平安胆囊炎发作，因误食药酒在家中死亡。他和水冬瓜不辞而别，走前也没有留下一句话。从此我在猪圈楼上过上了一个人的独居生活。

　　之后的几年，村里的好几个彝族大姐也劝我回迪庆老家看看，虽然她们没有排斥我的意思，实际上我很清楚，她们也是一片好心，想让我回云岭老家。也有几个好心的村民想给我介绍当地的对象，都被我拒绝。

　　慢慢地，我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除了耕田种地外，我还学会了做彝族的针线，而且每年还会在卧室下面养上几头猪。因为长期一个人的缘故，我似乎忘记了什么叫寂寞，也不知道忧伤为何物，曾经丢弃多年的转经筒又被我偶尔摇在了手里。

　　90年代后的农村生产生活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善，虽然水冬瓜是一个高寒冷凉的彝族村落，但只要人勤快，自给自足外还会有一些节余。尽管生活好了起来，县里也修通了牟定到乡上的土路，还通上了班车，但我始终没有再回云岭老家。我在水冬瓜很好，这里的父老乡亲也很好，不论哪家遇到红白喜事，他们都很乐意让我去帮忙。每逢遇上开心的事和好吃的东西他们也都对我十分惦记，还会邀我和他们一起围着大茶树唱彝族的调子和跳左脚舞。

　　每逢到了夜晚或是家人团聚的时节，我还是非常怀念自己的亲人，好想再能听到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树叶声，也曾多次想要去找自己女儿非香美，好几次听见和相见都是从睡梦中醒来或是被一楼的猪叫吵醒。

　　非香美一直没有回过水冬瓜，也没有回过云岭。2002年底，水冬瓜村下了一场好几年不遇的大雪，一下三天。在云岭下雪很常见，可在水冬瓜好几年才遇得着一次，而且规模也不大，2002年刚好是个例外。也就在大雪过后非香美第一次打回了电话，说是春季开学前趁两个儿子放假要带他们回水冬瓜一趟。得知消息的我特意把年猪留着，嫌鸡少还让侄女给我匀来了几只，同时我还准备好了两个火腿让他们返家的时候带回去。

　　2002年的春节是一个非常值得盼望的春节，每天我都会穿着自己亲手做的彝族服装在等待的幸福之中度过。春节期间好多乡亲们都来叫我去家里吃饭，还要让我喝酒。乡亲们也趁机把年后非香美要回来的事传了个遍，都说要来我家帮忙和庆贺。

　　一直到了2003年4月，所有的学校都开学了一段时间。不见女儿回来，我又请了时任村支书的非老师给女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电话没打通他又帮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书信寄往睢宁，让非香美以后有什么事就打村支书的手机。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睢宁的回信，但已经不是非香美的字迹，信上说：“我们都很好，由于工地不放假，春节就不回来了，等暑假再带他们回来，妈妈你注意好身体。”这样又让我多等了好长时间，等得我好生痛苦。

　　8月中旬，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县里来了两名工作人员核实我和非香美的身份关系，还特意也把村支书、村长和我侄女也一起叫来。在最后要我签字的时候才知道：2003年3月我女儿非香美在江苏睢宁建筑工地施工时，被塔吊上掉下来的水泥砸中头部死亡。得知消息的我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倒地昏迷不省人事。

　　在非香美死后的一年多，我得了一场大病，很少出门，也不和村里人说话和来往。我侄女和乡亲们更加担心，生怕我“寻短见”，每天都来送饭，侄女还来猪圈楼上跟我住了一个多月。很多乡亲们认为我变成了一个哑巴，而事实上我想说话但喉咙根本发不出声。直到2004年底，通过反复的中药调理，我的声音才慢慢恢复了正常，但身体大不如以前。

　　由于我是独人独户，乡亲们对我非常关心和同情，遇到农忙和栽收二季村上还会提前派党员来帮忙，也没有因为我是外来的“彝族”而厚此薄彼。国家政策对我十分照顾，虽然我能苦，吃穿什么也不愁，但一有什么救济或补助，村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水冬瓜的人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脱贫攻坚以来我更是享受了不少党的好政策，2014年初我被列为村里的分散供养“五保户”，由国家财政全额供养，每月由民政部门发给我分散供养金，而且还在涨。

　　2017年我大姐德吉诺姆的姑娘和儿子德吉雍措来水冬瓜找我，让我回老家云岭。我开初没有答应，直到他们把我的粮食、衣服和所有的生活用品全都搬上车，我才被迫和他们回家。回家前连4个小猪和10只半大鸡都送给了村民，我侄女和水冬瓜的乡亲都说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水冬瓜是我的家，自從来到这里的第一天注定我就已经属于这里的山山水水。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顺逆还是生死，也无论再走多远的路我都只会回到这里。曾经摇在手里的转经筒已经变成了今天飞舞指尖的绣花针，现在的我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彝族。我习惯穿着漂亮的彝族衣服，更习惯夜夜听着一楼猪圈里“呼噜、呼噜”的声音。

　　两个多月后我再次出现在了水冬瓜村的大茶树下，全村人又奇怪又高兴，他们很难相信我还会回到这里，而我又可以像往常一样和乡亲们围坐在大茶树下绣花、聊天和唱调子，甚至还能听到《唱支山歌给党听》那首深情的老歌。

　　责任编辑：李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