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宣

　　母亲节这一天，我们到岳母家团聚。小辈们也都去了。她们还为她们的母亲、外婆捧来鲜花和祝福。初为人母的女儿，通过手机给她的母亲、姨妈发了一条短信： “为人母了，才认得妈妈真的不容易。妈妈、姨妈，母亲节快乐”。短信，虽然是发给她的母亲和姨妈的，作为她的父亲，我自然也收到了；祝福的是她的母亲，作为她父亲，我自然也分享了。但我更在意的，是女儿做了母亲后的那份感受。话虽说得简单，却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体验。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的母亲和父亲。

　　我的母亲和父亲，都已在三年前辞世了。父亲先走，享年83岁。随后，母亲也在病痛中离去。母亲辞世时，刚满80岁。父母亲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旧社会是什么样一个社会。解放后，又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是近七十年历史的见证人。近七十年间，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们一生虽然平凡却经历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化。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切的印记。我作为他们的儿子，他们的一些经历，我也曾经有过；他们曾经的感受，我也能够体会得到。尤其是我曾经见证过的一些经历，哪怕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已经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

　　有两个情景，虽然已过六十年，却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显得十分清晰。一个情景是，我家原本住在村子中间。住房并不宽裕。一栋瓦房，分成三间。靠东边一间是大伯家住。靠西边两间是爷爷名下的。爷爷奶奶与我父母分家后，父亲是老大，中间一间便分给我们。但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县城东街的一部分居民突然间迁居到我们村里。我们原住户的房子被让出来给这些城里来的人住。我和母亲被安置到村子最北边的一间空房子里。这间房子虽然是瓦顶，但夜间可以从瓦缝间看到星光和月亮。四周的土墙，歪歪斜斜的布满大小不等的裂缝。一到晚上，老鼠窜上窜下，唧唧声令人毛骨悚然。这样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后来，我曾专门查阅资料，想弄清楚这一事情的原委，结果没有找到答案。其实，这还不算什么，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一次吃饭的情景。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家，正是饥肠辘辘之际，母亲手捧着一碗白花花的米饭回来。刚进门，米饭的香气早已飘进我的鼻孔。接过饭碗，埋下头便吃。顷刻间，满满一碗米饭便一颗不剩地划拉到了我的肚里。我抬起头，只见母亲和蔼地看着我。我说了一句：“你也吃嘛。”母亲莞尔一笑：“饭都被你吃完了，我吃什么呀？”一时间，我似乎长大了许多岁，心中生出无限的悔恨和自责。还是母亲安慰我：“只要你吃饱就好，妈是大人，饿得住。”这个情景，让我终生难忘。我也曾查阅过背景材料，知道那是一个特殊年代。那时，人们正在满怀豪情展开社会主义探索，想通过创办集体食堂，消灭私有制，进而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所幸人们很快就被现实的凄风苦雨浇醒了头脑，总结了经验，吸取了教训，解散了集体食堂。

　　农村全面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后，每个农民家庭，凭借一年一度唯一一次分得的钱粮维持生计。在土地、耕牛、骡马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国家适当划分了少量的土地给农民作为永久性的自留地，作为对集体所有制的弥补。还允许农民养鸡、养猪，一半交公，一半自己留用。实行这样的制度后，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就没有再饿过肚子。至于艰辛不艰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现在想来，那时的父母亲真不容易。两个人苦工分要维持五口人的生活，说生活不艰难，那是假话。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一些，但当时大家都一样，也就无所谓了。记得，到山里挑柴，是那时每个家庭必须也是最为辛苦的一件事情。每年秋收秋种结束，到整个冬季，生产队基本上没有大的活计。这时节，正是让社员们上山挑柴、背柴的好时机。每个家庭全年的生活用柴都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准备充足。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山路上，人来人往的，都是挑着或背着柴禾的人。各家房前屋后堆码起来的，尽是干湿不等的墙一样的柴垛。我的父母，也毫不落于人后。尤其是母亲，每天天蒙蒙亮，便捏一个饭团作晌午，带上砍刀、捆柴用的皮条及背索，急匆匆上路。下午四、五点钟，硕大一捆柴捆子便撂在门前的柴垛前了。我也曾跟随父母亲上山挑过柴。那时，父亲挑柴、母亲背柴，纯是迫于无奈。而那时的我，一则是想帮助父母，更多的是觉得挑柴好玩。寒假无事，许多同伴都随父母上山，自己也就想着去。父母不让，便死活不得。父母若是应允，自己就很高兴。开始觉得好玩，待父母将柴担子捆好，自己还认为父母捆得太少。待挑着走一段路后，肩头越来越像蜂子叮着一样疼，小腿颤抖得不听使唤。这时才觉得挑柴一点也不好玩，不仅帮不了父母的忙，反倒成了父母的累赘。

　　那是的农村，挑柴固然辛苦，但最让人犯愁的，莫过于起房建屋。那时建盖房屋，土地也需要审批，但不困难。困难的是购置木料、石料砖瓦，还要准备一定量的钱粮。而当时每个劳动日只能分到一、二角钱，最好的年份不会超过四、五角钱。一年下来，两个劳动力总共也就一百多元。一个劳动力一年的粮食是二三百公斤。可以想见，建盖一次房屋，不是一年两年的准备就能做到的。前面说过，我家就只有一间房子。三个儿女一天天长大，迫切需要建盖新房。父母每年每天都在省吃俭用，一旦有一点余钱，便买上几根木料或是几片瓦片。这样一点点、一年年地积累。石料则是通过自己到靠山有石头的地方，一块一块地撬起来后，又一挑挑地挑回来的。这样的方式准备了许多年，到了1976年，我家才开始动工新建了一栋土木结构的新瓦房。新房落成，全家人住了进去，感到格外开心。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承包到户，我家每人分到一亩多一点的水田和旱地。生产队的所有生产资料清理后折价卖给农户。就连保管室、晒谷场都没有留下。完了，进行财务清理，生产队的债务也按人头分摊到各家各户。我父亲是生产队出纳员。管钱多少年都没有出过差错。联产承包时已经核销的账本和票据，三十年过去，他都还保存着。直到他过世后，母亲要我清理父亲用过的办公桌抽屉。打开两个抽屉，只见满满装着的，都是盖过注销章的单据。我将这些票据清理出来，拿到门外，点着火苗，以此祭奠父亲。顷刻间，一堆三十多年前的票据，在明灭的火光中化作一缕青烟飘浮而去。

　　包产到户，母亲把分得的土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母亲没有文化，只是凭着对土地的挚爱来种植庄稼。她见不得哪怕是一丁点土地闲置着。只要作物已收割，就急匆匆地非得将下一季作物种上。种植之时，唯恐种得太稀了浪费土地；种了包谷，她非得间种豇豆、黄豆之类；栽了白菜，就非在边上种一排豌豆、包谷。每次给秧苗或烤烟施肥，又唯恐施得太少不够作物吸收。结果，往往好心办坏事。为此，父母二人经常吵架。每次吵架之后，母亲也知道是自己的做法不对。但每到劳作之时，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她这样做，毫无疑问，对生产有一些影响，但凭借她的勤劳，我家的生产总体上也不比其他家庭差。加上父亲农闲时，带着一帮徒弟帮人盖几间房子，或是做一些桌椅柜凳之类，也可以挣得一分闲钱补贴家用。日子不富裕，但也温饱不愁。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承包地，想怎么种就怎么种；自己的时间由自己安排，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不需要人管着。这是父母经常念叨的话，也是他们的心声。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逐步富强起来。农民也由此受惠许多。这时，我的父母虽然已近耄耋之年。但对国家给农民的好处，他们的感受却是我们这一代人很难达到的。国家废除农业税，接着废除 “三提五统”，父亲的感慨颇深。父亲读过小学，平日里喜欢听收音机、看电视，尤其喜欢看新闻和历史故事，他说： “皇粮国税，哪朝哪代都要收。现在，只有共产党不要老百姓交了，真是不简单”。此后这些年，惠民政策越来越多，种粮食国家给补贴、读书免交杂费还给饭吃，两老都赞叹不已。再后的几年，实施新农合，看病住院实行医疗费减免。老病缠身的二老由衷地赞叹说：“现在的社会啊，真是好上天了”。实施农村养老保险，我的父母属于直接享受待遇的人员。开始，每月60元，到后来，加到了75元。父亲还享受了两年高龄补贴。两项加起来，每月将近150元。在我们看来，这点钱不算多，但在父母看来，却是十分珍贵。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每个月，他们都要相互搀扶着到指定地点去领取养老金。我曾对他们说：反正也不等着用这点钱，人老了，走路不方便，过段时间去领一次就可以了。再不行，我可以代您们领取。但他们就是要自己亲自去。后来我才搞清楚，他们不是不放心我，也不是不放心钱在卡里会丢失，而是认为，这是国家发给他们的，他们要亲自领取。只有亲自将钱领到手中，才能感到自豪，感到享福。于是，我也就只能随他们的心愿了。

　　现在，父母已经离世几年，我也成为退休老人。面对女儿们的祝福，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比父母那一辈要幸运得多。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发展到了强起来的阶段。而且，正在朝着 “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奋进。相信未来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