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与桃花有缘。
我六岁那年的阳春三月，正是桃之夭夭的季节，一场大火无情地将我们的村子烧成一片瓦砾焦土。
那时，我们村只是一座20来户的微型苗寨，多数人家的房子都是垛木草房，外层都用玉米秸秆围上一圈，以便挡风保暖。条件稍好的人家，房屋也不过是土墙草房。我家因祖上节俭营生，传到父亲的时候算得是条件较好的人家了，一家十口人起居在爷爷早年建盖的土墙草屋里。爷爷这间土墙草屋，坐落在村子的下方，与村子房屋密集的地区保持着一段距离，又不在风过路的地方，不一定会被大火点燃。但为了防患于未然，父亲还是早早地爬上草房屋顶，四下洞察着风向火情，若有火星落在老屋附近，父亲就站在房顶上指挥着我们去扑灭一个个火源。眼看着大火就要烧过村头了，眼看着我家的老屋就要幸免于这场大火了，可就在父亲走下老屋房顶一家人默默庆幸灾难即将远离的时候，一阵大风突然从村头倒刮过来，沉寂的余火重新翻卷起来，满天飞舞着扑向我家的老屋，拳头大的一团火焰不偏不倚，正正落在我家老屋的房顶上。父亲急得像只敏捷的山猴从刚刚下来的地方又飞一般蹿上屋顶，脱下外套，包住那团火焰，拼命地拍打，嘴里不停地使唤我们：“快！快打水上来……水……水……”可此时，缸里仅存的那点水脚连泥浆都已经被我们舀得干干净净了，哪还有水啊！火势越来越大，烧燃了父亲手里的衣服，父亲被迫滚下屋来，我们一家人眼睁睁地看着几丈高的火舌肆意地吞噬着老屋……
大火整整烧了一个下午，整座山村变成一片灼热的焦土残垣。夕阳西下，无家可归的人们聚集在村旁几棵大树底下相默而泣，跪祈上帝的怜悯与保佑。傍晚时分，正是到了往常吃晚饭的时候，一村子的孩子悬着辘辘饥肠，幽灵一般穿梭在焦土残垣的村庄之上，翻寻着一切可以吃下肚里去的食物。那些从土墙蜂窝里淌出来的蜂蜜，那些被烧煳烤焦的腊肉和玉米籽，那些还来不及种到地里去的洋芋种子……都成了我们用以充饥的食物。
这场灾难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每每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依然刻骨铭心，依然心有余悸。
在伴随着这个惨痛记忆成长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这样痴痴地想：如果我们村全都是高大的瓦房，大火又怎会这么肆无忌惮地吞噬我们的整座村庄？如果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不是堆码着杂乱无章的干柴枯草，大火又怎会这么穷凶极恶到无以阻止的地步？如果村里有足够的水，大火又怎会这么任性妄为地肆虐我们的村庄？如果我们村有一条宽敞的路直通县城，村间道路又畅通无阻，20分钟以内消防车就可以进村灭火，大火又怎会这么明火执仗地将我们的村子变成一座丘墟？如果……
可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这些都只能是不成立的假设，甚至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
经过这场大火，我们村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基础设施更加薄弱，生产条件更加受限，但人们在大火过后的废墟上白手起家、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劲头一点不减。
历史反复证明，苗族与桃花有缘，桃花就与苗族结缘。
“桃子开花，苗子搬家”，这是武定民间对过去苗族常常在桃花灼灼的阳春三月里背井离乡迁徙生活的高度概括与真实写照。1847年，六对苗族青年从贵州威宁护送土司姑娘嫁到武定环州，环州土司将这六对苗族青年安置在环州他贞附近的荒坡上，从此，武定就有了苗族。两年之后，这六对苗族青年回贵州威宁老家省亲，为了把更多的亲戚引到武定环州来做伴，他们用极其夸张的古歌渲染了云南怎样怎样好，武定环州怎样怎样好，听了古歌之后，贵州威宁苗族就陆陆续续地迁流到了云南武定，形成了武定苗族。
和武定大多数苗族村的形成一致，我们麻栗棵苗寨的祖先也因受到古歌：“啊——呜——呓——，云南是个好地方，糯米粳米吃不完，一包包谷熊吃了一半，另一半还够一家人吃；啊——呜——呓——，环州是个好地方，树木标直猎物狂，一个南瓜野猪掏空了，还可以藏身……”的招引，因而也选在一个桃花灼灼的阳春三月里从贵州威宁溯金沙江迁徙而上，几经辗转来到这个叫做“虎爪山”的地方，因虎爪山猎物丰盛，祖先们就此定居下来，男狩猎，女耕织，刀耕火种，渐渐形成了“虎爪山”这座苗寨，武定官方习惯把我们村记做“麻栗棵村”。
1906年，基督教正式传入武定苗族地区，并在麻栗棵村对面的洒普山苗族村建立教堂，每到星期天，麻栗棵半个村子的人就放弃了劳作，都跑到对面的洒普山教堂去唱诗敬拜，祈求上帝的赐福与拯救。
张学尧，就是村里信奉基督上帝最早的人，为了改变麻栗棵村贫困面貌，他不仅带着全村人到洒普山教堂去唱诗祷告，还带着全村人到麻栗棵最高的山顶上去敬拜，希望上帝能够降临福祉。然而，十多年的敬拜，福祉仍然杳无音信，相反，麻栗棵村的灾难一年多过一年，并最终被那场大火烧为灰烬。在大火烧村的时候，张学尧手捧《圣经》，虔诚祈祷，希望能够祈来雨水救火，可不但没有祈来雨水，反而风更大，火势更猛……虔诚信仰，诚心祷告，愿望却一次也没有达成，张学尧放弃了对基督上帝的虔诚，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对基督上帝的炽爱与炽热转化成对党忠诚、为民服务上来。在武定县“远学大寨，近学平地”的岁月里，他起早贪黑，带领麻栗棵村民在武定苗族村寨中率先举起“学大寨、干大寨”这面旗帜。针对麻栗棵坡地多，粮食产量低的情况，他带领村民把所有的坡地改造成梯地，他亲自组织村里的年轻人用小推车到十几公里之外的荨麻箐摞积腐殖土、搬运腐殖土，彻底改善了麻栗棵耕地的墒情；麻栗棵极度缺水，别说是灌溉，就是人畜饮用都成很大问题。那时，村北五公里外的几棵大树底下出着铁丝粗的一股水，贮起火塘大一泓清泉，这是方圆十里之内麻栗棵村唯一的水源，维系着全村七十多口人和全村鸡猪牛羊的生命。雨水季节，水量还丰沛够用，可一到干天旱季，全村人就要排队去汲水，逢年过节办喜事，水就更加金贵了，遇到村里有人办事的时候，水一律先满足办事的人家，为了汲一桶水，从天亮排到天黑，从天黑排到天亮是常有的事情。张学尧又带着麻栗棵村民不怕苦、不怕累，全靠手挖、肩扛、背背的方式在村子上方开挖了一个能储存上万立方雨水的蓄水池，靠积攒雨水，解决麻栗棵村的牲畜饮水和灌溉问题。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麻栗棵的耕地平了，土壤肥了，墒情好了，粮食增产了，麻栗棵人将丰收的粮食一车一车地拉出去，支援祖国建设。在那个年代里，麻栗棵苗寨这个名字响透了武定，成为武定县“远学大寨，近学平地”的标兵村，也成了各地纷纷前来效仿和学习的楷模村。
那时，麻栗棵村家家户户都靠柴禾来烧大锅煮饭、煮猪食，四面的山都被砍得光秃秃的。罗正昌的小说《第三件捕虎毡》是这样来描写那个时候的麻栗棵村：“多时不回家乡了，回家总得带点什么东西去给老人和孩子，所以我身上的负担不算轻。下车后，走了几十里山路，累得满身大汗。到达家乡麻栗棵村以北的山坡时，正是下午四点钟左右。如今，故乡的山水已不同往昔，没有参天的大树，没有清爽的凉风，山脚箐沟里的水浑黄浑黄的。沟这边仅有的几棵杂木树，稀稀疏疏的，连一只野鸡、野兔也没有藏身的地方。对面山顶上只有弯得像麻蛇扭腰的老松，东一棵，西一棵，站在荒岭上。风一吹，路上的尘土，一股股黄烟冲天而起，到处是滚滚黄尘，到处是一片焦土，看了叫人喘不过气来。”
那时，村里唯一的一辆车，就是用来运送公粮的马车。因为108国道吆鹰段坡陡路长，汽车跑起来缓慢，容易看得更清楚，村里的孩子们常常把牛赶到七棵树那边去放，以便站在七棵树高高的山崖上就能远远地看见汽车翻爬吆鹰坡的景象，回来跟没有见过汽车的父母讲汽车咋样咋样。在吆鹰坡上看见小汽车一次次跑超大汽车，我们会激动得说：“这张小车长大不得了，还那么小就跑超了大车……”后来，由于我们村成了粮食增产模范村，上头就奖给我们村一辆手扶拖拉机，替代马车运送公余粮到县粮食局。当这辆拖拉机第一次“赶”回我们村的时候，一村子人稀奇得全都围过来看，有的老人甚至割来青草，像马车回到村里那样，将青草一股脑地倒在车前……我们孩子们只要得知拖拉机几时要回村里来，都会高兴得一整天上不好课，一放学就跑到五六公里远的七棵树去迎候这辆不吃青草专喝洋油的“车”。
这场大火过后不久，我们村就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一家一户，村民劳动致富的热情更加高涨了，老队长张学尧带领大家改造出来的“大寨地”发挥了更大作用，麻栗棵村民通过勤劳解决吃饭问题的家庭逐年增多，家家都住进了瓦房，用电煮饭的人家逐步增多，原先被砍光了的山重新长出了树木，披上了绿装。
人，吃饱穿暖了总得干点什么。
任何时代的进步都离不开好的带头人，我庆幸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里，我们村有张学尧这样好的带头人，让我们麻栗棵苗寨在武定苗族村中脱颖而出，成为村村学习的模范；在改革发展四十年里，我庆幸我们村又有了父亲王建才这样的文化带头人，把我们村建设成为“武定苗族文化第一村”。
“凤飞凤家城，虎藏虎爪山”。麻栗棵村因为坐落在罗婺凤家岭的南段山腰上，村下的五座山峦形成抓地有力的虎爪，而我们村子又恰好坐落在平坦的虎爪坪之上，因而远近苗族都习惯把这座苗寨叫做“虎爪山”。虎爪山苗寨有其先天性的文化区位优势：它西瞭武定佛教名山狮子山，东望滇北基督教圣地洒普山，南腑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背靠着罗婺彝族的凤家山岭，世界三大宗教和罗婺彝族文化在此相通相融。
如果说，一个民族发展经济，可以使这个民族的躯体生活得更加舒坦；那么，发展繁荣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使这个民族生活得更加自信。习近平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改革开放以前，在张学尧的带领下，虎爪山人已经养成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已经养成了不等、不靠、不要、不怨的民族精神，这就是那个年代麻栗棵苗族的魂；在改革发展的四十年里，父亲王建才又带领虎爪山人养成了自觉文化和文化自觉的习惯，这就是当今虎爪山苗族的魂。
经济要内敛，文化要外宣。对于武定苗族来说，改革发展四十年，是一个风调雨顺、万物竞上的四十年；是一个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相结合的四十年。
1982年，经过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父亲王建才在承包来的六分山地上建起了楚雄州历史上的第一所农民业余美术学校——武定县农民业余美术学校。这是武定苗族百年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利用美术学校这个平台，父亲广泛招收苗族学员，认真教习苗族民间绘画，据不完全统计，自美术学校成立至今，在父亲王建才的执着与带领下，美术学校举办了六十余期苗族民间绘画创作与培训班，培养苗族民间绘画人才500余人，创作苗族民间绘画作品800余件，大量苗族民间绘画作品入选了省、州、县乃至全国性画展。在这改革发展的四十年里，父亲王建才给虎爪山人树立了“武定苗族文化第一村”这块牌子，他多次受到省、州、县党委政府表彰奖励。2000年，国家人事部和国家文化部联合授予他“全国文化先进工作者”称号。深山奇葩出苗寨，苗家秀美扑面来，一幅幅满溢着苗家秀美的苗族民间绘画走出武定，走出楚雄，走出国门，收藏在全国各级博物馆和美术馆里，有的甚至远销海外，将武定苗族人民勤劳勇敢的精神传出武定，告诉世界，让世界知道武定苗族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武定苗族王建才的画册《荷锄握笔画苗家》，是武定苗族改革发展四十年所发生巨大变化的浓缩与记录，要想知道这四十年里武定苗族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荷锄握笔画苗家》一岭岭多彩的新农村，一栋栋漂亮的新楼房，一条条宽敞的新大路，一辆辆驰骋的新汽车，一个个翩跹起舞的新舞姿，一张张桃花般绽放的新笑脸，就是武定苗族改革发展四十年的最好诠释。
从发展繁荣苗族文化角度来说，虎爪山苗寨虎爪山人一直在不懈努力着，除了画家王建才和武定苗族民间绘画之外，罗正昌小说《多林笙声》《第三件捕虎毡》《我是苗家女》《去仄岛的路上》《娥赞女》《瑶扎的故事》的发表，王胜华的散文集《花漫樊篱》《灵魂底色》《秀美苗岭》《乡愁不负桑梓情》的相继出版，虎爪山苗寨因此被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立为“楚雄州苗族传统文化保护区”。
夹缝生存，更需努力。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定苗族还没有一本单述自己民族的书籍，对武定苗族的记载只是夹存在各种书刊的缝隙里，《武定苗族探源》算是开了这个先河。为了弄清武定苗族的来龙去脉，展现武定苗族实实在在的发展变化，研究武定苗族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2015年桃花灼灼的阳春三月到2018年桃花灼灼的阳春三月，作为此书的执笔者，从狮山镇到插甸镇，从猫街镇到白路镇，从万德镇到己衣镇，从发窝乡到田心乡……我有幸走完武定所有苗族村子，采访了现存所有的苗族老人，目睹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定苗族经过四十来的改革发展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十来户的苗族小寨子到百十来户的苗族大村子，武定苗族不再“背井离乡”地迁徙，虽然有的地方条件依然艰苦，但武定苗族已经学会了安居乐业，学会了搞好自身建设，学会了知党恩感党恩，所到之处，武定苗族群众无不情真意切地说：“改革发展，让武定苗族从草房子住进了大瓦房；精准扶贫，让武定苗族从瓦房搬进了砖房。电架了，路通了，水流了，村村寨寨都建起了文化活动室、卫生厕所和垃圾池，人居环境在不断改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今天武定苗族的新生活。”
土地是财富之母，由于武定苗族都是外来的迁流民族，手里拥有的土地资源极其有限，经济社会发展缓慢是必然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更是治理一切的，任何不明原因的指责和袖手旁观都于发展毫无意义，不要急，慢慢来，好好发展，这才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这才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历史证明，武定苗族是一个能够接受新生事物的民族，在170年的历史进程中，武定苗族经历了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改革发展，武定苗族涌现出了像上狮口这样家家户户致富了的经济新苗寨，涌现出了像干海子这样人人讲文明礼貌的文明新苗寨，涌现出了像麻栗棵这样既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又发展苗族先进文化的文化新苗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发展，武定苗族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性的发展，在继承发展吹拉弹唱、能歌善舞等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武定苗族积极发展和繁荣自己民族的先进文化，涌现出了自己国家级别的画家和美术作品，武定苗族文学也从民间文学开始走入作家文学；在人才教育上，武定苗族有了自己的第二代大学生，也有自己的第一代硕士研究生。当年的痴想在一件一件实现，武定苗族经过“百年探路”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语不同声，书不同文，习不同俗，心不同态”中学会融入世界，并经过自身努力换来了了不起的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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