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名城，皆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史做源远流长之舟，文化为厚积薄发之帆，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楚雄亦然。

　　纵观楚雄城市历史，大有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气概，自先秦时期绵延至今；横看却有 “泉眼无声惜细流”之感，尤其晋咸康三年 （337年）之前的历史，虽脉络清晰，却如丝如缕，多有争议。

　　史料记载：楚雄建城始于晋咸康三年，爨蛮在峨碌建威楚城。更早的记载都只是个大概，不甚了了。

　　其实，楚雄建城历史甚为久远，应在先秦时期便筑有城池，规模庞大的万家坝古墓葬群就是实证。钱成润等专家学者经过长期分析研究后认为：万家坝是一个王侯、大君长之类的盘踞地，其统治地域与今天的楚雄州大致相当，历经数百年之久，与当时的滇国同昆明国同时存在，万家坝铜鼓、编钟和大墓，完全足以认定它是一个远古时期存在过的统治一方的政治实体，并以铜鼓文化为其显著特色。

　　循着专家的论断，万家坝将以历史的视角揭开一个古都的神秘面纱，丰满一段楚雄城市历史。

　　4000年前的楚雄坝子已经荡漾着层层酥软的绿，这绿，源于一支歌谣：“西南黑水，都广之野，爰有膏稻，冬夏播琴……”当地百濮民族，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子孙，唱着这支被后世录入《山海经·海内经》的歌谣，礼赞驯化野生稻，教会子孙栽培水稻的先祖。

　　他们居于河畔台地上，从事以稻谷生产为主，渔业为辅的农业耕作，生活渐渐安定下来，星星点点的村落点缀着绿油油的稻田，这绿意，荡漾着定居和富足，酥软了人心，他们春播秋种，收获满满的幸福，他们制造各式各样的陶器，制作各种窖穴储藏粮食，装载满满的富足。

　　蜿蜒的龙川江，绿意夹岸，她一头牵着富庶的成都平原，一头延伸至遥远的身毒 （印度），南方古丝绸之路灵官道、五尺道在这里交汇，互市的客商熙熙攘攘，信息密密匝匝，财富堆金叠玉，一座古城随之延展开来。

　　距今约3000年前，聪慧的先民发现了铜矿，开始采铜、冶炼、铸造，青铜文明扑面而来，楚雄万家坝步入了青铜器时代。

　　彝族英雄史诗《铜鼓王》记载，这段历史始于一位叫波罗的百濮首领，受梦境启发，波罗与妻子罗里芬总结以往铸造农具和兵器的经验，历经万难做成世界上第一个铜釜，凹凸有致、柔美自然、亭亭玉立。

　　消息传遍周边各部族村落，人们纷纷赶来一睹真容，夜晚，众人意犹未尽，聚在部落里载歌载舞庆祝这一伟大的发明。歌舞正酣，耳边传来了洪大圆润、抑扬变换的 “咚哒”声，所有声音和动作，包括时间都戛然而止，大家不约而同望向声音来源，却是波罗敲击釜底，釜声时徐时疾，歌声时缓时舒，舞姿时张时弛，激情被点燃了，一直跳到太阳白，阿哥脚板茧上茧，阿妹脸上灰摞灰。

　　文艺使铜釜来了个华丽的转身，釜与鼓结成亲缘关系，铜釜逐渐演变成铜鼓。千余年后，大诗人白居易在长安欣赏了缅甸宫廷艺术团进献的铜鼓舞，妙曼歌声、渊渊鼓音、婆娑舞影，勾出了“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的佳句，殊不知此鼓舞的始祖却在万家坝。

　　其后数代百濮首领励精图治，开疆拓土，把眼光放在 “灵关道”和 “五尺道”周边，攻占了周边的南华、牟定、双柏，克姚安、大姚，取元谋、武定、永仁，经过几代君长的努力，构建了一个与今天楚雄州领域相当的土著王国。

　　那时的楚雄叫什么不得而知，史志仅有寥寥数语：楚雄为《禹贡》梁州外境。只是个大致方位。

　　时间到了公元前820年左右。某个清晨，太阳挥舞着金色的指挥棒驱赶着万家坝上空的浓雾，一缕光柱投射在碧绿的原野上，光影里，一群人从遥远的北方急急走来。

　　领头者叫楚叔雄 （熊），又名叔堪，是楚国君王熊严的次子。公元前828年，熊严卒，长子柏霜即位，6年后去世，兄弟同室操戈，少弟季徇夺得王位，中子仲雪于权力纷争中殒命，时任楚国中书令的楚叔雄有幸逃脱，一路向东寻求避难。清嘉庆《楚雄县志》和《楚雄市志》（1993年）记载：春秋时楚叔雄 （熊）逃难于濮，即此。

　　一路走来，从没有一个地方像万家坝一带令叔雄如此心潮澎湃，这里土地肥沃繁荣富庶，青铜铸造技艺精湛，能征善战实力强大，遂请求百濮部族收留，首领与长老商议，善良的万家坝先民让其及随行人员留了下来。

　　叔雄的到来，为万家坝部族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叔雄带来了楚地风俗。带领工匠参照楚法铸造编钟、铃等礼乐器物，茶余饭后，铜鼓、编钟、铃等乐器以其细微复杂的节奏和特有的音乐语言，撞击着部族群落里人的心弦，引导人们走进舞场，举手投足，连续的集体舞蹈圈，无头无尾，无穷无尽，一圈圈旋转，把天地人融为了一体，神和人都得到如意和满足，催生了万家坝一带的社会礼乐制度，流殖了楚人独特的文化风俗。如今楚风尚存，楚雄地区一些载歌载舞场面，似自大诗人屈原《九歌》中抽丝剥茧，穿越千年历史扑面而来。考古印证了这点：万家坝1号大墓出土 “羊角编钟”6件，属于一组，形制大体相同，大小依音律而相次之，横剖面呈椭圆形，顶部有一对羊角状钮，下有长方孔。

　　在叔雄的建议及参与下，万家坝一带的青铜铸造技术向前迈了一大步，镢、锄、斧、凿、锥等生产生活工具大幅增加，生产力水平有力提升；矛、镦、剑、铖、镞、臂甲、盾等青铜兵器普遍使用，国力愈发强盛。

　　叔雄建议部族制作了大量殷戈 （无胡戈），这种楚国兵士钩杀敌人的利器制作工艺精巧，线条古朴流畅，刻画生动传神，十分适合在山高林密、荆棘丛生的环境中使用，令敌军闻风丧胆、避之不及。

　　叔雄与匠人在铜鼓上刻绘了其后演变为甲骨文 “鼍”和 “龙”字的 “菱形网状纹”和 “四足爬虫纹”，以及 “太阳纹”和 “云雷纹”等纹饰符号，考古证明这些图案符号都是楚人对龙、太阳、雷电等自然图腾崇拜的文化符号。

　　不久，老首领去世，叔雄建议用楚地较为普遍的 “腰坑”墓葬形式埋葬。这种墓葬形式始于新石器时代，起源于湖北省房县，曾在中原地区产生广泛影响，云南、福建、广东、广西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都有发现，而万家坝墓穴首见腰坑、边桩、垫木等设施，应当是叔雄结合南方地理气候因地制宜作了调整。

　　部族群龙无首，急需举贤任能。博学笃行、才智过人的叔雄不负众望成为首领，他改部落为王国，依楚国风俗，取其名字首尾二字，把万家坝古国的都城命名为 “楚雄”。

　　继“楚雄”王位后，楚国人“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豪情重又点燃了楚叔雄的战斗激情，那个足智多谋，能征善战的盖世英雄重生了，他挥师沿哀牢山开疆拓土，取得双柏至弥渡哀牢山一带的领土，并一度占领了澜沧江以西，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先秦时期云南一带势力范围较广的君长，雄霸一方令人生畏。

　　伴随商贸军事活动，铜鼓等青铜器铸造技术传向昆明、永胜、宁蒗、成都，抵达东南亚越南等国，并找到了适合铜鼓生长发育的土壤，工艺逐渐成熟。

　　史料记载，公元前300年左右，澜沧江以西、礼舍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有哀牢国；前120年左右，史料第一次记载了以洱海为中心的昆明国；前109年左右，记载了以滇池为中心的滇国等方国。从出土文物看，哀牢国青铜文化与万家坝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与滇国不属于一个体系。那么是否可以推测，早于哀牢国数百年的万家坝与哀牢国具有某种必然联系？

　　楚叔雄虽贵为 “楚雄王”，却不能与楚王并驾齐驱，相提并论。他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目的是要重新夺回楚国王位，此刻 “楚雄王国”国库充盈、兵多将广、实力强大，是报这一箭之仇的时候了。他积极与楚国公族蒍氏联络，取得了支持，希望克复楚国，却功败垂成，郁郁而终。

　　巨星陨落，战事又起，周边滇国、昆明国合兵来袭，这一仗，“楚雄王国”惨败，继任首领率将士匆匆向哀牢山一带的大后方退去，改弦更张；战争中失散了的旧部，或融入滇人、昆明人、蜀人，或沿礼社江、沿江、红河而下，生活于今天的中国边境一线或东南亚各国。时至今日，这些3000年前离散到边地的民族，依然在丧礼上敲响铜鼓，朗诵祭文，应声起舞，护送亡灵返回楚雄故土，中国如此，外国亦是。

　　楚叔熊逃难于濮至楚雄，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史记·楚世家》载：楚叔熊避难于濮积蓄力量，在楚国内蒍氏的支持下，希望恢复楚国，但没有成功，叔熊就留濮地而蛮化，变服从俗。《国语·郑语》云：“蚡冒启濮”。韦注：“濮，南蛮之国，叔熊避难处也。”西晋时期的著名学者杜预解释：“建宁郡南有濮夷。”唐代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建宁，晋郡，在蜀南，与蛮相近。”唐代文学家刘伯庄说：“濮在楚西南。”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说：“庸、濮在汉之南。”据《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南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民族参加。据有关学者考证，这8个民族中至少有羌、卢、髳、濮4个民族与楚雄州境先民有渊源关系，特别指出其中的髳是居住于今牟定县境的先民 （牟定古称髳州，因髳人居住而得名）。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说：楚在周初，本已不弱，休养生息近400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它征服。

　　若猜想万家坝墓葬哪一个是楚叔雄的？该是所有古墓中最大的23号吧！该墓出土了4个铜鼓，各类青铜器577件，棺木经国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树轮校正后确定为公元前700年±130年，与楚叔雄逃难于濮的时间及历史事件暗合，想想都很神奇。

　　楚叔雄死后，楚国正式派人来了。《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记载：楚国黄金出于丽水，距楚都江陵极为遥远，楚王为了管理黄金开采和运输，派了一个亲贵作为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最初的驻地就在楚雄，后来为便于运输，又将管理机构迁到四川雅安的荥经县。

　　还是楚国人。公元前350年，楚国令尹子文的后裔岷山庄王爨襄来了，经楚雄至双柏，与过夜郎而来的庄蹻会合，成就了楚雄古代历史上的一段佳话。1961年9月，郭沫若出访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途经楚雄，小住一日，赋《宿楚雄》一首，其中 “庄蹻通滇肇其名，楚威远振古边城”说的就是这事。清嘉庆《楚雄县志》记载：公元前280年至277年，战国楚庄蹻以其众王滇，则为楚地。此前，人们普遍把它看作楚雄地名的发端。

　　记录较为翔实的是公元前126年，张骞历尽艰辛辗转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购自身毒 （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转而至大夏，引起武帝刘彻的极大重视，公元前109年遣军入滇，滇举国降，中原王朝势力进入云南，于滇国境内设益州郡，楚雄属弄栋地。

　　此后近600年时间里，中原王朝势力逐渐进入楚雄，汉族移民大量进入，加快了民族融合步伐，楚雄不再是周边地区的核心，好似流民颠沛流离，一下划归这里一下又划归那里，频繁更名，别人叫什么就是什么，毫无话语权，甚至把 “楚雄”的大名都遗忘了。

　　诸葛亮来过，咚咚敲几通铜鼓，擒几回又放几回孟获，留下数代人讲不完的故事，隔空抛给郭沫若先生一句 “诸葛南巡有旧营”的诗句走了。

　　到晋建武元年 （317年），楚雄作为建都郡的郡治，却稍纵即逝，仅仅30年后从了西爨。

　　尽管如此，从东汉至三国到晋，中华大地兵荒马乱、战事连连，云南却相对稳定，楚雄也沾了光，坐怀世外桃源，等待那位叫高量成的人赋予新的辉煌。

　　莎士比亚说：“时间老人的身上背负着一个庞大的布袋，那些已经成为过去的伟绩，一转眼就会在人们的记忆里消失。”寻找并恢复这段记忆的，是明代将领南雄侯赵庸，在他取得楚雄并了解相关历史后，恢复了 “楚雄”这个战国时期既有的名字。

　　作为地名，楚雄是极其霸气的了，中国万千地名中，能与之相比肩的怕只是武威等凤毛麟角的几个吧。

　　关于先秦时期的楚雄城，史载也好，传说也罢，考古亦然，推测亦是，它定是辉煌的，否则地下文明哪来的？那么多先人哪来的？

　　地不藏宝，时间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