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干

　　云南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地方，云南的文学也异常丰富。云南作家的散文也是丰富多样的。今天我们谈到的余继聪的散文作品，就有着显著的云南地域性表征，鲜明质朴、新颖沉厚、时而言简意丰，意在言外，时而跌宕流转，繁复细腻。作者笔下沉默的土地、农具、炊烟、稻谷、土灶、树木、河流、田埂、繁花、月光、村庄等等，这一切，已深入作者的精神DNA，成为其作品的久久不散主题旋律。

　　从对泥土乡野的热爱，到灵魂下意识地与之浑然合一，作者下意识地将心灵崇尚自然，信仰万物有灵的表达，呈现出大地般质朴而丰富，既生长无限生命，又满怀无限生命力。作者以个体的生命经验，为读者建立起熟悉的经验世界，这是作品中蕴含的自然而然的力量。

　　不难看出，作者因为对故园乡野的挚爱与眷恋，精神上从而自觉发现并感知到了那片土地之上的元气，因而在写作中发挥其宏大的包容性，从而以区别于大多数人的距离和视角，审视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并由此发现并诞生了精神上的深刻叙事。这也是文学的伟大之一。

　　我们看到，楚雄地处滇中，这一方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不仅仅具有“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中国彝族文化大观园”的美誉，更因其彝族文化独具艺术魅力，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等特质，形成了历史文化的丰厚博大，民族文化的炫彩缤纷，其间更有彝族文化与中原文化因长期交汇发展，互相融合吸收，互相学习借鉴，这一切无疑是文学创作最为宝贵的源头活水，最为营养富足的土层，并在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楚雄文学气象的同时，更将这种宝贵的地域文学DNA，不可避免地注入到了生活于其间的作家的精神气质之中，使其作品形成了与那片大地气脉相同的浑厚、丰盈、沉实、朴拙。可以说，地域性对作家精神的影响与养育是很神奇的，既是作者与这片土地恒久的联系，又是作者毕生对自我身份的确定。

　　我们了解到，作者如今已经如现代的大多说人一样，离开了那片土地而移居到了城市，但庆幸的是，他多年来的创作证明，他的精神时刻都在返乡的旅途，也或者可以说从未离开。作者并未因为自己对那片土地的远离，而抛开自己的精神的记忆陷入惯性的创作臆想，或者如时下某些对生活表象的粗浅描摹。历年来的写作经历、文学影响与文本不难看出，作者时刻对乡野大地的依恋，更重要的是对一切虚假创作的警惕与杜绝。在生活的河流上，他从容把握自己的船只，并自觉地令生活在作品中呈现、延伸、生长。在生活的大地上，执意而深情地汲取营养，这些宝贵的营养，曾经养育了自己的身体，而今更为慈悲地养育着一个写作者的精神生命。在那片与自己的灵魂同样气脉的乡野大地，作者深感自己精神的每个细胞才有了思考与表达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从容而畅达的，是一种真实性的巨大力量，并必将伴随一个作者的一生。

　　因此可以说，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写作，是对自己生活的土地，满怀信仰般的眷恋，这样不倦地倾述，更是对万物有灵的佐证，因此更有一个生命最深情的倾听，倾听一草一木一物一风一雨一粒泥土中种子的呼吸与心跳，进而自我的灵魂就有了回应，有了共鸣，有了必要倾述的冲动。此刻的大地，成为作者更为原始与宏阔的背景、取之不竭的源泉，这样的倾述也因此变得耐人寻味，因为其间充满的，是那片乡野与一个心灵成长之间的微妙联系，也从某种意义上，使得这样的写作无形中具有了作者精神的自传性。这种自传性，是地域赋予个体生命的高度象征之一。

　　地域性于每个个体创作者而言，显而易见既有着对个体生命经验的本原性诱发，又构成了作者创作的隐秘动机，因而是否可以说，理想的文学创作姿态之一，就是从对地域性文化的下意识精神观照，进而转化为心灵上的自觉，但仅有这些还不够，最理想的姿态，便是最终与个体生命对世界的道德取向、对文化的美学视角、以及对文学的独特认知融合在一起，继而成为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重要前提之一。

　　地域性对创作个体的影响与作用是神奇的，既承载着作者与世界的联系，又是作者毕生的身份确定。不是烙印，而是于生命气血一脉相承的DNA。

　　每个作家有其不同的地域性，相对于楚雄作家群的大部分作家而言，余继聪的创作地域性准确地说，是那片乡野土地，那片养育了他的生命，今后将毕生养育他精神的故乡沃野。我国是个农业大国，而我们的乡村，曾经并现在依然养育了一个民族的乡村，如今正以江河日下的速度在荒废在消失在被城市同化。那么在当下我们的乡村行将消失殆尽的历史节点，余继聪的写作，不能不说尤其具有了庄严的历史意义，已经消失的，正在消失的，以及未来仍将消失的乡村，在文本中葆有了恒久而生机勃勃的生命。尽管这生命深显悲壮，却也同样是神秘的，时间的流逝不会令其落满世俗意义的尘埃，反而经由岁月的蕴藉，这些永不消失的大地上的乡村万物，与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一道，实现了自我拯救般的回归，在土地的呼唤中回归，在母亲的目光、在屋顶的炊烟中回归，在村庄宗教般的传说中回归。

　　在盛行离散的今天，回归生命与精神的持守，在速朽的当下文学中，回归文学传世的本质。

　　对乡村万物的倾听，仿佛对亲人的倾听，无需刻意地塑造，在作者笔下，这万物存在的本身，就是对生命个体的呼唤与驯化，呼唤个体生命，对那些被时间惯性所遮蔽了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于是作者笔下的乡野万物，包括生活于其间的人们，这些无意识的乡野符号，仿佛挣脱了惯性存在的束缚，以一种新的现代性，替代了惯性，重新获得了平凡世界中早已被遗忘的意义，从而作者也将自己原发性的生命经历，升华为自发性地对一切的审视，进而完成了世俗意义上的某种启迪，并由此激发出了这些平凡生活中隐藏的无限力量与生机。

　　在阅读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笔下，那些被时间惯性所遮蔽了的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正重新焕发出生机，并渐渐唤醒了读者的内心。我们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些隐藏的力量与生机，也同样深藏于我们的心灵一隅。而这隐秘的一隅，现在看来，正是每个人的故乡，堪称每个人生命精神的根源与核心，因为正是在这里，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细胞开始了漫长生命的跋涉，也是在这里，我们的心灵第一次睁开了懵懂的眼睛。今天我们在作者的笔下，再次回返久久远离的灵魂故土，并像作者一样，毫不费力地获得了新的精神力量。

　　这样的写作，与读者而言是一种渊源，而于作者而言，是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升华为人类普遍的精神经验，满足了亘古不变的艺术规律。

　　作者绵绵不绝的现代性表达，却满怀无尽的乡愁，这样的乡愁，是生命与精神对乡野大地村庄的执意回返，书写与思考，眷恋与感恩，这不仅仅是一种勇气与智慧，更有如一种信仰般的力量，因为在现代人已经久久远离乡村田野的今天，身体与心灵的回返，对每个人可以说都是异常艰巨的。

　　因此对于文学之路漫长的跋涉来说，这样化繁为简的书写显然具有自我拯救的意义，因为他在让自己的文学有了确切合理的属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自己，也包括更多读者的身心，有了深厚而熟悉的安放，因此这样的创作显然更接近一种深邃的觉醒，从而具有某种信仰般的维度，无疑这样的文学姿态与美学立场，在当下的文学大环境下，是值得我们为之肯定并为之深思与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