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义珠

　　(丽水学院，浙江 丽水 323000)

　　2015年，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问题进行部署安排，标志着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开始启动。截至目前，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已经在浙江、上海、江苏等多个省市进行探索和实践，有了比较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但是，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改革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并不多见。而互联网思维被百度创始人李彦宏首次提出后，经过雷军、周鸿祎、马云、赵大伟等人通过不同方式的完善提升，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供给侧改革和互联网思维对审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存在政府投入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偏离、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产品同一性等问题以及指导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1 供给失灵：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性问题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注重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私人产品追求经济效益或自身利益。这就极大降低了追求经济效益的私人产品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可能性。民族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殊的自然环境，独特的文化资源等让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和复杂性。而作为一种地区性独特的公共产品，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普遍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现象。

　　资金来源单一且供给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灵。湖北省利川市2014年文化体育与传媒仅占财政总支出的1.79%，2017年下降至1.34%。周晓丽在对甘肃临夏县调查发现，70.8%的调查样本表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资金困难。新疆昌吉州“经费不足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巴彦淖尔市民族歌舞剧院副院长姜兰指出，边疆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历史欠账较多、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导致艺术院团下乡演出和宣传服务职能不断弱化，公共文化服务职能未得到充分体现。对贵州省民族地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调查发现，贵州传统的民族文化活动基本处于自发、自筹资金的状态。

　　通过梳理政策文件、研究成果和新闻报道发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益性和滞后性并存导致供给失灵。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与复杂性，很大程度上在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方面设置了诸多约束条件，进而出现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现象。而主要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供给主体的现实情况，又必然会引起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失灵的问题。二是机构供给同一性与服务对象需求特殊性引起供给失灵。《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政策文件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容易在民族地区形成“一刀切”的供给内容与模式，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相关内容的供给不足，显然无法在特殊性和多元文化需求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形成“你提供”即“我所需”的供给平衡状态，政府失灵现象也就不可避免。

2 互联网思维：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的技术工具

互联网思维一词最早的提出者李彦宏认为，互联网是一种特殊视角的思考，可以解决很多管理上的问题；雷军对互联网思维的理解和实践主要体现在专注、极致、快、口碑、群众路线等方面；周鸿祎则将互联网思维总结成用户至上、体验为王、免费模式、颠覆式创新等四个关键词；马云认为互联网思维就是跨界、大数据、简洁、整合；赵大伟提出互联网的九大思维，即用户思维、简约思维、极致思维、迭代思维、流量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政府官方对互联网思维从宏观经济层面进行解释，“互联网思维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可见，互联网思维主要体现了连接和体验等内涵特征，与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有高度的相关性和统一的主张。

2.1 连接：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效率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率并非单纯的参考投入资金、场馆数量、活动开展等表象，它背后隐藏的是少数民族群众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特殊认知和民族心理的表述。假如公共文化服务数量和规模的提升并没有带来更好的认可，未形成预期的社会舆论和秩序，那么这种效率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互联网思维的“连接”恰好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合适的效率逻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其中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6%。目前，我国互联网的高渗透率和普及率应验了马化腾于2015年提出的互联网将成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的预言，让连接人与人、人与服务和人与智能硬件的生态圈成为现实。检视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实际，可以发现互联网技术创造了人与机连接、人与文化连接、设备与服务内容连接的可能和现实，而互联网思维提供了让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有用户黏性、有体验感的文化产品的机会和视角。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通过建立与完善政策制度，用互联网技术将畲族文化资源转化成各种民族特色节目和群众文艺活动，形成了人与文化、设施设备与内容、人与设备的连接。

2.2 体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评价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是有组织、有资源投入来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社会治理行为，需要平衡“政府需要”和“群众需要”的共同利益和追求，体现群众的体验感和获得感。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互联网思维，其实是互联网技术降低了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传递成本，让庞大的用户群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时空距离影响共享文化与服务的模式，是一种对传统的服务供给模式和理念的颠覆，其核心内涵是用户思维、体验至上。也就是说，互联网思维可以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提供一种评价逻辑。

　　根据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评价不仅涉及具体化、关联化、可衡量化和可实现化等要素，公民参与也是一个重要评价变量。对于公共文化任何一种形式和内容的服务产品而言，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对本民族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和习俗转化而成的公共文化产品，群众享用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会更高，毕竟它们来源于群众日常生活，贴近实际，展示形式又是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素材，愿意消费的群众数量都会有一定的增加。事实证明，能让群众决定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最能代表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诉求，也符合公益性要求的结果。

3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径

3.1 制度路径：供给问题的确认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部差距较大，各地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也有很大差别。虽然国家层面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比较完善，但是基于当地实际问题梳理制订的省、市、县一级的地方性单行条例，才能实现国家层面的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权益可实现、可衡量的现实保障。浙江省“核心+关联+配套”的政策制度实体化的实践探索对其他民族地区有借鉴和参考意义。浙江省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不均衡现象进行全面梳理，基于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制订了可衡量、可实现、可评价的《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通过“成立由政府负责人牵头的公共文化服务协调机构”强化政府主体责任的落实；实施“公共文化服务预算支出增长幅度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支出增长幅度”的“硬性约束”加强经费的保障；以“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资源的整合”和“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建设；实施“公共文化设施开放时间应当与公众工作时间、学习时间适当错开”和“建立反映公众文化需求的征询反馈制度和有公众、第三方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考核评价制度，考核评价结果作为确定补贴或者奖励的依据”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则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和地方立法结合起来制订地方单行条例：起草出台“文化新十条”、《浙江省景宁县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草案)》《关于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机制的通知》《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等制度条例，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公共文化产品、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社会力量的参与等方面作出了“硬性约束”。

3.2 资源路径：民族文化多重价值的实现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多重价值，是繁荣少数民族文化的需要，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制度认同的载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关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大力扶持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建设。但是，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均等、现代化服务水平不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化成公共文化产品的能力不足等矛盾已逐渐成为影响民族文化多重价值实现的“绊脚石”。可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路径是民族地区亟须思考的议题。

　　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类型，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外部资源指的是政策和政府支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公民参与力、资金投入等；内部资源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团队的规模和能力水平、发展规划与愿景、公共文化品牌建设等。对民族地区而言，盘活政策制度、公民参与力等外部资源，加强团队、公共文化品牌群等内部资源的融合，构建有效的区域辐射与共享的优质资源路径，是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趋向。例如，景宁畲族自治县通过“项目申报辅导制”“项目上墙”“凤舞畲山大舞台”“农民艺术节”打通了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联系通道。一方面，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充分挖掘畲族文化素材和民间特色活动，增强群众的信任感和亲近感；另一方面，又实现了群众参与和共文化品牌建设的同向相融，为畲族文化资源的多维度转化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景宁各乡镇创立的“尝新节”“汤氏”文化节、“抢猪节”“畲艺节”等特色文化品牌活动，让畲族文化在景宁区域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千年山哈》等文化艺术精品则通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影响力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可见，在对民族文化资源和传统习俗充分挖掘运用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的多重价值能在公共文化服务活动中得到实现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潜在的影响圈。

3.3 公民参与路径：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