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耿文光，字斗垣，号苏溪渔隐，是晚清时期山西灵县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其所撰《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凡一百六十多卷，体例谨严，收罗宏富，素为学者推崇。但是，其还撰有一部别具特色的著作，即《苏溪渔隐读书谱》(以下简称《读书谱》)。此书凡四卷，以传记体的形式自述其平生读书、论书、修书的经历，故名“读书谱”。目前学者仅仅对此书有简单的介绍，并未具体探讨，故本文详述之。
1 《读书谱》的特点
是书存世的版本只有一个，今国图、北大等多馆有藏，题作“清光绪十五年刻本”，乃是据此书之序而著录，不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1997年据之影印出版，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1册，题作“清光绪间刻《耿氏丛书》本”，刊刻时间比较笼统，近似。今观此本，半页十行，大小字不等，大字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行四十四字。左右双边，上下粗黑口，单黑鱼尾，鱼尾下记卷次及页码。卷端题“苏溪渔隐读书谱卷一”，下双行中字题“耿氏丛书之五”。无里封，首清光绪十五年耿文光谱序。
按，此本无明确刊刻年月，故诸馆多据撰序年月著录版本，但又不题作“序刻本”，故而很容易使人误以为是光绪十五年所刻。其卷端有“耿氏丛书之五”字样，故可推知其曾被刻入《耿氏丛书》内。但此丛书何时刊刻亦无从知道，故笔者以为《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所录较为合理。
此本前附之序文可帮助我们了解此书的一些特点，现节录如下：
“是书以年谱之体序读书之次，凡关于书者斯笔之而事则从略，与他谱专纪官阶府第生子嫁女者不同，故名曰“读书谱”。
旧有收书册，皆以干支纪年，因择其尤要尤雅者，按年登之，使人知此书之可贵。敝簏中有幼时课程，並教子读书大法，皆有时日可程，因择其要语录之。年来专攻目录，书多跋尾，倣欧公之《录》，系年于末，今犹可考。是《谱》也，盖取著书之体、校书之法、读书之记、藏书之目，合而为一者也。一得之愚，具见于此。
……予自幼至老以书为师，书之益我与我之嗜书，吾自知之。而所得之浅深高下，人亦不难按谱索之。夫小有所得而言则失之浅，未有所得而言则失之妄，有所得而略不言则失之隐，可与言而不言则失之闇。予非汲汲焉求知于世也，而爱惜所学、深懼人知者，予甚病焉。因谱所学，以质同志。倘因是谱而匡所不逮，则又予之所厚望也。”
据此，至少可以归纳出该书的以下三个特点：
1.1 编纂体例别具一格
年谱本为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传记类·名人之属”中的一小类，主要是按年记录一人一生之行事。此书则仿其例而用之，但依年记录的不是自己的生平，而是自己的读书心得、修书历程，等等，故名曰“读书谱”。其每谱一书，势必穷其源流、论其得失，示人以读书之法。如卷一“道光十四年甲午”这一年，时耿氏五岁始认字。此书于此年下不仅交代了其父教其认字的方法，而且还择要介绍历代小学类著作，并品评其优劣。再如“道光十七年丁酉”，时耿氏八岁，方读《论语》。此书则梳理了《论语》在历代的发展源流。同时，耿氏自同治九年以后开始编订书目，此书便逐年摘录其书目的序文或小序等。1.2 编纂材料真实可靠
是书大致成书于清光绪十五年，时耿氏已六十岁。那么，其如何能记得大半生各个时段的读书情况呢？据上序可知，其主要参考了三种资料，足以保证其记录之真实可靠：1)幼时课程并读书之法；2)历年读书所题跋尾；3)历年收书册。此三种皆有确切年月，所以可按日编排。故今日所见《读书谱》，于每年之下，大致可分三部分：先列是年所读之书或所修之书，继而叙述相关书之特点和优劣，间或记录读书之法，末附以本年所收书。如卷三“咸丰十一年辛酉”，时耿氏读《宋元儒学案》《明儒学案》。是书先叙此两种书的编纂和刊刻源流，继阐述其对汉宋两学的态度，最后附是年所收之书。再如“同治二年癸亥”，时耿氏正读《宋集》。此书首述宋代诸家诗文集之特点，继而分别评论《欧阳居士集》《元丰类稿》《王荆文公诗注》《山谷内外集注》等的优劣，同时还记录了其读书时“分读”“合读”之法，最后附以是年在本省城内所收书之书单。1.3 编纂目的为示人以读书心得
耿氏读书，自幼至老不辍。一有所得，便书于竹帛。其对于自己的读书之法亦颇为自信，故有“所得之浅深高下，人亦不难按谱索之”之说。此书所录耿氏之心得颇多，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1)读书贵在能悟。如前引之《序》云：“读书莫先于致知，致知尤贵于能悟。……是以大悟则大觉，小悟则小觉。书先觉悟后觉也。”2)读书只是自求功夫。如清咸丰六年，耿氏在读《御纂五经》时说“读书只是自求工夫。人能自求工夫，则一年所读之书未可限量。”那么，如何自求工夫呢？耿氏的经验是“观书要有所归宿”“聚数书只为观一书。一书既明，数十书兼包于内”。同时也要时时温习，所谓“新在故中，非温不知”。3)读书贵在慎择。此书卷四中耿氏在光绪十四年修《紫玉函书目》时说：“必得宋本而后读书，则终身无读书之日；不择善本而遂读书，则半生则误用之功。是在善读书者，慎择而已。”其反对那些夸耀版本的行为，亦不主张不择版本而读书的做法，在读书与版本之间，需要慎重选择。4)读书在于兼取。这是耿氏对待学术的看法。清代以来，汉宋之争大为盛行，耿氏则对二学兼而取之。如他在咸丰十一年读《明儒学案》时就明确说：“余于汉宋两学，只求其至精至当之处，于朱陆之学力求其深造自得之妙，而门户纷争之论概不欲观。”又卷四在光绪十四年修《紫玉函书目》时说“宗宋学者静坐观理，此反约之说也。宗汉学者笃志好古，此博学之说也。夫惟博而后能约，未有不博而约者。”这些都体现了他对待汉宋之学的基本观点。此外，耿氏在对待章句之学、作文之法等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总之，此书体现出其以自己读书心得，受人以读书之法的编纂目的。从以上三个特点可以看到，耿氏此书应该是一部别具特色的著作，既不能以一般传记类著作看待，也不能以一般读书笔记看待，其无论是品评一书之源流，还是叙述读书心得，皆是为读书而设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书虽然专为读书作谱，但亦稍及耿氏之事迹，如开篇几页，记其家世颇详。再如光绪五年所附的《五十自序》一文，又可进一步了解其生平。
2 《读书谱》的价值
以上仅从整体上探讨《读书谱》的特点，下面再看看其价值。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2.1 补地方志中耿文光传记的不足
有关耿文光的记载颇少且分散，较为集中的文字在《灵石县志》卷九“人物志·忠孝”内，现转引于此：“耿文光，字斗垣，苏溪村人。同治壬午科举人。家道素丰，有一子，气体虚弱，公因研究医学，通岐黄之术。乡人有病，不论贫富，延之即往视，并舍药饵以济世。家中藏书万卷，著万卷楼书目四本。以藏书论，全省望族推为巨擘。大挑二等，以教职用，委平遥县教谕。汾府考试，山西学政王知公为积学之士，且属教职中第一流人物，保举知县，公以年老未便远游辞，后终于教官任所。远近闻之，莫不惋惜。”
按，此段不足二百字，值得探讨之处却很多。如：此处云耿氏为“同治壬午科举人”，但检同书卷八“选举志·举人”下却小注为同治“壬戌科”。今检《读书谱》卷四《五十自序》一文云“三十三岁遇改元，恩科举于乡”，其三十三岁正好是同治元年(壬戌)，可见“壬午”有误。又，此处云“有一子，气体虚弱，公因研究医学，通岐黄之术”，似乎其学医是因为其子。然检《读书谱》卷二“道光二十五年”下云“先府君身弱气虚痰喘者数十年疾病，光亲侍汤药，尝而后进。记得伊川先生云‘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此时遂有志于学医。”据此可知是因其父亲之病而有志于学医。
不仅如此，此书补此《志》之阙者更多，如引文仅云“耿文光，字斗垣”，此书卷四所载《五十自序》则云“字星垣，或呼斗垣，自字曰酉山。”又，引文云“有一子”，《五十自序》则云“二十六岁补弟子员，是年子士珍生”，不仅知道了其子的名字，还知道了他是在二十六岁，即咸丰五年所生。又，引文云“大挑二等”，不知年月，今据此书卷四可知是在其六十岁，即光绪十五年的事，且出任的是“平遥县训导”。此外，此《志》对其家世略而不说，此书则开篇便详述之；此《志》对其著述仅有一句，此书则详载之。
2.2 补耿氏书目的不足
耿氏所编书目，据此书云有四部：《仁静堂书目》《紫玉函书目》《目录学》《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合称“耿氏藏书”。其中，前两种仅存序文，后两种则已刊行。而最后一种最为知名，收书最多，凡著录两千余种(含不同版本)。但耿氏自称其“万卷精华”，显然其书目亦遗漏不少。今据此书诸年所系之购书清单统计，共有580部之多(包括重复之书)。如果将之与《藏书记》等所收相比，其所收《朝野类要》《陈检讨四六》《程氏易简方论》《春秋大事表》《大清会典》《大儒诗钞》等书，皆不见于诸目。由此可见，耿氏诸目只能反映其大部分藏书，而只有与此书互观，方可见其全貌。2.3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耿氏书目的编纂情况
前文提及，耿氏书目共四种，其中仅有两种刊刻行世。若不是此书保存有《仁静堂书目》《紫玉函书目》的两篇序言，我们根本无从知道这两目的编纂缘由、特点、体例等等情况。不仅如此，其所刊行的《万卷精华楼藏书记》《目录学》，原来我们只能通过其所附序言了解其大概，现在有此书的详细记录，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它们的编纂过程。比如《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这部著作，据其所附序可知其分四十五类一百四十六卷，而检此书卷四“光绪元年”下亦有此序，内容大同小异，但仅有四十四类八十二卷，由此可见《藏书记》在光绪元年时收书尚少，还需进一步增补。再如《藏书记》诸类之末皆有小序，如果将之与此书中之小序相比，可以由此看到此书在编订到刊刻的过程中内容上的增补删改的痕迹，进一步了解此目的编纂情况。从上文对《读书谱》特点和价值的探讨可以看出此书的确是一部特点鲜明、价值颇大的著作。它不仅可与耿氏的诸书目进行互补互观，让人们了解其藏书状况，而且还有助于详细了解耿氏的读书、修书历程，从而进一步把握耿氏之学术思想。尤其是后者，对我们理解清代晚期的汉宋学术的变化有一定的帮助。
[1](清)耿文光.苏溪渔隐读书谱[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2]李凯朋修、耿步蟾纂.灵石县志卷九[O].民国二十三年(1934)灵石县志书局铅印本.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