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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上海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学近代化

时间:2023/11/9 作者: 图书馆界 热度: 12153


  (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083)

  民国时期的上海图书馆协会和图书馆学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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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上海 200083)

  1924年成立的上海图书馆协会是上海图书馆界第一个行业协会,它倡导读书运动,用演讲、书展等多种方式吸引读者,促成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并与国际图书馆界积极合作。它创办图书馆期刊,出版图书馆学专著,开展图书馆教育,在统一图书分类法上也有诸多尝试。上海图书馆协会对民国时期上海乃至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尤其在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上海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近代化;杜定友

  1924年6月27日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图书馆协会,是上海图书馆界第一个行业协会,也是全国成立较早的一批区域性图书馆协会之一。它的成立,使上海各级各类图书馆联合起来,将传统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和西方的图书馆学及管理经验相结合。该协会以知识普及和文化传播为己任,使上海的图书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图书馆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图书馆近代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组织。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在图书馆史乃至上海近代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行业组织,学界的研究并不多。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国时期成立的上海图书馆协会发展历史的回顾,着重探讨其学术与社会活动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以及中国图书馆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 上海图书馆协会成立背景及组织概况

近代以来,上海的图书馆不论在整体数量还是藏书质量上,在国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早在清末,耶稣会传教士开办的徐家汇藏书楼、英租界的上海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等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除了上述三个图书馆,上海总商会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东方图书馆等各具特色,规模也比较大。民国时期被学者称为上海图书馆史上的“旭升时代”。然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仍受到很多制约,如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图书馆的认识程度有限,各图书馆之间交流少,图书利用率低,图书馆从业人员人数少、水平不高等。凡此种种,都迫切需要一个图书馆行业协会统一引导和协调,因此成立图书馆协会迫在眉睫。

  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馆长、美国图书馆专家海斯女士(Florence.C.Hays)以及上海总商会图书馆主任孙心磐等人的多方谋划下,上海图书馆协会终于在1924年6月27日正式成立,会址设在上海总商会图书馆内。协会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了宗旨为“研究图书馆之学术;谋图书馆事业之改进;谋各图书馆之联络与互助;企图各图书馆事业之发展”。

2 上海图书馆协会主要社会活动

上海图书馆协会一直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各图书馆的联络与互助作为宗旨,这也与民国初年的“新图书馆运动”精神相契合。“新图书馆运动”指的是在民国初年发端,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普及近代图书馆知识、宣传新图书馆观念和培养新型图书馆人才为任务的‘新式图书馆’普及活动”。在这场运动中,上海图书馆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1 提倡读书,邀请名人演讲,开办展览等

  为了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图书馆的重视,上海图书馆协会从1925年1月开始,倡导读书运动。为了使读书运动产生广泛的影响,协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吸引民众。在1925年1月4日的上海图书馆协会年大会上,“广贴读书金句,分赠图书馆印刷品,并邀请名人讲演图书馆事业及读书指导法等”,到会者多达一千两百余人。为了吸引更多民众,名家演讲和文艺演出交替进行,如江亢虎讲图书馆的重要意义,方椒伯讲图书馆应对公众开放,郑海宗讲读书方法等。这些活动使全国图书馆同仁以及热心图书馆事业的公众得以拓展视野,也扩大了图书馆事业以及上海图书馆协会的影响。

  1926年1月9日至10日,借上海图书馆协会年会的机会,协会开办图书馆学展览会。展览会陈列古本精本、中外文书籍、报纸数百种,以及图书馆所用的各种设备、表格,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读者的参观,可谓盛极一时。这些活动使民众逐步了解图书馆是何种性质,与传统的藏书楼有何不同,吸引民众走进图书馆,迈开了图书馆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2.2 促成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

  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下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1923年,该社第二次年会通过五项决议,其中之一即为“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决议一出,各地图书馆纷纷响应,北京、天津、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图书馆协会,但是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还没有出现。1925年1月8日,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负责人韦棣华女士来沪,介绍其赴美动员用庚子赔款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经过,提及美方将派专家来华调查,希望上海图书馆协会接待。同年3月,鉴于上海图书馆协会在全国图书馆界的影响力,安徽、山西、浙江、河南、江西等地图书馆致函上海图书馆协会,提出为了迎接美方专家鲍士伟来华,全国图书馆协会有提前组织的必要,又因上海交通便利,也可就近欢迎鲍士伟,所以建议全国图书馆协会设在上海。同年4月9日,上海图书馆协会函请全国各图书馆派代表,于4月22—25日来沪组织全国图书馆协会。

  与此同时,北京方面也在积极筹备全国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袁同礼为临时干事,定于1925年4月1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开第一次筹备会,推熊希龄为筹备会主席。北京会议召开的消息传到上海,杜定友急电袁同礼,请其来沪。4月21日晚,袁同礼抵沪后与杜定友商谈北京、上海两会的合并办法,至翌日四时,方才谈妥。4月22日至23日,各地代表进行了连续两日的讨论,但各地代表主张太多,意见不一致,仍未有结果。24日继续开会,终于通过组织办法,定名为中华图书馆协会。25日上午,代表们逐条通过会章,中华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上海图书馆协会尤其是杜定友本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4月22-23日连续两天开会未果的关键时刻,“杜定友深恐功亏一篑,用尽力量,奔走于各代表间,以期免除各方误会,俾一国之内,不致有两个协会同时成立”。可以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与上海图书馆协会的组织与协调、杜定友的个人努力密不可分,作为当时唯一的全国性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对于整个文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2.3 开展国际交流

  近代以来,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决定了其与西方文明接触较早。上海的一些图书馆本来就是外国人创办和经营,他们将西方图书馆创办和经营的理念带入中国,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聘请美国图书馆专家海斯女士为馆长,更订借书规程、实行分馆制等。还有一些图书馆,聘请在海外学成归国的图书馆专门人士,如复旦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是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这些因素,决定了上海的图书馆和国外的交流较同时期其他地区图书馆更为频繁。上海图书馆协会从成立之初,就十分注重和国外图书馆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图书馆界的交流。

  1925年,韦棣华来沪。她介绍了赴美动员利用庚子赔款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经过和美国图书馆的概况。她告诉公众,美国图书馆与学校教育相辅而行,图书馆即国民公共之大学校,很多国家都将图书馆与文化普及和国民教育联系在一起。

  1925年4月26日,鲍士伟抵达上海。他将从美国带来的关于图书馆的影片在上海图书馆协会所在的总商会放映,向国人介绍美国图书馆的情况。其后,杜定友又陪同鲍士伟参观杭州、苏州等地。鲍士伟此行,到了中国14个城市,走访了50个图书馆,做了多次演讲。鲍士伟的来华,是中美图书馆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不但将韦棣华在中国的努力加以拓展,倡导面向大众的图书馆,也推动了“新图书馆运动”,让更多的国内图书馆学者开始反思如何将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图书馆实践结合起来。

  如果说上海图书馆协会和美国图书馆界的交流是以学习和借鉴为主的话,那么其与日本图书馆界的交流则是互相学习和借鉴。1925年7月,上海图书馆协会委员长杜定友应日本图书馆界邀请赴日考察图书馆事业,抵日后,杜定友深受各界欢迎,他参观了各类图书馆十余所,回国后撰写《赴日参观记》。他认为日本图书馆的一切管理方法,虽然未纳入科学正轨,但是热心、毅力却胜过他国,可以为我国借鉴。同时,中日两国的图书馆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对于保存东方文化,两国图书馆应采取互助的方式。在此期间,杜定友创造“圕”一字,以代替“图书馆”一词,该字一度在中国和日本图书馆界通行,日本甚至以该字创办图书馆学期刊《圕》。时至今日,由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设计的该馆馆徽和藏书章上仍沿用该字。此外,马宗荣留学日本专修图书馆学,回国之后,受到上海图书馆协会的热情接待,马宗荣公开演讲向公众介绍日本图书馆的历史、建筑、行政及协会组织等等,起到了开拓国人视野的作用。

  上海图书馆协会还十分关注国际图书馆界的动态,在其会刊上刊登国际图书馆界消息,如1929年6月15日,在罗马召开第一届国际图书馆大会,协会就在会刊上报道了这一消息,并且介绍了国际图书馆协会的组织概况以及我国参与的情况。

3 上海图书馆协会的学术活动

上海图书馆协会成立之初,就把研究图书馆学术作为宗旨的第一条加以强调,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不仅是图书馆事业的践行者,也是图书馆学术的研究者,在很多方面引领了当时图书馆学术的方向。

  3.1 出版图书馆学期刊及专著

  上海图书馆协会出版发行的期刊有《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遗憾的是,两种期刊都没有坚持发行下去。

  《图书馆》于1925年6月发行。杂志按照杜定友的计划,大致收入以下八项内容:论著、调查、新书书目、联合目录、书报介绍、新闻、杂俎、广告,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图书馆,而“对于学术界有重大之使命”,“谋我国学术之进步”,可惜该杂志只刊出一期。《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为月报,1929年9月出版第一期,1930年3、4月合刊,共刊出7期,刊名为蔡元培所题,主编为民立中学图书馆馆长陈伯逵。沪上图书馆名家宋景祁、金敏甫、黄警顽、冯陈祖怡等均在该刊上发表文章,探讨图书馆学术。其中既有从宏观上对上海图书馆的建设出谋划策的,如陈伯逵《上海特别市图书馆建设计划书》、涂贤《如何促进上海图书馆事业》,也有探讨图书馆业务的,如金敏甫《中西文编目连贯法》和《标题目录概况》。该刊还发布国内和国际图书馆界的消息,在报纸的最后一版,刊登馆界新书讯广告,扩大影响。

  除了出版期刊,上海图书馆协会还组织出版图书馆学专著。据杜定友后来回忆,当初计划“上海图书馆协丛书”三四十种,每种一个专题。可惜杜定友离沪之后,没有继续下去。原计划出版的有图书馆建筑及设备、图书索引法、图书贮藏法、图书登记及订购、学校图书馆、馆员之训练等多种,实际出版如表1所示:

  

书名编著者初版年发行者《图书分类法》杜定友1925年上海图书馆协会《著者号码编制法》杜定友1925年上海图书馆协会《汉字排列法》杜定友1925年上海图书馆协会《图书馆通论》杜定友1925年上海图书馆协会《图书选择法》杜定友1926年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学》杜定友1926年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馆名人录》,又名《中国图书馆界人名录》宋景祁1930年上海图书馆协会《儿童读物选择法》林斯德1935年大问书斋

  3.2 开展图书馆学教育

  随着上海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对专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当时除了武汉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少有专门培养图书馆人才的学校。1925年8月,上海图书馆协会在国民大学设图书馆学系,开设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选择法、图书分类法、图书馆编目法、国学概论等十四门必修课。为了该系学生学习之便,上海图书馆协会和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联络,谋得图书馆学书籍杂志,建立图书馆学图书馆。可惜的是,1926年,国民大学停办。尽管图书馆学系只开办了一年的时间,但图书馆学系培养的学生,不少后来成为图林名家。钱亚新在晚年回忆起在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的经历时,说道:“在国民大学的这一年,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当时,图书馆学系的系主任是杜定友先生,他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办图书馆学系的要旨和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图书馆工作对于发展社会教育,唤醒人民大众是不可缺少的,办好图书馆,可以救国救民。杜先生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从此,我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图书馆事业成为我终生奋斗的事业。”除了开办专科,上海图书馆协会还积极组织函授、暑期培训等短期培训,培养图书馆人才。

  上海图书馆协会将人才培养作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创造一切条件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才,为上海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3.3 图书分类学

  杜定友曾说:“图书分类法是图书馆的百年大计,根本大法。”然而,20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之图书分类方法遭逢前所未有之混乱,上海图书馆协会深感分类标准不一致而给各馆造成的不便,多次组织专家召开会议,希望可以统一分类法。杜定友明确提出分类原则:1)中西分类一致;2)以创造为原则;3)分类标记以易写记识明为原则;4)须符合中国国情。他的分类法将中外文统一分类,效仿杜威分类法,但取消杜威十进制中的宗教类,代之以教育类。此外,陈伯逵也发明了一种“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并在他掌管的民立中学采用。

  图书分类的方法是要在大量长期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和完善的,民国时期处在我国图书馆学的形成与发展阶段,上海图书馆协会希望突破原有的四部分类,对西方的分类方法加以改造,并在各个图书馆实施,正是这种实践的最初尝试。也正是有了民国时期图书馆人的群策群力,今天的图书分类法才能逐渐统一起来,实现了包括杜定友在内的一代图书馆人的夙愿。而中西分类一致,分类简便、易识等精神,即便到了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

4 结 语

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上发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倡议,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作为“启民智、伸民权、利民生”的重要途径,也是图书馆人的共同追求,而上海图书馆协会对民国时期上海乃至全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尤其在图书馆学的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作为上海图书馆界的合作组织,对于公众而言,上海图书馆协会把图书馆和国民教育联系起来,提高了社会对图书馆的认识,起到了宣传图书馆、倡导读书、开启民智的作用。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发展而言,上海图书馆协会创办期刊、开展图书馆学教育、尝试统一分类法,使中国传统的图书馆学向近代化迈进。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而言,上海图书馆协会组织和领导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形成,积极参与协会各项活动,推动国内外图书馆界积极交流,使得上海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界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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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50.9

  E

  1005-6041(2017)05-0032-04

  2017-05-04

  黄 蕾(1982—),女,博士,馆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说

  明]本文系上海图书馆学会2014年度科研项目“民国时期上海图书馆协会研究”(项目编号:14STX006C)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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