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音乐文化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音乐对撞、接受、调整、融合、创新时期。通过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开展民国时期西文乐谱文献整理开发工作，对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出版并流传入我国的1000多册西文乐谱的存佚情况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发现民国时期西文乐谱文献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音乐历史原貌，对中国近代音乐史研究、音乐学科的学缘研究、音乐家及校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亟待修复、保护与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民国时期；西文乐谱；上海音乐学院
[中图分类号]G2556[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7）02-0048-05
1引言
国立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自民国16年（1927年）建立之初，便被民国政府确定为“国立最高之音乐教育机关”[1]，是蔡元培、萧友梅等人在“借鉴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的战略构想下，参照西方专业音乐教育体制，结合我国固有特点，而组建的我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正规高等音乐学府，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亦是国内唯一的国立音乐学府。
得益于创立者先进的学科理念、专业学识与国际化视野，1927年国立音乐院建校之初就创办了图书室，并由廖辅叔、韦瀚章、萧友梅先后负责，采选了近代第一批专业音乐文献。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高校合并与改革，民国时期另两所音乐院系——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以下简称“福建音专”）与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皆停办并入我院。这三所院校代表了民国时期最为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福建音专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音乐文献馆藏也全部留存于上海音乐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
经历百年传承流转，我馆已成为国内专业音乐文献的重要收藏机构之一，尤其独有民国时期音乐文献的丰富馆藏。其中民国时期国内外出版的图书、乐谱、教材、期刊、唱片，以及非正式出版物如油印本、各类档案、手稿、节目单等千余册，对民国时期国内音乐文化发展状况的还原，国内音乐学科的沿革历程的学缘研究极具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在文献流通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民国时期所入藏的西文音乐文献——尤其是西文乐谱文献在流通文献中所占比重较大，且有不少为珍贵签名、题词、藏书印的珍本、孤本，多年来始终处在文献流通的第一线。由于近代历史文化的原因，这批文献可以说是我国的第一批专业音乐文献，其中包含有大量历史人物与校史事件的线索，是西乐东渐、近代专业音乐在国内起步的重要佐证，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近代专业音乐发展的历史原貌，因此也对许多史学问题的考证、校史与人物档案的完善、学脉学缘等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正是有了这批音乐文献，我馆一度成为国内拥有最专业、最丰富的专业资源的音乐图书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从早期馆藏的构成中看到西方专业音乐学科在近代中国孕育扎根的过程。
然而，我馆随我院建立以来也无法避免地与近代中国动荡的历史相伴，新中国成立前历经辗转颠沛，栉风沐雨，首批珍贵书谱已遗失损毁若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费、政治等系列原因，西文书谱采选困难，作为教学活动开展之必要教材，这批版本精良的西文书谱不得不高频率流通，更因年代久远、缺乏保护、利用率高而普遍出现酸化现象，纸本黄脆，破损严重。
如今，我馆在学院的支持下正大力加强馆内各部建设，同時开展各专题的文献研究项目，文献采选量也逐年提升，极大地丰富着馆藏资源。与最新的馆藏资源相比，民国音乐文献的流通价值正在减弱，其特藏价值却随着历史与时代的更迭而凸显。无论对其本身还是外延的进一步研究都将对我馆特色馆藏建设、学科建设发挥重要意义。
2存佚考略与文献源流
民国时期的音乐文献以西文乐谱所占比重最大，截至目前，笔者已完成了对民国时期出版、入库的西文乐谱存佚情况的普查，摸排现存民国时期西文乐谱文献1 180册。由于年代久远，入库及出版信息无法尽数考证，只能通过早期藏书印甄别，包括以下几类：
21 盖有民国时期各院系藏书章、具有校史沿革意义的音乐文献
211 学院早期馆藏。根据校史，我院建校初期正值近代动荡局势，曾历经多次改制更名，故陆续发现不同校史时期的藏书印6种，分别为：
（1）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书馆印①（见图1），有些仅有“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书室”入库印，130余册登记有入库时间，跨度为民国19年（1930）至民国30年（1941）。
（6）在西文乐谱文献的普查中，唯独差一枚国立音乐院时期（1927年至1929年我院降格为国立音专之前）的藏书印，非常可惜也值得追究缘由。这枚珍贵的藏书印，多见于中文书籍，大多已收入特藏室，在此次普查中，又发现不少遗漏入特藏的早期中文文献，并在民国十五年九月（192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王光祈著《西洋音乐与诗歌》上找到了这枚“国立音乐院藏书印”。
以上各时期我院民国各时期西文乐谱馆藏共存455册，其中声乐谱71册，钢琴谱96册，管弦乐总谱162册，室内乐重奏谱79册，各类弦乐器谱38册，各类管乐器谱9册。
212 原其他院系民国馆藏。
（1）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ZW（DY]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前身，1911年由美国教会创办，为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1927年转交国民政府。1930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更名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抗战期间在上海、武汉、成三地办学，1946年迁回南京。建国后其音乐系与福建音专并入上海国立音专，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ZW）]
除上述我院早期馆藏外，还有20世纪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后所得其他院系馆藏，分别通过各院系藏书印甄别。主要为合并归入我院的原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与原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的馆藏，分别盖有“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图记章”[ZW（DY]部分盖有钢印“NangKing Girling College Library”及“英国文化委员代表办事处印”，应为当时英国办事处给予的赠书。[ZW）]与“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藏书印”[ZW（DY]中英双语，部分盖有其前身“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印”。[ZW）]。这两所学校分别建立于1911年与1942年，1950年合并入我院，因此可这批文献同样为1949年以前早期出版物。
本次普查整理出盖有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图书馆印的音乐文献共298册。由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为美国教会所建立的一所女子大学，以师范教育为主，因而其音乐系馆藏以声乐、钢琴专业相关乐谱最多。其中声乐谱89册，钢琴谱198册，管弦乐总谱8册，室内乐重奏谱2册，小提琴谱1册。主要为古典及宗教作品。
（2）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ZW（DY]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简称福建音专。原为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1942年改为国立。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秋创办于临时省会永安县。抗战胜利后，迁至福州。作曲家蔡继琨、诗词学家卢前、音乐教育家肖而化、唐学泳等先后任校长，教务主任长期由缪天瑞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初并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
福建音专原为福建省立音乐专科学校，1940年由蔡继琨创办于福建，1942年改为国立。此次普查整理出盖有国立福建音专图书馆藏书印的音乐文献共200册。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音专的多本文献中，同时盖有“国立福建音专”“上海国立音专图书馆”或“私立上海音乐院图书室”的藏书印。我院校史资料显示国立福建音专于1950年因高校合并才并入我院，这批文献印有“国立音专时期”与“私立音乐院时期”的藏书章显然说明早在合并之前，两院之间就有密切的关系。
有记载称“1942年6月上海沦陷后不久，福建音专校长蔡继琨收到教育部发来的电报，要求将国立上海音专一部分并入福建音专。上海音专来了三个人，一位是教钢琴和声乐的老师邵家光，还有两名学生颜廷阶、丁道津。汪伪政府在获知上海音专要并入福建音专的消息后，就决定派陈洪、李维宁在沪接管，又因上海音专的器材和乐谱等教学设施都没来得及运往福建，所以，上海音专继续在沪接办。从而，闽沪两所音专归并之事就没有了下文”[2]。
然而这批文献的出现恰恰证实了闽沪两所音专在当时确有往来，一批音乐文献当时已由上海国立音专送达至福建音专，新中国成立后又最终因院系合并而完璧归来，对两院的校史沿革同样有着新的线索。
（3）其他院系
除了以上两所主要院校，另有少量上海沪江大学、金陵大学等院系合并后所得文献，印有“沪江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文学院音乐学系”等藏书章。
22 重要人物赠书、签名、用印
此次普查还着重整理出许多重要人物的捐赠文献、签名本及刻有私印的珍贵文献。
221 成建制的捐赠文献（如谭小麟遗赠、江文光遗赠，这批文献都盖有专用遗赠印章）。谭小麟谭小麟（1912—1948），1931年入上海国立音专，1939年赴美留学，先入欧柏林音乐学院，两年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为20世纪作曲家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年）的得意门生。1946年归国受聘于国立音专任作曲系教授，培养了罗忠镕、桑桐、瞿希贤等一批作曲家，1948年去世。作为黄自之后对国立音专作曲学科乃至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重要人物，他去世之后所赠的202册乐谱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馆藏。谭小麟遗赠乐谱包括钢琴谱（包括钢琴独奏、四手联弹、重奏等）68册，声乐谱（包括歌剧、艺术歌曲、合唱等）19余册，管弦乐总谱65册，室内乐重奏谱29册，各类弦乐器谱9册，各类管乐器谱2册。从其收藏的作曲家作品中可以看出谭小麟偏爱钢琴、声乐等体裁，这也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印证。
除了传统古典作曲家的经典作品，谭小麟还大量收藏了20世纪及民族乐派作曲家的作品。包括俄国里姆斯基、穆索尔斯基、斯特拉文斯基，法国六人团，西班牙法雅，英国威廉斯，芬兰西贝柳斯，匈牙利巴洛克，新维也纳乐派勋伯格、贝尔格，第二新英格兰学派福特，及温伯格等人的各类作品，当然还有其老师——欣德米特的代表作品。这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来说，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音乐资源。以谭小麟作品及作曲技法而展开的音乐理论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新音乐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批珍贵遗赠的整理与开发也将成为此类研究的重要参考。
除谭小麟遗赠外，还发现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江文光遗赠乐谱10册，其中多册还有英文签名无法准确辨认，日期和地点为1933年至1934年的东京，也很有可能是其兄江文也江文也（1910—1983）。祖籍福建永定，1929年赴日本武藏学校学习，同时在东京上野音乐学校学习声乐，1933年开始专攻作曲，师从日本作曲家山田耕笮。留日期间所购图书，后转赠江文光，有待进一步考证。
222 民国时期犹太籍音乐家赠书（如查哈罗夫、约阿希姆、福兰柯、卫登堡捐赠或签名的文献）。查哈罗夫鲍里斯·查哈罗夫（Boris Zakharoff，？—1944），俄罗斯钢琴家，毕业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曾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特约教授，兼钢琴组主任，查哈罗夫教学以严格著称，培养出李翠真、李献敏、丁善德、江定仙、巫一丹、范继森、吴乐懿等钢琴演奏人才，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钢琴教育之父”。（Boris Zakharoff，？—1944），俄籍钢琴家，曾任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特约教授，兼钢琴组主任，此次普查找到查哈罗夫签名赠书6册，其中包括普罗科菲耶夫钢琴曲《老祖母的故事》（Breitkopf&Hartel公司出版）、《第一钢琴奏鸣曲》（Musique出版），格拉组诺夫《第一钢琴協奏曲》，并留有致辞有待考证，这部作品作于1910年，此版为莱比锡贝拉耶夫出版社1912年出版，应为珍贵初版。
约阿希姆（Otto Joachim，1910—），德籍犹太作曲家、中提琴家，1934年流亡远东，先到新加坡后到上海，“在上海时组织过一支犹太乐队，亲任指挥，还在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兰心大戏院斜对面，开过一家琴行，兼售乐谱”[3]。其兄弟Walter Joachim也加入工部局乐队并任国立音专教师。此次发现有他签名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集》（Augener出版），并有新加坡音乐书店印章。可见约阿希姆当时也极有可能担任国立音专的教学工作。
福兰柯福兰柯（Wolfgang Fraenkel，1897—1983），生于柏林，曾在柏林的音乐院学习小提琴、钢琴、乐理，后攻读法律，在柏林任法官多年。希特勒上台后被关过集中营，获释后来上海，参加工部局乐队任中提琴手，在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也到南京国立音乐院兼课。在上海国立音专执教时讲授的课程有阿诺德·勋伯格的和声体系与恩斯特·库尔特（Ernst Kurth，1556—1946）的线条对位理论。这些现代作曲手法都是第一次介绍到中国，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经他在音专上课和通过私人教授而培养的学生有丁善德、瞿希贤、邓尔敬、汤止方、桑桐、刘如曾、张宁和、黎英海、陈铭志。（Wolfgang Fraenkel，1897—1983），德籍犹太音乐家，工部局乐队中提琴手，在国立音专理论作曲组任教，教授对位法等，1947年前往美国。本次共普查出其赠书53册，全部为管弦乐小总谱，全部盖有谭小麟遗赠印。可以推测为福兰柯在1947年离开中国时留赠给谭小麟的。
223 其他重要人物捐赠。还陆续发现了有郑志声郑志声（1903—1941），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27年起，他先后在法国里昂和巴黎的音乐戏剧学院学习作曲和指挥，师从B.H.比塞学作曲，师从P.戈贝尔学指挥。1935年毕业，以优异成绩获作曲与乐队指挥奖，并指挥了学院管弦乐队的公演。同时，他还获得巴黎塞撒·弗朗斯音乐学校的毕业文凭。后在巴黎高等音乐戏剧专门学校任教，为电影配乐，并被吸收为法国全国文学家与作曲家学会会员。“七·七事变”后返国。1941年任重庆中华交响乐团指挥，曾指挥该乐团演奏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及他自创的《满江红》和《郑成功》片断。可以说是第一代专业指挥家，可惜于1941年12月逝世于重庆，时年38岁。1933年于巴黎签名的莫扎特
《C大调弦乐四重奏No19》小总谱（Philharmonischer出版）；劳景贤赠书、姚继新用印的斯皮克《声乐曲选》（Schirmer公司出版）。
224 未知签名、题词、用印等有待考证的文献。此次普查还发现了数十册题有未知签名、题词及用印的文献，由于包含英、俄、德等多国语言，且大多书写模糊不清，有待与相关历史人物及事件进行下一步考证研究。
23 珍贵版本文献、如初版、绝版、孤版、权威版本等
截至目前，发现最早的西文乐谱德国莱比锡Peters乐谱公司出版的《德语歌曲集》（Erks Deutscher Liederschatz）（188？年），及1880年John Church公司为辛辛那提音乐节特别出版的亨德尔《乌得勒支和平欢乐颂》（Jubilate for peace of the Utrecht）。这些乐谱文献虽年代久远，但版本精良，基本都是由莱比锡、巴黎、伦敦、奥地利及美国等权威乐谱公司出版。如福兰柯捐赠的一大批管弦小总谱皆为维也纳Philharmonischer出版公司的原始版本。还有杜兰权威版的德彪西、拉威尔、米约等人作品，布达佩斯版的巴托克、李斯特，Rafael Joseffy版的肖邦、Hans Bischoff版的JS巴赫等。光贝多芬奏鸣曲就拥有包括科勒、彪洛、施纳贝尔等数十种经典版本。
对20世纪乐坛涌现出的现代作品，也多次发现初版珍本。如非常珍贵的，由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Simon & Schuster，Inc）1935年出版的纪念版（Memoria Edition）《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施纳贝尔编）。霍基斯出版社1943年出版的Benjamin Britten《圣诞颂歌》（A ceremony of carols，op28），这部作品作于1942年，此版应为初版。还有之前提到的，查哈罗夫捐赠的格拉组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1912年贝拉耶夫初版。旅法西班牙作曲家Manuel Infante创作的双钢琴作品《安达卢西亚舞曲》（Andalusian Dances），法国Mathot音乐出版社1921年的初版。还有美国作曲家Lasalle Spier的双钢琴作品《包里街印象》（Impressions of the Bowery）手稿影印谱，非正式出版物，以及芬兰作曲家帕尔姆格伦（Selim Palmgren）、挪威作曲家辛丁（Christian August Sinding）的钢琴曲集。
3民国西文音乐文献整理与保护的价值
自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开展以来，我馆对民国时期音乐文献的整理与保护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尤其着力于填补这一时期国内出版音乐文献的普查与著錄之空白，相继出版了《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等一批具有存史意义的理论成果。
而民国音乐文献中以西文乐谱文献存量最大，内容几乎涵盖了中世纪早期至20世纪西方音乐发展历史，各国作曲家的各类作品，包括乐器与声乐独奏独唱乐谱，重奏、管弦乐总谱与分谱、歌剧总谱，作曲技术与音乐理论书籍等等，体裁形式丰富齐全。其中不乏重要人物的赠书、孤本，能够从侧面真实地反映近代音乐历史原貌。对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充满了线索和参考价值，对理清许多音乐史问题、学脉学缘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其价值不亚于特藏古籍善本，对其开发与研究有着重要历史意义：1）近代音乐学科的起步与沿革历程，中国近代音乐史补遗；2）我国音乐学科发展与学缘研究；3）音乐家研究；4）校史研究；5）乐谱版本研究；6）西乐东渐、中西音乐文化交流。
综上所述，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所藏丰富民国音乐文献已使其成为国内最权威的民国专业音乐文献的馆藏地之一，对馆内所藏民国时期的各类音乐文献的普查、整理与开发工作意义非凡且势在必行，随着民国音乐文献的进一步开发，将对中国近代音乐史等诸多领域引起反响，对所留存的为数不多的西文古籍珍本全力抢救与修复是对中国文化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西古今学术对撞、接受、调整、融合、创新时期的尊重和反思。
[参考文献]
[1]谭抒真.老音专二三事[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2（3）：7—9.
[2]陆华柏.抗战后期的“福建音专”[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0（2）：49—53.
[3]许步曾.犹太音乐家在上海（上）[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1991（3）：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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