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兴岩

　　[摘要]通过数据库检索国内有关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研究文献，从人才的现状、修复人员应有的素质、人才培养模式、国外的经验、学科体系的构建等5个方面，归纳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并对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研究进展进行评价和展望。

　　[关键词]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培养模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G25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7）02-0034-05

　　一直以来，古籍修复人员青黄不接是制约古籍保护工作的瓶颈。2003年教育部办公厅、文化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的通知》，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这两个文件为国内古籍修复人才培养提供了助力，学术界的讨论迅速增多。正如杜伟生（2008）所说：“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逐渐建立起一支规模相当的古籍修复队伍。”[1]103

　　根据许卫红（2011）的统计，业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古籍修复技术等具体问题，古籍保护、修复事业的宏观问题。而以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为主题的研究，从1986年至2001年几乎是空白的。截至2010年，其搜集到22篇论文，占全部古籍修复相关主题文献的13.%，“说明业界已意识到古籍修复人才匮乏的问题，并持续进行研究与关注”[2]。

　　至本文写作时，还未见有关古籍修复人才培养及相关主题的综述类文章，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为业界的研究提供帮助。

　　1研究方法和文献搜集

　　（1）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作为数据源，通过“古籍修复”“文献修复”“档案修复”“综述”“述评”“研究现状”6个主题词，组合搜索6次，共得文章9篇，没有以人才培养为主题的综述类文章。

　　（2）仍然以CNKI作为数据源进行搜索，获得篇名并含“古籍修复”和“人才”的文章21篇，篇名并含“古籍修复”和“教育”的文章1篇，篇名并含“古籍修复”和“技艺”的文章2篇；用“文献修复”和“档案修复”替代“古籍修复”以同样的方法搜索6次，共获得2篇文章。本文将以这26篇文章为基础，并通过其文后的参考文献查缺补漏，力争涵盖古籍保护等相关文献中关于人才培养的内容。

　　2修复人才培养的现状

　　21 人才现状

　　关于人才培养的论文，在开篇几乎都描述了修复人才的现状。杜伟生（2008）认为相对全国各收藏单位至少收藏1000万册件的破损古籍来说，修复人员的数量确实是太少了，而且人员分布情况不平均，都集中在北京、上海以及南京、浙江等地區；还存在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男女比例不合理，文化素质偏低，职称、工资待遇偏低等情况[1]101。

　　关于修复人员偏少的问题，骆廷（2006）认为培养的总量并不少，而是因为人才流失严重。比如，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两次在图书馆内部大规模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而这批人员到2000年初，流失了近四分之三，究其原因主要有：个人并不热爱古籍修复这项工作；修复的工作成果不易计量；修复人员在图书馆内和社会上的地位较低[3]。

　　一方面修复人员流失严重，而另一方面，人员补给却存在障碍。钟小宇等（2011）认为图书馆对古籍修复人才的需求与古籍修复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存在矛盾。他调查了南京三所院校的197名古籍修复专业的毕业生，仅25人以合同工身份从事古籍修复职业，其中4人转入了正式编制[4]113—114。胡万德等（2012）分析了毕业生难以对口就业的5个障碍，认为最重要的障碍来自“用人机制”。近年来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招人标准提高到研究生学历、复合型人才，而学校培养的多是专科、高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这样就导致了学校和用人单位无法实现顺利对接[5]177。

　　22 修复人员应有的素质

　　1）在个人素质方面，区捷（2015）认为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有耐心和细致的工作风格，有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6]23—24。2）在知识结构方面，修复人员需要具备文科和理科的学科背景。要有辨识古书的能力，有古籍的基本常识；有一定的版本学知识，还要有良好的艺术修养[7]123。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基础，从而对纸张等进行分析，使古籍修复真正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轨道[8]。3）在学历层次上，张玉范（2011）认为今后培养修复人员最好是本科学历以上[7]123；杜伟生（2011）在采访中说“办学应提高学历”，呼吁国内古籍修复以研究生教育为主[9]；刘家真等（2008）则认为图书馆要求本科生甚至是研究生来修书，这本身就不符合教育规律[10]10；吴格（2002）认为修复人才应具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与从事其他古籍工作的专业人员同等要求[11]。

　　修复人员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值得古籍保护从业人员做进一步探讨，避免浪费教育资源和国家财政经费。

　　3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模式”就是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以及实现这些培养目标的方法或手段，也可以简单理解为运用科学的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出符合需求的高质量人才[12]18。在新时期，我们要坚持多种渠道持续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要培养高素质、有职业操守的古籍修复人才[13]。

　　31 “师带徒”的传统模式

　　长期以来，口耳相传、师徒授受的传统方式一直是修复技艺传承的主要教学模式，也是现代文献收藏机构内部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近几年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设立的传习所也采用师带徒的方式，聘请全国的修复专家作为导师，一般招收3—10人作为徒弟，牛甲芝（2016）列举了全国12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的概况，认为精英式的培养效果好，但是培养的范围较窄[14]42。

　　虽然培养模式很重要，可是专门论述的文章却很少，多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捎带谈谈师带徒问题。近几年，一些研究开始引入管理学的理论来解决“师带徒”问题。张羽（2012）将知识管理理论引入档案修复领域，界定师徒传授过程中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探讨如何让师傅更好地传授隐性知识，运用哪些手段激励徒弟更好地学习隐性知识，即促进师徒间隐性知识共享的策略[15]26—27。但此类文章在现阶段还局限于理论研究，缺少结合工作实际的探讨。

　　32 学历教育

　　学校的专业化教育为古籍修复行业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保障，实现修复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2003年文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培养古籍修复人才试点工作的通知》，在政策上为学历教育提供支持，并提出“分层培养，长短结合”的原则。自此，古籍修复的学历教育在2003年后的十年间得到蓬勃发展。

　　很多文章调查了专业开设的状况。钟小宇（2011）列举了5所开设古籍修复专业的学校，并调查了它们的课程设置情况[4]113。何祯（2013）汇总了7所国内开设文献保护修复专业的学校，包括专业名称和培养层次[16]92。胡万德等（2012）调查统计了2001年至2011年10年间我国古籍修复相关专业人才教育情况，并用统计表汇总了18所学校的专业名称、开设时间、学制、招生人数、培养层次[5]176。

　　东南沿海地区几所院校为培养修复人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曹千里等（2006）介绍了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进行的探索与实践，论述了人才培养方案的特色定位、课程体系、专业教学的开展等多个方面的内容[17]。葛怀东在2007年也重申了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方案，并提出与南京图书馆联合教学的实践经验[18]。葛怀东（2010）认为我国古籍保护事业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应用型古籍修复人才，并分析了应用型古籍修复人才的特质，构建了培养方案[19]。林凤（2016）结合福建省的地方情况，介绍了福建省艺术职业学院在培养人才方面遇到的诸多问题，并提出提高古籍修复专业教学质量的建议[20]。

　　关于“分层培养”，刘小兵等（2007）分别阐释了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四个阶段人才培养所需达到的目标，认为中专培养的是技术工人，大专培养应用型人才，本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研究生能够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并能做出创造性成果[21]。张宛艳（2011）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22]。

　　在专业开设的起步阶段，很多人都做了尝试性的探讨。李爱红（2009）提出在艺术设计院校书籍设计专业中开设古籍修复课程的构想，并探讨了其可行性。认为书籍设计与古籍修复两者本身存在着内在关联，要想迅速在大学里开设古籍修复课程，选择书籍设计专业是培养人才的捷径，待课程逐步成熟后，再逐步拓展为古籍修复专业[23]。

　　高校的研究力量对修复人才教育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何祯（2013）总结了我国文献保护与修复教育的3个特点：第一，教育内容注重补救性技术，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研究仍停留在技术层面，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比较简单，尚未上升到原理和理论的高度；第二，相关教材内容偏重档案保护技术，针对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与修复的教材十分缺乏；第三，专业教育体现区域性的特点，多集中在江苏和北京[16]93—94。

　　纵观目前的研究，很少有深入到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深层次的理论研究，探讨还多局限于古籍修复专业的有无，有多少学校开设的问题。而且从2003年至今，学校教育的试点工作并不尽如人意，学生毕业后就业状况极不理想，只能说人才紧缺有所缓解。

　　33 联合教育

　　“联合教育”是指古籍收藏单位与教育培养单位通过合作研究、互聘教师和共建实习单位等方法开展全方位的教育合作。古籍保护人才多属应用型人才，可采用“定制”与“联合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不仅可以消除教育部门关于就业率的担心，也便于参照古籍收藏部门需求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确定教学模式[10]10。所以，利用图书馆人才、藏书等优势资源，由学校与图书馆合作办学，则是培养古籍修复专业学生的有效途径。

　　专门论述合作办学的文章不多，主要有张建国（2015）、牛甲芝（2016）等。牛甲芝以天津地区为例论述了联合办学的可行性，并通过图表的形式清晰地展示了“天津市机构联合培养古籍修复人才模式”和“天津市机构联合分层培养古籍修复人才模式”，值得借鉴[14]43—45。

　　总之，“大学与图书馆的结合是古籍人才培养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体现古籍保护的人才培养工作正在全面迈向一个新时代”[24]。

　　34 非学历教育

　　非学历教育的在职培训是为专业人员提供知识、技术更新的重要手段。陈红彦（2008）指出在职培训是修复人才培养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可以根据工作性质和不同需要，开设初级班、提高班、研修班，循序渐进，不断提高修复能力[25]。

　　政府出资的培训在20世纪60—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从2007年开始大规模培养修复人才。《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表格形式列举了2007年至2014年國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开办古籍保护培训班的培训时间、培训课程、举办期数和培训人数，总结了培训的特点和局限，如培训时间较短，初级学员消化吸收有难度，培训人员数量有限等等[12]20—22。

　　汤印华（2011）介绍了大连图书馆的人才培养模式——“请进来，走出去，分批，分阶段，有计划”，即请知名专家到馆内指导；送馆员到全国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培训班学习；根据馆藏情况和人才类型，分批、分阶段、有计划地培养应用型人才[26]。

　　当然，对在职培训也有质疑的声音，比如李青枝（2011）提出了6个短期培训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聘请的大腕级教师年龄较大，精神和体力跟不上等问题[27]。胡万德（2012）认为作为培训方，办班目的要真正从培养古籍修复人才出发，授课教师倾囊传授，教学过程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培训内容应不断加入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和新制度等内容。作为受训方，应选择高学历、有职称、立志古籍保护事业、自身要求强烈的人选派出学习[5]178。

　　与学历教育一样，非学历教育也应制定严格的考核体系，以便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何祯（2013）发现国内现有的在职培训没有学分考核或考试制度，结业时基本上人人都能拿到结业证书。结果，这样的在职培训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28]24。

　　4国外经验

　　发达国家在古籍修复教育方面已经形成了成熟培养机制，许多研究者开始将眼光转向国外寻找经验。

　　李永等（2009）介绍了法国文化遗产保护与修复人才的培养情况，比如，开设此专业的高校，培养方式和职业准入资格。他认为法国的保护师和修复师现在已经相当职业化和专业化，其教育经验对于我们具有借鉴意义[29]。陈红彦于2009年撰写的《国外古籍修复人才的科学培养对我们的启示》被很多研究者借鉴和引用[30]。

　　向辉（2010）介绍了加拿大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经验，在文章中列举了4所大专院校的招生条件、课程设置和就业方向；每年都会举办短期的研讨会，以及定期和不定期的教育培训；行业协会还制定了保护师与修复师的行为准则。在2016年，他通过借鉴国外几个国家的古籍保护专业教育的经验，提出专业化和职业化是古籍保护工作的出路所在[31]。

　　对美国教育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探讨的文章也非常多。比如，张靖等于2010年分析了美国德州大学文献保护与修复课程体系[32]；周旖等于2001年以德州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匹兹堡大学为例，探讨了美国高校文献保护与修复通论课程的教学设计[33]；何祯（2013）将中美文献保护与修复教育进行比较[28]；张美芳（2008）在国际大背景下，分析了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及其高等教育的调整方向，于2015年通过网络调查和案例分析，对比中美图书档案修复高等教育的差异[34]。

　　还有向日本经验的借鉴。《借鉴日本经验加强我国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一文介绍了一些日本的成功经验，认为日本国的有益探索和日趋成熟的培养模式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35]。娄明辉（2011）介绍了日本的修复技术人员资格制度和他们频繁开展的国际交流活动[36]。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注意。在修复人才培养研究中，翻译的文章太少。笔者在中国知网上只查找到一篇译文，还是1986年的文章，是孙钢译介印度雅·帕·凯恩帕利亚的《培训档案保护和修复专业人员的课程模式》。这篇文章是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文献收藏机构培养保护和修复人才设计的课程模式，课程全面，针对性强，细致到为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分别设置了课程和课时数[37]。翻译文章与介绍国外经验的文章是有区别的，译文能最大程度地反映出国外的研究水平，期望译介活动今后能在政策上得到鼓励。

　　5学科体系的构建

　　高校中古籍修复教学的不成熟，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修复教材的缺乏等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现阶段，对古籍修复的研究还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探讨，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形成一个学科体系，需要行业和高校的共同努力和推动。

　　2007年，甘露专门写一篇文章提出构建中国文献修复学学科体系的设想，阐述创建文献修复学的意义、文献修复学的概念、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地位、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相关学科、研究任务以及围绕学科发展的几点建议[38]。目前业界对这个问题探讨得还不多，期望得到后续的关注。

　　6结语

　　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古籍修复队伍是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校教育是一方面，用人单位更要对自己的队伍有宏观、微观，长期、短期的规划，不能急于求成，要重远期效益。因此，对管理人员的培养显得极为重要，文献保护技术管理是对技术的管理，也是对技术人员的管理，加强教育和培训、储备保护技术人才队伍是其中之意[39]，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业界积极的努力：对建立资格准入制度的研究[40—42]（张志清，2006；田丰，2009；何祯、何韵，2012）；积极引进新理论、新方法的探索，比如，许卫红和王阿陶（2010）、张羽（2012）、丁学淑、王晓霞、马如宇（2014）引进知识管理理论解决人才培养问题[43][15][44]，区捷（2015）引进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提出了古籍修复人员人力资源管理方法[6]24—25；还有引进新技术的尝试，比如，张志清（2004）、许卫红（2010）提出利用信息技术建立古籍修复管理系统[45—46]，试图为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播探索一条新的道路。通过上述分析，在古籍修复人才培养领域，有问题、有困难，也有努力和探索，期待学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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