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立北平图书馆（简称“平馆”）1929年之后隶属于教育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由后者承担经费。抗战中期中基会失去稳定收入，加之同期通货膨胀加剧，平馆面临经费危机。袁同礼为寻找应对之策殚精竭虑，与教育部多次接洽，但屡遭碰壁。1943年后袁同礼在为教育部采买文教物资乃至为国民政府争取外交支持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平馆经费问题也同步发生转机。至抗战后期，平馆经费艰难地回归到国家预算系统中，平馆在隶属关系上也转向单独隶属于教育部。本文借助书信、公文等史料，还原平馆经费危机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细节，并对袁同礼个人行踪进行考察，将平馆事业史与袁同礼个人生命史相重叠的部分加以揭示。民国时期知识界曾倡导建设国际水平的图书馆，而袁同礼作为当时中国图书馆界的杰出模范，其矢志不渝耕耘事业的精神将一直激励后人前行。
[关键词]北平图书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基会）；袁同礼；经费
[中图分类号]G258.1[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4-0061-06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二十世纪初由清政府批准筹建的京师图书馆。民国初年，国运维艰，京师图书馆因经费不足，发展受阻。1929年该馆与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自办的北海图书馆进行合并，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以下简称“平馆”）由教育部与中基会合办，合组后经费由中基会负责。这一做法为民国中期平馆高速发展奠下基础。中基会管理美国政府退还给中国政府的庚子赔款，财务独立于两国政府，能够给予该馆稳定的经费支持。1939年初，中国政府停付庚款，且通货膨胀逐年加剧，平馆遭遇经费危机。1943年初，中美两国签署《中美新约》，中国政府永久性停付庚款，迫使平馆经费的归属发生转向。自1939年7月至抗战结束这六年中，主事者袁同礼为化解经费危机，多方设法，凭借其坚韧毅力，平馆得以渡过难关。抗战后期，平馆经费艰难地回归到国家预算的系统中，隶属关系上也转向单独隶属于教育部。本文借助当时相关的书信、公文等史料，来还原平馆经费危机的历史细节，并对袁同礼个人行踪进行考察，将当时平馆事业史与袁同礼个人生命史相重叠的部分加以揭示。两相对照，袁同礼矢志不渝耕耘事业的精神更能得到彰显。
1庚款停付，发展受阻
1925年，美国财政部根据退还庚款的契约，将1917年10月后中国赔付的全部庚款转交中基会管理。这之后的每个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将赔款支票交给美国驻华使节，由后者背书再转移至中基会，按照这一模式，中基会的运行一直较平稳。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国家预算有所调整，中国政府于1932年3月份起曾将庚款停付一年[1]50。抗战爆发后，政府支出增加，同时大量税收来源丧失导致收入下降[2]581，财政压力剧增，遂自1939年1月起，又提出无限期延付庚款。中基会本来历年投资，已累积出一笔固定基金，但按照中基会章程，从财务稳定的因素考虑，不得动用基金，只能将基金利息拨充经费[1]54。1939年4月22日，中基会第15次董事年会通过决议，庚款停付期间将基金利息拨充经常费用，不敷使用的部分以1939年1月后应收而未收的庚款作为抵押，由财政部担保，向政府银行借款[3]489。中基会自此开始借款度日的艰难时期。此时，补助事业门类较多，僧多粥少，中基会本身几近“断炊”，平馆经费自然直接受到影响。
1929年后，平馆按月向中基会申领经费，包括经常费、事业费两项，完全依靠中基会。此时中基会财务吃紧，兼之物价高涨，诸种因素对平馆的冲击效应很快就有显现。1939年财务年度开始时，西文购书费大为缩水，原为按年拨发美金，改为每月按国币拨给，全年总额仅5 000元，实际购买能力较上年度缩减至四分之一；中文购书费全年仅4 000元，订购普通图书等资料已属不敷使用。经常费一项涉及平馆本部以及昆明、香港、上海三地的办事处，共计135 000元。总额虽然与前一年大致持平，但因物价上涨速度较快，馆务维持、职员生活都面临危机。因此在1940年1月18日，袁同礼向教育部呈报工作时，特提出补助申请，“目前物价高贵，尤以昆明为甚，职员生活甚感艰困，拟请大部在二十九年度内酌予补助，以资救济”[4]707。综合现存史料来看，这是抗战时期平馆首次在公函中为经费之事向教育部陈情。
2多方设法，勉渡难关
抗战后国民政府财政紧张，财政部屡次提出裁减各机构经费。1938年初，孔祥熙曾主张普减五成，经过教育部陈立夫争取，“教育文化经费得给七成之九折”[3]430，教育部下属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能持续获得经费。这种情况下，袁同礼1940年1月向教育部提出补助申请，久未得到回音，他又在1940年财务年度开始之际，即当年7月呈报教育部的平馆工作报告中重新陈情，阐述平馆经费窘况。按照历史学者的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市场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逐年攀升，抗战中后期物价上涨的幅度逐年加大，而1940年开始严重加剧[2]581。平馆经费实质性缩水，袁同礼一方面向教育部请援，争取经费支持；一方面借助馆内资源以及汇款升水等意外收入，使馆务勉强得以维持。这种状态持续至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平馆本部被日伪接管，中基会便停止拨发这部分的经费。
通货膨胀加剧，但1940年度平馆全年经常费仍只有144 400元，中西文购书费数目也与前一年相同，分别为国币4 000元、5 000元。袁同礼同期也曾多次尝试向中基会申请增加经费，但一直未能如愿[4]725。1940年7月，袁同礼再次呈请教育部时，便提出“将本馆购置中文书籍费及出版费列入国家正式预算”，购书费、出版费共计请拨2万元[4]722。袁同礼多次陈情，官方始有所回应。当年9月2日袁同礼告知上海办事处：政府向平馆驻沪人员拨发生活补助费[4]727—728。不过，这笔补助费数额不大，从1940年1月起进行补发，上海办事处共3人，每人每月领国币20元[4]730—731，按年计算则共为720元，与袁同礼申请补助金额相比较，只是杯水车薪。
通货膨胀对北平、昆明、上海等处的平馆同人都是严峻考验。庚款停付后中基会“每月借款度日，亦决无增加之可能”，政府补助也很有限，袁同礼为经费之事煞费苦心。以平馆本部为例，业务减少十分之七[4]708—709，但人员规模并未相应缩减。1937年6月平馆职员总数为106人[5]；袁同礼率部分人员南迁后，1938年2月平馆本部职员94人[4]525—527；到1940年7月时为78人[4]716—724，此后留守本部的职员规模都较稳定。人员薪资一直是平馆经费最大支出项，早在1938年12月，袁同礼同意平馆本部每月经费增加400元。1940年2月，袁同礼又同意平馆本部经费每月再增加600元作为临时津贴，并自陈“在此经济拮据之秋，每月增加壹仟元，至感困难”[4]708—709。因为属于财务年度中间点，经费只能自筹。到1940年3月，平馆本部发电厂停止工作发电厂在冬季为发电、输送暖气二项每日需煤三吨有余，开支不小。，每月省下经费300元；加以中基会由上海汇款至北平，从国币兑换成沦陷区发行的联银券，因汇率浮动产生升水，每月约可得1000元[4]710-711，对于平馆本部略有小补。不过汇款升水带来的增利在当年9月就已消失，而且因汇率反向变动，兑换后还产生损失[4]726。1940年10月7日，针对经费由沪汇至平馆兑换后的损失，袁同礼提出由平馆出资开办的大同书店设法弥补，另外，再由上海办事处从馆刊《图书季刊》编辑专款中按每月600元汇款至北平（每半年汇一次），补贴赵万里、孙楷第等高级馆员[4]726。
3请援碰壁，在港失联
1941年初，平馆于陪都重庆设办事处，馆员何国贵等人驻渝办公[6]。此为抗战第四年，平馆职员已散布于北平、昆明、上海、香港、重庆、华盛顿[7]350，多处同时办公抗战中期，出国交换的平馆馆员薪水基本自理。以王重民为例，1939年后他作为交换馆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自食其力。1941年初，他回国配合袁同礼筹措平馆善本运美保存之事，往返路费由胡适个人承担。。1941年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恰恰又再创新高，达到235%[2]581。这一阶段，平馆经费危机进入僵局，袁同礼一度有意赴美筹集经费。而当年年底的珍珠港事变一方面导致平馆本部沦陷，经费由日伪接管；另一方面，因经费一事屡屡碰壁的袁同礼，受此次事变影响在他乡羁留近一年。
在政府的视野中，平馆不在要津，袁同礼为平馆申请经费多次碰壁。1941年5月袁同礼致信胡适，称中基会所拨经费缩水，书刊购买都成问题，恰逢昆明馆址被炸三次，同人生活艰困；而教育部“近以八十余万美金分配国内各学术机关”，中央图书馆分得10 000元美金，平馆分文未得后来经过袁同礼函电申请，教育部始拨1 700美元到平馆。[8]521。两个月后，袁同礼7月15日致信胡适时自陈心境，“目下经费无着，办事棘手，精神未免颓丧也”[8]528。1941年10月，平馆善本书籍正在分批运往美国进行保存，袁同礼为此致信胡适，再次提及为经费困境向教育部请援，屡屡不得；加之家中多人患病，次女夭折，支出高额医药费后，“私人方面亦告破产，因之心绪恶劣”[8]533。胡适将袁同礼书信向在美访问的平馆馆员吴光清、王重民传阅，二人在11月10日共同回复胡适的信中有“知北平图书馆与伊个人方面，已万分窘迫”之语[8]534，是对平馆和袁同礼当时处境的写照。
平馆运美保存的善本书籍于1941年12月5日发出最后一批，袁同礼此间为运书事宜赴港陈立夫曾在致袁同礼信函中引孔祥熙之语“为避某方注目，可先分批运港、菲，再行转美”。。之后12月7日发生珍珠港事变，香港也很快在12月25日沦陷，与内地交通断绝，不通音讯，袁同礼失去音信。中基会因此推蒋梦麟代为主持平馆馆务，1942年3月5日平馆曾为此事呈报教育部备案[4]736。从1941年12月25日到1942年9月25日袁同礼呈报教育部，申明“回籍照常视事”[4]752，袁同礼与内地“失联”9个月整。
抗战初期，因中基会美方董事持不同立场，平馆南迁之事曾遭遇极大阻力。袁同礼竭力为平馆争取，最后教育部发布指令给予支持，平馆在西南得以立足。这次抗战中期的经费危机中，教育部并未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袁同礼一度有计划为平馆赴美筹集经费。1940年12月20日任鸿隽致信胡适，称袁同礼为筹办平馆重庆办事处，初到重庆时“病疟数日，竟大发狂疾，立心要到美国来替图书馆募捐”[8]507。尽管身边友人质疑，袁同礼不改初衷，1941年7月致信胡适时，他提到自己考虑次年春季赴美考察，“拟明春来美作短期之考察（至多三月），并拟搜集欧战史料，充实馆藏，最低限度可借此与美国学术机关保持接触，亦必能得些鼓励，俾能提起精神，再行奋斗”[8]528。而1942年10月21日袁同礼回到原职向教育部陈情时，也陈述194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补助款用罄之际，自己有赴美筹款的计划[4]746—749。
袁同礼在危机中无力扭转形势，意图赴美筹集经费，酝酿“再出发”。袁同礼与内地失联的9个月中，关于他的行踪有这样四种描述：第一种源于当事人，平馆馆史资料中有1942年10月21日袁同礼呈教育部报告的抄件，“旋以馆藏善本书籍运美保存，以江海关阻难，滞留沪上将近一载，赴美之举又未获见诸实行”[4]748。第二种描述出自学者费正清的回忆，袁同礼“被日本人关在香港”，1942年10月初，“在经过一年的监禁后终于被释放”[9]。第三种描述是平馆驻昆明办事处主任胡英1942年4月向重庆同人转述袁同礼在港平安的消息，“得其2月24日来书，正待船去沪，即将返入内地”[10]。第四种描述出自学者朱士嘉，据他回忆，袁同礼1942年上半年到美国，为平馆复制档案胶卷事宜，曾由朱士嘉陪同到美国国家档案局商谈[11]。综合这几种史料进行分析，1941年底香港沦陷时袁同礼应该就在这蕞尔之地，极有可能在1942年初稍获自由时再赴美国，为平馆筹措经费。至于袁同礼1942年10月呈教育部的报告，因其并非原件，有可能抄写人出现手误。这个疑点还有待日后发掘更多相关史料再进行澄清。
1941年底，平馆本部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接管，中基会即停拨该馆区经费，因此抗战后期平馆经费覆盖面小了大半。在袁同礼缺席的状态下，平馆完成1941、1942财务年度的过渡。1942年度平馆经费由中基会拨给19.5万元，中文购书费3万元，西文购书费3 000美元[4]746—749。该年度教育部拨给平馆的第一笔补助费为国币48 800元，按照货币贬值的幅度，约合战前国币500元，并不敷用。8月15日，蒋梦麟以平馆代理馆长的身份向教育部申请1943年度经费拨给10万元，教育部9月28日答复在1942年度基础上增列三成[4]744。1942年10月教育部又追加临时费5万元[7]306。薪火不灭，平馆仍在艰难中维持。
4重新尝试，出现转机
1942年9月袁同礼返回内地，于月底呈报教育部备案，即回平馆照常办公，继续为经费上下求索。从1942年年底到抗战结束，平馆的经费困境延续自前一阶段，仍然是源于中基会无力支持、货币贬值这两点因素。至1943年初，中美两国订立新约，取消不平等条约，中基会再无可能获得庚款；与此同时，物价持续狂涨，1943年初蒋梦麟曾评价“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8]550。袁同礼继续多次向教育部申请将平馆经费列入国家预算，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不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袁同礼因其自身在国际文化界的影响力，在为国立院校采购物资等事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被官方青眼有加，间接为平馆发展带来机遇。
袁同礼回馆办公一个月后撰文呈报教育部，再提申请增加平馆经费。1942年10月21日，他又向教育部提交陈情书，与1940年1月、7月呈教育部的报告体例不同，前两次报告重点详述工作部署、实绩，涉及申请经费的文字篇幅并不显著。这次报告全文一千多字，都围绕申请将平馆经费列入国家正式预算而步步展开：先是陈述平馆发展因经费支绌遭遇的局限，中基会该年度所拨的经常费19.5万元“全数充作人员费，只能支配十余人；全数充作事业费，亦仅能购入图书千册而已”；再则论述抗战时期加紧采购文献的意义，如沦陷区内散佚的珍本图籍与抗战史料等须抓住时机“随出随购”；接着以“所幸上承钧部之补助提倡，下赖各大学、各研究所以及各出版机关顾念文化所关，协力扶助”放缓语气，进一步揭示物价日高导致人才流失；继而说理，“国立图书馆事业乃国家百年大计之所关”，“年来若干私立教育文化机关一经政归国立之后，其经临开支亦即由钧部统核列入国家预算。职馆名称虽属国立，而国库拨给之款为数甚微”，这一小段论述将平馆置于教育部视野所及的参照系中，有理有节；最后提出平馆请求，恳请自1943年度起，将平馆经费列入国家预算，数额以中央图书馆为参照，教育部、中基会双方各任半数[4]746—749。
在这份报告中，袁同礼行文语气不卑不亢，思路清晰，而且情理兼备。之前申请经费多次碰壁，此次袁同礼再行尝试，教育部并未迅速回应（1941年10月教育部曾拨发5万元临时费到平馆，应是10月21日袁同礼提交陈情书之前所拨）。袁同礼又在1942年11月11日向教育部发出一函，为“必不可缓之二项”请援，一是敌伪出版文献，二是沦陷区散佚的善本，共需采购款65万元。除当年10月教育部已追加的临时费5万元，申请在本年度追加图书费10万元，其余之款则希望在1943年度社会教育经费项下“尽先拨给”[7]306。1942年12月29日，教育部指令（社字第53059号）准拨平馆经费3万元，申请1943年度拨发的50万元“应候下年度呈奉行政院核准追加后再行饬加”[7]306。教育部并未如平馆所愿追加10万元购书费，仅拨3万元，但下年度经费等待“行政院核准追加”之语也算是一个结论：平馆拟定预算，再由教育部提交至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核准，如此这般，平馆经费由主管部门教育部承担，开始纳入到国家预算体系中。
平馆馆长蔡元培1940年去世后，平馆委员会向教育部、中基会提议由实际主持馆务的副馆长袁同礼升任馆长，稍后“教育部函聘袁氏为代理馆长”[12]，有临时职务之义。1943年教育部才正式任命袁同礼为平馆馆长。也正是在1943年之后，袁同礼与教育部的关联更为紧密。20世纪30年代袁同礼曾任国际联盟国际文化关系委员会中国代表，在国际文化界颇为知名[13]42，因此屡屡被教育部委以重任，也间接给平馆发展带来保障。1943年，袁同礼和费正清共同起草建议书，推动美国驻华大使馆开创“中美知识关系长期互惠项目”，为中国文化界在物资方面赢得国际支持[14]。当年初，教育部成立国际学术资料供应委员会，袁同礼担任该会秘书长职务，负责管理英美两国捐赠的学术资料[13]40—44。同年，教育部特派袁同礼于4月飞赴印度，为国立院校购置图书仪器由于日本封锁，美国图书仪器先运到印度，再由印度输送至云南昆明。。当年7月，平馆昆明办事处收到袁同礼负责采买的物资。因空运吨位限制，这些图书、仪器分多批次运输入境，截至1945年10月，共收到695箱，“均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代为接收并分发”，惠及包括平馆、西南联大、中央图书馆在内的各类文教机构45家[15]。
5国库接纳，隶属教部
上文中提及的文教物资大宗采购属于政府行为，平馆能够深度参与其中，且整理、分发的工作持续数年，经费方面理应得到补贴。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相关史料进行佐证，但可以观察得到的是，同期平馆在经费问题的处理流程上比抗战初、中期更为明晰，也更紧密地依靠教育部来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平馆经费逐渐过渡到由教育部全额负责。1943年3月10日，平馆致函教育部，为搜集云南凤氏自宋迄今家谱申请拨款10万元。4月22日教育部电报回复准予拨款，“所请拨收购费十万元，准予随令汇发”[7]334。渐渐明朗的形势之下，袁同礼于1943年10月为全馆经费问题致函教育部，其中有部分文字陈述平馆事业之意义，与1942年10月的陈情书相同，但不再建议由部、会“各任半数”，而是申请自1944年起平馆经费全部由教育部拨给[4]771—773。
教育部对袁同礼这份报告如何作答现在已无从查考，不过在教育部稍后对平馆购书报告的回复中可以观察到一点端倪。1943年12月11日，袁同礼再次为采购西南文献之事呈报教育部，汇报采购云南武定那氏土司家藏经典的经由，并将采购单据提交至教育部核销。次年4月4日，教育部指令（社字第6204号）做出答复：“查核所购置云南武定县那土司经典收支单据及对照表尚无不合，应准核销所超支三三七四元，准在该馆卅二年度事业费访存项下动支。”[7]334比照教育部多次答复中的言辞表达，在这个回合的公函往来中，教育部取代了中基会，与平馆在经费方面的主从关系已经很是清晰。
抗战后期平馆经费状况的相关史料现在并不多见，如采取旁证，按照之前数年平馆经费危机的走向，从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对袁同礼礼遇有加，可大致推导出平馆在经费危机中“软着陆”的结论。珍珠港事变后，中、美、英、苏建立起联盟关系，1943年初，美、英与中国政府签署新条约，正式废除其在华治外法权。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蒋介石与罗斯福在对战后策略的意见上出现分歧，中美之间的摩擦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幻想正在消散”，1944年下半年，同盟国四强几乎蜕变为排除中国在外的三强联盟[2]534—535，蒋介石以“恶劣态势”总结这一时期中美关系[16]。1944年秋，袁同礼赴美考察文教事业，同时为战时中国进行宣传。当年9月20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公文到国际宣传处副部长董显光，批准袁同礼出国一事，并同意财政部拨款美金6000元作为其旅费[4]777—779。根据当时《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的报道，袁同礼出行之前，曾由蒋介石在重庆“召见指示一切”[17]14。此次袁同礼在美国各地演讲、参会，“酬酢甚忙”[17]13，除了被选为美国图书馆协会顾问、联合国图书中心执委会委员，毕兹堡大学还向他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些荣誉不仅是袁同礼个人的事功，也是困境中重建国家形象的表征。
袁同礼于1945年9月底从巴黎“返渝覆命，即返北平视察馆务”[17]14，此时抗战已告结束，平馆驻外办事处不久也陆续回迁平馆本部。1945年11月袁同礼奉教育部命令接收“国立北京图书馆”，同期，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办公处就平馆接收情况填写了《日伪机构事业资产接收简报表》，在“隶属”一栏清晰可见抗战结束后该馆行政隶属关系——接收前“原属教育部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伪组织改隶于伪教育总署）”，接收后隶属教育部[4]810—811。如果说上文对史料进行归纳分析，推论抗战后期平馆（平馆本部除外）的经费已全部由教育部承担，尚有商榷空间，抗战后的这份简报表就明确了平馆经费的出处。
6结语
八年抗战中，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要在无序中寻求支撑、重建秩序，设法生存。图书馆是自清末民初逐渐发展、繁荣的诸项事业之一，当此际，也要在曲折中求得存续。经费乃维持事业之根本，战乱状态下，不确定因素增加，经费短少的情况极易发生。抗战期间，平馆多地同时办公，决策、财务的主体都迁往西南，经费问题上头绪繁多，来源、分配等环节令人颇费思量。经过上文对经费危机发展过程的梳理、分析，馆长袁同礼以一己之力协调各方关系、解决经费危机的线索已经很清晰。这个曲折的过程中，平馆经费从中基会独力支持逐渐转向教育部完全承担。作为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到接近抗战胜利时，平馆经费才真正由国家财政直接担负起责任。
经过上文的论述，清晰可见的是袁同礼个人生活史完全与平馆事业史交织在一起。抗战时期，袁同礼在馆长任上可谓是未曾有一日不需为经费之事费尽思量。1939年后中国政府停付庚款，中基会无力承担平馆经费，恰逢货币严重贬值，袁同礼更需要协调多方，化解危机。他代表平馆向教育部反复吁求，倍感棘手。与当时的中央图书馆相比，平馆在国家预算中得到的眷顾要少得多。不过，抗战后期，有赖于袁同礼突出的个人能力，教育部在战时维持教育系统的运行方面大受裨益，乃至国民政府在对外宣传上也因为袁同礼的国际影响而有所获益。
到抗战结束前，平馆经费完全列入国家预算，与袁同礼发挥个人才智、竭力争取密切相关。1965年袁同礼逝世之后，与其长期处于“竞争关系”的蒋复璁曾这样评价他：“在中国所有的图书馆员，勤于所事，要算袁先生了”[18]，此言诚然。袁同礼在平馆事业、个人生活均遭遇低谷的时候，仍不懈求索，矢志不渝为平馆谋求可持续发展，这种精神将激励后人继续致力于先辈开创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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