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摘要]简述了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短暂且多舛的命运，从丰富馆藏、对外开放、读者活动、学术研究、事业发展、人才使用培养六个方面阐述了治馆思想，并引发了馆藏是图书馆立足之本、人才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之源、开放是图书馆的价值所在、学术是图书馆的灵魂这四个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图书馆；治馆思想；图书馆管理

　　[中图分类号] G258.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5）05-0055-04

　　1 馆史简介

　　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而国立中央图书馆于1933年才在南京筹建，1940年在重庆正式宣布成立，迫于日军轰炸，又转移到附近农村艰难维持开放。抗战胜利后，1946年从重庆返都南京并建设新馆，次年建成。仅隔一年，1948年底、1949年初部分馆藏珍籍又遭转运至台湾，结束了在大陆短暂且多舛的生涯和使命（如表1）。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19日正名为国立南京图书馆，1954年7月随着江苏建省改名为南京图书馆（省级馆），一直延续至今。

　　国立中央图书馆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命运紧密相连，恰逢社会大动荡、国民大觉醒、制度大转变、文明大转型的非常时期，在动荡中孕育，在转型中诞生，在抗战中成长，在内战中迫迁台湾，从筹建算起到离开大陆短短15年，从宣布成立算起区区8年。可以想象，除去来回搬迁、建设馆舍等因素，断断续续面向社会开放的时间累计不过11个年头，在战火中要形成一套成熟的治馆理念和开放经验可谓难之又难。但是，难能可贵和幸运的是，这期间，有一位图书馆学家，从筹备、建设、搬迁、开放，直到迁离大陆，自始至终用他的博学、专长和敬业精神，像母亲一样孕育它诞生、呵护它转移、照顾它成长，这位图书馆学家就是蒋复璁。从1933年接手筹建到1949年迫迁台湾的15年时间里，蒋复璁的工作经验和治馆理念基本上代表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治馆思想。

　　2 治馆思想

　　2.1 千方百计丰富馆藏

　　在筹备之初，国立中央图书馆仅有教育部的4万册普通图书以及前清礼部、学部的部分旧档合计4.6万册，可谓白手起家。在馆藏资源建设上，国立中央图书馆秉承“有书总比无书好”的藏书思想，千方百计多途径、全方面地广泛搜集文献，首先解决有无问题，把“收藏全国文献、购备各国重要典籍、建设全国示范的图书馆”作为三大目标，并采取了购买、呈缴、征集、交换等方法，千方百计地纳入馆藏，在抗战时期又尽最大可能地避免珍稀古籍文献流失海外或被战火毁坏，在保存国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1.1 购置。在筹建之初，底子薄、经费少，开始每月拨款2000元，不久每月拨款4000元，抗日战争爆发后缩减到每月1500元。据统计，1933年至1939年的七年间，包括设备和购书款仅拨款29.1万元，这与同时期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年经费30万元不可同日而语，与省馆相比也相差很多。为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国立中央图书馆采取了轻重缓急的采购原则，即“按已藏书籍分类补充，或视阅众需要随时采购，先求普通本之完备，再事善本之收藏。惟遇希见之稿本，富于史料之珍椠，则不惜重价购备”。1933年7月购置天津孟氏所藏拓片2901幅，1937年在上海购置了吴兴张氏、刘氏，金陵郑氏及番禺沈氏所藏善本古籍4864部、48000余册。同时，重视采购国外英、美、法、德、意等各国的百科全书，可惜由于经费不足，所购数量有限。

　　2.1.2 呈缴。自筹备处成立，即通函党政机关学会与世界各国学术团体征求出版品，并据教育部新书呈缴规程，函告各出版界呈缴书籍。193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新出图书呈缴规程》6条，规定凡新出图书，出版者应缴送4本，出版者所在省（市）教育厅（局）1本，教育部图书馆、中央教育馆、中央图书馆各1本，如不呈缴者，禁止该书发行。1933年6月，教育部第6009号训令规定：“各书局呈缴新书除缴部一份外并应分别改寄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暨北平图书馆。”1937年国民政府公布出版法，明确国立中央图书馆为收受机关之一。1947年再次细化《新书呈缴法规》，通过不断出台法规，确保了馆藏图书的无偿来源。

　　2.1.3 交换。1934年，筹备处从国立中央研究院接管了出版品国际交换工作，与协约各国互相交换出版品，以增进友谊，沟通文化。为盘活馆藏、以书生书，筹备处影印了大量馆藏珍品，与其他图书馆开展交换，最得意之作是精选《四库全书》影印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总计232种、1960册，不仅充实了馆藏，还把这些“抢手货”与世界各国图书馆进行交换，获得了不少西文书，加强了中西文化的沟通，扩大了国际知名度。难能可贵的是，在西迁重庆后，依旧在昆明、重庆分设出版品国际交换处，艰难地开展馆藏交换。1946年在南京成立国立中央图书馆出版品国际交换处，在上海分设办事处，除代表政府交换出版品及代转国内外学术机关间交换刊物外，还代国内学术机关介绍国外学术机关相互交换。据统计，截止到1947年，共进口书件116箱，129包，12363公斤；出口111箱，778包，18 013公斤。

　　2.1.4 接收。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图书馆接收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10万余册图书及近代科学图书馆、泽存书库等藏书。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人在上海培养侵华分子的学校，书院图书馆和日本科学图书馆是日本在上海的主要藏书地点，接收后藏书猛增至120多万册。据1947年统计，计有中日文书754551册，西文书39972册，古籍善本139282册，金石拓片11139册，地图1619件，书画及古器物1217件，还有部分中外文杂志、报纸。

　　2.1.5 征集。即收集“新古董”，利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名义收集政府机构的各种公报及官文书。同时，广泛征集社会各界书籍，除发函世界各国重要学术团体与各党政机关学会广泛征求外，还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刊物、银行刊物等各行各业分类征求。即使西迁重庆后，也不忘注意边疆文献的征集。此外，1944年战时征集委员会征得英国所捐书籍62箱，美国所捐书籍210箱。通过全面撒网，使馆藏日益丰富。

　　2.2 见缝插针对外开展服务

　　在筹备初期，初步具备开放条件，国立中央图书馆就在南京成贤街开放阅览，分参考、报章、期刊、普通四个部分，每天平均接待读者230人，狭小的阅览室每天人满为患，截止至1937年8月的一年时间里，共接待读者70108人。1938年5月1日，在重庆开设参考阅览室，设抗战文库，公开阅览，截止至1939年3月的11个月里，共接待读者17601人。1940年迁驻白沙后，开设民众阅览室和参考阅览室。民众阅览室以中文图书为限，分日报、图表、杂志、普通四部分，并附设儿童阅览室，专供儿童阅览。参考阅览室以西文图书为主，取开架制，方便阅览，每月平均接待读者7000余人。1941年1月重庆馆厦落成后，次月开放，开设儿童阅览室、中文与西文参考室、图书影片室及三民主义研究室等，每月平均接待读者1万余人。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恢复了成贤街阅览室，并在颐和路设北城阅览室，在新街口设中区阅览室，以便民众阅览。三处累计每月平均接待读者达3万人。遗憾的是，对开放对象设置了门槛，只许长衫革履者方能进入，对普通劳动人民拒之门外。

　　2.3 形式多样开展读者活动

　　在战乱的重庆期间，中央图书馆坚持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会及读书比赛、演讲比赛、个人画展等社会活动，如：儿童图书展览、泉币展览会、科学书报展览会、邮票展览会、盟国漫画展览会、关山月个人画展等，特别是1939年10月10日白沙民众阅览室举办日报杂志展览会，纪念孙中山诞辰，参观者1400多人。1941年2月举办的“中西期刊、善本拓片展览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以致延展数日。难能可贵的是，中央图书馆还根据需要开设临时图书流通点，如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历届举办的青年夏令营，中央图书馆都襄助附设图书室，以供青年阅览。

　　2.4 竭尽全力搞学术研究和出版工作

　　中央图书馆馆刊相继有《学觚》《图书月刊》《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与英文版《书林季刊》等学术刊物。《学觚》的前身原是《中央时事周报》的“学觚”专栏，一年后（即1936年1月）由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改为独立的期刊，由蔡元培题写刊名，设有“译著”“图书馆界”“馆藏呈缴书目录”“馆藏官书目录”等专栏，1937年上半年停刊。1941年12月在重庆复刊，改名为《图书月刊》。1947年3月，继战前《学觚》、战时《图书月刊》，战后复刊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同时，编印出版了由钱钟书任总纂的英文馆刊《书林季刊》，可惜的是只出版了4期便停刊。不论何时何刊，中央图书馆总是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邀请一些著名学者、名人，如陈立夫、朱自清、王重民、屈万里等为之撰稿，提高了刊物的影响力。同时，在开发利用馆藏方面，除前文提到的影印《四库全书》外，还影印了《玄览堂丛书》。《玄览堂丛书》第一集1941年出版，有明刻26种、清刻1种、明清旧抄6种；续集1947年出版，有21种，附4种；第三集1948年出版，共12种。《玄览堂丛书》收入明朝著述较多，与明朝著述较少的《四库全书》形成互补，如张道宗著《纪古滇说集》、王在晋著《都督将军传》等，都是学林罕见之本，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2.5 力所能及地引领辅导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国立中央图书馆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国立中央图书馆设图书馆事业研究委员会，以馆长为主席，研究图书馆之改进事宜。”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设图书馆事业辅导委员会，以馆长为主席，承教育部之命，研讨及实施全国图书馆事业辅导事宜”。据此，中央图书馆先后编制图书馆辅导丛书及联合书目，拟订图书馆规程、图书馆工作大纲、图书馆设施计划、图书选目、普通图书馆设备举要，常派员视察各图书馆，办理图书馆补习学校等。随时协助各省各机关各学校筹设图书馆，如：代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委会员、中央训练团等筹设图书室，代四川省筹建四川省立图书馆，还代编各机关或省县市区图书馆应备书目等。

　　2.6 不拘一格培养使用人才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回顾与展望》是馆长蒋复璁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强调了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但在谈到人才问题时说：“人才问题倘能解决，事业的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基于对人才的重视，国立中央图书馆延揽了不少专业人才，如被聘为编纂的钱钟书、郑振铎、顾廷龙、吕绍虞、王庸、王兆麟等，其他专业人才有张遵俭、屈万里、于震寰、彭道真、查介眉、舒纪维等。在图书馆事业研究委员会里，更是聘请了图书馆专家袁同礼、沈祖荣、刘国钧等为委员，确保了国立中央图书馆作为全国图书馆事业领头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对工作业绩优秀者，派赴各国大图书馆实习并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如：1937年7月选派职员陆华深赴德国德意志图书馆实习并考察英法等图书馆事业，三年学成后归馆服务；1939年9月选派职员于震寰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实习，并研究近代图书馆的技术工作，七年学成后归馆服务；1947年5月又派员陶维勋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实习，专研图书馆学科，一年学成后归馆服务。

　　3 启示

　　（1）馆藏是图书馆立足之本，最大限度地收集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不仅能满足当时读者的文化需求，而且为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找米下锅”，国立中央图书馆采取购买、呈缴、征集、交换等方法，千方百计地充实馆藏，奠定了厚实的馆藏家底。纵观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历史，就当时的规模、服务人群和社会影响都极其有限，倒是馆长蒋复璁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日占区搜求收购善本古籍，使我国一批文物古籍免遭日寇劫难和战争祸害，意义更加重大，至今泽被后人。今天的南京图书馆能荣膺全国第三大馆的称号，古籍善本享誉海内外，国立中央图书馆遗留的馆藏功不可没。

　　（2）开展社会教育并为国家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价值所在，是与私人藏书楼的根本区别。公共图书馆作为向民众开放的终身学校，筹备建馆、收集馆藏、培养人才等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开放，为了社会大众能得到图书馆服务。在国难当头、炮火连天的战乱年代，国立中央图书馆还见缝插针地坚持开门为民众服务，并开展各种形式的读者活动，为国家前途和安危鼓与呼，这种精神实为难能可贵。只不过中央图书馆生不逢时，毕竟在战争年代，老百姓能静心读书的人少之又少，开放也只是象征性的，并未能取得普惠大众的目的。

　　（3）学术研究是图书馆的灵魂，只有不断涌现学术成果，通过学术带动业务的创新发展，才能创造图书馆事业发展走向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因为馆长蒋复璁学贯中西，精通文史，尤精图书馆学、目录学，所以对学术异常重视，先后创办了多个学术刊物。以学术带动业务工作，编辑统一分类编目法，加强图书馆学术研讨和交流，领导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全国图书馆界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标杆，至今影响深远。这也许是图书馆专家治馆的优势所在吧！

　　（4）人才是图书馆发展的动力之源，只有大胆使用和培养人才，才能推动图书馆更好地发展。馆长蒋复璁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院，是系统学习过现代图书馆学的专业人士，所以国立中央图书馆是按照欧美模式创建的近代图书馆，敢于站在全国的高度，招揽国内知名学者和大家，为我所用，扩大影响。同时，对内大力培养新人，放眼全球与国际接轨，努力把中央图书馆推到与世界同等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