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健

　　[摘要]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被认为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参与这一过程的主要有西方传教士、早期士大夫、维新派、使官和出洋大臣。中国从西方学习了管理方法和技术，建造了以“开放性”为特征的近代图书馆，这一解释模式被人们普遍接受。

　　[关键词]西学东渐；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图书馆史

　　[中图分类号] G259.2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41（2015）05-0046-05

　　从晚清西方图书馆观念传播至辛亥革命前夕各行省设立省级公共图书馆，这一阶段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集中于传播西方图书馆管理思想和引进欧美图书馆技术，完成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化。效法欧美图书馆制度，实现近代图书馆功能转化，以至本自中国文化的图书馆学，即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是在20世纪20年代新图书馆运动输入欧美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学的理论和技术之后了。本文仅就前一阶段的研究作一概述性分析。

　　1 因果关系

　　传统藏书楼走向式微，新型近代图书馆崛起最终取代藏书楼。传统观点认为战争的破坏和经济的萧条导致藏书楼由辉煌到没落，而“西学东渐”为近代图书馆取缔传统藏书楼奠定文化基础。谢灼华在《近代我国封建藏书楼之衰落》中解释说，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直接冲击封建藏书楼，经济原因是封建经济逐步解体，文化原因是西方社会学说之传播，维新改良派提倡公共藏书楼，直接影响了私人藏书家队伍的衰落，促使私藏之失散，近代图书馆取代封建藏书楼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被认为是一对因果关系。

　　旧事物的消亡与新事物的产生总是同时进行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藏书》中说，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私家藏书在战火兵乱中大都散佚。然而“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晚清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封闭的藏书楼，即便在历史劫难中存活下来，也不能担负开启民智、普及知识的历史重任，单纯典藏传统书籍的藏书楼势必会由传播新知、教育民众为职能的图书馆取代。因为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一系列受创，令中国人省悟到“西人之强者兵，所以强者不在兵”，国家富强仅仅依靠科学技术的引进是不够的，更要紧的是西洋的政治、法律、文化的吸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图书馆随“西学”的推进而登上历史舞台。图书馆的产生与其说是西方文化渗透和冲击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积极探索强国富民道路长期努力的结果，这是所有论述近代图书馆兴起原因的共识，许多论者把这一观点进行了细化，其实讲的都是一个问题。

　　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下层普通民众，提倡社会教育，以开启民智，有人把这种意图总结为教育救国思想：近代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不发达，根本原因是人才不足，也就是教育不发达，不普及，不注重培养人才，必须通过发展学校教育以及其他一些民众教育来造就人才，使中国能够由贫而富，转弱为强，最终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就深受近代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许多教育救国论者同时也是近代图书馆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有人从教育体制出发，把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归结为教育体制的变革。教育体制直接导致社会主流文化的转变，所产生的强大的思想洪流促成了近代图书馆的诞生。文章认为旧的教育体制与近代教育体制的根本差别在于：旧学通向科场，教育是为统治集团培养官吏，而新教育体系通向社会，教育是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才。近代教育体制的推行，使社会主流文化发生根本性变化，居正统之学的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被新学或西学取代，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依赖相对封闭的藏书楼是做不到的，新型图书馆才登上历史舞台。

　　有人谈到社会风气，认为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受到当时“国粹思潮”的影响。中国在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道路上“醉心欧化”而蔑弃国学，产生了严重偏向，国粹论者感到如不捍卫并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有被“新学”吞噬之势，他们强调保存传统典籍，热心于公共藏书实践，“国粹思潮”加快了近代图书馆形成的步伐。

　　在学术上，西方图书馆学的传人，加快了封建藏书楼的分化瓦解，使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从而产生了以开放性为特征的近代图书馆。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发展的过程，也是西方图书馆学由浅入深的传播过程。

　　在技术层面，机械化印刷术缩短了图书印刷周期，降低了生产图书的成本，图书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它丰富了图书的品种，繁荣了图书的市场，为近代图书馆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改善了图书馆的藏书结构。

　　在国家政策方面，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体制与政策改革，推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所产生的新的文化思想表现于图书馆，就是新的近代图书馆思想：赋予人民利用图书馆藏书的合法权利，这是近代图书馆产生的社会原因，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 参与者

　　2.1 西方传教士

　　最初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传教士，是“西学东渐”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他们通过“著书立说”和“建造基督教图书馆”传播西方图书馆思想。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纪》，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藏书和图书馆事业。鸦片战争后，传教士的“著书立说”日渐增多，这些著述为一些“睁眼看世界”的先进士大夫们认识西方图书馆提供了最原始、最珍贵的材料，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曾大量取材于《职方外纪》《外国史略》等西人著述。所以有论者指出，近代早期中国人的图书馆学知识有不少是经西方传教士这一媒介而得到的，并形成了感性认识。而他们所创办的基督教图书馆，使近代图书馆在中国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有文章分别从藏书观念、技术方法、办馆模式论述这些图书馆在中国的启迪作用。

　　2.2 早期先进士大夫

　　林则徐、魏源是最早介绍西方藏书和图书馆的中国人。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使中国人认识到外国图书馆与中国传统的藏书楼最大的不同就是开放与封闭的区别。魏源的《海国图志》进一步丰富和加强了对西方图书馆的译介。除此之外，还有陈逢衡、姚莹、徐继畲等人的《英吉利纪略》《康蝤纪行》和《瀛环志略》等介绍西方的著作。由于这些书中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他们对西方图书馆的介绍可能最大的作用是“让中国人开了眼界”，有人评价说：“这些著作仅仅局限于一般介绍，未有明确的思想认识，也没有在中国兴建新式图书馆的具体设想。”显然对他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

　　随后一些士大夫有机会走出了国门，实际接触到西方的图书馆和西方的图书馆观念。凡论述西方图书馆传播者的文章无一不提到王韬，他的《漫游随录》对西方图书馆考察最为详尽，而且开始把开“书籍馆”（当时对图书馆的译名）提高到了“维新”和“专尚西学”的认识层面，称得上是中国真正考察西方图书馆的第一人。

　　2.3 使官

　　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与欧美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驻外使官自然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国家的图书馆，他们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以大量的日记、奏折、信函、书牍等形式，记述了对西方图书馆的观感。其中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详细记述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的几所图书馆，在记述牛津大学图书馆总馆（Bodleian Library）——“波里安大学堂”时，还提到“凡书成必首纳献一部”的制度，也就是呈缴本制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有关西方图书呈缴制的最早记述。此外，曾纪泽、薛福成、刘锡鸿、李凤苞、张德彝等均对西方图书馆事业有不少记载，这批使官集中在1876年至1895年间。

　　程焕文从他们留下的文字分析，当时他们可能已明显注意到西方公共图书馆与中国藏书楼的差别，但并没有认识到西方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意义和对中国近代化可能发生的潜在作用。

　　2.4 维新派

　　维新派基于文化教育救国的思想，寄希望于清政府的革新，在中国设立公共藏书楼，作为传播新思想、改变旧风气的措施。1895年，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同时设立了学会书楼——强学书局，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学会书楼，这些书楼仿效西方图书馆制度，制定相应的藏书、借书章程，已不同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谢灼华对学会书楼作了性质上的界定，认为它们已具备供读者共同使用的近代图书馆的特点，可视为近代图书馆的先声。

　　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都有过关于图书馆的许多论述。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称“开办大图书馆”是强学会所做的五件大事之一。特别指出的是，出于维新变法的政治目的，这一时期梁启超等维新派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具有更多的政治色彩。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脱离政治身份的梁启超，继续寻求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向，是西方图书馆学“东渐”的积极倡导者。1899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办的《清议报》上发表《论图书馆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一文，列举“图书馆有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图书馆有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之利也”等八大功用，这段史料最能反映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用，所以被研究者多次引用。

　　2.5 出洋大臣

　　1905年，清政府为“预备立宪”，派出以载泽和戴鸿慈为首的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考察分为两路：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前往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一路由戴鸿慈、端方率领前往美国、德国、奥匈、俄国、意大利。考察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公共设施、社会福利等方面，五大臣在考察过程中对公共设施尤为注意，1906年回国后即上奏清政府举办各种公共设施，图书馆是其中之一。

　　清政府采纳了五大臣建议，1909年学部制定《奏报分年筹备事宜折》，其中编制了图书馆建设的计划：宣统元年（1909年）“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年）“行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中国图书馆事业进入近代化阶段。1906-1909年，十几个省立图书馆建立起来，京师图书馆也加紧筹建。在考察团出国前，国内已出现了中国传统藏书机构向公共图书馆转变的趋势，出洋大臣奏请之后，在中国建立图书馆才摆上议事日程，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才发生根本改变。可以说出洋考察的大臣直接促成其事。

　　3 “拿来”了什么

　　3.1 管理方式和先进技术

　　中国创办近代图书馆，改进藏书内容和管理方法，固然有启蒙民众的主观因素，但也存在客观原因。旧藏书楼的藏书不准外借，引起知识分子的不满，陈旧的借书观念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大量新书籍、报纸杂志的出现，逐渐改变了藏书楼的藏书内容；读书的人日益增多，书刊已不能局限于少数人使用，怎样组织共同使用图书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西方传教士所办的图书馆采用本国的收藏、借阅制度和系统的分类及目录体系，这些先进的图书馆管理方法和技术，虽不完善但能适合公共藏书楼的需要，很快就被欲办新式藏书楼的中国人接受。

　　有文章指出无论是维新派创办的学会书楼、各省公共图书馆，还是徐树兰创办的古越藏书楼，或者京师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应的章程，比如《苏学会简明章程》《南学会藏书处章程二十四条》《皖省藏书楼开办大略章程十二条》《古越藏书楼章程》《湖南图书馆章程》以及《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这些章程均参酌借鉴了西方图书馆章程，在图书馆设立宗旨和各项管理规定上有一定的趋同性，包括机构组织与人员配置、藏书原则、图书采集方式、服务对象、借阅制度、经费问题等。

　　3.2 图书馆学

　　旧的藏书理论体系不能适应形势需要，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加速了传统藏书楼的瓦解，使传统藏书楼在西方化选择中实现了向近代的历史转变，有论述称“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是中西文化撞击和融汇的必然产物和趋势”。

　　图书馆学引入中国是在辛亥革命前后，之前没有更早的记载。有人给出确切年代：大约起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止于1919年。吴徐年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术思想“以日为师”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图书馆”一词被正式引进并得到广泛运用；一批日本图书馆学专著被翻译编纂至中国，国人开始系统地了解日本、欧美近代图书馆制度，包括图书馆学的方法和技术。康有为、梁启超分别编制了《日本书目表》《西学书目表》两部目录著作，打破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提出新的图书分类体系，以容纳更多类型的图书。1907年，孙毓修著文《图书馆》，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2卷各期，将西方图书馆所使用的杜威十进分类法介绍到中国，国内开始仿照杜威法编制图书分类法。有研究者指出，“西学东渐”加速了图书馆学知识的渐进过程，而且孕育着图书馆学形成的某些直接因素。除孙毓修的《图书馆》外，译自日本的近代早期图书馆学专著还有《图书馆小识》和《图书馆指南》。严文郁评价说：“民国六年，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日本图书馆协会之《图书馆小识》，为我国图书馆学书籍之滥觞。七年有顾实之《图书馆指南》出版，此二书为东洋图书馆学流人中国之代表。”由于西方图书馆学的输入，中国古代研究图书馆学术的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成为图书馆学的一部分。

　　3.3 开放理念

　　早期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考察与认识，并不仅仅局限在馆内的藏书数量，图书的齐全程度和藏书中的善本与珍本。中国人也重视考察图书的使用和流通所体现的图书馆的公共性。近代图书馆的建立，结束了传统藏书楼藏而不用或藏而难用的保守状况，取而代之的是以“开放性”为特征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为大多数人提供阅读机会，凡有阅读能力者，都有在图书馆受教育的权力，它是为大多数人而设的。所以研究者普遍认为，“西学东渐”带来了与我国古代藏书楼形成鲜明对比的公共、开放、共享、服务的西方图书馆新观念。

　　有研究者对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进行了反思，认为当时我国除了古代藏书楼遗下大量行将散佚的经典古籍外，没有任何基础，要找到一条顺应潮流挽救民族危亡的捷径，学习西方是最佳选择。同时又指出，单纯的拿来主义不能解决问题，急于学习“西用”，疏于研究“西体”，忽略了“器物”背后的“制度”，造成了“体用”分离的思维定势。

　　4 单一的解释模式

　　关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过程，近代图书馆史研究所呈现出来的是一条线性发展脉络，即西方图书馆观念输入中国，得到中国有识之士的回应，从而在地方乃至京城仿效西方图书馆初建近代藏书楼和图书馆，完成其诞生过程。

　　几乎所有图书馆史研究都认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形成与发展，是在“西学东渐”下，即西方近代文化向东方国家传播导致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情况下运行的。不只是图书馆这一事物，中国近代许多事物的产生，人们都是按照这样的思维取向推断的，图书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文化也传人中国，形成强大的民主文化运动，反映在图书馆，不仅促进了我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与发展，而且带动了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兴起。”在他们看来，“西学”对中国图书馆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程亚男采用了“跨文化交流”的说法：在中国图书馆的发展进程中，曾明显地有过几次较大的跨文化交流，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的60年间，是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的阶段，也是中国与外界的第一次跨文化交流。这次跨文化交流带给中国图书馆界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图书馆界开始学习西方，以实现藏书楼的转化；二是图书馆开始从单一的文献收藏机构向民众教育机构转化。

　　不管哪种说法，西方图书馆的管理方式、观念与先进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的前提条件，在解释近代图书馆在中国诞生过程时，都是沿着这条标准路线。“西学东渐”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图书馆建设的开放思想和模式、新式图书分类法和图书馆管理方法，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从“小”处着眼，参与这一过程的有西方传教士、早期士大夫、维新派、使官、出洋大臣，他们国别、身份、政治背景、社会地位不同，在看待“图书馆”这一新生事物上，他们的态度和目的不一定是一致的；中国近代图书馆有些东西是“拿来”的，有些具有中国“本土”特色，二者如何共存，“拿来”的东西如何本土化等问题几乎没有人论证。如果从“小”处着眼来考察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无疑会有助于图书馆史研究向纵深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