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颖??

　　[摘 要]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永乐南藏》是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敕刻的一部大藏经。但有关资料显示，朱棣没有刊刻大藏经的经历；《洪武藏》的经板并没有在火灾中焚毁，传世实物及有关文献的记述显示这些经板被留存下来；现存《永乐南藏》中的《古尊宿语录》识语及明人当时的相关著述证明《永乐南藏》并不存在。一些考辨《永乐南藏》的论著存在着推理的疏忽。所谓的《永乐南藏》实际上即是《洪武藏》。

　　[关键词] 《永乐南藏》；《古尊宿语录》识语；《洪武藏》 经板

　　[中图分类号]G25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5）04-0025-05

　　国内一些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都介绍过所收藏的《永乐南藏》。学界也普遍认为，《永乐南藏》是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敕刻的一部大藏经。但对于《永乐南藏》是否存在一事，已故著名中国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过质疑，认为“疑莫能明”[1]。然张秀民先生只是提出了质疑，没有给予明论。那么，《永乐南藏》确实存在吗？它是明成祖朱棣敕刻的吗？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永乐南藏》的存在颇值得怀疑。

　　1 从有关资料记载分析，明成祖朱棣无刻《永乐南藏》之举

　　1.1 从明人葛寅亮的著述看

　　[JP2]在明人葛寅亮万历年间所撰的《金陵梵刹志》中的《钦录集》部分，收录了有关明成祖刻《北藏》活动的详细记录。永乐十七年，“三月初三日，宣道成、一如等八人于西红门钦奉圣旨：‘将藏经好生校勘明白，重[JP3]要刊板，经面用湖水褐素绫。当口题奏：‘合无用花绫？奉圣旨：‘用八吉祥绫。当又钦奉圣旨：‘每面行数、字数合是多少？当口题奏：‘五行、六行的皆用十七[JP]字，今合无只用十七字？钦奉圣旨：‘写来看，钦此。”永乐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圣旨问：‘经板着几时刻？奏云：‘看工匠多少。又奉圣旨：‘着二千五百，一年了得么？不敢对。”[2]268，277[JP]

　　在介绍《永乐南藏》的著作中，对于其刊刻的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大辞典》在《永乐南藏》条中的解释是该藏“系《洪武南藏》的覆刻本，而略有更改。始刻约在明永乐十年至十五年之间，刊成约在永乐十七年”[3]。如果说朱棣确在永乐十七年刚刻过《永乐南藏》，《北藏》虽然和《永乐南藏》所收佛经内容不完全相同，但也就那么几种，工作量差距不大。以朱棣的睿智，在刻《北藏》时，对雕刻经藏的工程量不能说了如指掌，最起码应该是心中有数。但从《钦录集》记载看，朱棣对刊刻大藏经的工程量和经板的行数、字数显得一无所知，这说明朱棣没有刊刻过大藏经。

　　1.2 从朱棣对《北藏》不收入《梦感功德经》的态度看

　　《钦录集》记载，永乐十八年，“七月十八日早，一如等于奉天门口题：‘《梦感功德经》南藏内已入大字函，今合无就圣明诸佛各经等编入后面？奉圣旨：‘荒唐之言，不要入。”[2]276

　　《梦感功德经》，即《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是仁孝皇后为证明朱棣夺位的合法性而伪造的舆论工具。朱棣当然深知此点，故斥一如等人“荒唐之言”。如果说朱棣刻过《永乐南藏》，且将此《功德经》收入其内，为何在刻《北藏》时，对此《功德经》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的确使人费解。合理的解释是朱棣并没有刻过《梦感功德经》，亦即没有刻过《永乐南藏》。《梦感功德经》只是《洪武藏》的“增入”版（后文谈及）。

　　[HTK]1.3 从《钦录集》中对《联珠颂古》《古尊宿语录》《续传灯录》《佛祖统纪》四种经板的定性看

　　《钦录集》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行在僧录司左觉义慧进等谨题为謄写藏经事，除謄写见行打点查对外，今查得《联珠颂古》等皆系南藏内增入，请旨合无除去，惟复刊入？为此，今将各件各目卷数开后，谨具题知。计四件共一百四十二卷，今将作一百六十九卷。

　　禅宗

　　联珠颂古二十一卷。宋淳熙年间僧法应原编，又延祐年间僧普会续编，今净戒重校刊入。

　　古尊宿语。宋咸淳年间颐藏主原编，今净戒除去原编僧名重校刊入。

　　续传灯录三十六卷。不见原编集僧名，传说是居顶将古人所编收入。

　　讲宗

　　佛祖统纪四十五卷。宋景定间僧志磐撰，今管藏经宝成募缘刊入。

　　十九日，传奉旨钦依：‘不入藏，钦此。”[2]278—280

　　从《钦录集》记载看，《联珠颂古》《古尊宿语录》《续传灯录》《佛祖统纪》的刻板者的刻版活动皆是私人性质，不属官方行为。如果说在永乐年间朱棣有刻《永乐南藏》之举，且将上述四种著作收入其中，此四种著作便不能称为“增入”。另据明人金宝《大明故僧录司右阐教圆菴大师塔铭》记，圆菴——即居顶——“永乐癸未十二月二日端坐示寂”[4]。按永乐癸未即永乐元年，居顶不可能将《续传灯录》刻入《永乐南藏》中。如果说是刻刊《永乐南藏》时收入的话，为何又说《南藏》中收入的《续传灯录》是居顶刊入的？这是非常矛盾的。合理的解释是，在永乐十八年慧进等人所见的《续传灯录》的经板是永乐六年以前的经板，此可证《洪武藏》经板在永乐六年天禧寺火灾中保存了下来，同时可间接证明无《永乐南藏》。

　　1.4 从明人对《南藏》的记述看

　　明人著作中，将南京藏和北京藏分别称作“南藏”“北藏”，无《永乐南藏》之称，亦无人讲有刻《永乐南藏》之举。惟明释大闻在《释氏稽古略续集三》中提到“（永乐十八年）旨刻大藏经板二副。南京一藏六行十七字，北京一藏五行十五字”[5]。 大闻之说，乃是对《钦录集》记载之误读。《钦录集》记载：“‘（北藏）经板刊后留在何处？亦不敢对。当奉圣旨：‘明日安一藏这里，安一藏南京。”[2]277朱棣话的意思是，南京已有经板，新刊的经板安置在北京。大闻所述之误，同样出现在其他地方。“（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赐禅宗入藏《古尊宿语》《联珠颂古》《续传灯录》，讲宗《佛祖统纪》。”[5]但《钦录集》明确记载朱棣下旨不收入此四种著作，而且《北藏》也的确没有收入此四种著作。且《北藏》实物证明《北藏》经板为“五行十七字”，故大闻之语不足信。

　　相反，明人多人次明确提到流传下来的《南藏》经板就是《洪武藏》之经板。明万历间负责请印《南藏》工作、时任南京礼部祠祭司郎中的葛寅亮多次提到时藏大报恩寺（天禧寺之后身）的《南藏》经板为朱元璋所刊。其《报恩寺九号藏经并藏殿碑记》云：“圣祖甫戡世乱，即究性宗，特以藏经授副墨，贮之报恩，用广流希。成祖复刻于燕，厥有南、北藏。”[2]1104在《请经条例》中提到：“看得报恩寺藏经板一副，原系圣祖颁赐，令广印行。”

　　[2]1571对于葛寅亮之说，有学者以为葛寅亮不知永乐六年因报恩寺火灾经板被毁一事，“由此可见至明末万历年间，人们不仅不知明初曾有过《初刻南藏》，而且误以为大报恩寺所存《永乐南藏》经板一副，是圣祖朱元璋时刊造的。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报恩寺再刻本藏经看作是洪武刻本，与葛寅亮的记述密切相关”[6]。然此话难以使人信服：在《金陵梵刹志》序中，葛寅亮讲到他编该书时，“广稽博考”，而且该书中又收入朱棣永乐十一年所颁的《重修报恩寺敕》，他不可能不知道永乐六年天禧寺（大报恩寺）所遭火灾之事。但他却反复强调《南藏》经板为朱元璋所刻，说明他对自己的话是负责的。

　　明万历间俞彦《大报恩寺重修藏经殿记》云：“南藏之有镂板，自高帝始也。其庋而置之经堂，则文皇命也。盖自江波湧塔之异，帝有震焉，而会天禧浮图灾，乃益斥远其旧而新是图，仅仅留此瓯脱箧经而藏之迄今所矣。”[2]1101“瓯脱”，原意为连接两地间的缓冲带，这里指新建成后的大报恩寺所能见到原天禧寺之遗物。俞彦之语明白地告诉我们，万历间大报恩寺所藏之经板是原天禧寺留下来的经板。

　　另外，与葛寅亮、俞彦同期的曹学佺所撰《大报恩寺修理藏经殿及贮经廊房疏》云：“有《南藏》在金陵大报恩寺，藏板为高皇帝诏刊。”[7]曹学佺，万历乙未年（二十三年）进士，万历二十九年出任南京大理寺正卿，后官至礼部尚书。

　　以上三人均为饱学之士，其言非为浪语。

　　2 《南藏》所收《古尊宿语录》识语可证《永乐南藏》不存在

　　四川省图书馆收藏的《南藏》（人们称作《洪武藏》）中《古尊宿语录》卷八尾有净戒之识语：“大明□□改元己卯春，佛心天子重刊大藏经板，诸宗有关传道之书制许收入。然吾宗虽不执语言文字，若《古尊宿语》诸录，实后学指南，又不可无者。乃以旧本謄录，重加校正，《传灯》重复者去之。谨以《六祖坛经》刻于首，南岳、马祖四家语继之，而颐公所未收者，则采《广灯录》诸书，以联《尊宿语》。自南岳至晦机等，又通得四十二家，共四十八卷，谨缮写进刊，与经、律、论永久流通，故书此以识岁月云。越三年壬午春，僧录司左讲经兼鸡鸣寺住持、沙门幻居净戒谨识。”而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所谓《永乐南藏》中的《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一后净戒识语又提到：“新藏经板初赐天禧，凡禅宗《古尊宿语》《颂古》《雪窦》《明教》《圆悟》《大悲》等语，多有损失。永乐二年，敬损衣资，命工刊补。今奉钦依，取僧就灵谷寺校正。以永乐十一年春二月为始，至冬十一月为毕，刊修改补今以幸完。永乐十二年岁在甲午冬僧录寺右阐教兼钟山灵谷寺住持臣净戒谨识。”

　　[JP2]从净戒卷八识语看，其中划去的年号应为建文。从建文元年净戒开始着手《古尊宿语》的校勘工作，至建文四年春方脱稿，“缮写进刊”。而卷二十一后之识语表明，虽然在建文四年春《古尊宿语录》已“缮写进刊”，但是在永乐二年以前，并无刻板存在。有学者认为净戒卷二十一后识语中的“多有损失”“命工刊补”是原藏经板在“靖难”期间遭兵燹焚毁，永乐二年净戒对所损坏的经板进行修补，以此认定永乐二年以前《南藏》中收有《古尊宿语录》[8]。此是对净戒识语的误读。损者，不全也；失者，无收也。至元二十六年净伏撰《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序》云：“大元天子……万几暇余讨论教典，与帝师语，诏诸讲主，以西蕃大教目录对勘东土经藏部帙之有无，卷轴之多寡……遂乃开大藏金藏，损者完之，无者书之……敬入梓以便披阅，庶广流传。”[9][JP]

　　再者，净戒建文四年春完成《古尊宿语录》的编撰，“缮写进刊”，但当时建文帝正面临着朱棣兵临城下的危境，建文帝已无暇顾及此事，故到永乐二年净戒才自己出资刊刻。净戒原稿中的识语被写工和刻工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我们知道，朱棣夺位后采取的政策之一，便是革去建文年号。可能在净戒的刊刻工程完成后，有人向朱棣举报净戒识语中存在的建文年号问题，朱棣命净戒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校正”，四川省图书馆收藏的《南藏》中《古尊宿语录》卷八识语中被划去的建文年号，很可能便是此次“校正”时被划去的。对《南藏》极有研究的日本学者野泽佳美亦认为净戒的《古尊宿语录》是在永乐十二年方最后刊刻完成的[10]451。

　　要之，如果净戒在永乐十二年完成《古尊宿语录》的刻板，且是“奉钦依”校正，作为《永乐南藏》体系的一部分，那么，净戒《古尊宿语录》的刻板便不能被称作“增入”。是以“增入”之说乃是针对《洪武藏》体系而言，此亦说明永乐十八年《洪武藏》经板仍保存在大报恩寺。

　　3 传世实物可证天禧寺火灾后《洪武藏》经板仍然存在

　　近人邓之诚在《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六》“郑和印造大藏经”条记，1947年其曾于李杏南处见郑和宣德年间所刻之《优婆塞戒经》卷七后题记，郑和称自己曾于永乐五年、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八年、二十二年以及宣德四年、五年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分别施舍于灵谷寺、云南五华寺、天界寺、福建南山三峰塔寺、镇江金山寺、静海寺、牛普山佛窟寺、鸡鸣寺和北京皇后寺流通供养[11]。

　　我们知道，明代印造之《大藏经》通常都是在大报恩寺印造的，此亦为众多文献记载所证之。如果说永乐六年天禧寺（大报恩寺）所存《洪武藏》经板为火所焚，郑和于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何能印造《大藏尊经》？郑和题记表明，永乐六年之火灾并没有使《洪武藏》之经板受到焚损。

　　对于邓之诚所记，有学者认为，郑和刻印的《优婆塞戒经》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其理由是：1）《题记》所记永乐五年、八年、十三年，郑和人在海外，不可能印造《大藏尊经》；2）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因经板被毁，不存在印经条件；3）《题记》中所称永乐八年施舍云南五华寺大藏经一部之识语，与云南发现的郑和《施印大藏经发愿文》之时间不符[12]。然此三点理由，笔者认为其不足成立。第一，郑和是印造大藏经的出资人，不必亲自出面印造，并送往相关寺院，与其印经时身在何处无直接关系，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所藏之《南藏》中所载之有关施舍出资人和印经人的关系的识语证明了此点。第二，永乐八年、九年、十三年不存在经板的说法，只是采用当前学术界普遍的说法。事实是，永乐十三年明人著述中明确提到有人在永乐十一年前后在南京大报恩寺印造出《南藏》（见后文）。第三，云南五华寺发现的郑和永乐十八年所施之大藏经，是郑和印造大藏经的证据，而不应成为否认郑和印造大藏经的证据。郑和在《题记》中称永乐八年印造大藏经施舍五华寺，而五华寺发现的实物的发愿文时间为永乐十八年。笔者认为，造成这一出入系郑和记忆之误。宣德五年，郑和年事已高，许多过去的事件不一定记得十分清楚。郑和在《题记》中提到他曾总计印造了10部大藏经，但对于施舍的对象仅列举了9家，说明有一部的施舍对象记不起来。另，郑和宣德六年第七次出洋，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文中讲第四次出洋在永乐十二年，而在同年福建长乐县《天妃灵应文记碑》碑文中却称第四次出洋在永乐十一年[13]。如果说是按出洋途中的地方顺序记时，刘家港是始发地，在刘家港碑文应称永乐十一年，长乐县碑文称永乐十二年更合理。这说明郑和此时的记忆力已不十分清楚。是故不得以郑和《题记》与五华寺实物所记时间不符而否认郑和印造大藏经的事实。另，依当时明代佛教印刷品在市场并不受人追捧以及以邓之诚、李杏南等人在学术界的地位，《优婆塞戒经》的作伪性微乎其微，郑和《题记》应当是可信的。

　　4 有文献表明永乐十一年前后大藏经板存于大报恩寺

　　清嘉庆刻本《义乌县志》卷十八，在“华阳寺”下载有明王稌永乐十三年为华阳寺庐阁落成撰写的记文。王稌记：“永乐甲午冬十有二月，华阳寺毘庐阁成。越明年春，深远遣其徒福源诣京师雕佛像、摹大藏经文置其中，徵予文为记。按寺在义乌县东十里，为唐法轮大师重云卓菴处，旧名永安，后赐额安福院。洪武二十四年改为丛林华阳教寺，故未有全经。寺僧智慧、福源伏睹圣朝重刊大藏经板留大报恩寺，四方僧众，咸许摹传，愈增感激。乃归谋诸其徒，罄衣资，募众缘，将摹经置其寺中，普为邦人植福。而谓有经无阁，经将焉储？于是载经载营。邑人吴彦清闻而韪之，与其弟彦善、彦修损赀以佐其役。于是，庀工度材，以永乐癸巳秋八月建阁于妙庄严阁之后……中奉诸佛，旁储大藏经五千四十八卷……永乐十三年腊月朔日县人王稌撰。”[14]

　　按王稌记文，智慧、福源是在建毘庐阁前在南京目睹大藏经板存于大报恩寺。永乐癸未（永乐十一年）秋动工修建毘庐阁，永乐甲午（永乐十二年）冬十二月竣工。因福源以前在南京见过大藏经板，故次年深远派福源前往南京摹印大藏经，并于永乐十三年印还。这说明在永乐十一年前后南京大报恩寺是藏有大藏经经板的。如果真如目前学术界说法，《洪武藏》经板在永乐六年焚毁，永乐十年左右方着手刻《永乐南藏》，至永乐十七年方完成，那么，福源在永乐十一年前所见大报恩寺所贮之经板及永乐十三年在大报恩寺所印之大藏经之经板是何人何时所刻的？如果把福源所印的大藏经归入《永乐南藏》，因《永乐南藏》至永乐十七年前后方刊成，这显然又不成立。所以，福源所印经用的经板，当是《洪武藏》经板无疑。[JP2]

　　日本学者野泽佳美亦依此记录（她用的是崇祯刻本《义乌县志》）和净戒《古尊宿语录》卷八和卷二十一后的识语认为，在永乐二年至永乐十二年，朝廷刊刻的大藏经的活动，仅是后87函《此方著述》部分的“续藏”活动，她亦认为此次增刻为《洪武藏》之体系。[10]451对于朝廷是否在永乐年间组织过刊刻“续藏”一事，笔者因资料不足，不敢妄下结论。然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净戒等人的行为是朝廷刊刻“续藏”的一部分，为何要把居顶、净戒等人的活动称为“增入”？再者，前面提到，居顶在永乐元年已逝，如何能参与“续藏”工作？这是令人无法理解的。[JP]

　　与王稌记文可相互印证在永乐十三年前后大报恩寺藏有大藏经板的文献有同期姚广孝所写的《永定普慈天台讲寺重建海印堂记》。天台寺主持永寿“割衣盂之资及募众施助师之力，翻盖佛殿，重造海印堂。始于永乐十年春，完于十二年秋，轮奂一新。寿复施长财印造一大藏经，函盛匮贮庋于佛殿左右间，以备寺众展诵祝”[15]。姚广孝文虽然不见撰写落款时间，然其卒于永乐十六年三月，是以该文撰写时间最晚不过于永乐十五年。且从王稌记文看，造阁印经入藏完后，即请人撰文记之。以是观之，姚文撰写时间当在永乐十三年左右。

　　综前所述，笔者认为，明代刻刊且流传下来的《南藏》，在永乐六年天禧寺火灾中并没有被焚毁，而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全国各图书馆收藏的所谓《永乐南藏》，其实就是《洪武藏》。独立的《永乐南藏》是不存在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所谓的《永乐南藏》，只是人们臆想的结果。

　　5 《永乐南藏》之说辨伪

　　四川省图书馆收藏的《南藏》被发现以前，无有提及《永乐南藏》者。20世纪30年代，四川省图书馆现收藏的《南藏》在古寺被发现后，有的学者对其进行了考察，提出《永乐南藏》一说[16]246。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提出《永乐南藏》之说的《南藏初刻考》里，作者提出《永乐南藏》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根据朱棣永乐十一年《重修报恩寺敕》，认为既然天禧寺被烧得片瓦不留，经板自然也被焚毁；二是根据文绣永乐十五年在《增集续传灯录·序》的“凡例”中讲到“大报恩寺重刊大藏经，新版《续传灯录》”的说法；三是根据《大明高僧传》卷三“永乐七年善居应诏校大藏经”之记载。[16]246—249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记载分析研究，笔者以为此三条论据都存有缺陷。第一，当年天禧寺发生火灾，朱棣之语有扩大灾情之嫌。朱棣在永乐十一年《重修报恩寺敕》中讲到灾后的天禧寺“崇殿修廊，寸木不存；黄金之地，悉为瓦砾。浮图煨烬，颓裂倾敝；周览顾望，丘墟草野”[2]1082。人们在理解朱棣此段话时，都认为天禧寺被烧得片瓦不存，既然片瓦不存，经板自然也就被焚不存。正是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指导下，诸讲《永乐南藏》的著作、文章都将此语作为有刊刻《永乐南藏》之依据。然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天禧寺火灾造成的实际损失如何，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火灾造成的损失，远不如朱棣讲得那么严重。朱棣讲“崇殿修廊，寸木不存”，事实是廊房无损保留下来，被朱棣在扩建报恩寺时拆除。宣德三年六月十六日，“御用监太监尚义于左顺天门奏：‘南京大报恩寺洪武年间拨赐官廊房肆拾贰间，与常住讨房钱用。永乐十年盖寺展拆了。如今将本寺前面的廊房照数拨与他，奏知。奉圣旨：‘是，着工部兵马司还拨与他，钦此。”[2]287这说明当年天禧寺火灾时，寺院还有部分建筑物完整存留下来，经板亦可能被保留下来。另，大报恩寺在嘉靖间亦曾遭过火灾，寺院被烧得“惟塔及禅殿、香积厨仅存”[2]1070。如果单从文献记载字面看，似乎藏经殿已被焚毁，经板已不复存。事实是经板依然。此从侧面可证当年天禧寺之经板有存留下来的可能，也可证葛寅亮为何再三强调流传下来的《南藏》经板为朱元璋所刻不无道理。第二，文绣之语仅仅是提及某一事件，不得以文绣提及事件的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等同起来。我们前面谈到，居顶逝于永乐元年，而在永乐十八年慧进等人说“查得”《南藏》中收入的居顶的《续传灯录》板是居顶刻的，并将该书定性为《南藏》的“增入”版。如果朝廷真的在永乐十五年刊刻《永乐南藏》，且将《续传灯录》收入其中，为何慧进等人却说《续传灯录》的入藏属居顶个人行为，并定性为《南藏》的“增入”版，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以文绣在永乐十五年之语的时间作为此时有刻《永乐南藏》之举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第三，永乐七年，善启应召校大藏经，并不能说明他校大藏经是为刊刻大藏经作准备。《大明高僧传》省略了一句最重要的话，善启应召的任务与修纂《永乐大典》有关。明钱溥《明故晓庵法师塔铭》：“师讳善启，字东白，号晓庵，俗姓杨氏，苏之长洲人……（永乐）六年主松江延庆寺，逾年，擢本府僧纲司副都纲，寻应召纂修《永乐大典》，预校大藏经……”[17]钱溥文明白告诉大家，善启永乐七年应召预校大藏经，是为纂修《永乐大典》中所收佛经部分所用，而非为刊刻《永乐南藏》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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