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

　　有个医生呆在某偏远乡村保健院，心如死灰，枯寂度日。一个风雨交加之夜该医生值班，有一男子匆匆前来请医生为其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看病。医生认出这家伙竟是数年前“清理阶级队伍”中伤害其家人，致其妻死于非命，迫他离开大医院落到乡下的仇人之一，一时分外眼红。作为医者，他还是先去救了那个孩子，然后拂袖离开。归返途中，医生在涉过小溪时意外遇上洪水，被席卷而去。

　　这是个小说故事。小说的题目叫《医生》，发表于《福建文艺》1979 年11期。《福建文艺》即后来的《福建文学》，福建当代小说作者基本都是从这家刊物起步，我是其中之一。我自己总说该《医生》是本人处女作，实际上在此之前不久，我在另一家文学期刊上还曾经发表过一个短篇小说，其过程略有曲折。

　　那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也是人们常说的“新时期”文学蓬勃之际，那时候的文学如春潮涌动，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成片而出，人们对文学的热情空前高涨，作家和作品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当时的文学青年上进心极强，多已有些阅历，又相对理想化。我那时的朋友圈以几位同龄同学为主，都是所谓“六八届初中生”，我们这一届学生只读半年多中学就遇上“文革”，而后上山下乡，再通过招工、上学而离开农村，走进机关或企业。我们都喜欢读小说，经常交流，互相推荐看到的好作品，也尝试写作，写了以后互相交换看，暂时还没有谁敢去投稿。那时候我在离家乡二十公里外的一座小县城的县委办公室当干事，某一日从县城回到市里家中，一位同学上门找我，随身带来一本杂志，还有人民币两元五角，他告诉我：“这是稿费。”

　　那本杂志叫《水仙花》，是我家乡漳州市文化部门主办的一本文学期刊。水仙花是漳州市花，该刊以花为名，是当年家乡一块繁茂的文学园地。我这位同学当时也在外地工作，却有机缘认识该刊一位编辑老师并把我们同学的几篇习作交给他，人家选了一个短篇小说，发表于该刊1979 年第2 期，小说题目《书记与司机》，写一位建筑公司书记死于非命，家人搬离原宅的故事。小说是我写的，取材于我们另一位同学的家庭遭际，发表时作者署名是“扬何”。我自己并未在原稿上写名字，该署名应当是我这位同学给我起的。

　　日后我常自嘲，称自己为什么总是写那么些东西？因为是注定的。看看我印成铅字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书记与司机》，只看题目就知道是百分之百官场小说。尽管所谓“官场小说”标签是此后二十多年，在新世纪之初才被人们广泛应用，我本人对该标签略有不服，却也无可奈何，唯有自我调侃。

　　这篇小说印成铅字让我胆壮了若干，当时恰又有了《医生》，便直接投往省刊。两个短篇取材相仿，都是描绘刚刚过去的那个年代留下的深刻印记。当年有所谓“伤痕文学”之说，有大批表现和反思的作品问世，影响很大，在我们这些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年轻作者心里的共鸣非常强烈，许多人跟着那么写，我未能免俗，起步就写这个，当然也竭力想有自己的认知与特点，从人文角度去把握，在自己较熟悉的题材范围内开掘。比之前那个稀里糊涂不知怎么的就发出来的短篇小说，后一个短篇也就是《医生》的出笼过程相对还要曲折一些。

　　作为一个在偏远小县工作的文学青年，当年我在本省内最远的足迹只到达相距约六十公里的厦门，我外婆家在那里。我在成年之前其实也出过远门，1966 年秋神州大地有一个时称“大串连”的活动，学生们不上课，坐上免费汽车火车到处蹓跶，所到城市都有接待站管吃管住。当时我和几位同班同学从家乡坐火车出发，远行一个月，先后到了上海、南京、北京、成都、重庆和贵阳，然后带着一身臭衣服和虱子回到家中。返家时临近年底，我刚满十三周岁。如今想来那些事有些怪异，那时的小孩真敢跑，而家长也真敢放手，跟现今差别实在挺大。有趣的是小屁孩在祖国地图上兜了一小圈，在本省内却几无见识，从没到过省城，连同属闽南近在咫尺的泉州于我也“只是个传说”。待到长成一个文学青年，投稿时还是一片懵懂，不知道所投省刊门槛有多高，不说一个编辑老师都不认识，连名字都从未听说。当年文学青年多如过江之鲫，几乎所有文学杂志编辑部每日里都得用麻袋一捆捆装运来稿，且绝大多数都是所谓“自发来稿”。所幸当年几乎所有编辑部都有一批可敬的编辑，每日看稿有如愚公，他们会与作者交流，给投稿者回复，除了名家之作，他们还乐于在数量浩大良莠不齐的自发来稿中寻找可用作品。

　　我是撞上了大运。大约投稿后一个月，一位编辑老师给我亲笔回复，称该小说已经送审，让我耐心等待。信中还多有鼓励，让我坚持写下去。这封回复于我可称喜从天降，我注意到落款签名是“庄东贤”，这是我所知的第一位文学编辑。

　　不料半个多月后又有一封我的邮件送到了县机关传达室，我去翻查邮件时一看那个大信封，掂一掂份量，与我给编辑部寄稿时不相上下，心知坏了，《医生》大概给毙了。打开一看，果然是退稿。有一封信附在稿件上，笔迹与上一位编辑老师不同，口气很委婉，称编辑部经过讨论，觉得这个作品还有待加强。该信提了几条修改意见，请我斟酌。我拿着那封信反复读，头几遍几乎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后几遍感觉失落，还有不服，觉得对方说的似无道理，我小说里的意思他们像是没看明白。待到完全冷静下来，我问自己可否试着按照人家的意见改稿，同时融入自己的想法？于是便着手一试，居然也不是那么困难。很快的稿子修改完毕，通过邮局又把它寄回编辑部，还是用“自发来稿”方式，因为不知道该寄给谁。我只是附上一封信，说明自己改稿的若干想法。不料这厚厚一迭刚刚寄走，马上又有薄薄一封信件送至，用的还是编辑部的信封。从时间上判断，此时我那份修改稿肯定还在路上奔波，编辑部忽然追加函件，是来催促修改或者是让我别忙活了？打开信一看，都不是，竟是早先那位编辑老师庄东贤来函。信中说，他奉单位所派到外地组稿，刚回到编辑部，才知道我的稿子被退回，于是赶紧给我写信。他问我是否感觉难以按所接到的意见修改？如果确实很为难，那么就把原稿寄回去给他，他会帮助我力争。以他看法，这稿子可以发。我非常感动，赶紧给他回了一封信，说明了稿子修改情况。当时曾想是不是把原稿再寄去给这位老师？考虑一下不妥，不能让两个编辑自己打架，特别是原稿已经在修改过程中被我划得乱七八糟，不重抄一遍实羞于示人，因此不如稍安勿躁，静等消息。

　　不久后编辑部一位女编辑老师往我们办公室挂了一个电话，找我有事相询。当年可不像现在通讯这般发达，挂一个长途电话需要若干总机层层接转，既费时又费劲。那个电话挂到我们单位，是我的一位同事接的。对方请这位同事叫杨少衡来听电话，同事直截了当回答：“县委办没这个人。”

　　当时我就在隔壁办公室里。我所在的县委办两间办公室相邻，电话在值班室，我与另几位同事的办公桌在另一间。本单位查无此人，于编辑部无疑情况挺严重，显然该作者提供了虚假信息。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想拿一个基层党政部门作为虚构供职单位，以此对自己做包装，图谋作品顺利发表？幸而这位女编辑老师没有即刻下结论，她非常负责任，于第二天再次费时费劲挂了第二个长途电话，还是挂我们单位值班室。这回我又撞了大运，因为我刚好在值班室，接电话的就是我自己。

　　她一听我本人就是杨少衡，脱口道：“奇怪啊。”

　　我当然更觉奇怪。一询问才知昨日“查无此人”。我即检讨：“是我的错。”

　　原来是名字惹的祸。我出生之后，父母取名为“蘅”，那是一种植物，香草。小时候被加一昵称“小”，那就是“小蘅”，依然还是植物。上小学之初老师顺手把“小”字一撇写成“少”，我自己懒惰，亦常把头上的草给省略掉，渐渐就成了“少衡”，从植物一变而为称重器具。从我懂事时起，户口本上就这么写，既成本名。当年没有电脑，也不用身份证，派出所户籍管理没那么严格，户口本纯为手工抄录，名字变动不像如今这么麻烦。我在上初中时遇上“文革”，其时，小屁孩们流行自己改名以示先锋，我也从领袖语录里抄来两字，自名“学军”，当时并没有真用。1969年初上山下乡去当知青，老乡们认为“学军”比“少衡”好记好叫，便填进了知青户口本上。此后该名伴我当了“工农兵学员”，再当小学老师，然后到了县委办公室。待到成了文学青年，有心借发表作品之机还复本名，单位的同事却不清楚，不知道我暗藏他名，也不知道我在写小说，所以才闹出“查无此人”乌龙。

　　女编辑老师终于把作者验明正身了，可她没有提到《医生》是死是活。她找我另有一事：编辑部在晋江县青阳镇办一个改稿班，拟请我参加，要征求我本人意见。当年这类班通称“学习班”，类似于如今各种文学类“高研班”。我一听事涉改稿，便觉有戏，至少有望稿子回炉，当时便满口答应。我在单位里人缘不错，领导和同事都很关照，请假顺利获批。不久我前往晋江，那还是我成年后的第一次省内出游。记得在泉州汽车站排队买票中转青阳时，面对非常陌生的环境和人群，心里感觉很不踏实。我问自己在干嘛呢？前头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知，“胡不归？”该念头一闪而过，终还是没有退缩，继续前进，以求《医生》起死回生。

　　我在学习班里与庄东贤老师第一次谋面，这才知道此行无关《医生》死活，那篇小说不需要再回炉，已经通过，给安排为下一期第二题，正在印刷厂里印刷。庄东贤老师笑声爽朗，热情如火，他自己也写小说。学习班的另一位编辑老师陈章武是散文家，他很正经地跟我说：“你的题目还欠斟酌。”其意指拿职业当小说题目太死板，写医生用《医生》，写理发的用《剃头匠》，写时传祥就用《掏粪工》，虽称准确，却缺意境。当时我听说，编辑部讨论《医生》用还是不用时，章武老师说了句话：“用的话，这个作者可能就走上这条路。要是退稿，他可能就走其他的路去了。”结果一语定乾坤，稿子发了，我也真的就走上了这条路。很久之后，我跟他谈起这件事，他一如既往地宽厚，强调称当时编辑部诸君态度是一致的，对新作者都满怀热情。

　　《医生》就这么发了出来，后来再看，它有许多不足，于我而言却如小儿学步初迈，虽步履不稳亦属开创。

　　第二年，因为接连发表几个短篇，家乡一位文学前辈陈文和先生给我寄来一份入会申请表，拟介绍我加入省作家协会。记得那份表需要登记处女作发表情况，我填了《书记与司机》，毕竟这东西早出生几个月。陈先生当年在地区文化局，对青年作者非常好，他给我打电话，主张我以《医生》为处女作，因为是在省刊发表，比较有份量，也比较能体现创作特点。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我也怕麻烦，万一需要我证明所谓“扬何”就是我本人，我是不是得去找几个人写旁证盖指模？当时还没有“证明我妈是我妈”那么复杂，却因为我自己遭遇过名字乌龙，差点“查无此人”，错失机会，因此不免对署名问题有所敏感。考虑到从《医生》开始，我一直用本名发表作品，没用过任何笔名，所谓“名正而言顺”，不如就请书记退下去，让医生上。

　　这就是我的处女作故事，已经日渐远去，接近半个世纪了，却一直还记忆犹新。故事里的庄东贤老师后来不当编辑了，转行去当记者，挂职从过政，退休后我们还见过面，他依然那样爽朗热情。陈文和老先生已经作古多年，家乡文友至今还很怀念他。而陈章武老师是在今年初疫情高峰时不幸离世，让我们非常痛惜。感谢《满族文学》和于晓威老师让我有机会把这段往事和这些人写下来。短短几页，实也是那个文学时代、那些文学人物的一点见证与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