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娟

　　一

　　残阳从宽阔的江面上褪去，渐渐隐入对岸的丛林。在江边守了一天的钓翁已收竿回家。天色已暗，山上的杜鹃独自在暮色中灿烂。七里滩的潮水已退，江水汩汩，缓缓而淌。不知何时，一弯淡月在宽阔的江面上升起。月色清幽，静静地照拂着睦州的山川民居。这是一个江清月静的夜晚，三山塔上的钟声铛铛铛地响了数下。

　　宋景佑元年（1034）的一个春夜，睦州郡所内，烛火通明。四十六岁的新任知州范仲淹邀请几位幕僚好友与僧人来公署小聚。几杯薄酒下肚，诸位心情畅快，一致邀请范仲淹抚琴助兴。

　　此次虽被贬睦州，但范仲淹一路行来，心情随着景色不断变化，舟行陆替，行程中留下不少诗作，尤其是睦州清丽的山水，激发了他疲惫已久的心。酒助雅兴，范仲淹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中，走到琴桌前，抬头望了望窗外的明月，月儿如勾，月色清幽，时不时有淡淡的片云飘过。范仲淹微熏的脸色泛着红光。仆从在琴旁点了一支细香，轻烟袅袅，范仲淹定神回忆了白天去探访过的严子陵钓台，然后端正身姿，调整心绪与呼吸，对准徽位，弹起他一生中最爱的曲子《履霜操》。

　　曲音忧伤却坚定。

　　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右司谏。当时仁宗与郭皇后不和，偏听偏信，决定废后。而范仲淹认为“郭后无故不可废”，结果被仁宗皇帝一纸诏书，贬到睦州，这是范仲淹人生中的第二次被贬。

　　景佑元年（1034）正月，范仲淹带领家眷离开汴京，其间经过颖河、淮河、钱塘江和富春江。那天，他们的船正行淮河上，遭遇狂风大雨，波浪翻滚，差点把船掀翻，坐在船上的妻儿吓得纷纷抱怨行程艰难。面对妻儿的埋怨，范仲淹自信地认为自己对国家一片忠诚，不会像屈大夫那样有葬身汨罗的下场。想到这段惊险的经历，他写下了《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诗，讲述了他在自然旅途中遇见的风险，其实也是他人生仕途上风波迭起的反映。在各种凶险的波浪和风险面前，范仲淹始终以积极豁达的心态面对，“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折射出他关爱别人，拯救他人的品行和风范。

　　四月中旬的江南，春意正浓，杨柳依依，草木清新，花含笑，水润媚。范仲淹经过三个多月和三千多里水路的长途跋涉，终于疲惫地到达了令他向往已久的严陵之地。

　　睦州一带，虽然山多地薄，人口稀少，但自然风光似诗如画，孕育了众多的文人雅士，还诞生了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睦州诗派”，仅唐朝就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频、施肩吾等大诗人。这里的山水和人文，都是他心里仰慕的。

　　赴任之初，他心中郁积着诸多不解和愁怀，心想自己好心相谏，却被奸臣所阻。然而一路行来，尤其是到了富春江严陵胜境，所有被贬的不快和郁结都被这里的明山秀水一一化解了。于是，到桐庐郡后他便以乐观的心态一气呵成写下了《出守桐庐道中十绝》，这里的江山云水，这里的沧浪溪水，这里的鲈鱼白鸟，都让人素心悠然、怡身养病。这十绝，是他在桐庐郡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的真实写照，他庆幸自己与这一方水土有缘。因而，到任不久，便给恩师晏殊写了一封信，信中描写了桐庐郡的自然奇胜，以及他在桐庐郡与幕僚章抿、阮逸和僧人、野客等写诗弹琴、乐而忘形的生活状态。书信的字里行间充溢着饱满的情感，逸兴高远，丝毫不在吴均的《与朱元思书》之下。

　　“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此意谁相和，寥寥鹤在阴。”（《斋中偶书》）研《易经》，操古琴，是范仲淹的两大终身爱好。无论在桐庐郡还是其他地方，这两大爱好始终跟他不离不弃。今晚，月夜下饮酒弹琴的雅兴，正是《与晏殊书》和《斋中偶书》诗的生动还原。

　　收回那野马般跑远的思绪，范仲淹将目光聚焦在古琴上，又弹了一遍《履霜操》，轻灵的泛音仿佛严陵溪的潺潺清流和泠泠春水；上行下行，灵活的走手音恰似严子陵的高风。有人评价范仲淹，以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垂千古，又以《履霜操》一曲尽得千年风雅。

　　在桐庐郡任职期间，范仲淹除了修建严子陵祠堂、做泽惠乡民的好事，在公暇时间赋诗弹琴外，还游览乌龙山，探访方干故里。他以这里的山水为对象，写了气势非凡的《潇洒桐庐郡十绝》。十首诗的每首都以“潇洒桐庐郡”开头，春茶、画楼、隐泉、清潭、莲花……这里的“神仙境”，充分陶冶了范仲淹的性情，桐庐更因范仲淹有了一个响亮的前缀词——“潇洒”。

　　诗言志，琴言心，潇洒桐庐郡，使范仲淹这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诗兴大发，也令他琴意更浓。

　　二

　　夜已深，诸人尽兴而归。

　　清澈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范仲淹的卧室，落在他的枕边。范仲淹躺在床上，思绪万千，今晚的琴酒雅兴，让他兴奋得失眠了，想到从汴京来桐庐郡的日日夜夜，尽管时间不长，但这里的山水和人文足以让他频频咀嚼。哼着《履霜操》的旋律，就着清亮的月色，他轻轻打开青壮年时代爱琴、学琴、赏琴的记忆之门。

　　范仲淹两岁，父亲范墉因病去世。他们孤儿寡母，生活陷入困境。母亲只得带着他再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家，取名朱说，直到他入仕那年，才奉母命还范姓，改回姓名。

　　二十岁那年，范仲淹曾远游陕西，结识了鄂县（今河南睢县西北）名士王镐。

　　“王镐善琴，其清而贤，隐而未出。平日里袭白衣、跨白驴，枕琴籍书，纵饮浩歌，优游云泉，有嵇阮之风。”他欣赏、羡慕王镐袭白衣、跨白驴的魏晋风度，并因王镐结识了河南汝南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浙江临海精于易学的道士屈元应。他们四人各有所长，但都爱好和精于古琴。那段时间，他们朝暮相处，弹琴弦歌，生活虽苦，但因为有琴，精神却无比自由快慰。他一生爱琴，自称“自少不喜郑卫，独爱琴声，尤爱《小流水》曲”，得益于跟他们的交往。

　　二十一岁时的范仲淹，在长山附近的醴泉寺读书。他认为一个人非刻苦不能有成，每天只煮一盘粥，凝结后分成四块，早晚拿两块粥冻，夹着几根切碎的咸菜吃，这样的生活一直过了将近三年。他的《荠赋》诗流露了独特的志趣：“陶家翁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入口中，嚼生宫商角徴。”对范仲淹来说，无论走到哪里，茶饭可以不思，但琴剑必须随身。他在《和杨畋孤琴咏》里表达了对琴的喜爱：“爱此千里器，如见古人面。欲弹换朱丝，明月当秋汉，我愿宫商弦，相应声无间。自然召南风，莫起孤琴叹”。或许，琴是他与天地沟通的最好方式。

　　两年后，他到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读书。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校舍宏伟，藏书数千卷。这里的学习环境令范仲淹如鱼得水，不思昼夜。五年的刻苦攻读，终于列榜。其间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有诗书琴画相伴，却乐在其中：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期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这是他丁母忧期间，应恩师晏殊之请，执掌应天书院时写给晏殊的诗。诗句连用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伯牙巧遇知音钟子期、左思赋诗山苗荫涧松等典故，来表达他贫贱益奋不移安邦之愿、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胸怀，他以颜回那种直面人生、笑对苦难的精神鼓励自己。

　　天圣六年（1028），范仲淹四十岁时，在晏殊的推荐下，荣升为秘阁校理，负责宫廷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实际上是皇帝的文学侍从。期间，他有机会与馆阁文臣、当朝琴艺第一的宫廷乐师崔遵度结识，并师从崔遵度学琴。

　　学琴期间，他曾向崔遵度请教，如何弹出感人至深的曲子。崔遵度说：“清厉而静，和润而远”。崔遵度的这一回答，成为日后决定中国琴风的千古名言，清雅和润、静远淡逸，定下了中国古琴的基本风格。至明末清初，江苏常熟有虞山派出，抉汉唐以来中华琴学之精微，倡导“轻微淡远”之旨，崇雅黜俗，凡琴上取躁急之声、有重浊之情者，不合淡远之旨、无有轻微之意，便不合雅正之道，非古琴之“正音”。就此而言，筝笛琵琶之高亢、嘹亮、急促和华丽，与清虚旷远、淡中有味的古琴音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经过思索，范仲淹终于理解了“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这也正是他的琴道观。

　　北宋琴家朱长文的父亲朱公绰是范仲淹的高足。任过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的朱长文，对范仲淹特别敬慕，他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君子抚琴，在于中正平和，而非取悦他人，范仲淹虽然技艺一流，但弹奏的琴曲并不多，他对琴理的领悟非常深刻。

　　范仲淹一生只弹《履霜操》一曲，此曲足以抚慰他屡屡受伤而不屈的心灵。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曲呢？蔡邕《琴操》记载：“《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伯奇被逐出家，清晨履霜，自伤无罪，乃援琴而鼓之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孤恩别离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谁说顾兮知我冤。’”故事中的伯邦实可恶，伯奇令人同情。伯奇用琴声表达自己的心声。

　　魏晋大琴家嵇康在《养生论》中云：“抚琴若心自适，无弦亦可。”相传陶渊明不会弹琴，却要长年在家中放一把无弦琴，每逢酒酣意适，轻轻抚摸，无声胜有声，不失为灵魂的寄托。我以为，范仲淹弹《履霜操》也同此境，白日辛苦，人事复杂，静夜抚琴，热一炉檀香，于袅袅青烟中体味清虚旷远之境，身体得以暂歇，心灵得以超越。

　　严陵滩边月色皎，范公府内花含娇。因操缦《履霜操》曲而失眠的范仲淹，枕着月光，将青少年时代的成长道路及自己对琴的痴迷情怀梳理了一遍，逝去的一幕幕跟琴曲一样，沉静旷远，总是适时地荡漾在他内心深处。如今已是中年的范仲淹，有缘潇洒在桐庐郡的钓台、千峰、白云、清溪和沧浪里，对生命、国事和琴道又有了更深的感悟。

　　三

　　夜寂静，天光微明，范仲淹仍无睡意，他想起了自己第一次遭贬的经历。那是他在任睦州知州前几年的天圣七年（1029），由于上书刘太后还政于仁宗，结果被贬到陈州（今河南淮阳）做通判，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波折。

　　忆起在陈州任地方官时，他曾在一个仲秋之夜听当地一位高僧真上人弹琴，并作诗《听真上人琴歌》。诗中，他以一个知音者和艺术家的手笔，声情并茂地描绘了真上人丰富多彩、优美传情的琴声：“陇头瑟瑟咽流泉，洞庭萧萧落寒木。此声感物何太灵，十二衔珠下仙鹄。”琴声在他内心掀起强烈的共鸣，不禁泪如雨下，“伏羲归天忽千古，我闻遗音泪如雨”。诗中，他还从一个被贬之臣的博大胸怀和政治家的视角发出了响亮的呼喊：“乃知圣人情虑深，将治四海先治琴。兴亡哀乐不我遁，坐中可见天下心”，富于哲理的感慨和呼喊折射他心忧天下、爱民万物的政治家形象和海纳百川的胸怀，这无疑是他作为一位政治家在音乐思想领域的独见，难怪后人赞他不愧为“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伟人。

　　有人读了《听真上人琴歌》，如此高度评价：“前有白居易‘江州司马青衫湿’，后有范仲淹‘我闻遗音泪如雨’。”

　　回忆自己赏琴、爱琴、弹琴的一幕幕，范仲淹觉得自己更喜欢在琴曲中思古。他在《鸣琴》诗中写道：“思古理鸣琴，声声动金玉。何以报昔人，传此尧舜曲。”尧舜二帝是远古时期的圣人，他们的德行受世人尊敬。《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后人用“鸣琴”称颂地方官简政清刑，无为而治。《鸣琴》诗恰恰反映了范仲淹崇古且追求中和之道的价值取向，事实上这正是他多年为政之道的心声。

　　宦海人生，风云多变，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于琴学理论，将音乐同治世之道、人生志趣联系在一起。他在《与唐处士书》中提出了“琴不以艺观”的思想。文中说：“盖闻圣人之作琴也，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琴之道大乎哉！秦作以后，礼乐失驭，于嗟乎，琴散久矣！后之传者，妙指美声，巧以相尚，丧其大，矜其细，人以艺观焉。”可见，他所推崇的是上古的、也是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他反对后世传者的“妙指美声，巧以相尚”，反对把古琴当作“艺”来对待。他认为崔遵度琴艺最值得称道的是“清静平和，性与琴会”，只有琴与人合，人与音合，音与弦合，才能进入超凡脱俗的境界。

　　范仲淹所反对的这种琴艺，正是艺人琴，尤其是唐代以来的艺人琴。他的这个观念，影响极为深远，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在复述这个命题，坚持古琴不是乐器、琴乐也不是音乐的观点。

　　其实，范仲淹的琴乐理论与他的政治观点是同频共振的。他主张“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他认为“治乐同治世，治乐尤治心”。他作诗“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其心灼灼。因而在他的为政生涯中，他总是不断上书朝廷，希望校正时弊，但是屡言屡贬。然而，无论仕途如何坎坷，他总能胸怀坦荡，自适自安，因为他知道曲高则和寡，他相信自己“此心良可歌”，希望与先辈，唐朝宰相范履冰那样，跟天地自然、古琴、以及象尧舜一样的有德之人引为知己。

　　不出其然，他在睦州待了不到半年，便改任苏州知州。第二年，因在苏州修建水利有功，被召回朝廷任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升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可是后来因《百官图》一事得罪了丞相，出为饶州（今江西鄱阳），那是他第三次遭贬。

　　四

　　生命就是一首悲欢交响曲。

　　这夜，失眠的范仲淹庆幸自己虽沉浮于宦海，但生命中总有一些知音伴随，共同的志趣让他们彼此相知相契，这足以填补生命中的缺憾和失意。他向来把与名士交游、与知己论道、与隐士唱和看做人生的乐事。他曾说过：“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

　　躺在床上，他在心里默数着生命里的一个个琴中知音，除青少年时期交游的王镐、周德宝、屈元应这几位研道的琴友和恩师崔遵度及高僧真上人外，还有处士唐异和隐士林逋等人。

　　范仲淹曾问崔遵度，当朝还有谁与崔公志同道合，谁的琴艺可与他比拟。崔说非唐异处士莫属。范仲淹敬佩唐异的琴艺，更崇仰他“厌入市朝如海燕，可堪云水属江鸥”的高洁。

　　枕着如水的月光，范仲淹继续回忆与唐异的交往。他曾写信给唐处士，期望得到唐异的传授。在《与唐处士书》中，范仲淹除了阐述理想中的圣人之琴、中和之琴等琴理外，还慨叹秦以后琴道散失，而他所在的大宋，“皇宋文明之运，宜建大雅东宫故谕德”，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而唐异也敬重范仲淹，请他为自己的诗集作序。两人以文相通，以琴相友，最终结成了知交。

　　范仲淹交友有自己的准则，那就是“惟德是依，因心而友”。一个个人物从他眼前晃过，唐异是崔遵度推荐给他的知交，他还十分钦慕当朝隐士林逋。

　　林逋比范仲淹大二十一岁，后人称他和靖先生。林和靖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

　　天圣三年（1025）前后，范仲淹曾怀着仰慕的心情给林逋寄赠过诗作。林逋回赠《送范寺丞》，诗中，林逋把范仲淹比喻为汉代的司马相如和位卑敢于进谏的“仙尉”梅福，流露出钦佩和期许。有了诗作往来后，在兴化任职的范仲淹便几次去杭州孤山，即便《与人约访林处士阻雨因寄》，还要再去，当他再访林逋时，正值孤山天气放晴，草木葱笼，上岸后即见到“碧嶂浅深骄晚翠，白云舒卷看春晴”。从冗杂的宦海来到明净的孤山，范仲淹感到内心澄澈敞亮，仿佛“寻仙入翠屏”。那天，他们一起抚琴饮酒论诗赏鹤，纵谈古今，忘了身在何处。

　　其实，范仲淹的知交琴友中，还有后来的僧人音乐家日光大师。仁宗皇祐元年（1049）正月，范仲淹由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移知杭州，这是范仲淹经历了抗敌西夏的胜利，又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罢去参知政事之职，知邓州三年后。这时，离他在邓州作《岳阳楼记》已两年多时间。

　　范仲淹到杭州后，去天竺山寻访了一位已经十多年不下山的故交、僧人音乐家日光大师，还听了他的演奏。日光圆寂后，范仲淹践约为这位和尚作了一篇《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在“塔记”中，范仲淹称赞日光大师沉稳自如的音乐演奏：“神端气平，安坐如石，指不纎失，徽不少差，迟速重轻，一一而当”，这是一流演奏家所特有的风度。范仲淹的这篇“塔记”，实为借日光大师“清而弗哀，和而弗淫”的音乐进一步阐明自己“琴不以艺观”的音乐理论。

　　由此，想到我平时练琴，徽位总是拿捏不到位，尤其是十八、七九、七六、六二、五六等弦位，常有偏差，自然很难奏出山泉泠泠般的琴音，为此老师曾教我用西画的平面透视法来准确定位。可以想象，范仲淹平日操琴，肯定受过日光大师的影响，他弹《履霜操》曲，厚重而不粗糙，轻灵而不虚飘，快速而不急促，迟缓而不松弛。同时，范仲淹这篇塔记本身，也是一首旋律优美、韵味醇厚的“天竺琴歌”。

　　对范仲淹来说，没有琴，人生与生活都是不完整的。富春山白云悠悠，富春江碧水长东，范文正公琴心可鉴，范履霜，琴心中饱含着的忧乐正时时洋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