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辉

　　我的写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字是《水杉林畅想曲》,1984年。那时我已开始写小说，读得多，但写得少。我没有读过中文系，只靠自己摸索。因为流行的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读了工科，河海大学（那时还叫华东水利学院）的农田水利工程专业。但文学梦从未离开。我差不多读遍了一个工科大学所有的文学书籍，记得借书证用烂了换过好多本，图书馆的老师都熟悉我了，很善意地把新到的好书给我留着。幸运的是，我遇上了好时代，大量涌入的西方文学名著扑面而来。它们与我小时候读过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以及文革期间读过的《金光大道》《三探红鱼洞》《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林海雪原》等等，形成了对照和接续。更幸运的是，我毕业后留在了南京，这个人文荟萃的古城，氤氲着浓厚的文学氛围，对我形成了很好的刺激。

　　看着上面的文字，突然注意到“三”。“三”是重要的，三探红鱼洞，三打祝家庄，三借芭蕉扇，刘姥姥三进荣国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能容纳起承转合，装得下波澜壮阔。小说里可以没有明确的“三”，但隐藏的“三”恐怕总是有的。

　　这是闲话。

　　《水杉林畅想曲》是一篇散文。它获得了江苏省大学生作文竞赛优秀奖。就是说，它其实只是个作文，但意外的获奖，对一个大学在读学生也是个巨大的鼓励。学校举办了一个“获奖表扬会”，我上台朗读了我的文章，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值得一说的是，奖品是一支英雄牌钢笔，时价二十五元，那时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十一元，无疑这是个奢侈品。我转赠给我的女友，后来她搞丢了，却不承认是她丢掉的，因为我们后来结婚了，丢笔的事就成了清官难断家务事了。

　　主持“表扬会”的是学校的党委副书记范钟秀教授，此后他一直对我很好。我现在的住房就是他曾住过的房子。

　　这篇不算文学的文章发表后，我写小说更起劲了。那时我已留校，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想两件事，写什么，怎么写。博尔赫斯和卡夫卡，无疑对我的小说观产生了巨大冲击——原来还可以这么写，原来小说还有这么多花样。但我写得依然不多，对取材很挑剔，语言也还在自我训练当中。当时自然是手写，四百或五百字的稿纸，因为天生字丑，还请女生帮我抄稿；因为编辑部不接受复写稿件，我就用“印蓝纸”，只把第一面寄出去，复写的留存。至1990年，短篇小说《在劫难逃》发表时，我已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其中一篇短篇小说《夕阳无限》发表于《雨花》1989年第七期，我现在正任职于这个编辑部，这是个奇妙的缘分。虽然在编辑自己文集时，《夕阳无限》成了我最容易找到的文本，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处女作还是《在劫难逃》，它发表于1990年第11期的《青年文学》。那时的《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和南京的《青春》，是文学界的巨头，发行几十万份。是青年作者的梦。

　　《在劫难逃》是一个荒诞的小说，我还很文艺很先锋地弄了个“题记”：狂犬病，又名恐水病，是狂犬病毒通过狗等家畜传染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狂犬病发作时人全身抽搐、恐水畏光，最后全身脱水而死。狂犬病毒可在人体内潜伏很长时间，几天乃至数年——狂犬病的定义或故事的预言。

　　当时先锋文学已有破茧而出之势，我也不免被裹挟。故事发生在一个叫“钱塘”的地方，一个愤世嫉俗的叫唐汉的年轻人，是个古典文学研究生，去拜访导师时被他家的狗咬了，后来他从报纸上得知这个城市有流浪狗得了狂犬病，他开始以每天新出的报纸为导引，追踪这只狗。经过艰苦的寻找和尾随，他一次次失败，路上他遇见过无数的被金钱驱动得疯了似的人，见到了太多的光怪陆离，待发现那只发疯的狗时，狗已咬伤了很多的人，成了钱塘这地方的公众大患。最后他杀死了疯狗，自己却也狂犬病发作，与狗躺在了一起——一人一狗，成了街头众人围观的景象，也上了报纸。

　　现在想来有些汗颜。小说是稚嫩的，构思、细节、语言都稚嫩，但自己的孩子自己认，我当时就是这么个写作状态。小说寄出后，我很期待，等啊等啊，那时没有人告诉我，编辑部稿件堆积如山，每天要用麻袋装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小说寄出后，你不该等，应该继续写，写新的——我现在身为编辑，就常常这样告诉年轻作者。幸运的是，这篇小说落到了一个叫程黧眉的编辑手里，后来才知道，她的后面，还有李师东和黄宾堂。他们应该是认可的。小说发表了，我喜出望外，连远在老家的父母亲也很高兴。父亲心里肯定喜滋滋的，他居然写了一张明信片，上写：祝贺吾儿《在劫难逃》发表！他用了明信片，要知道，明信片到我手上，经过的每一个关口都会有人看见，这是在为他儿子宣传哩。

　　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作为一个60年代初的大学生，他也许有过一个文学梦，最终只能在中学语文教学岗位上退休，儿子是他的梦的延续。小时候，我家里颇有些藏书，许多古典名著就是他上学时的旧物，几经劫难方保存下来。文革结束时，我才十三四岁，国家又开始出版文学名著，记得《羊脂球》就是他从新华书店抢购到的，小32开本。我看得惊心动魄。我知道了妓女也是人，是可怜人，还可能是更高尚勇敢的人。与三言二拍里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相对照，更有意味。多年以后，发表于《作家》2012年第八期的《阿青与小白》，就写了一个洗头房女子。

　　说起我的文学启蒙，不得不说到一片星空，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夜晚，我们一家在外面纳凉，父亲给我和弟弟摇着芭蕉扇，每天讲一段《三国》或者《水浒》。这是连本剧，精彩迷人，听得我和弟弟欲罢不能，睡意远遁，结束时不是说书先生的“且听下回分解”，总是母亲喊我们，该睡啦，明天还要上学！另一个场景也是在星空下，还是纳凉，却是在石桥上，桥下波光闪烁，桥上轻声细语，说的是一些鬼故事，其中一个与情景相配，是一个杀人故事，说一个男人老婆被杀于床，县官审案，男人陈述他夜里发现有人入户，杀了他老婆，月光下跳水跑了。县官一声断喝：大胆歹人，撒谎！原来是县官推算出当晚没有月亮，绝不可能发现有人跳水。我们听得汗毛直竖，几年后我从家里的柜子里找到两册《聊斋志异》残本，才发现这故事不是那个“故事大王”编的，原来书里有。此时，我还没有发现《聊斋志异》令人惊叹的文学光华，要等到后来，我从杨公井的古旧书店找到《聊斋志异》的全本，才慢慢发现蒲松龄的伟大。他是不世出的奇才，天才的短篇大师，傲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

　　《在劫难逃》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和程黧眉也成了朋友。《青年文学》大概在1997年，用我的照片做了封面。记得照片寄过去后，她打电话说，怎么拍得这么老气啊！我只能呵呵。照片是我河海大学一个同事拍的，在江南周庄，一次集体活动，似乎大家一起吃了“万山蹄”，就是冰糖很多的红烧猪蹄髈，满脸油光，可不就油腻男了么。

　　《在劫难逃》写了一只疯狗，似乎对狗不友好，有偏见。可因为一种特殊的机缘，我现在养了一只泰迪。它已经十三岁，是个老头了，早已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我给它取名“克拉”，它来我家已经十个月了，据说原来的主人要外出务工，只能卖掉。它来家好几天，没听见它叫一声，我以为是个哑巴，或者声带被原主弄掉了，直到它夜里突然一声大叫，我这才放了心。克拉这名字的意思，我老婆的一个学生一语道破了，那次我们要出差，家里没人，寄养到宠物店曾把虱子过回来，只能寄到亲友家。那学生把狗送回来时，先告状说它一去就在我家沙发边撒了一泡尿，接着说：克拉呀，你几克拉呀，你很贵啊——他知道了克拉是重量单位，名媛就喜欢炫耀克拉钻的。这只叫克拉的狗，已两次成为我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记得的，至少有《郎情妾意》和《岁枯荣》。这两篇小说我敝帚自珍，自己喜欢。克拉是这两篇小说的“眼”。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去超市，在大门外的广场上，看到了一只狗，金毛，我逗了一会儿就拎着东西准备离开了，却突然听到有人喊：克拉！克拉！你回来！我有点懵，我那天没带狗，这不是喊我的狗，更不会是喊我。回头一看，那大金毛跟着我过来了，主人在唤它。我明白，我身上大概带着狗的气息，金毛有感应，它跟我不奇怪，问题是，这金毛它也叫克拉吗？我停下脚步，问狗主人，主人说，是啊，它就叫克拉。他解释说，我看到有个小说里，人家的狗叫克拉，我觉得特别好玩，就叫它克拉了。

　　我笑了。一副事不关己的笑。基本可以确定，那小说是我写的。但我没有再多说什么，即便我遇到了一个在这个时代还读小说的人，我也没有攀谈。只在心里笑：你这个狗至少八十斤，这克拉数未免太大了。

　　与狗的相处，使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的狗真的老了，棕色的毛，在下巴处变淡了，像长了白胡子。此时，它就躺在我脚下，我写作时它通常就是这个样子，有时还躺到我的脚上，我动都不敢动。我回头看它一眼，它抬头，并不知道我正说到它。

　　2022.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