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赫纳兰氏族与爱新觉罗氏族之间的往日怨结，委实有过。性德先祖本是土默特氏蒙古人，除灭纳兰部占据该地方，便以纳兰为姓，成为海西女真四大部之一叶赫部的首领，并且自身家族亦归于满化。在当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高祖金台什率叶赫部抗争失败，自焚而死。这一历史上的惨痛事件，在清朝最高统治者爱新觉罗家族与满洲贵族叶赫纳兰家族间，存有某种心理芥蒂，也是可以想象的。而性德之父明珠，又一跃成了康熙皇帝信任的近臣与皇亲，权动朝野，因而树敌较多。以性德之绝顶聪颖，对这一切当然不会毫无心理防范，以至于有时候还要萌生些不如出世的念头来。
然而，假若不着边际地片面夸大其中之世仇因素而看不到事情的另一面，则叫人遗憾。当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兴兵统一女真各部并征讨蒙古、朝鲜和中原，无一仗不是刀光血影惨烈得很，相互的血债当然会有许许多多，可是战事一旦平息，战胜方总是要着力做好招抚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借以完成扩充己方实力的最大化。此等事例从后金政权建立到清入关的史册记载里，不胜枚举。[1]这也恰恰是“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的努尔哈赤及其子弟们一步步走向成功最基本的经验之一。他们不断地以小敌大，以少胜多，成了一种规律。在此规律的背后，正是追求这一规律的人所具有的开阔胸襟、高度智谋和非同一般的政策考量。爱新觉罗与叶赫纳兰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会例外。夸大爱新觉罗与叶赫纳兰两氏族仇隙的人们，似乎有意淡忘了一个事实，皇太极的生母，就是被努尔哈赤剿灭的叶赫部首领金台什的胞妹，皇太极、福临和玄烨的身体里都流淌着叶赫纳兰的血液。算起来，纳兰性德是康熙皇帝的一位表弟。到了康熙朝，皇帝既然能够充分信任明珠，难道还需要和其子性德相互警惕么？应当说，到玄烨和性德这一辈，彼此的芥蒂已不复存在。[2]
至于容若因明珠有着一些不良行径而心存不安的说法同样似是而非。他们父子二人的性格差别很大，但说性德为父亲忧心或者对父亲不满，还缺少证据。而相反的记载却多一些，如：“容若性至孝，太傅尝偶恙，日侍左右，衣不解带，颜色黝黑，及愈乃复出。太傅及夫人加餐，辄色喜，以告所亲。”[3]至性德亡故，他的汉族友人们怀念他的时候，依旧是太傅（指明珠）长太傅短的，说明当时的人们也并未看不上明珠。明珠的劣迹日后败露，又过了两三百年，人们才把此事与性德词作中的心绪不宁联系到一处，当然不具有说服力。
还有说容若因救助吴兆骞等人而有所顾忌，则更小看了这位出身望族的年轻武士之胆魄，也不值一提。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大词人纳兰性德究竟因何“惴惴有临履之忧”呢？
满族传统文化不是前后一成不变的。入关之前的满族文化大致上是该民族的原初文化，具有白山黑水浓烈的乡土色彩，精神实质是萨满教式的思维定势。表现在人的精神气质上，有天然、浑朴、刚劲、奔放、粗粝等特点。满族威武张扬，以少制多，促成清王朝的创建，颇多得益于此种文化的巨大冲击力。不过，有利于建功立业、开疆拓土的精神文化，却远远满足不了得到中华大帝国之后的守成需求。善于学习和创造的满民族认识到了这一点，及时地完成了本民族文化的“二次创业”，在满汉互动的基础上，满族文化具备了诸多新质素的“次生态”。这种“次生态”的民族文化，首先反映在思想统治领域，取儒家文化为己用，抹平人为制造的“华夷之别”产生的种族裂痕，叙说有助于清政权巩固的理论依据。
文学是满族文化“重塑金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文学家的纳兰性德，全身心投入了满民族的文化“转轨”工程。最早谙熟汉文诗歌创作形式，在中原诗坛上产生影响的满人是鄂貌图和高塞，他俩比纳兰性德分别年长四十一岁和十八岁，刚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走出来，创作中多有临摹汉族作品的痕迹。较此二人，纳兰性德则大有长进，他已经代表满族人，一举登临清代文坛的最高梯级，不但未落他人窠臼，还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张力。传统中原文化人都晓得，词亦称作长短句，须倚声制作，是极吃功夫的，非常人所能轻易驾驭。何况容若的修养又不止于填词一途，诗歌、文论、经学、书法也都相当在行。难怪人们总会把这个天命不永的年轻人，誉为文学天才与文化圣手。
性德的“惴惴有临履之忧”正缘于此。一骑绝尘的他，单兵突进般地深入到了汉民族的传统文化腹地，以本民族同胞们此时都还不大弄得利索的词作，[4]享誉于中原名士硕儒悠悠众口，心里难道很愉悦很踏实甚至志得意满吗？当时，绝大多数满洲人连汉话还不大会说呢。
“脚踩在两片文化上”，是人们讨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化处境时的一句断语，借来说明当年的纳兰性德也很确当。研究界发现，当年纳兰在从事文学及文化活动的时候，切近的师友与唱和对象当中竟然没有一个满人，他是会四顾欣然呢还是会四顾茫然？我们虽不得知却不妨猜想。
清初，满汉两个民族间的文化与感情交流有限，彼此相当陌生。要主动滑脱习以为常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义无反顾地从一片文化横跨到另一片，跟一个虔诚的宗教徒陡然间背离了信奉多年的宗教而改宗他教，一样的不安逸，一样的惶惑。
纳兰性德并非本民族文化的主动叛逃者，他的身上具有当时满族人的全部表征。“数岁即善骑射，自在环卫，益便习，无发不中”。[5]也精通满语满文，曾奉旨翻译御制《松赋》，[6]是一位世所瞩目的双语作家。如同清代开国时期的其他满人一样，他也渴望创建功勋彪炳青史。至于“性德事亲孝，侍疾衣不解带”，也是满族先民自萨满文化盛行即形成的长幼有序、尊重前辈的传统在他身上的真切体现。
性德活在世间的岁月，满汉两族间旧有的文化隔膜还未真正化解，青年词人愈是领民族文化交流风气之先，愈是难以排解在文化处境上的两难选择。康熙二十二年，性德伴驾东巡至吉林乌拉，那里正是海西旧部所辖之地，目睹先人故地，感慨系之，他填写了一首【浣溪沙】（《小兀喇》）[7]：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作者未“话分明”的“兴废”，在笔者看来，并不像此前诸多论者所言，完全是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间的宿怨。上半阕前三句，大写意似的描摹着词人眼前的故土与当年毫无变化的渔猎场景。这场景不但是经济场景，在性德的心目里，更是一种文化场景——民族先民原初尊奉萨满教时代的文化场景。此情此景，词人既感到亲切更感到激动，心绪如海东青在飞扬！第四句，作者追忆的是与此种旧时生活场景相吻合的部落间连绵不断的战争遗迹，却不一定是专指金台什与努尔哈赤之战的遗迹[8]。几乎不容有片刻的思绪滞留，猛然间，回荡耳际的却是梵钟的鸣响。它提醒作者，就连自己民族故乡的文化，此刻也在悄悄变迁……从词作上下阙场景的对比，可以体会到词人对民族文化兴废的感触有多么强烈。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了性德的“惴惴有临履之忧”，与他敏感的文化心态不无关系，便会继续联想到一些事情。
他的词集，起初命名《侧帽集》[9]，分明带有一介年轻武士耀显张扬北方骑射民族精神气度的自得心理。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和感受的叠加，他把词集改名为《饮水集》，取佛教禅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0]的含义。如果我们把性德看作是一个社会人的话，解说者当然只可关注他前世今生的恩恩怨怨，仅凭这些来想象他的“冷暖自知”。但莫要忘了，纳兰性德恰恰是个不同民族文化折冲地带上过于敏感的人，就像一尾由冷水流游入暖水流里的鱼，“冷暖自知”当中的一个“自”字，实在不知融进其几多难为他人道的感慨……
性德主观上并不想如汉族宿儒那样塑造自我，即便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美仑美奂在引诱着他也不行。“脚踩着两片文化”的他，经常要左顾右盼。有时他会把二者结合得比较熨贴，例如“其扈跸时，雕弓书卷，错杂左右。日则狩猎，夜必读书，书声与他人鼾声相和。”[11]有时他会凸现对于民族文化故态的留恋，例如“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有时他又会有被不同文化撕扯的无奈，例如“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12]他会描摹自己对文化百态前因后果的诧异，例如“雨打风吹都似此，将军一去谁怜。画图曾见绿荫圆。旧时遗镞地，今日种瓜田。”[13]他会以梦境及心境的急转来表达脚踩两种文化的心理激荡，例如“朔风吹散三更雪，倩魂犹恋桃花月。梦好莫催醒，由他好处行。无端听画角，枕畔红冰薄。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14]与其词作的美感蕴藉有所不同，性德的诗作大多坦坦荡荡、直抒胸怀。《拟古四十首》是他的诗歌代表作，内心世界的种种想法，都在其中和盘托出。“煌煌古京洛，昭代盛文治”，是对时代政治清明的颂扬。“平生紫霞志，翻然向凌烟”，是对个人有志于功名的憧憬和坦言。“悠悠复悠悠，人生胡不乐”，是对人生苦多的无奈慨叹。“但受伏枥恩，何以异驽骀”，是对怀才不遇的牢骚。“何如但饮酒，邈然怀古人”，又是对归隐田园的策划……匆匆走过一生的性德，真不知面临着多少困惑与折磨！
性德贡献颇大的满族文学事业，自他投入其中，便在跟汉族文学近距离的交流中，不断地探索和寻觅着有异于汉族文学的别途。
性德文武兼备，显然也得到了当时康熙皇帝的垂青。玄烨对他的赏识，不单在于他的满汉兼通文武全能，也在于他可以联络团结一批汉族上层知识分子，这是一件有利于清政权的事情。他的夭亡，引起了康熙的悲恸，也是很自然的。
然而，容若的“惴惴有临履之忧”，毕竟不是无来由的。往大处说，古往今来的任何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放弃本民族赖以存在的文化传统。清初满族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带领本民族向不知水有多深的汉族文化奋力跋涉，既是一项绝招，更是一步险棋，怕就怕结局有如“邯郸学步”，没学会人家的长处，自己反而连怎么走路都不会了，这是清代所有最高统治者们每每思想起来都要不寒而栗的地方。他们在全族中大力倡导学用汉族文化时，总是要满怀忧思地提醒他们万不可丢弃本民族“国语骑射”的传统。不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后来，满族的满语舍弃了，骑马射箭的硬功也渐渐生疏了，这都是历史弄人。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满族依凭着自身天赋，抓住种种机遇，到底还是成就了自我文化另具含量的新形态，也不枉他们的老祖宗们白白担忧了一场！
脚踩两种文化，也就不能不“惴惴有临履之忧”。这不光是纳兰性德当时的心绪，也是清朝统治者乃至满民族彼时共有的焦虑。
三个多世纪以前的纳兰性德，不言而喻，会有他个人的民族文化心态。当然，他的民族文化心态，只能在有意无意间依稀可辨。今天的我们，只能依靠这些蛛丝马迹，来辨认出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一些东西。
注：
[1]只讲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就有与建州各部的战争，与海西四部的战争，与东海女真的战争。同时，在此过程中，爱新觉罗家族内部围绕着权力之争的杀戮也不少，而事后几乎从未见到复仇的现象。
[2]关注叶赫纳兰与爱新觉罗有“世仇”的人们，也许多少是受了辛亥之后某种说法的影响。确曾有人津津乐道于“清朝亡于慈禧太后，是因为叶赫那拉要为三百年前的祖先复仇的宿命。”
[3]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7-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与纳兰性德同时的满人，能够染指词创作的，只有岳端和曹寅，且二人之词作在创作中都不太多，远不能当得起杰出词人的名声。余下同期的满人作家，都还难有起码的写词造诣。
[5]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纳兰性德：〔浣溪沙〕（《小兀喇》），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6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当初努尔哈赤与金台什激战的战场，在叶赫部所在地之中心区域，即今日吉林省梨树县的叶赫镇，距离松花江的小兀喇，尚有数百里之遥。
[9]“侧帽”用典，来自《周书·独孤信传》：“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
[10]见佛教禅宗经典《五灯会元》中道明禅师答卢行者语。
[11]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21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2]纳兰性德：〔金缕曲〕（《赠梁汾》），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往的解释，多认为这是容若对个人贵族子弟的身份表示不如意，其实这里的“狂生”恰恰说的是自己并非熟透了的汉人，命运错误的安排让他“偶然”进入了中原文化的腹地——京城。
[13]纳兰性德：〔临江仙〕（《卢龙大树》），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纳兰性德：〔菩萨蛮〕，纳兰性德撰、冯统编校《饮水词》，第9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词人这里写到的“桃花月”，或许不是单指个人感情生活，有可能泛指一种阴柔的文化意境，与“塞马一声嘶，残星拂大旗”式的阳刚文化精神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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