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说的,被陈忠实先生引用于他的巨著《白鹿原》扉页上。我敢这样说,如果不是《白鹿原》,知道巴尔扎克这句话的读者并不多,至少于我而言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的,当然,还不至于是在读了《白鹿原》之后。我的感慨是,有人敢把巴尔扎克的这句话堂而皇之地引用到自己作品的扉页上,是要有巨大勇气的。这种勇气,来自于自信,这种自信,源于自己的作品。陈忠实先生这样做了,因为《白鹿原》当之无愧。
中国的作家,都应该向陈忠实先生致敬,向《白鹿原》致敬。
相对地讲,中国的读者对巴尔扎克其实是不陌生的,后来我终于发现一种现象,就七八十年代后崛起的中国作家群体而言,无论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东部的还是西部的,都有极其相似的读书经历,包括阅读相同的外国文学作品。作为业余作者,我对巴扎尔克的作品,也接触得较早,时间大概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那个年代,我们能读到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常稀少。高尔基的长篇小说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们是必须读的,加上与之配套的连环画,起到了督促和强化的作用。他的散文诗《海燕》,作为课文被我们背得滚瓜烂熟。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这帮半大小子的时间多得像百万富翁,怎么消费都用不完,又不敢早恋,于是,在黄昏时分饿着肚子找外校学生打群架成为某种时尚和嗜好,可以分解和挥发体内过多的荷尔蒙。苦恼和迷惘是谈不上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过寂寞和孤独的滋味。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很偶然地认识了一个人,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被从遥远的南方老家下放到大西北的偏僻小镇。我们所处的这座小镇依托盐湖而建而兴,虽然四面环沙,却通火车。火车将湖盐运送出去,去往祖国的四面八方。他是小镇盐场中学的历史老师,偶尔穿插着讲一讲语文,普通话里有明显的南方口音。他已经四十岁出头了,还没有家室,独身一人,平时喜欢打乒乓球,有时候也打一打篮球。他那里有几本藏书,藏在宿舍床底下一只破旧的衣物箱里,给人以特别神秘的感觉。后来我才真正意识到,能够认识这位老师,虽然有些匪夷所思,却实实在在地是一种幸运,求之不得的。就是在这位老师的引领下,我开始真正接触和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尽管不是很多,读得也是磕磕绊绊、懵懵懂懂。至今仍然铭记的有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杰克·伦敦的《海狼》、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一定要说我在那时候读懂了的外国文学作品,或者说能够一口气读下去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莫属。《高老头》是我在不经意间阅读到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多年后,我也才知道《高老头》被毛姆认定为人类最伟大的十部小说之一。
《高老头》无疑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翻译成汉语版本,大概不到二十万字。作为伟大的小说,我对它的认识一开始却是很肤浅的,停留在好读的层面上,觉得故事从头到尾自然流畅、趣味盎然,很轻松地就读完了。但是,将一部好读的书真正读好了,读出经典的内蕴和意味,绝非易事。后来,这位历史老师终于落实政策,获得平反的他义无反顾地回了南方老家。“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他离去的时候,突然人间蒸发般,跟我连个招呼都没打,包括《高老头》在内的那几部外国文学作品也就随了他去,陪葬似的。当然,我这样说,诅咒似的,很不厚道。我真正的意思是,如果这位老师把这些书留给我,我是极有可能再读一遍的。好书不厌千遍读。再读一遍的结果,肯定与只读一遍大不一样,会有新的思考和收获。有一段时间,我心里空落落的,六神无主,茶饭不香。我和这位有恩于自己的老师,从此再没有任何联系。恍惚之间,感觉这位老师的出现和离去,都是一个不解之谜,他的真实性甚至令我产生怀疑。之后的我,复习、高考、上大学、参加工作、成家立业等,更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无知,将巴尔扎克束之高阁,几乎不再阅读他的作品了。这是其一;其二,上大学和参加工作期间,我们能够接触和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逐渐多了起来,譬如海明威、福克纳、加缪、萨特、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让我们目不暇接。在某个时段,在文学或大或小的圈子里,如果不谈一谈这些外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是一件令人汗颜的事情,会被别人嘲讽和耻笑。尽管许多人并没有读懂他们,也只是浅薄的卖弄而已。形成的错觉是,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已经过时了。中国的作家开口现代派,闭嘴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各种各样的文学沙龙层出不穷,也参差不齐。也有人特别推崇当代美国小说的勃勃生机和创新意识、法国新小说的艺术探索和反传统性。当然,喜欢和推崇哪位作家和哪部作品,以及什么样的文学流派,是作家和读者自己的选择,无可厚非。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强调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文学当然也不应该成为圈子里少数人的谈资。文学像宗教一样是神圣的,是不能亵渎的,具有不可侵犯性。
那么,巴尔扎克被遗忘了吗?
不会。巴尔扎克绝对不会被遗忘。不仅不会被遗忘,而且历久弥新。其实,说巴尔扎克被遗忘,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来自许多读者对他作品产生的错觉,这的确很有意思。譬如我们最熟知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吝啬鬼》,巴尔扎克在这些小说中总是喋喋不休,甚至不厌其烦地谴责金钱。因此,首先给读者的强烈感觉是他对金钱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他的这些小说,似乎就是为了更加固化金钱是万恶之源这个庸常的命题。譬如,欧也妮·葛朗台临死前是这样的:“神甫把镀金的十字架送到他唇边,给他亲吻基督的圣像,他却做了一个骇人的姿势想把十字架抓在手里,这最后一下努力送了他的命。”就因为十字架是镀金的,他才想不顾一切地据为己有,甚至搭上自己的性命。是的,巴尔扎克用他非凡的神来之笔,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守财奴形象,令人过目不忘,啼笑皆非。如果仅仅是这样,我们还有必要一读再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吗?还有人迷恋巴尔扎克,岂不是弱智?不是这样的。多年后,我再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吝啬鬼》,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些看似简单好读的小说,蕴藏着丰富全新的思想,只是我彼时咂摸不透罢了。浅薄的是我辈这样的读者,而不是巴尔扎克这样伟大的作家。
经典是什么?卡尔维诺在他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说过:“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每一次重读经典,都是一次发现的航行。”就大众阅读的接受形式,以及作品能够产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所谓经典,必须具备普遍性、人类性和永恒性,是亲切朴素的,是平易近人的,而不是特殊而极端的文本。巴尔扎克的小说,首先是无私的大爱,其次才是深刻的审视和批判。他批判名誉地位、谴责金钱,为的是探讨爱的本义和爱的最终极限,完全不像那些注水的小说,我们读到的根本不是真正的爱,是人的本能的欲望和庸俗市侩们偷鸡摸狗般的白日梦,爱的崇高和神圣遭到玷污和亵渎。我们就以《高老头》为例。《高老头》的主人公叫高里奥,原本出身寒微,年轻时候主要从事贩卖挂面的生意,后来做了供应军队粮食的承包商而积蓄了大笔财富。他有两个女儿。正是因为非常疼爱这两个女儿,高老头把她们打扮得珠光宝气、花枝招展,让她们出入上流社会,还亲自牵线搭桥,为方便女儿幽会而提供居所,并且以价值百万的陪嫁将她们嫁给了贵族子弟,成为伯爵夫人。两个女儿挥金如土,像吸血鬼似的不断榨取父亲的财富。当父亲终于变得一贫如洗时,她们就再也不让父亲登门了,使得父亲在贫困交加中,悲惨地死在伏盖公寓一间破旧的小阁楼里,她们连父亲的葬礼都不愿意参加。两个女儿对父亲高老头的抛弃和背离,揭示的是人类在这个领域的某种事实真相,金钱可以使爱扭曲,荣誉也可以使爱变形。但是,小说中有比金钱、冷漠,乃至审视和批判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真正的无私的爱。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的是,在巴尔扎克笔下,通过《高老头》这样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恰恰是爱的真谛。确如叶兆言所说:“在巴尔扎克的笔底下,爱是无理智的、无条件的。爱是一道射向无边无际世界的光束,它孤零零地奔向远方,没有反射,没有回报,没有任何结果。爱永远是一种幼稚可笑的奉献。”坦率地承认,我后来对巴尔扎克小说的深入阅读和理解,得益于许多作家的引领,可谓茅塞顿开。《高老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高老头就像杀人犯养的狗,见主人的手染红了就去舔。他不争辩,不判断,他只是爱。正像他自己说的,为了能够接近自己的女儿,他会去给拉斯蒂涅擦皮鞋;他女儿缺钱时,他愿意去抢银行;对于没有让他女儿得到幸福的这两个女婿,他怎么能不生气而义愤填膺呢?他喜欢拉斯蒂涅,因为他女儿爱拉斯蒂涅……”无论如何,这就是真正的爱,它的本义永远不会改变。当然,《高老头》是一部非常丰富的多面向的小说,可用多种方式和思路去解读它认知它,然后看到各种很不一样的东西。有人说《高老头》就是有关财富的故事,金钱是小说中的核心之物、关键之物,这样的认知因为过于注重表象,而未免失之偏颇。因为《高老头》这部作品里,还有比财富和金钱更重要的东西:思想性和情感。
那么,就文学作品而言,思想性和情感,哪个更重要?文学作品必须重视思想性,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情感更重要,情感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在巴尔扎克高度写实的描写中,读到的不仅是对最古老话题的全新解释,是最具现代小说意义的特征,同时领悟到的是人类永恒的情感。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伟大的作品脱俗而出。巴尔扎克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他像“一架疯狂的写作机器”,建构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君主。正如勃兰兑斯所赞美的那样:“他拥有自己的国度,像一个真正的国家一样。”在他的这个国家里,有所谓卑贱的农民、商贩、妓女,有所谓高贵的法官、将军、大臣。而且无论是欧也妮、高老头,还是于洛男爵夫人;无论是伏脱冷、拉斯蒂涅,还是吕西安,这众多的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被巴尔扎克描写得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叹为观止。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当然是最重要的,占据整个作品的最重要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中的故事也许会逐渐变得模糊,人物却鲜活地留在我们阅读过程的记忆里,沉淀成了典型——当然,我指的是像《高老头》这样的经典作品。也就是说,一部小说的成功与否,要看能不能塑造出让读者永远不会忘记,甚至是历久弥新的典型人物。对于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也就充分显示了作为小说家的艺术功力。巴尔扎克不是仅靠大量的作品维持自己声誉的作家,关键在于他的每部小说都有了不起的典型人物。当然,巴尔扎克的小说艺术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叶兆言说自从出现了巴尔扎克,之后的作家要想成为大作家,就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甚至更难。尽管巴尔扎克式的野心,不断刺激着那些在文学领域试图有所作为的人。诚哉斯言。这是中国作家必须警惕和自省的。
写吧,写吧,靠作品说话,让文本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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