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歆

　　很多年前在河北省野三坡，有三个写诗的男子，沿着一条细长浅显的河流游走，从他们相互之间的称呼中，得知他们是老戴、老关、老傅。老戴和老关一路走来话语滔滔，中外作家经典作品脱口而出；老傅则是沉默不语，时常望着远方发呆，目光特别忧郁。

　　这天傍晚，三个人宿在临河的一个小村庄上，用五元钱购买了一堆木材。卖木材的是个怪异的老汉，身长腿短，身体特别结实，感觉三个诗人一拥而上也扳不倒他；老汉手掌出奇地大，三个诗人把手掌摞在一起，也没他手掌厚实。老汉把五元钱举过头顶，对着夕阳看了看、抖了抖，仔细折叠好，掖进裤子口袋里，又用大手掌使劲按了按口袋。

　　三个诗人各自抱着几块木材，走向逐渐矮下去的河滩。

　　老戴转过身，再问老汉，这条河……什么河？

　　拒马河。老汉声音含糊不清，像在喉咙里打转儿。接着往前紧走两步，朝老戴怀抱里又放进一块木材。老关停下脚步，用目光示意老汉也往他怀里放一块。老汉张着双手来回摇摆，像是热烈鼓掌的样子，老关瞪了他一眼，转过身去，大步前行。

　　三个诗人怀抱的木材是白杨木，有成人小臂长短，劈得整整齐齐，能让人想象出来板斧的锋利。诗人们来到河边，蹲下身子，把各自怀里的木材放在一起，搭成众星捧月的形状。

　　拒马河是河北省内长年不断的河流，每个段落名称不同，而且各有特色。有的河滩布满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河床与河滩没有区别；有的河滩则由细沙和湿泥组成，特别平坦，且软中带硬。

　　三个诗人住宿的小村庄，出了村口便是拒马河。平坦的河滩暴晒了一天，三个人躺下去，时间不长，额头便微微发热。河水流速很快，浅浅的河床，“哗哗”的水声好像浮在水面上，像许多小孩子在轻声唱歌。卖木材的老汉没走，站在河边，似乎看三个笨家伙如何在风中点燃坚硬的木材。

　　三个诗人刚刚喝了酒，老戴、老关喝得多，话语与身形有些飘浮，嘴巴更加喋喋不休。老傅喝得少，用余光看着自己的同伴。老戴原本挺直的身子，变成侧身状，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拍打大腿，驱赶嗡嗡作响的蚊子。身旁的老关被老戴的动作影响，也挥着手，驱赶围拢上来的蚊子。快要立秋了，蚊子最后的张狂。

　　老戴问老关，你知道杰克吗？

　　当然知道。老关原本躺着，这会儿坐起来。

　　你心里想的杰克，肯定是杰克·伦敦。老戴把眼镜向上推了推，坏笑道，你是不是想说杰克·伦敦？

　　老关不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诚实地点点头。长发垂下来，遮挡住一只眼睛和少半边脸。

　　老戴摇摇头，我说的这个杰克，不是你想的那个杰克。我说的这个杰克，叫杰克·凯鲁亚克。

　　老傅猜测老关不知道凯鲁亚克，因为老关动作僵硬，身体姿态没有变化。老傅知道凯鲁亚克，但他没有接话，他是个不爱讲话的人。

　　老关笑着说，卖我们木材的老汉，我有必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知道木材是白杨木就可以了。

　　老戴活动着脖颈，不再言语。

　　天空已经彻彻底底、踏踏实实地黑下来。月亮不知道什么时候升起来，河水冲击着河床上的鹅卵石，水珠儿争先恐后蹦跳起来，在月光照射下变成数不清的亮点。

　　老戴、老关的酒劲似乎舒缓了一些，没喝酒的老傅催促他俩快点起来，三个人一起点火更容易点着。三人从口袋里拿出折叠好的旧报纸，点着，放在木材下面；又趴在地上，用嘴巴使劲儿吹。

　　木材扭扭捏捏地烧起来。

　　老戴、老关以为是他们嘴巴吹风的结果，站起来，围在篝火前，双手叉着腰，得意地交谈。老傅清楚，木材燃烧哪是嘴巴的力量，是突然起风的效果。空旷的河滩无遮无挡，夜风越发强劲，一阵风强过数十人嘴巴。

　　老戴、老关继续欢呼。老傅照旧冷静不语。

　　灭掉。一个声音突然喊起来。

　　老傅看见一个黑衣黑裤的老妇人站在他们面前。

　　灭掉。老妇人继续命令。

　　醉意没有彻底消失的老戴、老关，同时转过头，他们看不清老妇人的脸，即使是在月光下也看不清，但能感觉出来老妇人特别愤怒。

　　老关解释道，你们当地人卖给我们的，说好了篝火用。

　　哪个卖的？哪个卖的？面容模糊的老妇人问，你们把他找过来？

　　老戴、老关环视周围，刚才还在旁边站立的卖木材的粗短老汉不见了，只有不远处黑森森的树林正在注视着河滩，千百棵树木在风中摇晃，好像马上就要扑过来。

　　灭掉。老妇人说着，走上前飞起一脚，把“众星捧月”踢飞。

　　老关质问老妇人为何蛮不讲理？

　　老妇人不说话，转身就走。她个子同样不高，与卖木材老汉高矮差不多。

　　老戴、老关看着凌乱在河边的木材，刚才它们还团结一起、热烈燃烧，现在成了一截截毫无关系的忽明忽暗的碳棒。

　　老傅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也有“杰克”两个字却不是“杰克·伦敦”的人。他不明白老戴刚才为何突然想到那个远在天边的美国人。他们三个人相识不久，由于写诗的缘故走到一起。野三坡之行是他们三人第一次结伴远行。

　　这件事……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应该有三十年了……那个叫杰克·凯鲁亚克的美国人，像中国拒马河畔散乱燃烧的白杨木一样，画面清晰地印记在老傅的记忆里。老傅不知道是不是也刻印在老戴、老关记忆中。写诗的老关真的不知道凯鲁亚克？这怎么可能？老傅始终没有把心中疑问讲给老关。

　　后来，老关才知道杰克·凯鲁亚克。知道的时候也正是傍晚时分，但不是在中国河北省的拒马河畔，而是在美国第六十六街和百老汇路口，那个被老戴说起的杰克·凯鲁亚克正在买报纸。

　　凯鲁亚克在美国大街买报纸那年，比三个中国诗人在拒马河边烧篝火要早上很多年。

　　最初不知道凯鲁亚克、后来比老戴和老傅更加深刻了解凯鲁亚克的老关，曾经告诉过很多人：凯鲁亚克在第六十六大街和百老汇路口买报纸的时间——1957年。

　　曾被老戴善意讥笑的老关，很多年以后在一次文学讲座中说到了凯鲁亚克。话音未落，电路突发故障，会议室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在座的每个人瞬间没有了面容。那天没有月光，会议室外的院落里也没有亮光。

　　老关处变不惊，继续说到：1957年9月4日，一个非常明确的日子，当时和凯鲁亚克一同来到第六十六街和百老汇路口报摊前的还有一个人，那是他的同居作家、同时也是女友的乔伊斯·约翰逊。

　　你们猜一猜，是谁告诉我的？老关看着漆黑一片的会场，问。

　　没有人接话，如黑夜一样安静。

　　老关笑道，一个叫安·查特斯的人告诉我的。

　　有听众大声问，您认识安·查特斯？

　　老关转弯抹角道，记不清查特斯的容貌了，就像记不清当年拒马河畔卖木材老汉、踢飞篝火老妪的容貌一样。时间太久了。

　　会议室又安静下来。

　　听众接着听老关的声音：我记不清查特斯的容貌，并不妨碍你们倾听查特斯讲述的故事。你们现在听我描述，或者说，是听查特斯描述……想象一下彼时的场景。

　　会议室所有人……通过中国诗人老关的讲述……清晰地看见查特斯描述的场面：

　　他们俩（杰克·凯鲁亚克和乔伊斯·约翰逊）站在路口报刊亭前，等候送报的卡车送来《纽约时报》。因为出版社已经事先通知凯鲁亚克，报纸要刊登一篇关于他小说《在路上》的评论。凯鲁亚克第一时间买了报纸，等不及回家，站在刚刚亮起的路灯下，打开报纸迅疾找到“时报图书”一栏。评论者名叫吉尔伯特·米尔斯坦，他的评论是这样写的——《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在极度的时尚使人们的注意力变得支离破碎、敏感性变得迟钝薄弱的时代，如果说一件真正的艺术品的面世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话，该书的出版就是一个历史事件……小说写得十分出色，是多年前以凯鲁亚克本人为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就如同《太阳照样升起》比二十年代任何一部小说都更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信仰声明一样，《在路上》将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信仰声明。

　　在诗人老关缓慢话语的引领下，听众们的思想继续飞翔，又看见了另外一个场景：

　　凯鲁亚克和作家女友约翰逊，走进附近一家老旧破烂的酒馆，在暗淡的灯光下，凯鲁亚克看也不看约翰逊，只是一遍又一遍看着关于《在路上》的评论，他一点都不高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不停地摇头……后来，约翰逊在她的回忆录《小人物》里写道：“仿佛他（凯鲁亚克）闹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高兴不起来。最后，他们回公寓睡觉。杰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

　　电路故障排除了，会议室明亮起来，老关语调悠长地说，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声吵醒了凯鲁亚克，这时候他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已经出名了。

　　老关讲授杰克·凯鲁亚克的故事，后来让老戴知道了。随后，老戴又从老傅那里得知当年拒马河畔因为他带有嘲讽的询问，让老关的心情郁闷、忧伤了好多年。老傅重新提起多年前的话题，老戴有些懵懂，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早年拒马河畔关于凯鲁亚克的话题了。他自语道，那不就是酒后的胡言乱语吗？却不想同样酒后的老关，却把这个扣结记得清晰，并且暗自去阅读、去研究凯鲁亚克。

　　老戴无奈地对老傅说，诗人可以郁闷，可以怅然，但心胸不能狭窄。

　　老傅后悔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可不想把简单的事搞得繁琐复杂，于是赶紧摆手道，应该不会，不过是我闲来胡想，与老关没有关系。

　　老戴好像想起什么，忽然说，你倒是给我提醒了，当年要不是那个黑衣黑裤的老妪破坏捣乱，我可能在河滩上还要讲太宰治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拒马河的漫游，竟然有着强烈的讲述欲望。

　　为什么？老傅问，为什么要讲太宰治？

　　太宰治与凯鲁亚克有着太多的相似。老戴说，你不觉得吗？说到凯鲁亚克，常常会联想起太宰治。这就是阅读的联想。老傅不明白阅读为什么必须要有这样的联想。

　　老戴答非所问，嘟囔道，凯鲁亚克在美国扬名的1957年，远在日本的太宰治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十年前的1947年某天傍晚，太宰治和凯鲁亚克却有着相似的经历，他也没有待在屋子里，正在日本大街上无聊地漫游。

　　老戴说，老傅，你知道太宰治吧？

　　老傅点点头。

　　特别喜欢讲话的老戴说，太宰治没有待在屋子里这件事，可不是别人讲的，是太宰治自己讲的。你去读他的书，能看到这样的文字。

　　老傅说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里说：“我害怕一个人待在那个房间里，仿佛随时会遭到什么人的袭击或暗算似的，所以我常常跑到大街上去。”

　　老戴说，看来你是真知道太宰治，不像老关那样，多少年之后自己去慢慢阅读、研究，然后又偷偷去讲授，为自己挣回面子。

　　老戴说着，忍不住讲起太宰治。他说，太宰治的作品对于挣扎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剖析可谓入木三分，少有比肩者，所以他被评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后来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并列为日本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可是，太宰治一点不认为自己多么伟大。

　　性格平静的老傅接着说，太宰治有句话特别知名，那句话是“我扮演小丑，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因为我虽然对人类极度恐惧，却不能对他们彻底死心。”

　　说得没错。老戴感慨道，我能想象当时的场面，太宰治站在日本街头，幻想自己面对人来人往的街道演说。他的目光不想接触到其他人的目光，而是傲慢地越过人们的头顶，向着天空讲述。可是没有人停下来听他讲，我现在猜测也可能这些话是太宰治站在街头向自己讲述的。

　　不善言谈的老傅感动了，他遥望远方，似乎也想跟太宰治对话。他喃喃道，太宰治不敢向街上的人们讲，也不敢面对人们的目光。他有着自己的解释，他对着无处不在的空气说：“我对人类总是恐惧，终日战战兢兢，对于作为人类一员的自己的言行没有丝毫自信，于是我将自己独有的烦恼深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竭力将这一忧郁和敏感隐藏起来，一味装出天真无邪的乐天个性，使自己逐渐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异类。”

　　老戴善谈，老傅沉默，性格反差很大的两个诗人说起太宰治，却有着相同的激动和忧伤的心绪。

　　有一天，三个人再次坐在一起，一边呷酒，一边阔谈诗歌，从凯鲁亚克、太宰治，最后又说到了策兰——一个1970年去世的诗人，同时又是一个不爱待在屋子里的人。许多个傍晚时分，策兰如同凯鲁亚克、太宰治一样，也是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讲起策兰的人生，老戴、老关和老傅发出共同感叹。但接下来，依旧是老戴和老关滔滔不绝。老傅一旁静听，偶尔插句话。老戴和老关早已和好如初，从拒马河畔至今，他们有着三十多年深厚友谊，还是以诗歌作为握手的友谊，在这样的情感基础上，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总能冲破性格差异的羁绊。

　　老戴说，在策兰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1969年，凯鲁亚克去世。他们俩相隔一年离开纷乱的人世，用拒马河畔卖木材的老者话说“脚跟脚走了”，用踢飞篝火的老妪的话讲“他们去那边了”。

　　老傅忍不住问，你为什么总是忘不掉拒马河畔的往事？

　　老关早就消解了拒马河畔曾经的尴尬，应合老傅的话，也这样问老戴。

　　老戴变得深情起来，说，联想没有缘由，我就是忘不了那个刚刚燃烧起来就被灭掉的篝火，还有月光下带着火光的木材。它们即使没有伙伴同行，也依旧独自燃烧，它们要与天上的月光对话，要与所有光亮的物体对话，当然也包括与所有生命对话。

　　老关叹口气，说，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卖我们木材，让我们点燃篝火，而另一个却要拼命毁掉我们的篝火。他们肯定相识，肯定是一个村子里的人。

　　老傅禁不住说，是呀，他们都是普通人，不应该有什么阴谋与使命，可为什么要那样做？怎么想怎么都没有道理。难道老汉和老妪不希望我们谈论伤感的诗人和作家？

　　又有谁能阻挡诗人的作为？老戴摆摆手，呷一口酒，转移话题说，你们应该知道策兰傍晚徜徉的大街，是哪个国家的大街？

　　老关毫不犹豫地说，策兰的故乡泽诺维茨，原属于奥匈帝国布考维纳首府。策兰出生两年前奥匈帝国瓦解，该城划归罗马尼亚，1940年以后被并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改名为切尔诺夫策。你们说，他应该在哪个国家的大街上？

　　不爱喝酒的老傅，此刻突然一饮而尽，说，按照策兰去世那年讲，他应该算是苏联人。但他在很长时间里住在维也纳。

　　老戴说，策兰一生都在追问，在问自己“我是哪国人”。他一定觉得自己比凯鲁亚克、太宰治更加不幸，凯鲁亚克和太宰治毕竟有自己的国籍，清清楚楚的归属地。可是策兰呢？

　　老傅说，杰克·凯鲁亚克、太宰治和保罗·策兰，在他们三个人中，策兰更加在意自己的身份。

　　老关站起来，他有些兴奋。近年来老关脾气有变化，比如喝酒到兴头上，他一定要站起来讲话，你让他坐下他好像听不见，也不想听。他站着开始讲起策兰。显然，他像当年秘密深入阅读凯鲁亚克一样，也深入阅读过策兰。他喜欢独自深入阅读，把自己和喜欢的作家作品牢牢地绑缚在一起。

　　老关说，策兰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最初上的是德语学校，后来转入希伯来语学校，开始学罗马尼亚文，但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则只说标准的德语。在热爱德国语言和文学的母亲的影响下，策兰六岁时就会背诵席勒的诗，青年时期开始用德语写诗。这种对德国语言文化身份的认同，使他们后来对德国人施加于他们的一切都毫无准备。

　　老关停不住了，变得越发感慨。他说，德国纳粹杀害了他的父母，这使他从小就讲的德语成了“凶手的语言”。他也只能用这种语言写诗并“说出他自己的真实”。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冒险偷渡到维也纳——一个可以讲德语但却不是德国人的地方。

　　老傅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用德语写诗的、被德国纳粹迫害的、被迫流亡的犹太诗人。

　　平日滔滔不语的老戴，突然陷入沉默。只有老傅依旧说下去。

　　我们还能再去野三坡吗，再在拒马河边站一站？老戴给老傅打电话，不点燃篝火也没关系。

　　老傅正在小区花园里，和老伴推着儿童车，照看一岁的孙子。接到老戴电话，问他在哪儿？

　　老戴说，跟你一样，也在公园里遛弯，突然想起我们年轻时的日子，你还记得吗？有一次我们去公园划船，你激情朗诵普希金的诗歌，我听得激动了，跳下小船，我穿着西装呀，刚买的新西装。

　　老傅想起来那件事，对着手机哈哈大笑。狂野的笑声，把眼前的小孙子吓得不知所措，随后哭起来，老伴一把推开老傅，说，你个神经病呀，接个电话，笑什么呀？

　　老傅举着手机，赶紧离开小孙子。

　　电话那端的老戴继续说，那天我又想起来，在拒马河畔踢飞我们篝火的那个老太婆。

　　老傅找到一条长椅坐下来，问老戴为何最近总是回忆往事，为何总是想起拒马河的那次沿河游玩？

　　老戴说，我想到了“流亡”两个字。

　　为什么？老傅问。

　　我们哪个人的生命不是在流亡？有的人可能一生没有走出过小镇，或是一个小村子，但不能否认他的精神没有过短暂的飞翔。只要精神游走，即使身体还在原地，那也是一种流亡。

　　老傅明白了老戴的心思，问道，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想说凯鲁亚克对于“流亡”两个字的另外解读？

　　是的。老戴说，尽管他的“流亡”可以称作“行走”。是的，“行走”似乎更准确一些，也可以说是“在路上”。

　　老傅说，我觉得凯鲁亚克《在路上》永不过时。因为它常常让我们想起来，只要经常想起来那就是经典。

　　老傅还想继续说下去，老伴挥手招呼他过去，他只好跟老戴说，哪天我们喊上老关，一起去吃个饭，又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老戴连说“好好好”。

　　老戴和老傅通完电话，才过去没几天，恰好有个机会，三个诗人再次如约见面。原来一家文化馆的文学社，搞了一个诗歌沙龙，老、中、青诗人都有，邀请老戴参加，老戴不想一个人去，把老关和老傅约上，主办者倒也高兴，热烈欢迎三位老诗人去与青年诗人交流。

　　文化馆所在地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城区，街道热闹非凡。三个人在文化馆门口集合后，一起走进会场。

　　老戴、老关和老傅没想到，如今诗歌沙龙还会有那么多人参加，关键还有好多的年轻人。这让他们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繁荣。那时候，他们全都参加过文学辅导班，还有过趟着积水没过膝盖的雨天里，执拗前往文学社参加活动的经历。

　　热闹的诗歌沙龙上，三个老诗人讲了许多令人感慨的往事，有文学的话题也有人生的感慨。老戴再一次讲起凯鲁亚克，令他欣慰的是，年轻人都知道凯鲁亚克和他的《在路上》。

　　老戴说，凯鲁亚克消磨“在路上”的时间有七年，但用于写作《在路上》只有三个星期。《在路上》出版那年，就是他大红大紫的那一年，他才只有三十五岁。《在路上》写作初期，凯鲁亚克在还没有想到“在路上”这三个字时，就已经想到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一个是塞万提斯，一个是约翰·班扬。因为塞万提斯写了《唐吉诃德》，班扬写了《天路历程》。这两部书都跟“行走”有关。也就是说，一开始凯鲁亚克就把他的这部作品，想象成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或者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之类的探索小说。

　　老关和老傅也都讲了阅读经典作品的感想。在场的青年人热烈呼应。

　　文学沙龙持续了三个小时，因为害怕赶上道路拥堵时间，老戴、老关和老傅只能遗憾提前退场，他们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才能到家。

　　老关望着车窗外，感慨道，“流亡”与“探索”有着多么相近的精神内涵。

　　老傅指着老戴，对老关说，那天他打电话说起当年拒马河畔的篝火，说是想要再去一次。

　　老傅抢过话头说，你们还记得那个黑衣黑裤的老妪飞起一脚踢飞篝火的事吗？

　　老关说，不会忘记，那个画面我印象深刻。

　　最近，老戴、老关和老傅相聚有些频繁，或是喝酒吃饭，或是喝茶聊天，或是四处溜达，年轻时的话题似乎再次来到身边。

　　这一天，三个人怀着闲情逸致，来到一家博物馆。这是一家“藏”在大学里的博物馆。一百多年前，这家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构，后由一位古生物学家创办成博物馆，有二十多万件古生物、动物、植物、古人类和岩矿标本，其中很多还是珍贵的国家级展品。

　　博物馆有两幢对称小楼，红瓦坡顶，清水砖墙。楼顶建有法国曼塞尔结构穹顶，北侧建筑强调古典构图原则，西侧建筑还有一个内部的小教堂，采用半穹顶。两个小楼用封闭式天桥相连，总体上是三层建筑，局部则是二层。

　　老戴指着门口说，进吧，边走边聊。

　　老傅永远走在最后，老关不往前走，他也不走。老关只好趋前一步，老傅这才跟上。老傅曾经说过，他喜欢看人的后背，喜欢看人的侧脸。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习惯，老傅倒是没有详细解释，老戴和老关也没有追问过他。

　　可能是“缩”在大学校园里面的缘故，这家博物馆非常清净。只有几个零散的游客，他们低声细语，脚步缓慢前行。在一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面前，老戴再次扯起忧伤话题，问老关和老傅，怎么看待太宰治“自己与自己讲话”。

　　老关说，太宰治有很多心里话，都是在书的“后记”中讲出来的，他是那么喜欢后记，喜欢在自己文字中“自己与自己讲话”。还是以不认识那个写出《人间失格》作家的语调讲述。

　　老关忍不住背诵起来：“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带他去京桥酒吧的那个人）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家。夜里，我开始看那三篇笔记，看得入了迷，一直看到天亮。”

　　老戴说，这段话就是来自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后记”，这里所说的那“三篇笔记”，就是太宰治本人所写，但太宰治却以另外一个人的口吻讲述。

　　老傅补充说，还有一点也必须阐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章节”，如果没有这篇“后记”托举，《人间失格》将会黯然失色。就像阅读卡夫卡小说一样，一定要认真阅读他的那篇《写给父亲的一封信》。这样讲似乎感到繁琐，但绝对不是赘述；假如把“后记”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这篇“后记”就是深刻阅读太宰治的“引航员”。

　　三个人在博物馆大厅里休息，很少讲话的老傅这会儿兴奋起来，津津有味地讲起太宰治。他说《人间失格》由“三篇笔记”组成，当然还包括那篇著名的“后记”。毋容置疑，这四个部分都是来自太宰治的手笔，但太宰治又在“后记”中写下这样的一句话——“我并不认识写下上述笔记的精神病患者”，紧接着，第二句话却又变成“但我与笔记中提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的原型略有交情”。随后马上又说，“这三篇笔记主要描写的是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而我在朋友带领下，去那个京桥的酒吧喝过两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时，正值日本‘军部’越来越露骨地走向战争的昭和十年前后，所以，我没有机会见到写下这些笔记的那个男人”。

　　老戴说，在“后记”里，太宰治表示不认识写前面三章的作者。尽管阅读过《人间失格》的人们都承认这是太宰治的“矫情”，可却非常认可他这样的“虚假”表述。

　　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老关说，从这样的情形可看出，太宰治内心的纠缠以及对自我的憎恶与否定。

　　老戴对老关说，太宰治是多么难受与压抑的人。

　　老关却转向老傅，说，就像你老傅，不要总是那么沉闷，应该像今天这样滔滔不绝。

　　老傅苦笑着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了老了，变成了话痨，但愿不都是废话。

　　老戴摆摆手，说，人生就是由许多废话组成的，就像一个人一生中做过许多没用的事一样。

　　那天从博物馆出来，三个诗人舍不得分手，坐在校园长椅上，迎着秋日阳光再次回忆往事，也再次畅谈起策兰的诗歌。在凯鲁亚克、太宰治和策兰之间，他们有着某种默契——更钟情于策兰。这也很好理解，他们毕竟是诗人。

　　老戴新配了一副眼镜，显得更加精神，他朗诵了《油脂灯》中的诗句，“我诉说贝壳和轻盈的云彩，而一只船在雨中发芽”。

　　过去留长发的老关，早就改成短发，或者称作“二茬儿”。上了年岁，头发短了，反而有神采。他朗诵了《死亡赋格》中的诗句，“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坟墓躺在那里不拥挤”。

　　年轻时的老傅光头，到了老年，当然还是光头。他也不甘示弱，想起策兰关于手指的描述，他把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对着太阳，闭着眼睛，朗诵“有些神经质的手指”，随后做成螺旋状，慢慢向上伸展，仿佛正在痛苦摸索“一幅童年用的地图”。简短的诗句、简单的手势，把策兰的心境完全表述出来。

　　意犹未尽的老戴，随后加上一句，“一个独一的、必死的灵魂以它的声音和沉默摸索着它的路，只有真实的手写真实的诗”。

　　他们面对着一百多年前由外国人建成的博物馆，面对着博物馆前面那道缠满鲜花的低矮的木栅栏，几乎同时想起策兰一生中永远难忘的那道横亘在亲情之间的“栅栏”。

　　三个中国诗人集体穿越到了1955年，他们清晰地看见策兰和妻子吉瑟勒一起去看望住进修道院的吉瑟勒的母亲。回来不久策兰便写下了《言语栅栏》的场景。吉瑟勒父母很难接受一位流亡的犹太人为自己的女婿，所以，这次见面显得异常“冷寂”，始终隔着一道栅栏。策兰在诗中忧伤地说：“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

　　策兰与亲人之间那道无法跨越的“栅栏”是历史造就的。那么凯鲁亚克呢？横亘在他生活中的“栅栏”又是什么？是否也是由历史营造？

　　三个中国诗人，好像同时听到了凯鲁亚克的解释：他与朋友和家人之间，有着一种他永远无法解决的双重人格的生活。

　　凯鲁亚克生活中的“栅栏”，不是历史，而是他的“双重人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凯鲁亚克把时间的一部分用于同哥伦比亚校园帮鬼混，吸食各种毒品——安非他明、吗啡、大麻和烈酒——进行无法无天的“实验”；另一方面，同他父母的劳动人民家庭一起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甚至有一次他过量服用安非他明，突然引起静脉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双重人格”在精神上筑起一道栅栏的同时，同样也能变成生活中的“栅栏”。

　　那个秋季的博物馆午后，老戴、老关和老傅变得无比伤感，似乎只有这样的情绪，他们才能共同进入集体回忆的情境之中。

　　老戴、老关、老傅三人相聚次数越发频繁。再一次相聚，是在一家狭窄的小酒馆。

　　酒馆不大，墙壁是没有装饰的红色砖墙，或者说故意装饰成砖墙模样。地面既不是瓷砖也不是地板，而是老派的青砖。老榆木的桌子、凳子，已经包了浆，闪烁着暗幽幽的光。

　　小酒馆特别适合老年人喝小酒聚会，没有多少钱，环境还特别清净。这是一个年轻人不会光顾的小酒馆。他们再一次谈起凯鲁亚克，因为凯鲁亚克与他女友也经常在小酒馆中探讨创作与人生。

　　酒过三巡，他们想起三十年前在拒马河畔关于阅读的议论。

　　老戴说，凯鲁亚克女友乔伊斯·约翰逊的回忆，确实带着“奇特的礼貌和耐心”——解释“垮掉的”一词。那是凯鲁亚克在写出《在路上》的十多年前，在时代广场从一个名叫赫伯特·洪克的小混混嘴里听来的，洪克用它来形容一种亢奋而精疲力竭的状态。凯鲁亚克记住了这三个字。从此以后，“垮掉的”伴随他一生。

　　老关说，尽管《在路上》酝酿了那么长时间，但凯鲁亚克却夸口说，《在路上》的原稿是他一鼓作气在三星期内完成的。美国最为傲慢的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对此嗤之以鼻，嘲笑道那不是写作，是打字。尽管凯鲁亚克伴随着《在路上》出了大名，但当时美国媒体普遍认为，恐怕要等另一代人成长起来后的很长时间，凯鲁亚克才会被下一代年轻人接受。事实也确是这样。《在路上》成为美国经典作品之后很久，凯鲁亚克才得到承认。必须明白一个问题，“出名”与“承认”有着不同的概念。

　　老傅说，凯鲁亚克承认他写作《在路上》时的努力，是他一生中最为沮丧的经历之一。因为写作《在路上》初期，凯鲁亚克始终在努力做一件事，那就是摆脱他所羡慕的作家作品的吸引，经历了批评家哈德罗·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那个困苦的阶段。尽管他只写了三个星期，但在那三个星期里，他最受灵感支配的，是他始终在听的“疯狂的爵士”的演奏。尽管几度身处绝境，但却从来没有放弃过。

　　老戴补充道，通过《在路上》的写作，凯鲁亚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和真正的主题——他自己作为局外人要在美国寻找一个位置的故事。也可以看成是描写探索的书，外出检验所谓无限自由的美国梦是否能够实现。

　　老关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与凯鲁亚克一样，永远在路上。

　　这一天，老傅分别给老戴和老关打电话，说是市展览馆有个摄影展览，我们应该去看一看。

　　老戴说，为什么要去？老关也是这样问，为什么要去？老傅说，我要是说出摄影展的名字，你们肯定去。于是，老傅说了。

　　转天，三个人相约去了，他们真是因为摄影展名字去的——《拒马河畔的往事》。

　　市展览馆建成不到十年，建筑设计完全融合了中国意象之美、对称之美和简约之美，无论色彩运用还是空间布局，都给人简约的感觉。馆内设计吸收了中国古典水墨画的意象，借鉴了中国传统画中留白的手法。比如，馆内所有的台阶，巧妙地将整个建筑的各个楼层连接起来，台阶的厚重与空间的灵动相得益彰，充分展现出了水墨画中飘逸洒脱的意境。

　　三个人几年前来过这里，但这次来还是东张西望。

　　他们上到二楼，果然看见了——《拒马河畔的往事》。他们回忆起三十年前野三坡之行和拒马河畔失败的篝火。三个人慢慢走着……看见了令他们同时激动的一幅摄影，他们看到了三十年前的场景：他们围着那堆刚刚燃烧起来又被黑衣黑裤老妪踢飞篝火后发呆的画面，那些继续带着火光的木材，散乱在他们周围。

　　老戴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的侧影；老关看见了三十年前的自己的背影；老傅看见了三十年前自己望向黑树林的背影……他们三个人还看见了……浅浅河床上蹦跳起来的水珠儿的亮点，还有无边无际的漫天星光。

　　这是谁拍的？

　　三个人顺着画面的镜头方向……向后看……回忆起那黑漆漆的茂密的树林……这幅摄影作品的镜头方向就是来自那片树林……过去了三十年，他们依旧能够回忆起来当年的周边环境。这幅照片的拍摄角度，就是来自河滩背后的黑森林。

　　这幅照片的拍摄者在哪里？

　　三个人在大厅里巡视着，似乎在寻找这幅作品的拍摄者，也像在寻找三十年前阅读经典作品后永无休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