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商

　　纽约时间5 月23 日下午，朋友圈流传评论家林建法在沈阳去世，噩耗证实后，我委托小说家于晓威代买一只花圈，以送林老师一程。我们聊到了死亡，我印象中的林老师还是二十一年前那个玉树临风的中年人，他来浦东找我谈点事，在塘桥的一家海鲜小馆，我们小酌，餐后送他去轮渡站回浦西旅馆，他在摆渡船上，我在岸上，彼此挥手，未曾想这就是我们肉身的永别——他常来上海，来去匆匆，我懒散不爱出门，后来就再没遇上，直到传来他的死讯——近几年听说林老师罹患重疾，对他的离去有心理准备，可七十三岁毕竟不算高寿，不免唏嘘和哀伤。

　　等落实了林老师的花圈，晓威给我布置一个任务，给他业余帮忙的《满族文学》“名家回顾处女作”栏目写一篇文章，第一反应我想婉拒，一来这些年手里在写新长篇，为不分心谢绝了所有约稿。二来自觉尚年轻，怎已倏忽到了回忆处女作的年龄。转念一想，眼下我的年龄，跟二十一年前的林老师接近，已是如假包换的中年人了，再想到自己的父亲，也不过活了七十五，如果寿命可作遗传参数，生命的倒计时也就二十多年了，之所以自觉尚年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不甘老去罢了。

　　回忆是老去的必修课，恍惚间，从事写作已逾三十年，半截黄土回望，那就写一篇吧。

　　处女作当然没齿难忘，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散文，题为《雨夜陷阱》，发表于《剑南文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几本公开发行的地级刊物，譬如南京的《青春》、常州的《翠苑》、个旧的《个旧文艺》、杭州的《西湖》、成都的《青年作家》，颇有些特色和声誉，也包括这本绵阳的《剑南文学》。

　　虽记得篇名，可因年代久远，具体发表在哪年哪期，却记不清了。昨天花了一个多小时，在书架上寻这本样刊，惜未找到，搜索引擎输入“剑南文学雨夜陷阱”，亦未查到匹配条目，想破头，大致是发表于1988 年或1989 年，而收到用稿函，应是春天或秋天。

　　那时我在一家化工厂当操作工，因离家骑车才十分钟，所以中班都回家吃晚饭，然后再骑回厂，待晚上十点下班。途经港机新村公交站，一个我喜欢的姑娘正在黄昏中候车，她很像演黄蓉的翁美玲，大眼睛，小个子。她在针织五厂当挡车工，我们是在一次团委组织的联谊会上认识的。我刹住车把，单脚踩地跟她打招呼，她笑起来牙齿很齐，说你衣服上哪能都是白斑？我低头一看，那些白斑像鸟屎，牢固地黏在涤卡工装上，是每个化工操作工都有的勋章——原料反应后的糊状物——我为邋遢而羞愧，后来都不好意思约她看电影了。

　　每个在女孩面前丢的脸，都会记忆深刻，之所以能确定那天穿涤卡工装，是因为夏天怕热我穿短袖，冬天怕冷我穿棉袄，穿涤卡只能是春秋两季，虽模糊了杂志的发表期数，那个姑娘略带嫌弃的笑意却至今清晰，说明记忆本身的筛选功能大于我的遗忘。

　　公交车来了，她上了车，我也离开车站。前面不远就是我家所在的临沂三村，上楼时，照例看了下门洞旁的绿皮信箱，此乃兵营式住宅楼的标准信箱，一幅大铁皮折叠在墙上，划分成二十四个小格。代表这个门洞有二十四户人家（一层四户共六层）。信箱口是条细缝，只能塞进薄信，彼时上海家家户户都订《新民晚报》——尚未像千禧年后增页扩版，还是两张八开小报——折后塞不进信箱口，露一部分在外。

　　对我这种时时收到退稿的文学青年来说，每份誊在文稿纸上的稿件都比《新民晚报》还厚，所以干脆不像邻居那样把信箱锁住，虚掩着，让邮递员打开塞入，邮件反而不会掉地上。

　　我是从征地进工厂后开始写作的，我家在浦东一个叫周家弄的自然村，隶属于川沙县，离当时还未撤销的南市区所辖浦东飞地较近，骑车七八分钟就是著名的南码头轮渡站。80 年代初叶，总有动迁的消息在传。像暗火，风一吹就燃，很快又熄了，过一阵又燃。如此数年，最后周家弄连同更大范围的拆迁，落实在南浦大桥这个项目上。

　　我家所在的位置，并不在桥堍范围，而是用于安置动迁户的临沂新村建设，直到今日，我还能辨识出我家大体的位置，从浦东南路拐进浦三路，步行六七分钟，路边有个变压器，对面即是已无痕迹的我家旧址：一座社区商业建筑的一隅。

　　我儿时住在沪西祖母家，九岁才回浦东读一年级，初二辍学。至于辍学的原委，曾在微信朋友圈有过交代，为填充本文的完整性，摘抄如下：

　　打的遇到一初中同学，竟还认得我，送我到目的地后执意不收车费，推了几下我嫌难看，就随他去了。他想留微信，我借口不用，就没留，不是不念旧，实在是没什么话题了。短暂的车程中他说同学知道我成了作家都以我为荣，我说我辍学时还不叫夏商你们怎么知道的？他说学校搞过两次大的校庆，有些同学去了，在杰出校友名录里有你。问我当时为什么突然转学了，校庆也没见我在场。我笑笑没说，告别后不禁勾连起不愉快的回忆。我就读的浦东中学，是一所没落的老民国名校，我不算优等生但也不算差生，语文老师和书法老师都很喜欢我，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川沙县的作文比赛。初二上半学期的一个下午，地理课，我做小动作(当然这不对)，教地理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宁波，一句话不说，冲下来就是一个耳光，我那时跟镇上一个南拳武师学散打，又正是看七侠五义的年龄，男儿怎可以被抽耳光，立刻和他对打，无奈力气小被打得鼻血直流，当然他也中了我几拳，不久我就离开了学校，同学们不知道以为我转学了，其实是被勒令退学了。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个宁波人，所有喜欢体罚的老师都不是好老师。过了若干年，当初喜欢我的那个语文老师告诉学校我成了青年作家，校庆办就有人电话邀请我，我谢绝了，又过十年，好像是百年校庆，又转弯找到我，我还是谢绝了，并且希望不要再把我印在杰出校友录里。我真的不是杰出校友，而是一个被斥退的学生，如果真的坐在主席台上，和学弟学妹们说些什么呢，内心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所对学生负责的学校，而且把当年的弃生放进杰出校友录这个举动，显得那么猥琐，那么市侩。既然当初一别两宽，那就往后各生欢喜。

　　辍学那年我十五岁，力比多旺盛的少年，除了跟社会上的小混混打打群架，就是到文化宫或电影院门口搓妹妹，搓妹妹有时也叫搓垃山，是上海话切口，撩妹的意思。有一次，为了一个姑娘，一个矮壮的黑汉找到我家，可把我父母吓坏了，刚巧奶奶要去建湖老家，就让我跟着去住一阵。

　　建湖老家的那个村子叫东夏村，旁边还有一个楼夏村，据夏氏家谱记载，最早的老祖宗是长沙刺史，后来到了苏州，朱元璋红军赶散，家族被驱赶到苏北，据说东夏村这一支是大老婆生的，楼夏村这一支是小老婆生的，反正“夏”在这两个村是绝对大姓。

　　一住就半年多，跟一个只比我大一岁的本家叔叔——更夸张的是，村里还有六七十岁的本家哥哥——学会了摸泥鳅，有一次摸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赶紧扔了。

　　我好像喜欢上了邻居家那个在县城读书的女孩，她每星期回来一次，不常能见到，我很希望能邂逅她，可直到回上海，我们加起来的对话也没超过十句。

　　这期间，上海家里的动迁正式开始了，作为土地被征用的补偿，我作为农民工被分配进上海助剂厂，在我们那片，有化工厂三只鸡之说，一只“鸡”指位于南码头的溶剂厂，一只“鸡”指位于六里桥的制冷剂厂，还有一只“鸡”就是位于白莲泾的助剂厂，鸡是剂的谐音，三家效益都不错，能“吃到”其中一只“鸡”就算分配得不错。

　　但还不能立刻上班，要满十六足岁方可报到，若不然有童工之嫌。所以我清楚记得，去工厂报到是1985年12月15日，我十六岁生日那天。

　　助剂厂是上海化工局下属的全民企业，征地工属于大集体，是厂内备受歧视的“二等公民”，干的也是最累最脏的活，我在一车间固色剂工段翻三班，跟刺激性很强的甲醛和冰醋酸打交道，干活时戴两只口罩，鼻腔内仍是怪异的气味。

　　工厂里有形形色色的人，食堂里常见一个漂亮的女厂医，长得像电影明星李秀明，都在传她跟销售科的一个男人“轧姘头”，她腰杆挺直，白大褂遮不住很高的胸脯，好像对那些闲言碎语无动于衷，她是我当年的梦中情人。隔壁工段有个龙哥，跟他弟弟合伙在老西门开水果店，他有很多荤段子，总是把男女之事描述得绘声绘色，后来才知道，他竟然是个“同志”。还有那个反应迟钝的老司炉工，据说年轻时是个花痴，吃药把脑子吃坏了。他那儿的暖气片比别处暖和，夜班时我常去“蹭热度”，每次拿一本小说，趴在暖气片旁读。一暖和人就容易犯困，有一次，脑袋磕在暖气片上，烙了道红印，很久才蜕出皮肤原来的颜色。

　　我一直想逃离工厂，倒不是吃不起苦，主要是没什么前途。班里有个胖子，私下说想去日本打工，我问他去日本怎样赚钱，他说背死人很赚钱。见我面露惊色，他笑了，你也想去日本啊，去考个厨师证吧。我真就去学了烹饪，至今还能做一两百种不重样的菜。

　　去日本哪那么容易，当然就没去成。我准备辞职开个熟食店，从六里桥到南码头，骑车到处转，考察的结果是，邮票大的地方已有十几爿熟食店，只好打消了念头。

　　无论是日本打工还是开熟食店，都是为稻粱谋，身体内有一个更强烈的声音，你该把那些奇怪的想法写出来，万一发表了呢。身体内还有另一个声音，你一个初二没毕业的农转非小青工奢望当作家，简直是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这个词，我是从《第二十二条军规》前言里看到的，这本约瑟夫·海勒的名著是小闵推荐给我的，他是南码头新华书店的营业员，一个国字脸的文学青年，他不写作，却似乎很了解文学行情。有一次他神秘地从书架背后取出两本书，一本是让-保罗·萨特的《厌恶及其他》，一本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说是紧俏货，特地给我留着，跟往常一样，但凡他推荐的书，我立刻就买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店营业员小闵启蒙了我的文学，为我打开了窗户，让我知道小说还有那么多写法，他是为我提供第一份文学书单的人，有些书目直到今天仍不过时。

　　书店去多了，有几张老面孔，看到彼此买的书，会聊几句，慢慢就有点熟络。其中一个姓奚的青年，比我大几岁，也喜欢买文学书。这天下午又在书店遇到，他告诉我一个信息，上海牙膏厂周末要办一场文学沙龙，如果不嫌远可以去参加。我说大自鸣钟的那家牙膏厂？小奚说没错就在大自鸣钟。我说那我认识，安远路胶州路那儿，离我奶奶家不远。

　　到了周末，晚饭没吃就出了门，南码头轮渡口旁有爿点心店，买了两只香菇菜包，摆渡船上吃完，一靠岸，就往沪西方向骑去。牙膏厂我常经过，跟去奶奶家的路基本重合——自小往返于沪西浦东，沿途的每个拐角都熟稔于心——可那天愣是绕了好几圈才找到门牌，此刻回想，只能是一个原因，因激动而“慌不择路”。

　　那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不，应该说是文学青年的时代。进了厂门，找到那个房间，已坐了不少人，还有人陆续而来，没有糕点，没有水果，连瓶装水都没有（好像那时市场上还没有瓶装水）。我看到了小奚，他忙前忙后，对环境很熟悉的样子，才意识到他应该就在牙膏厂工作，轻声去问他，他点点头，说自己是团干部，是这场文学沙龙的组织者。

　　小奚在开场白里说，今晚来了一百多位文学爱好者，有的从远郊赶来，最远的来自昆山和苏州。我左右看看，男性居多，女性大约两成，年龄大致在二三十岁，也有少量中年人。大家都很局促，用今天的话说，都有点社交恐惧症。举办沙龙的目的当然是交流文学，可大家都不知从何说起。

　　不过活动还是有两次高潮，一次是小奚介绍邀请来的两位文学编辑，一位来自《上海文学》（也可能是《萌芽》），另一位来自《劳动报》“文华”副刊。文学爱好者见到文学编辑，相当于观众见到大明星，很多人都去索要名片，我心里也想，屁股却黏在椅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文学编辑，胆怯得呼吸都短，根本没勇气去套近乎。

　　再一次是活动快结束时，主办方给每位文友发了一本油印小本子，里面是文学刊物的主编名字、电话（当时很多城市的号码还是四位数或五位数）和地址（邮编还没有出现）。这个小本子对文学爱好者来说，简直是久旱甘霖。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向哪里投稿，所以大家都很振奋，有人还欢呼起来，感觉距离成为作家又近了五厘米。

　　有了这个小本子，意味着稿件有了去处，我的写作热情被激发了，买了很多五百格文稿纸，层出不穷的故事向我涌来，好像总也写不完。这个小本子收集的文学杂志很全，我也搞不清名刊和小刊的区别，几乎给里面所有的刊物都投过稿。

　　因为初二下半学期都没念完，文字基础太差，稿件无一例外被退回了。退稿上常有红笔涂改，那时的编辑认真，即便不留用，有时也会帮作者改错别字和病句，一次次退稿，当然是一次次打击，让我知道搞文学不比在车间干体力活，光有一股蛮力就可以。

　　为增加词汇量，我把1979 年版《辞海》啃了一遍，灰色封皮的《同义词词林》也被翻烂了。可写作光有词汇是不够的，得借助大量的阅读来提高语感和叙事能力。退回的稿件我会修改一遍，换一家刊物再次寄出，买邮票花了我不少零花钱，明知发表渺茫，依然乐此不疲。这种盲目的、大海捞针式的投稿，或许是出于试图改变命运的执拗，也是对迷茫人生赋予意义的一种无意识。不夸张地说，退稿肯定不止两百次，甚至超过三百次。那个几乎每天都会撞见的邮递员估计把我当作了偏执症患者，他是个瘦猴，左腮有颗痣，痣上有根毛，我把他的形象写进了一个短篇小说，寄给《四川文学》，却再无回音。因为没留底稿，成为唯一佚失的一篇小说。后来，我就用复印纸誊写稿子了。

　　让我们回到那个黄昏，穿着涤卡工装回家吃晚饭的我，上楼时，照例看了下门洞旁的绿皮信箱。里面有封信，与之前原去原回的厚信封不同，薄薄一笺，显得非同寻常。我的心跳猛然加快，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

　　没勇气立刻拆开，把它折进口袋，吃过晚饭，噔噔噔下楼回厂。

　　此刻，天还没有完全黑，路灯已亮，骑在浦东南路上，树梢上的月亮从来没那么近。我刹住车把，单脚踩地，把信封撕开，一个叫张晓林的编辑的亲笔信，字迹规整流畅，对作品表示了欣赏，告知将择期刊出。从拿到信到撕开，已迟疑了近一小时，虽猜到内容，看到白纸黑字的确认，仍抑制不住战栗。尚未读完，潸然泪下。

　　几个月后，收到了《剑南文学》样刊，散文栏目中赫然印着：《雨夜陷阱》，署名：夏文煜。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原名发表文学作品。

　　说也奇怪，此作发表不久，陆续又收到几家报刊的用稿函，我厚颜无耻地认为，哪有天上掉馅饼式的时来运转，这一定是我写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结果。又过了两年，我的自由投稿获得了突破，小说渐次被《花城》《钟山》《上海文学》《作家》等刊物留用，从发表第二篇文字开始，我取了一个叫夏商的笔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在待了七年后，我终于逃离了工厂。事实上，文学并没有成为我谋生的手段，但我知道，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重塑了我的格局，令我敢于面对庞杂的世事，敢于面对更纷乱的生活。

　　我想，处女作的发表，对每位作家来说，都是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它就像1，虽是最小的数字，可没有这个1，就不会派生出2，派生出3，派生出4……，后来我出版了小说集，出版了长篇小说，出版了自选集，出版了文集，这些成果当然也会产生喜悦，可都没有处女作发表时的那种战栗感，在我此后的写作生涯中，也没有因发表或出版而再次流下泪水。

　　2022年6月8日凌晨于纽约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