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不知出现过多少过往民族，他们之间更不知上演过多少文化之间交互折冲、彼此融通的悲喜剧。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其最显项的标志，就要数该民族由其源头带来的特有语言了。而凡是出现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语言又总是首当其冲，是最先要做出反应与变化的部分。在两个文化势能不相匹配的民族当中，近距离交流的结果，总是体现在文化弱势民族的语言被迫向文化强势民族的语言靠拢上边。在此类交流的过程中，注定要出现语言变异的这一方，由浅入深，由局部而全面，会出现所操语言由此及彼的演化。接触、学会直到熟用对方民族的语言，以至于最后完全搁置和舍弃本民族的原有语言，当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民族语言之舟从此岸向彼岸摆渡的渐变过程，产生语言变异的民族，或长或短的，都会出现一个“双语”过程。
双语创作在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经历当中，是个值得珍视甚至于值得夸耀的阶段。用两种不同语言思索、用两种不同文字书写的文化人，想问题、看世界以及反映与描绘客观事物，都比单操一种语言的人们要得天独厚得多。所操这两种语言文字其各自归属的民族在文化上面的相互差异越大，“双语”人的思维空间也就越宽阔，思考问题也就越是富有内在张力；而落实到文学创作上面，“双语”作者们的想象场域和表现场域，毋庸置疑，也一定会比仅只掌握一种语言文字的作者，更具优势及超越性。
梳理现存的清代满族作家资料，我们尚难找到较多作家同时兼用满、汉双语写作不同作品的例证。不过，仅从迟至清代中晚期仍有不少满人精通满语满文这一现象来推断，也可以得知，在入关后一个很长时期，满族都是一个“双语”民族这样的事实。尽管满族作家的大多数笔底所展示的尽是些汉语汉文的作品，生活中的他们，却并没有完全乖离和遗弃自己的母语。这里有个很是说明问题的证据，来自于晚清时节著名作家文康笔下的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该书的第四十回，有小说主人公安老爷与儿子的一番对话，这样写道：
……安老爷此时见了他，不是前番那等闭着眼睛的神气了，便先问了问他这番调动的详细。公子一一回明。提到见面的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安老爷“色勃如也”的听完了，合他说道：“额扐基孙霍窝扐博布乌杭哦乌摩什鄂雍窝，孤伦寡依扎喀得恶斋斋得恶图业木布栖鄂珠窝喇库。”公子也满脸敬慎地答应了一声“依是奴。”
安公子回父亲话，“因是旨意交代得严密，便用满洲话说”，而安老爷说的那句话，同样是讲的满洲话，作者此处只是照顾文字书写的方便，用了汉字记音，如果恢复成满语表达，便是：“ere gisun holbobuhangge umesi oyonggo, gurun guwai jakade jai jai de tuyembuci ojoraku”，其意为“此话关系重大，千万不可以泄露给外人”。其后公子说的“依是奴”，也还是由满语演变来的，意思为“是”。这说明，清代晚期的满族作家即便如文康这样在汉文书写方面达到极高造诣者，操起母语来，依旧是探囊取物得心应手的。
有清一代，在满族文苑，这样一个“双语”民族的这样一批“双语”作家，在艺术上、文化上和感触客观事物上，都享有着潜在的、为世人不易发觉的优势。假如要讨论满族书面文学缘何能在清代迅猛崛起异军凸现，笔者以为，这当然应当算是一个起码的原因。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个人口寡少的民族身处汪洋般的大民族间，又是绝难将自己的“双语”状态“进行到底”的。哪怕是身居显要社会位置的清代满族，亦不例外。至清代末年，八旗子弟们的母语能力已经眼见着普遍下降，连能得到最优等传统教育的皇室成员——像帝、后等人——在政治场合与日常生活中，也不大运用满语了。满族作为“双语”民族的历史已依稀看到了尽头。而随后，一场辛亥鼎革，又人为地加速了这一“双语”民族全盘告别母语时限的来临。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数也数不清的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借用他民族语言而没有自我母语的，少而又少。母语，不单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标志，同时也是维系一个民族完整文化传统的最强有力的纽带。一个民族原初文化的核心密码，以及其最为宝贵温馨的族裔记忆，都贮存于民族的母语深处。当历史老人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去无情褫夺一个民族所葆有和运用母语的天然权利的时候，都免不了会激起这个民族发自内心的剧烈反拨。然而历史的决断常常是铁的决断，容不下人们的温情与留恋。古往今来，丢失了母语的民族早已不知凡几。而这众多丢失了母语的民族无可奈何的下一步，往往就是要面临着丢失自我。所以，当然可以说，没有哪个民族是在欢天喜地的情绪下主动放弃母语的。
母语的丧失，对任何有着特定历史传统的民族来说，都是一场永久的、根本的、伤筋动骨和不可治愈的痛。——假如我们还能够本着一种更为科学的态度，不把这一丕变，直截了当地误认为是一个民族在文化上面的“灭顶之灾”的话。
由清代到当代，满族书面文学的道路跌宕起伏，时而是充盈自豪地推进，时而又要曲折前行、变通发展。具体到语言应用的层面上来观察，该民族的作家们先是享有和凭藉着“双语”的文化优势，使本民族的创作态势赢得了高拔的起步与健美的展开；而日后，该民族的作家们则要在丧失母语的社会条件下，悉心地维护、发扬“双语”时期所开拓的优良传统，在民族的“后母语时代”，继续营造出不容世间小视的新价值。
当然，鄂貌图、高塞以及图尔宸、禅岱等等最早闯进汉文创作领域的那批作家，是没法儿估算到身后二三百年本民族文学的发展轨迹的。他们已经是蛮负责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17 世纪中叶，鄂貌图、高塞等人，叫本民族的汉文文苑，结出了第一批果实。取得了这一很不错的开端之后，满族文学为了成就自我，便马不停蹄地向更高的目标出发。
满族第一代用汉文创作的书写者，有他们无法意识到的历史局限性，还没有脱离阿尔泰民族世代依赖的惯有语言环境，就想在汉文写作上面展示自己的特色，是绝难做到的。可是，亦步亦趋地临摹别人的“红模子”，即便临摹得再好再像，也还只是一种文化“翻版”，没有更大的价值。一味效法别人闹不好，便会滑向邯郸学步甚至是东施效颦的泥淖。满族的汉文创作，必须尽早走出汉族传统那巨大的影子。
满族文学潜在的悟性适时地体现出来。进入康熙朝，满族诗人们有意识地挣脱条条框框的束缚，让文学上的“真我”渐渐显现。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史册上不可多得的杰出君王，又是满族文化史上一位禀赋卓异的天才人物。他在位六十年，励精图治，平定叛乱，抗御外辱，奠定统一的祖国版图，有效地调整民族关系，恢复并发展经济，推进了满、汉文化的交流，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玄烨曾多年一贯地勤奋攻读历史文化典籍，青年时代因读书过劳，至于痰中带血，亦未少辍。他的一首《夜静读书》诗，描述了自己这种人生体验：“九重夜静御炉香，《坟》《典》披观意味长。为念兆民微隐处，孜孜不怠抚遐荒。”
笔者想要在此着重指出的，乃是这位满族史上的巨子，在本民族的汉文创作方面，亦发挥了特有的历史作用——倘若能够把当时满族的汉文创作，说成是在有意寻找民族“真我”的一波文学运动的话，那么，庶几可以把这位玄烨，看作是这场运动的领袖。
玄烨的文学修养颇高，能用满、汉双语写文章，并通晓汉文诗韵律，《康熙御制文集》内存留着他的诗歌作品一千一百余首。他的作品，以政治抒情诗见长，许多的诗作里，都充盈着北方民族的清新气韵和创业者的恢宏魂魄：
松花江，江水清，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縠明，彩帆画鹚随风轻。箫韶小奏中流鸣，苍岩翠壁两岸横。浮云耀日何晶晶，乘流直下蛟龙惊。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旌旄映水翻朱缨，我来观俗非问兵。松花江，江水清。浩浩瀚瀚中波行，云霞万里开澄泓。
这首题为《松花江放船歌》的歌行体作品，创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者冬巡前往吉林松花江校阅北疆边防水师之际。诗的境地博大，笔锋健劲，情感充盈，既写出了一位创盛世之君的非凡胸襟，又在昂扬歌唱中展现了作者出身于北方民族的独到审美气派。古往今来的文学史上，澄明、晓畅、炽烈、豪放，从来就是北地民族的天性表达，《松花江放船歌》给予读者的，正是此种强烈感受。
康熙皇帝一生扫荡三藩、抗击沙俄、平定漠北、收复台湾，建立了名垂青史的赫赫战功。他宣武扬威于海内，显露了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昭示着清代初期自己身后一整个民族异常饱满的精神状态。当时的满族上下，勇于藐视艰辛，敢于迎击强敌，舍生忘死地去营建大一统的崭新国家。玄烨的个性气质也充分反映这一特征。康熙三十五年及三十六年（1698、1699），他两度亲征西域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军，全胜凯旋，归途上写了一首《自宁夏出塞，滨河行至白塔，乘舟顺流而下，抵湖滩河朔作》：
“黄河之源难可穷，滔滔来自遐荒中。既入洮兰复西出，飞涛浩瀚声淙淙。来从边山远跋涉，遣师挽饷兼采风。回銮欲假顺流便，特乘艇舰浮奔洪。濛回大野势几曲，沙岸颓突还巃嵷。乱柳排生枝干密，中有巨鹿藏榛丛。遥山转转行莫尽，忽前俄后迷西东。有时塞云催急雨，晚天霁色横长虹。旌门月上夜皎洁，水光直与银汉通。放櫂百里只瞬息，迅于走坂驰骏骢。中宵望见旄头落，幕北已奏烟尘空。兹行永得息兵革，岂惜晓暮劳予躬。长河绵延古鲜历，巡阅乃与区域同。自此寰海乐清晏，熙恬万国咸亨丰。”
这首诗气势奔涌，壮伟雄浑，突出了新兴时代新兴民族的大无畏气韵与爱国情操。
清初的满族政治精英，在尽力掌握汉家传统思想精华的同时，还从自身社会体验出发，有胆有识地推出些更其符合中国国情的安邦理念。康熙皇帝就曾做出自本朝起再不修建长城的战略决策，他的思想是，以怀柔安抚和经济共荣的边地现实，去替代千百年来劳民伤财效用甚微的长城防线。在《塞外省览风俗》诗中，他动情地写道：“莫道关山险，要荒总一家！戍楼无鼓角，战垒是桑麻。野静知民乐，时清见物华。林中归径晚，旌旆满眼霞。”作品真切描摹了经过连年的治理经营，塞外民族年丰民乐，与中原人民相安一家的升平气象。
在玄烨的诗作里，还有一些有关前辈艰苦创业的题材，其诗笔每涉及此，更是意气风发神采飞扬，民族的心理与激情溢于言表。当年曾祖努尔哈赤在辽东萨尔浒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典范战役，被他这样骄傲地写进作品：“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麾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飞飙。”（《萨尔浒》）
从《康熙御制文集》当中，可以读到一篇名为《诗说》的文论。文章虽不长，却也能证实满族文化人此际已经较多地重视起对自身文艺理论的打造。以下引录的是这篇文论中的一部分：
诗者心之声也，原于性而发于情，触于境而发于言。凡山川之流峙，天地之显晦，风物之变迁，以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古今治乱兴亡之迹，无不可见之于诗。而读其诗者，虽代邈人湮，而因声识心，其为常为变，皆得于诗遇之。
玄烨的诗歌主张，继承了中原传统的诗学观念，也在这种传统之上表达了特有的美学倾向。他认为，诗歌所要书写的并非他物，而是心声，是性情，这就将自己的艺术追求既与中原传统提倡的“发乎于情”相交通，却又跟这种传统所强调的要“止乎于礼”相疏离。他还认为，诗歌是作者“触于境”时的客观反应，由于“古今治乱兴亡之迹，无不可见之于诗”，所以不管过了多么久，读者仍可以从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地位的众多作者笔下，“因声识心”，分辨出诗人的个性来，因而，一个真正的诗人，就该因应于“天地之显晦，风物之变迁”，写出自我的心之声，写出自我的性与情。
康熙皇帝玄烨在清代的满族文坛上，称不上是一位一流的诗人和文论家，他的诗歌常有政治色彩遮蔽了艺术求索的瑕疵，其文论也只是披露出一些可贵的审美倾向性而已。但是他的出现，正值满人跨入汉文诗坛未久而又多有遮蔽自我性情屈从汉文创作局囿之际，加之其非同一般的民族高端身份，他的诗风及文论便可以想见地，会在满族文学范畴产生不一般的文化影响。
把满洲民族的气质与个性在汉文创作当中彰显出来！——玄烨堪称历史上率先垂范的领袖人物。在康熙朝这一波满人用汉文写作向“写出真我”目标挺进的文学浪潮中，玄烨的作用不可低估。
“写出真我”，实际上是从康熙年间发轫而一直波及到雍正年间，渐成大观的满族文学浪潮。这中间，若论最重要的诗人作家，当然要推纳兰性德、岳端和文昭等名家。不过，为陈述的方便，本文只好把这些名家推延到下一章去专门评介。这儿所要接续谈到的，是在这一波“真我”书写浪潮中涌现出来的，很能引起人们阅读兴致的另一些满族诗人。
所谓“真我”，在讨论民族文学的层面上，当然首先还是指的民族“大我”。其实，文学史上每一位有造诣的作家或诗人，都会展示出有别于众人的一个“小我”。不论是“大我”还是“小我”，凡在质地上有别于他者的，都可以被称作“真我”。
此民族与彼民族在文化艺术上肯定是有不同价值追求的，在追求过程中，此民族的作家们相互存在共性，彼民族的作家们也相互存在共性。他们在民族内部存在的这种共性，拿到更高的多民族的比较层面上，便又形成了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个性”。倘若我们再把眼界放得更为开阔，去看看东西方的文化与文学，“东”与“西”，不也还是有相互不大相像的更高层面上的“个性”区别可以看到么。因而，共性与个性是相对的，“大我”跟“小我”也是相对的。
此处，我们不想泛泛地去关注所有层面上的共性与个性，“大我”与“小我”，笔者只是想把镜头摇近一些，去具体观察清前期已经操用了汉文的满族诗人们，是怎样集体“逃离”中原文化的共性笼罩，而写出自己的“民族个性”来。
这一轮的阅读，似可由康熙朝正白旗满人佛伦写过的一首《从军行》开始：
神蛟得云雨，铁柱焉能锁！壮士闻点兵，猛气怒掀簸。赤土拭剑锋，白羽装箭笴。矫首视天狼，奋欲吞幺麽。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行色方匆匆，妻孥无锁锁。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亲朋劳祖饯，且立道之左。请看跃骅骝，扬鞭追伴伙。长天碧四垂，乱山青一抹。大旆高飞扬，万马迅风火。一鸟掠地飞，先驱者即我!
史籍上佛论的资料不是太多，我们只知道写出了如此惊世骇俗作品的诗人，在康熙中期，任过左都御史、山东巡抚和内阁学士等职。平定三藩之役，他曾经总理粮饷，转战于南方数省，这首《从军行》，即当作于其时。诗歌把我们带回满族发愤创业的历史场景中间，体会到一个如日喷薄、万难不辞的上升期民族，能够拥有怎样超越一切的势能与魄力。如若拿这首诗，去与中原世代流传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两相比照，即不难看出，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族群之间的反差，有何等地强烈。人们早就读惯了内地农业族群充满厌战情绪的作品，脑海已被“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之类的诗句所填满，却要突然地，来领受一下“鲸牙如可拔，马革何妨裹”及“送复送何为？别不别亦可”的勇士长啸，心臆间会顿生出什么感觉呢，是理解的错位，是莫名的诧叹，还是心灵的快感？其实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可以讲，那就是不可左右的文化差异，是民族表达上的“真我”，在发挥效力。
反映八旗将士尚武精神、请战气概的诗歌，在清初的满人诗集里，还有不少。何溥《述怀》，就是能与佛论《从军行》相互印证的作品之一：“髓以三洗净，金以百炼精。海以万川汇，山以一篑成。鼎鼎百年内，穷达各有营。人生贵努力，忧患生功名。古来豪杰士，束发自请缨。扬威万里外，义重身命轻。区区抱蠹简，乌足了此生！”何溥是康熙后期的进士，雍正间随军征讨准噶尔叛军，战斗中误入敌包围圈，与敌肉搏一昼夜，激励同行将士为国奋战，终至殉难，军中得知情况均感叹不已。同民族的文化人伊福纳后来曾撰文谈到他：“体貌清癯退然，如不胜衣，平生雅以诗古文辞见称于世，及其见危授命大节凛然，有壮夫所不能者，可云不虚读书者已！”单从伊氏这一赞誉也看得出，清初满民族持有的处世标准，是把凛然尚武与明义守节，都认作是当时本民族读书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
求仁得仁，抱负得展，是清初满洲子弟人生之大快事；反过来说，没能在战场上获得施展，没能在血与火的时代造就功业，也成了有些满人抱憾终生的原因。康熙朝的宗室诗人博尔都，写了一首《宝刀行》，来倾诉心中的不平之气：
我有太乙鸣鸿刀，一函秋水青绫韬。流传突厥几千载，至今銛利堪吹毛。静夜擎来光照室，似有啾啾鬼神泣。洪炉淬就锦江波，良士磨用阴山石。当时跌荡少年场，宝装玉珥何辉煌。铜衔横拂秋霜色，金埒斜飞晓月光。岂意我今须发暮，虫网缘窗鸟巢树。抱病不闻车马声，结庐却在蓬蒿处。君不见，干将莫邪本巨观，龙光直射斗牛端。张华既往雷生老，飞去延津风雨寒！
除相关于尚武参战、建功创业的题材外，满人所固有的粗犷朴野、崇尚自然的精神追求，也于康雍年间的满族文学创作上，得到了足够的表达。这也可以认定是该民族在汉文写作上率然回归“真我”的又一个重要表现。
正白旗满洲诗人徐元梦的《秋日郊行》，摹写了自己对旷野田园的亲近感情，又烘托起民族骑射场面的热烈：?
偶因寻客去，骑马出青门。
落日衔千树，寒流抱一村。
田家收黍稷，场圃散鸡豚。
父老惊心目，将军猎骑繁。
专门状写满族射猎生活的诗作，也有许多写得很好。像下面这首贵昌所吟《游猎》，就极出彩：“散猎平原外，悬知狡兔肥。盘雕旋日下，怒马抱云飞。晴树天光远，层山野色微。莫言无一获，谈笑带禽归。”自从两千年前肃慎时代起，民族初民一向以渔猎经济为生涯，早已练就了异常精湛的骑射技能；而满洲人能进入中原，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着他们高超的骑射素养。清初直到康雍年间，狩猎骑射仍然是已经驻守于都市的八旗子弟乐此不疲的军事训练兼娱乐活动，并且它们还把骑射铸成的豪放性情，当成是值得夸耀的精神状态来开怀享用。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满族诗人们的作品里，才可以读到如许密集的狩猎题材，狩猎题材也分明地成为满人在创作中展现民族生活特征和精神特征的一项标志。
诗人们爱写狩猎，还把选题从本民族的射猎发散开来，触及到更多与狩猎现实相近的题材。大词人纳兰性德的弟弟揆叙和妹妹纳兰氏，都是写诗的好手。也都是狩猎题材的爱好者，揆叙写过一首《题元世祖出猎图》长诗，依凭自己对狩猎场面的熟知，追忆了前朝蒙古人的狩猎壮举：
至元天子英武姿，校猎每以秋冬期。我今展图如见之，沙漠惨淡移于斯。星斿蔽野虹作旗，厩马既秣车既脂。至尊前行后閼氏，茸帽压顶裘反披。各王部长络绎随，臂弓腰箭千夫驰。北风似弩雷似筛，踆乌匿影顽云痴。鸿鹄纷至苍隼饥，雉飞入草鹰在枝。银獐缟鹿熊豹麇，狡兔封豕狐与狸。洞胸饮羽血淋漓，焚林捣穴靡孑遗。就中射虎者为谁？引满一发穿其颐。目光?磹怒未衰，懦怯乍睹犹惊疑。归来穹庐帘幕施，酪浆潼乳倾金卮。燎毛番肉土锉炊，琵琶发声羌笛吹。酒酣耳热欢融怡，寒气忽转春迟迟。忆昔提兵辟坤维，乘胜直抵西海湄。于阗乞降适龟兹，角端示警知不知？从畋已寓阵法奇，止齐步伐皆得宜。月来日往绵岁时，此画完整无缺亏。偶然流览浑忘疲，便觉满室生凉飔。壮观咫尺慰所思，何待振策游边陲。
而纳兰氏呢，虽身为女性，却以罕见的强悍笔力，写有一首短诗《鹰》，将世代与本民族捕猎者形影相伴的猛禽勾勒得出神入化：“劲风凛凛纵秋鹰，玉爪金眸正横行。原草初凋眼更疾，飞来一击鸟皆惊！”
以苍茫遒劲的笔触，来书写对于民族故园的情感依托，也是这个时期满洲诗人自然的艺术展示。正白旗满洲内务府包衣人曹寅（《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是康熙重臣，也是当时卓有成就的文学家。这位在生理血脉上存有汉族案底的“包衣人”，吟诗著书却时而用“长白曹寅”或“千山曹寅”署名，以表达他拥有辽东精神文化依傍的人文倾向。在他的《楝亭集》中，我们读到了《满江红》（《乌喇江看雨》）词作一首，从目力，到笔力，再到所描画的大自然场面，无不体现出满人看世界写世界的粗犷调性：
鹳井盘空，遮不住，断崖千尺。偏惹得北风动地，呼号喷吸。大野作声牛马走，荒江倒立鱼龙泣。看层层春树女墙边，藏旗帜。
蕨粉溢，鳇糟滴，蛮翠破，猩红湿。好一场莽雨，洗开沙碛。七百黄龙云角矗，一千鸭绿潮头直。怕凝眸，山错剑芒新，斜阳赤。
满族书面作品摆脱汉文创作旧有调式的“真我”追求，也体现在他们高声地为本民族新政权歌功颂德的坦然与张扬。康雍朝作过兵部尚书的夸岱，诗集中留有多首表达用兵西北而得胜回归时极佳心情的作品，从中再寻不到先前鄂貌图等初登汉文诗坛之际那些强写“愁”啊“苦”呀的字句。他的《河套放船》写道：“两界河声走未休，川开沃野古今流。受降已改当年戍，失地真成误国谋。青草园中犹牧马，黄云天际信归舟。仰瞻睿略边烽靖，千里洪涛激壮游。”另一题《夏州怀古》则是：“独上高楼俯浊流，朔方形胜望中收。星分井鬼连三镇，地绕山河壮一州。龙虎气消谁正号？汉唐渠在漫防秋。欣逢四海为家日，宛马葡萄不用求。”
汉文写作，是满洲民族在自身母语写作出现未久即开始操练的别一种创作方式。既已走进汉文创作路径，满族的书面文学书写者，便势必很快地遇上对本民族文学而言重要的选项抉择——毫无二致地临摹下去，意味着文学自我的迷失以至于死亡；而只有跳出汉文写作传统的窠臼，才有可能赢得本民族文学的艺术生机。
康熙雍正时期，满族文学的书写者们以可贵的悟性和能动性，将自身与汉文创作的师承规范，做了一次虽为世间习焉不察但在实际上却颇有意义的文化疏离。
这种疏离，既体现于满族的群体动作上面，也体现在该民族的个体行为上面。以上所介绍的，基本上都可以称为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文化动作，其实，更有决定性的意义与价值的，则在于此后将要谈及的与前文所述同一时代的几位满族文学重量级人物的出现及其作为。
注：
[1]民国期间，满族和满语都不见容于世间，本来尚能说写满语满文的一些满族人，也为了生计等基本的生存考虑，在许多场合远离母语，生怕外界认出自己的这一民族特征。满语在内地都市满人们当中最终的消亡，应当说是20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满语小范围的日常运用，只在黑龙江流域、嫩江流域的少量村屯，还顽强地存在着。而今，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21 世纪之初的当下，这些村屯里面的满语愈发地岌岌可危，却仍未最终成为绝响。
[2]也许会有人专门检出中国历史上北魏孝文帝明令禁止本民族即鲜卑人讲说母语的例子来加以反诘。其实这在历史上，只是一个不具普遍意义的孤例。人们可以看到，孝文帝确曾一意孤行地利用权力推行“汉化”，也应当注意到，当时的鲜卑人中间实有许多的抵制派存在。对众多的抵制派，今天假如还像以往那样简单地称其为民族“守旧势力”，也许是不很确当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现象，仅凭“进步”还是“守旧”的标准，是难以完全解释清楚的。民族文化上的问题尤其如此。
[3]在营建本民族诗学系统方面，玄烨的建树远不及同时代的纳兰性德，但是，玄烨在满族文化全盘中间的身份与影响毕竟与后者大为不同，所以对他的建树亦不可轻易忽略，须当多所关注。
[4]伊福纳：《白山诗抄诗人小传》，转引自张菊铃、关纪新、李红雨辑注《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第73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5]与夸岱同时另一位满族诗人僖同格的两首七律也颇可一读。其一题为《出塞》：“远上龙沙黑水滨，急流水断石磷磷。天当绝塞晴明少，地到穷边险恶真。山殿老狐秋拜月，战场新鬼夜哭人。长林落日征云合，猎马嘶风怒不驯。”吟唱出了创业时代满洲将士视一切险恶为无物的胆气。其二题为《书曹孟德集后》：“健笔犹从爽气生，毅然横槊主文盟。东汉以上有其匹，大江以南无此声。安得短兵攻老贼，坐看坚垒据长城。诗家共说黄初好，七子何人敢抗衡！”借赞扬汉末大英雄曹操的文武全才，表达了挺进中原的满洲人愿效其后的壮志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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