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龙

上篇

这不再是梦。尽管在梦里，我已经离开了很多次，但这次是真正的离开。我没有欢喜，也没有悲痛；没有眷恋，也没有决绝。我所拥有的或许正是这种空无所有。是时候说再见了，不是对别人，而是对过去的自己。然而，再见之后到底该去往何处，我心里还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必须离开这里，必须打碎自己，才能重新创造自己。

　　今天是我二十五岁的农历生日，母亲劝我过两三天再走。我说，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要不就彻底废了。母亲说，你都快待一年了，还不是好好的，也不差这两天。还没等我说话，坐在一旁的父亲便嚷道，让他赶紧走，成天窝在屋里顶屁用。父亲说完便站了起来，走出家门。母亲摇摇头，不再说话，帮我一起整理行李。随后，她给我做了荷包蛋。每年过生日，她都会给我做荷包蛋。以前的生日，她都会给我说同一句话——你的生日就是妈的受难日，你以后挣钱了可要好好孝敬妈。今年，她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吃完荷包蛋，没有再说那句话。

　　堂哥开面包车送我去白鹤车站。母亲坐在后排座位，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堂哥比我年长五岁，初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农闲的时候就去镇子上贩菜卖菜，日子过得倒是有模有样。前两年他给家里盖了两层楼房，买了电脑和面包车，换了大彩电，送孩子去了县城念书。在孟庄，堂哥已然是众人眼中的成功典范，也是我母亲心中闪闪发亮的金子。偶尔，我会听到母亲低声抱怨：你看看你晓远哥现在多好，你再看看你，读书把你脑子都读坏了。对于母亲类似的责难，我从来没有正面回应，更没有因此对堂哥心存芥蒂。相反，在家的这段日子，我时不时会去堂哥家，找他聊天，陪他抽烟喝酒，甚至一起看电视连续剧。要不是因为上了大学，我会过上和他类似的生活，无所谓好或坏，也无所谓高和低。他是我的镜子，我在其中瞥见了自己的另外一番光景。外面的阴云快要压垮这个世界了，而我们三个人坐在车里，没有半句话，似乎在等待各自的生活风暴。

　　二十分钟后，面包车停在了火车站门口。今天等车的人并不多，大概率有座位，我舒了一口气。以前上大学时，每次都是从这里坐绿皮火车去长安城的，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座位。中途会有人下车，如果你足够幸运，会得到那个空位。一旦坐上了空位，甚至连户外的倒退风景都放缓了速度，变得宜人舒心。以前坐火车上大学都是心怀希望，而如今，希望这个词语听起来如此苍白羸弱。看着车站附近的荒凉景象，寒冷也趁着空灌入我的体内。我不禁打了冷颤，搓了搓手，看着不断向地面压下来的深灰色的云团。

　　母亲从附近商店买了包烟，塞给了堂哥。堂哥把烟拿了出来，说，娘，你这是弄啥哩嘛，咱们都是自家人，你这就太见外了。母亲摇了摇手说，每次都麻烦你，要是晓舟有你这么能行就好了。也许看到了我的不堪神情，堂哥立即补充道，娘，我咋能跟我弟比呢嘛，我连初中都没念完，晓舟是大学生，以后都是干大事情的。母亲没有再说话，把头转向了另外一侧。我听到了她泪珠落地的声音。堂哥递了一根烟给我，帮我点燃。我没有烟瘾，身体对烟也有种排斥，但抽烟会让我获得短暂的安宁，仿佛是我精神世界的临时避难所。

　　我们沉默了半晌，而风暴已经降临于我的心。堂哥突然问道，你的那本书写完了吗？我有点惊诧，因为除了父母之外，我未将这件事情告诉过其他人。我原本想要反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然而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个村子里是没有秘密的，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你的私事，全村人就跟着知道了。我故作轻松地说道，哥，我写完了，所以现在也该离开村子了。堂哥显得格外激动，说，你以后出书了，当名人了，可不要忘了你哥啊。为了不让他失望，我故作玩笑地说，等我成名人了，就送你一辆宝马。堂哥被我的话逗乐了，笑道，不愧是我的亲兄弟，哥到时候就给你当司机啊。我们又闲聊了其他的事情，母亲站在一旁，眼神游离，没有多余的话。

　　车站门开了，我被后面的黑衣男人挤进了车站。母亲和堂哥并没有跟进来送我。我转过身，和他们摇摇手。堂哥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母亲站在原地，抹着眼泪，欲言又止。我转过身，千言万语都化为了云烟。这个离别场景我已经等了太久，但真的到了这个时刻，我才明白了等待的确定含义。站在队伍中间，我扬起了头，似乎看到了那只传说中的白鹤。然而，当我闭上眼睛又重新睁开时，白鹤又化为黑压压的云团。

　　几分钟后，火车的轰鸣撕裂了天空的冷意，让静止的世界多了份生命的律动。火车缓缓地停了下来，车门随即打开，我跟着前面的人进了车厢。庆幸的是，火车上还有一些空位，走了半截车厢后，我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把行李放在了车架上，将背包放在了旁边的空位。我坐在靠窗处，看着外面倒退的寒冬景象，心里泛起了冷意。我从背包中取出了保温杯与黑塞的《玻璃球游戏》。喝了半杯温水后，身体也跟着暖和了，于是摊开了书，继续阅读剩余的篇章。

　　过了一会儿，售票员在车上喊着补票，我打开背包内层，取出钱包。补完票后，我把钱包又放回了原位，却发现背包里有一个白色信封。我拿出了信封，上面写着“儿子”两个字，是母亲的字。我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是一些钱，数了数，总共一千二百元。我把信封放回包里，泪水已经淌进嘴里，是咸涩味。原本以为自己失去了哭泣的能力，哪怕是在外婆的葬礼上，我都没有掉落一滴眼泪。自从毕业后，我没有给过家里一分钱，没有给母亲买过半个礼物，但她始终把我放在心里，始终没有丢下我。这一年的禁闭生活，要不是因为她紧紧拽住我，我早已落入无尽的深渊。

　　我已经无心读眼前的书了，于是把目光放在了窗外，而时间随着风景一直后退，后退到我的记忆深处，后退到我去校长办公室的那个上午。那天上午，我去了校长办公室，把准备好的离职申请书递给了他。校长让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我在他脸上看到了疑惑、惊讶与错愕等多种混合复杂的情绪。半晌后，校长凝望着我说，晓舟啊，你在学校里也待了快三年了，是咱们学校的青年骨干，再熬一熬，以后肯定前途无量啊。我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校长也许读懂了我的心思，又补充道，你这工作可是有编制有身份的铁饭碗啊，你当年也是我专门招进来的，很多人想进来还找不到门道呢。我说，谢谢校长的信任。他补充道，按年龄来说，我算是你的父辈，但我明白你们年轻人心里的想法，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冲动。我说，谢谢您，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离开学校了，谢谢您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我的关照。校长没再说话，在申请书上签了字。三天后，我办完了所有的离职手续。离开中学校门的那一刻，我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

　　听到我离职的消息，母亲手中的芹菜掉在了地上，而父亲怔在了原地，仿佛身体的根须扎进了荒原深处。父亲说，晓舟，这事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我把学校批复的离职书拿给父亲看，他瞥了一眼，骂道，狗日的，你这娃太瓜了吧，赶紧去学校说明情况，走，我和你一起去。我说，我已经受够那里的生活了，我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父亲吼道，好好的铁饭碗不要，你说你想咋开始。我没有再说话，母亲拉着父亲的胳膊，试图平复他的心情。父亲甩开了母亲的手，气冲冲地出了家门。

　　其实，我当时也特别理解父亲的心情。自我有记忆开始，父亲就没有几天的脸色是好看的，经常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生闷气。我从小时候开始就不敢靠近他，害怕打扰到他的孤独。当我在学校取得了好成绩，拿到了奖状时，我才能从他脸上瞥见些许满意的神情。为了取悦他，我在学习方面花了很多心思，甚至把学习当作唯一重要甚至神圣的事情。父亲时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学习是你唯一的路，你没有其他的路了。这句话是我头上的紧箍咒。在收到大学通知书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在父亲的脸上看到了没有任何负担的笑容。其实，上大学一直是父亲未完成的心愿。他参加过三次高考，最终都与其失之交臂，而这也成了他心头上的病。后来，他回了农村，当了农民，与他厌恶的农村相依相生，曾经甚至动过轻生的念头。要不是祖父及时发现了这种征兆，也许父亲早已化为尘土，也不会有我后来的故事。父亲当过孟庄的村长，后来工作被调到了镇政府的民政处，负责计生工作，而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和他一起去的麦城因为人活泛，会处理各种关系，没过几年便转成了正式工，有了正式的编制，而父亲工作勤勤恳恳，为人正直谦逊，到后来退休，也没有拿到正式的编制。不，不应该说是退休，而是拿了一点遣散费后，就被上面除名了。十几年间，父亲一直在等待组织的消息，却始终等不到那红头文件的降临。再到后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等待的到底是什么。从镇政府退下来后，父亲一下子就老了，身上的光也不在了，与村里人也基本上没有了来往。关于父亲所有的一切，我都看在了眼里，也暗自下决心不会再走他原来的路。

　　在中学教书那几年，自己像是被囚禁在笼中的鸟，也越发理解父亲当年的精神困境。当然，我对英语教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倦怠，而是被其他琐事慢慢吞噬。原本对教学一腔热情的我，心里的灰也越积越厚，后来成为压在我心头的一座山。周围没有人看出我的变化，我只把自己的心事交给了日记。随着日记越写越多，我发现自己不快乐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而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也许，这种想法在小时候就埋下了种子。记得上五年级时，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我的梦想。直到如今，我还记得我那篇作文的第一句话——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当年，班主任郭老师把这篇作文当成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读完后，郭老师说，大家要向晓舟同学学习，他以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直到如今，我也不能忘记郭老师当年的笃定神情，更忘不了她对我未来的期许。

　　辞职回家后，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电脑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刚开始，我打算写写系列散文，后来便推翻了这种想法。我想要写的其实就是长篇小说，关于我的祖辈、关于我的父辈、也关于我自己。然而，我并不知道到底从何处去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写。于是，我在知网上下载了很多关于长篇小说的学术论文，有关于西方的，也有关于中国的，有关于现实主义的，也有关于现代的与后现代的。总之，关于长篇小说的一切都是我当时最重要的生活主题。

　　看我整天趴在电脑前，母亲问我到底是在忙活啥呢。我撒了谎，说自己准备研究生的考试。母亲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而是回到厨房，给我做了大盘鸡拌面。她一直是我身后最坚实的支持者，而我并没有拿什么来回报她。也许是受到了良心的责难，后来的某一天，我把写作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愣在了原地，沉默了半晌，说，你的事情我不懂，你对自己负责就好了。当天下午，父亲走到我身边，冷冷地说，听说你还写书，这事也太荒唐了，你能不能做一个正常人啊，能不能不要让村里人再看我老两口的笑话了。也许是被父亲的话戳到了痛处，我反驳道，我再怎么差，总比有些人干了一辈子还是临时工要强。父亲的脸色从铁灰变成了紫红，他摇了摇头，转过身去。看到他微驼的身影，我心中升起的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溃败的痛苦。自此之后，父亲和我也基本上没了话。

　　刚开始的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基本上也不出门，因为我害怕面对村人们的疑惑与嘲弄。后来，当开始动笔写关于这个村庄的长篇小说时，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逃避，不再畏惧，而是选择去面对自己的真实处境。在写作之余，我走出了家门，主动与村人们交流，对我们村庄的过去和现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这些反过来对我的作品也有了很大的启发。与此同时，我与孟庄以外的世界也基本上断了联系，不再使用聊天工具，也停用了手机。那时候，孟庄又成了我的全世界——在小时候，我以为整个世界就是孟庄的样子。写作成为我重新理解孟庄的途径，我想要以虚构的方式留住关于孟庄的重要记忆。除此之外，我会帮父母干些农活，而这不仅仅缓解了我精神上的焦虑，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本质性的体悟。

　　写作并不是一路坦荡，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每次停滞不前时，我便走出家门，绕着孟庄独自散步，有时候甚至会自言自语。在孟庄，我成为他们眼中的怪人。有一次，大伯在路上挡住了我，说，晓舟啊，你要是有啥想不开的，可以告诉你大伯，大伯以前上过战场，见过很多死人，啥也不害怕。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感谢了大伯的关心，又独自一人去荒野漫游。对于未来，我没有什么计划，我所能握住的只有转瞬即逝的当下。有一次，母亲问我什么时候写完，说她听到了村里人很多的闲言碎语。我说，等写完了，我就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了。母亲不再说话，之后也没有再问过类似的问题。至于父亲，他不怎么和我说话，也没有给过我好脸色。我明白他只能接受儿子的成功，不能接受儿子的失败。也许，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写完长篇已是深冬的某个上午，看着文档上显示的三十二万余字，我的内心反而格外平静，仿佛远航的船看到了岛上的灯塔。把文档保存好之后，我走出了家门，走了将近二十里路，终于来到了渭河岸边。面对这条冰冻的河流，我在岸边站了将近半个钟头，回想了过往很多的事情。在某一刻，我甚至想跟着河流一起走向大海。很多年前，祖父的骨灰就洒进了这条河流，而这也是他生平最后一个愿望。虽然那年我只有六岁，但我依旧记得当年的种种场景。返回家后，我把完稿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她脸上没有什么快乐可言，相反是一种不可言说的愁云。她问道，接下来，你该咋办呢？我说，收拾一下，我明天就离开村子了。母亲走上前，抱了我一下。在我的印象中，这是她第一次拥抱我。

　　此时此刻，我已经坐上了通往长安城的绿皮火车。我已经和我的大学舍友陈洱说好了，先在他家住上两三天，随后就去找出租屋，去找新工作。两个半小时已经过去了，孟庄离我越来越远了，却像是藤蔓植物一样缠绕着我的心。过去一年的生活仿佛一场幻梦。我看着窗外，发现这个世界下雪了，不是鹅毛大雪，而是细密的雪花。不知为何，我突然想到了外婆曾经讲给我的《出埃及记》，想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的种种场景。也许，只有离开了孟庄，离开了过去的生活，我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应许之地。

下篇

要不是因为收到父亲即将死去的消息，也许我还不会这么快返回孟庄。母亲在夜里打来电话，低声道，你爸是胃癌晚期了，医生说他熬不过这个月了，你就赶紧回来吧，再大的气也该放下了。我站在窗口，看着夜空中泛起的星光，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道该从何处说起。沉默了半晌后，我在电话里听到了母亲的哽咽声。随后，她补充道，你都五年没回来了，再怎么说，他都是你爸啊。还没等我说话，母亲就已经挂断了电话。我凝视着黑夜，在其间仿佛又看见了白鹤。在好多个夜里，我都看见了那只白鹤。

　　犹豫了片刻，我把父亲即将离世的消息告诉了文慧。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说，这么大的事情，赶紧去和公司请个假，你年假从来都没有休过，刚好这次都用上。我说，我害怕回到那个村子里，害怕见到他。文慧说，咱俩好了也快两年了，要不这次回去就把事情先办了，让你父母也安了心。我点了点头。在很多事情上，文慧总是比我想得周到全面，比我细腻温情，而这或许也是我喜欢她的重要原因。要不是因为有她的陪伴，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熬过那些最艰难的日子。我没有说话，走上前拥抱了她。我们经常拥抱。在拥抱中，我们在上海这座城市中也找到了生存下去的理由。

　　第三天，我们坐着飞机从上海飞到了长安城。到了长安城之后，我们打出租到了城东客运站，又一起坐大巴回孟庄。上了大巴之后，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告诉她我带着文慧一起回来了。母亲问我文慧是谁。我说，她是我女朋友，我们快要结婚了。我在电话中听到了母亲的欣喜。她说，你们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县城的客运站了，我和你晓远哥在车站接你们。我说，太麻烦了，我们到时候直接坐出租回。母亲说，你咋这么客气的，就这么说定了。在我挂断电话后，文慧戴上了耳机，靠在了我的肩膀上闭目养神。要不是当年离开了孟庄，离开了长安城，我也不会遇见她，也不会有后来的故事。

　　我看着外面阴沉沉的天气，内心暗潮涌动，而倒退的风景再一次领回过往的时间。当年重新来到长安城后，我在北郊的幸福堡租了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入住的当天晚上，我就在好几个招聘网站上投了简历。一星期后，我开始在一家教育机构里上班，职位是专职英语老师，而收入由基本工资和课时费两个部分构成。虽然都是英语教师，但教育机构和中学的情况大不相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代课和备课。当然，教育机构的流动性都很大，也不提供三险一金，于是我整个人有种在海上漂流的感觉：看不见岸，看不见船，更看不见灯塔。那时候的我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寂寞，也很快就适应了教育机构的工作。除了上课以外，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深入往来，也不想认识新的朋友。

　　除了工作以外，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顶楼的出租屋。这里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微型王国。等一切稍微稳定后，我又重新打开了那个文档，修改刚刚完成不久的长篇小说。修改过程并不顺利，我数次对这部作品产生过怀疑，甚至一度有了放弃的念头。三个月后，我完成了小说的第三稿。我去附近的超市把小说稿打印了两份。为了犒劳自己，当天晚上我给自己点了意大利披萨和红酒。那个晚上，我睡得深沉香甜，梦见自己找到了可以靠岸的岛屿。

　　第二天，我拿着其中的一份稿子，去了长安文艺出版社。敲开编辑部的门后，办公室压抑的气氛将我团团围困。一个女编辑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自己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想要给你们投稿。女编辑用异样的眼光看了看我，随后说，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约稿，不怎么接受投稿。我说，要不您看一下，我觉得写得还不错。编辑笑了笑，说，每个来投稿的人都觉得自己不错，要不这样吧，你把稿子留下，我先看看，如果能用，我会联系你的。我感谢了她，随后在稿纸上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临走前，我问编辑能否加一下她的QQ，方便以后联系。她迟疑了片刻，随后把电子邮箱留给了我。从出版社出来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又缓缓吐了出来。不管怎样，我已经踏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当天下午，我又去了长安出版社，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一位男编辑。男编辑说，我们这里只出自费书和名家书。我问他什么是自费书。他冷笑道，就是你出钱，我们帮你出书。我有种被冒犯的感觉，不过还是克制了心中的恼火，说，老师，要不我把书稿放在你这里吧，你先看看，咱们后面可以继续沟通。男编辑点了点头。我把书稿放在他办公桌后，便离开了冷冰冰的出版大楼。

　　为了得到更多的机会，我又在网上搜索了四十多家出版社的投稿邮箱。我把这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以附件的形式逐个发给了这些出版社。关掉电脑后，我躺在了床上，幻想着书出版后的喜悦场景。那个夜晚，我梦见了祖父，梦见了祖父站在河岸上，与我道别。我问他要去什么地方，他说他要去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我问他能否带着我一起去。他说，你要在这人世上走一遭，受受罪，享享福，最后才能去那个地方。还没等我来得及说话，祖父便从我面前消失了，化成了白鹤，随后又幻化成天上的云。我也从梦中醒了过来，心里空空落落。祖父在我六岁那年离世，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却记得他喜欢把藏好的橘子剥给我一个人吃。在我的梦中，他的声音与样貌清晰又真实。

　　投完稿子后，剩下的日子就是等待。每当电话声或者短信声响起，我就竖起了耳朵，希望收到哪怕一个肯定的答复。即便不是肯定，哪怕是一个回复也好。为了不错过任何消息，我甚至连晚上都不关机。在等待的过程中，我都忘记了自己等待的是什么，也许等待的只是等待本身。慢慢地，我开始理解了父亲曾经漫长而又无望的等待。但自从离开孟庄后，我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他也没有联系过我。每个月初，我都会给母亲的卡上打五百块钱的生活费，而这也似乎成了我与孟庄唯一的关联。两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回复，而我也厌倦了这种没有尽头的等待。于是我鼓起了勇气，拨通了那家文艺出版社编辑部的办公室电话。得到回复是，你的稿子我看过了，也送审了，但没有通过二审。我不甘心，又拨通了长安出版社那个男编辑的电话。他说，你的书可以在我们这里自费出，只要你愿意，一切都好商量。挂断电话后，我突然明白自己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丑，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站在舞台中央。那个夜晚，我无法合眼睡觉，只能躺在床上，等待黑暗灌满自己的身体。

　　这里的冬天特别难熬，出租屋里没有暖气，于是我咬紧牙关，花钱买了热风扇和电褥子。但这些举措在冷冽的寒天面前显得不堪一击。睡觉的时候，我会紧紧地抱住我自己，听着户外呼啸的北风，似乎也能听见自己骨头的悲叹。每当夜半人静的时候，我能听见整座城市的哀鸣。隔壁住了一对情侣，我从来也没有和他们打过招呼。他们的争吵声、他们的做爱声、他们的欢笑声，所有这些声音都会涌入我的房间，让我的冬天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有很多个瞬间，我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开始质问自己为何放弃了稳定的日子，过如此狼狈不堪的生活。那段时间，母亲时不时会给我打电话，问我的日子过得如何，如果不好的话，可以回家。我每次的回答也基本上相同——我过得很不错，工作也不错，我暂时不回孟庄了。有一次，母亲突然在电话里问我，你的书现在怎么样了，村里有好多人都在问我呢。我沉默了半晌，说，已经送到出版社了，过段时间就出来了。母亲补充道，你爸其实最关心你了，老问我你最近咋样了，只不过脾气倔，说话也难听，你俩一模一样。我说，我不想和他说话，你以后在我这里也不要说他。说完后，我挂断了电话。其实，我并不是讨厌父亲，而是讨厌自己没有活出让父亲满意的样子。我已经立下了誓言：在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就前，我不会回孟庄。

　　春节我没有回家。我给母亲打电话，谎称自己过年会去云南丽江度假。那是我第一次独自过春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凄凉。我白天大部分时间窝在出租屋里看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好像自己的人生是由这些幻觉构成的。这也是一种逃避，我害怕面对自己的真实境遇。初十晚上，我和陈洱约好了一起吃火锅。看到我的时候，陈洱露出了惊诧的神情，问道，晓舟，你有些失神，是不是有啥心事呢？我说，我不想待在这里了，我想去别的城市工作。陈洱说，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了我表姐，我们刚才还在微信上聊天呢，她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做人事工作，我随后问问她，看有没有合适的职位。停了半分钟后，陈洱又补充道，大学的时候，你英语是咱班最好的，记得你说过毕业后想去上海工作，离家越远越好。我说，讽刺的是，毕业后回到了那个县城，当了中学老师，现在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了。陈洱说，我太羡慕你的勇气了，我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但不敢离职。我心里苦笑，转换到一个新话题。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陈洱的电话。他说，我表姐那边年后刚好招人，我把你的情况告诉她了，她说应该没有问题，你现在做一份简历投到她邮箱里，她随后会联系你的。随后，陈洱把他表姐的邮箱地址通过微信转给了我。下午，我把做好的简历投到了那个指定的邮箱。正月十七上午十点十分，我收到了来自上海的电话。接通之后，我听到了一个严肃又柔美的声音，你好，孟晓舟，我是庄雅梦，你的简历我已经看过了，符合我们公司的需求，请你于一周之内来公司报道，你有三个月的实习期，转正后我们会给你提供五险一金和应有的福利。我在电话中感谢了她，说自己肯定会按时报道。庄雅梦的声音变得松弛，笑道，陈洱说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这可是我第一次听他夸人啊。之后，我们又说了一些关于工作的事情。挂断电话后，我给陈洱发了微信，感谢了他。陈洱回复道，都是好兄弟，甭客气，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英语八级肯定过不了。

　　我把一些带不走的东西当作垃圾处理了，又去房东那里退了房。临走时，我敲了敲隔壁的房间，和那对情侣说了再见。那是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我被这座城市耗尽了热情，我渴望去另外一座城市，渴望开始新生活。陈洱开车把我送到了机场。离开的时候，他笑道，你终于要去大都市生活了，以后发达了可不要忘记我这个兄弟啊。我拥抱了他。我不知道下次见面会在何时何地。对于未来，我已经没有了实在的把握。飞机起飞后，我看着越来越小、越来越远的长安城，心里是空落落的回响。这一次，我知道自己不是逃离，而是某种形式的抵达。

　　去了上海后，我在地下室租了一个隔间。白天，我要花费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公司，因此需要凌晨六点钟准时起床。晚上回来后，我被工作完全挖空，只剩下了一具皮囊。除了睡觉以外，什么事情也不想去做，而这地下生活让我更加理解了活着的奥义。不过，我对这份工作还是抱有很大的热情。英语翻译是我的强项，我通过学习和实践也很快掌握了外贸工作的各种流程。三个月后，我顺利转正，工资也涨了很多。庄雅梦对我也很器重，在很多重要的会议和项目上，我都在她的推荐下担任同声翻译。自从来了上海后，我没有再读过一本书，更没有写过任何文章。我在自己的身上重新塑造了另外一个自己。我不再自我封闭，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也交到了一些朋友。只不过，我从来不主动向他们提及自己的过去。

　　在公司上班后的第三年，我终于从地下室搬到了位于高层的四十平公寓，终于可以在晚上看看外面的星空。每次去公司只花费四十来分钟，节省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我依旧喜欢电影，不过不再是文艺片，而是那些没有什么营养的动作片和漫威片。这些电影可以帮我短暂地放空自己。除此之外，我喜欢上了长跑，而所在小区距离一所财经院校非常近。只要有时间，我便会在晚上八点钟左右绕学院操场跑上一个小时。回到房间后，洗一个冷水澡，冬夏皆是如此。我的房间里没有一本书，也不再需要任何书。有时候，我会偶尔想起曾经读过的书，但已经忘记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有一次，我在整理电脑时，发现了几年前写的那个长篇小说。这个作品像是过去的某种耻辱般的存在，凝视着此时此刻的我。我打开了那个文档，读了两三段后便没有了兴致。我选择了永久删除这个文档。不知为何，我流下了眼泪。

　　在上海的这几年，我偶尔会给母亲打个电话。每次通话，母亲都会给我唠叨村里近期发生的事情：什么谁家盖房了，谁家娶人了，谁家得病了，谁家又闹事了。每次通话结束前，母亲都叮嘱我给父亲也打上个电话，而我每次都敷衍过去，不接她的话。时间越久，我和父亲的距离也越远。到了后来，他甚至成了一种符号。母亲在电话里说，你每个月给的钱，我们都给你存着呢，等你结婚了，我们就把这钱拿出来给你娶媳妇。当时觉得结婚是一件遥远的事情，直到我遇见了文慧。在一个长跑爱好者微信群里，我认识了同样喜欢长跑的文慧。这个群可以分享与运动有关的一切。有一次，群主发了一张自己当时跑步的运动场，接下来，好几个人也跟着发了跑步的场所。在那些照片里，我发现有个人和我在同一个操场跑步。出于某种好奇心，我主动加了这个人的微信。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她通过了我的请求，并发来一张问候的表情。为了显得正式，我主动给她说了自己的年龄、姓名以及所从事的工作，而对方也不遮拦，发来了自己的相关信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会时不时在微信上说说话、谈谈心。在这座巨城里，能真正说上话的人却没有几个，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后来，我知道她也是单身，就住在我隔壁的小区。有一天晚上跑完步，我绕着操场散步，突然听见了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头，从昏暗的灯光中辨认出了她，我也喊出了她的名字，而这算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之后的日子，我们开始了约会，在某个雨天的夜里确认了情侣关系。当文慧和我在一起生活后，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这座大都市中孤零零的漂流者。

　　此时此刻，我和文慧坐在回老家的大巴上，文慧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进入了另外的时空。过往的记忆被户外的风吹得七零八落，散落满地。我突然想起了父亲，想起了很多年前父亲带我坐公交去县城看马戏团表演的那个下午。那是我第一次坐公交，第一次去县城，第一次看马戏团表演，而父亲当时是我心中最崇拜的人。看完马戏团表演后，父亲在广场上给我买了根雪糕，随后又领我去商场买衣服。那天是我人生最无忧虑无虑的一天。那个时候，父亲在我眼中神采奕奕，高大英俊，没有人能代替他在我心中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保护着我和我的家人。而如今，我能想象到他蜷缩在家中的床上，被肉身的痛苦所折磨，独自等待死亡的神情。在习惯了等待的日子里，也许这种对死亡的等待是一种解脱，甚至是一种恩惠与慈悲。我不敢面对这样的父亲，但我不能逃避，我必须要去面对将死的父亲，面对我衰亡的记忆。不知为何，我心中没有什么痛苦，有的只是被时间掏空后的无助与无力。窗外阴沉沉的天，仿佛是在奏响无声的哀乐。

　　大巴在县城的客运站停了下来。下了车后，我和文慧走出了客运站。当我准备给母亲打电话时，便听到了不远处有人呼喊我的名字。我转过头，发现母亲和堂哥在另外一侧向我们招手。我们带着行李走向他们。堂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兄弟在上海混得很不错啊，把媳妇都领回来了。文慧说，谢谢晓远哥和伯母这么远来接我们。堂哥笑道，都是自己人了，别客气。我瞥见了母亲的表情，她对文慧非常满意。

　　我坐在堂哥旁边的副驾驶位置，母亲和文慧坐在后面的位置。我问了一些关于父亲的问题，母亲叹气道，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没办法了，人的命天注定。文慧从包里取出纸巾，递给母亲。她握住了母亲的手。半晌沉默后，堂哥突然问道，晓远，你的那本书出版了吧，咱们全村人都等了好几年了。我说，哥，咱们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那个时候我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话音刚落，文慧问道，你以前还写过书啊，怎么没有听你说过这件事情呢？我说，写得太差了，不值一提，我早把文档删除了。文慧说，看来，你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告诉我啊。母亲说，我们晓舟是个实诚娃，对人很实在，你跟着他会过上好日子的。文慧点了头，没有再说话。堂哥打开了音响，电台里播放的音乐居然是《Sailing》。不知为何，我跟着曲调哼出了这首歌，而眼泪已经淹没了我眼前的琉璃世界。

　　车快要靠近孟庄时，母亲说，晓舟，你看，外面下雪了，和你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雪啊。我看着车窗外的雪，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这么久过去了，整个世界都变了，而眼前的雪却从未改变。突然间，我看到了一只白鹤在雪地里扑腾着翅膀，随后飞向了天空，变成了云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