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民族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由诞生之初起始，始终需要直接面对的，便是比自身在能量上要强大、丰厚甚至威严许多倍的汉族文化。
对比于中原汉族，中国自古以来的小民族可谓多矣。但是，像满族这样自打一出世，便须全方位地思考和处理与汉族文化关系的民族，却并不多见。惟其如此，满族的文化史及文学史在文化人类学方面所提供的罕见的标本价值，才尤其需要学界重视。
从这一特别的角度放眼，我们也许能够读出，一部满族书面文学的流变史，就是满族书写者们一向以来，在文学道路上如何学习和汲取对方，与如何寻找和守望自我的历史步态。
所以做出这般的理解与概括，皆因满族以及满族文学从问世伊始，就跟汉民族的距离，贴近到了耳鬓厮磨的程度。出于同样的关系，我们在研究满族文学的时候，也就有必要随时提示自己：切莫大而化之地搬用寻常情况下去看待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眼光和方式。
一如前述，依据人们的习惯思维，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就该是这个民族的作者以本民族的文字写下的作品。可是呢，凡事也总会有个常态与非常态的差异。任何事物，溢出于常态轨道而以这样那样的非常态面目显现，既在哲理上可以理解，现实中也不难看到。
翻开中华史册，文化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靠弓马征讨天下，进而入主中原腹地者，原不罕见，满族在其中，仅是个最晚的到来者。即便只算确立起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在满族建立清朝之先，也还有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元朝。清朝定鼎北京前后，这个起家于白山黑水偏远乡野的小民族，其统治者们不但有过思考，甚至还有过内部在决策上的矛盾交锋。其中一种意见是，可以仿照当年的蒙元，仍以民族故乡为战略根据地，进入中原后大可不必与汉民族做过多的文化周旋，若不能长久驻足于长城以里，便索性重新撤回关外老家了事；另一种意见则是，既然进入了中原，就要有雄心远略，须在兵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举族内迁，将本民族战略大本营彻底移至燕京（即北京）地区，并不间断地向全国进取渗透，从而有效、持久地去控制和管辖这个泱泱大国。
结果，后一种意见成为了最终的决策。
满洲人入主中原的时刻，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其野性而粗粝的精神特征，还是十分彰显的。携带着这样的民族文化闯进关内的满洲民族，当时全部人口仅只几十万，无法与已有近万万之众的汉族相提并论，就他们的文化发展水准来看，亦比中原滞后许多。
他们一定是觉察到了蒙元留下的深刻殷鉴。一方面，他们不愿像蒙元那样成为一个坐不稳的短命朝代，得想尽办法在这个东方大帝国的政治中心扎下根；另一方面，他们也为如何才能既获得巨大的政治权益又保全自己的民族根基，而冥思苦想寝食不安。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以武力夺得的政权，是无法仅凭武力去长久维持的，为了实行对中国广大地区的有效掌控，自己必须向汉民族发达的文化看齐，从中获得精神统治者的牢靠地位。他们虽然不甘心就此丢弃本民族的诸多固有特点，却又没法儿不向汉族传统文化领域大举挺进。
两难之下，他们选择了文化上有可能是破釜沉舟的路线。
自顺治初年起，他们以儒学为基础，设立学校，实行科举，使满族人特别是本民族的上层子弟，能够及时而丰沛地接受中原文化的学习，成为这种文化的拥有者。这是清代初期满洲上层掀起踊跃学习汉族文化热潮的基本动因。
以顺、康、雍、乾几代清朝早期帝王为代表的执政者，出于维护政权的迫切诉求，不遗余力地向汉族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靠拢、学习。他们懂得这种学习对于新兴的清政权而言是性命攸关的，因而他们学习的态度与毅力也是足堪慨叹的。
福临（指顺治帝——引者注）是一位好学而明智的年轻君主，1651年，他开始执掌朝政时，很难看懂向他呈递的奏折。由此他深感对汉文的无知。他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攻读汉文，因而在短短几年内已经能够用汉文读、写，评定考卷，批阅公文。他对中国小说、戏剧和禅宗佛教文学的兴趣也不断增长，大约在1659年或1660年的时候，他成段地引用1656年刊行的金人瑞评点的《西厢记》……他对小说评论家金人瑞的评语是“才高而见僻”，足以显示他对汉文的理解力相当高深。一个日理万机的人能有如此成就是很不寻常的。
还有康熙皇帝玄烨，自少年时代起时常彻夜攻读先秦“坟”“典”文献，即便是累得咳血，也在所不惜。
他们的攻读终于奏效，经过不懈的努力，清代的主宰者登上了“无限风光”的儒学传统思想顶峰，完成了自我文化形象的调整与重塑。中原封建旧族中的绝大多数，因此也开始心悦诚服地为他们原本并不喜欢的这个异民族政权效力。
其实，满洲主宰们政治上的踌躇满志，掩盖着的，正是他们在文化上的岌岌然如履薄冰。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愿意主动轻易地舍弃自身传之久远的文化传统。当顺、康、雍、乾等满洲领袖人物向汉族文化思想的高峰奋力攀登的时刻，他们的心理肯定是极矛盾的。一方面，如若不把汉人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治国思想精髓实实在在地学到手，已经到手的政治利益就完全可能付之东流。可是他们又不希望自己的满洲同胞也都效法其后，与他们一样去学习和汲取别民族文化，那么做，显然会危及到自我民族文化的承袭和延续。正是鉴于这般自相矛盾的思虑，清朝历代全力进取汉文化的君主们，却始终三令五申，强调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固守，强调“国语骑射”等满族习尚在新环境下继续保存的根本意义。然而，跨进中原不再回头的历史性抉择本身，就意味着坠入并凫游于汉族文化的汪洋大海。博大精深、美轮美奂的汉族文明，对这个经济文化欠发达民族的成员们来说，不啻是一种挡也挡不住的诱惑。
有清一代，“国语骑射”等满民族的非物质和物质文化，显见着一层层地脱落。时至清末，入关前的满族文化在汉族文化的步步诱导下，业已出现了大幅度的转型。
幸好，满人并未一任汉族文化洪涛的彻底灭顶，较高的智商和举世公认的创造性帮了他们一些忙，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大胆地向强大的汉族文化表达了自己的别样选择，他们的某些独特的价值取舍没有被历史所湮灭，在日后中华文化的构建中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不过，那已经是后话。
满洲人学习汉文化并不是从文学入手的。儒家学说、治国韬略、恩威并施统治社会的精神，才是统治者急用先学的东西。可是，文学在汉族文化庞大的混合形态当中，毕竟是最叫人痴迷生瘾的一部分，就像顺治皇帝在攻读汉文及其典籍之余，汉文的文学修养也同步被抬升起来一样，最先跨入汉文写作领域的满洲人，多不是一上手就想要成个什么文学家。
鄂貌图（1614—1661）在满族文学史册上，是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人物。他出身于满洲叶赫部内章佳氏家族，是皇太极时期的满洲科目解元，累官至中和殿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此人文武全才，善于骑射，也酷爱读书，在满文创制之初就能精通满文，同时也好学习中原儒术，能够兼通满汉文义。他是满族最早的文学翻译家之一，在清朝进关之初所刊刻的满文译作当中，就有他译自汉文的文学典籍《诗经》。而他的诗集《北海集》，更被认定是满人最早用汉文创作的作品集。
清初中原诗界的领袖王士祯，关注到同时代文坛上异族诗人鄂貌图的出现，曾给予很高的尊重与评价，推崇为“满洲文学之开，实自公始”。当然，客观地说，王士祯的这一评价是有点儿偏差的。因为所谓满洲文学，就应当是该民族的民间口头文学、母语书面文学和汉文书面文学这几个类型创作的总和。那么，前两种类型作品的发端，既然确实早于他们的汉文书面文学，再认定“满洲文学之开”，是从鄂貌图这里起始，就不准确了。——这其实只是彼时彼境之下作为中原文化人一种不可避免的视角闪失，这一闪失，折射出来的是历史上身处不同民族文化站位者的感官误差。今天在我们的眼里，是可以理解和宽容的。
鄂貌图尽管不是满洲民族文学史上的第一人，却毫无争议地，是满族历史上的第一位汉文书面文学作者。对鄂貌图出现的意义，不可低估。除去他个人的文学创作成就不俗外，尤其应该从满族文学日后的长驱发展，来理解他在文学史上的预示性质。
据估算，有清一代，国内文人的汉文诗集大约总计七千种。而近年来的发掘研究证实，其中满族诗人们创作的汉文作品集，就有六百种以上。这个在清代汉文诗坛上几近十分之一的创作量，足可证实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满族文人汉文写作队伍之大与作品之多。假使我们再认识一下满族杰出作家由清代至现代用汉文创作的文学达到了何等出类拔萃的境界，便会更加明了，清初鄂貌图的出现，在满族文学史册乃至于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史册上，有着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像清初许多满族士人一样，鄂貌图的一生也是在昂扬、紧张、充实的社会气氛下度过的。身为赞襄军政的要臣，他跟随八旗劲旅南征北战，屡建功勋，地位突出。《清诗纪事初编》载：鄂貌图曾“随豫亲王定陕洛，下江南、两浙。多罗贝勒征闽，单骑说郑芝龙降之。郑亲王征川湖，安亲王征喀尔喀，郑世子征闽降黄梧，多罗信郡王取云贵，凡清初用兵，靡役不从，隐然为监军焉”。
翻开鄂貌图的诗作《北海集》，读者难以想象，它竟然是出自这位差不多半生都奔波于戎马生涯的满人笔端，何况，在鄂貌图之前，满洲所有的文臣武将，全都没有尝试过触摸汉文文学的写作。
《北海集》里面的作品，均为典型的汉文格律诗，这些诗，基本上都是作者身负军政要务走行南北各地时候的触景咏怀之作。
树色苍苍滇海秋，归心每望凤凰楼。二毛镜里惊衰鬓，万里天边看敝裘。片片火萤摇客眼，轻轻沙燕过南州。飘蓬风露疲鞍马，回首盘江东北流。
——《秋思》
天涯自昔感分襟，楚水吴山滞好音。江上频年征客泪，樽中几度故人心。楼头好月凭谁对，囊中新诗只自吟。幸有塞鸿从北至，殷勤慰我别愁深。
——《寄友》
他的诗，工稳流畅，颇得中原传统诗歌流脉技法之要义。按说，阿尔泰语系民族的语言习惯，与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原本大相径庭，二者从语音到句法，再到韵文体创作的词汇结构方式，全都格格不入。对于乍学汉语文的外民族成员来讲，学写汉语格律诗，简直是比登天还要难，它的韵脚、平仄、对仗等等规则不一而足，把寻常的汉族平民都要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像鄂貌图这样刚刚从纯粹的异民族语言环境里走出来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便把汉文的格律诗写得如此有模有样，多少总有点儿像是个文化上的奇迹。要打造这种奇迹，势必得从一招一式的模仿开始。鄂貌图的格律诗虽然写得不坏，却依稀可辨，留下了较多的临摹痕迹。且试看他的这样两首诗：
何处通京国，回帆下岳州。日应从楚出，水合向吴流。城郭兼天净，鱼龙动地浮。因思少陵句，渺渺使人愁。
——《泊岳州》
来登百尺楼，举目见梁州。山峻环滇海，云低压瘴流。一生长作客，万里共悲秋。不有杯中酒，难解六诏愁。
——《九日滇府南楼》
唐代杜甫曾吟有名诗《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鄂貌图以上两诗，一写于湘，一作于滇，显见都是临摹了杜诗，不单沿用了《登岳阳楼》原韵，连抒发的情怀也亦步亦趋，只是鄂作二诗在平仄的调节安排上用了五律体两种不同样式，这也很像是文学初入门在艺术探索上的一种实习。杜甫的《登岳阳楼》，堪称千古名篇，与杜甫原诗相比，鄂貌图这两首诗，不论意绪或者怀抱，都是远处下风的。这也颇为自然，方才入门的学生，与高山仰止的大师，一定是不好相比的。
这里把鄂貌图称作“学生”，恰好是对初涉汉文写作领域的一整个满洲民族的喻指。发蒙阶段的学生，顶好的成绩就是要模仿得像先生。我们注意到，鄂貌图的临摹，首先是要学会汉族传统诗歌的写法，包括汉语音韵、格律、对仗、起承转合……同时，也还要学习汉文诗歌创作的思维规范与思想表达。千百年间汉文诗作早已形成了自己情感意境的一些书写路数，就拿行旅者的抒怀诗来说，最常见的，就是要尽力描摹出亲友间的离愁别绪与一己的孤单落寞。鄂貌图半生羁身军旅，写起抒怀诗，也在心理上多多少少地落入了这种窠臼。清初的满洲将士们，人人为开疆拓土建功立业的精神所激励，其情感的主旋律均体现为高度的激昂亢奋，他们虽然也有离别亲友的伤心，却从未把这种离愁别绪作为精神生活的主要成份。可是，读者却在鄂貌图的诗集当中读到了相当多的离别和思念。的确，带有艺术气质的人格总会比他人更加易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鄂貌图作品中间的离愁别绪，恐怕也不能不说是有其刻意仿制汉文诗作思想内容之嫌疑。鄂氏自年轻出仕，文经武纬从未辞劳，功绩累累，连历史上有名的“说郑芝龙降”事件，都是他单骑深入敌营完成的，足可见其精神面貌一斑。他四十八岁英年病逝军中，引得“上震悼，遣官谕祭”，亦可证明文武全才竭力报国的他，在当时满洲人中间的重要地位与典范形象。假如真像他的诗集作品所反映的，此公俨然只是个时常缠绵于思亲望友情绪的诗人，倒是无法想象的了。由此我们看到，少数民族诗人在刚刚学习汉族文化时候的被动姿态，他们一时还难以树立自己从思想到艺术的独到风格，在一味临摹汉文作品形式的当口，把对方的传统思维意蕴也未加选择地学了去。整出整入的学习倾向，固然是有弊病的，但发生在满洲文学之开的时刻，便又无可厚非了。也许是因为鄂貌图的诗歌较多地体现了对中原文学传统价值的无条件遵奉，当时的汉族诗坛才那么无条件地赞赏和接受了他：施闰章的《〈北海集〉序》认为，“公喜经术，手不释卷。诗斐然温厚，一泽于正雅。”这就把个初登汉文诗坛的满洲人鄂貌图，从思想到艺术，完全视为自己人了。温柔敦厚，是汉族一向标定的诗学传统，中原的诗歌批评家们，也肯定是在希望与想象着，从鄂貌图开始的满洲诗人，都将在这条正道上行进。
跨民族间的文学影响，是多种多样的。鄂貌图学写汉诗，在艺术技法上迅速达到了几近乱真的地步，这是他刻苦努力取得的成绩。但是，在精神类型和艺术风格上，做学生的倘若走不出范本民族的原有格式，便不能算作是本民族文化意义上的成功。可喜的是，鄂貌图并不是一个很缺文化悟性的满洲人，从他的少数诗歌作品里面，我们还是发现了他的异民族气质。一首《黄河》诗写道：
极目黄河日影开，高风拍岸急流催。谁将万折长驱水，渡马东南作赋来？
立足黄河岸畔，放眼满洲人前所未见的内地壮丽山川，他襟怀激荡，豪情四溢，用纵横张扬的笔触，勾勒出万折长驱的大河气象，以比拟一个新兴民族与一个新兴时代的崛起。这样的诗歌，是远非诗人其他一些循规蹈矩的作品所能比拟的。此外，像《过石屏州》等创作，也透露了身处清初八旗行伍的诗人，在军事、政治节节胜利时由衷的喜悦之情。它与汉族士大夫阶层一些人哀国哀己的时作，区别是那么明显。
民族精神因子和民族情感因子在文学创作中具体而微妙的展现，跟特定历史场面下不同民族身份写作者不同心理反馈，常常是贴近或者一致的。检读此民族与彼民族的文学特质，是要注意到这一点的。
鄂貌图在满族的汉文文学史上，并不是一位十分杰出的作家。今天，身为后人的我们已经知道，该民族的文学夜空，已有诸多耀眼星座连缀起来的灿灿河汉。不过，十七世纪的上半期，鄂貌图凭借着自己的优异禀赋，捷足先登于汉文文坛，却分明是对后世的本民族文学和文化发展，有其筚路蓝缕、垂范引路的先锋意义。
注：
[1]美·A.W.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名人传略》翻译组译，第573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这一数字是根据《八旗艺文编目》等记录统算得来的。另，《熙朝雅颂集》收入清初至清中期旗族诗人诗作近万首，作者凡550人。《八旗文经》亦收入旗族文人文章650篇，作者也有550人。
[3]转引自《熙朝雅颂集》，清·铁保辑，赵志辉等点校补，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徐元文：《特授光禄大夫内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左侍郎加一级鄂公传》。见鄂貌图《北海集》附录。
[5]其诗如下：“旌节过南诏，云烟满眼开。林中看雨过，波上觉春来。令肃雄风远，山青瑞霭廻。军声先到处，早靖碧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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