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纪新

　　清代满族作家用满文创作的另一类作品，是翻译小说。

　　任何不同民族文种之间的翻译工作，都不会简单地只是两种语言间对应文辞的互搬，翻译作品都带有二度创作的特点，好的译作尤其展现译者的艺术造诣，在完美的译作中，既要体现出翻译技巧，又要融入译者对文学世界的整体把握。由汉文翻译过来的满文译作，也必然如此。

　　满族民间喜好“讲古”文学，喜好各种题材的长篇“说部”，是饶有传统的。因而，在他们与汉族文化接触之初，也将这方面的兴致，同样地转移到对方的“讲古”作品上头。据记载，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他们父子都痴迷于罗贯中所著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当中的故事。天聪年间，皇太极亲自命学者达海着手翻译这部作品[1]。当时的满族将士能读懂汉文书籍的极少，他们通过对达海所译满文本《三国演义》的阅读，不但满足了艺术愉悦上的考虑，更把书中讲述的文韬武略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政治、军事乃至思想修养里面[2]。一部中原的通俗文学作品，竟然能在面世一些年以后在他民族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如此之大的效力，实在是不能不叫人感叹的。

　　清代满人们学习汉语和废弛母语，有个比较长的过程。直至清末，下层的许多满族人还照样讲满语读满文，他们即便是学得了一些汉语会话，离能够阅读汉文书籍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前后近三百年，他们以满文译本来阅读汉族文学作品已成为风习。

　　终清之前，由满族翻译家用满文来译著的汉族作品，数量相当之大。

　　有研究者综合各种书目文献，专门对清代译自汉文的满文作品做过一项自称是尚不完全的统计，得出来的数字居然有一百五十三部之多[3]，这确是一个让人多少有些意外的数字。而从这些作品体裁上来区分一下，小说占了十之八九的比例，差不多纳入了当时汉文创作中所有较受欢迎的作品。像《唐人小说》《西游记》《水浒传》《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连城壁》《八洞天》《东汉演义》《列国演义》《说唐》《说岳全传》《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等，都是其中的篇目。虽说上述一百几十部译作的作者，并未全部留下名字，译作的文笔及翻译技巧也参差不齐，我们却知道，这中间有一些翻译家实在是功力非凡的。像前有达海后有顺治朝多位大文化人共同翻译出来的《三国演义》，在艺术质量上自不待说，随后涌现的著名翻译家也不少，例如康熙年间和素所译《西厢记》和《金瓶梅》[4]，道光年间扎克丹所译《聊斋志异》等[5]，都堪称译文巨制，不但为当时的读者爱不释手，时至今日，也还被学术界推崇为民族语文译著的经典文本。

　　以上，大致介绍了满族作家在清代用母语译作的基本情况。

　　自清朝退出历史之后，满族的母语文学书写几近彻底湮灭。这时，满族与汉族在文化上的界限愈发模糊起来。而满族的母语文学在二十世纪前期这一时空坐标点上终告息影于世间，其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里面既有清代近三百年间满汉双方交流水到渠成的非人力作用，也有辛亥鼎革后满族文化所遭受的人为挤压。假如我们把前一个原因看作是主因的话，后一个原因也是不容忽略的。

　　满族的母语文学，业已交付历史存档。面对着种种满文创作的文化遗存，我们可以感触到一些什么呢？

　　首先，可以肯定，满族母语文学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民族文化存在。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中，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可以标示出一条有异于他民族的特定轨迹，而各个民族特定轨迹间又总能够看出某些共性规律，满族的情形也不例外。十七世纪前期，在以女真族为核心的基础上，吸收了东北亚多个兄弟民族的血脉成分，完成了一次新型的满洲民族的建构——笔者这儿既然称之为“建构”，就是想说，满洲民族的出现，其间确有一点儿人为因素的渗透。不过，因先前的女真毕竟是后来之满洲的绝对主體成分，新问世的满洲民族便基本上还是循着女真文化的既定轨道前行。该民族的语言、宗教、伦理以至于社会经济等等，都是从明代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基点上铺开来的。当努尔哈赤、皇太极们将雄心壮志化为戎马行为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是有限而又薄弱的。有着偌大历史志向的英雄，连自己民族的文字，也须从头创制。当满文终于被创制出来，该民族的书面文学建设又显然不会是它的当务之急与首要承担。中外各个民族在刚刚拥有自身文字的时刻，都肯定不曾急于用民族文字去编织自己的文学之梦。民族文学，只能是历史书写之内一项起初几乎不被察觉的“副产品”。满族文学的研究者今天得从《满文老档》等史籍里剥离出这个民族原初的书面文学成分，恰与中原文学研究者从先秦典籍与《史记》中发现汉民族文学的萌芽是一样的。在国内一些拥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当中，也有相似的情况。

　　满族的母语书面文学，本来是渴望着能破浪远航的。原本有着丰厚积淀的民间口承文化，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波及整个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嗜好，为该民族的作家文学起飞做了极其扎实的铺垫，满文的创制与完备，又为满民族的书面写作预设了必备前提，同时，满洲民族经过艰苦持久的奋斗，建立起以本民族为核心的国家政权，满族的民族文化、满族的作家文学，其借助于民族振兴之力而迅猛发展的机会，好像是近在眼前了。然则，历史常常要跟那些踌躇满志的成功者开出一些大大小小的玩笑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在满族文化和满族文学的发展当中现身了。明清交替，政治上的成功者恰恰并不是文化上的强者，满洲的民族文化虽颇有个性特色，却到底属于少数民族的带有某些原始质地的文化类型，跟在中原广袤大地上早已扎下深根的具有悠久而辉煌传统的汉族文化相比，能量小且发展滞后。自十七世纪中叶起，这种满汉文化的两相对峙与交互博弈的结果，似乎是一场早已规定好了的“宿命”，满族的文学乃至于满族的文化，都没有像这个民族在政治上那样春风得意。实际上，他们本当包含母语运用在内的、完全意义上的本民族的书面文学发展，是从清政权定都北京城的那一刻算起，就没有赶上过什么顺风。清初以降，满洲子弟自上层而中下层，受汉族文化的濡染渐次表现出来，而且无时或已。在满族内部，虽然是出于不尽相同的目的，起步学习汉文与汉文化，进而用汉语文来书写包括文学作品在内的各种文章文献的人数愈来愈多，书写水平也愈来愈高。综观清代的十几位帝王，多数人都曾经一再敕令满洲旗人，必须要将“国语骑射”的民族习尚时刻维系、代代传承。可是，在这些民族首脑们极度忧患于民族根本会不会失传的同时，他们自己却也不能不心甘情愿地用中原文化来装备自己。用女真-满洲式的传统文化统治这个早已为儒家思想模塑定型的上层士大夫及下层民众的国家，已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攀援儒家文化的极顶，做中华大帝国权威的精神主宰，显然是比维护本民族文化的自足发展更为重要的使命和担当。

　　检视清代满族母语文学的书面创作，大抵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庙堂御制作品，像玄烨之《太宗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文》《避暑山庄诗》，弘历之《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事文》《御制盛京赋》，即属于这一类。这样的创作都带有张扬本民族历史业绩的含意，也带有倡导满文写作的意向。不过，比起康、乾二帝用汉文书写的数量很大的作品，此类制作可以说只是一鳞半爪，对本民族母语写作的导向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类，是带有一定个性化特点的写作，比如曾寿的《随军纪行》和图理琛的《异域录》。这类作品在写作当时没有公开发表的意图，存在着私密性，尽管作者落笔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修养，毕竟不是为了公诸世间供读者欣赏。这类作品，与纯文学的制作尚有一些差异，且因流传范围狭窄，也就缺少更广泛的影响力。

　　第三类，是子弟书《寻夫曲》、剧本《烟鬼叹》等有着面向社会创作意图的作品，这才是迎合满族下层只能读通满文却难于读懂汉文那些人的读物。这类满文创作，一上手就瞄准了满文读者或者观众的艺术需求，基本上摆脱了非文学因素的束缚，具有可见的艺术性与审美性，说得上是标准的满族母语文学。只是，这样的作品问世之际已届清代的中后期，当时满族内部只能读满文的读者群已经日渐缩小，能读汉文作品的读者群却又在随时增长，客观的受众大环境已经很不理想，当然要制约其进一步的发展提高。

　　第四类，也就要说到满文的翻译文学了，那恐怕才是满族母语文学当中自始至终得到充分而完备发展的一类。这类译作，既有较大的数量，又不乏高质量的佳制，而且还维持了相当长久的良好成长势头。唯一可惜的是，此类作品毕竟不是满族文学创作者的完整原创，只属于在汉族作者首度创作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这样的創作哪怕再精彩，到底也不能在满族书面文学的总体格局当中成为主导。

　　清代满族的母语书面文学创作，一直是在有限历史空间制约之中的舞蹈。璀璨夺目的中原文学，无时无刻不在抑止着它的生存。在清廷反复颁布的道道政令下面，“国语骑射”尚且难以长久维系，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什么“政策保护”的满族母语文学的生长和延展空间，自然是越来越逼仄狭窄。满族母语书面创作，始终是处在自然生成又自然流失的状态。

　　就满族文学的总体发展而言，无论是满文创作还是满文译作，毕竟都没能形成对他民族有影响的大潮[6]。在多重政治、社会及文化因素强有力的作用之下，清代满族文学的主潮，始终体现于借用汉文表达方式的“非母语——汉语”书写形态上。从日后不同站位的文化感觉上讲，这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上的“不幸”，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化上的“大幸”。

　　不管怎样说，以汉族语文做自己书写工具来成就满族文学，终归已经成为其自身的主要特征之一。

　　注：

　　[1]达海生前未能将《三国演义》译完，这部未完成的译稿即在满人中间广泛流传开来。清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又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终于把这部作品完整译出。

　　[2]有这样一种说法：皇太极设计离间明朝与袁崇焕的关系，就是从周瑜设计离间曹操与蔡瑁、张允那里学来的。此说也许只是一种民间比附。但是，清廷曾将译著小说《三国演义》作为兵书战策发放到军营里面供将领们学习，则确有其事。另外，《三国演义》宣扬的以关羽为代表的封建时代忠义观念，也对有清一代满族人道德伦理的强化固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3]参见赵志忠《清代满语文学史略》，第98-10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4]昭槤在《啸亭杂录》中谈到：“有户部曹郎中和素者，翻译绝精，其翻《西厢记》《金瓶梅》诸书，疏栉字句，咸中肯綮，人皆争诵焉。”（见《啸亭杂录》，第39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扎克丹的学生德音泰和长兴，在谈到其师翻译《聊斋志异》情况时，说：“夫子心于清文如性命焉，而蒲留仙之《聊斋志异》一书尤夫子之酷好者，遂择翻百十余则，经营辛苦几历寒暑方始脱稿，而夫子一生之纯粹精华皆寓乎是书矣。”（见满文本《择翻聊斋志异》刻本）

　　[6]在清代的国内多民族文学交流当中，满族的母语文学只对锡伯、达斡尔等相互文化关系切近的民族，产生过一些影响，而真正做到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在文学上交流互动，则主要还是满族作家运用汉文写作之后的事情。

　　【责任编辑】李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