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年九月，刚刚通过教师招聘考试的我手拿一纸工作分配证明，来到那所农村小学报到。学校距县城驻地四十多里路，距乡镇驻地也要十多里路，它招收的是附近十座村庄的孩子。

　　虽然处于偏僻之地，但学校所在的这片区域并非籍籍无名。在本县，经济发展的龙头是蔬菜产业，全县农民纯收入的65%来自蔬菜产业，然而，本县蔬菜产业的发轫之地，便是这片区域。官方数据显示：本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12万亩，总产450万吨，主要销往长三角地区;全县从事蔬菜运销及相关产业的达70多万人，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这70多万人中又有20多万人常年散布于南方各地。

　　距学校不远处，有一家蔬菜交易市场，号称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农民自办综合性蔬菜批发市场，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位中央领导曾在此视察，并提笔写下“农民办市场，全国第一家”的题词。这个题词至今仍高悬于市场大门之上，见证着它曾有的辉煌。正是在这一支柱型产业的支配下，本地人为了生活，纷纷踏出家乡。

　　当然，我当时并未预料到这一产业会与我的工作产生怎样的联系。就像我在这篇文章里罗列这些数据和现象的时候，读者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

　　2

　　入职后的第二天，学校就下发了一张“留守儿童信息汇总表”，里面除了学生自己的常规信息之外，还包括父母姓名、父母电话、父母所在地、父母从事职业以及监护人姓名、监护人电话、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关系等。

　　我将表格带进教室，交给学生填写，结果却让我大吃一惊：全班42名学生，有近30名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大多在上海、无锡、杭州、苏州、镇江等江沪地区从事蔬菜产业——或在蔬菜市场租赁摊位卖菜，或在蔬菜市场里帮工。表格的监护人一栏填写的，不是爷爷奶奶便是姥爷姥娘。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其它班级的情况，结果与我们班大致相同。

　　从一开始接手管理这个留守儿童众多的班级，就让我处在了焦头烂额之中。班级不出事是我的底线，但这一条底线却一再被这些孩子打破。离家出走、偷拿同学钱物、抢夺低年级学生零食、将同学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而始作俑者，往往就是班里的留守孩子。我曾专门搜集了一些研究留守儿童的文章，想从中汲取经验，以便对症下药解决班级出现的这些问题，然而当我真正将这些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的解决措施时，却又总觉得无的放矢——我发现，作为每一个复杂而独特的个体，用单一的标尺明确分类来试图给他们定性，似乎并不妥当。我也曾尝试与他们的监护人沟通，有的监护人说不两句就匆匆把电话挂掉了，他们太忙了，忙到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性格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严重性。也有一些态度诚恳的监护人，他们答应一定和我相互配合，教育好孩子，但无论动用哪种方式的教育，效果似乎都不太明显。作为教师和监护人，或许我们都还未找到孩子的“病根”，都还未走进他们的内心，都还无法体会他们独特的喜怒哀乐。

　　从教数年，最让我后怕的是孙小辉走失的那件事了。我的学生孙小辉曾跟随从事蔬菜贩卖的父母在镇江的某所民工子弟小学就读，后来才转到我们班。他性格孤僻，喜欢独处，不愿与班里的任何一名同学交流、玩耍。2017年10月26日，在外学习的我借着休息的空隙翻阅手机，发现朋友圈里都在转发一条为一名走丢的孩子寻家的启事，点进去一看，是邻乡镇派出所发的一条信息，信息上说，一位面包车司机在行驶中突然发现后座上趴着一个孩子，就赶紧停车询问孩子怎么在自己车上，这孩子说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司机只好把他送进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发现这个孩子为本地口音，但他却记不清父母的名字、电话以及家庭住址，无奈之下，民警只好通过网络向网友征求线索。启事的后面，留下了派出所的电话号码以及孩子的照片。扫了一眼照片，我便怔住了——照片上，孙小辉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一副茫然的表情。我慌忙给搭档打了个电话，搭档告诉我，孙小辉是昨天下午放学后走失的，晚上已被派出所送回了家。至于出走的原由，同事告诉我，孙小辉说他想去看看自己远在镇江的爸爸妈妈，从镇江回老家坐的也是面包车，所以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能趁着司机不注意爬上那辆面包车，面包车就能把他送到爸爸和妈妈的身边。

　　如果说孙小辉的“走失事件”让我感受到的是后怕的话，那么赵媛媛的“查字典事件”让我感受到的则是温暖和辛酸。

　　我曾写过一首名为《查生字》的诗——放学后，她趴在自家的草垛上/用老师今天刚教的方法/在缺角的字典上查生字/老师的方法到了她的手上/显得那样生硬/她只好按照声母的排序/重新开始/忙活了好久，她先查到了一个“杭”字/然后深深呼出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将页脚折了一下/继续查找下一个字/傍晚的时候，她查到了“州”字/她摊开练习本，对照着字典/一笔一划地将这两个字/抄写了下来/她借助拼音/试着将这两个歪歪扭扭的字念了一下/直到念熟时/她不自覺地笑出了声/她将练习本紧紧抱在怀里/仿佛抱住了远方的爸爸妈妈。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诗中的“她”是我的学生赵媛媛。二年级，带着学生学习完查字典之后，我在黑板上写下几个生字，让学生去查。第二天，在赵媛媛交上来的练习本上，我发现，她不仅查出了我布置的几个生字，还查出了“杭”和“州”这两个字。练习本的下方，歪歪扭扭地写着：杭，音节hang，字典第182页;州，音节zhou，字典第655页。两个生字的组词都是：杭州。在与赵媛媛的交流中得知，她的爸爸妈妈都在杭州一家蔬菜市场里打工，她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真实的”爸爸妈妈了。

　　在与更多学生的交流中得知，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在南方的某座城市从事蔬菜出售、工业生产、快递、保洁、保安等工作，大多数孩子只有在寒暑假时才能与父母团圆。在这些留守孩子看来，爸爸妈妈就是照片上的爸爸妈妈，视频里的爸爸妈妈，电话里的爸爸妈妈。甚至，在他们看来，南方某座大到可以容纳百万、千万人口的城市，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南方某座小到只有两个字的城市，就是他们的爸爸妈妈。

　　3

　　每年夏冬两季，是最让我们这些教师提心吊胆的日子。

　　夏季炎热，防溺水是学校安全教育的重中之重。我们这儿没有游泳馆，学生们便常跑到学校东边的小河里去游泳。河中的细沙和岩石是天然的建筑材料，因为取沙采石的缘故，枯水季节，一眼望去，河床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就如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疤痕。到了夏天这样的丰水季节，上涨的河水掩饰了河床的伤疤，在这样暗怀鬼胎却又显得波澜不惊的河中玩水，且不说孩子，就是颇具水性的成年人，一个不小心失足跌进深坑里，也往往会因慌乱无措溺水而亡。为此，每当天气渐热的时候，学校就会在全校范围内举行全体学生拒绝到河中游泳的签名活动，在教室里举办防溺水知识讲座和主题班会，临放暑假的时候，还要给每名学生的监护人通话，请家长们务必看紧看牢学生。

　　到了冬天，防火安全又成了我们的工作重点。农村取暖，尤其是安全意识薄弱的老人取暖，大多使用炉子，炉子里烧的是煤炭，添上一炉子煤就能烧上一夜，倘若炉身有缝隙或炉子的导气不佳，再加上门窗紧闭，往往会引起煤烟中毒或火灾。留守学生多是与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自然就成了我们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对象。

　　即便如此，在夏冬两季，仍会不时发生一些留守儿童溺水和遭受火灾的事件。

　　去年暑假，在邻镇某所农村小学就读的三个孩子就在石塘中溺水而亡。是同一个家庭里的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姐弟三人趁着爷爷奶奶不注意，到石塘里游水。出事的地方位于河流外侧，是一处荒废的采石场，夏天里河水倒灌，形成了一方池塘，塘里的水很清澈，能透过池水看到池底，实则水很深。事后，警方分析，应该是其中一人先落水，其他两人来救，结果也不幸纷纷溺水。事情发生后，孩子的父母从南方打工的城市连夜赶回来，看到三具冰冷的躯体摆在面前，孩子的母亲当场就晕倒了，再醒来时便神志不清了。

　　到了寒假，类似的事情却降临到了本校学生身上。与我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担任四年级班主任，去年冬天，他们班有个孩子家夜里发生火灾，三间泥瓦房在火焰的吞噬下轰然倒塌，孩子与他的爷爷、奶奶都被砸在了里面，等到消防部门到来时，原本安闲的小院已是一片废墟。警方通报，事故正是因为取暖方式不当而引发的。我还曾见过那个孩子，他长得浓眉大眼，眼睛里透着一股子灵气儿，因为完不成作业，经常被同事揪进办公室补写。给他布置完作业的同事前脚刚走，他便立刻把作业本甩到一边，在那里拿着钢笔玩，抠着手指头玩，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卡片玩，反正无论什么东西，他都能玩上一阵子。但只要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传来，他便又立刻开始假装写作业。因为不是他的任课教师，他对我便没有戒备，有时候，还小大人般的主动和我聊上几句。从仅有的两次简短对话中得知，他父母在无锡租了一家摊位卖菜，他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着。关于他的噩耗传到学校之后，且不说他的班主任如何悲伤了，就连我也唏嘘不已。

　　除此之外，作为教师，诸如防电、防诈骗以及交通安全都是学校安全教育的重点。尽管三令五申，但实际效果并不佳。每天放学，送孩子走出校门时，我总会看到数十辆各式各样无牌无照的三轮电瓶车停靠在校门外、马路边。学校紧邻着的这条马路是省道，来往车辆络绎不绝，马路上，那些挤满三个甚至五个孩子的三轮车肆无忌惮地穿梭着，孩子们的笑声、吵声、欢呼声回荡着，全然不顾有大型车辆正疾驶而过。

　　4

　　我决定去一趟南方。

　　如我的学生们一样，我要做一次候鸟，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接近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是的，我把我的学生视为候鸟。每当寒暑两假到来，他们就沿着候鸟飞行过的轨迹到达南方——到达上海，到达杭州，到达无锡，到达苏州，到达那座他们极其陌生却又心心念念的城市，到达这庞大城市的某个角落，到达隐藏于某个角落的父母身边。直到假期快要结束时，他们才再一次沿着候鸟飞行过的轨迹回到老家，回到学校，回到爷爷奶奶身旁。

　　每到假期将近的时候，孩子们就会莫名兴奋、失落乃至悲伤起来。兴奋是因为自己的父母，失落是因为自己的父母，悲伤也是因为自己的父母。

　　最失落的当属苗家康了。一天早晨，班长宋宜晨匆忙跑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苗家康趴在自己的课桌上哭了，我赶到教室，向全班询问是谁欺负了他，全班同学一致回答没人招惹他。我把他带回办公室，开解了良久，他才告诉我，昨天晚上他爸爸打电话说工作太忙，没法抽身接他，决定这个假期就不带他去上海团聚了。昨晚，他在家里抱着枕头哭了一夜，今天在教室，其他同学恰好又都在兴致勃勃地交谈去南方过暑假的事儿，便再次勾起了他的伤心之处，就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安慰完苗家康，看着他孤零零地走出办公室，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为何不带着他去一次南方呢？于是便找出“学生信息汇总表”，拨通了他父亲苗磊的电话。打了两遍，无人接听，直到晚上，电话打了回来。我把当天发生的事告诉了苗磊，苗磊不断叹气。苗磊对我说，他父亲得了偏瘫，平时接送孩子全靠他母亲，他母亲不但要照顾父亲、接送孩子，还得打理庄稼地，实在是脱不开身。于是我说出自己想把孩子送到他们身边过两天的想法，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终于同意了。

　　另一位学生徐良伟的家长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便主动联系我，想让我把徐良伟也捎上。一个孩子是带，两个孩子也是带，我没多想，便答应了下来。

　　5

　　暑假开始后的第三天，我接上兩个孩子，乘坐火车，一路劳顿，八九个小时后，来到了一千多里外的上海。

　　手执苗磊给的地址，我们倒了数班公交车，终于来到了上海江桥批发市场。这家市场是我们县来沪从事蔬菜产业人员最为集中的处所，据说，在此工作的人中有半数以上来自我们县。市场大门口，苗家康的父亲苗磊已经等待许久了，与我寒暄了几句，便把我们让到一辆点缀着菜叶的三轮车上。苗磊开着三轮车，在熙熙攘攘的市场里左摇右晃，一阵晕头转向之后，车子在市场深处的某个摊位前停住了。

　　这就是苗磊工作的摊位。摊位的老板是我们县的，聘用的几个工人也都是老乡，摊位上摆放的蔬菜也都是通过大货车从我们县运来的。在这里，苗磊负责接货、卸货、送货以及卖货。刚回到摊位，老板便吩咐他给附近的一家餐馆送货，他只好把我们先晾在一边，手拿老板递过来的货单，熟练地从不同的货堆里搬出辣椒、黄瓜、茄子、苦瓜、芸豆等菜蔬，分别过秤之后，再将这些菜蔬依次搬上三轮车，然后一扭车把，小山似的蔬菜就随着三轮车跑了起来。市场上人来车往，车和人、车和车眼看就要撞上了，却总又在最后一刻灵巧地躲避开，化险为夷。等苗磊再驾着空车回来时，又要忙着接待前来买菜的散客，来这里贩卖蔬菜和零散买菜的人络绎不绝，他忙得热火朝天。

　　工作之时，苗磊也会时不时和我聊上几句话，或许是出于礼节，自始至终，他却没有与自己的儿子交谈。我问起苗家康母亲的情况，苗磊告诉我，她找了一份保姆的工作，为了方便照顾雇主家的孩子，雇主要求平时就住在他们家里，虽说夫妻同在一城，但却十天半月难得团聚一回。苗磊说，妻子从事保姆工作已经快十年了，当初在老家生完苗家康不久，他们俩就来到了上海，一个在市场打工，另一个在做保姆，始终未变。他说，因为今天儿子来了，妻子特意向雇主请了假，晚上要陪陪儿子，就不在雇主家住了。他说，把自己的孩子撂在老家，却在这里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夫妻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是没办法，生活不就是这样嘛。市场里人声喧闹、车声噪杂，震得耳蜗隆隆响，一句话用力说上好几遍还听不甚清，我干脆就不再问了。

　　不多久，同在这家市场里经营摊位的徐良伟的父亲也来了。与苗家康父母相比，徐良伟父母的生活状态要好一些，他们在这里租了一个小摊位，自己当了老板，和苗磊夫妇租住在棚戶区不同，他们用多年的积蓄在附近买下了一套二居室。接过徐良伟手中的行李，等徐良伟爬上三轮车，徐良伟的父亲便向我摆摆手，开车远去了。他们走后，我就与苗家父子道了声别，自己去找宾馆住宿去了。

　　当天夜里十一点多，在小旅馆里睡得迷迷糊糊的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是苗家康用他父亲的手机给我打来的。苗家康说，就在刚才，搂着他睡觉的母亲突然接到雇主的电话，说她母亲照料的那个孩子又哭又闹，一家人束手无措，让他母亲赶快回去。无奈何，他母亲只得骑着自行车出去了。电话那头，因为一直在抽泣，苗家康说得断断续续，在断断续续的哭诉中，我隐隐约约听见有鼾声传来。我想，那鼾声的来源应该是他累了一天的父亲。

　　第二天，我独自游览了外滩和东方明珠塔。站在东方明珠塔上，我竟又接到了徐良伟的电话。和苗家康一样，电话里，徐良伟也隐隐挂着哭腔。他说他想回家，我随口应道：这里就是你的家呀。听完这话，他沉默了。又过了一会儿，他便把电话挂掉了。

　　我放心不下徐良伟，决定明天去一趟他家。

　　6

　　徐良伟父母家，距离江桥批发市场不远，是一处建于八九十年代的老小区，在这座以新闻名的大都市里，可谓是老古董了。房屋外观虽旧，内室装修虽简，却布置得井井有条，以至于七十多平的房子看起来并不显得拥挤，甚至还处处流露出温馨。看得出，徐良伟的母亲对用多年积蓄换回来的这套房子很上心，花了不少心思来布置这个小家。

　　徐良伟的母亲满脸歉意地对我说，因为儿子的到来，前两天，她临时雇了个小工，帮着丈夫料理生意，以便自己带着孩子出去走走看看，可不知为何，徐良伟来到这里后就又哭又闹。她的身旁依偎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上扎着双马尾，身上穿着雪白的公主裙，向着我做了个鬼脸儿后就不再理我，一心一意在一边捧着手机玩游戏。徐良伟的母亲说，这是他们的小女儿，和徐良伟不同，女孩在上海出生，一直就带在身边，现在在附近一家幼儿园上学，如果可能的话，以后就在这里上小学。才说了没几句，小女孩就吵着嚷着要吃冰激凌，徐良伟的母亲无奈，打开另一间房门，喊出了徐良伟，向我说了声抱歉，就带着小女孩下楼去了。

　　徐良伟低着头，眼睛红红的。他告诉我，刚来到这个家，妹妹就给他起名“小乡巴佬”，在他周围夸张地吸了吸鼻子，就迅速用手捂上，说他身上有臭味，让他赶紧去洗澡。等徐良伟光溜溜地从卫生间出来后，却发现他脱下来的衣服已经被妹妹踢到角落里去了，他妈妈只好找来爸爸的衣服给他换上。爸爸的衣服那么宽大，而他的躯体却那么瘦小，宽大的衣服套在瘦小的身上，便更像“小乡巴佬”了，结果又引来妹妹的一番嘲笑。徐良伟不想与妹妹争吵，就随手拿了一个毛绒玩具自个儿在一边玩，结果妹妹将玩具一把抢了过去，随手就扔进了垃圾桶。到了晚上，爸爸妈妈让他和妹妹睡在一张床上，妹妹当时虽然没说什么，却在父母离开房间后，用手在床上划了一条线，把整张床分成了一大一小两部分，让他睡在狭小的那一边，并且警告他不得越界。第二天，妹妹用脚将他踢醒，说他不但越了界，还把床单污染了。就在刚才，妹妹还趁着妈妈不注意，警告他不许乱动家里的东西，还说爸爸妈妈是她一个人的爸爸妈妈，她才没有像他这样的“小乡巴佬”哥哥呢。

　　他向爸爸妈妈哭诉这些事，满以为爸爸妈妈会站在他这一边，没想到爸爸妈妈说妹妹还小，要他让着妹妹。他对我说，感觉自己好像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不像老家的爷爷奶奶那么疼爱他。他说，他想爷爷奶奶，不想待在这里了。他一边哭诉，一边还不忘用我们班其他孩子举例：王静雅的爸爸每次从苏州回来，都会给王静雅买好多食物、好多玩具、好多新衣服;赵敏敏的妈妈每次从无锡回来，都会带着赵敏敏去县城玩;张瑞的爸爸妈妈从广州回来后，虽然什么都不做，但却会一直陪在张瑞身边……

　　我满以为这次的上海之旅将是一次皆大欢喜的团圆，却没想到，我的两个学生——苗家康和徐良伟来到了自己父母身边，感受到的却仍旧是父母的缺失。我在想象，倘若我没有带着他们来到父母身边，他们的心里会不会少些悲伤？我在反思，我把他们带到父母身边后，他们的伤痕又该如何弥补？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徐良伟。我只能空洞地说：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爸爸妈妈那么爱你，你妹妹也会很快接受你的。

　　真的会好起来吗？扪心自问，我不敢回答。

　　是的，我不敢回答我的这一趟南方之行，究竟意义何在。

　　7

　　离开上海对我而言更像是落荒而逃。

　　和我一起落荒而逃的还有苗家康和徐良伟。数日之前，我们各自满怀着希冀、愉快的心一起来到上海;数日之后，我们又满怀着失落、迷茫的心一起离开这座城市。

　　苗家康的父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有心却无力为孩子在这座城市安置下他的生活。徐良伟的父母虽然具备了经济上的条件，但经过这几日的相处，徐良伟却发现与这个家根本就格格不入，在我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小小的他为自己做了个决定：他要回到爷爷奶奶身边。虽然那里没有爸爸妈妈，但他觉得那里更像是他的家。徐良伟的父母拗不过儿子，只好嘱托我照顾好徐良伟，他父亲对我说，等他再长大一点，懂事了，再把他接到身边来。

　　回鄉的途中出奇地沉默。我试着与两个孩子聊天，结果两个孩子只把眼睛涣散地贴在车窗上，一句话也不说。在沉默中，上海，这座曾在他们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的城市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终于看不见了。

　　即便如此，他们仍如石化了一般，始终没有将目光收回。

　　8

　　刚从南方回来不久，就听说了一件让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在我就职的那个乡镇的某座小村庄里，有三名留守女童被猥亵。三名留守女童是亲姊妹，最大的一个九岁，最小的才六岁，她们的父亲在南方某座城市的机场当保安，母亲则跟随父亲从事机场保洁工作。平日里，三个孩子由爷爷奶奶照料。孩子的爷爷奶奶平时还要料理庄稼，一旦忙起来，对孩子的安全就疏于防范，犯罪嫌疑人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有了可乘之机。

　　犯罪嫌疑人是他们的邻居，五十多岁了，有家有口，还在村头开了家小卖部，按说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却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在短短数月间，以糖果、玩具等物件先后引诱并猥亵了三名女童。直到前几天，孩子的奶奶在给小孙女洗澡时，发现孩子下体肿胀，隐隐有血迹，询问之下，天真无知的孩子将事情和盘托出，这才东窗事发。原本以为只是小孙女遭受到毒手，谁料想，在警方的进一步调查下才发现，其他两个孙女也曾数次遭受嫌疑人不同程度的猥亵。

　　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这件事。因为没有官方的正式通报，坊间的流言已经在传播中发生变质，同一件事情，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虽说基本框架是真实的，但那些细节已经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填补得匪夷所思。传言也通过不同人的嘴巴吹进了我的耳朵。一听说这是我就职的那座镇子发生的事情，心里不免一阵紧张，但在得知不是我们学校辖区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舒了一口气。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刻，我不知道自己心里为何会条件反射式地做出那样邪恶的反应。那些天，我一直在为自己的“庆幸”感到羞耻。

　　9

　　暑假转瞬即逝，又到了秋季开学的日子。

　　我又见到了我的学生们。和上学期即将结束的那段时光不同，这些曾经急迫盼望假期到来，急迫想要与父母团聚的孩子，虽然身上穿着爸爸妈妈给他们买来的时兴的新衣服，却一个个眉头紧皱，不言不语。

　　新的学期，班里转来一个孩子，转走一个孩子，从数字上看，一切都没有改变，只不过是把一个名字调换为另一个名字而已。转走的孩子叫赵庆，去年刚从无锡转过来，成绩在班里垫底，调皮捣蛋却无所不能，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父母曾多次把电话打给我，让孩子与他们通话，谁知这孩子对父母非常反感，直接就把电话挂掉了。开学前几天，他父亲又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打算把孩子带到无锡，安排他在当地的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接下来的这个学期，他将会在那里完成学业。这样也好，毕竟孩子从此可以生活在父母的庇护之下了。但我却不敢确定这样的做法能否缓和他们之间紧张的亲情关系。

　　我又想起了去年这个时候赵庆刚来的情景。我想，此时此刻，当他就读于新学校时，是否也像去年一样低着头，两只小手紧扣着皱巴巴的衣角，像个正在挨批评的孩子站在那儿一言不发;是否也会在老师的指引下穿过孩子们好奇的目光，坐在了最后一排的空座上，从书包里抽出课本、文具盒和练习本;是否也会有一张弹弓不小心被带出来，摔在教室的过道上。如果一切真的还和去年一样的话，作为赵庆曾经的老师，我多么希望在远方的那所民工子弟小学里，面对这个新面孔，其他的孩子都会兴奋起来，叽叽喳喳地围过来争先恐后地和他说话，就仿佛新来的这个孩子就是他们自己村里的孩子，他们在这座远离家乡的城市、这所远离家乡的学校，刚刚与他重逢。

　　当然，这些想象或许只能算是我对赵庆的祝福吧。在现实的世界里，在一个对他而言如此陌生的环境中，他又将会领受怎样的际遇，我无从得知。

　　10

　　又到了填写“留守儿童信息汇总表”的日子。

　　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常州、杭州、嘉兴、广州、深圳……教室里，我才刚把这张表格发到学生们手中，这些从那么遥远那么遥远的南方飘来的城市的名字，就歪歪扭扭地跳在了纸上。

　　手捧着收上来的这四十二张轻飘飘的白纸，手捧着收上来的这么多座来自远方的沉重的城市，我突然不知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了。

　　【责任编辑】王雪茜

　　刘星元，1988年生，山东兰陵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张炜工作室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花城》《天涯》《散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刊，入选《北京文学》2018“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获山东文学奖、孙犁散文奖、万松浦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