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卓

　　在清代，自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至乾隆朝，为了战争的需要，吸纳一些有技能的汉人编入汉军旗中，其中包括役马人，即俗话说的“马夫”。这个信息在民国十年（1921）《凤城县志》中可以看到明确记载：

　　初，满、蒙兵驻凤凰城，系一百二十名马队，并福建壮丁四名。盖平定耿藩时得力之马夫也。旋将编入八旗，亦准壮丁披甲吃粮，乃隶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各一名。虽号称汉军，而户口册档，则曰壮丁。姜氏、赵氏、傅氏、曹氏。

　　上述四名马夫，虽然留下了姓氏，但都经历过怎样的命运？岁月匆匆，撰写《凤城县志》之1921年，能够对其身份做简要描述，已实属罕见。因为他们的人数太少了，何况户口册档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壮丁。这壮丁是什么？壮丁就是在八旗中从事劳动的奴仆。或在清代征战队列中，或在皇庄王公的庄园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虽然具有旗籍，准予披甲吃粮，但却倍受歧视，连应试走入仕途为官的资格都没有。由于身份地位卑微，不被社会重视，况且同姓者汉族有，满族也有，渐渐地难以辨认，而销声匿迹了。他们在哪儿？走在民间的山山水水间，映现在眼前的每一座村庄，都令人遐想和追问。

　　1.岫岩城北杨氏

　　岫岩城北四公里，有一处村庄，坐落在大洋河北岸，海丹公路旁。这个村庄以开创它的姓氏“杨”而命名为杨家堡子。杨氏始祖名虎山，隶镶蓝旗达赍佐领下，其后裔已繁衍至十六代，岫岩县岫岩镇、兴隆镇五道河村、偏岭镇庙沟村、哈达碑镇沟汤杨家街、碾子沟、石灰窑镇、红旗营子镇双山子、汤沟镇老爷庙北沟、北南寺和黄花甸镇，都有他的支系聚居。外迁所向有黑龙江省鹤岗、牡丹江、海林、鸡西、哈尔滨、富锦、宝清县，吉林省扶松、梨树、舒兰县，辽宁省本溪、沈阳、鞍山、盘锦、辽阳市及北京市、洛阳市等地。

　　杨氏始祖杨虎山以一人开枝散叶，遗脉千百人，杨氏的族人们溯本追源，关于杨虎山的故事代代相传，且有六世杨显及子永滨、永清咸丰三年（1853）和九世国材同治元年（1862）及十三世杨太清2011年所编纂的三部《杨氏家族谱书》文字之记载，为杨氏族史留下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以杨氏居住于岫岩城北这样的地理位置分析，杨氏的祖先一定经历过金弋铁马的血战考验，一定为大清王朝著有功勋永膺世禄，才占有这方风水宝地。然而，错了，杨氏就是本文作者要苦苦搜寻的与《凤城县志》所载那四名壮丁具有相同命运的马夫后代。杨氏的三部谱书以开放的心态，毫不讳言地为马夫壮丁的真实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2.随军北上

　　始祖杨虎山是小云南人。康熙朝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乱于云南，先后策应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之信等南方部分汉族官僚地主挑起内战，史称“三藩之乱”。康熙帝为削平群雄，调兵遣将，经八年艰苦奋斗，于康熙二十年（1681）将叛乱平定。平定叛乱过程中，“天朝兵不敷应用，奉旨挑到小云南民勇护征”，咸丰三年《谱序》这样写道：那是个峥嵘岁月，云南人民踊跃助阵，运送粮草，造船造炮，救护伤员，备鞍牵马，为大清王朝安定和繁荣发展及开启“康熙盛世”做出了贡献，平定叛乱后，杨虎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康熙爷大喜，因民兵出力有功，遂出旨挑选民兵带领进京，入册当兵恩施钱粮。维时祖上杨虎山因云南人稠地窄，过度艰难，情愿随龙入旗进京入册当兵，希图吃粮养家，故此携眷赴京当兵吃粮。

　　这一段写在咸丰三年的《谱序》，非常清楚地交代了始祖杨虎山作为云南民勇离开家乡入册当兵随清军进京的原因。一是奉旨挑选，这是个改变命运的极好机会；二是他是平定叛乱护征出力的有功人员，年青力壮，生龙活虎般有朝气，人群中出类拔萃，自然会被选中；三是为解决温饱，云南人稠地窄，过度艰难不能吃粮养家。在我们追述杨虎山作为云南民勇离开家乡入册当兵随清军北上的历史原因时，也就同時弄清了凤凰城四名平定福建靖南王耿精忠的得力马夫，随清军进入凤凰城的原因。

　　杨虎山随清军进京，是承担使命的，对此咸丰三年《谱序》记载：“杨氏祖上当初投旗奉康熙圣旨挑选出兵，随龙入旗养马当兵”，这明确地锁定了始祖杨虎山在清军北上队列中的角色，是马夫，在汉军构成中的身份属被招募者。

　　2011年《杨氏家族源流》记载：据说随康熙进京当兵总计有四十九名被封为偏将，杨虎山是其中之一，偏，是“副”、“次”的意思。不论职位高低凡做副手的均可称为偏将，杨虎山被封为偏将，说明他在役马人中有了一定地位。

　　3.分拨小云南杨家庄

　　杨虎山作为云南本地民勇其本籍称作小云南人，容易理解。但2011年《杨氏家族源流》却载：“杨氏家族入岫时的祖籍为：山东省登州府莱阳县七甲一社，即烟台附近小云南杨家庄”，且1973年杨氏本族居偏岭镇庙沟的杨泰顺曾亲身专程考察访问过此地，看到在杨家庄杨氏祠堂里设有杨虎山牌位。同样令人疑惑的是咸丰三年《谱序》记载：始祖杨虎山“在京当兵多年，留子三人：自富、自登、自贵，后于康熙二十六年上奉天岫岩城池设立旗所衙署，奉文由京拨兵到岫养马当兵。”

　　到底是从北京奉文直接拨兵至岫岩，还是从山东小云南杨家庄到岫岩，祖籍是云南小云南，还是山东小云南，这只有回到杨虎山跟随清兵的历史轨迹去追寻，方能理清杨虎山的祖籍和进入岫岩的过程。

　　原来，平西藩叛乱被平定，清兵北归回京，同时随同北上的还有平西藩的官员和家属。据《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十九日，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做出决定，依据官职和罪行，或凌迟处死，或立斩枭首，妻女财产或籍入官府或送交内务府。四月，清廷诏移吴三桂亲眷家口，及其将军、总兵、副将以上者，随清军分六起入京，参将、游击以下微员分发河南、山东、湖广、江西等省安插，并将吴三桂部分兵丁迁往东北开原县的尚阳堡台站服役。他们即属于八旗汉军构成中的“三藩户下归入者”。

　　从上述对平西藩的分类处理，再结合杨氏祖籍山东小云南杨家庄这条线索，自然会与分发到山东的平西藩微员联系在一起。杨虎山当然不是平西藩微员类的罪人及家属，也不是迁往东北开原县尚阳堡台站包括凤凰城台站的站丁，他是作为清军队中的夫役人员马夫，随军押解罪人到山东的。他们可能到北京停留后，分拨到山东，也可能并未进京，直接抵达山东，就地安置下来。杨虎山所在登州府莱阳县七甲一社即烟台附近小云南杨家庄，地处山东省东北部，濒临渤海、黄海，距离经济比较发达的中部和西部较远，距离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更远，再加之当时的禁海政策和当地的自然条件，属贫困山区。自然成为清廷向荒芜人少之地移民和处理平西藩罪人的既定目标。

　　在清代将民人（汉人）编入甲社，所以杨虎山所在七甲一社隶属民籍，并非军籍，不属汉军旗人。从杨虎山被挑选随军又有工作职责分析，他可能未携带妻儿老小，而是到山东娶妻生子。山东存有杨家庄祠堂，并立有杨虎山牌位，可能与杨虎山同时从云南同行的还有他的兄弟，是他的兄弟落地生根，一直繁衍至今有关。

　　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七甲一社，即烟台附近杨家庄，是岫岩杨虎山后裔们的第二籍贯，为了不忘祖籍，在新的聚居地杨家庄前，加“小云南”，山东省小云南杨家庄便成为第二籍贯的完整表述。

　　4.落居

　　从杨氏一世祖杨虎山并二世祖杨自登、自富、自贵均葬于偏岭镇小偏岭三道沟沟里落福沟（现称“萝卜地沟”）分析，杨氏奉命从山东拨到岫岩驻防，在镶蓝旗达赍佐领下养马当兵，最初的落居处即在此地，即偏岭镇小偏岭。岫岩距海城九十公里，小偏岭正值海城至岫岩交通干线上居中位置，设有驿站，供来往行人歇脚食宿和传送公文及换乘马匹，因此此处必有马夫从事相应役马之职位。小偏岭南十五公里为大偏岭，其形势险要相对甚于小偏岭，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大偏岭设有关卡，有兵驻守，驻守兵以马为坐骑，也必有养马之马夫。小偏岭遗有明代骆驼背烽火墩台（今为县级保护文物），墩台身后峰峦叠嶂，为军事要地，当地一位谢姓老人诗云：“此岭生来小又偏，半山人力半天然，骆驼石后山重叠，烽火台前水一湾。隔岩桃花浓带雨，家西杨柳淡含烟。一联佳景千秋画，三姓风流万古传。”此诗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小偏岭的状貌、地理位置的优势及三姓田园诗画般的生活场景；他们是这里的开发建设者，所以自豪地吟唱“风流万古传”。这三姓指杨、谢、宋。杨，为杨虎山氏族；谢，为满族萨拉氏，始祖达色官骁骑校，康熙二十六年进驻，兄弟三人分居三个山头，传说弟兄山由此得名，并形成以弟兄山命名的弟兄山堡子；宋不详。

　　始迁祖杨虎山带领三个儿子进入岫岩，落居小偏岭，远离人稠地窄，度日艰难的云南，告别了土地贫瘠，生活困苦的山东杨家庄，从一个民勇转身成为吃国家钱粮的旗下壮丁，其满足感、幸福感，无法比拟，将其埋葬处命以“落福沟”为地名，真真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

　　5.报领旗地

　　时间推移，二世自登、自贵、自富三支的后裔，生息繁衍，参加了雍正四年（1726）的报领红册地。红册地是清廷分给或曰赏赐给八旗兵的口粮田，是恒产，旗兵一人给地五垧（一垧合六亩），王公以下所属壮丁一人六垧。杨氏在小偏岭镶蓝旗共报领红册地四十三垧。这四十三垧中有二世自登、自贵、自富三名养马人（属旗下壮丁）每人六垧，共十八垧，其余则为第三世旗丁五人，共二十五垧，总计四十三垧。

　　咸丰三年《谱书序》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06）次支杨自富之子杨得塞、杨唐武分居各自度日，杨得塞分住老宅，分兑红册钱粮二十六垧，杨唐武分住小偏岭北沟，分兑红册钱粮十七垧，乾隆二十五年自登、自贵、自富三支分居了。杨得塞分兑的红册钱粮二十六垧，与杨唐武分兑的红册钱粮十七垧，相加正为雍正四年报领红册地四十三垧之总和，这说明长支杨自登和三支杨自贵将雍正四年的红册地留给了二支杨自贵，在始迁祖杨虎山入岫始居地小偏岭守祖坟，继续发展，而杨自登、杨自富支则分居他处去了。

　　分居后，三支杨自富支于岫岩西北大魏屯汤池沟一带占荒报地居住（今哈达碑碾子沟和汤沟杨家街）。

　　长支杨自登支在城北大洋河北占荒报地居住，即今兴隆杨家堡子处，地处正黄旗界，首报红册钱粮地四十三垧和随缺兵地四垧，注册领名五世七十四，汉名杨宏仁。其中随缺兵地是官地，是为了补救八旗官兵典卖红册地的损失，从乾隆十三年（1748）为始拿出官地中的一部分土地而设置，等级最低的甲兵给予十五垧，随缺地主要靠家中闲丁和雇佣汉人耕种，所不同的是不当差时仍须退还给官方。杨氏是庄丁而非甲兵，随缺地应是从甲兵租种的，杨氏以家中的劳动力租种随缺地增加收入，走劳动而自养的道路。

　　杨家堡子在岫岩洋河北岸，杨氏始居地小偏岭远在四十公里外，距离如此遥远，如何跨越大偏岭而选择大洋河北岸，又是从镶蓝旗进入正黄旗地界，这，令人匪夷所思。原来，岫岩大洋河北岸与四道河有一片空闲地，为旗下养马场，地势平坦，水草肥美，长支奉调到养马场养马，同时也占到了这块风水宝地。安居后的杨氏长支，演绎出了不寻常的家族史。

　　6.两次出旗归民

　　咸丰三年《谱序》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岫岩并未拨兵，当兵旗人较多，领赏艰难，遂奉文到岫岩九旗查报，另记档案之人，准其归民，（归入）岫岩安生地民身。二辈祖人情愿奉旨归民。维时九旗归民者十八户。”

　　这段文字是本文作者所见家谱中关于出旗入民的最准确记载。“出旗”意为脱离旗籍，“入民”，亦称“为民”，指加入民籍。出旗入民是历史的抉择，是潮流的必然走向。原来在清代，加入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的称旗人，未入旗的称为民人。旗人由八旗户籍管理，民人由州县户籍管理。从努尔哈赤为始，直至雍正，或为增加军事力量，扩编队伍，或为东北的开垦，均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加入旗籍。随着统一全国战争的结束和社会环境的安定，人口迅速增加，官养八旗给国家带来了沉重负担，到了乾隆时期已是“殊无良策伟略”，只好考虑用汉军出旗为民的办法来解决困境了。清廷自乾隆七年（1742）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约用二十多年时间来完成这一策略的实施，其中就有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谕令八旗另记档案之人出旗入民。

　　请注意，清代文件中的“出旗入民”，或“出旗为民”，在《谱书序言》中写作“出旗归民”，这一个“归”字道出了出旗者原本为民，入旗后又出旗，回到民籍，恢复原本是民籍的身份的历史事实。这个“归”字比“入”“为”字准确地反映出杨氏尊重历史、尊重自身的求实精神。

　　其实杨氏已经有过一次出旗归民了。康熙二十年（1681）清军平定云南平西藩，杨氏始祖杨虎山作为民勇被挑选随清军北上，这是第一次入旗，北上转入山东，杨虎山被编入登州府莱阳县七甲一社小云南杨家庄，这是第一次归民。二世祖杨自登、杨自富、杨自贵奉命从山东拨到岫岩驻防镶蓝旗在达赍佐领下养马当兵，是第二次入旗，乾隆二十一年奉旨按查报归民，这是第二次归民。自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共六十六年间杨氏入旗，出旗，再入旗，再出旗，深刻地反映出清朝社会历史的变迁，在这变迁中，虽然清统治者宣称“满汉一体”，实际是旗、民有别，尤其像杨氏这样另记档案之人，在汉军中不具备正式旗人身份，其档案记在正式入旗旗兵的另外檔册中，其身份低一等。所以在政策或国家及社会发展需要时，被编入旗籍，在政策调整时，则被剔出。所谓国家及社会发展需要又指什么？那就是杨氏具有的养马技能。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出旗为民令中列有被“招募的炮手”之类，按这条谕令分析，像炮手类有技能的人曾被编入汉军，当然也包括因有役马技能的汉人曾被编入旗籍，如今到了退出归本的时候了。

　　出旗归民是清代八旗内不平等政策的产物，但从归民者角度考量，却标志着身份根本转变，人身完全自由，经济走向独立。同时清廷还制定了相应政策，诸如当初在旗署所报旗产，仍在旗署纳粮，其本人虽然不准参加科考进入仕途，但其子孙概准“各照该籍民人例办理”，因此出旗归民客观上是有利于国家和归民者自身发展的。对于这一政策，咸丰《谱序》概括地做了记述：“杨氏祖上当初投旗奉康熙圣旨挑选出兵，随龙入旗养马当兵。次后归民，亦奉乾隆圣旨归民。旗民两署均有粮籍，系皇上子民，并非他项入民等可比。恐后无凭修登谱书传流后世。”这是严肃而庄重的宣言，这宣言令人感佩。感佩杨氏面对社会对汉人歧视的世风毫不卑微，显示出以皇帝为尊，作为皇帝子民履行了应尽职责并应得到的体面和尊严。将史实流传给后代，是一种严正态度，也是负责精神，表现出“康乾盛世”時期的民心归向，暗寓着朴素的爱国思想。

　　凡在岫岩归旗的编入海城隆熙社或龙须社，社内分十甲，杨氏编列在第五甲。在凤凰城归民的，则入承德县（今沈阳）澄平社。

　　7.杨福统领汉民修城

　　康熙二十六年（1687）岫岩设立管理旗人的机构城守尉衙署，至乾隆三十七年（1722）岫岩设立管理民人的机构岫岩厅，其间未设有民人机构。居住于岫岩的民人，归属海城县管辖。乾隆三十七年建立岫岩厅后，将岫岩与海城两界分开，岫岩之民俱归岫岩本署经营，与海城各管各民，各办钱粮，这极大地激发了民籍之人的自主意识。乾隆四十三年清廷统一部署，辽阳、海城、复州、金州、凤凰城等驻防城，包括岫岩驻防城同时重修，其规制为外皮用砖，里皮用山石，由于重修后岫岩城被大火焚毁，乾隆四十五年又重修。

　　关于修筑岫岩城在《杨氏家族谱书》有一段清晰的记载：“我们小时候常听老一辈说：岫岩修建方城是咱们先人杨福监工修筑的，城的面积是二里地见方，占地四十二顷。”还传说修城由民署衙负责，那时无机械动力全靠人力，汉民出劳力建城，汉民对建城付出代价最大。

　　上述家族传说，应该是属实的。其一，城的面积二里见方，与《钦定八旗通志·营建志五·八旗驻防规则》所记重修后的岫岩内城围长四百四十七丈三尺，折合一千零九十二米，基本一致；其二，岫岩长时间没有管理汉民机构，终于有机构管理了，汉民必以极大的热情为修城出力献工，成为主体劳动力；既然是以汉民为主参与修建，那么领工者必以汉人为合适人选，这位监工或说领工，就是杨氏五世祖杨宏仁之子六世祖杨福。

　　关于杨宏仁如前所述，他是杨氏长支杨自贵支系，由他出首以七十四领名于乾隆十三年前在大洋河北岸占地，这表明他是杨氏的当家人。而杨福是他的长子，自然传承当家人身份。再从杨福有三位夫人，杨福与其父杨宏仁之墓（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地四亩左右，有围墙、有门楼，坟高一丈左右，有汉白玉碑高二点三零米左右，并一户人看坟分析，杨福是有一定品级的官员。他是什么品级的官员，第十三世杨泰全曾见碑上有“镇东关副总兵”之刻字。

　　镇东关副总兵，查阅史籍未见有此官职。查《奉天通志·军备》：各城捕盗绿营兵，其官兵以纯招募之汉人组成，因其所用之旗为绿色，以别于八旗黄、白、红、蓝四色，而称绿营兵。奉天统辖捕盗二十五营，分驻各府州县，属各该驻地长官统辖，负责缉捕地方盗贼。这二十五营中包括岫岩州，设捕盗一人，隶属岫岩州同知所辖，捕盗下兵编制二十名，凤凰厅亦同。上述资料是光绪二年（1876）岫岩厅降为岫岩州设置捕盗绿营兵的情况，乾隆三十七年设岫岩厅时是否与此相同，因无资料，只好以岫岩州作为借鉴来说明。

　　由于捕盗营是绿营兵组织，又由于捕盗是在同知（同知与通判为地方政权厅一级的长官，官六品）之下统领二十名兵员的头目，所以杨福为同知之副（官七品），这即应是“副总兵”的由来。岫岩在光绪二年设置凤凰直隶厅衙署、即东边地带全部开禁前，是辽东最东边的地方政权厅一级行政建置，且居重要战略地位，故在“副总兵”前加“镇东关”更显示其官职的重要。

　　镇东关副总兵，应是杨氏族人及岫岩民众包括旗人，对杨福带领民工修筑岫岩城所建功业的赞许，留下的美誉。

　　8.满汉交融的习俗

　　杨氏既是汉人，也是满人，满汉的习俗在其身上交融着，犹如一个混血儿，显示出独有的特征。

　　满汉合璧年。供祖谱画，在祖先位前领牲，是满汉共同的习俗，但祖先位上贴的挂笺五张，中间一张是蓝色的表示是镶蓝旗满族人，蓝挂笺短一截表示出旗归民了，实为独有的创造。

　　三十这天，将猪肉割下一块，送到村头土地庙，祭供土地神。家中的佛龛要清扫，铜镜要擦亮，要在外面柁头贴天地牌画。画的对联写“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横批是“天地位焉”。上联单数为阳，阳代表天，下联双数为阴，阴为地，这就是供天地。天地之大能容众多鬼神，鬼神保佑人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这是对养育人类大自然的感恩。要供全九佛画像，画像插在装满高梁的斗上，斗上放硬币，斗梁上放猪头，猪鼻子插葱心，烧香、磕头，寓意着是佛给予了丰收、富裕、和顺，所以要对佛祭拜。据说三十晚上众神都下界来过年，与民同乐，所以炭火要烧红，食物越丰盛越好，要烧香、供酒，要拿灯笼四处照亮，让神观赏人间美景，神之多，不能扫地、泼水，以免惊扰神的雅兴。半夜将全九佛画烧掉，请神升天；之后大人抱柴取“抱财”之意，初一早晨家里主事男人烧杏条煮饺子，取吉兴之意，捞饺子为捞元宝。男女老少都穿上新衣服，按辈行，晚辈向长辈行礼拜年。

　　对马的特殊关爱。三十晚上要给牛马一些饭吃，说“打一千，骂一万，三十晚上一顿饭”，不给这顿饭吃，牛马能掉下泪来，说明牛马虽是牲畜，也是有灵性的，要给予关爱，这是马夫世家特有习俗。

　　满俗化的婚礼。杨氏婚前的看门户、换盅、过彩礼，婚礼第一天的打下处（选姓“常”的人家，决不能选姓“黄”的人家），婚礼第二天正日子的插车，拜天地、坐福等，都具有鲜明的满族婚礼特征。

　　吸纳满俗的丧葬。杨氏的丧葬完全按照汉族丧葬的程序，但其间有两处做了改革，一是人死后在大门口旁挂红布条幡，而按汉俗则为白幡。二是入殓后，棺从窗户抬出，按汉俗则为从门抬出。

　　满汉交融的习俗，是本文将杨氏视为“满汉混血儿”的原因之一。

　　〔特约责任编辑 李羡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