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春，汪曾祺来到北平，最初落脚在沙滩附近的北京大学宿舍。生计无着，又加之时局动荡，那种愁苦、消沉的情绪很快淹没了汪曾祺，他感慨道：“北方不接纳我。”过了小半年，由沈从文介绍，汪曾祺终于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份馆员的差事，栖身的宿舍就在午门右掖门旁边。博物馆的工作非常乏味，他给黄永玉写信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不甘于在午门做个生活单调的小职员，汪曾祺于1949年3月报名参军，5月随军南下，第二年9月回到北京。经多方疏通，汪曾祺入职老舍领导的北京市文联，在赵树理的领导下编辑《说说唱唱》。据汪曾祺之子汪朗回忆，50年代初的东单三条24 号曾是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印象中院子里有一座小洋楼，他们家住在一层西边的一间房里。但是因为拆建，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具体位置了。
1962年，汪曾祺（左）与沈从文（右）在北京中山公园留影
1955年年初，汪曾祺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单位宿舍在河泊厂胡同50 号院，有人回忆说是以何其芳的名义买下来充作公用的。在汪朗的印象中，宿舍“是一个老四合院，家里住北房两间，挺宽敞的，一间大概有十二三平方米”。不过，胡同早就拆掉了，变成了连通台基厂大街到天坛北门的马路。50年代在文联当编辑期间，汪曾祺在创作上成绩平平，但是却和赵树理、老舍来往密切，接触到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潜移默化地受到很多熏陶，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他日后的创作。
1958年，汪曾祺被补划为“一般右派”，并下放到张家口去劳动。一家五口旋即从河泊厂胡同的宿舍里搬出来，此后一家人住的基本都是新华社分给夫人施松卿的宿舍。汪曾祺成了“无房户”，这也成为汪曾祺日后的“气短”之处，施松卿时常调侃他是“寄居蟹”。
离开了河泊厂胡同，施松卿先是带着孩子们搬到宣武门城墙下的国会街5 号，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北房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南房和东西厢房都是平房，地上铺着花瓷砖”。但是分给他们的“是门房，只有七八平方米，黑乎乎的，白天也要点灯。里面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一个五斗柜”，一家四口晚上睡觉时，需要“在床边架上两块木板，四个人挨挨挤挤地贴在一起睡”，“木板紧抵着门”。
1960年，汪曾祺获准回京探亲。当时一家人搬到了新文化街北侧的文昌胡同8 号。在汪曾祺子女的记忆里，“过去院里三面是平房，北边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小楼，大概住了二十来户人家，有公用的厨房、水房和厕所。他们家和另一户人家构成一个单元，相互有什么动静都听得一清二楚”，分到的“仍旧是一间旧房，但是面积大了一些，好歹能多摆两张床”。除了偶尔探亲回来，汪曾祺在文昌胡同里并没有住多久。
1961年年底，离开北京三年多之后，汪曾祺回到北京，一家人重又搬回国会街5 号，但无须再挤在门房，而是住进了北房的二层小楼：“一进楼左右手各有一间大房，各住一户人家。上楼后左右手各有一个套房，也各住一家人。”汪家在楼上靠东的一个套间里，两间房，每间不到10 平方米，全家人住在里间。“屋里横七竖八两三张床，外屋有一张写字的小桌子，一张藤椅，一个吃饭的方桌，几个凳子，还有一个书架。冬天生一个火炉子，下面有一个包着铁皮的四方形大托盘，防止炉灰落到木头地板上。”
“国会街”因“北京国会”而得名。北京国会旧址尚在，位于新华社大院内，国会街就在新华社大院外不远处，但现在已经随着宣武门城墙一并消失了，所以想必也很少有人意识到《王全》《看水》都是在那里完成的。1963年，这两篇小说和写于张家口的《羊舍一夕》合在一起，定名为《羊舍的夜晚》出版。
1965年年底，施松卿在甘家口分得宿舍，而且是楼房，条件较之国会街要好一些，于是一家人住进阜成路南1 楼5 门4 层9 号：“房子是小两居，南边一间大房，十三四平方米；北边一间小房，不足10 平方，进门是一个小过厅，有厨房、卫生间。家里只有一张小三屉桌可以写字，放在小房间里。”这是汪曾祺在北京住得最久的一处，前后共计约18年。这里也是汪曾祺生活经历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处。
“文革”期间，汪曾祺也受到冲击，但他却因在改编京剧中表现出的才干而受到赏识和优待。而也正因此，进入新时期后，当其他人纷纷感慨宛如重生时，汪曾祺却一再遭受审查。据林斤澜回忆，70年代末他主动请缨替出版社去找久已被人遗忘的汪曾祺，动员他创作小说，不承想“心神不宁”、“心灰意懒”的汪曾祺“竟不感兴趣，不生欢喜”，“沉吟着；写什么呀，有什么好写的呀”。林斤澜惊呼：“这么个反应，当时未见第二人。”这或许可以从创作动机、创作心理层面解释何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与“伤痕文学”创作时间相近，但风格、旨趣却大相径庭。
1996年，汪曾祺在虎坊桥新居写作
80年代初，住在甘家口的汪曾祺开始了爆发式的创作。除了产生巨大影响的《受戒》与《大淖记事》之外，还相继完成了《岁寒三友》《晚饭后的故事》《八千岁》等20 多篇短篇小说和10 余篇散文，一举成名。所以这里还是汪曾祺迎来创作巅峰、奠定文学史地位的一处旧居。
70年代末，子女们陆续回到汪曾祺身边。一家5 口人挤在甘家口的两居室内，虽说比起先前在国会街时大为改善，但仍然有许多不便。1983年夏，汪曾祺再度搬家，新家还是新华社分给施松卿的宿舍，位于北京东南二环外的蒲黄榆。“蒲黄榆”是把东蒲桥、黄土坑、榆树村三个地名各取其一字拼合而成的。汪曾祺住在蒲黄榆路9 号楼12 层1 号，房子是个小三居，面积不到50 平米，汪曾祺将阴面八九平米的卧室兼作书房，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写字台。汪曾祺在这里住了12年。
在蒲黄榆，汪曾祺也写了50 多篇小说，但在散文上投入的精力明显要多于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中，1984年以来创作的小说共一卷，散文则将近两卷半。1989年为配合《蒲桥集》的出版，汪曾祺曾写了几句话印在封面上：“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自己的散文很是看重。
1996年2月，汪曾祺再次搬家，住进了虎坊桥福州馆前街4 号楼405室，75 岁的汪曾祺终于有了一间真正的书房，房间里还摆了一张大画案，汪曾祺“心境舒畅，但精力渐弱，画画较之前为多”。在汪曾祺住过的几处房屋中，虎坊桥这一处是条件最好的，只可惜天不假年，仅仅在虎坊桥住了一年多，汪曾祺便溘然长逝。严格说来，虎坊桥的住所也并非属汪曾祺所有，而是长子汪朗分得的单位宿舍。自1961年年底从张家口返回北京之后，汪曾祺的住房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住的一直都是夫人施松卿的单位宿舍，也就是说汪曾祺直到去世都是个“无房户”。前几处因为是单位宿舍，所以汪曾祺一家前脚搬走，后脚就有新住户迁入，“汪曾祺故居”自然无从谈起，这让人们到哪里去凭吊汪曾祺呢？那个喜清淡、送“小温”的老头儿或许早已给出了答案——“还顾北京无限好，旭日东升照万家”。
注释：
[1]苏北：《汪曾祺写序》，《光明日报》2015年12月11日，第13 版。
[2][8][9][10][11][12][14]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64 页，第318 页，第93 页，第93 页，第93—94 页，第283 页，第95 页。
[3]汪曾祺：《午门》，《汪曾祺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 页。
[4]汪曾祺回京的时间有不同的记述，汪朗等回忆是1950年7月，参见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版，第68 页；《汪曾祺年谱简编》记载是1950年9月，参见《汪曾祺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5 页；汪曾祺自己讲的比较含混，说是1950年夏，参见汪曾祺：《我的世界》，《汪曾祺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6 页。
[5][7][13][15][16][17][21]王勉：《甘家口的雨 蒲黄榆的风》，《北京青年报》2021年11月14日，第A08 版。
[6]参见 https://dili.chazidian.com/baike-122303/。
[18][19]林斤澜整理：《〈汪曾祺全集〉出版前言》，《汪曾祺全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 页，第2 页。
[20]徐强：《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第209 页。
[22]汪曾祺： 《无题（北极寒流飞白絮）》，《汪曾祺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50 页。
无论是从爱国主义教育、地域文学文化研究、历史文物保护，还是从旅游资源开发、区域文化产业建设等方面来看，“北京文学地图”的建设，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然而事实却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量知识分子故居虽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上是裸露着抵御时间蚕食。总体来看，这些院落的保护情况实在难以令人满意。
2011年，我去新街口一带寻访位于八道湾胡同的周氏兄弟故居，然而看到的已经是一片断壁残垣。我围着前公用胡同、后公用胡同、八道湾胡同绕了好几遍，最后非常偶然地看到一个写着门牌号的报筒，这才找到八道湾11 号的故居。到2015年再去看时，这些全都被划进了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围墙内。虽然后来得知校园一隅新修了一座崭新的“周氏兄弟旧居”，但拆掉实际的故居，在原址复建，无论如何精细，总是让人感到满满的遗憾。其实还有许多四合院的门口，一面是“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另一面是“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的告示，“文物保护”实际上根本无从谈起……
的确，北京城内的文学遗迹可谓比比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核心区域的土地日益成为极其稀缺的资源。要把知识分子住过的房子、走过的胡同、逛过的园子全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现代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空间共同体，许多需求和功能都有理由得到满足，不过，对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型珍贵古城来说，规划、建设以及保护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稍有不当便可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其影响常常是历史性的。
值得庆幸的是，2020年北京市组织开展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保护传承利用工作，31 处重要的会议场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重要党史人物故居得以腾退、修缮。得益于这项工作，陈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赵家楼旧址等一些文学遗迹的面貌也焕然一新，北京文学遗迹的保护成效整体上有所提升。作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综合体，北京这样的城市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文明成果，因而城市改造不应当只着眼于栖身之所的开辟，更应当兼顾精神家园的修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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