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1月28日，37 岁的陈独秀与上海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汪孟邹一同进京，住进了北京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这是陈独秀第一次北上进京，之前他一直在上海、安徽等地办报，此次进京本是为了将亚东图书馆、益群书社合并改为“大书店”，但是蔡元培的造访显然改变了陈独秀的原定计划。蔡元培对于陈独秀和他办的《安徽俗话报》“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也认为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遂拿着《新青年》向蔡元培举荐，这才使得蔡元培“决意聘他”，“与之订定”。12月26日，也就是黎元洪正式任命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早上9 点，蔡元培专程到中西旅馆来拜会陈独秀，力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道貌温言，令人起敬”。陈独秀以正在办杂志为由回绝了，蔡元培则表示可以把杂志一起带到学校里来办，而且此后差不多天天到旅馆来，有时候到得比陈独秀起床的时间还早。经过这样“三顾茅庐”式的邀请，陈独秀最终应允下来。
1917年1月13日，教育部专函回复了蔡元培以北大校长身份提出的请求，批准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月15日，陈独秀走马上任。他先在打磨厂胡同停顿了几日，不久将家眷和《新青年》编辑部全都安顿在箭杆胡同里。箭杆胡同往北不远便是北大，当年这一带是北大三院学生宿舍。陈独秀最初计划试干三个月，但实际上做了有两年半。在北京期间，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这个偏僻胡同的小院里度过的。
随着陈独秀的到来，从1917年4月起，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等先后在北大任职。1918年1月，《新青年》正式改为同人刊物：“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难想象，新文化运动的同人们会频繁出入箭杆胡同。《新青年》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也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正是由北大和《新青年》，尤其是箭杆胡同时期的《新青年》这“一校一刊”双轮驱动的。坐镇箭杆胡同，陈独秀一手策划并亲自投身于“文学革命”之中。
《新青年》同人们显然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但他们也在总体的策略、方式上达成了共识，即“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只不过具体操作起来，每个人的尺度又不太一样，相比较而言，胡适显得要执着、笃定一些，而陈独秀则更灵活一些。陈独秀不但很早就关注政治，而且还直接参与过拒俄、反清、“倒袁”的活动。在箭杆胡同里编辑《新青年》时，陈独秀发表过不少指点江山的文字，诸如《民党与时局》《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驳康有为〈共和评议〉》《克林德碑》，等等。作为一个经历和经验都非常丰富的宣传家，尤其在当时“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氛围里，陈独秀是不可能完全回避政治问题的。1918年11月，伴随着“一战”欧洲战场战争的结束，国内一时陷入“公理战胜强权”的狂欢之中，国内汹涌的爱国热情使得陈独秀认为“不谈政治”的戒条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从而决心再创办一份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介入到“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的政治讨论中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1918年11月27日下午，陈独秀在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了李大钊、周作人等人，议定编辑出版《每周评论》，刊物发行所就在米市胡同79 号院，即原来的安徽泾县会馆。米市胡同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迄今已经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清朝时，米市胡同所处的宣南一带修建了大量的会馆，康有为曾住过的南海会馆也在这条胡同里。令人遗憾的是，进入新世纪不久，米市胡同就消失在城市改造的轰鸣之中，泾县会馆早已被夷为平地，康有为故居也前途未卜。1919年4月底，北洋政府的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彻底失败，“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完全破灭，受《新青年》《每周评论》影响的青年学生在激愤之中聚集起来，五四运动随即爆发。
《每周评论》第一号
短短两年的时间，得益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广泛传播和进步思想的深入影响，陈独秀很快成为一时的焦点人物，但是不同营垒对他的评价却呈现两极化：拥戴者称赞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敌视者则极尽诋毁、中伤之能事。1919年3月26日晚，迫于压力，蔡元培与“关系诸君”在汤尔和家中会商，讨论陈独秀在北大的去留问题，会上汤尔和、沈尹默的发言都极不利于陈独秀，这恐怕是最让人费解与唏嘘之处，因为当初正是他们二位向蔡元培举荐陈独秀的。不久，陈独秀便被变相免去了文科学长的职务，可谓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腹背受敌。“五四”之后，因为学生抗议声浪巨大，整个形势急转直下，陈独秀明知“在京必多危险”，但仍坚持抗争。6月11日午后，他在北京前门外的新世界游乐场散发指导六三运动的《北京市民宣告》时被捕。当晚，箭杆胡同陈宅亦遭查抄。
新世界游乐场大致位于现在北京万明路、香厂路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当时，朱启钤在这一带仿照上海的“大世界”打造北京的“新市区”，繁华热闹一时无两，位于十字路口东北角的新世界游乐场和西北角的东方饭店便是这个宏大工程的产物。想必也正是因为游人如织，所以陈独秀才选择在这里散发传单。现在，万明路、香厂路的十字路口与寻常巷陌无异，只不过东方饭店还屹立在原址，并且还加盖了新的大楼，而新世界则命运多舛，如今占据原址的是一桩普普通通的高层塔楼，让人无可凭吊。陈独秀案震动一时，三个月后陈独秀出狱，第二年曾短暂南下，返京后又于1920年2月由李大钊护送，离京避难，随后在上海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相较于这些改变中国社会走向的重大变革，新世界游乐场的黯然退场也许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留影（前排右三为陈独秀）
陈独秀在北京的三年多时间里说不上春风得意，但是在这个古老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陈独秀以其不朽的功绩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统帅”，这段时间无疑是陈独秀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但另一方面，恰如鲁迅曾深深体会到的“彷徨”，北京时期的陈独秀又给人一种“未完成”感，新文化运动仍然时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扑，“五四”所开启的民族自强、复兴之路仍然漫长，所以回想起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总让人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这似乎正应了他早年写的一句诗“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也许这便是鲁迅感到的“彷徨”。当然，离京之后，陈独秀以参与建党的不朽功勋和深远影响弥补了这种遗憾，只是他本人却再未返京。所以回想起北京时期的陈独秀，敬佩、惋惜、欣慰似乎都兼而有之，可谓是五味杂陈吧。
注释：
[1]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5 页。
[2][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4—35 页，第35 页。
[3][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49 页，第349 页。
[6]参见安徽同乡会编：《安徽旅京同乡录》，安徽同乡会1917年版，第7 页。
[7]唐宝林：《陈独秀全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 页。
[8]《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三号。
[9]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十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4 页。
[10]胡适后来也转而谈论政治，他说：“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参见胡适：《我的歧路》，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 页。
[11]张申府：《五四运动的今昔——有关五四运动的零感散忆之一》，《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 期。
[12]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陈独秀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344 页。
[13]2012年4月25日，《新京报》A36 版刊文《康有为故居将原址保留》。2018年9月7日，《南方日报》ND02 版刊文《北京康有为故居需加快保护修缮》。
[14]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15]《陈独秀案之大谜团》，强重华、杨淑娟、王树棣、李学文编：《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 页。
[16]陈独秀：《题西乡南洲游猎图》，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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