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周聚

　　青岛大学文学院

　　传记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体，其写法自然形式多样，但其基本要求乃是根据传主的特点来进行写作，其主要目的是要将传主的人生轨迹和性格特质呈现出来。有些人，其人生如同一条奔腾咆哮的大河，跌宕起伏、曲折多变，这类人物的传记可以重点叙述其所经历的众多事件，通过外在事件来表现其性格特征，这样的传记可读性强，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有些人，其人生如同一条平静的河流，表面没有波澜，水下却潜藏着急流暗滩，这类人物的传记则须深入挖掘传主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将其性格特质呈现出来。冯至在晚年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写道：“自念生平，没有参与过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写过传诵一时的文章，结交的友人或熟人中，没有风云人物，也没有一代名流。”由此来看，冯至无疑是属于后一类人物。30年前，王邵军选择以冯至为写作对象，撰写了一部《生命在沉思——冯至》（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在文坛产生了广泛影响；30年后，他又广泛搜集关于冯至的相关材料，对第一版进行了补充、加工、丰富，出版了《生命的思与诗——冯至的人生与创作》（人民出版社2020年12月版）。相对于第一版而言，这一版的史料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厚重。作者对冯至非常熟悉，也深知给冯至写传的难度：“在内在生活领域，冯至称得上一个巨人，毕生以巨大的耐力和探索，与众人区别开来。但他外在生活的经历，却平平凡凡，毫无传奇色彩，读书、思考、写作，填充了一生。所以他的传记，很难写成一些生动的、饱含可读性的‘事件’，而更多的是一些思考的‘材料’。因而，在写作中，我做的，更多的是‘描述’，而非‘刻画’，希望能通过对他一生几个重要过程的描述，揭示是什么促使他产生了这样的精神和作品。”作者根据冯至的这一特点，在描述其人生历程的基础上，着重发掘其内心世界，将其人生经历和文学作品结合起来，多维度呈现其复杂的性格和思想变迁，写出了一部关于冯至的灵魂传记。

　　一

　　人物传记自然要呈现人物的生平命运，且要真实可靠，这是传记的基本要求。尽管冯至的一生平淡无奇，没有经历什么大的事件，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但作者依然将其一生的轨迹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力求通过日常事件的描述来呈现人物的心路历程，进而呈现其性格特质。

　　作者以时空的变化为经线，以事件为纬线，来描述冯至平淡的一生，通过具体事件来分析其对冯至心理世界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作者将冯至的一生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河北涿州、北平时期的小学、中学生活（第一章），第二个阶段是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和大学毕业后在哈尔滨一中的工作经历（第二章），第三个阶段是1930年9月到德国留学的生活（第四章），第四个阶段是1935年回国后在同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生活（第五章），第五个阶段是1946年回到北平至“文革”时期的生活经历（第七章），第六个阶段是写冯至在“文革”结束后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第八章）。作者在描述出冯至的不同阶段人生轨迹的同时，着重描述其内在心理世界的变化。如第一章描述冯至的童年生活，作者简单介绍他早年丧母、父亲常年在外谋生、缺少母爱和父爱的家庭环境，着重分析家庭环境对其幼小心灵造成的巨大创伤，“昏暗、沉闷、寂寞、歧视、沉默、困厄、悲苦，都是冯至回忆童年文章里的关键词，这种灰色的基调与情绪以及对此的体验与抗拒贯穿了冯至童年的心路历程。”后来他又经历了家庭的衰落，从小康之家堕入困顿，“冯至所经历的家庭变迁，使他对人生的体验，孤寂之外又多了些冷峻、透彻与淡然，组成了他性格及审美观念的重要构成基因，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精神历程路向的选择。”作者运用文化地理学理论分析其故乡涿州及周边的环境对冯至性格所产生的影响，对冯至的精神特质进行探源，指出“家族生活的压抑，故乡文化的平庸，寡淡无趣的山水，从反面催动了冯至走出去的欲望与冲动”。冯至渴望从文化贫瘠的故乡走出去，去寻求真正的心灵栖息地，这是冯至追寻生命意义的起点。作者简单叙述冯至上学的经历，他从初小到高小没有知心朋友，学习成绩平平，学期考试结果都是丙等，他偏科，不喜欢“修身”课程，喜欢国文和地理，“从中可看到这个时期的冯至不循规蹈矩、善于思考辨析、喜欢探索的个性已开始形成”。在继母的支持下，冯至到北京四中上中学，语文老师潘先生和施先生成为他进入文坛的引路人。他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他开始阅读新报刊、新诗，与同学一起办刊物，与新文艺发生关联，为他之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奠定了基础。同样，作者在第二章简单地描述冯至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通过描述其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刻画冯至内向的性格，他在孤独、苦闷的状态下开始新诗创作，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病态的伤感与其孤独寂寞的心灵相契合，对其早期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6月大学毕业之后，冯至北上到哈尔滨一中任教，这地狱一般的经历强化了其孤独寂寞的精神世界，催生了《北游》系列作品。第四章叙述冯至到德国留学的经历，简单介绍他在海德贝格和柏林的学习经过及他与中国和德国朋友的交往，重点分析他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里尔克、歌德等的宿命式的相遇，指出其审美标准的转变，“从情结的发泄、从甜蜜的忧伤转向了真实的体验、忍耐和认真的选择，转向了以一己生命对宇宙对人生的苦难的承担”，由此揭示出德国诗歌对其思想性格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第五章写冯至回国之后的工作经历，他先在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德语，在淞沪战役之后开始南迁，作者没有详细介绍其曲折的南迁经历，而是着重介绍其到昆明之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参加冬青文学社和文聚社的活动，介绍其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以内向的方式，企图唤起那些或沉睡，或麻木，或浮躁的灵魂，让每个个体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与义务”。第七章描述冯至从1946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解散回到北平后到“文革”时期的经历，时间跨度20年，介绍其《杜甫传》的写作及杜甫对其思想的影响，他的精神探索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了思想上新的超越。“冯至这一过程的隐忍与挣扎、失落与坚定以及再次自我否定的精神，显示了思想的力量，代表了内省型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面对时代时的态度。可以说，这是一次新的自我否定，特别是关于杜甫人民喉舌的观念，作为一个冯至性格、心理、观念的新的因素，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与创作。”1949年后，冯至经常参加各种外事活动，积极投入当时的社会运动，其思想气质发生变化，“而从总的方面看，歌颂和忏悔，也是冯至此期诗歌主题的两面，一方面是积极歌颂时代出现的一切新气象，另一方面又不留情地忏悔自己的过去，忏悔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歌颂。从艺术上讲，虽然这时期的诗作比前两个时期都多，但冯至特有的精神内涵和独立感受消失了，一种大众化的情感和审美，替代了个性气质”。作者指出了社会巨变给冯至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观念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导致冯至诗歌的主题和风格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作者在考察梳理冯至人生轨迹时所运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冯至本人的相关回忆性文章，再加上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和其他朋友的回忆性文章，这就保证了相关史料的真实性。在此基础上，作者对冯至性格的形成、心理世界的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外在社会变化对冯至主体性格及内心世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二

　　法国文学理论家布封认为，风格即人格，意即作家的风格与人格是一个统一体，通过作家的风格变化可以看到其人格的变化。冯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作家是其主要的身份。在给作家作传时，其文学创作自然是要着重介绍的内容。许多作家传记将作家的人生经历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叙述，而把作家的作品穿插在其人生经历中作简单介绍。王邵军虽然也在介绍冯至的人生经历时穿插介绍了其文学创作，并简要概括其不同时期的创作特点，但这样做并不足以呈现出冯至的创作风格，因此作者拿出专门的章节对冯至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概括其创作风格的变化，借此来呈现冯至复杂的人格变化。

　　第三章“心灵履痕”是在第二章描述冯至大学生活的基础上延伸出来的，虽然作者在第二章中介绍了冯至早期的诗歌创作，但又在这一章中按时间顺序对冯至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分析。《昨日之歌》是冯至的第一部诗集，作者用感性的语言对其中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呈现冯至的心灵世界。在分析其爱情诗时，并没有下功夫去描述其爱情经历，也没考证其恋爱的女孩是谁，而是着重分析其内容与风格，指出其早期爱情诗大多是母爱和友情的泛化，这与其早年缺少母爱密切相关；1926年发表的《蛇》则是从泛爱情诗到纯爱情诗的过渡，作者概括出其爱情诗的总体特点：“在艺术上，冯至的爱情诗，善于用意象收敛情感，使情感客观化，这开了中国现代诗用意象抒情的先河。”1928年出版的《北游及其他》是冯至的第二部诗集，在概括介绍这一诗集的基础上，作者对《北游》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详细分析，将其与艾略特的《荒原》进行类比，认为这首五百多行的长诗，是冯至心灵转变的里程碑。冯至在大学里接触到德国文学之后，德国文学的浪漫派文学与其孤独的心灵发生契合，导致其审美基调与精神取向发生变化，虽然其20年代的诗充满了孤独与寂寞，但在《北游》之后其风格发生一定变化：“前期的幻灭感、悲剧色彩、惆怅的氛围正在向质地更坚实、色调更明朗方向发展，即使也有孤独、寂寞，但更有了对孤独、寂寞的克服，这是冯至诗的一次蜕变。”通过分析冯至在1928 到1930年的杂文创作，概括出其创作风格的变化：“冯至的作品风格正由梦幻般的忧伤向更从容、沉实的风格转变，其思考也由纷纭、多思向更从容、坚定的方向发展，从中可以隐现些许四十年代作品的特征。对孤独、寂寞的克服，冯至不但经历了审美风格的转变，更实现了精神探索的第一次否定。”冯至创作风格变化的背后，是其思想情操和气质性格的变化，或者说由于其思想情操和气质性格的变化而导致其创作风格的变化。

　　从德国留学回国南迁到昆明之后，冯至进入第二个文学创作的爆发期，作者虽然在第五章中已作了介绍，但仍拿出第六章“豁然贯通”对冯至这一时期的创作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作者按时间顺序对诗集《十四行集》、散文集《山水》和小说《伍子胥》进行分析，并概括出其审美风格的变化，认为《十四行集》是平凡与伟大的和解，是人与宇宙万物的全息统一，呈现出生与死的转化，从有限的生命中获得自由；散文集《山水》是灵魂里的山川，呈现出作者审美意向的转变：喜欢朴素、坦白的山水自然，喜欢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小说《伍子胥》通过历史人物伍子胥来表现现代思想——决断与负担，呈现出从浪漫向现代的转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冯至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发生了蜕变，其创作进入了第三个时期，适应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冯至的文学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着重分析冯至的《西郊集》和《十年诗抄》，从中发现冯至的文学风格所发生的变化，认为歌颂和忏悔成了冯至此期诗歌的主题，冯至渐渐迷失了自我，个性渐渐被共性所代替。实际上，歌颂和忏悔是那个年代作家们共同的特点，从这一角度来说，冯至文学风格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彰显出那个年代作家们共同的心态与心理路程。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冯至迎来了创作的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冯至重新回到诗的故乡，写作出新古典主义的警世格言诗，呈现出其经历了人世沧桑的阅历与心态；其回忆性散文《立斜阳集》以怀人怀事为主旨，回忆他与杨晦等朋友的交往以及在北京、昆明、海德贝格等地的生活经历，通过回忆过去，冯至重新确认了自我，重新获得了诗意的存在。

　　文学风格是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时代生活、思想情感、审美情趣等因素综合而成的创作个性，文学风格的变化的背面是作家的人生经历、时代生活、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变化。作者将冯至的文学创作分为六个阶段，即关注自我情感、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时代、讴歌时代和全面反思阶段。作者通过梳理冯至文学创作的轨迹，呈现出其文学风格的变化轨迹，进而呈现出其人生旅程、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变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冯至的诗文并不属于通俗易懂的一派，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冯至的诗文比较晦涩难懂，文学风格变化大，比较难以理解把握，通过作者的分析讲解，一方面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冯至的诗文，另一方面则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冯至复杂的精神世界。

　　如果说对冯至的人生历程及性格变化的梳理主要依靠冯至本人的《自传》及相关作品，那么对冯至创作风格的分析则主要依靠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作者曾接受过系统的诗歌研究训练，对诗歌有着敏锐的感受力和把握力，在诗歌研究方面有很好的基础，正因如此，作者对冯至作品的分析深入浅出，能够将作品分析与人格分析融为一体。

　　三

　　除了作家的身份之外，冯至还是一位学者和翻译家，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德语专业，后来又到德国留学学习德国文学专业，同时辅修哲学和美术史课程，回国后先后在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等从事德语教学，同时翻译德国文学作品，这使他和里尔克、歌德、荷尔德林等作家发生了交集，这些作家不仅对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其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致力于描述冯至思想变迁的历程，揭示出冯至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帮助读者理解并把握冯至的思想变迁。

　　一个人的文学创作会接受何种影响，表面上来看是好多偶然因素在起作用，但仔细追究起来则会发现，这些偶然因素中包含着必然因素。冯至为何会受到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这固然与其所学的德国文学专业密切相关，但德国文学历史悠久、作家众多，他为何唯独对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和里尔克、歌德、荷尔德林等感兴趣？这又与冯至本人的性格、思想密切相关。

　　冯至幼年缺少母爱和父爱的家庭环境致使他养成了孤独、内向的性格特征，他在孤独、苦闷的状态下开始写作，这种性格特质使得他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发生共鸣，浪漫主义文学病态的伤感与冯至的孤独、寂寞一拍即合，他将孤独上升为“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所在，孤独、寂寞成为其早期诗作的重要主题。也正是这种孤独思想接通了他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的联系，而现实生活中北游的经历则是促使他完成从浪漫抒情到理性思考的转变的催化剂。年轻的冯至开始思考死亡和逃遁等人生问题，“由寂寞、孤独、忧伤，到‘死’和‘逃遁’，显示了他对现代个体生存处境的思考正逐步加深。寂寞、孤独、忧伤属一种纯精神感受，来源于冯至对现代个体生存处境的体认。北游的经历，使冯至将个体孤独地生存于世上升到对人类处境的本体认识。在这里，冯至已经开始探讨死亡与逃遁，认为死亡与逃循是保全其精神个性的方法”。他从个体孤独的存在体验上升到对人类本体处境的认识，这是其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

　　1930年9月到1935年7月，冯至在德国留学期间开始与荷尔德林、里尔克、梵高、歌德等神遇，与存在主义哲学相遇。在德国期间，冯至就翻译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期间他又开始翻译歌德的作品。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工作，既带有研究的性质，又带有创作的性质。冯至通过研究翻译里尔克、歌德等人的作品，一方面加深了对他们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影响到自己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导致冯至的思想也发生变化。除了在第四、五章描述冯至在德国留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与里尔克、歌德等人发生的关联外，作者还在第六章中集中展示德国文学、哲学对冯至的《十四行集》《山水》和《伍子胥》所产生的影响，深入分析存在主义哲学对冯至的影响，认为冯至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体验和沟通、注重生与死的思考、强调决断在人生中的意义的思想主题与存在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契合，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说明冯至与里尔克、雅斯贝尔斯、基尔凯郭尔在思想上的相通之处，认为冯至是现代作家中最早系统地接受存在主义影响并付之创作的实践者。“存在主义使冯至完成了由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向现代主义作家的转变。存在主义使他从思想上体认了克服孤独与死亡的根本方法，那就是追求永恒并在这种追求中彰显自我决断的力量。”存在主义思想不仅改变了冯至作品的创作风格，而且改变了其人生观念与生活方式。

　　冯至早年就喜欢读杜甫的作品，即便在南迁的艰难路途中也在研读日本版的《杜工部选集》，在西南联合大学工作时研读仇注杜诗，对杜甫及其诗歌作品所做的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为杜甫传的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冯至从昆明返回北京后开始着手写作《杜甫传》，他以杜甫的诗歌作品为依据，将其作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研究，透过作品来探讨杜甫人格的生成与发展。杜甫的诗具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性和政治性，他的诗经历了从炫耀自己的家族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到反映人民的生活的转变，他的诗超越了其阶级局限而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的灾难，呈现出从个人抒情叙事向“人民喉舌”的演变轨迹。杜甫的思想转变对冯至产生了重要影响。作者指出，在杜甫的影响下冯至完成了从一个个体诗人向“人民诗人”的转变，并导致其后半生的生活与创作皆发生重大变化。

　　冯至将歌德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他翻译、研究歌德的作品，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冯至通过学习研究歌德的作品，熔铸自己的世界观，寻找个人的决断之路。歌德的蜕变论对冯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冯至认识到“变”是世界的本质；歌德的否定与反否定精神对冯至人生观、世界观产生重要影响，他确立了不断超越自我的积极奋进的人生态度，通过克制、隐忍和断念来抵制虚无，抛弃了个人主义，融入集体。当然，冯至对歌德并非全盘地接受，而是有所反思，他借歌德回归时代，把歌德从“抽象的人”拉回到“现实的人”和“社会的人”，作者对歌德的思想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考察歌德对冯至思想的影响，揭示出冯至20世纪40年代思想变迁，揭示出冯至与歌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融入时代、集体是冯至40年代适应时代需要而做出的选择，标志着一个新冯至的诞生，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融入集体、时代之后，冯至的个体意识、独立意识渐渐减少，其作品思想的独特性、深刻性渐渐丧失。当然，这不是冯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年代大多数作家所存在的共同问题。

　　王邵军通过考察冯至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综合地概括出冯至思想精神演变的轨迹。“冯至自我精神探索的独特性，恰恰在于他的自我克服与不断否定。从早期的孤独，到对孤独的克服，到隐忍、坚守，再到断念、蜕变，到‘人民性’，他的探索之路，展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轨迹。”作者概括出冯至一生世界观变化的三个时期，即个人主义时期、蜕变论时期和马克思主义时期，这种概括既与冯至的文学创作相吻合，又与冯至的思想变化相契合。

　　传记究竟是历史还是文学？这是学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总体上来说，传统的传记更强调历史性，主要是为了保留人物的生平事迹，要求真实可靠；现代传记则强调历史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在人物主要生平事迹真实的前提下，允许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发掘与呈现。郁达夫认为传记是记述一个活泼的人的一生，他的美点自然应该写出，他的缺点与特点，也应该写出，“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这里的“真”，一方面是人物生平事迹的真，另一方面则是人物心理世界的真，即要写出人物的真性情、真思想。冯至的《杜甫传》在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把一个诗人的作品当作一个整个的有机体来研究，把诗人的生活作一个详细的叙述，一方面帮助人更深一层了解作品，另一方面——如果这研究者的心和笔都是同样精细而有力——使人纵使不读作品，面前也会呈现出一个诗人的图像。”冯至《杜甫传》中所运用的这种方法无疑也对王邵军的冯至传写作有很大的启发。面对人生经历平淡而内心世界复杂的冯至，作者在梳理考察其人生历程的基础上，着重描述其人生历程与性格变迁、文学创作与审美风格变化、学术研究与思想变化之间的关系，注重呈现冯至的内心世界，是一部关于冯至的灵魂变迁的传记，它不仅具有文学性，而且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果说传记是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的生命对话，那么王邵军则是与冯至在进行一次充满诗意和哲理性的对话，从这一角度来说，《生命的思与诗——冯至的人生与创作》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为内省型作家写作传记的范例，为传记写作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

　　注释：

　　[1]冯至著：《立斜阳集》，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3 页。

　　[2]王邵军：《生命在沉思——冯至·后记》，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 页。

　　[3][4][5][6][7][8][9][10][11][12][13][14][15]王邵军著：《生命的思与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 页、7 页、11 页、15 页、131 页、127 页、184—185 页、191 页、59 页、71 页、75 页、72 页、158—159 页。

　　[16]王邵军：《生命的思与诗·后记》，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3 页。

　　[17]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郁达夫文集》卷6，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85 页。

　　[18]冯至：《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冯至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