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兆云

　　福建省作家协会

　　我经常提到五六十年代福建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他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当地老百姓逢年过节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的讲话

累出来的病

1980年9月，福建省龙溪地区副专员谷文昌住进了地区医院。以前他也住过院，但这次却异乎寻常地不好。

　　1979年去广州参加秋季广交会时，谷文昌吞咽费劲，连一瓣橘子都难以下咽。他知道胃部可能有了病变，需要去医院检查，回来后却因为安置难侨等繁忙的工作而把这件事置之脑后。直到这年最后一天，在老伴央求下，他才去医院检查，做了个上消化道造影，没发现什么大问题。他便顽强地支撑着，哪怕食量一天天减少，天天浑身乏力，气短脉弱，也不诉苦，不抱怨。

　　眼看着他身体一天天消瘦，家人对地区医院的水平产生了怀疑，地委领导也建议他还是回到上海，去大医院治疗。谷文昌却放心不下手头工作，说：“咱们都有医院，干吗要舍近求远出省，那得浪费国家多少钱！”

　　1980年春节，在北京某大医院工作的战友之子来拜年，得知谷文昌吃不下年夜饭，问了事因后，意识到情况不妙，恳请他去北京看病。他还是摇头：“三年前去上海割过一次瘤子，说做得很彻底，在漳州这边照过X 光了，说没大事，养一养就好，别浪费国家的钱。”

　　谷文昌掏工资帮助别人一向是那么地慷慨，要把几十块钱公款花在自己身上时，却是那么地吝啬！

　　经多人提醒，不安之中的史英萍悄悄地把丈夫的X 光片托人带到上海肿瘤医院。医生认真一看，哎呀，胃部贲门有明显病变，是贲门癌，可别再耽搁！

　　也就在这时，谷文昌又一次在抱病开会时倒下了。地委强行送他到上海治疗，由最好的医生做了贲门癌切除手术。但毕竟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

　　这病，是累出来的！

　　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后，谷文昌一直想把过去耽误的时间给抢回来。地区革委会取消、恢复行署后，他以副专员之职兼任地区农办主任，坐镇农办，分管全区农林水这个大口。在他之后接任东山县县委书记的老部下陈维仪，此时担任地区农业局局长兼农办副主任，对他的敬业精神感到惊叹。眼看这个“拼命三郎”身体吃不太消，地委、行署才考虑让他脱离繁忙的农口，改为分管侨务。但新的工作一点也不轻松。为落实“拨乱反正”后著名侨乡的侨务政策，他夙兴夜寐。1978年，越南和中国关系紧张，龙溪地区受命安置两万越南华侨。辖区内原有的常山、双第两个华侨农场远远不够安置，他就拖着病体，翻山越岭亲自选点，又规划了三个新农场。他唯恐有所不周，让这些饱经磨难的同胞再受委屈，亲自欢迎一批又一批难侨归来不说，还夜以继日地深入那些安置点，挨家挨户登门看望、嘘寒问暖。

　　得知这位拖着病体为他们奔忙和服务的老人竟是堂堂地区行署副专员，难侨们大受感动，纷纷说：“我们在国外做‘二等公民’受尽欺凌，没想到祖国的官员把我们当亲人。有这样好的政府，暂时的困难又怕什么。”

　　据载，在谷文昌的领导下，漳州建成安置房185 座，共11 万平方米；安置难侨13 批，共8870 人。晚年的他为难侨办了件大好事，生命再次迸发出熠熠光华。时任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来漳州察看后，感动地说：“有劳动能力的难侨都有工作，孩子们都能上学，医疗也有保障，中国安置难侨的工作做得这么好，堪称世界典范！”

　　回到地区当副专员，虽不再像当年在省林业厅副厅长任上时连个厨房都没有，得在一楼用围墙搭起的简易厨房煮好饭菜后再端上楼，但问题是，在这个配有厨房的宿舍也是吃不安生。刚坐下吃饭，就有人叫着“谷书记”来汇报，他来者不拒，请人进屋坐下讲。如此这般，大女儿不甚理解，事后说：“爸爸你不要这样，吃完饭后再听汇报也不迟啊。”他说：“你们不懂道理，人家知道我吃饭时间在家才能找到我，让他们把问题讲清或解决后高高兴兴回去不是挺好嘛。爸爸在其位谋其政，时间都是公家的，哪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春夏秋冬，家里客人不断。单位的人有事来汇报，基层群众来反映困难，老同事请他出面解决问题……他跟谁都合得来，客人毫无高低贵贱之分，一律笑脸相迎。他也教育孩子们要热情待客，绝不能摆着一副臭脸。还说他们从农村进城一趟不容易，可能考虑了很久，得下很大的决心呢。有时刚躺下休息，听到敲门声，他也马上起身接见。谈话时，在家的孩子要帮忙给来客端茶送水，中间还得续水。不少人选择用餐时间来汇报，谷文昌总要问他们有没有吃饭，若说没有，就邀请共进，人家若不客气，就把家人的那份给占用了。客人走后，只好自家人再下一锅面，那是一家人事先擀好的。面食也是谷文昌一生喜欢的家乡味道。只是在凭票吃饭的年代，这样的客人一多，全家人即使再省，也常是半饥半饱。

　　谷文昌自己吃得少，却排满了工作，耗尽了心血。病魔悄悄侵入了这个铁打的汉子原本充满活力的肌体。

患难夫妻共战病魔

1980年国庆节前，谷文昌终于被“赶”到了上海，接受第二次手术。全程陪同的还是妻子。在医院的日子里，他们说了很多知心话。以前也为工作和生活琐事偶有争执的二人，如今每天相看中，忽然感到岁月安静下来，有了不再被中途打扰的交心时间。

　　“英萍，今后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多说说话。”

　　她点头如鸡啄米：“好啊好啊，这次不管工作再忙，就安心养病吧，我陪你说话。”

　　时间跑得比风还快，快得都拽不住它的衣襟。一晃，他们结婚已经29年了。她很感谢这个男人给予的爱。她挣脱与国民党小军官那段一言难尽的婚姻并毅然投身革命后，面对感情生活不免张皇失措。没想到，在这个讲究成分的队伍里，还能得到他这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领导干部的青睐。两人订下终身，相看两不厌。他给了她一个温馨的家。而后，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肆无忌惮地翻出档案、横眉冷对诘问她的过往时，这个男人都用宽厚的胸膛为她挡住一切风刀霜剑。

　　看到妻子已然布满皱纹的笑脸如病房阳台盛开的菊花，谷文昌也感到那朵菊花开进了自己的心里，说：“英萍，想想这些年真是委屈你了，不会怪我公而忘私吧？”

　　“委屈？”

　　“比如你的职务、工资级别的事？”

　　南下干部史英萍自1952年定为行政18 级以后，就没有再提级了。组织人事部门也不是没提出要给老史提级，可总被谷文昌压下，理由很简单：她是个老同志，有觉悟把名额让给级别更低、能力更强的干部。这一压就是28年，谷文昌想起他耽搁了妻子进步，忽地有了愧疚之心。

　　原来是这件事。史英萍淡然一笑，道：“真要说委屈的话，那就是我精心持家，让你一心扑在工作上，却纵容你累得落下了病……”

　　可不是吗？他成年累月地工作、劳动，回到家还得面对络绎不绝的来访干部、群众，没完没了地谈那些总也谈不完的话题，有时饭凉了热，热了又凉。她心疼他，总想替他挡驾，有时难免没好气。当领导的也得吃饭睡觉啊，这样下去还让人活不活？他却严肃地说：“咱也是农民嘛，该知道自古农民见官，可不像走亲戚串门子那样随心所欲，八成是想了又想，鼓足勇气才来。要是不让进门，谁还敢下次再来？那人家在外头就要开骂，不仅骂我一个人，也骂‘天下乌鸦一般黑’，骂自古当官的都一个样，那损害的可就是党的形象喽！你想过这点没有？”他总是言之凿凿，害得她再不敢“挡驾”，于是找上门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眼看他整个身心都被干部群众的疑难苦痛牵绊住，睡眠不足不说，饭也是饥一餐饱一餐、冷一口热一口的。也许，他的胃就是这样弄坏的。

　　听她从肺腑里发出一声痛惜的长叹，谷文昌不禁也动情起来：“难得你这么支持，让我在有生之年能为百姓做点实事，也算身在福中，没白来一趟人世……”

　　“老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次就听医生的话，‘既来之则安之’。有的人有病没病都往医院跑呢……”

　　“我们不学别人。你看，我们到上海住了两次院都没什么用，何必浪费国家的钱呢？”谷文昌话到这里，眼见妻子的脸上阴云密布，轻轻叹口气，委婉道，“我们漳州不也有医院吗？回去的话，也方便孩子们照顾……”

　　史英萍知道拗不过他，只能顺从。

　　回家前，谷文昌突然提出要逛下繁华的南京路。在大商场里，他亲手为她挑了件漂亮的衣服，说：“英萍，在东山时我就说过要给你买件好衣服，拖了这么些年，就做个纪念吧，这辈子真是苦了你！”史英萍强忍泪水，默默收下丈夫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给自己买的新衣服。二十年前的旧事如在眼前：那年在东山，她破例买了几尺花布，给自己做了件喜欢的衬衣。谷文昌见后却说：“东山人民的生活还这么苦，你作为县妇联主任、县委书记的老婆，穿这么光鲜的衣服出门，别人怎么说？你心里能好受吗？”看到她眼里有万般的委屈，谷文昌语声也柔和起来：“等将来大家的日子好过一些，我一定给你买件好衣服。”那时，她也强忍泪水把新衣服收了起来……

　　

　　谷文昌、史英萍夫妇

　　从上海回来不久，谷文昌又住进了漳州医院。

　　面对他积重难返的病情，不管是领导还是家人、好友，都少不得责怪医院当时太不在意，诊断有偏差而致耽搁。他却从不这样埋怨，还说医生护士已经照顾得很好了。有一次，一个小护士扎针时连扎几针都没扎好，他也安慰人家别紧张。

　　眼见他吞咽愈发困难，血管日渐萎缩，医生建议他注射人血球蛋白，以增强抵抗力。一听这种针剂要两百多元一支，他拒绝了，说这种病既然治不好了，就不要给国家再造成浪费。实在忍不住疼痛时，他才同意注射一支不贵的杜冷丁。在场的医生护士耳闻目睹，不禁为之泪目。这个老干部难道真是耳闭目塞，不知有人住院小病当作大病看，慷国家之慨全用高档药品？不知有人稍不如意就对医生护士来回训斥？

　　不，所有这些，他全都知道。但他心中崇高的信仰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存在而动摇。他管不了他们，却藐视这些只把“共产党员”当标签的人。他坚信党心民心不可侮，一切违法乱纪，以权势、权术来谋取不当利益和地位的腐败现象，才是最不可救药的“癌”！

　　X 光给他的家庭投下了可怕的阴影，他却坦然而从容，想着要把这为时不多的余生完全交给党。他在咬紧牙关同危害自己肉体的病魔作顽强斗争时，也在一如既往地和那个侵蚀党风的“癌”做最后的坚决较量。

老书记情系东山人民

谷文昌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出，东山的干部群众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越过海峡接踵而至。“谷书记，我们想你啊！”话里带着木麻黄防护林带那醉人的清风。

　　“我也很想念你们，想念东山！”谷文昌每每这样说时，深陷的眼睛里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有时，来人进门还不知怎么询问病情，他倒先开口了，说：“我这次复查效果很好，医生很满意，没什么大问题，你们不要挂念。”

　　谁不希望这位把一生最美好年华都献给了东山的老书记，能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啊！谷文昌完全相信，每一个来看望他的人都带来了东山人民16 万颗滚烫的心，但他感动之中却岔开了话题，与他们谈的更多的是东山的未来。

　　朱财茂来看他时，躺在病榻上的谷文昌忽然让一旁的妻子回家，把那盒在广交会上买的红茶带来，送给这位平时爱喝茶的老通讯员。执意相送后，他对朱财茂说：“你回去后不要说我在住院，如果有人问起，就说病已好，出来工作了。别让人家再跑来，既浪费时间，又影响工作和劳动。东山干部群众坐长途过来，来回车票不说，总要带上些东西，还得在漳州住一晚才能回去，多浪费钱啊……”

　　朱财茂听了十分感动，心里说：“‘老伙’啊‘老伙’，这个时候考虑的还是别人。”

　　12月初，朱财茂忍不住又从东山赶来探望。谷文昌挣扎着从床上起身，把棉被一角往背后塞，有气无力地说：“我让你不要叫别人来看，你怎么自己又来了？你现在负责广播站，怎能随意走开？”

　　朱财茂编了个理由，说这次正是为广播站之事来地区，顺便看他。谷文昌便关切地询问了东山广播站的情况。此时的谷文昌，癌细胞扩散，全身都疼，却满脸堆笑，不让人看出疼痛。他从床头拿了包牡丹牌香烟给朱财茂，说是上海出的，给他分享。朱财茂知道，谷文昌一向抽“大前门”，组织规定可凭烟票给县领导每人每月三条，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他见有同好者就递烟，三条不够就自己掏钱再买，这牡丹烟如何能要？他正想说什么，谷文昌像是安慰他，振作精神说：“这次治疗总地来说不错，医生都说会很快好起来，你们就放心好了！”

　　说着说着，正与癌症做最后斗争的他，把话题岔开，还是重点说到他为之奋斗了十几年的造林治沙：“我这次在上海请教了大专家，才知道木麻黄的寿命只有七八十年。你回去一定要跟县里反映，抓紧更新换代。不然等它七八十年后相继枯死，再种就难了。那时风沙再来，东山人民又要吃两遍苦了！只有作好了植树造林这篇大文章，东山世世代代才有好日子过……”

　　“谷书记放心吧，东山人民尝过黄莲味，方知甘蔗甜……”朱财茂止不住泪盈眼眶。

　　谷文昌在东山时的老搭档樊生林走进了医院。不知是命运捉弄人，还是有意让他们多些交集，这些年来他们竟是如此“形影不离”。当时樊生林接替他当东山县长，而后他又继樊生林之后领导地区林业局，再之后两人又同是行署副专员，樊生林还是地委常委。谷文昌多希望自己还能继续为党、为国家尽忠啊，可惜没有机会了，他期待这位小自己半轮的老搭档能有更大作为，特别是能继续推动东山的植树造林这个百年大计。

　　眼前的铁骨铮铮之人，脸上却丝毫没有当年不知疲倦的神采。樊生林紧握着他的瘦弱之手，他要以坚定的握手来传递自己由衷的敬意和心声。

　　一张又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眼前。谷文昌极力睁开眼睛，哦，认出来了，这是当年县委办的主任林周发、副主任宋秋涓。现在他们一个是华安县县长，一个是华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在历尽劫难之后又并肩战斗。

　　他示意两位老部下分坐病床的两边，左右手各拉一个，断断续续地说：“周发，秋涓，我不行了，你们好好干。地委改组华安县领导班子后，你们干得不错，主要指标都由垫底升到全区的中上来了，我为你们高兴。你们还年轻，无论什么时候，都请记住我一句话，做领导的，首先要把手洗干净，把腰杆挺直……”

　　林周发、宋秋涓连声“嗯嗯”。老书记的话十分朴素，但这是他一生对待权力的为政标杆，看似无甚高论，实则指向现实，是对腐败的一种声讨和告诫，也算是送给老部下从政路上经久耐用的宝典。他们攒了很多话要跟老书记说，但看到老领导瘦若扶柳、命若游丝，也不能多说什么，只能一个劲地请他保重，边说边流下了热泪。

　　“谷书记，东山人民感激你，没有你就没有东山的今天！”现任东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来看望他了。

　　“我只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有的做得也不太好，也有对不起东山、对不起同志们的地方。希望你们今后集中精力办大事……”握着他们的手，谷文昌先是欣慰，继而又感到了一丝愧疚。他曾跟老伴谈及，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两件事自己都只做了一半。他想说的是培养干部那些事。一些鞍前马后跟随他十几年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如朱子周、黄鸿度、蔡永康、林泽传，哪个不曾在风沙中出没、在泥水里奔走？哪个不曾和自己同在机关熬夜，下乡同睡农家铺、渔家床？他初到东山，闽南话如同天语，多亏了他们当翻译；他不会骑自行车，是这些人给他当“司机”兼教练；他没多少文化，那些年数不胜数的总结、报告等公文，也都劳动他们从旁协助……可是，唉！他的心不觉隐隐作痛，怎么只知道劳动他们，而忽视了重用！自己在东山时，他们是干事，现在听说他们有的还是一般干部。他们都不再年轻了，而如今的干部强调年轻化，他们本可成大材，是自己没用好他们，把他们给耽误了……他有的当面向他们表示了歉意，别再念叨我的什么好，只求你们不记恨；有的请求老伴转达自己的抱歉。

　　地区林业局的年轻干部杨琼也来看望了。他能不来吗？他眼里的谷文昌不仅是革命老前辈，还是个关心干部的好领导。他从基层农场调地区林业局的第二年，和谷文昌同住一楼。二女儿出生的那段时间，谷文昌夫妇几乎每天都要下楼来嘘寒问暖，最多时还一天来三趟，帮着解决困难。妻子坐完月子，谷文昌带他下乡去东山那次，事先还征询他有没有困难。他从不霸道地使唤干部，也绝不打官腔，绝不随便训人，哪怕发现手下提供的材料出了差错，他也只是叫手下自个儿看。手下认识错在哪了，自感惭愧了，也就过去了。他从不“抓辫子”“打棍子”“穿小鞋”。那回还是杨琼第一次到已然大名鼎鼎的东山来呢，竟跟着一口气跑了全县7 个公社，深入田间地头，真正体认到了何为群众路线、鱼水情深。谷文昌在东山干部群众中的威望已像扎根大地的木麻黄一样不可撼动，真不是台风能刮飞的。不管他到哪里，干部群众都热切地跟他打招呼，叫“谷书记”的有，叫“谷政委”的有，再脏再想躲闪的手他都毫不犹豫地握上去。让他感动的还有，谷文昌从不评功摆好，从不渲染自己，每次回东山，都要询问植树造林的情况，有时还与县委一班人及驻岛部队领导一起植树造林，指出要让不断育苗、不断种树成为东山军民的优良传统。

　　在谷文昌眼里，这个福建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个不错的苗子，勤勉工作，认真负责，以致他改管侨务后，还让杨琼跟了段时间。在他筹办几个华侨农场安顿难侨时，杨琼跟着忙前忙后，深受好评。

　　“见到那些华侨农场的场长、书记，就说老谷拜托他们关心好侨民！”

　　“放心吧，谷副专员，那些侨民还盼着您去作客呢！”杨琼情真意切地说。

　　“漳浦、诏安两个糖厂，现在情况如何？”

　　“我前些时候去了解了，建设很顺利……”

　　就在住院前不久，谷文昌还主动和工业部门参与筹建了两大糖厂，大大改善了漳州甘蔗加工、创汇及城乡居民就业等方面的状况。这些年跟在谷文昌身边，杨琼深受老领导干事创业精神的熏陶。

　　“心血没白费，我就放心了……”谷文昌喘了一口气，看着杨琼，一字一句地说：“小杨，很高兴看到你现在也走上领导岗位了。你还年轻，千万不要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今后不管当哪一级干部，都要清楚自己是共产党的干部，而不能等同于以往那些朝代的官员，不能只想到自己养家糊口，更要想到如何为人民服务，最终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惟愿精神长存

昨天，长子来床前念报纸。听罢，谷文昌喘着气说：“自古都说长兄如父，你要给弟弟妹妹树榜样，特别是要孝顺母亲。你们的母亲不容易，陪我吃了不少苦，我走后要照顾好她……”在长子带泣的“放心吧，爸爸”中，他又昏昏睡去。

　　今天，女儿把收音机调到了他想听的新闻频道。他告诉女儿，说：“这收音机不是公家配的，是自己出钱买的，买来不久就对着它好一场痛哭，因为传来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总理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我还远远见过他呢，他怎么能走啊！这收音机让我了解了许多大事，我死后，就留给你三叔做个纪念吧，老家那边可能还稀罕……”

　　

　　谷文昌在成活的木麻黄前

　　女儿强忍悲伤，柔声安慰：“爸爸您好好养病，您不是想回老家嘛，等病好了，我们陪您回去……”

　　模糊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军人。哦，不是二女婿孙益贵，是次子谷豫东。他怎么也从部队回来了？

　　记得上山下乡那阵子，这小子一心想留城，自己能同意吗？一定要他投身广阔的农村天地。这小子提出去东山锻炼，自己也坚决不同意，说你若去东山，人家知道你是谁的儿子，会变相照顾啊，这样的锻炼有何意义？你要主动到大风暴中去，温室里是长不出好花的！那时，这小子提出的要求都遭自己反对，能不懊恼吗？只好瞒着自己去当兵了。当兵好啊，保家卫国，军营里最能锻炼人。现在连他都请假回来了，看来自己时日真是不多了，得和他交交心。

　　“豫东啊，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取这个名字？你是在东山出生的，爸爸的老家在河南，这个关系要记住……还有，你要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入党。你写了几次申请不够，还要继续申请……”

　　1981年1月，20世纪80年代的头一个春天，躺在病床上陷入昏迷的谷文昌，忽然被窗外的雷声和风声、雨声给唤醒了。“噢，下雨了，正是栽树的好时候，我要回东山……”他喃喃地说着最后的心愿，仿佛担心再晚就回不去了。

　　老伴最是了解他。那些年在东山，就算再晚，听到雷雨声，他都睡不着，一心想着种树，看树种活了就高兴，把每一棵树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她和儿女们围在病床前，忍着眼泪，强装欢颜：“等你病好了，我们全家一起回东山！”

　　眼前的这些儿女，无论亲生还是抱养，他都关怀备至。他们有的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基层工作，有的通过长达15年的自学考试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有的是企业职工，有的还在部队服役，有的成家有了孩子……他一个个叫着儿女们的名字，叮嘱他们做好各自的工作，培养好孩子，还说：“你们要努力学习理论，在政治上要追求进步，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的话，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此前，他也隐约听到了社会上对儿女们的评价。还好，在老百姓眼里，他这些经常穿着补丁衣服的儿女们，没有一点儿高干子弟惯有的“娇气”“贵气”，都说这个老实，说话轻言细语；那个脾气好，能吃苦，下乡睡地铺……孩子们啊，你们要不是我的孩子，可能会过得更好些，发展得更理想些。但既然入了谷家，就得遵守谷门家风。这些家规也许在今天看来有些不近情理，可能还会被讥为“不食人间烟火”，但今后你们或许会明白，一生都过得坦坦荡荡，睡得踏踏实实，是我留给你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你们传承。

　　眼前这人怎么一来就哭？哦，是胞弟谷文德！

　　从河南林县老家赶来的谷文德，看着形销骨立、肤色黧黑、白发满头的胞兄，恍如隔世，忍不住放声大哭。受着病痛折磨的谷文昌，眸中含泪，近乎喃喃自语：“莫哭莫哭，是人总有这一天。哥也没什么留给你，走后床头这收音机，还有你看得上的衣物，就带回去留个念想吧。你不要责怪哥没帮你，共产党干部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一套，大家都得自力更生。你回去代哥给咱爸咱妈上一炷香，也告诉乡亲们，就说咱没给他们丢脸……”

　　想当年，胞弟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第一次从八尺门跨海登岛，幻想着小桥流水人家，突然直面这样一片风沙呼啸的荒漠，心底竟有几分不信。晚上听得狂风呼啸，所居之屋就像风雨飘摇的一叶小舟，随时都会被沙浪吞没，便问同住的县委通讯员：“你们这里的风沙咋这么厉害？”通讯员回答得却宛如平常：“这还不算大，大的时候能把房子整个埋了。”他在东山才住几天就坐卧不安了：“咱林县苦，没料东山更苦！咱林县虽苦，但树上叶子能吃，地里野菜地豆能吃，东山却到处光秃秃的。沙子能吃吗？西北风能吃吗？”哥哥的回答是：“咱离乡背井不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吃上饭吗？共产党人不就是来救穷人的吗？”

　　胞弟第二次来，照他的吩咐从老家带了一把卸了柄的锄头，问：“你都当县委书记了，还要这把式干什么？”他憨憨地笑着说：“老家的锄头我从小用得顺手，今后走到哪里都带上它，既能就地劳动，也好提醒自己别忘本。”胞弟握了握书记哥哥的手，伤痕累累，比自己的手还粗糙。他知道，这双手，攀过沙丘、缚过“沙虎”、打过石子、筑过堤、种过草、植过树，捏碎过一个又一个天大的困难！

　　

　　谷文昌(前排右一)与当地群众在荒山石滩造林

　　胞弟第三次来，从老家带来哥哥爱吃的山楂、核桃、柿饼。哥哥烟不离嘴，吃上这些可以化痰。他一直都是关心哥哥的，回去前央求过兄嫂：“咱妈年纪大了，也来不了东山，你们干几年调回老家不是一样当干部为人民服务嘛，然后把咱妈从山西大哥那接回林县，享几年清福……”哥哥打断了弟弟的话：“当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就要四海为家，听从党的安排。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在那里生根开花。”那次，哥哥陪着弟弟来到了月光下的海边，思乡之情也油然而生：“文德，你回去告诉咱妈，等东山像咱林县一样密密麻麻长满了树，我一定回去好好陪她老人家。”月亮朗照着兄弟俩，他看见月光和海水一同在哥哥的眼里打转，闪烁得让他鼻酸喉哽。

　　谷文昌是不是忘情之人呢？那年和妻子观看潮剧经典戏《四郎探母》，在战场上被擒后改名易姓娶了辽国公主的杨四郎，15年后与押粮出征的母亲对阵，有心过营探母，奈何道道关口阻拦，只能仰天悲叹：“高堂老母难叩问，怎不叫人泪涟涟。”台上杨四郎唱得凄切摧心肝，台下谷文昌听得泪水涟涟落，哽咽着对妻子说：“不知咱妈情况如何？”

　　他有心把母亲也接到东山来服侍，但母亲的身体已不允许远行。他只好接连寄钱，并在1962年2月参加北京的七千人大会后，于回闽路上拐往山西探亲，和母亲住了近一个礼拜，每晚都给老娘洗脚，一脸笑嘻嘻地听老人絮叨。才过了一年多，196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长子谷豫闽到办公室叫父亲下楼吃饭时，见他一个人面对窗口泪流满面，吓了一跳，接过父亲手头的电报，才知奶奶去世了。此时东山，正逢史上难遇的大旱，繁忙的工作使得谷文昌难以忠孝两全，只得速速汇了钱帮助安排后事，又忍痛投身抗旱指挥。

　　现在，他也真是感觉自己油尽灯枯了。恍惚之中，他总感觉自己的灵魂飘向了那个魂牵梦绕的故乡。“文革”结束那年，他抽身回了趟老家，秋冬之交的林县冷得直让他打颤，后来的工作却又让他无从休假，于是也只住了三天。相比那个离别太久的故乡，他更放不下东山。这个海岛曾是那样的陌生，环境是那样的恶劣，现在却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美丽。他从1950年到1964年，从35 岁到49 岁，向这个海岛献上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如果还有来生，他真愿意与她长相守，犹如谈一场地老天荒的恋爱。

　　

　　谷文昌与家人合影

　　“我喜欢东山的土地、东山的人民。我在东山干了14年，有些事情还没有办好。死后就不留骨灰了，撒在东山吧，让我和东山永远在一起！”得向老伴和儿女们交待后事了，他的声音非常低，且断断续续，气息像是窗外风雨的喘息。他对后事似乎早有打算，只想化作春泥护树。

最后的嘱托

1981年1月29日晚，得知新任省委书记项南从东山特意赶来看自己，这位濒临死亡的共产党员灰暗的双眼一亮。老伴和儿女们喜出望外，以为会有奇迹出现，攥着他冰凉的手却默默无语。痴情的亲人啊，谁能料到那是他的回光返照，谁又能逃脱那一双光阴的手呢？他多想知道新省委书记看完东山怎样评说，他心里也有最后的话要对党说啊！

　　1月30日凌晨，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双总在深情凝望百姓的眼睛安详地闭上了。窗外大雨滂沱，仿佛在为这个共产党员做庄严的送别。远处东山岛参天的木麻黄林带在狂风中呼号，在暴雨中饮泣。在更远处的宁化，在他曾下放两年多的禾口公社，不少干部群众闻讯也放声痛哭，不敢相信只有65 岁的好领导为何走得这么匆忙，争着要赶去送他一程。

　　一周后，史英萍拆除了家中的电话，连同谷文昌的手枪、自行车一并上交党组织：“这是老谷交代的，活着因公使用，死后还给国家！”

　　在这些东西中，史英萍对自行车别有一番感情。哪怕丈夫手把手教过她，她这辈子也没学会骑自行车。她是天生的半残疾，一双手太小了，压根就抓不了车柄。在东山有几次下乡，特别是夫妻双双出门抗旱时，是他载着她磕磕碰碰地奔向目的地。紧抱着他的后背，听海风在耳旁呼呼而过的感觉，竟是那么让人回味。只是美好的时光，比她平时练就的风速般让人咋舌的走路速度，不知要快多少倍！

　　孩子们各奔东西之前，史英萍召集他们说：“党和人民对你们的爸爸这么肯定，给了他这么大的荣誉，你们今后一定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做个好党员、好干部，不要玷污了谷文昌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