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天培

　　《诗经》是一部重要的文化经典。据《论语》记载，孔子曾向弟子们讲述学习《诗经》的重要性。《论语·阳货》有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不仅是一部重要的诗歌总集，全面记录了先秦时期的社会风貌；而且也是一部反映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典籍。在古时的外交、议政等重要场合，卿大夫们也常常引用《诗经》中的文句，赋诗言志。

　　然而，《诗经》素有难治之名。清代大儒皮锡瑞就曾如此感叹：“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诗经》语义古奥，汉代儒生在研习《诗经》的时候，已经感到艰涩。历经千年流传，我们今天在学习《诗经》时感到困难，也就不奇怪了。

　　近代学者王国维发明的“二重证据法”对研究《诗经》很有帮助。他在《古史新证》中对“二重证据法”进行了细致描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份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王国维所言“纸上之材料”，亦即传世书籍，通常也被称为“传世文献”。古书历经转写传抄，在流传时常会出现文字错讹、篇幅散佚等情况，导致今人的阅读困难。而“地下之新材料”，则是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地下文物文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出土文献”。出土文献有很多种，比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石刻碑文，都属于重要的出土文献。可以为《诗经》研究所利用的出土文献，首先是青铜器铭文。青铜是由铜、锡、铅等金属元素所构成的合金。先秦时期，青铜是较为贵重的金属材料。贵族们在宗庙、祭祀、礼仪等重要场所使用青铜铸造的器物，来显示庄重与尊贵。古人会在青铜器上铭刻文字，记录铸造器物的始末，来彰显功业，并传诸子孙。这些铭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就是金文，也叫钟鼎文。金文文献直接反映了先秦社会的历史风貌，作为同《诗经》时代相近的文献材料，也是《诗经》研究的有益补充。

　　而所谓“二重证据法”，简要地说，就是利用出土文献“补证”传世文献的错讹与缺失。例如，《尚书》中有“宁王”一词。古代学者认为，“宁王”意为“安宁天下之王”，是一个称谓，而并不特指某位君王。这样的看法延续了几千年，甚至宋宁宗赵扩谥“宁”，也是受此影响。根据《洛水集》中《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谥议庙说》记载：“夫贤起有尧之野，万国咸安。舜躬天德之全，出宁四海。或遗大龟之宝，亦取安邦。或惟武功之图，亦贵能敉。然则宁之为义大矣。”可见宋宁宗以“宁”为谥，正是因其有宁靖天下之功，和古人对《尚书》中的“宁王”理解一致。

　　

　　对青铜器出土、研究的记载，古已有之。《史记·孝武本纪》有言：“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汉武帝时期就曾有一尊青铜鼎出土，时人将其视为祥瑞。汉武帝甚至将年号改为“元鼎”。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可见他在编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已经留意到青铜器铭文文字。近些年，海昏侯刘贺墓葬的考古发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刘贺的墓葬中，也出土了西周时期的青铜提梁卣和东周时期的青铜缶。这两件青铜器应当是刘贺的个人收藏品。可见青铜器在汉代已经并不稀见，甚至开始成为贵族的私人收藏品。

　　

　　《钦定西清古鉴》上记载的周文王鼎

　　宋代是我国青铜器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从宋代起，学者开始利用青铜器铭文研究《诗经》。在唐末与五代的割据战乱结束后，宋代的统治者比较注重维系政治秩序的稳定。由此，宋代统治者对上古三代之治与经典研究十分重视，青铜器也由此开始得到时人的关注。唐代墨拓技术的进步，也为铭文拓片的流传提供了客观条件。我们知道，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其在自传《六一居士传》中提到自己“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这金石遗文一千卷，就是欧阳修的青铜器拓片收藏。

　　

　　到了清代，传统的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迎来发展高峰。作为重要的古文字材料，金文研究也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期。作为上古三代宝器之一，青铜器深受清代帝王青睐。乾隆皇帝曾敕令学者对清宫内藏的青铜器进行整理，并编著成四部重要的图录：《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这四部书也并称为《西清四鉴》，其中的图录囊括了四千余件青铜器。清宫大内所藏青铜器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在嘉庆朝，阿林保曾在皇帝五十岁寿辰时进献著名的散氏盘作为寿礼。嘉庆皇帝因此龙颜大悦，阿林保也被提拔为两江总督。帝王如此，清代的学者们更是重视青铜器的价值。每有新的器物出土面世，学者们都会争相观摩宝藏。士大夫之间彼此传抄铭文，转赠拓片，相互切磋琢磨，往往传为美谈。更有甚者，出高价求购重器。这种追捧青铜器的风气，甚至促使盗墓活动益发猖獗。

　　

　　待到现代考古学逐步发展起来，地下文物的学术价值得以进一步彰显。王国维之后，陆续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利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其中代表性的专著有屈万里的《诗三百篇成语零释》、姜昆武的《诗书成词考释》、林义光的《诗经通解》、杨树达的《〈诗〉“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解》等。集中体现这一领域成就的，是于省吾的著作《泽螺居诗经新证》。这是最早的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利用出土文献研究《诗经》的著作，旨在利用出土文献“发明新义，证成旧说”。这种利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校勘《诗经》中的错讹字、训解疑难语句的研究方法，被胡朴安先生称为“新证派”。

　　

　　到了20世纪，战国楚简相继出土面世，更为《诗经》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据考证，至迟在商代晚期，古人就已经开始使用竹简当作书写材料了。《尚书·多士》有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的“册”字是象形字，即像竹书简册之形；甲骨文的“典”字，则是像成册的竹书置于几案之形。一些出土的甲骨刻辞上，也刻划有“界格”。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些“界格”是受到竹简书写形式影响而形成的。

　　制作竹简时，人们会首先将竹子劈开，制成长度、宽窄都一致的竹蔑。然后将这些竹蔑用牛皮或草绳编联成册。之后，再将初步制成的简册放在火上炙烤，去除竹简中的水分，以延长保存时间。炙烤的环节叫做“杀青”。我们今天仍会使用“杀青”这个语词。竹简分为青面和黄面，也叫竹青或者竹黄。黄面是竹蔑的内里，青面是竹蔑的外皮。通常情况下，古人会将字迹写在竹黄一面，因其利于水墨渗透，保存字迹。

　　

　　我们目前所见的战国竹简，基本都是楚国文献。这并不是因为只有南方的楚国才使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那么，为什么只有楚简保存下来了呢？原因就在于南方湿润的气候和特殊的地理条件适宜竹简的保存。例如，兵马俑在刚刚出土的时候是彩色的，但在接触空气不久后，染料会被空气氧化，兵马俑就会因此褪色。除了受到空气氧化的影响，虫蛀与霉蚀也是竹简难以保存的重要原因。中原地区气候干燥，北方六国所使用的竹简，基本都没能保存下来。而楚国地处南方，空气湿润，气候多雨，地下水位也较高。随葬入墓的竹书很容易被墓穴渗水浸泡。竹简浸水隔绝了氧气，才得以保存下来。同时，水分的填充使得竹简的纤维结构得以保持。这些楚简在出土后，经过专家的整理，注入人工胶质置换竹简中的水分，就可以使得楚简恢复饱满如初的形态，能够为后世学者所研究了。

　　研读楚简、释读古文字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学术工作。先秦时期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字，人们的书写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一些字形或只记录字音，或任意简省形体，一些楚简中的疑难字，至今学者也很难得出一致的释读意见。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能够让我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秦始皇“书同文”的历史贡献。战国时期，楚地方言的发音同中原语音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也使得楚简中的语音通假与我们此前见到的通假字例有所不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左传》中的“楚言”，应当即是楚令尹子元等人所讲楚地方言。许多楚简当中的通假字例都是我们此前从未见过的。例如，楚简中将秦国大夫“骞叔”写作“邗叔”。若非根据语境推断，我们很难知道二者竟是指同一人。

　　那么，为什么楚简中会有如此众多的通假字呢？学者推测，这可能同先秦时期学术流传的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孔子设杏坛讲学的故事。古时学者授学，大多以口授形式展开。师长开课授业，学生耳闻记录。这种以口耳为媒的传授形式，决定了在书写过程中会普遍着重记录字音。楚简当中有为数众多的通假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目前为止，学界陆续整理公布了《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几批宝贵的楚简文献，其中有许多同《诗经》研究相关的内容。

　　《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纪山镇郭店村。根据墓葬中铭文“东宫之师”推断，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楚国太子横的老师。太子横就是楚怀王的儿子、后来的楚顷襄王。墓葬中的楚竹书，很可能就是当年楚国太子所学习的内容。《郭店简》保存得比较完整，内容也比较丰富。经过整理后，这批竹简共计约800 枚，分为竹书16 篇，字数超过13000 字。《郭店简》中收录有一篇楚竹书《缁衣》引用了许多《诗经》语句，其中有一些异文很有价值。其余如《五行》与《性自命出》等篇章，也与《诗经》有一定的联系。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由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承源先生从海外抢救回国，经过整理，结集为9 册先后出版。《上博简》中总计有超过1200 枚竹简，包括竹书数十篇。《上博简》中学术价值极高，与《诗经》关系最为密切的，便是《孔子诗论》这篇竹书。目前讨论《孔子诗论》的论文已达数百篇，相关学位论文与学术著作也有数十部。仅仅一篇楚简文献，就能够产生如此数量的研究成果，足以说明其学术价值之高。

　　《孔子诗论》共计存简29 枚，但简文残损较为严重，完整的竹简仅有一枚。完简长约55 厘米，竹书全篇40 厘米以上的竹简仅存8 枚。由此可见竹书残损的严重程度。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正因为简文的不完整，使得《孔子诗论》更加神秘。直至今日，学者对《孔子诗论》的讨论和研究仍在继续深入。

　　《孔子诗论》的内容以对《诗经》诗旨讨论为主，全文共涉及60 篇诗。这60 篇诗文在今本《诗经》中基本都可以找到对应篇目，但也有《河水》这样的篇题，在今本《诗经》中并未出现。因为简文残缺，我们已经无法得知《河水》篇的诗文内容。《河水》很可能是逸诗，也可能是今本《诗经》中某篇诗文的异名。《孔子诗论》对诗旨的讨论，大部分可以同《诗序》的解说相对应。但李学勤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孔子诗论》对于诗旨的解释，较《诗序》更为贴近诗文本意。有鉴于此，一些学者也尝试着根据《诗论》对《诗经》诗文的解释，重新探讨诗篇诗旨。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研究发现，《孔子诗论》第2 简至第7 简的上下两端均有8 厘米左右的留白。这种情况在楚简中极为少见。学界至今也没有对这种留白现象的成因得出一致结论。在《孔子诗论》之外，《上博简》中还有一些内容，如《逸诗》《采风曲目》等篇目，也同《诗经》有着密切的关系。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现藏上海博物馆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周公之琴舞》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则是由清华大学校友从海外寻购、捐赠给母校收藏研究的。到2020年为止，《清华简》已经陆续整理出版了10 册，凡计竹书数十篇。《清华简》简文内容丰富。其中，《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耆夜》等几篇竹书同《诗经》关系较为密切。《周公之琴舞》共计存简17 枚，全文含10 篇诗，可分为周公所作和成王所作两部分，皆为以儆戒为主题的诗。周公所作部分仅一篇诗，其他9 篇为成王所作。各诗以“启曰”起始，以“乱曰”结束。其中，成王所诵9 篇中的第一篇，可与今本《周颂·敬之》相对应。《芮良夫毖》经缀合共得28 枚简。简文从西周末政治形势入手，重点记载芮良夫的训诫之辞。简文两处引文可与《左传》所载逸诗和《诗经·豳风·伐柯》相对照。《耆夜》体现了先秦时期的“赋诗”现象，全篇有14枚简，记述了武王戡耆得胜后在“文大室”进行“饮至”礼的始末。期间，武王、毕公和周公先后唱和。周公见蟋蟀降堂，起兴而作诗《蟋蟀》。简文《蟋蟀》诗与《诗·唐风·蟋蟀》可以互相参读。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召南·草虫 采蘋》

　　日益丰富的战国楚简文献已经成为《诗经》研究的有益补充。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楚简材料待整理公布。相信日后，学界同仁会为我们呈现出更多、更为精彩的内容。随着考古学科的不断发展进步，内容丰富的汉简也开始走进学者们的视野当中。此外，石经、敦煌等文献材料，也在不断丰富着我们对《诗经》认识。出土文献是一座留待我们开掘的知识宝库，帮助我们在认识《诗经》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注释：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3页。

　　[2][清]皮锡瑞撰：《经学通论·诗经》，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3]王国维著：《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4][宋]程珌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谥议庙号》，载《洺水集》收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一一〇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9页。

　　[5][清]孙诒让撰：《契文举例·名原》，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20页。

　　[6][汉]司马迁撰：《史记·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73页。

　　[7][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7页。

　　[8][宋]朱熹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5页。

　　[9][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1页。

　　[10][唐]房玄龄撰：《晋书·束皙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2页。

　　[11]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42页。

　　[12]李学勤：《〈诗论〉说〈关雎〉等7 篇释义》，《齐鲁学刊》2002年第2 期，第90-93页。